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什纳贝勒 哈什纳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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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诸侯并不都是周朝派出的 派出的不是没有,但最后真正发展起来的很少。 比如绝大多数姬姓国家都是派出来的(吴国是土著的),其他的异姓诸侯,基本都是些土著国家(姜齐是派出的)。 对于大周,那些异姓诸侯,的地盘人口本来就是人家自己的,而且可能传承的时间比周国的历史还要更长,很多国家动不动就能上没关系溯到大禹治水,甚至炎黄同盟的时候。 所以这些国家并没有加入周国,人家只是加入周天下!这二者的区别太大了。 事实上,周初大封诸侯,不管实际总数多少,其实确定是派出的有一半左右,剩还有一半都是土著的方国。人家的地盘,人口,包括宗室,都几百上千年在当地了。有些祖上也做过天子的。 以下为姬姓国家列表,其中吴国虽然是姬姓,但与周朝的姬姓其实很早就分开了,地盘人口,都是人家自己打拼出来的。 ▪ 吴国▪ 虞国▪ 鲁国▪ 邢国▪ 管国▪ 蔡国▪ 曹国▪ 郕国▪ 霍国▪ 卫国▪ 沈国▪ 毛国▪ 郜国▪ 雍国▪ 滕国▪ 毕国▪ 原国▪ 酆国▪ 郇国▪ 召国▪ 北燕国▪ 古魏国▪ 古韩国▪ 邘国▪ 晋国▪ 应国▪ 单国▪ 虢国▪ 杨国▪ 郑国▪ 刘国▪ 魏国▪ 韩国▪ 西周国▪ 东周国 怎么样,数量庞大吧。 然并卵~ 最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只剩下燕国、韩国、魏国,这几颗小果了。
用汉唐和宋相比,是不公平的 今天的中国,的统一国家属性,其实是来自于元明清三朝的单一化。在元明清之前,不是单一化的,是多元化的。当时的中华,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王朝,而是很多封建单元组成的封建体系。更近假于联邦或者邦联,或者国家联盟。 因此,一个君主,一个国家,一方面是独立的,但另一方面,他的地位取决于他在整个体系或者联盟中的地位。 比如,周天子不仅是姬姓国家的共主,也不仅是华夏国家的共主,他也是夷人的共,蛮人的共主,狄人的共主,中山人的共主。但他会实际上管那些国家吗?不会,但这和族群无关,就算姬姓国家,周天子也不会实际直接管理的,他只会管自己的“中国”,中国本意就是指天子直接管理的那个国家。 甚至就连天子直属的“中国”,实际上也有分割,周朝后来就又分出了东周国和西周国。周天子依附于周公,没有自己的实际上的地盘了,但他还是周天子。是全天下的大宗。 这种模式其实在周以后,秦是彻底废除了,结果天下人都不满意,造秦的反。于是在汉代,又有所恢复。 汉朝皇帝虽然初期曾经向匈奴和亲,但并不算是加入匈奴体系,只是在联盟中屈尊一点,并不是称臣。汉自己另有一个封建体系,就是刘姓诸侯以及长沙王、南越王等等。 武帝以后,经历西汉和东汉的努力,汉完成了对匈奴的征服,却是实实在在的征服了匈奴,使匈奴成为自己的诸侯,而且分成了好几部。这样,汉就成为了真正的天下共主,这个天下,不是汉人社会,而是天子封建体系,匈奴也好,夜郎也罢,都是这个封建体系的成员。 而唐朝皇帝的情况下类似。唐朝皇帝自太宗开始,就不仅仅是中原皇帝,也成为天下的共主,这个天下,不仅仅是汉人社会,而是天可汗封建联盟。 成为这个体系成员的标准,也跟你是什么文化无关,而在于你是不是正式的加盟了,参与了,这个朝贡体系。 我们知道,有一次唐朝的使臣就老哥一个就把印度一个王国消灭了,可是用的根本不是唐帝国的军队,而是吐蕃的军队。这就是天可汗体系的作用。天可汗的使节,有代表天可汗要求成员邦国出兵协助的资格。所以唐朝的几个都护府,并不是摆设,也不是唐帝国的内部机构,而是唐天可汗封建联盟的机构。唐皇,是这个联盟的共主。就像拿破伦是莱茵联盟的共主。 而宋朝皇帝,虽然也有天子的尊号,但始终只是宋帝国自身的君主,不是某个封建体系或者联盟的共主,大理、古斯罗、以及党项虽然也有过朝贡,但宋朝在某种程度上奉行的国策就不是做联盟共主,不图虚名,只求实质利益。宋皇只对大宋负责。 宋这种国策,基础是历史上五代以来,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江南和塞北的实际控制,唐朝的共主地位,这时已经不存在了。对江南还有个名义,对塞北,连名义都没有了,到后唐的时候,干脆成了塞北册封的儿皇帝。 虽然后唐以后,后汉和后周,对辽采用相对强制的姿态,但远远没有恢复汉唐天下共主的地步。那么宋作为第六代披上黄袍的节度使,即或他再天纵英明,再神勇无敌,也不能改变,中原社会 在当时,已经在经济和文明层面,落后于塞北和江南的事实。 所以,先南后北,绝对是正确的决策。而在统一南方以后,获得了当时(中华封建圈)天下最大的经济粮仓后,相对于塞北王朝的实力对比,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事实上,在太祖时期,辽朝是先向宋请和的,宋对辽也有过多次胜利的战绩。 