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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沃格
如果跨国公司与现代国家同时发展,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主权权利,那么,金融业就代表了这种共同进化的最新阶段。从国家赋予早期现代贸易公司的特权和自由,到国际调控结构对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种种豁免,我们可以追溯资本和主权权威之间的一种历史的、本体论的联系⑮。一种全新的地缘经济秩序正在逐渐覆盖过时的地缘政治秩序,后者由强有力的疆域国家和民族统治;日益增大的从疆土和国家中脱离出的独立性,以及能够创造金钱、法律和税务流动性的能力,甚至金融资本的流动,这些都造就了一种全新的“宇宙公民”、“超级公民”以及其表征⑯。一方面,金融对于独立的需求通过财产所有者向收租人的循环性转移而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调控性资本主义的权威和能动性——加上金融市场、跨国组织、国内经济,以及国家机构的协力——都保证了金融群众的决策力量得以转化成为大部分人的生命世界,这些人通过国家被绑定,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疆域。只有将这种解放和统治的双重并矛盾的动向充分考虑进去了,才能谈谈金融市场的“生成-主权”(becoming-sovereign),以及这些市场“作为主权调控者的角色”,领地权力的最新变体出现了⑰。投资和金融资本,也就是全球范围内投资者社群的表征,如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集体资本主义者的身体政治。这种政治由各种金融化进程生成,也由金融-经济生态的解放以及生态对于政治和社会系统的调控依赖所生成。在这其中形成的,是全新形象的普世债权人,如今作为投资者们的法人(personaficta),自我任命为他们的“大人”(makrosanthropos)。而利维坦那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也已更改了其状态,成为流动的了。
金融王国中最高统治能力(sovereignCompetencies)的部分私有化已经造成了主权储备(reserves ofsovereignty)的重新分配。如果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在个人经纪利益和主权国家之间充当协调员,那么,经纪和国家、主权与社会、主权超验性和社会内在性之间那分类学的、亦或是辩证的对立关系,如今不复存在了。金融化进程将主权权威那静止的、理想化的属性转化为动态的公理,来使得现有的权力关系——无论是财富的机构还是分布——得以自己制定规则⑱。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统治和政府之间、主权与“治理”之间、例外形式和合法性之间的断裂,都转化为单一方面的内在性。主权能力在政府运作和社会控制机制中使自己永存,实现了两极分化的政治经济机器。这就影响到了政府在金融王国中的干预行为的本体论。资本的政治维度是具有主权性的,因为在其中,价值的生产被直接转化为权力的使用,不对称地将金融群众的议程与社会各界及国内人口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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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权力的方针是:将未来的财富转化为今天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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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主权那古老的定义——落成法律条例的、被授权在某一特定疆域上行使的决策力量——被拓宽了。现在它可以指涉通过购买流动资产而获得的临时性资源,以及信用周期的释放、融资链条,以及层层叠叠瀑布般的风险。金融经济权力的方针是:将未来的财富转化为今天的利润,也即对不可预测的未来进行资本化。过去一个世纪的金融王国不仅仅导致了巨大的资本在少数人手中聚集,并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寡头政治,通过表面上民主的方式实行激进的财富防卫政策。随着对未来持续地担保和征用,市场自身已然成为了一位“债权人-神(creditor-deity)”,它在最后一轮(lastresort)决定着货币、国家经济、社会体系、公共设施以及私人储蓄的命运走向。
如果金融市场的特点就是那些感觉受到其风险影响的人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决定权,如果风险与危险的不同只是在于前者可以被归因为受害者自己的行为或缺乏行为所致,那么,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依赖市场,决定不了任何事,金融系统已经将风险转化为清晰在场的危险。如果在金融资本中,资本的特点变得更加普世,变成了一股统一的决定社会重大进程的力量,那么,在大部分现代情况下,随之而复原的,就是那些古老的君主人物所带来的例外性和危险。这就是金融王国的主权效应:它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半民主的(parademocratic)、例外的力量。它通过债务和亏欠来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它使社会和政治结构适应金融经济风险。最后,它将一种“背信弃义的未来”(Keynes语)的诸种势力和不确定性作为回报,还给我们的社会。
2018年07月05日 23点0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