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韩再芬的个人资料

六州歌头《六州歌头》作者：谭晓斌雄风赳赳，直指大河西。将轻勇，联飞鞚，出陇西，过焉支。转战千余里，视强敌，如狐豕，朝复夜，争驰射，踏春归。斩杀名王，收取金人祭，笑语熙熙。且休兵歇马，夏日再挥师，深入穷追。草离离，渺无边际，辞北地，千万骑，骋轻肥。祁连下，逐胡马，箭纷飞，虏披靡。大小收功绩，行封赐，各有差。辞甲第，控骐骥，又西驰。应变制宜，降伏浑邪众，秋劲扬旗。看英姿豪气，策马受降时，山岳为摧。

破阵子《破阵子》出猎阴山瀚海，弓刀饮血争鸣。七破天骄驰苑囿，六败匈奴阅射声。虏庭屯汉兵。不泥孙吴韬略，方收卫霍功名。直捣龙城飞白马，深入狼居卷赤旌。楷模昭后生。

破阵子《破阵子》作者：谭晓斌出猎阴山瀚海，弓刀饮血争鸣。七破天骄驰苑囿，六败匈奴阅射声。虏庭屯汉兵。不泥孙吴韬略，方收卫霍功名。直捣龙城飞白马，深入狼居卷赤旌。楷模昭后生。

由“妾辛追”说起由“妾辛追”说起作者：谭晓斌网上看到一条新闻，称马王堆汉墓发掘47年才发现墓主“老太太”名字弄错了：《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1期刊文《马王堆汉墓帛书，迟到的解读和颠覆》，讲述马王堆发掘47年来，各方学者不断对出土资料进行梳理与考证，发现了很多当年的误读与误判。近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过对更清晰的文物照片的研究发现，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墓主的名字并非辛追。文字学家通过对出土印章上字形的分析考证，认为一号墓墓主应该叫“避”，此前是因为发表的照片不清楚，被误读成了“辛追”。我搜了该印章上字形的图片，看过之后，觉得“妾辛追”三个字的大小差不多，如果“辛追”是“避”字的话，就不太协调了。我又搜了出土的汉朝其他女性印章的图片，发现“妾辛追”的排列方式与腊山汉墓出土的一枚印章是一样的。这枚印章上是“妾恶女”三个字，大小差不多。同墓出土的还有一枚印章，刻着“傅恶女”三个字。“妾”是女性的谦称，“恶女”就是墓主的名字，“傅”就是她的姓氏。但很有意思的是，网上的相关资料大多称墓主为“傅女恶”，有的将“女恶”合为一字。 “傅恶女”与满城汉墓“窦君须”、大云山汉墓“妾胜适”、邗江甘泉汉墓“妾莫书”等印章的排列方式是一样的。网上可以搜到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济南市腊山汉墓发掘简报》，里面将“恶女”两字视为一个字，即左边“女”字旁加右边“恶”字，但是未给出任何理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们认为女性的名字没有“某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不应该了。在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桓帝的皇后邓猛女。当然，在出土的汉简中，我们也能看到女性的名字叫“某女”的，例如“王女”，最重要的是，还有“恶女”。相关的图片和文字，大家在网上很容易搜到。综上所述，马王堆“老太太”的名字“辛追”不误，而腊山“老太太”的名字要纠正为“恶女”，这算是意外收获吧。