即使是太宗时期,虽然有两次大的败绩,但那主要是皇帝个人导致的,宋军实力并不弱于辽军,这也就是说,宋帝国的综合实力,是强于辽帝国的,只要皇帝干涉不是太多(完全不干涉是不太可能的,太宗的治军水平始终达不到他哥的水平),宋军还是打过很多次胜仗的,而且越是突发性的,战绩越好(因为突发性的话,来自朝廷的干涉也更小些)。 但无论如何,宋始终没有熬到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辽夏等国的地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么是韬光养晦,要么就是作死。但是宋走了另一条新路,那就是和平共处。当然,这也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逼出来的,但有些王朝,***他,他最多玩河豹,也不肯和平。但是宋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既然不可能压倒性的征服周边的王朝,也不愿意把自己闭关锁起来了装孙子。那就干脆大家和平共处,公平的做生意,互通有无,岂不更好? 当然,你可以说这不完美,不漂亮,不爷们,不血性,不战狼不吴京。但,大宋皇帝又不是镶白旗的,没必要打狼血。 既然大宋本来就不是天下共主,也始终没有发展到可以碾压周边国家的超级文明,那么他们选择全面的和平,把秦汉以来的“征服者为天子模式”,改进为共同发展,文化交流、经济致富,的“合伙人”模式。(这个,也不是宋无能,而辽夏始终也在拼命发展文明,他们并不像匈奴、突厥一样,始终保持松散的部落联盟和忽来忽去的散兵,他们都建立了稳固而强大的帝国,也都开发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你不能彻底消灭他们,最好的选择,那就是与他们和平共处) 宋确实始终对周边不是绝对强势,更不是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这不是宋单方面能改变的,因为周边的地区发展起来了,人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和市场。难道你非要把人家打成原始社会? 为了自己一部的强大,而宁可把整体中不属于自己的成员变弱,这样在整个整体上,难道不是更弱更弱吗? 但是宋的模式,虽然宋不是大宗天子之国(即周代所谓中国,但事实上从没有人否认宋是中国,因为文明高度始终在那里),但却是天下最得要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整个中华封建圈,是共同发展的,整个中华封建圈是走向融合的,是走向进步和先进的。
荀彧之死,错把道德当政治 荀彧   在三国时期,可与诸葛亮、鲁肃相比肩的战略家型人物就是荀彧。因为他提出的“根深以固本”和“坚守官渡以待变”以及“奉天子以从众望”的计策,使曹氏集团得以在群雄中脱颖而出,为最终的魏晋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荀彧,字文若,作为曹操的第一谋士,一生中屡建奇功。荀彧学识渊博,明察时势,且能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在少年时代就有人称他有王佐之才。   荀彧曾在袁绍手下做谋士,袁绍待之以上宾之礼。但在袁绍如日中天之时,他看出袁绍是个嫉贤妒能、好谋无断,最终难成大事的人,便毅然舍弃袁绍投曹操。曹操和他一交谈,便高兴地称他为“真是我的子房。”   从此以后,荀彧就一直是曹操手下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具体战斗的谋划,还是在宏观的战略决策方面,都显示出超人的才能。   荀彧在曹营中初显才干是在兴平元年(194年),此时曹操东击陶谦,让荀彧守邺城,这时张邈、陈宫趁机暗通吕布,进攻曹操的大本营,所到之处,曹操手下纷纷投降。   张邈骗荀彧,说:“吕将军来帮助曹使君击陶谦,宜尽快供其军食。”荀彧识破其计,当即加强防备,使其不能得逞。    不久,豫州刺史郭贡率领数万人兵临城下,求见荀彧,荀彧决定去看一看。同僚们都劝他不宜轻去,荀彧回答说:“郭贡与张邈等并非早有交往,今天来的快,谋 划必然未定,在他还在犹豫的时候,前往劝说,即使不帮我们,也可让他保持中立。如果先怀疑他,他必然生气而与张邈结成联盟。因此,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郭贡见荀彧没有惧色,知城不可破,于是带兵离去,邺城因此得以保全。荀彧临危不惧,善于决断,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应有的素质。   曹操本是以兖州起家的,后因去攻打徐州的陶谦,被吕布乘机占了兖州。曹操回军来救,又被吕布打败,只好暂住邺城。不久,陶谦病逝,刘备占了徐州,曹操闻讯大怒,立即要兴兵去攻打。    