鲁迅的猫 鲁迅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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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   中国文学还没有定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是太清楚他们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  撰稿·河 西(记者)  葛浩文很和蔼,普通话比顾彬更标准一些,总是有问必答。  3月16日早晨,在威斯汀大饭店见到这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时,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中国作家乃至中国的缘分。  葛浩文这次来中国是为了他翻译的《狼图腾》英文版的中国首发式。他对记者说,虽然他以前从未读过姜戎的作品,但是一读之下就欲罢不能。“一年多以前,‘企鹅’给我寄了一本。我已经看了一点点有关它的评论,但没有看到原著。书寄到后几个星期我就决定了,翻!那时还没有看完,我就先不看完,直接翻译,因为翻译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而且这样的小说,在未读完之前翻译,我会觉得一切都是未知数,都很新鲜。当杨克看到美丽的天鹅湖时,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同样的公园,同样的美丽,我翻译的时候就会带上我自己的感情色彩。”  葛浩文原名HowardGoldblatt,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现任印第安那州圣母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和中国确实是有些缘分的,是他将莫言、苏童、阿来、毕飞宇和王朔的小说翻译成英文,让这些遥远东方的作家为西方文学界所了解。这位被夏志清教授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自然有他的一番见地。  
莫言谈作家待遇引发争议 莫言谈作家待遇引发争议 2008年4月6日 09:38 “10年不写作,照样有饭吃” 在近日与台湾作家对谈中,作家莫言表示,相对于台湾作家专职写作面临生存危机而言,大陆作家的日子好过多了。“最近有人觉得大陆作家待遇不够好,可跟台湾作家一比,我觉得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小的。我们大陆作家,都是在作家协会里做专职作家,哪怕10年不写作,照样有饭吃,照样有房住,生了病吃药、住院照样可以报销医药费,没有太多来自生活方面的压力。” 这一话题引起众多议论。中国作协有关人员表示:“首先,中国作协不养活作家,我们是服务机构,其次各省一级作协有专业作家,但不是专职作家。专业作家与现在的签约作家是并存的,只不过专业作家类似于国家干部,签约作家可能都有固定工作,只不过当有项目的时候参与写作。这不存在养尊处优的问题,它是一种模式,就好比一个企业,有合同工、临时工一样,所以挺正常的,不存在需要改变的问题。”某作家表示:“我必须说,对于我们作协中存在的拿补贴却不写作的人,我和莫言有同样的感触,而且很深,我不赞同这些作家。但觉得大家能否不要总对作家行业要求太高,不要仅仅盯着文学这一块。现在一些机构也养着人,为什么就没有人说他们,这是我们实用主义指向所导致的。有些作家的苦真是看得人心里都难受。我不赞同作家不写作,同样,也不赞同实用主义导向。”
格非回应:好作品要时间来证明 格非回应:好作品要时间来证明  我认为作家没有必要和媒体走得太近,媒体本身有它的一些特质和规则,这是很不一样的。说到顾彬批评当代文学,我认识他,有些观点也是他的一贯看法,但有两点,一个是我觉得他的本意或者原话可能不是那样,再一个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老不出好作品也难怪别人说,自我反省很重要,与其关注批评不如埋头写出好作品。  你要问我对残雪的批评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没有任何看法。作家作品写出来,大家都能看到,都有发言权,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作品只是作品,不是谁一个人说了算的。对作家来说,关键是出好作品,而不是去关注别人在说什么,也没有必要去害怕别人说些什么,这不是最重要的,兴趣不应该放在那上面,不能老去想别人说你好不好。每个作家都要学会自我反省,而不是去提醒别人反省,有自己的东西这很重要。  文学作品是要传之后世的,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考验。什么是好作品?不一定现在那些动辄印一百万册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可能再过些年没有人能想起来,我只是说可能。而印数少的作品不见得就不好,有的书一开始可能只有几十个人在看,在评论,但这不能说明什么,真正的好作品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几十年后可能还有人在看,在评论,时间弥久它自身的价值才慢慢散发出来,光芒日益耀眼,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 李晓F158
格非回应残雪最近一段时间的“大发飙”:好作品要时间来证明 格非回应:好作品要时间来证明   我认为作家没有必要和媒体走得太近,媒体本身有它的一些特质和规则,这是很不一样的。说到顾彬批评当代文学,我认识他,有些观点也是他的一贯看法,但有两点,一个是我觉得他的本意或者原话可能不是那样,再一个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老不出好作品也难怪别人说,自我反省很重要,与其关注批评不如埋头写出好作品。   你要问我对残雪的批评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没有任何看法。作家作品写出来,大家都能看到,都有发言权,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作品只是作品,不是谁一个人说了算的。对作家来说,关键是出好作品,而不是去关注别人在说什么,也没有必要去害怕别人说些什么,这不是最重要的,兴趣不应该放在那上面,不能老去想别人说你好不好。每个作家都要学会自我反省,而不是去提醒别人反省,有自己的东西这很重要。   文学作品是要传之后世的,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考验。什么是好作品?不一定现在那些动辄印一百万册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可能再过些年没有人能想起来,我只是说可能。而印数少的作品不见得就不好,有的书一开始可能只有几十个人在看,在评论,但这不能说明什么,真正的好作品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几十年后可能还有人在看,在评论,时间弥久它自身的价值才慢慢散发出来,光芒日益耀眼,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
余华新作已经动笔 《兄弟》之后是什么?这是余华这几年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每当这时候,余华总是一脸坏笑,“我要好好休息一段日子!”而事实上,他从去年年末就已悄然动笔。昨天(4月20日)来沪参加上海作协“城市文化讲坛”的余华,经不住记者的“纠缠”,透露了新作的情况。   写惊心动魄的故事   余华新小说的发生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跨度不可谓不长,但他却偏偏要讲一个“很集中”的故事。那是两个男人的故事,是关于两个南方小镇的男人“漂泊”的故事。余华透露,这是他写长篇以来,第一次很完整地去写一个故事,“是把很多碎片拾起来合成一个,而不是把一个打碎。”   这个故事从2004年末起就萦绕在余华心头。余华一直想写出来,但是要在大跨度中集中地写一个故事,他苦于找不对路。到了去年末的一天,余华突然茅塞顿开,“写作方法其实就是你身后的一扇门,你只需要一转身。”据悉,余华希望在今年内拿出作品,可他现在被各种社会事务纠缠,“事情排满,四五月份看来又要浪费。”   不干涉话剧《兄弟》排练   周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刚刚宣布启动话剧《兄弟》的排练,编剧对余华原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尽管已有“不干涉排练”的声明在先,但人们还是猜测余华这次来沪,会抽空去看几眼排练。余华昨天回答得很干脆,“我不会去管这件事情,《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被改成话剧,还得了三个大奖,别人买好头等舱的机票叫我去,我都不去,这次我就更不会去了。”   余华告诉记者,他不干涉排练,不是说他不关心,而是觉得话剧和小说根本就是两码事,“当年张艺谋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就说过,不管他改好改坏,我的小说都不会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格非:《人面桃花》可能没有第三部 格非:《人面桃花》可能没有第三部 日期:2007-03-17 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 作家格非的小说《山河入梦》年初出版之后,一直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昨天,《山河入梦》作品研讨会第二场回到了格非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而对读者关心的《人面桃花》第三部可能会写什么内容,格非昨天却表示,“最大的可能是第三部不会写。” 作家格非从事写作20多年来,《山河入梦》系列研讨会是国内第一次举办的格非个人作品研讨会,而格非在会上却表示,自己厌恶参加各种研讨会,举办和参加个人作品研讨会完全是因为要配合出版社对《山河入梦》的宣传,对得起出版社为小说首印的“7万册”这个数字。格非认真地说:“小说出版到现在,我已经差不多接受了20多次采访,我自己都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我有什么能耐对自己的作品做这么多次的应付?从现在开始不再接受媒体关于这本书的采访了。” 谈到这部小说,与会的评论家们还是从这个爱情故事中读出了更丰富的内容。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认为,从已经出版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看,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有着非常大的野心,“毫无疑问这三部小说一定有着对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理解,而且也希望改写人们对这个历史的理解。”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以及计划中的第三部应该是对中国百年历史的书写探索的可能。“因为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内心始终有一个最大的焦虑,这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怎么去表述。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此外,王鸿生还认为,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是塑造了几个“呆”、“傻”、“痴”的人物。 但作家陈村反对用历史的眼光解读这部小说,“小说家的任务始终是写人而不是历史。” 学者毛尖则希望,格非不要被在场的评论家们误导,从而限制了第三部的创作。 就在同行们都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解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格非却认为从来没有想过完成这么大的宏伟叙事,“我写的不是历史,只是个人与现代的关系,然后将一些个人隐秘的情感,寄托在小说主人公姚佩佩身上。我曾经说过,有人要是不喜欢姚佩佩,我会跟他拼命的。”