清平乐一年一作，音乐朱家角。激烈歌吹喧院落，缭绕小楼小阁。醒后连饮清香，茗杯权当萸觞。国庆黄金周末，今年幸遇重阳。

清平乐清平乐作者：谭晓斌一年一作，音乐朱家角。激烈歌吹喧院落，缭绕小楼小阁。醒后连饮清香，茗杯权当萸觞。国庆黄金周末，今年幸遇重阳。

九月初三日国庆阅兵小兵参北斗，大国倚东风。铁马朝丹阙，银鹰舞碧空。江山无改色，旗帜有增红。自古承平日，英雄战斗功。

九月初三日国庆阅兵九月初三日国庆阅兵作者：谭晓斌小兵参北斗，大国倚东风。铁马朝丹阙，银鹰舞碧空。江山无改色，旗帜有增红。自古承平日，英雄战斗功。

《咏伏波将军路博德》北荒从骠骑南海会楼船大漠横遮虏余生卫酒泉

《中秋》月里无宫阙教人泪雨沱星辰安可数何处访嫦娥

《咏伏波将军路博德》《咏伏波将军路博德》作者：谭晓斌北荒从骠骑南海会楼船大漠横遮虏余生卫酒泉

《中秋》《中秋》作者：谭晓斌月里无宫阙教人泪雨沱星辰安可数何处访嫦娥

《李广》作者：谭晓斌《李广》作者：谭晓斌李广是陇西成纪人。汉文帝十一年的夏天，野蛮的匈奴人又一次侵入陇西郡的郡治狄道，在对汉人进行了屠杀和劫掠之后，他们得意而去。这一年，李广只有十余岁。李广是秦将李信之后，李家的子弟世世代代都要学习祖传射法。李广的身体条件非常好，他身材高大，手臂很长，是个天生的射箭手。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练习，使他成为神射手。李广不仅射术精湛，而且骑术高超。他从小立志，要为国家除去匈奴之患。汉文帝十四年的冬天，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骑兵从北地郡的朝那县入塞。匈奴人突破萧关，其主力一直打到彭阳县。大量的人民和畜产被匈奴虏获，北地都尉孙卬也战死疆场。在匈奴主力突进的同时，老上单于派出偏师，多路出击，其中一支攻入回中道上的回中宫，这座秦始皇出巡北地、陇西时驻足过的行宫随即被焚毁。匈奴的候骑更是来到了距离长安不远的雍县和云阳县，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宫殿，皇帝避暑的甘泉宫就在云阳县。当时，在甘泉宫附近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长安陷入紧急状态，汉文帝调兵遣将，征发战车一千辆，骑兵、步兵共十万，保卫长安，又征发大量车骑，反击匈奴。愤怒的汉文帝不听群臣劝谏，要御驾亲征，最后被母亲薄太后坚决制止。这一年，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慷慨从军，并且在战斗中杀死、俘获了许多敌人。侵入陇西的匈奴人被击败，汉军以少胜多，并且杀死了匈奴的一个王。老上单于在塞内留了一个多月才离开，汉军将匈奴人逐出塞后也结束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双方的主力没有进行决战。战后，李广凭借军功，成为秩比六百石的中郎，来到长安，进入皇宫。后来升迁为秩八百石的武骑常侍。汉文帝常常身着戎服，骑着战马，带着从陇西、北地和上郡的良家子中挑选出来的材力之士，在上林苑中驰射，讲习战阵。身为武骑常侍的李广，自然是经常随行。汉文帝亲眼目睹了李广在冲陷、折关以及格猛兽等军事项目上的优异表现，在欣赏他的同时，也为他感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当时，北方有匈奴的侵扰，汉朝内部也有高度自治且桀骜不驯的诸侯王，但是汉文帝竭力避免冲突和战争，与民休息，在军事上通过加强防备来应对敌人的威胁，因此这番话其实是他向李广表达歉意。汉景帝三年，李广参加了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此后，他长期在长城沿线的边郡担任太守，常常与入塞的匈奴人进行战斗。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汉朝对匈奴实施“和亲”政策，所谓“和亲”即汉朝每年送一些物资给匈奴换取和平，但是匈奴毫无信义可言，经常入塞劫掠，从而使“和亲”断绝。因此，“和亲”是断断续续的。汉匈之间有一个约定，双方以长城为界，汉朝的军队不能出塞，匈奴的军队也不能入塞。匈奴没有遵守约定，汉朝却一直遵守着，即使在“和亲”断绝，双方处于战争的状态下，汉朝也遵守着。汉景帝后二年，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雁门太守郅都率部出塞，这是汉军第一次出塞攻打匈奴并且取得了胜利。汉匈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但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以郅都此举触犯了汉军不能出塞的法律为由，逼迫汉景帝将其处死。一年后，汉武帝即位，和李广一样，他也是从小立志，要彻底解决令中国头疼的匈奴问题。李广迎来了他最想要的时代。汉武帝废除了汉军不能出塞的法律，大举反击匈奴，李广也被委以重任。然而，李广在出塞作战中的表现非常糟糕，第一次出塞就兵败被俘，侥幸逃归后，被判处死刑，赎为庶人。尽管如此，汉武帝还是给了他足够的信任。李广获得了一次又一次领兵出征的机会，但是他在战场上毫无建树。元狩四年，汉军远征漠北，李广的部队因迷路未能抵达战场，这意味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将又要面临一场审判。这一次，他“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选择了自杀。李广死后，很快便有人造谣说汉武帝和卫青陷害他，应该为他的死负责，这个谣言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流传至今。

