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知
首。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斋
剖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主
，诸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斋 贤之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评：资治通鉴开篇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而后司马光就此事发表了如上长篇大论。此论中司马光主要强调了纲纪名分的重要性，他认为天子的职能就在于维护纲纪名分，只有坚决维护纲纪名分天子才能永保统治权；一旦纲纪败坏，名分颠倒，天子就会丧失统治权的合法性，就无法避免被推翻的命运。他同时认为，周王室在平王东迁后之所以还能保持天下共主的地位，主要就在于坚决维护纲纪名分，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的事则是周王室抛弃纲纪名分的第一步。正因为周王室自坏纲纪，所以天下开始以智力相雄长，周王朝及其诸侯国最终都走向了灭亡。

从客观形势分析，此文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纲纪名分只有与实力结合才有作用，以智力相雄长的时代绝不是自三家分晋后才开始的。周王朝的纲纪名分早在平王东迁后就已经名存实亡，春秋争霸的历史本身就是以智力相雄长的历史。郑庄公曾与周桓王兵戎相见并射伤周桓王，楚庄王行军至洛邑时曾向周王使者询问鼎之轻重，这些都是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的行为，而周王室对此则无可奈何，也没有哪个诸侯国因此事为周王室讨伐郑庄公、楚庄王。原因很简单，这两位都是当时的诸侯霸主，诸侯们都是识时务的，不会为了所谓的纲纪名分去拿鸡蛋和石头碰。更何况韩赵魏三国已然分晋自立，请求周王册封不过是给周王个面子而已，周王除了顺水推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时势如此，非人力所能救。就算周王不册封三晋诸侯，三晋也完全可以倚势自立，而且不会有所谓的桓文之君去讨伐他们。当时的强国中，齐国已被田氏控制，巴不得早日自立；楚国则经历了被吴国灭掉的耻辱，没有相应的能力；秦国实力则完全没有后来那么强大，自顾不暇。更重要的是，三晋诸侯中的魏斯自用李悝变法后，已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哪个国家都无力与其单独抗衡，反三晋联盟则更没有可能。所以，周王封三晋为诸侯是不失面子的办法。

晋文公请隧事，在下以为他不过是借此收买其他诸侯国人心，同时也给周王室一个台阶下，否则其他诸侯国要认为周王室是晋国的附庸了，毕竟周襄王的王位都是晋文公为他拿回来的。司马光认为此事证明周王室维护了纲纪名分，实是大错特错，根本是上了晋文公的当。连孔子都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司马光怎能无视孔子对晋文公的评价？

有名无实，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对事情没有深入认识的人，且是局外人，即使有实力的人在也未必能让大众所知，同样的，而稍有实力的人，只要有适当的方法表现自己，就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同样的，有名无实的君主，即使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不行了，但至少还能骗老百姓一会儿，多存活一会儿。

原以为很简单就能把这段评完，结果发现这段没那么简单。从其出现的位置来看，该论无疑是资治通鉴全书的总纲，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限于水平，在下就点到为止了。下面接下段，又是长篇大论：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评：此段是司马光就智伯灭亡发表的评论，智伯存亡实际是三家分晋的关键。晋国后期已形成智、韩、赵、魏、范、中行六卿专制之局，而智氏又纠合韩赵魏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考虑到韩赵魏任何一家都不足与智氏抗衡，事实上智伯一家独大，一超三强。面对如此局势，智伯确实有些飘飘然，不断倚势欺凌韩赵魏三家，最后竟向三家索取土地。韩魏就范了，但赵襄子不服，智伯便纠合韩魏攻击赵氏。智伯决水灌晋阳，眼看赵氏旦夕灭亡，结果赵氏却向韩魏讲了唇亡齿寒的道理，韩魏随即倒戈反攻智氏，不可一世的智伯终为韩赵魏三家联合剿灭。想来智伯的计划应该是把其他五卿全部灭掉，再导演一出晋国版的田氏代齐，结果他失败了，韩赵魏三家任何一家都没有单独代晋的力量，于是智氏代晋便被三家分晋取代。

该段评论最重要的是讲德才关系，想来今日尚有借鉴意义。我们一直用德才兼备来评价人才，可事实上德才兼备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如今都一样。最通常的状态是才胜德，这样的人不止智伯一个。而才胜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一个无才无德的人要严重得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故而用人当先求有德，德才兼备自是最好，有德无才次之，无德无才又次之，最不能用的则是有才无德之人。易经称厚德载物，此物自是指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各种外物，既包括有形的财物，也包括无形的名誉、地位等。人在一生中会获得很多有形与无形的外物，才能同样也是身外之物。而能不能长久保有这些身外之物，则要看这个人的德行有没有承载这些外物的力量。德厚方能载物，若是德薄，纵位至至尊，财至巨贾，也不能长久保有。即使能幸免于自身，终将遗祸于子孙。故道德修养绝对不能轻视，越是有才的人越应该主动修养自己的道德。

德和才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要辩证地看。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德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才也。
考量德才要结合实际情况而言：吴起、陈平、郭嘉、法正皆令名不彰，但辅佐明主，威震敌国。
徐偃、宋襄好礼守正，卒国灭身死。
当然，正心、治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德为先导。故道德修养绝对不能轻视，越是有才的人越应该主动修养自己的道德。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苟变者，有德者还是有才者。

基本认同.
特别是礼名分的分析.
撇开实力讲秩序,讲名分,实在滑稽可笑.
汉献帝再守名,再守分,他也难逃被曹魏取代的结局.
枪杆子里出政权,千古不变.
另外,智伯之亡,绝不是因为什么才胜于德.
司马光大言欺人,很多时候,孤立的讲某个问题,而且无限放大.实在不值得君王借鉴.
不过,考虑到规范性的问题,其言也不必过于当真.