写雨的格非不只是写作 写雨的格非不只是写作 (2007-03-15 10:45:47)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旁白格非,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以“叙述空缺”举旗“先锋作家”一派。作品有短篇小说《青黄》、《戒指花》等;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不过是垃圾》等;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等。《人面桃花》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新作《山河入梦》(《人面桃花》三部曲之二)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会客厅雨的精灵受邀写格非,起初有些为难。不是不熟悉,作为他的研究生,天天见面。就如同他讲课说《红楼梦》有太多的隐秘,解读不尽,格非也是曹芹那样谜一样的人。作品是一把打开作家心灵的神秘钥匙,毕竟它是作家灵魂的产物,定会带着作家本人的基因。在格非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一个精灵——雨。曾经和格非谈到过雨的意象。他说,雨让他想到江苏丹徒老家,更能让他透气地写作。2002年去韩国南部的一座小城讲学,“每到黄昏就下雨,入夜时分躺在床上听雨,同行的一个助教被连夜雨吓得大呼小叫,我却觉得舒服极了。”在雨水里,哗啦啦写完了那部挤压在心里10年之久的《人面桃花》。新著《山河入梦》里自然少不了雨,开篇就是。“车窗外雨下得正大,谭功达坐在后排,鼾声如雷,在刷刷的雨声中,佩佩(女秘书姚佩佩)觉得四周有一丝难言的静谧之感,似乎雨幕将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她觉得心里很安稳。”有雨的夜晚,格非亦觉得心里很安稳。格非坦言,《山河入梦》里的姚佩佩在相当程度上隐含了他自己,写到姚佩佩的死,“忽然觉得自己处在一种失控状态。这个小说是在北戴河完成的,那天我写到上午十点多钟,我压抑了那么久,一定要释放,要宣泄。”末尾那段话如呓语,“我的妻子读着,好几天一想起它就会泪如雨下。”格非对雨很敏感。他爱雨,就像现代文学大师废名爱树,竟成癖。格非说:“南方的雨绵绵密密,好听得很,北京老不下雨,很是苦恼。”家务好手 作家需要天赋。在格非眼里,天赋不是说一个人要知识全面,有很高的修养或很高的境界,而是敏感。他给我们上课,总以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大作家为例子。格非一直在校园内耕作,创作上位列中国先锋文学“三驾马车”之一。他说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不怎么接触社会,也比较厌世悲观,整天躲在家里,他们的成功说明“作家不一定工、农、兵、学、商都去了解,重要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和足够的敏感。”其实,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得。格非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带博士、硕士,太忙了,写作是业余工作。因为写作的时候没时间做饭,格非为此还练就一门绝技——蛋炒饭。用格非的话说,“将剩饭炒一下,加点火腿加点蛋。”长此以往,炒饭功夫和写作功夫与日俱增。有一次作家迟子建问格非:“你还做饭哪,你还要做家务哪?”格非很自豪地说:“当然啦,结婚以后,该做的家务我都做。”格非是南方人,说到家人的时候,嘴里词句,笑意浅浅的,却饱满。儿子4岁以前,几乎是他带的,那时候,每天下午抱着儿子在学校里散步,学生们见了都要笑。天长日久,“儿子就养成了每天都要出去散步的习惯,下雨的时候不出门了,就哭”,于是格非只好打着雨伞,抱着儿子,漫步雨中。很长一段时间,这还成了清华大学一景呢。写作快枪主业是教学,副业是写作。当然,搞教学研究也会为写作做点积累。就说《山河入梦》吧,格非花了一两年时间准备。他查了许多文学资料,看了周立波等人当时写的小说,来找寻1952年至1962年间小说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的人物特点。他说连听音乐也会听一些那个年代的歌曲酝酿情绪。万事俱备,真正写作,也就花了七八个月。
格非畅谈“人面桃花三部曲”创作秘诀   2004年,格非曾凭借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人面桃花》囊括当年年度中国文坛的三项大奖,小说被誉为“距离经典最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日前,“人面桃花三部曲”之第二部《山河入梦》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再度引起各界关注。昨日,格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畅谈其创作过程。   为“三部曲”酝酿10年   十多年前,格非曾为自己做过一个写作计划,想以三个不同时代为背景写作一个小说三部曲系列。此后,经过10年酝酿,他完成了该系列的第一部《人面桃花》。第二部《山河入梦》的问世则又隔了3年。相较于《人面桃花》的10年磨剑,《山河入梦》的创作显得顺利了很多。因为,在写作《人面桃花》的同时,格非已经完成了三部曲系列的基本构思。“当时我觉得怎么处理三个部分是个难题,犹豫不决中拖了10年。第一部分在10年前就已写好几千字,却因为突然生病晕倒住进了医院,于是把写作耽搁了。”   多年以来,该系列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始终在格非心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和生长,“虽然基本的东西不会变,但是人物和情节都会有所变化。”格非说,只有把小说写完,它才能从脑海中彻底消除,“写完一个作品就如卸下一个重负,不然它一定在脑子里,怎么也丢不掉。”   “山河”同时还寓意爱情   格非曾多次说过,《人面桃花》三部曲写的是三个年代的故事,表达的却是同一个主题:乌托邦理想。但他昨天又告诉记者,这三部小说其实也是三个爱情故事。“《山河入梦》就是这样,男女主角同时出场,到最后一年又同时死掉。自始至终,我都把他们当作重要人物来勾勒,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描述。”   对于《山河入梦》这一书名,格非也有自己的解释。一个当然是指乌托邦,对男主角谭功达来说,山河入梦是指他脑子中想着的是大坝、沼气,是让每个人过上好日子,他当一县之长,整个县都由他控制,成为试验场。“但‘山河入梦’还有一个意思是指谭功达与姚佩佩的爱情,谭功达所有的梦想和意识都与姚佩佩相始终。山河不只是指向大好江山,也指向爱情。”   重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格非的《人面桃花》,曾被某些文坛人士批评“回归传统消磨了格非的先锋性,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但格非坚持在他的创作中重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用他的小说作出思考。   “从哲学层次上来讲,如何理解生命、生死,包括时间等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都不一样。我不能说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一定优于西方,但至少不比西方差。从我个人来讲,它甚至比西方有道理,我更能认同。”从爱情的角度来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都比较含蓄。“在中国人看来,比如张爱玲的小说,爱情和婚姻是不可分的。可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却把这个分得太清楚。试问,如果没有家庭,没有终身的白头偕老,爱情又在哪里?”   至于小说写作的技法写法,格非则认为,要增加小说的丰富性,不一定非要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那样,搞得面目狰狞、语言枯燥。“中国传统小说中,很多问题都解决得很好。有很多技法,像《史记》、《左传》这样的作品,很多时候作家都隐匿在背后,通过这种办法来保证作品的丰富性,消除单一的指向。”格非认为,传统小说有很多技法值得学习,“这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   向海明威学习写作方法   写作《山河入梦》,格非每天所写不超过2000字。“我很少改稿子,基本上一遍就写完了。写完后让我学生从头到尾读一遍,帮我录入,然后在电脑上修改一下就完了。”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写作,对格非来说非常轻松,状态也比较好。“写太多太吃力。而且我现在工作太忙,要平均使力,把创作的感觉保持下去,不能一暴十寒,否则十年也写不完。《山河入梦》我写了七八个月,还是比较紧凑的。”   格非告诉记者,他的这个写作方法是向海明威学的——一个作家应该写到感觉好的时候停笔。写到感觉好就停下来,就能带着很好的感觉进入第二天的工作,晚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作家知道自己写到这个地方真妙,感到很得意,第二天感觉就很轻松,没有压力。如果在写不下去的时候停笔,就可能一停两个月,受挫的感觉会很深。“我按照海明威的话去做,突然发现写作可以变得这么愉快。我痛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克服,哪怕花五六个小时一定要写到顺了,这样写作就很舒服。”
