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12
woshifjx
楼主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182.html
原文出处
学者批评清末改革“太积极”
杜亚泉认为：在清末新政改革这件事情上，不是当局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做的太多了。
杜亚泉批评清末新政：不是做的不够，而是做得太多了
清末最后十年，为应付内忧外患，曾启动立宪新政，但终究未能挽救清廷的覆灭。一般对清末改革的批评，多集中在当局者并无诚意等层面。但在亲历清末民初之大变局的学者杜亚泉看来，当局有无改革诚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方案本身，有没有可行性。
杜亚泉认为：在清末新政改革这件事情上，不是当局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太积极”，做得太多了。其理由是：“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国家应该发展教育，但“不必自为教育家”；应该发展经济，但“不必自营农工商之业”。①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
在杜氏看来，“国运之进步”与“政府之强大”是两码事。若不理解此点，“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②，社会没了活力，国运也就完了。综而言之，“若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③
基于此种理念，杜氏在反省清末新政时，认为许多举措不合时宜。如邮传部、农工商部多属“虚设”；警察制度徒然“模拟他国”，耗费巨大，但不合国情，巡警遍布乡村，却“终日植立，无所事事”；办理新式学堂，则孜孜于制定“繁密条例”……这些具体意见是否合理，或可商榷，但杜氏认为改革伊始，应“立法于简，其后可繁”，确属真知灼见。可惜清末新政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启动之初，即“立法于繁”，终于搞到官吏无从措手，百姓难以存活之窘境。
批评清末地方自治：徒慕虚名，项目应有尽有，变成敛财盛宴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乃是知识分子和朝野政客竞相鼓吹的流风，几乎到了无人不谈“自治”，无事不可“自治”的地步。但在杜亚泉看来，“自治”是好东西，但却坏在“徒慕自治之虚名，而不求实际上的利益”上面。本身中央也好，地方也罢，人才、经费均极有限，却“忽增此无数之自治机关，而欲其于学务商务农业工业与夫工程卫生，均各措置合宜”，根本就是“不可能之事”。④
杜氏回顾：晚清的自治章程，所列举的自治项目，可谓“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举凡自治所可为之事，悉搜罗而并列之”⑤，既不区分缓急，也不安排先后。其结果就是：办哪一件事，不办哪一件事；哪一件事快办，哪一件事缓办，并不依据人才、经费、收益等客观条件，而全看对自治办理者个人是否有利可图。晚清自治运动，多演变成地方绅豪的敛财盛宴，个中原因，正在于此。
杜氏这种摒弃“改革真诚论”的批评思路，对今人多多少少仍应有其现实的借鉴价值。
1901年，清廷派醇亲王出使欧洲，仪仗队行进在上海南京路上
2014年06月25日 10点06分
1
原文出处
学者批评清末改革“太积极”
杜亚泉认为：在清末新政改革这件事情上，不是当局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做的太多了。杜亚泉批评清末新政：不是做的不够，而是做得太多了
清末最后十年，为应付内忧外患，曾启动立宪新政，但终究未能挽救清廷的覆灭。一般对清末改革的批评，多集中在当局者并无诚意等层面。但在亲历清末民初之大变局的学者杜亚泉看来，当局有无改革诚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方案本身，有没有可行性。
杜亚泉认为：在清末新政改革这件事情上，不是当局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太积极”，做得太多了。其理由是：“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国家应该发展教育，但“不必自为教育家”；应该发展经济，但“不必自营农工商之业”。①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杜氏看来，“国运之进步”与“政府之强大”是两码事。若不理解此点，“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②，社会没了活力，国运也就完了。综而言之，“若谓社会之进步，必仰政府之提携，不如反而言之，谓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较为确当。”③
基于此种理念，杜氏在反省清末新政时，认为许多举措不合时宜。如邮传部、农工商部多属“虚设”；警察制度徒然“模拟他国”，耗费巨大，但不合国情，巡警遍布乡村，却“终日植立，无所事事”；办理新式学堂，则孜孜于制定“繁密条例”……这些具体意见是否合理，或可商榷，但杜氏认为改革伊始，应“立法于简，其后可繁”，确属真知灼见。可惜清末新政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启动之初，即“立法于繁”，终于搞到官吏无从措手，百姓难以存活之窘境。
批评清末地方自治：徒慕虚名，项目应有尽有，变成敛财盛宴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乃是知识分子和朝野政客竞相鼓吹的流风，几乎到了无人不谈“自治”，无事不可“自治”的地步。但在杜亚泉看来，“自治”是好东西，但却坏在“徒慕自治之虚名，而不求实际上的利益”上面。本身中央也好，地方也罢，人才、经费均极有限，却“忽增此无数之自治机关，而欲其于学务商务农业工业与夫工程卫生，均各措置合宜”，根本就是“不可能之事”。④
杜氏回顾：晚清的自治章程，所列举的自治项目，可谓“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举凡自治所可为之事，悉搜罗而并列之”⑤，既不区分缓急，也不安排先后。其结果就是：办哪一件事，不办哪一件事；哪一件事快办，哪一件事缓办，并不依据人才、经费、收益等客观条件，而全看对自治办理者个人是否有利可图。晚清自治运动，多演变成地方绅豪的敛财盛宴，个中原因，正在于此。
杜氏这种摒弃“改革真诚论”的批评思路，对今人多多少少仍应有其现实的借鉴价值。
1901年，清廷派醇亲王出使欧洲，仪仗队行进在上海南京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