李广《李广》作者：谭晓斌李广是陇西成纪人。汉文帝十一年的夏天，野蛮的匈奴人又一次侵入陇西郡的郡治狄道，在对汉人进行了屠杀和劫掠之后，他们得意而去。这一年，李广只有十余岁。李广是秦将李信之后，李家的子弟世世代代都要学习祖传射法。李广的身体条件非常好，他身材高大，手臂很长，是个天生的射箭手。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练习，使他成为神射手。李广不仅射术精湛，而且骑术高超。他从小立志，要为国家除去匈奴之患。汉文帝十四年的冬天，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骑兵从北地郡的朝那县入塞。匈奴人突破萧关，其主力一直打到彭阳县。大量的人民和畜产被匈奴虏获，北地都尉孙卬也战死疆场。在匈奴主力突进的同时，老上单于派出偏师，多路出击，其中一支攻入回中道上的回中宫，这座秦始皇出巡北地、陇西时驻足过的行宫随即被焚毁。匈奴的候骑更是来到了距离长安不远的雍县和云阳县，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宫殿，皇帝避暑的甘泉宫就在云阳县。当时，在甘泉宫附近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长安陷入紧急状态，汉文帝调兵遣将，征发战车一千辆，骑兵、步兵共十万，保卫长安，又征发大量车骑，反击匈奴。愤怒的汉文帝不听群臣劝谏，要御驾亲征，最后被母亲薄太后坚决制止。这一年，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慷慨从军，并且在战斗中杀死、俘获了许多敌人。侵入陇西的匈奴人被击败，汉军以少胜多，并且杀死了匈奴的一个王。老上单于在塞内留了一个多月才离开，汉军将匈奴人逐出塞后也结束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双方的主力没有进行决战。战后，李广凭借军功，成为秩比六百石的中郎，来到长安，进入皇宫。后来升迁为秩八百石的武骑常侍。汉文帝常常身着戎服，骑着战马，带着从陇西、北地和上郡的良家子中挑选出来的材力之士，在上林苑中驰射，讲习战阵。身为武骑常侍的李广，自然是经常随行。汉文帝亲眼目睹了李广在冲陷、折关以及格猛兽等军事项目上的优异表现，在欣赏他的同时，也为他感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当时，北方有匈奴的侵扰，汉朝内部也有高度自治且桀骜不驯的诸侯王，但是汉文帝竭力避免冲突和战争，与民休息，在军事上通过加强防备来应对敌人的威胁，因此这番话其实是他向李广表达歉意。汉景帝三年，李广参加了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此后，他长期在长城沿线的边郡担任太守，常常与入塞的匈奴人进行战斗。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汉朝对匈奴实施“和亲”政策，所谓“和亲”即汉朝每年送一些物资给匈奴换取和平，但是匈奴毫无信义可言，经常入塞劫掠，从而使“和亲”断绝。因此，“和亲”是断断续续的。汉匈之间有一个约定，双方以长城为界，汉朝的军队不能出塞，匈奴的军队也不能入塞。匈奴没有遵守约定，汉朝却一直遵守着，即使在“和亲”断绝，双方处于战争的状态下，汉朝也遵守着。汉景帝后二年，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雁门太守郅都率部出塞，这是汉军第一次出塞攻打匈奴并且取得了胜利。汉匈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但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以郅都此举触犯了汉军不能出塞的法律为由，逼迫汉景帝将其处死。一年后，汉武帝即位，和李广一样，他也是从小立志，要彻底解决令中国头疼的匈奴问题。李广迎来了他最想要的时代。汉武帝废除了汉军不能出塞的法律，大举反击匈奴，李广也被委以重任。然而，李广在出塞作战中的表现非常糟糕，第一次出塞就兵败被俘，侥幸逃归后，被判处死刑，赎为庶人。尽管如此，汉武帝还是给了他足够的信任。李广获得了一次又一次领兵出征的机会，但是他在战场上毫无建树。元狩四年，汉军远征漠北，李广的部队因迷路未能抵达战场，这意味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将又要面临一场审判。这一次，他“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选择了自杀。李广死后，很快便有人造谣说汉武帝和卫青陷害他，应该为他的死负责，这个谣言被司马迁写入《史记》，流传至今。