山河入梦   《山河入梦》可以说是以一本书的力量平衡了一个时代,在爱情都变成脱衣舞的世界里,夜夜夜宴,金金金黄,小说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  撰稿/毛 尖  大学一年级,写作课,宋琳讲了半学期,然后说,接下的课由格非老师讲。 文史楼301,窗外就是食堂,肉面蛋汤,小炒入梦,谁讲都一样,反正最后一节课,准时下课的就是好老师。这样,一学期的头锅菜吃下来,格非宋琳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后来,中文系的来串门,问起我们的写作老师,其中一个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宋琳格非给安排去外语系,却不给我们本系的上!醍醐灌顶,我们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浑噩。但写作课已经结束,同时,一个学期的肉圆也终结了我们对食堂的激情。  不过,回头想想,人生大抵如此,八十年代在时间上结束的时候,我们心理上的八十年代才徐徐展开。最近看格非的《山河入梦》,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山河入梦》有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梦想的男人;县长秘书姚佩佩,一个带着悲剧命运的清醒女孩,但他们命运的相遇却发生在他们分离以后。其时,谭因为水库失事被革职,姚因为杀了强暴她的人而逃亡,女孩感到时日无多,开始在逃亡途中给谭写信。沧海桑田,谭亦发现自己最爱的人就是姚佩佩。山河相隔,他们疯狂相思,谭开始想象姚佩佩怎样逃亡,到了什么地方,天是不是下雨,会不会被抓住,爱情在没有一点实现机会的时候降临了,山河入梦,谭的梦想,他的意识都为姚佩佩所主宰,甚至,他梦见了她的梦。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  这种爱情,或者说,这种叙事,好像成为一种格非语法了。你看,在《山河入梦》的前传,谭功达的母亲,《人面桃花》的主人公秀米,也曾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对“表哥”张季元的感情,但是,爱情的真正发生却是在张季元死后。带着张季元的日记,秀米开始了她的乌托邦之旅。  不知道这是作者的宿命论,还是他特意为这个乌托邦三部曲设置的语气,《人面桃花》第一章,取名“六指”,但这个“六指”一直要到小说最后一章才出现,而他一旦出现,也永远失踪于小说;《山河入梦》第一章,“县长的婚事”,但婚事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倒数第二章,而没隔多久,这桩婚事亦告终。好像是,整个故事的发生和发展就隐喻了乌托邦法则:乌托邦不能也无法降临,但是,对乌托邦的想象却是故事的源头,是历史的开始,是这个世界最初和最后的梦境。  因此,《山河入梦》可以说是以一本书的力量平衡了一个时代,在爱情都变成脱衣舞的世界里,夜夜夜宴,金金金黄,小说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当然,这个帷幕在未来的展开中,将显示更加宿命的意味。就像《山河入梦》的封底所写:“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它镌刻在她的心中。”所以,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姚佩佩一出场就和自己的命运邂逅,与谭功达一起从普济水库回来,他们就遇到了搜寻案犯的警察,当时,清白的她看着这些警察,莫名地泪流满面。  不过,苍天在上,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小说最浓的诗意还在这些眼泪的归宿,结尾时候,住在冰冷的乌托邦里的谭功达,“蹲下身子,他的手指轻轻地拂过缀满露珠的芦叶,就像是在触摸一张挂满泪水的脸。他相信,这就是佩佩的脸。”而藉着这个温度,格非也告别了那个被标签为先锋作家的自己,他不再是小说史上的炫技派,岁月流逝,他决心以最大的善意打捞历史,为二十世纪写下警世钟,也写下芙蓉诔。  菊残霜枝。山河入梦。当年格非给我们讲现代小说,讲到契诃夫如果在小说开头描写了一把枪,这把枪在小说结尾前,一定会打响,但在现代小说中,就不一定。而这把在格非小说中悬了二十多年的枪,在《山河入梦》中,终于打响了。因此,我也说不清楚,《山河入梦》到底是现代,还是传统。
“乌托邦”的挽歌——评格非的长篇小说《山河入梦》 “乌托邦”的挽歌 ——评格非的长篇小说《山河入梦》 张学昕 发布时间: 2007-02-09 04:18 光明日报   格非在沉寂十年后的2004年拿出了《人面桃花》,一如他在这部小说中布置下的大量悬疑和“空缺”,他留给了我们一个并不久远的期待。作为“人面桃花”系列第二部的《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版),又让我们洞悉了这位“先锋作家”对历史和情感的耐人寻味的抒写,或者说,格非在这里为我们谱就的是一首关于人 的“乌托邦”夭折的挽歌。   这部小说所表达的动机,好像有意想与那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相悖。我们在主人公谭功达的孤独的个人历史中,清晰地发现了他与母亲陆秀米竟然有着相同的“乌托邦”精神结构。谭功达重复着他的前辈们对理想的偏执和“疯狂”的浪漫。无论是陆侃、丁树则、陆秀米、张季元、花家舍兄弟,还是谭功达、郭从年和姚佩佩,他们生命中潜在的“乌托邦”梦想,成为变动不羁的岁月里被一代代人所接续、修复的存在依据和精神幻像。有所不同的是,谭功达遭遇到了几倍于他前辈的困难。他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和体制,在给予他相对活动空间的同时,一个扭曲的“一体化”的意识形态规约和坚硬的文化环境,使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象牙塔难免摇摇欲坠。不停地虚构“乌托邦”蓝图,也就是不停地自掘陷阱,这种超越了历史理性的“理想”,最终逃脱不掉被颠覆的结果。作者借郭从年之口最后讲出了“乌托邦”自身的裂隙和脆弱:一种绝对自由的不存在,一种在历史和自然面前人的卑微和渺小,人心的扑朔迷离、不可把握和人性的坚硬质地。无疑,格非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村庄的命运索源或暗示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   与前一部《人面桃花》相比较,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小说,它进一步摆脱掉了诠释当代史的负担,直逼人类精神出路和现实困境。实际上,作家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乌托邦”:社会乌托邦和爱情乌托邦。当社会的“乌托邦”理想破碎时,现实逼迫谭功达意外地“逃入”花家舍,得以逃离残酷的现实情境。但谭功达又开始了对爱情乌托邦的憧憬,当然,这也是这个理想主义者最后的“乌托邦”。而他的双重陷落,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形成了微妙有趣的反讽。   所以,最初,小说就选择一条情感线索开始作为拉动叙事的引线,这是一个十分个人性的叙述视角。这样,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谭功达个人作为感性、热血、理想的“诗人政治家”的浪漫诗意,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这也同样给人物的存在提供了深刻的悲观的基础。谭功达的彻底失败,以及他在情感、婚姻的波折和失意,是一种必然性的尴尬结局,这也是作者着意要表现的人物所陷入的终极困境。他为什么会失败,在这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或许都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谭功达苦苦追寻的人类社会的“桃花源”和理想国,对任何人来讲,如何能成为现实都不是一个假以时日的单纯期待。那么,谭功达的精神动力何在呢?格非再次发掘历史的幽微,回到时间深处去揭示生命与理想的产生机制和意义架构,去察觉可能被时间遮蔽、忽略的历史多元性、复杂性。他如他母亲一样,宿命般地被前辈失败的阴影所笼罩,理性和非理性的欲望在对情爱的生死歌哭中构成他存在的紧张和焦虑。对于他的“花痴”状态,我们完全可以视为他对存在会经常产生的超常幻觉和痴迷,是近乎病态的焦虑。而接二连三的爱情旋流,已成为他慰藉生命、救赎自己的唯一梦境。在一定意义上讲,谭功达是权力场上彻底的失意者,在乌托邦的“疯癫”被终结之后,潜在的恐惧使他几近绝境,他将残留的希望全部转移到情感上来。在他所经历的四位女性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和小韶中,如果说白小娴和张金芳的出现使他的生活显得荒诞不经,游离出自我,艰难地挣脱出欲望的樊篱,那么,小韶则使他在生命的困厄贫瘠的日子里获得暂时能够存在下去的勇气。姚佩佩是小说中唯一理解谭功达的人。正是她的爱,给了谭功达能够重新回到自我的信念。但是,“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在谭功达和姚佩佩同时陷入一种无援的境地时,我们看到格非笔下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异常冰冷、荒芜的世界。人就像一个个湖心弹丸之地的“花家舍”,在对世界的茫然四顾之中,难以吸纳山河的浩气,难以走出历史,走出现实,走出自己的阴影。伴随着叙述的淡淡的感伤,小说凸现出对人的历史性的反讽,“乌托邦”的陷落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注意到,小说中经常出现阳光下的“紫云英花地”的意象,它就像“乌托邦”神圣的象征符码,在主人公的心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那美妙、清俊、纯美的理想图景却常常为“一片浮云的阴影”所覆盖和隐没。显然,它也喻示着梦想的虚幻性、不确定性、易破碎性。   现在看,这部《山河入梦》作为“人面桃花”系列的第二部,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从细节上看,这部小说所设置的“悬念”明显少于第一部《人面桃花》。对于格非小说中的“悬念”,我从不认为这是作者有意的调侃和“小摆设”,它实质上是对存在世界的一种认知和表现方式,是通向未可知事物的一条神秘通道。由此可见,愈接近现代、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家的智性愈要大于情绪,叙述也就愈发要从事物的本身出发。格非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比起他前一部小说,这部《山河入梦》的写作也就显得愈发朴素、稳健,从容不迫。
格非:描写相对破碎的人生 格非:描写相对破碎的人生 2007-2-7 7:43:57   据文汇读书周报报道 作家格非凭借“人面桃花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报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在与本报的对话中,格非透露了创意的由来以及背后蕴含的深意与独特性,力求探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寻找“乌托邦冲动”与“真实存在”之间的隐秘通道。  周报:你的三部曲皆以20世纪的不同历史阶段为背影,且呈递推之势,是否有打算把它们写成为一部记录20世纪进程的“史诗”系列?  格非:史诗不敢当,写它的年代也过去了。虽然现在没人再去写史诗,但是这样的梦想依然存在,作家当然希望尽可能深刻地表现他的时代,去描绘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也有这种冲动。但我不会采取过去编年史的写法,而是想用完全个性的手法,来勾勒一个大的变化。这仅仅对个人的意义而已,具体的历史走向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能否写成史诗,倒是没考虑过。  周报:小说中的一些对白以及人物,如乱用成语的司机小王、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郭从年、神秘而可怕的代号101,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也是你一贯先锋性的表现。这些对于你最终选择悲剧性结局有怎样的联系,是否想借此表达对特定时代的特殊思考?  格非:所谓的荒诞可以理解为现代主义的方法,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以前我专门受过现代主义的训练,作为写作的资源,我不愿抛弃掉。