在关键时刻,荀彧站出来对曹操说:“昔日汉高祖刘邦保关中,汉光武帝据河内,都是因为:深根固本以正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因此虽然有困难,但 最后都成就了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是天下重要之地,是昔日的关中、河内。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这样兖州会失去。 若徐州不得,明公归所何在?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然已经服从刘备,我们若攻击,众人必然帮助刘备死战。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 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望深思。”   这一番话,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了深根固本的重要性,高屋建瓴,使一时意气用事的曹操听后心服口服,马上冷静下来,放弃了攻打徐州的打算;随后又采纳荀彧的建议,平定了汝南、颖川,然后回兵击败吕布,攻克兖州,继而占据了整个山东,为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稳固的后方。   这就是成就了曹操的“深根固本”之策。    董卓死后,其余党作乱,汉献帝被迫从长安逃到洛阳,而这时的洛阳已成一片废墟,于是太尉杨彪向献帝建议,召曹操入朝辅佐。曹操知道献帝到了洛阳的消息 后,召集谋士们商讨政事,荀彧建议说:“昔日晋文公纳周襄王,诸侯全都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现在汉朝的天子落难,将军更应该在这个时候倡 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若不及早行动,别人将抢在我们前面。”   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   荀彧是忠汉派,他之 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其实是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在此之 前,田丰对袁绍有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田丰的建议,而曹操却能采纳这一决策,为曹操抢先一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提供了时机。   曹操与袁绍决战的关键时刻,荀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绍兵多将广,势力雄厚,长期割据河北,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劲敌。当时曹操的实力远不如袁绍,因此,是否敢与袁绍决战,曹操一直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曹操的谋士们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荀彧的意见至关重要。    袁绍率领30万大军来讨伐曹操时,孔融力劝曹操投降,荀彧立即反驳了他的观点,说:“袁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 果而无用。这么多有异心的人相处一处,水火不相容,袁绍又不能有效地统合,时间一长,必生内变。况且,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 有百万,又何足挂齿?”   荀彧是来自袁绍集团,他以自己对袁绍内部情况的了解和透彻分析,坚定了曹操抗袁的决心。曹操起兵迎战,果然因袁绍迟疑不进而停战。    在官渡决战中,曹操一开始就失利,损失极大,粮草又供应不上,曹操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于是写信向荀彧求教该怎么办?荀彧回信说:“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 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现在不能打败袁绍,则必为袁绍所钻空子,现在是天降大任于您。袁绍军队虽多,实在不堪一击,以您的神武明哲,正好可以一 鼓作气,所向无敌;现在我们军队虽少,还不至于楚、汉在荥阳、成皋的境地。明公今画地而守,扼袁绍咽喉而使敌人不能进,对方得不到便宜,时间一长,内部必 将有变。到那时再用奇计胜之,断不可失。”   这封信,帮助曹操消除了疑虑,坚定了战胜袁绍的决心。   曹操接信后立即命令将士竭力死守,随后又采纳许攸的计策,烧了袁军粮草,终于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彻底胜利。   