董仲舒对策研究中的几点注意董仲舒对策研究中的几点注意作者：谭晓斌第一，董仲舒参加过对策，是元光元年的对策，但是《董仲舒传》说“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是错误的，这可能是班固误信了传说故事。第二，建元六年八月十七日，此时的江都相是董仲舒。第三，建元四年，江都相郑当时为右内史，结合这点来看，董仲舒很有可能是他的继任者。第四，董仲舒为江都相时，因故被免官了，没过多久，参加贤良对策，为中大夫。第五，《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的三篇策问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顺序有误，应该是第二篇在前，第一篇在后。第六，班固收录董仲舒的作品是有标准的，那就是“切当世、施朝廷者”。董仲舒的第一篇对策不符合这个标准，因此不见于《董仲舒传》，汉武帝的第一篇策问自然也不见于该传。第七，《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五月诏便是汉武帝的第一篇策问，《董仲舒传》所载三篇是后面的。第八，汉武帝的这四篇策问，两篇是策问众人的，两篇是策问董仲舒一个人的。附：《春秋繁露》中的“二十一年” 作者：谭晓斌在《春秋繁露》中，有一篇《止雨》，其中的纪年信息非常珍贵，“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 “甲申”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中作“庚申”，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武英殿聚珍本亦作“庚申”。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本中作“甲申”是经过校改的，因为如果“庚申”是朔日的话，那么这个月是没有“丙午”日的，所以就被改了。 “二十一年”是汉武帝的哥哥江都易王刘非的纪年，据《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江都易王二十一年相当于汉武帝元光二年，但是这一年的八月是“己酉朔”，也没有“丙午”日。我认为，江都易王二十一年应该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因为江都易王在汉景帝二年被封为汝南王，后来徙封为江都王，所以从汉景帝二年算起，至汉武帝建元六年，恰为“二十一年”。我这么说，并非想当然，是有根据的。汉武帝的叔叔梁孝王刘武在汉文帝二年被封为代王，后徙封为淮阳王，最后徙封为梁王，《史记》在提到他的纪年时，都是从汉文帝二年算起的。汉武帝的另一个哥哥赵敬肃王刘彭祖在汉景帝二年被封为广川王，汉景帝五年徙封为赵王，但是《史记》在提到他的纪年时，是从汉景帝二年算起的，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赵敬肃王二十一年相当于汉武帝建元六年。由此可见，江都易王的纪年也应从汉景帝二年算起，《史记》出了一点差错。建元六年的八月是“庚寅”朔，“丙午”是“十七日”，所以“庚”字不误，将“申”字改为“寅”字就对了。“庚寅”误作“庚申”，这可能是后人传抄时产生的。既然在建元六年八月十七日，江都相是董仲舒，那么汉武帝以董仲舒为江都相与元光元年的对策无关。据《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建元四年，江都相郑当时为右内史。结合这条信息来看，董仲舒很有可能是郑当时的继任者。

请教一个问题好汉被捕到发配，中间往往会经过六十日，但是林冲没有，请问这是作者的疏忽呢，还是故意这样处理？在历史上，宋朝有六十日限满的相关规定吗？

咏元狩四年北征匈奴立马毡乡横十万，长驱绝漠到穹庐。乌号势压东西路，赤帜雄张南北墟。暮宿窴颜登赵信，晨炊翰海煮鲟鱼。穷追猎取天骄种，踏遍单于部落居。

咏元狩四年北征匈奴咏元狩四年北征匈奴作者:谭晓斌立马毡乡横十万，长驱绝漠到穹庐。乌号势压东西路，赤帜雄张南北墟。暮宿窴颜登赵信，晨炊翰海煮鲟鱼。穷追猎取天骄种，踏遍单于部落居。

新智取生辰纲新智取生辰纲作者：谭晓斌《水浒传》中有很多地理方面的错误，从北京大名府到东京汴梁不必绕大远路经过济州的，晁盖等人称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也无必要到济州。《大宋宣和遗事》中记载了一个更早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地点在南乐县的五花营堤上田地里。从大名府到东京会经过这里。《水浒》中的智取生辰纲，看似把杨志塑造得很有头脑，只是逊色于吴用，但其实破坏了杨志的形象，吴用下蒙汗药看似精彩，仔细想想也不合理。《遗事》中，劫生辰纲的是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押运生辰纲的负责人是马安国，运送的方式也是挑担，马安国遇到了卖酒的晁盖等人，便主动买酒喝。我将两个故事都取舍了一下进行加工：黄泥冈定在南乐县五花营村；晁盖等人自称的“濠州人”改为“沧州人”；杨志不上场；马安国因为与我一篇小说中的主角同名同姓，所以也不让他登台了；取消《水浒》中生辰纲在上一年已被劫过的情节；两处有关“钱”的情节也改了一下。

武则天的年龄问题不知能发上来吗

大唐名将苏定方的年龄问题大唐名将苏定方的年龄问题作者：谭晓斌看了拜根兴写的《苏定方事迹考疑试论稿》，他发现《旧唐书》和《新唐书》对苏定方的年龄记载有误。两唐书均记载苏定方“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由此往前推算，可得其生年为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因为中国古代都算虚岁，出生即一岁。《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云：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业末，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手斩金称，又破杨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余里，杀获甚众，乡党赖之。《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三十六》云：苏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后徙始平。父邕，当隋季，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剧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如果苏定方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那么他“十五岁”时是隋炀帝大业二年，毫无疑问，这不是“大业末”或“隋季”。拜根兴认为苏定方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乾封二年，享年六十八岁，而非七十六岁。我有一点小小的不同看法：“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中的“七十六”很有可能是“六十七”的倒文之误，因此苏定方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的可能性更大。隋炀帝大业十一年，苏定方十五岁，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唐高宗乾封二年，一代英雄苏定方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对孙膑名字的猜测对孙膑名字的猜测作者：谭晓斌西汉的邹阳在狱中上书梁孝王，其中有“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见《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一语。我猜“越人蒙”可能是战国时代的齐国军事家孙膑。《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有关孙膑的资料，太史公获得的不是很多，因此他无法告诉我们孙膑的名字，而“膑生阿、鄄之间”很有可能是他的一种猜测。我们知道，孙膑是孙武之后，孙武从齐国去了吴国，吴国后来被越国吞并，因此孙武的子孙是越人很正常。孙膑从越国来到魏国，被庞涓迫害，后来去了齐国。在齐国，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阿城、鄄城一带应该生活着许多孙膑的后人，太史公据此猜测“膑生阿、鄄之间”，如此一来，孙膑便出生在齐国了。《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中也收录了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但是“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作“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这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也有可能“蒙”是名、“子臧”是字。