而且我希望把小说中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中国传统叙事、西方现代主义手法都容纳进来,自然就有一些变形、荒诞的成分,这是形式方面的考虑。其实荒诞的东西并不神秘,生活中许多事都隐藏着荒诞的成分,比方说,如果有个人算命说你会被老虎吃掉,可能吗?城市里除了动物园根本就没有老虎。但是就有一个人真的被吃掉了,那是一只被人饲养的老虎。所以对于生活,完全是看具体的人如何看待,有些事物只是作家发现了其中的荒诞,凭借创造力将其表现出来,卡夫卡就是这方面的名家。我写荒诞,也只是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与结局也有一定的关联。  周报:写作《人面桃花》之前,你已经近十年没有发表长篇小说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此外,你对当前的小说艺术现状总体上持何种看法,尤其是良莠不齐的小说层出不穷的情况?  格非:现今社会的变化特别剧烈,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想去寻求新的角度,也需要自己停一停。那时压力很大,观察、描述现实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疑虑,看不清楚,又不太愿意重复以前的东西。这段时间是自己付出的代价吧。  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原来不敢想的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丰富性也超越了想象。当前的作品对于变化的中国缺乏优秀的描写能力,读者也都受制于消费性的阅读,跟功利化的价值系统的蔓延很有关系,因此我对90年代后的作品总体上很不满意。
《山河入梦》----尝试在小说内部完成创造 格非《山河入梦》尝试在小说内部完成创造 日期:2007-01-19 作者:陈熙涵 来源:文汇报 2004年,作家格非以“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囊括2004年度中国文坛的三项大奖,其炉火纯青的传统小说语言被誉为“距离经典最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近日,“人面桃花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一经作家出版社推出,就成为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亮点,格非再次以他平实的叙事,引起文坛一阵歔欷。日前,记者采访了格非。 格非说,什么是《山河入梦》的比喻呢?我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假设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假设,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它。望着这片“阴影”,姚佩佩在心中许了一个愿,闭上了眼睛。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它镌刻在她的心里。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可别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这是姚佩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格非强调这片“阴影”的意象可能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阴影”是小说初期的一个情境,直到最后读完小说,读者或许会明白“阴影”是什么。 格非说,“卡夫卡写过‘缝纫机遇上雨伞’的故事,我写这部小说也带有类似的愿望”,那就是极力表现荒谬处境下的个人遭遇。 这部小说内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又融入西方现代小说的手法成为一大看点,“我绝不是借助时下作家流行的借用章回小说或话本的外壳,而是在小说的内部完成一种创造。”格非认为对于看热闹的人应该能读下去,尤其是女性读者希望能感同身受。但那些隐藏的丰富细节如匿名信等也许在读者读第二遍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格非认为,中国小说的线性叙事传统带来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很多情节无法同时兼顾,而西方小说家发明的共时性叙事虽然实现了故事在横向上的拓展,但往往使故事纵向发展暂停。所以他在新作品中尝试了用黑体字表示人物漫无边际的重要内心活动,这样在实现类似“共时性”的叙事同时,又可以避免破坏整体故事的流畅性。 谈到“人面桃花三部曲”收官的第三部,格非说,该小说目前也已构思完成,他计划于今年动笔并完成。第三部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从时间和逻辑上对前两部小说都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更指向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生死疲劳 ——莫言新作的几个关键词 生死疲劳 ——莫言新作的几个关键词 日照新闻网 2007-01-01 日照日报   王崇才 创作速度/字数比/对称性 莫言要写小说不是什么新鲜事。看到《文汇报》的报道,莫言自己说《生死疲劳》的创作速度是——43天制造了46万字。细细读读《生死疲劳》,先不说莫言在《四十一炮》、《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基础上的新突破,单就其浩瀚文字工程也足以让很多人不能望其项背。我是认真地读完,而且是“疲劳”了。 拿过第一版的《生死疲劳》,第一时间读了小说的目录,我分明看到了小说超出60万的潜字数,我的理由是,这个书的创作在前两部《驴折腾》、《牛犟劲》才占了书的三分之一稍过一些,这说明作者在创作时处于一些考虑和避讳,删除了一些内容,因为像这样一个自称带有“中国古典小说”模式的小说,作者在写的时候是不可能不考虑其文字的对称性的。有媒体说莫言在家四十几天写了60几万字的小说,但是莫言在《文汇报》的《小说是个手工活》中已经否定了这样的说法。但在《生死疲劳》的前两个部分中,我总是怀疑莫言隐藏了很多的话,这些话,我读完整篇小说才想到莫言在另一个小说《丰乳肥臀》中已经说过了,至少是有些可以印证的内容。 “六道轮回”——动物与时代特征 “六道轮回”是佛教的思想,莫言在《生死疲劳》的扉页中这样记录道:“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个是对小说的主题的核心暗示。“六道轮回”的佛教思想说:人“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驴……”而小说中也从这个思想和思路出发,但是不是完全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的,西门一世为人、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最后为猴子。整个小说的跨度是50年,经历了建国初、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中国的一系列大的变化。这个思路与作者的《丰乳肥臀》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这次作品的视点不再是人或者一个第三人称的全视角叙述,而是从各个轮回的动物(也就是西门闹的亡灵)和西门闹长工蓝脸的儿子两个视角切入。这样地安排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很直接的,有目的性的。 主张社会财富的平等和生产资料和丰收果实的共享,这是无产阶级的最朴素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西门闹原先的长工蓝脸和他的乡亲们就达成了这个愿望。随即,西门闹就被杀了,他的家人也面临着几种命运。大老婆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因为他是西门闹的正房,西门闹的死是不能抵西门闹“全家的罪孽”,而二房和三房则在利益和社会势力的驱使下走了另外的路。蓝脸就成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的一个典型代表,随即娶了西门闹的二房,接管了西门的一些土地和房子。但是接下来的遭遇就显得很悲惨了。合作社的兴起无意是农民单一力量在社会主义面前一个无可抗拒的选择,因为要共有、要共富,所以土地哪怕是日常的生活的合并成了社会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蓝脸是一个倔强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相信自己的体力和能力,他相信靠自己奋斗可以比合作社更强,于是出现了惟独他家不入社的现象。莫言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个性。“小说中,我主要写了几种有价值的个性。有价值的个性也许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中是不被理解的,但总有被理解的一天。比如有一个人物在人民公社时期一直坚持要单干,虽死而不从,最后众叛亲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知道,他用非常朴素的人生哲理战胜了整个社会。小说中人物也有对分地非常不理解的,单干以后他天天告状,最后也导致了悲剧。”(蒲荔子:《〈生死疲劳〉——从佛教思想出发》)这是人的奋斗。 西门驴的野性和不羁正是那种铁铮铮汉子的直抒胸臆。它的不幸的遭遇,与其说是当时社会的歧途,还不如说这是对个体价值的直接肯定(悲剧的价值)。 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在《牛犟劲》这个章节,莫言就描述了蓝脸家庭的分歧。虽然周围的人多次劝说入社,蓝脸岿然不动,但是家庭的内部人员在社会潮流的面前出现了分解,蓝金龙(即西门金龙)因为合着社会潮流走,成了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而且似乎要“六亲不认”做一个彻底革命的青年,多次劝父亲和弟弟入社,但是蓝脸不入,而其弟弟蓝解放也带着父亲的倔强。这个时候的轮回就是一头牛,牛是倔强的,似乎与主人站在一起,成了一个不可侵犯的领域,捍卫着主人的尊严。但是倔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西门牛(西门闹的三世)先是被砍了一个牛角,再后就被金龙(西门闹的儿子)穿上了铁箍,被牵着鼻子走。要知道牛是有灵的,他知道收拾自己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要说的是这个章节用的叙述人称不是西门轮回,是蓝脸的儿子,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安排!读者无法直接了解牛的感受却可以想象得出来。正如一个很精辟的话说道:60年代的人是狂热的。别说金龙不知道牛是他亲生父亲,就是真的知道,估计也依然会走着革命的道路,顺着常理来收拾这头牛。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金龙在伤害其亲生父亲的同时也在伤害着其养父的心。