荀彧从29岁投奔曹操,与曹共事20余年,为他出谋划策,屡建奇功,是曹操手下最得力的一位谋士,实际上就是曹操的第一谋士。曹操对他可谓恩宠有加,不仅一再晋升其官爵,委之以重任,而且还把女儿嫁给其子荀悍,这在曹操的谋士中是少有的殊荣。   然而,荀彧最终还是死于曹操之手。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欲劝曹操进爵国公,废了献帝,加九锡之尊。因为曹操在碰到不能决断的事情时都会悄悄询问荀彧。于是,与平时一样,曹操来征询荀彧的意见。   荀彧说:“曹公本来是兴义兵,匡振汉朝,虽然功勋卓著,还是应该心怀忠节。君子爱人以德,实不应该这样。”   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变色,心不能平。以他对荀彧的尊重,实在想不到荀彧会反对自己加封。   曹操最终还是在众人的拥戴下加了“九锡”,荀彧知道后,感叹说:“我不想今日看见此事!”曹操听了,深恨荀彧,以为荀彧不帮助自己,因此而动了杀机。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命荀彧同行。荀彧已知曹操有杀己之心,于是托病,要求在寿春修养。忽然,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曹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荀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   荀彧之死的根本原因是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    荀彧在汉末曾举孝廉,并做过亢父令之类的官,见汉室崩乱,怀匡佐之义,因而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保持着士人的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即以儒家的礼仪治天 下,不以人主的好恶而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政治主见。他之所以投靠曹操,主要是看中曹操的雄才大略,想通过他来实现匡扶汉室的理想。随着曹操进逼汉室步骤的加 紧,他与曹操之间逐渐产生裂痕,并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反对曹操篡汉,最终导致了个人的悲剧。   荀彧的悲剧其实表现了中国文人身上普遍带有的一种:把道德当政治的一种情绪的体现,苟彧既是曹操的功臣,又是汉室的忠臣,在两方面的利益不能兼顾的时候,传统的思想占了上风,从而导致了个人的悲剧。   常言道:“耿直之人难做官。”大家公认的好人总是官场失意。其实,道理很简单,通权达变,委曲求全是官场的通则,也是政治家的处事原则。耿直之人往往生活在虚幻的理想之中,不懂得向现实妥协,连身都无法立,何谈更大的发展呢!
大宋春秋 我认为宋有资格冠以“大”这个形容词,汉唐当然也可以,只是理由不一样。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一手打造了大宋的赵匡胤的人格魅力。尽管有个人喜好,如果让我举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我不会说汉武帝或是唐太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宋太祖。 后周世宗柴荣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七岁恭帝即位的次年,契丹开始了南侵。为了迎击,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在第一个宿营地陈桥发生了一幕拥立剧。根据传言,他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地,在不明就里的情形下,兵将们把只有皇帝才能披身上的黄袍放到他身上,大呼万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拥立为皇帝,这大概是杜撰的吧,但实在是很像太祖的风格,所以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在兵将中推行拥立的事前鼓动工作,大概他弟弟赵匡义是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太祖亡故后,因没有亲生子,于是弟弟赵匡义做了继承人,称为太宗,从这也可以推测出拥立剧背后的大概情形。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宋太祖赵匡胤基本沿袭了后周世宗的政策。世宗施行的政策中,他没有沿袭的仅有“废佛”。世宗废寺达三万多座,在佛教史上被归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一。