【原创】短篇历史小说《北单于的抉择》看看效果怎么样

北单于的抉择北单于的抉择（小说《出居延塞》节选）作者：谭晓斌漠北，河云。黄色的草原。在经历了去年的沉重打击后，北匈奴的单于庭从安侯河的西畔转移到了这里。一队风尘仆仆的人马进入单于的大营，为首之人是车谐储王。单于不在营中，他带人去追一群从附近路过的黄羊了。车谐储王迫切地想见到单于，很快便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在问明了单于的去向之后，他点了六名卫士出发了。七人向东而去，在奔驰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发现了狩猎的痕迹，然后顺利找到了狩猎的队伍。猎杀已经结束。烤黄羊的肉香在空气中弥漫。陆续有猎人从远处而来，他们带着已死或将死的黄羊。车谐储王看到了单于和他那匹栗色的马。单于也看到了车谐储王，并且挥手招呼他。车谐储王急忙赶到单于的面前，未等他行礼，单于便发问了：“呼衍王没来吗？” 车谐储王从呼衍王处而来。呼衍王被汉军击败后，单于多次派人召他，但是他都没有来。车谐储王去呼衍王处，也是奉了单于之命召其来单于庭。单于看到了车谐储王，但是不见呼衍王，故有此问。车谐储王道：“呼衍王丧师失地，深陷自责之中，无颜来见大单于。奴劝了他很久，但是他不听。” “他是不敢来见我，”单于冷冷道，“怕我杀了他。” 车谐储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我不会降罪于他，因为他没有背叛我，况且我比他败得更惨！”单于的表情变得非常痛苦，“稽落山一败，让我前功尽废。” 车谐储王连忙道：“匈奴目下的颓势，绝非大单于之过。三年前，先单于在同鲜卑人的作战中不幸遇难，引发匈奴大乱，若非大单于临危受命、力撑危局，后果不堪设想。” 单于苦笑道：“我自即位以来，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只败了一次，便让人对我失望、与我离心离德。有的人表面恭顺，心里想的却是如何能逃到屯屠何那里、逃到汉人那里。” 车谐储王道：“此等逆贼，不可轻饶。” 单于道：“凡是被我捉到的，死！我今日又宰了数十个叛徒，暴尸营门外。王看到了吗？” 车谐储王道：“奴看到了。” 二人身旁的烤黄羊可以吃了。一名侍者娴熟地割下一块，然后进呈单于。第二块，进呈车谐储王。肉是夹生带血的。二人坐在胡床上，美滋滋地咬着、舔着…… 单于仰脖畅饮着马乳，见车谐储王舔干了手上的血，便将革囊递给他。车谐储王接过革囊，咕咚了几口，一抹嘴，突然问了一句：“大单于可知窦宪到了武威？” 单于点了点头，说道：“看来汉军又将大举来犯了。” “窦宪，”他继续说道，“一个犯了谋杀罪的囚徒，只因他是窦太后的兄长，窦太后便为他发兵远征，好让他建立战功，以此来赎罪。我蔑视此人，选择了针锋相对的迎战。结果，成就了他的功名。这一次，他若再来，我会暂避锋芒，待其疲惫撤退之时，再行攻击。” 车谐储王道：“这无疑是高明的应对之策，但是目下敌强我弱，且力量悬殊，即便是袭击撤退中的汉军，我军也未必能取胜。” “那就避而不战！”单于的嗓门大了起来，“汉人劳师远征，耗时费力，不能取得大胜即为失利，更别提一无所获了，几番无功而返后，汉之公卿大臣必群起而反对用兵。” 车谐储王道：“大单于言之有理，但是汉军每次来犯，我方必先转移、隐匿，奔波之苦，将会使大单于的人民和畜产无法繁衍生息。” “王到底想说什么？”单于的脸色变得非常可怕。尽管感到了恐惧，车谐储王还是把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奴以为，目下应以和亲之策为上。” “和亲！”单于冷哼了一声，“汉人拒绝和亲，王难道不知吗？我让弟弟去洛阳做人质以表诚意，但是汉人将他赶了回来！” 车谐储王道：“和亲之所以未成，是因为大单于没有去洛阳……” 单于霍的站了起来，大吼道：“住口！” “大单于息怒！”