2006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大年 2006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大年 发布时间:2007-01-08 07:57:35 点击: 179次 本文共3页 当前为第1页   光明网报道 (记者 韩小蕙)“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依然保持了向上突进的势头,全年的出版量是1200部左右。从作者的构成来看,名家出现比较集中;从质量上看,有关专家认为:“不是丰年,也不是歉年,而可以说是一个大年。”  2006年底前,由《当代》杂志社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2006年度最佳”推荐活动揭晓,铁凝的《笨花》荣获“年度最佳专家提名”,王海翎的《新结婚时代》荣获“年度最佳读者提名”。此外,获得“年度入围专家提名”的是:莫言《生死疲劳》、苏童《碧奴》、都梁《狼烟北平》、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获得“年度入围读者提名”的是:苏童《碧奴》、铁凝《笨花》、都梁《狼烟北平》和余华《兄弟(下)》。从投票结果看,专家和读者的评价有4部相同,占提名作品的57.14%,说明了社会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那么,专家们为什么纷纷给《笨花》以最终肯定呢?他们心目中的好长篇小说是什么标准?他们对2007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青年评论家阎晶明说:我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特点,即一个作家试图在一部小说当中完成对一个家族,甚至对一个民族百年历史的叙述。这种尝试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但是其中在表现历史时段不均衡上面,很难让人完全满意。而近几年小说家们调整了自己的创作姿态,主要表现在对于选取百年历史当中的百年历史时段进行叙述,使小说得到水乳交融的展现。2006年这种调整已经在很多作家的创作当中有所表现,比如说《笨花》、《生死疲劳》,还有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这几位作家共同创造了一部中国百年历史的叙述。《笨花》在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意义,铁凝有效地选取了题材,在故事的叙述当中显示出个人对社会历史的关照和评价,所以这个选题叙述给人一种细腻的、淋漓的、不是很匆忙的写法。
海外出版人:中国图书出口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查看最近的图书销售排行榜,《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之类的引进版图书,至今尚没有退却热度,因此,外国书商轻易就能从中国市场分走上千万元的版权费。但中国想要在国外的书市上取得同样的成绩,却难上加难。据之前的数据显示,中国出版物进出口贸易依然存在巨大逆差,基本上还维持在10:1左右,令人堪忧。 本月月底至10月,三场大型的国际书展即将在北京、莫斯科和法兰克福举行。在中国书商积极筹备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这回又能有多少胜算?2005年,中国出版界最大的骄傲无疑是英国企鹅出版集团以10万美元的预付高价买下了《狼图腾》的英文版权,但这种成功的个例实在不多。 全国政协委员赵启正早在今年3月9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正式提出“文化赤字”的说法,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投入不够、思维落后、人才匮乏等,都是制约中国图书出口的严重因素。中国在文化出口和文化影响上的缺位,与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绝不符合。于是如何振兴中国的文化产业,成了2006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近日,中国国际出版集团邀请十多家世界著名出版机构的同行聚会北京,就对外出版选题策划进行为期一周的研讨。澳大利亚中华书籍总经理托尼·迈格林奇和英国出版商安迪·麦克基洛普就中国图书走向海外市场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网的采访
但愿不是垃圾 是在最近的一次同学聚会上,男生Y和女生X说笑的一瞬间,有同学开玩笑:“拉着同学的手,后悔没有早下手。”想不到啊,两个月后,再传来的消息,竟是两人出双入对畅游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这件事还没有最终结果之前,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这消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男生嘴里喊着:“想不到30年后,不该下手的时候,出手倒蛮生猛。”听起来像是责备,其实心里除了羡慕恐怕还有点嫉妒和失落,恨只恨自己囊中羞涩,不像Y那么有钱,女生X曾是他们共同的暗恋目标。女生们呢,更是集体埋怨组织那次聚会的班长,说都是聚会惹的祸。班长解嘲地说:“平时你们女生总是嫌我们男生不关心单身的X,现在看着人家又要买房又要买车的,还有人领着飞来飞去地到处度蜜月,你们倒个个不自在了,敢情平时的关心都是装的。”女生们哑然,虽然大家都希望离异后的X能有个好结局,可Y毕竟是有妇之夫。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只是因为发生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有兴趣在百忙之余对此拭目以待。有男生道,除了静观你们还想有什么作为吗?批评Y有钱就变坏,还是指责X不该插足别人的家庭?安静点吧,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就在我们这些非鱼都安静了之后,突一日,又有一位男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看了一篇小说,题目是《不过是垃圾》,问我看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一定要找来看看,今年的小说月报,第4期,头条,是先锋作家格非写的。我问:什么内容?他说:看了你就知道了。我真的依言上街买来看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李家杰,在身患绝症后,去外地看望他大学时曾追求过的同学苏眉,起初并没有什么肮脏的想法,只想与她见个面,告个别。受霍桑小说的影响,李家杰认为:对他来说,死不可怕,困扰他的还有一个天使般纯洁的苏眉,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干净的人,这对他很重要。但实际上,李家杰在给了苏眉300万元后,轻而易举地就把她办了。分手后,还有一次,苏眉以再要70万元为交易,又主动要和李家杰发生性关系,在李开玩笑地说他身体失灵后,苏眉的回答是:她有办法。所以纯洁的苏眉在李家杰的眼里最终成了婊子和垃圾。但愿女生X不要在男生Y的眼里也最终像小说中的苏眉一样,由天使变成了婊子和垃圾,可谁又敢保证呢。
话剧<兄弟>阵容初定 姜武=李光头   经历了两个月的前期准备,话剧《兄弟》中李光头的扮演者终于浮出水面———不是郭德纲,也不是徐铮,而是出身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姜武!  昨天,话剧《兄弟》策划人荣蓉告诉记者,目前剧本已在二稿修改中,除宋钢的扮演者还未敲定外,其余人选已基本各就各位:导演为上海话剧中心的杨昕巍,林红则由《情深深雨》中的“雪姨”王琳饰演。  荣蓉告诉记者,《兄弟》计划于11月初进组排练,12月在上海大剧院连演3至5场,明年则是全国巡演以及第二轮巡演:“《兄弟》不同于《雷雨》,原创的现代剧要搬上舞台很不容易。明年是话剧百年,我们打算以此献礼话剧百年。”  由于年底演员们的档期都十分紧张,因此演员人选一直悬而未决,郭德纲、徐铮等都因此而与李光头无缘,于是这个角色最终“花落”姜武。“其实我们本来想请姜文来导演的,但他忙新片没空,就推荐了弟弟姜武。通过接触,姜武的憨厚中有点匪气的形象同李光头很符合,再加上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有舞台剧经验,不同于一般偶像派的明星,因此我们达成了一致。”荣蓉表示。据悉,姜武现在正在阅读剧本及调整档期,为出演《兄弟》做准备。不过,宋钢的人选目前还未决定,主办方目前属意于实力派话剧演员:“与其请不会演戏的明星,还不如找热爱话剧的实力派。”  对于文学作品改编话剧,导演杨昕巍并不陌生。2003年起,他曾接连将慕容雪村的作品《天堂———打左灯向右拐》、《今夜请将我遗忘》与《鬼马嘉年华》搬上舞台,而最近的《在床上》、《乌鸦与麻雀》则充分展现了他幽默的风格。记者昨天拨通了杨昕巍的电话,他表示目前还没看完剧本,但余华的小说曾给他印象深刻:“小说写得很有力度,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不过上下半部风格并不统一,上半部有点像乡土作品,下半部则偏重魔幻现实主义。当初策划人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兄弟》在诙谐与幽默程度上同慕容雪村的作品有一定相似,很适合我的风格,因此基本上没犹豫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排练,我甚至把自己要做的贺岁话剧也推迟了。”
莫言:关于个人隐秘小说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切拉米来说,小说 只是个人的隐秘。   坦率地说,温琴佐·切拉米的《小小职员》,在叙述技术上既不前卫又不先锋,既没有颠倒时空也没有魔幻变形,它只是按部就班地、老老实实地、有条不紊地、安安静静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公务员的故事。乔万尼是几十年如一日埋头工作着的小公务员。临近退休,为了让儿子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而被国家机关录用,他煞费苦心,甚至为此加入了他其实并不相信的宗教组织,终于在考试前夕,从上司那里,搞到了考试试题。他陪同儿子去考试,但儿子不幸被歹徒误击身亡。他的妻子因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而导致半身不遂。后来他发现了杀死儿子的凶手,用自己的方式复了仇。不久,妻子死去,他也退了休,过上了平静生活……   但就是这样一部故事并不离奇、情节也不紧张的小说,却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吸引着我一口气读完了它。这久违了的阅读感受让我掩卷沉思:究竟是什么力量,抓住了我的目光?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看起来几近陈旧的故事产生强烈的兴趣?我想,原因就在于,温琴佐·切拉米使小说回到了小说最初的出发点,那就是用小说揭示个人的隐秘,而且是普通人的个人生活隐秘。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完全可以找到像乔万尼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说,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人。但读完《小小职员》之后,我想应该修改这种对乔万尼式普通人的看法了,或者说是需要修正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了。   一方面,一个人无论看起来是多么样的平庸无能,多么样的个性模糊,但他的个人生活中,必有不为我们所了解的隐秘,他的内心深处,也必有不为我们所理解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个看似庸常的人,也许曾经做出过惊心动魄的事情,也许即将做出非同寻常的事情,在特殊的诱因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情。   而这些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这些被我们忽视的方面,才是最为真实的、最能触动心灵的、最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也是最为文学的。作家当然可以描写人物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一面,但读者感兴趣的,却永远是人物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另一面。而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满足人们这种需要。   我分明地感觉到,温琴佐·切拉米是一个实力雄厚、对人生有深刻洞察的作家。他虽然写的只是个人的隐秘,但众多的个人隐秘,就合成了民族的秘史。而与其说小说的任务是揭示或编撰一个民族的秘史,毋宁说小说的任务是偷窥人类心灵的秘史。