只不过世宗的废佛为了要改革佛教界的堕落状况,严格化僧人的资格考试,因此不是单纯的废佛。被废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改铸成铜钱,因此也有经济上的理由。佛教界既已被世宗清理过的,继承者宋就没有必要继续废佛。太祖刊行《大藏经》,置于改革后的佛教界之上,希望它能有所进步,因此可能还是一种沿袭。 按照世宗的政策,首先需要巩固的是四周,而非北方强大的契丹。契丹族治内有大量汉民,尤其因领有燕云十六州,所以具有很明显的二元特征。既然同时内蕴着游牧和农耕两方面,也就有了北面官、南面官的双重制度。国号取中国式的“辽”,而当国粹主义盛行的时候,有段时期恢复成了“契丹”。为避免繁琐,我们统一用“辽”来指称。 后周世宗在世时,屡屡讨伐南唐,接着进兵陕西秦州。南唐是地方十国中最强的政权,首都在南京,君主称皇帝。受到世宗攻击后,南唐皇帝李璟献上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去帝号,称国主。但他依然实质性地统治着富庶的江南。 和中原的五代相对,地方的十国列记于下。人名是创始人,地名是国都。 前蜀(907—925)王建成都(四川) 后蜀(934—965)孟知祥成都 吴(902—937)杨行密扬州(江苏) 南唐(937—975)李昪南京(江苏) 南平(907—963)高季兴江陵(湖北) 吴越(907—978)钱镠杭州(浙江) 闽(909—945)王审知福州(福建) 楚(907—951)马殷潭州(湖南) 南汉(907—971)刘隐广州(广东) 北汉(909—979)刘崇晋阳(山西) 其中最小的南平被称为荆南或北楚。吴是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唐灭亡后不得已自立的,他直到死仍奉唐为正朔而没有称帝。 太祖极力避免和辽发生大规模冲突。他消灭了被称为天府、拥有富饶土地的后蜀,又联合吴越消灭了势力最大的南唐。南唐最后的皇帝李煜被称为后主,也有人把他视为中国最好的词人。词也被称为“诗余”,立足于诗却不像“诗”那样严格讲究平仄和韵的规则,和某支曲相搭配,创作相当自由,因此成为宋代文学的一大瑰宝。人们赞颂为“唐诗宋词”。 在灭南唐之前,宋消灭了广州的南汉,从而得国际贸易之利,在经济上就有了极大的宽裕。还有人说南汉的创始人刘隐是阿拉伯人。这样一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吴越和北汉,其他八国悉数被灭。吴越是进攻南唐时的同盟国,对业已强大的宋早已没了抵抗的意愿。太祖死后第二年(978),吴越皇帝钱俶向宋投降,献上全境土地。次年,宋消灭了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唯一的北方政权北汉。除了辽,宋成功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 在消灭如此之多政权的同时,却没有什么血腥事件发生。投降了的原皇帝没有一个被杀,而是在首都开封被赐予府邸,授予官爵。策略上看,可能是作为人质软禁起来,而他们的子弟则被派遣到各郡、各州担任实际职务。禅位于宋的后周柴氏一族在直到宋朝灭亡为止的三百年间,一直被当做诸侯受到优待,可以继续祭祀先祖。与把禅让的唐昭宣帝及其九兄弟杀害于九曲池的后梁朱全忠等人相比,不得不说宋太祖行事方式完全不同。虽有南唐后主被毒杀一说,但似乎没有确证。即使毒杀是事实,后主李煜死于太祖之死两年后,因此也不是死在赵匡胤手里的。 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只有皇帝见过石刻,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靖康之变(1126)中金军掳掠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
宋的对手,和汉唐,根本不同 孙子兵法说得很清楚,“……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实力优势,要打,实力不优,有什么可打的? 汉面对匈奴,实力不如的时候,也是北面臣事,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强大了,才北逐匈奴的。 唐面对突厥的时候,更是曲折复杂,北朝的时候,突厥强,则视周、齐如小儿,隋朝统一,实力大增,于是突厥又向隋称臣,隋末中原分崩,各路军阀单独的实力都不如统一的突厥,便又纷纷向突厥称臣(包括李唐),等到唐朝完成了统一,实力更远超当年的隋,所以不仅不再向隋称臣,而且成为【全天下】的共主,天可汗! 那么宋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 契丹在唐代并不很强,但也几次令武周束手无策,而真正的转折在唐朝以后,契丹灭掉了号称“仅次于大唐”的海东盛国——渤海国,从而由一个单一的游牧部落联盟,一举成为了游牧农业双文明的王朝。渤海国的实力非常大,但是被契丹吞并掉。而后又用了更长的时间,契丹彻底征服了室韦诸部,从而使文明的复杂性更进一步丰富,也因此激发出更强的文明发展力。 