车谐储王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一边磕头一边反反复复地说，“奴有罪，奴该死，奴有罪，奴该死……” 单于气得说不出话来，转身离开了，他的卫士紧跟上去，却被他呵斥道：“滚！” 卫士们愣在原地，面面相觑。单于没走多远，踅转身回来了，在距卫士们七八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指了指车谐储王，命令道：“扶他起来！”说完，一扭头，又走了。车谐储王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扶了起来，他望着单于远去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突然，单于不见了。车谐储王犹豫了一会，迈步向前。其他人看到车谐储王的反应后，也都动了起来，但是车谐储王摆了摆手，让他们不要跟来。车谐储王三步并成两步走，渐渐地，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水洼地。单于正坐在洼地边，车谐储王的脚步声让他转过头来，然后他的左手往边上拍了拍。车谐储王在单于的身旁坐下。二人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单于说道：“四十多年前，屯屠何的父亲只因未能当上单于，便分裂匈奴，南下投靠了汉人。光武皇帝给了他‘单于’之号。他延请汉使并亲自相迎。汉使当着众人的面，用严厉的语气命令道：‘单于当伏拜受诏！’他犹豫了一会，伏在地上称臣行礼，拜完后，让译者对汉使说：‘单于新立，这实在使他难堪，愿使者不要当众屈折他。’当时，见此情景的匈奴人无不落泪。我很清楚那种滋味，因为我也曾伏在汉使的脚下，就在去年。” 去年，在稽落山失利后，单于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至西海之滨。在那里，他接见了追踪而来的吴汜和梁讽一行。原来，汉军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下令停止追击，然后派司马吴汜和梁讽带着金帛来找单于。单于接受了汉人的金帛，也同意了亲自去洛阳。车谐储王听到了汉使震耳欲聋的话语，“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诸如此类，真是盛气凌人！也看到了单于伏在汉使的脚下，行稽首之礼。那一刻，泪水止不住地从他的眼眶中涌出。因此，在他看来，单于虽然是在说屯屠何的父亲，但其实更多的是在说自己。单于继续说道：“窦宪挟稽落山战胜之威，派他的司马吴汜和梁讽带着金帛来见我。恩威并施，这是汉人惯用的手段。我恨不能将其碎尸万段，双腿却不由自主地发软、打颤。我拱手下跪，手着地，头也着地。我接受了汉人的金帛，并且答应亲自去洛阳。我有愧于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在他们的时代，匈奴人马踏白登、火烧汉宫，汉人还得赔笑奉上缯絮和食物。但是，身为他们的子孙，我同南部的那些逆贼一样，丢尽了匈奴人的脸。” 车谐储王静静地听着。 “我带着困顿疲惫的你们，跟随汉使去私渠比鞮海接受窦宪的处置。值得庆幸的是，汉军早已撤退。如果当时汉军还在那里，会如何？我一定会伏在窦宪的脚下，然后去洛阳，伏在一个女子和一个孩童的脚下。但是，天可怜我，赐给我悬崖勒马的机会，让我免受了更大的屈辱。”说到这，单于一下子变得轻松了。 “匈奴人是天子骄子，无论如何，上天都不会抛弃我们。奴以为，汉使劝大单于去洛阳正是天意，只要大单于一到洛阳，汉人便有了说服自己罢兵的理由，匈奴也就有了喘息之机。”车谐储王也说话了。单于笑了笑，问道：“你是在埋怨我？