余华香港书展谈《兄弟》 “《兄弟》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作品。”著名作家余华在出席第17届香港书展时这样表示。 19日在与香港读者的交流会上,余华回答了读者的提问。“作家一般都比较喜欢自己的最新作品。我写完《活着》后,觉得它是我最好的作品;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又觉得那是我最好的作品。可是这次不同,《兄弟》可能真的会成为我最喜欢的作品,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从前没有发现的写作才能。” 余华所谓的“从前没有发现的写作才能”,一是指写作力度加强了,二是有了描写当代中国的胆量。他说:“最优秀的小说往往描写的是往事,因为人们对已完成的事情的认识比较成熟统一,这样的题材比较容易驾驭。而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大家的看法还很混沌,存在分歧,把握起来风险比较大,但很有意义,值得尝试。” 当余华写到《兄弟》(下)时,忽然发现自己可以正面描写当代中国,不禁感到由衷的兴奋。 《兄弟》出版之后,各界反响不一,余华认为这是正常现象。“目前读者的表达已经很充分了,但评论界的声音尚未发出。学院派教授们不会这么快发表研究性评论,评论界真正的争议还没开始,现在的争议只是媒体的争议。” 当读者问及他在很多作品中采用的童谣式叙述风格时,余华表示,这不仅是一种文学技巧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学态度的选择。在写《活着》时,开始以第三人称叙述,发现很难写下去,因为在旁观者看来,作品中的主人公福贵只有痛苦,没有欢乐;后改为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写作就顺畅了许多,因为在福贵看来,苦难中也有快乐。 余华曾说过,自己永远不会写超过30万字的小说,可《兄弟》一口气写了51万字。对此,余华表示:“这是一个例外,我还是更愿意写20万字上下的小说,读者看起来更舒服些。可谁知道呢,也许下一部作品,我会写得更长。”
苏童《碧奴》独领风骚,余华将“重述神话” 第16届全国书市昨日在新疆石河子市落下帷幕。相较于以往书市,本届书市的参展出版社以及助阵作家都显得有点冷清。很多出版社都致力于“消化库存”,所以出现了旧书比新书更抢眼的特色。也许正因为如此,苏童创作的神话小说《碧奴》在本届书市上才大出风头。记者昨日还得知,余华也要加入“重述神话”行列了。 冷:助阵作家寥寥 虽然本届书市举办了一个星期,但光临助阵的知名作家却寥寥无几。除了严歌苓、李银河如约而至,原先答应到场的一些作家如王蒙、余华等都因各种原因缺席。一位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相较于以往任何一届书市,此次前来助阵的作家都只能用“冷清”来形容。助阵的作家少了,抢眼的新书也不多,很多出版社都只能把旧书放到展位最抢眼的位置。这位业内人士笑言:“我只能说这次来新疆参加书市是为旅游找到了最得体的理由。现在发行方式的灵活多变,逐步淡化了书市首发和订货的实用功能。”而且,这届书市还遭遇了“逛的人不少,买的人不多”的尴尬,6个会场零售额总共只有200万元,人均购书额仅为5元。 热:《碧奴》大出风头 虽然抢眼的新书不多,但江苏本土作家苏童数月前写就的神话小说《碧奴》在本届书市上独领风骚。据负责该书宣传的李杰介绍,《碧奴》要等到8月30日才正式出版发行,此次征战新疆只带去了一些宣传资料,没想到薄薄的宣传资料远胜那些装帧精美的书,《碧奴》第一天就被各路书商预定了3万册,一些想靠此书大赚的书商更是抛出“不退货”的诱饵试图抢下该书的全国总发行权。这样的盛况是其他任何一本参展新书无法比拟的,也为冷清的书市添了一个亮点。一向低调的苏童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并未表露出几分惊喜,表示他只是在自己思考的范围内完成一部著作而已。 喜:余华也要“重述神话” 余华火爆多时的《兄弟》此次依旧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征新疆的重点书目,但“风头”远不如《碧奴》。不过,负责全球同步出版项目“重述神话”中国业务的重庆出版集团的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已正式向余华发出邀请,让他加入“重述神话”系列的写作。这一说法,南京日报记者昨日也从余华口中得到了证实:“我不能被别人认为是只会写残酷小说的作家,转变一下风格也无妨。但《兄弟》(下)我写得太累了,‘神话’写作可能今年动不了笔,至少得等到明年。”而南京本土作家叶兆言的神话小说《嫦娥和后羿》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该书也将于明年初正式亮相。 悲:王蒙新书不如老书受欢迎 新书一本接一本的王蒙此次有好几本书亮相书市,记者昨日得知,数日前炒得轰轰烈烈的《王蒙自传》不仅在市场上销量不佳,在书市上也不大受欢迎,销量还不及其之前写作的《苏联祭》。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王蒙新作一本接一本,读者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且,现在名人传记的光环在逐渐消失,读者更加理智。再加上关于王蒙的传记有很多人写过,内容上难免会有雷同之处,这也导致读者提不起购买欲望。
余华和他的“兄弟” 首先声明,这里的“兄弟”二字不是余华的热销书《兄弟》,而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同时出道的苏童和格非。前些时见到格非,格非说他要出去一段时间,谈起余华,因为是老熟人了,便直截了当地问:余华对批评界的看法究竟在意不在意?格非笑道:“当然在意,可以说是非常在意。要是你我也在意啊。”我想这倒是实话,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作家会真正不在意的。  认识他们三人很早了。最先认识苏童。当时他北师大毕业刚刚在《钟山》当编辑,上北京来组稿,当时北京有许多小圈子,李陀、沙青、林谦、多多和我常常在林谦家里聚。有一天林谦把苏童介绍给我们,向我们组稿,在座的似乎都不热情。回家的路上,苏童和我坐一趟车,一路跟我谈小说,让我再写一篇类似《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的小说给他,我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没兑现。之后不久,苏童的“枫杨树系列”便以不可阻挡之势红了起来,再过两年,《妻妾成群》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便更加火爆起来,几乎与此同时,余华的《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纷纷出现,他们的作品我都喜欢,特别是稍后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后来我调到央视,写了一个单本剧《风铃小语》,获第十四届飞天奖和中央电视台CCTV杯一等奖。但是好运不长,我的情绪很快陷入低谷:中心让我请了苏童、余华、格非来策划一部戏,我提出加上孙甘露,被当时的领导否决。奇怪的是,这三位先锋好手策划了一部不是他们所长的拐卖儿童的题材———说实在的,辛苦是真辛苦,每天策划到凌晨两三点,而余华绝对是主侃,主要故事都是他的,侃到激动之处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苏童是助侃,倚在被垛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格非在三人中年龄最小,却最老成,他端坐在那儿,几乎是一言不发。  最要命的是,他们策划完了就走了,并没有兑现“分片包干”的诺言。这下子我可惨了,我们的部主任让我一个人来写,这样的题材简直就要了我的命。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写这样违心的命题作文,幸好兴安还帮我介绍了一个合作者。写完了,我觉得好像虚脱了似的,死了大量细胞。更要命的是,写完了,又突然说,中央台怎么能搞这样的题材?我的心理承受力历来脆弱,未等领导最后定夺,便将剧本转给了王朔。当时他的时事公司刚刚开办不久。王朔帮了我的大忙,非常痛快地签了协议.后来这部电视剧以《千里难寻》的题目面世,也没什么反响。  此事之后,我好长时间都拒写电视剧。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可我的性格真的不是一种成功的性格。照我看,成功的性格不外两种:一种是执著,一种是变通。如果执著,我会想办法说服领导,用“海枯石烂”之法;如果善于变通,我会遵循领导意见,修改我的剧本,用“暗渡陈仓”之法。但是我当时只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大人给一个孩子舔了一口糖,然后指着一大堆脏袜子说,你把它们洗出来,糖就是你的了,可孩子用了最大的力气洗干净袜子,大人却说,这些破袜子卖给卖破烂的得了,根本就没有洗的必要。  苏童一直在南京,格非调到清华后倒是常有见面的机会。至于余华,去年在法国作家罗伯·格里叶见面会上见到他,发现他这十几年来根本就没什么变化,起码是外貌没怎么变,当时他情绪颇佳。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兄弟》的封面。
余华《兄弟》入选国外教材 就在国内对余华的《兄弟》争议如潮之时,该小说已悄悄入选国外大学汉学教材读本。昨天,余华向记者透露,早在去年《兄弟》上部问世不久,欧洲及美国一些大学的汉学系就瞄上了这部作品,讲授后的效果非常好,并已决定继续讲授《兄弟》下部。  余华告诉记者,他是在今年4月游历欧洲时,了解到《兄弟》早已进入西方大学汉学讲堂的。“据我所知,只要学生提出异议,国外大学的教材是随时可以更换的,这和中国的做法很不一样。可是那些外国大学生显然对《兄弟》非常满意,所以许多大学讲完了上半部之后,还准备讲下半部!”  《兄弟》能够在国外被认可,余华认为自己沾了文字的光,“我小说的文字句法都很简单,对于国外汉学系的学生来说,不需要太多基础也能读,学起来相对容易。”  事实上,《兄弟》并不是余华首部进入国外大学课堂的小说,他之前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早就成了国外大学的教材,并因其受到好评而一直沿用至今。若论文字叙述手法,《兄弟》与前两者的差别巨大,也因为这一点,让《兄弟》在国内文学评论界饱受争议。但余华告诉记者,外国大学生对《兄弟》的叙述手法依然抱有信心。  对于《兄弟》在国内国外学界遭遇到的不同待遇,余华表示,自己没想到《兄弟》会在国内引起这样大的争议。但争议也好,喜欢也罢,现在谈论《兄弟》价值恐怕还太早。
