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户部尚书王佐追赠少保。
十、兵部尚书邝埜追赠少保。
十一、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状元，内阁首辅。追赠太傅。
十二、刑部右侍郎丁铉追赠刑部尚书。
十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追赠工部尚书。
十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追赠右都御史。
十五、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十六、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追赠通政使。
十七、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皆追赠太常卿。
十八、太仆寺少卿刘容
十九、尚宝少卿凌铸
二十、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
二十一、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
二十二、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
二十三、郎中齐汪、冯学明
二十四、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
二十五、主事俞鉴、张塘、郑瑄
二十六、大理寺副马豫二十七、行人司正尹昌
二十八、行人罗如墉
二十九、钦天监夏官正刘信
三十、序班李恭、石玉
这五十二名跟随明英宗远征的群臣皆死于混战中。只有大理寺右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高级文官损失惨重。
那么我有个疑惑就是，就算御驾亲征，一般主要带高级将领跟主要的几名高级文官即可。但是我想不通的是，打仗把太常寺、都察院、翰林院、中书舍人这些也带上么？

我看了一下永乐十二年朱棣北征瓦剌的资料
成祖亲征瓦剌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二十六日，明朝政府征发山东、山西、河南以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工共十五万人，将粮食运到宣府（今河北宣化），以备成祖亲征瓦剌之用。二月初五，举行大阅兵。初六，下诏亲征瓦剌。命安远候柳升领大营，都督马旺、陈翼、程宽、金玉为副将；武安候郑亨领中军，兴安伯徐亨、都督马英及章安为副将；宁阳候陈懋领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为副将；丰城候李彬领右哨，遂安伯陈英、都督费（王献）和胡原为副将；成山候王通领左掖，保定候孟英、都督曹得为副将；都督谭青领右掖，新宁伯谭忠、都督马聚为副将；都督刘江、朱荣为前锋。发马步军五十余万。此时，和宁王阿鲁台所派使节正好到达，告知马哈木已派乞（土答）歹率领骑兵到兴和（今河北张北）侦察朝廷动静。于是，成祖命刘江等前往兴和，在城西扎营，并派望哨监视敌情。又命谭青率右掖兵前往兴和操练准备。三月十七日，成祖车驾由北京出发，皇太孙随从，学士胡广、金幼孜、庶子杨荣等扈从。四月初一，到达兴和，大阅兵。十二日，到屯云谷，鞑靼博啰布哈等五人来降。六月初三日，前锋刘江在刚哈拉海与瓦剌军相遇，将其击退。初七，成祖率军到达和拉和锡衮（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附近），瓦剌马哈木、太平、博啰三部迎战。成祖命柳升等攻击其中部，陈懋、王通攻击其右翼，李彬、谭青、马聚攻击左翼，自率铁骑冲击，大败瓦剌三部，斩其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级，并穷追至图拉河（今蒙古境内），马哈木脱身逃走。战役中，郑亨追敌于和拉和锡衮时，中流箭而伤，指挥满都战死。皇太孙请及时班师，成祖应允。八月初一，车驾到达北京，于奉天殿受群臣朝贺。
基本上95%都是武将，只有几名主要的高级文官或者近亲的文官，随从，这属于正常的一场军事战争。而朱祁镇第四次北征，文官比武将还多。