而在辽朝崛起和蜕变的时候,中原五代,却始终是单一的军事征服模式,我们不能说沙陀人不懂文明建设,但是事实上五代确实没有什么文化上和文明上的发展。这一点,不应当被忽略掉。即使是后唐前期和后周时期的短暂“复兴”,其实也只是军事上稳定而已,并没有大的文明上的发展和进步,一切成就仅止于军事。在文明层面,中原已经落后于漠北,更大大落后于江南。 与五代同时期存在的十国“北汉除外”主要都位于南方,十国虽多,但是并非混战不止,主要是和势力制衡状态,因此平和交流仍有所发展,南唐,吴越,都非常注重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南方的文明发展,在这一时期,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原王朝。只不过中原军事强大,而且有历史传统,所以大家才向中原五代称臣而已。 当时的综合实力排名,事实上是:江南第一,漠北第二,中原只能沦为第三。只不过因为南方不统一,又不好战,所以才屈居中原之下。而漠北辽朝在文明提升的过程中,渐渐也产生了“和平共存”的观念,所以在辽朝接受后晋称臣之后,产生了“入主中原”和“契丹人不可治汉地”的观念冲突,最终,“契丹人不可治汉地”取得了胜利。这才是中原王朝能相对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关键。 那么,发展到宋代,宋实质上,就是五代的延续,而不是十国的发展,但是宋灭南唐吴越等南方各国,又接收继承了江南文明,所以在综合文明程度上,再次超越了漠北,有了与辽对峙的资本!(这也是后来金可以灭北宋,却灭不了南宋的原因,宋的真实实力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南方) 那么,与宋相持多年的辽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呢?和匈奴、突厥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只说几点: 匈奴、突厥,没有文字。 辽、夏,金,都有自己的文字。当然,借用的是汉字的偏旁。属于汉文化圈。但是匈奴突厥连借用汉字偏旁的文字也整不出来。也根本没兴趣整。 匈奴突厥没有文字,当然也没有印刷术,不管死版活版都没有,而辽不仅有文字,而且,根据出土考古发现,辽和宋一样,有自己的活片印刷。至于倒底宋辽两家是谁先发明的活字印刷,就不得而知了,但即使是辽人跟宋人学的,至少他们肯学,而且能学会。匈奴突厥没有文字,没有文化,没有印刷书,没有印刷品,而且还没有数学! 匈奴突厥人对数学的概念,也就是数羊而已,数着数着,就睡着了。然后在梦里抢汉人的美女金银。 但辽金夏并不是这样,他们有发达的数学,甚至直到今天,西方数学界所谓的契丹算法,就是西方人学习契丹的,契丹算法就是在运算中进行两次假设,因此所以也叫双设法。契丹算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知识向西方传播的一个证据,而这个伟大贡献,是契丹人做出来的。 匈奴突厥基本没有什么舒服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民生方面的水平很落后。这方面我们只举辽朝为例: 契丹人在医学、美容、养生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就。除了接受中医之外,有很多自己的创造和发明。契丹人活得比匈奴突厥舒服多了,而且这些舒服的民生资源,自己就可以满足,当然就没有南下掠夺的必要。这才是契丹能够选择和平的硬道理。 契丹医学界有位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叫耶律敌鲁。我们可以在《中医词典》里查到他的名字,历史记载,他擅长精神疗法,是一位心理医生或者心灵辅导师,可见契丹人对于内心世界是很重视的。一个看重诗和远文的民族,当然不会被眼前的苟且所束缚,更不会拼了命的去抢别人的人头。他们会忏悔,会觉悟,会思考人生。 除了对心灵的辅导,契丹的医学先进方面还在于有解刨学,这也是辽医优于宋宋的地方,中原人对尸体禁忌很多,不容易搞到解剖教材,而辽人似乎在这方面相对宽松一些,所以解剖学比宋医更强,解剖学是整个医学的一个基础部分,你看见人里面器官长啥样,经络怎么长的,肯定比隔着皮肤猜要强,所以当时辽医走整个中医学发展的前沿。 另外,辽人不仅搞实用医学,也将医药学应用于单纯的生活方面。比如美容。历史记载契丹人发明和使用一种化妆品叫玫瑰油,宋朝人非常羡慕而又不会做,结果导致辽人大赚其财。最后到宋徽宗的时候,收买了一个掌握技术的辽人,宋人才开始自己制作。 还有一个证明辽人会享受生活的证据就是牙刷 在契丹古墓中发现有用骨头和猪鬃做成古代牙刷,该墓葬时间为辽应历九年(959),由此可见,最晚在公元十世纪前,契丹已经发明植毛牙刷。 比英国人威廉·阿迪斯发明的“第一把牙刷”早800多年。 这些民生方面的技术,匈奴突厥,有吗?当然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硬领域,就是军事。 