有人恶意攻击 余华后悔开博客了  去年下半年,名人博客如雨后春笋涌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篇篇动情的帖子,让众多网民欣喜不已。然而才过了几个月,名人便开始“分化”,余华直言后悔开博客,余秋雨悄无声息地转移了目标;而与此同时,陆天明和郭敬明等名人热衷博客,不能自已。2005年名人博客真是几家忧愁,几家欢喜。  累於博客  余华:我后悔了  在众多博客名家中,余华是“尝鲜”最早的一位。4个月前,余华开通了个人博客,这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很快,博客点击率即超过几十万,而余华自己也觉得非常过瘾,他不无感叹地说:书能一下卖这麼多吗?然而4个月后的余华却后悔了,他昨对记者坦言:“我没想到网友留言会这麼热烈,我本来要求自己回复每一条留言,现在发现根本做不到。”  除此之外,网络环境的复杂也让初涉网络的余华猝不及防———有恶意攻击的,有狐假虎威标榜自己的,甚至还有借“地盘”帖各种广告的,余华对这些无聊的帖子,除拼命“清扫垃圾”之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相比最初的热乎劲,受了“挫折”的余华现在可消沉多了,他不再原创新帖,而是将10年沉寂中写的散文随笔一帖了事,“想偷懒了,所以想出这麼一个办法,隔几天帖一次,估计存货用三四年没问题。”  余秋雨:目标转移  曾奉行“不用手机、不订报刊、不上网”三不原则的余秋雨,终於在去年开禁。余秋雨官方网站“秋雨在线”和个人博客,几乎同时亮相,让人对这位知名学者刮目相看。余先生本人当时也对上网后的前景充满信心,认为终於找到一个与读者近距离交流的平台。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余先生写博客还是挺起劲的,不仅将自己与网友的互动交流全文发表,还大谈对韩剧的看法,一时间点击率直线飙升。  但自去年11月份发表一篇《关於“构思过度”》的网文之后,余先生就从个人博客上突然消失了,并从今天1月起在凤凰卫视的新栏目《秋雨时分》里重新亮相。一隐一现,余先生到底怎麼了?秘书金克林昨天为记者揭开了谜底,原来余先生此举实属目标转移,“先生现在每天都通过谈话栏目《秋雨时分》和观众沟通,这个占去了先生很多时间,他已经没空写博客了。”  得於博客  陆天明:从没这麼痛快过  就在有些人博客江河日下的时候,作家陆天明的个人博客却蒸蒸日上。在去年岁末开博客前,陆天明甚至连博客是什麼都不知道,可仅仅2个多月之后作家已经上瘾,他现在每天都要上网两次“照料”自己的博客,和吃饭一样准时。陆天明至今发帖十几篇,点击率已有数万,“从来没有这麼痛快过!你知道,我这麼一个60岁的老头子已经拘谨了一辈子,现在却能在博客上一吐为快,真是晚年的一件幸事!”  陆天明坦言其实并不看重点击率,只感谢博客能让人畅所欲言,不仅是自己,还有许多网友。“我每写一篇文章,都有大量网友跟帖,夸我的骂我的都有,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与读者离得很近,他们的许多意见给我启发很大。”尝到了甜头的陆天明自然要将博客进行到底,“我已经上瘾了。”  郭敬明:博客是个游乐场  郭敬明个人博客“小四的游乐场”,昨天的点击率排名是第4位,仅次於徐静蕾、何洁和韩寒。  2005年郭敬明火了,不仅因为他写了电影小说《无极》,还因为他开了个人博客。郭敬明一直将博客当成个人秀的最佳场所,基本保持三四天发帖一篇的速度,每篇帖子必定要配发“玉照”数张。很酷的照片和文字,让郭敬明的粉丝看了大为过瘾,因此博客人气始终居高不下,郭敬明也持续火爆。  记者看到他的博客图文并茂很养眼,他说:“我做博客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读者踊跃的跟帖又逼著我把博客做好。”郭敬明告诉记者,现在他的博客真的成了一个游乐场,处处都是朋友,大家交流得很开心,“我会继续博客,让朋友们分享我的快乐。”
格非:写小说疯狂做老师厚道 寂静的声音  《寂静的声音》是格非的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当初买这本书完全是因为书名好听。一直把它当做刺激神经的恐怖读物对待的,后来才读出了些寂静中美妙的感觉。  像格非他们这样特别不爱说话的人,据说一般都有着超凡的想象力,心里装着个马达,插上电就天马行空去了。  他们总是沉默地坐在任何一个地方,差别只是环境由农村移到了城里,他们的沉默中总存在着一股力量。他们这样的人常常想:如果我们可以关闭所有能关闭的声音,留下窗外呼呼风声,留下隐隐约约隔壁女邻居的絮叨声,留下楼下摩托车的引擎声,任它绝尘而去,只要再安静一会儿,就能回到古代。  我所指的古代其实并不遥远,就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小时候、中国的农村。  沉默中起床,沉默中下地干活,看见刚挖出来发了酵的农家肥,噗噗噗地冒着热气,空气里仿佛还飘荡着牛粪里青草的味道,闭上眼睛就能闻到的草香。  农村人不爱讲话,就像我的爷爷和奶奶。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是活在这沉闷的生活里,于是那些狗吠声,那些树叶沙沙沙的响声,那些小虫子爬过房梁的声音,那些霜打在我家瓦上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再不能这样写下去了,再这么写下去就有过于煽情的嫌疑。如果那乡村果真那么十全十美,我们为什么要纷纷进了城?城市里的声音除了公共汽车上那些乌泱乌泱的声音不好听之外,其余的对我们来说都还新鲜,于是好听。我们听着各式各样好听的声音挺着胸脯,仿佛世上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我想说的是: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真正地回到乡村,才能拥有那些美好的感觉,我们也回不去,但谁能肯定那样的感觉,不会以另一种奇妙的方式倏地一下子植入我们的脑海里。  如果可以关闭我们所能关闭的声音,让世界安静下来,好像就行。
格非幸好不只是一个作家   格非,原名刘勇, 1964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 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 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 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引以为例的一部。其《欲望的旗帜》曾经是上世纪文坛的一面旗帜。  主要著作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褐色鸟群》、《锦瑟》、《湮灭》、《暗示》、《风格合并》、《似曾相识的精灵》、《人面桃花》等。  每天上完课,格非都会出现在家附近的万圣书园。自从他在清华大学执教以来,这种习惯从未改变过。  已经十年没有出书的格非,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他这十年是很神秘的十年。前段时间在推出了新作《人面桃花》之后,他的神秘开始被媒体一一击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十年不出书,这个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幸好格非不是个作家,他经常称自己为“业余作家”,所以这十年对格非来说,没有一点痛苦,相反倒有几许沉寂多年后重出江湖的喜悦。   “哎呀,这些天接受媒体采访太多了,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在别的媒体已经说得够多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在拨通格非的电话时,本报记者刚刚自报家门就要被拒之门外,但在听完本报的采访意图后,格非开始兴奋起来,“哦,写我读书啊,那倒挺新鲜的,好。”  衣着朴素,喝着矿泉水,一头染霜的头发,一脸质朴的神情,前额已开始过早地脱发,边抽烟边思考。当年以一部《迷舟》蜚声文坛,与余华、苏童并称“先锋作家三驾马车”,而后又以一部《敌人》从“先锋派”摇身一变为“神秘派”帮主的格非,在万圣书园二楼咖啡厅,他所有的神秘都被本报记者一网打尽。
杂忆我的两位老师——格非和汪晖 中午外出闲逛,顺便在邮局买了12月份的《读书》,翻开一看,近四分之一的版面让给了契诃夫:“永远的契诃夫——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其中,第一篇“座谈纪要”的谈话节选中,有三位是我大学的老师:王中忱、格非和汪晖。 汪晖是《读书》主编,现在已任清华教授,带动清华的一批老师进入主流学术圈并增强话语权,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在这之前,不时可以看到徐葆耕、旷新年、格非等一些老师的文章。徐经常写一写中西交流、文理融合或者清华学派之类的东西,旷总是写一些很新颖的学术讨论,格非的我看过两篇,一片是写伯格曼的电影,还有一篇评论维尔梅尔《白鲸》的,写得有点晦涩,但经读。 汪晖的文章很少见,更多的露面是在是《读书》组织的学术讨论中。或许在每期《编辑手记》中也有他的影子。没见到王中忱老师在读书上露过面,不过王老师研究的边缘文化之类的东西,其实更适合放在读书上,这些东西比较有意思。 对汪晖,我只见过一面,那时在大四最后一学期,他刚调至清华人文学院,并开了一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课程。我预选了他的课,并第一节课就早早去了。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明朗、魁梧,声如洪钟,且西装革履白衬衫,很摩登,没有一点传统知识分子的穷酸迂腐之气。我当时就想,清华中文系就需要这样的老师来搞活气氛,让大家都能意识到做学问是可以摆脱学院派的小圈子,变成一件很主流很现代的事情。 汪晖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民族主义和思想史,第一节课就开出了一大串书单,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籍,其中有本妮迪柯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和民族主义》等等。第一讲似乎谈的是鲁迅那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思想。 根据第一节课的介绍,我后来放弃了选修这门课。因为临近毕业,有许多事情要办,尤其是要写毕业论文、找工作,还有其他课程需要选修。所以也只有幸听了汪晖老师这么一节课,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