成祖第四次北征
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二十日，鞑靼降人来报，阿鲁台将进犯边境。成祖急召众臣，说：去秋寇犯兴和，朕率大兵捣其巢穴，复剿其党乌梁海之流，敌兵屡败，处境困窘。而今敌将犯边，必以朕既得志，必不复出，朕当率兵先驻塞外以待之。敌不知我出兵必轻肆妄动，我则乘其劳而击，破之必矣。遂令安远候柳升、遂安伯陈英统帅中军，武安候郑亨、保安候孟瑛统帅左哨，阳武候薛禄、新宁伯谭忠统领右哨，左掖由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统领，右掖命成山候王通、兴安伯徐亨统领。并命宁阳候陈懋等居前锋，先行攻击贼寇的西部兵国。命户部料理军实。二十四日，成祖车驾从京师出发，二十六日抵土木河，命学士杨荣参与军事决策。九月十五日，鞑靼故知院有人前来投降，并告成祖说：“今夏阿鲁台已为卫剌特所败，溃不成军。如今听说大军出塞，早吓得远跑，不再敢有向南犯之意。”成祖授给他们正千户，并决定班师，无功而返。
也是只有少数文官跟随。
成祖第五次北征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初七，阿鲁台又进犯大同、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一带）。大同、开平守将先后奏报敌情，而群臣也劝成祖北征，于是成祖决意亲征蒙古。
初九，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今青海西宁）、巩昌（今甘肃陇西）、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各卫的士兵，以三个月为期限会合于北京及宣府（今河北宣化）。三月初二，谕诸将亲征，命柳升、陈英领中军，张辅、朱勇领左掖，王通、徐亨领右掖，郑亨、孟瑛领左哨，薛禄、谭忠领右哨，陈懋、金忠领前锋。四月初四，车驾由京师出发。命皇太子监国，以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扈从，杨士奇等留京辅佐皇太子。二十五日，车驾到在隰宁，有探报言：阿鲁台去年秋天听说大军来到就远远逃走。到冬天，大雪积至丈余，牲畜大多死云，其部曲也四散离去。近来，听到朝廷又出兵，就逃到达兰纳穆尔河（今蒙古和林东北，或曰即库库诺尔海。亦作答兰纳木儿）。成祖认为敌人一定离大军不远，命诸将速进。五月初五，车驾进驻开平，适逢大雨，士卒有后到而受湿寒的，成祖命诸将抚恤士卒。当时由于连年用兵，白骨遍野。成祖于十五日命柳升等率军士收拾道中遗骨，并亲自为文祭奠。六月初一，车驾到祥云屯。初三，到翠玉峰，命前锋陈懋、金忠探查敌情回奏。初十，车驾至金沙泺，陈懋等带回所得九匹马。十七日，到达天马峰，陈懋派人奏言：臣等已到达兰纳穆尔河，不见敌人踪迹，怀疑敌人逃走已经很长时间了。成祖又派张辅、王通等分兵穷搜山谷，仍毫无发现，皆领兵返回。二十日，陈懋等也因粮尽而还。于是张辅奏言：望给臣等一月口粮，以率骑兵深入，必可擒获敌人。但是，杨荣、金幼孜劝成祖应班师回京，成祖采其议。二十二日，商议分兵两路，成祖率骑兵东行，命郑亨等领步兵丁行，约定会合于开平。
通过朱棣这几次亲征北伐，基本就是那么几个文官跟随。所以，我才有此疑惑。

而朱瞻基的巡边，这次文官却开始变多。
宣宗巡边大败兀良哈
宣德三年（1428）八月十四日，宣宗于奉天门召集公、候、伯、五军都督府都督，告谕道：北寇在每年秋高马肥时必定骚扰边境，近来边境的守备不知情况如何？东北各个关隘都在京都附近，现在农活将结束，我准备趁田猎的时机亲自巡视各个闪隘，整饬军备，你们备齐士卒、马匹，来等候命令。二十八日，车驾由京师出发，
少师、吏部尚书蹇义，
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
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
行在礼部尚书胡
氵
荧，
兵部侍郎王骥，
刑部侍郎施礼，
工部尚书吴中，
右佥都御史凌宴如，
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杨溥，
太常寺卿姚友直，
大理寺少卿王文贵等人扈从，
英国公张辅、阳武候薛禄等分将各兵。宣宗经蓟州（今天津蓟县）至喜峰口（今河北宽城南）外，遇到兀良哈率一万人侵扰边境，遂命西宁候宋瑛、武定候郭玹、半城候李贤、都督冀杰屯兵遵化（今属河北），而自己率领三千精锐骑兵，每人两匹马，带十天口粮，前去迎敌，文臣只有杨荣跟从。三年九月初六傍晚，抵达宽河（今喀喇沁左翼南），与敌人相遇。宣宗亲射其前锋，杀死三人，将铁骑分为两翼夹攻，大胜，斩其首领，获军器马驼不尽其。十五日班师，二十四日，宣帝回到北京。