这是怎么回事？古文也和谐？上述引文缺失二字：**。
评: 该段所针对的历史是商鞅变法，重点说的是立木为信一事。拜历史教科书普及之功，此事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在下就不饶舌了。虽然商鞅本人下场很惨，死后又被后世儒生大泼脏水，但“商君虽死而秦法未败”，秦始皇能统一六国应该感谢商鞅，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欧那样陷于四分五裂之局也应该感谢商鞅。商鞅推行的郡县制已经成了几千年历史的永恒。如果不实行郡县制而推行封建制（即分封制），今日的亚州东部会是西欧的另一个翻版。

我服了，还缺失。这么说吧，缺失二字一个是国，另一个是民保于信的第二个字。
此段主要是说信用问题，主要是谈在上者要对下讲信用。司马光认为像商鞅这样的刻薄人在天下使诈的年代还对国人讲信用，和平年代就更应该讲信用了。在当今诚信缺失的时代，强调信用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足食、足兵、民信之三个条件，而当被问道只能保留一个时他提出足兵、足食两个都可去，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人民的信任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而要让人民要信任正辅，就要求正辅对人民讲信用，正辅应该做守信的表率。从这点上讲，法家和儒家是没有区别的。司马光认为商鞅讲信用不可理解，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地认识商鞅，当然不排除他固有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立场。事实上，兵不厌诈是针对敌人的，对付敌人可以使诈，但对待自己人就必须讲信用，以诚相待，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人明显是荒唐的。

移木赏金,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商鞅守信.
只能说,商鞅作秀手法高明而已.
因为他的目的,是想推行新法.
搞搞政治秀,以让新法推行顺利点.

近几日未更新，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开题：
4.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单看此段不好理解，我还是把背景也附上吧：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评：此段主要是讲仁义和利的关系。孟子见魏惠王时反驳了魏惠王开口即谈利的做法，而后大讲他的仁义论，郁闷的魏惠王只得连连赞同。要说此时的魏惠王也真是够倒霉的，五年前他帐下大将庞涓被老同学孙膑算计死在马陵道上，魏惠王自己的太子也做了战俘；四年前他手下的公子昂被老朋友商鞅算计丢了西河之地，魏惠王不得不把魏国首都从安邑迁到大梁。此时的魏国国力大错，与李悝变法后的独步天下已不可同日而语。魏国之所以在魏惠王手里坏到这个地步，实际上都是魏惠王本人的原因。孙膑、商鞅本来都有可能成为魏惠王的得力助手，可惜魏惠王没能把这些人才留在魏国。本来此时的魏惠王正专注于怎样让自己的国家从一系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大计，而孟子则讲了一通仁义的大道理。魏惠王表面称善，恐怕心里郁闷到了极点。
离题了，本来这段的主题是讲孟子的。孟子当初在子思（孔子的孙子，也有说法称孟子是子思学生的学生，存疑）门下求学的时候，认为牧民之道仁义为先，所以不理解他老师提出的“先利之”的观点，子思告诉他仁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民，仁义和利其实是一回事。但孟子对魏惠王称仁义而不称利，是因为他认为魏惠王本人不仁，所以他不会理解仁义之利。为了防止自己的游说起到反效果，针对魏惠王他只能谈仁义而不能谈利，这也算是看人下菜单了。

关于仁义和利的关系，在下浅显地谈点看法。仁义和利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不可或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可以说是社会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用现代语境来说，所谓的利就是权利，就是人们可以行为的范围。由于追求个人权利势必会导致权利冲突，所以就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来调整这种权利冲突，以使大家在追求个人权利的道路上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这种规范现代社会称作法律，在古代社会则被称为仁义。仁义一方面可以保证个人充分追求不违背仁义的利，另一方面又可以限制个人不符合仁义标准的逐利行为。从前一方面讲仁义和利是统一的，从后一方面讲仁义和利又是对立的。理论上这样理解是能说得通的，但实践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仁义的标准由谁解释。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贤们会大批仁义道德，斥之为吃人的礼教，关键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仁义的虚伪性。当仁义的标准由统治者任意解释时，统治者的利自会得到充分保障，而被统治者的利则在仁义的名义下被取消了，这种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害的仁义解释模式很不合理，所以当时的精英们会大呼打倒孔家店，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仁义与利对立的一方面。但现在打到孔家店的负面作用已充分显现出来，毕竟仁义思想几千来来已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深深扎根，一旦将其打倒而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来取而代之，那么出现道德滑坡就不足为怪了，其结果还是使多数人受害。毕竟仁义和利还是存在统一的方面的，摒弃仁义同样不能使大多数人得利。故而在实践中我们亟需解决仁义的标准问题，只有确定一个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仁义标准，才能真正解决仁义与利的矛盾，确保大多数人得利，不给少数人以钻空的机会。

5.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评：此段是论述孟尝君养士行为的。孟尝君是田文先生的封号，田文先生的父亲田婴是齐威王（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的齐王就是他）的小儿子，齐宣王（南郭先生就是在他手下得到了滥竽充数的机会）的弟弟。本来田文只是田婴的庶子，在宗法社会里他是根本不可能继承田婴的爵位的。但因为他向他的父亲提出了他们家应该养宾客的建议，田婴便让田文主持其事。通过养宾客的实际行动，田文赢得了极高的美誉度，以至于诸侯都要求田婴以田文为太子，田婴最终听从了民意。于是田婴去世后，田文就成为了田婴正式的继承人。考虑到自己之所以能得到继承权是因为养宾客的行动，田文先生继续扩大了养宾客的规模，导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司马光正是针对田文如上行为发表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