被汉语的光芒所照耀 一   汉语音节短促,讲求灵活多变、简洁潇洒,以尺牍之小,藏大的山水。西方的东西进来,大家一窝蜂学习,用词要新,句子要长,使看上去很具气势,然终究隔膜。食洋不化的结果,是少了东方的禅味和性灵,在语言的爆炸和情绪渲泻中各执一端,终使语言的发展悖离了正确的方向。作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鲁迅研究专家的孙郁,撰文指出所评作品,语言随意粗糙的地方太多。此观点亦暗合本人意见,我想,在经历了人生的躁动、参与过语言的狂欢派对之后,始才识到,我们眼下稀缺的,正是母语的优雅、含蓄。  为此我卷起一撂一撂的、有的已珍藏了多年的散文类刊物,送予想读之人。中年的心境,越益不能忍受矫情、谗媚。脂粉气的东西太多,是要软化一个人的骨骼的,我不想成为一个浮糜的存在。  近来喜读一些学人的文章。学人,是一些有大境界的人,他们的文字,该是于心灵有丰沃的滋养吧?这之中,高尔泰的散文集《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我是至为赞慕的,该是世纪难得一见的文字吧!那番笔触,写尽人世的悲凉苦哀,直让人唏嘘不止;而语言又是平易的,简括的,有刀的锋利,会把麻木的肉身割出血来。高尔泰是美学家,他的文字,使我想起在中国以写大散文著称的人,想起某个读者所言:在中国,一流的作家,只拥有二、三流作家的位置,而二、三流作家,往往拥有一流作家的名声。譬如高尔泰,显然是高出火红于当世的散文家的,其文字生存的痛感,见地的锐利和独特,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托友人购得《寻找家园》,时时感觉幸运,阅读的快感通宵达旦,每每感时泪潸如雨。生存的荒诞,使人痛省。读至末页,不由感慨:真正的文字,是浸透着血与火的表达的。
书市:守望的2005 回顾2005年的图书市场,或者说这个年度的公民读书活动,都不必要去人为虚拟几个亮点,2005年的中国出版十分平庸,没有亮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恰如中国社会在这个时间,对过去进行着路过以后的文化梳理以及对未来的社会改革的期待,这两个方面,作家及学者们,这些图书的原初制造者的观望态势,决定了图书市场静水无波。 但是,回顾2005年,仍不是历史的真空,从事实出发,历史不可能有那么一段真空。那么,出版界在这种低迷状态下,他们的印刷机器只会在历史程途中调整,而不会断然切断动力,或许在利润的驱使下,一方面转向特别历史时期的权宜策略,多出少印是一大特点,比如说,更多的出版商将单本书的利润期待降低,多出品种,降低首印数,这方面从北美到欧洲,概莫能外。因为多媒体的出现,信息源的多元化,导致国民阅读点的分散,这是另一个书市平庸化的历史背景。因此,2005年的图书出版总数不一定会比往年少,我是说,这个年度没有让我们发生强烈阅读兴奋的书,没有公众的聚焦图书。 从大众读物来看,《话说中国》这类的拼装书获取了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取得经济效果,说明人文百科知识仍受公众追捧,或许在学界断断续续提及的中华文明复兴,或者缩小到文艺复兴,总之在一个复兴的关键词下,人文百科类,或人文探索类图书,都会在将来的时间里受到公众的阅读关注。从笼统的人文科学到专业细部,比如企业管理、财经管理到健康知识,保健指南类,它都是关注我们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向度,这些方面的读物从市场崛起,它符合中国社会总体走向实务的心态。 2005年比较低迷的文学图书市场,确实乏善可陈,虽然像余华、贾平凹等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中青年作家都推出了新作,如《兄弟》、《秦腔》等,但这些作家带着40年前的历史烙印进行着的惯性写作,仍无法切入这个时代而为向着新世纪前进的人们营造一个精神家园。余华受到他个人的格局限制,贾平凹更是带着他的一筐零乱闯入新世纪,他们仍然可能是后来的作家攀登的石级。在这个年度,有必要关注一下另外三部文学读物的出现,这个出现可能是一个信号,不代表图书本身有什么文本及思想上的意义,它是一个风向标,这三本书分别是《亮剑》、《狼牙》和《狼图腾》,后者属于冷书再热,但既然进入2005年书市风景,它仍存在今年度的市场诉求元素。剑与狼,它们与过去一阶段的文学读物的低智与阴柔成对比,它是一个阳刚的方向,这个方面将可能掀起2006年以后的阅读风潮。也许,历史就这样跌入新的转折,我以为读书评论界在这方面无作为太久,坊间每年末都如出一辙打开射电显微镜寻找亮点,不如对已经探露的文化及思想苗头进行打量。 越来越不习惯总结上的鸡零狗碎,虽然在中国的农历年惯于用这些生肖来表述,鸡零不要,狗碎也不好,中国人走到今天这个历史时期,比较希望有作为的时代仍然是主体性,这方面可以拿阅读细分来说明,一方面,许多类型细分的散文随笔出版行情看好,像梁小民的小民经济观察类以及读城类的如《温州记忆》等,具有学术性和文史知识性的散文随笔,这个类型的出版发力,表达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向社会常态,各取所读将持续下去,这类写作藉作者们漫长的时间积累为支撑,给公众提供有趣而可靠的知识,因此也是对伪书市场的有力鞭挞。另一方面,有了世界共享的信息平台,类信息爆炸性的读物越来越难产生,有趣味且有思想性的读书,将主导书市,这个可以用进口图书来验证,趣味的思想性进口图书,二三十年来不衰的市场就是明证。 那么,从上述出版态势来看,号称已经达到1亿网民并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网络对出版贡献的影响力仍未超越影视方面的影响力,网络没有在图书出版上占据要席,至少《亮剑》借了电视的推动力,当然,不论是图书自身的影响力,还是电视对市场的推动力,其实质仍是时代的文化元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设若不切题,电视节目也不可能灼热。也许,这样来打量2005年的书市太过粗略,但我觉得平庸的罗列本身就必须摒弃,将判断权交还给公众难道不是更好?
《福贵》太温情 观众不过瘾 正在成都电视台15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福贵》,近日剧情中福贵的儿子有庆在一场医疗事故中被抽血悲惨地死去,看得观众泪水涟涟,但还是有观众反映《福贵》太温情,“原著《活着》中的情节它几乎都有,就是不够冷,让人觉得没有看小说过瘾。”对此,编剧谢丽虹称有心理准备,“该剧虽然顺利通过审查,但其中还是费尽周折,能够以现在这个面貌和观众见面已经很不容易,凡事没有完美的,总得做些妥协。余华本人对这个‘温柔’的结果也很支持。”  关于有庆被医院抽干了血死掉,在余华小说中被写得惊心动魄,电视剧《福贵》中有庆死的过程却似乎被草草带过,谢丽虹表示,“观众希望我们的电视剧也保持余华小说那种冷酷的状态,他们的不满足,我理解,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我们必须要妥协,否则是通不过审查的,就难以和观众见面,这样对观众和我们来讲都是更大的损失。”  谢丽虹透露,“有庆的死和原著中是一样的,而女儿凤霞的死则稍微做了点改动,她是在施工工地被砸死的。”对于原著中有庆和凤霞都是死于失血过多这个情节,谢丽虹认为,“我们考虑到两个人都是因为‘血’这个问题死,用电视剧表现就显得有点过于重复;再说原著中两人的死都归结于医院的失职,我们不想把问题都集中到医院,电视剧毕竟是大众艺术,不能太尖锐;还有让凤霞生下孩子后还活着,丈夫二喜死后,她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帮助,这样的情节比较温情也更符合实际;我们的电视剧中还增加了有庆的体育老师胡老师和凤霞的恋爱,凤霞成为寡妇后本来在观众看来胡老师和她有可能重修旧好,观众心中的希望之火被凤霞在工地的意外死亡浇灭,这样震撼力更大。”  同余华作为好朋友,谢丽虹表示在改编的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和余华沟通过,但看过剧本后,余华很认可自己的“温情”改编,“最近余华推出了《兄弟》,他冷酷的笔调也显得稍稍有点温情,可能是年龄的原因吧!”
博客余华:学会和陌生人说话   前一阵作家余华以半部《兄弟》重出江湖。近日,他的博客也开张了。喜爱余华作品的读者可以与作家本人互动,还在第一时间看到新鲜出炉的余华文字。 关于《兄弟》 一些有关《兄弟》叙述语言的批评和你的一样,先是说一口气读完,后又说语言拖沓。我的费解就在这里:拖沓的语言如何让人一口气读完?我想这可能是对语言功能理解上的差别。   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叙述的力量和准确。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文学叙述语言不是供人观赏的他人的眼睛,长得美或者不美;文学叙述语言应该是自己的目光,目光是为了看见了什么,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目光存在的价值就是“看见了”,叙述语言就像目光在生活的世界里寻找着什么,引导阅读进入到故事人物和思想情感之中。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烘云托月”,可以用来解释叙述语言的功能,就是画月亮的时候只画云彩,不画月亮,可是让人看到的只有月亮,没有云彩。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语言应该功成身退。另外,下部是写现在的故事,我正在修改,你放心,我没有任何顾忌。———对Nancy说 家里的电话九月中旬就不接听了,我那时就开始修改,可是一个多月来一直被各种事务纠缠,我已经无法回到《兄弟》上部出版前的安静之中了,这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能再分上、下两部出版了。我原来以为八月初就可以回到写作中,到了九月仍然没完没了,我强行截止和《兄弟》上部相关的一切活动,结果别的活动冒出来了。通过这一次,我明白了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想象今后的生活。今天我关闭了手机,觉得自己断开了和外界的接触,当然我不会断开这个博客,我现在需要这个博客来让自己感到:我还在人间。———对im9394说
余华:作家要改变态度 作家余华新著《兄弟》自7月底面世以来,一直居于畅销书之列,其图书销量甚至已经超过了35万册,这对越来越受冷落的主流文学来说犹如一针强心剂,让人振奋。昨日记者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采访了作家余华,他坦陈,《兄弟》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作家的态度应该转变。《兄弟》是转型之作 从《许三观卖血记》到 现在刚好十年,现在很多人评价《兄弟》是“十年磨一剑”。对此,余华是怎么看的?余华说,《兄弟》是用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但从广义上来说,确实是十年磨一剑。因为这十年,他几乎丧失了写作能力,直到《兄弟》,终于恢复过来。他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之前写作能力的丧失,是因为过于追求小说的精美。其实,小说就像一座城市,细节很美,但在飞机上俯瞰它的全貌,也许会觉得有某种粗糙感。写作因为过于追求极致的精美,反而丧失了最原始的真实生命力。”中国作家应该转变态度 余华自己是如何评价《兄弟》的呢?余华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一个众生万相的时代。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这也是他写作激情所在。 据了解,《兄弟》的下部初稿已完成,估计今年年底可出版。下部的结构与上部几乎一致。《兄弟》上部中不停有时空穿插,但是小说开头的时间与小说结尾的时间是一致的。下部中,小说开头的时间是兄弟俩18岁参加工作,结尾依然是这个时间。除结构外,上下部会有很大不同:上部着力描绘的是反人性的历史,下部则是人性泛滥的现代。 对于《兄弟》给余华带来好评如潮,余华最大的感受就是态度的转变,国外名作家往往会用写5本书的精力来完成一本好作品,而国内的作家恰恰相反,用一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这大概就是好作品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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