这个数据应该是做不了假，作假也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宣宗巡边，也带了一些文官，但是朱祁镇这次带的也太多了吧，所以对比朱棣跟朱瞻基还有朱祁镇，明显是有意而为的，如果你要说培养自己的文官势力，但是结果确是死了那么多。结合实录里走私一直有问题，你要说朱祁镇一点想法没有，反正我是不信的。不是说不能带文官，而且文官带的人数有些不正常。所以我很疑惑。

我今天大略看了一下梁胜利老师所著的《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在中就有提到过从正统开始，就有粮食不够的问题。

关于英宗带那么多文官，我看有人开过贴，不过竟然说英宗为了显示他所谓的龙威爆锤也先，带着大臣去旅游。这种观点，我只能笑笑。

我在查郭敬与英宗关系时，看到这一条从百度上找到的资料：
明英宗大同之战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冬季，瓦刺部落因粮食缺乏，派使臣来大同借粮，并要求与大同的守备太监郭敬见面，商谈具体事宜。明英宗朱祁镇得知此事后，命令郭敬不要见瓦刺的使臣，拒绝了瓦刺的借粮要求，引起瓦刺的不满。之后，明朝政府又单方面撕毁贸易协议。从而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农历七月至八月间引起的一场战争。
这又有出入不一样的。和亲说，朝贡说，阴谋说，怂恿说等。这回又加了一条贸易说。

刚才我在查阅土木堡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条关于土木堡战后的内容：
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告称: 近日来在"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統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
宣府总兵昌平伯杨洪也同样报称: "于土木堡拾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統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大炮八百个。"
也先部是不缺装备么？甚至可以奢侈的不去打扫战场么？而关于不打扫战场，我又搜到了，在二战时，苏军不太打扫战场是因为要加快进攻节奏。
有谁给我解惑一下。也先都富裕到这种程度了么？物资都不要了。

我发现知网上关于英宗的史料学术研究还不少呢。

正统五年( 1 460年)后,明英宗开始亲政,宦官王振乘机窍夺朝权,干预朝政,首开了明代宦官专政的局面。
英宗有意而为之？

尽管王骥“三征麓川”遭到明清史籍的批评和反对,但伴随晚清中缅边疆危机,王骥“三征麓川”的历史成为边地文人建构国家意识、表述文化认同的重要素材。边地文人基于历史文献和社会记忆,将“开拓腾越”的王骥塑造成地方英雄,以此来表述边地民族社会的国家意识与文化认同。而地方精英的诗文也深刻影响着民间社会的文化实践,王骥以“威震滇西,保境安民”的形象融入滇西边地三崇信仰,并被奉为迤西、滇缅一带最大保护神。晚清以降,基于三崇信仰的王骥崇拜是滇西边地自下而上国家整合的重要内容,是边疆民族社会通过运用象征王朝国家大一统的文化元素来表述国家认同。同时,也与国家在面对边疆危机时自上而下地向西深入密不可分,并通过盐务来加强对滇西土司的管控,以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这为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维度和文化视角。