埋怨我失信于汉人吗？” “奴不敢，”车谐储王道，“虽然大单于把右温禺鞮王送到洛阳做人质，已经是屈尊亲汉之举，但是对于狂妄自大、威权正盛的窦宪而言，大单于的洛阳之行未成，使其颜面受损，因此他阻挠和亲，继续对我用兵。” 单于略显无奈地问道：“非去不可吗？” 车谐储王道：“屯屠何野心勃勃，叫嚣‘破北成南’。其实，南北之分在匈奴的历史上早已有过。一百四十多年前，呼韩邪单于在南，郅支单于居北，他们都把儿子送到汉人那里做人质，以免汉人进攻自己。论行军作战，郅支单于的能力在呼韩邪单于之上，但是后来统一匈奴的是呼韩邪单于，而非郅支单于。究其原因，是呼韩邪单于亲自向孝宣皇帝称臣，而郅支单于未能这么做。汉人的援助使呼韩邪单于实力大增。郅支单于只能远遁，最终死在了汉军的乱刀之下。正因如此，大单于和屯屠何都是呼韩邪单于之后，而非郅支单于的子孙。” 单于道：“类似的话，我已听梁讽说过，你二人是同一个意思：我若不去，便会成为第二个郅支单于。” “奴绝无此意，”车谐储王连忙道，他看了看单于的神情，继续说道，“称臣尊汉，呼韩邪单于也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在匈奴衰弱、汉正强盛时，这无疑是明智之举。因此，他在反复思考之后，选择了称臣尊汉的和亲。后来的事情，人所共知。匈奴休养生息六十余年后，乘汉人内乱之机，一雪前耻，再现了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时的辉煌。” 单于沉默了。车谐储王道：“而今又是匈奴衰弱之时，大单于若能忍辱负重，效仿呼韩邪单于，使匈奴获得安宁，则他日时机来临，大单于的子孙也一定能重振雄风。” 单于低下头，若有所思。突然，他问道：“两年前，如果是我那同父异母的哥哥取得了胜利，会如何？” 两年前，即位不久的单于遭遇了重大的危机，当时的右贤王也是他的异母兄，向他的单于之位发起了挑战。单于和右贤王从小便谁也不服谁，处处互争高下。经过较量，单于取得了胜利，右贤王也在战斗中被俘。兄弟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右贤王虽然被五花大绑，但是他大吼着想冲撞单于。卫士们将右贤王按在地上。单于冷冷地问道：“你还是不服吗？” “不服！”右贤王咬牙切齿道，“你若有胆，便与我单打独斗。” 单于同意决斗。左右纷纷劝阻。车谐储王没有作声，在他看来，胜利者一定是单于，因为右贤王是在战斗中力竭被俘的，况且身上多处负伤。单于高声对众人说：“兄弟争国，不在兄，就在弟，如果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拥立他！” “处！”车谐储王应声道。许多人随声附和，包括一些反对者。 “如果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拥立他！”单于指着右贤王大喊道。 “处！”众人齐声道。单于让卫士们割断绳索，解除了右贤王的束缚，将革笥和剑扔在他的脚下。决斗没有在右贤王穿好革笥，拿起剑之后开始，因为他出人意料地将革笥扔向了单于的面门，然后迅速拾起剑，扑了过去。单于躲过了右贤王的偷袭，但是险些被刺中。那一幕，让车谐储王后怕不已，为过于自信未能劝阻单于而自责。右贤王偷袭不中，便再无机会。单于凶猛反击，将其杀死，然后割下了他的头。 “你说他会如何应对这一切？”单于又问了一句，这句话猛地把车谐储王拉回到现实中。 “他不会比大单于做得更好。”车谐储王脱口而出，但是话一出口，便觉得有些不妥，连忙道，“他不可能战胜大单于。大单于不仅在战场上打败了他，而且在一对一的决斗中亲手杀了他。” 单于笑了笑，站起来拍拍屁股，转身往回走。车谐储王也跟着站起来往回走。单于走得很快。 “无人能战胜大单于！”车谐储王又补充了一句。说完，他加快了步伐…… 残阳西斜。单于下令回营。一阵阵大风刮过。枯草败叶随风而起。