匈奴突厥在军事方面,只能靠拼,再就是一些简单易学的技术,比如马登什么的,而辽金夏则不然: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辽道宗曾“燕京日阅火炮“,证明契丹已经发明火炮。后历史记载金军攻打宋朝的时候就使用火炮,很显然,这火炮就是从契丹那最早学来的。 金人学会了辽的火炮技术以后,又进一步发明了世界类似于手榴弹和地雷的新武器。在后来南宋与金的战争中,双方都大量使用火器彼此伤害。 火器,这玩意儿,匈奴突厥当然没有。所以匈奴突厥根本不能和辽金夏相比。 有人说了,这玩意儿宋也有啊。是的,但正因为大家都有,所以,谁打都是一起死,大家活得好好的,医学又发达,美容技术又高,干嘛非要搞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而且,除了辽朝金这种喜欢搞火器这种极端武器的家伙,西夏也是当时最发达的常规武器制造商! 元昊初立,设置了很多冶 炼作坊,大规模研制兵器。所制“夏人剑”、“神臂弓”等都是名扬天下的 利器。“夏人剑”当时享有“天下第一”美誉,受世人的高度重视。北宋 大诗人苏轼曾请晁补之作歌,赞道:“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众动 容。”(据《宋史•王伦传》)连北宋皇帝钦宗赵桓的佩剑,也是“夏人剑”。 “神臂弓”,实弩也。以山桑木为身,檀为鞘,铁为枪膛,钢为机,麻索系 札,丝为弦,被时人公认为最犀利的射远武器。沈括《梦溪笔谈》中誉之 “射三百步,能洞重札”。当时,兴庆府所制良弓,常被宋廷购之,“每张数 百千,时边将有以十数献童贯者”(庄绰《鸡肋编》卷上)。此外,西夏将士所用铠甲,系冷锻而成,坚滑光莹,劲弩不入。 另外,辽因地理环境的原因,资源非常富有,并不逊于中原,匈奴突厥不懂经营开发,所以漠北才成为所谓“苦寒”之地。事实上我们今天吃的最好的水果,难道不是西域来的吗?阿克苏的大苹果,好吃不?你就说好吃不?而东北的各种山珍奇果,更是中原想都想不到的。 所以,整体来说,宋人所面对的辽金夏,绝对不是汉唐所面对的匈奴突厥可比的。 汉唐所面对的匈奴突厥,本身文明程度低,想要过得好,就只能南下掠夺,而且因为文明程度低,只要假以时日,终会有机会打败他们,而且汉唐人多,匈奴突厥人少,纯冷兵器时代,人金加上装备好,只要战术上不出大错,打仗基本就是拼勇气的事儿。 而宋所面对的辽金夏,本身有着和宋差不太多的文明程度,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过上很好的生活,掠夺不是必须的,除非不得已,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需要,否则他们都不想打大仗(金初例外,金初就是暴发户,跟匈奴突厥差不多,所以宋联金灭辽是个技术错误。)可是真要打起来,因为他们文明程度高,拥有各种当时较先进的武器,所以宋与他们打小仗还好说,真要大打,那就是你死+我活。大宋又不是活不下去,有必要玩自杀式战争吗?
中国不仅缺少共治君主,最高君主也很少采用多个头衔 俄罗斯的皇帝头衔如下: 蒙 上帝恩典, 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沙皇及独裁者; 喀山、阿斯特拉罕、波兰、西伯利亚、陶立克克森尼索和格鲁吉亚沙皇; 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芬兰大公、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库尔兰、瑟米加利亚、萨莫吉希亚、别洛斯托克、卡累利阿、特维尔、尤戈尔斯克、尤格拉、维亚特卡、保加尔和其他地区的王公; 切尔尼戈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焦尔、乌多利亚、奥勃多利亚、孔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齐斯拉夫和全北域的君主; 普斯科夫、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卡斯亚、突厥斯坦、伊弗里亚、卡塔林尼亚和卡巴尔德尼亚地域及亚美尼亚地区的领主; 挪威王位继承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曼、迪特马尔申和奥尔登堡公爵。 但是中国皇帝,通常不会有很多头衔,一般称帝前的头衔,一旦称帝就全部取消了。 比如秦王吞并六国称帝,秦王的头衔就取消了,一直到六国之地尽失,三世子婴自去帝号,才又恢复了秦王的头衔,但这已经是秦国灭亡的最后时刻了。 秦王不会因为灭六国而把六国君主的头衔都加到自己身上。 当然也有个别的时候,比如唐朝皇帝会加天可汗的头衔,元朝皇帝始终没有取消蒙古可汗的头衔,而清朝皇帝也保留了蒙古博格达彻辰汗、西藏大施主等头衔,但与欧洲延绵如列车一样的长尾巴头衔相比,真的是太简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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