那么说个题外话，史料对景泰有没有抹黑呢？
我找到一篇 杨德会老师写的：“《明英宗实录》诽谤景帝说”考释——兼论明代史家史权意识的复苏中
提到：
明代弘治朝以降，史学界逐渐形成了《明英宗实录》有意诽谤景帝的说法。这是值得商榷的。不可否认，受现实政治与实录凡例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明英宗实录》关于景帝的书法与文本确实存在“曲笔”现象。但《明英宗实录》大多数史官主观上不仅没有诽谤景帝的意图，反而明显表现出偏袒景帝的倾向。首先，史官冒着得罪皇权的风险在书法上争取确立了景帝的皇帝名位，使之没有重蹈建文帝覆辙；其次，史官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极力淡化景帝苛待英宗父子的失德行为。《明英宗实录》史官在处理景帝书写问题上敢于直面皇权，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引领了明代史家史权意识复苏的潮流。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实录对景泰帝有抹黑嫌疑呢？
最早对《明英宗实录》景帝书写提出批评的是曾任该书纂修的杨守陈。弘治初年，“公（杨守陈）尝言：‘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景皇帝已复位号，而《英宗实录》标目犹书‘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类似议论此后在明朝士人中络绎不绝。但是直到万历朝中叶为止，所有批评都围绕在该书的书法上，并未对叙事内容提出异议。万历朝晚期，沈德符开始指责《明英宗实录》有关景帝的叙事“曲笔为多”。这种观点迅速在学界形成潮流，进而演变成《明英宗实录》有意诽谤景帝，明遗民吴骐、近代学者李晋华、当代学者谢贵安、德籍明史学家傅吾康均持相似论调。古今中外史家的说法如出一辙，“《明英宗实录》诽谤景帝说”影响之广可见一斑。然而笔者认为“诽谤”之说有待商榷。受客观因素的制约，《明英宗实录》在景帝书法与叙事上的确存在“曲笔”，但大多数史官不但没有诽谤景帝的主观意图，反而竭力设法维护后者。这其实是明人第一次公开以史权抗衡皇权，引领了明代史家此后史权意识复苏的潮流。
英宗复辟后，先是将景帝废为郕王，又在其死后赐以恶谥“戾”。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景帝才被宪宗追复皇帝位号。从天顺元年到成化十一年，景帝在政治上的正式名号只是“郕戾王”。这一政治现实决定了《明英宗实录》在书法义例上不可能给予景帝正常皇帝的待遇，因而表现出诸多“曲笔”
《明英宗实录》史官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在书写景帝时有所“曲笔”。然而就主观意愿而言，史官不但无意诽谤景帝，反而在书法与叙事上竭力维护后者。

明英宗父子与明代士大夫对景帝抱有截然不同的感情倾向。英宗将景帝视为十恶不赦的“篡位者”，宪宗对景帝的厌恶情绪尽管不如英宗强烈，恐怕也很难对这位曾废黜他皇太子之位的叔父有何好感。但在士大夫看来，景帝却是扶危定倾、挽救社稷的有功皇帝。
问题是，景泰对士大夫真的好么？比如想要正统上位，比如立储不惜和于谦闹翻。

看到知乎作者：不要二分法中有一段：
上于谦在朝里主要做的就是全力维护文官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大权独揽及排除异己。在他所在的兵部，七年一共排斥了七个优秀的兵部人才：1、罗通，2、吴宁，3、李贤、4、邹干、5、龚永吉、6、侯琎、7、杜堂，其中有六个是兵部尚书的材料和资格。他亲自培养的是项文曜和王伟，这两个人怎么样你去研究好了。呵呵。到后来兵部就没有人才了，是最糟糕的时期了。看来他是嫉贤妒能吧。在于谦任兵部尚书之前，他在兵部只有不到两年的经历，其他时间是搞农业，在业务上是个新兵，就是有资格而已。
看到这段我突然也有了疑惑。
于谦任地方的时候，主抓民生，和刑法。他在地方带过兵么？平叛过地方么？（可能有吧，我没注意到，有谁能找到于谦在地方体现军事能力资料？）确实按照正常逻辑来说，他调到兵部熬资历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调到兵部，这不是我疑惑的主要原因）而主要疑惑的是，一个没有打仗经验尤其这种关乎国运的重要战争，他是如何让那些有经验（有派系关联重重的武勋们）都听他的？主持指挥跟瓦剌打？就算是旧时明月中提到他在追击也先部队时，也打的并没有什么光彩的地方。要知道，除非是军事奇才，并且有足够的军功，那些武人部队，尤其还是有很多勤王的部队，你一个资历浅，无军功的文官。是如何在北京保卫战中起到决定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