战国赵灭中山和燕齐权之战时间考辨战国赵灭中山和燕齐权之战时间考辨作者：谭晓斌赵灭中山发生在哪一年，在《史记》中有两种说法。太史公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的赵惠文王四年一栏写道：围杀主父。与齐、燕共灭中山。 “主父”即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传位于赵惠文王，自号“主父”，亲率军队去开疆拓土。由此可知，赵武灵王遇害在前，赵灭中山在后，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吾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异日肥义谓信期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谗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劚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主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馀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由此可知，赵灭中山发生在赵惠文王三年，比《六国年表》中的记载提前了一年，而赵武灵王遇害的时间与《六国年表》一致，这样看的话，赵国在赵武灵王的手上完成了灭亡中山国。在《史记》中，赵惠文王四年相当于秦昭襄王十二年。但是，《史记》中的赵纪年是有问题的，赵幽缪王的在位年数是太史公根据其获得的秦国方面的资料中的信息推算出来的，但是太史公一不小心多算了一年，在《史记》中，秦始皇十九年相当于赵幽缪王八年，而实际上秦始皇十九年相当于赵幽缪王七年，如此一来，就连带着把赵幽缪王之前的多位赵国君主的纪年提前了一年。《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云：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睢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於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於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蹑屩檐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在《史记》中，秦昭王四十二年相当于赵孝成王元年。平原君是赵孝成王的叔叔，秦昭王怎么会在写给赵孝成王的信中称平原君是“王之弟”呢？其实，这一年是赵惠文王三十三年，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写给赵孝成王的父亲赵惠文王的，平原君当然是“王之弟”了。赵孝成王的元年被太史公提前了一年，但是秦昭王写给赵王的书信，他可能没有细看，也就没有发现问题，便直接抄录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因此，与秦昭襄王十二年相当的赵纪年其实是赵惠文王三年。太史公将赵幽缪王的在位年数多算一年后，会出现偏差，他就对一些记事的赵纪年进行修改以合秦纪年。当然，漏改也是在所难免的，“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便是他漏改的。因此，赵灭中山发生在赵惠文王三年、秦昭襄王十二年，相当于西元前295年。燕齐权之战，在《史记》中没有任何信息，但是在《战国策》中有记载。《战国策》卷九《齐策二之权之难齐燕战》云：权之难，齐、燕战。秦使魏冉之赵，出兵助燕击齐。薛公使魏处之赵，谓李向曰：“君助燕击齐，齐必急。急必以地和于燕，而身与赵战矣。然则是君自为燕东兵，为燕取地也。故为君计者，不如按兵勿出。齐必缓，缓必复与燕战。战而胜，兵罢弊，赵可取唐、曲逆；战而不胜，命悬于赵。然则吾中立而割穷齐与疲燕也，两国之权，归于君矣。” 《战国策》卷二十九《燕策一之权之难燕再战不胜》云：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赵弗救。哙子谓文公曰：“不如以地请合于齐，赵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今郭任以地请讲于齐。赵闻之，遂出兵救燕。从故事中的人物来看，这两篇策文中的历史背景相差很大。当然，在策文中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人物是错的，但是事情有可能是真的。《权之难齐燕战》中出现了魏冉、薛公和李向，李向应作“李兑”，“兑”字在传抄的过程中讹为“向”字，薛公应该是孟尝君田文，因此这件事发生在燕昭襄王和齐湣王的时候。《荀子》卷七《王霸》云：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齐闵”即指齐湣王，“闵”与“湣”相通。“薛公”即孟尝君。“北足以败燕”便是指权之战，齐军取得了胜利。《战国策》卷二十九《燕策一之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云：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 “齐王”指齐湣王，“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是齐军在权之战中的战果。由此可知，权之战发生在齐灭宋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燕齐权之战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两篇策文是拟作。持此观点者根据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一处记载。《吕氏春秋》卷二十《行论》云：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齐王杀之。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使受命矣。凡繇进见，争之曰：“贤主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昭王曰：“是何也？”对曰：“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主曰：“诺。”“请王止兵。”王曰：“然则若何？”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于郊，遣使于齐，客而谢焉，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使者行至齐。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御者甚众，因令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此济上之所以败，齐国以虚也。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愍王以大齐骄而残，田单以即墨城而立功。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累矣而不毁，举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齐湣王的父亲齐宣王曾经出兵占领燕国，燕昭襄王的父亲在战乱中失去，虽然齐军最后退了出去，但是燕昭襄王接手的是一个残破的燕国，因此他立志要向齐国复仇。齐国攻打宋国，燕昭襄王为了换取齐国的信任，派兵协助齐国，但是带兵的将领张魁被齐湣王杀死。燕昭襄王知道后大怒，准备兴兵攻打齐国。凡繇为他分析了形势，建议他派遣使者到齐国谢罪，表明自己用人不当，请齐湣王恕罪。燕昭王采纳了凡繇的建议。从凡繇的话来看，燕昭襄王不曾与齐国有过交战。但是，凡繇说这番话的时候，情况紧急，可能一着急，话就出来了，也有可能是故意这么说，让燕昭襄王自己想起权之战的教训，照顾他的感受。毕竟，凡繇的目的是要让燕昭襄王放弃举兵攻齐的命令。燕昭襄王听了凡繇的话后，意识到了在实力不如齐国的情况下，与之交战只能收获败局，便取消了攻打齐国的命令，当然，他也没有必要去计较凡繇的话哪里与事实不符了，感谢还来不及呢。齐湣王灭宋是真实的，“西困秦三年”也是真实的。《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云：（魏哀王）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云：（韩襄王）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云：（齐湣王）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魏哀王二十一年、韩襄王十四年和齐湣王二十六年相当于西元前298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韩襄王十六年和齐湣王二十八年相当于西元前296年。从西元前298年到西元前298年，前后历时三年，齐韩魏三国联军打得秦国割地求和。齐湣王南攻楚五年也是真实的。《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苏秦谓齐王章（一）》云：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进（淮）北，宋不残，进（淮）北不得。齐伐楚，前后历时九年，历经齐宣王和齐湣王，在此期间，齐相都是薛公孟尝君，因此对孟尝君而言，是“伐楚九岁”，对齐湣王而言，便是“南攻楚五年”，具体的论证，大家可以去看拙文《战国田齐宣王湣王纪年考订》。既然齐国与楚国、秦国和宋国的战事都是真实的，那么与燕国的战事无疑也是真实的。太史公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的齐湣王三十年一栏写道：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相薛文”即孟尝君。在《史记》中，齐湣王三十年、秦昭襄王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294年，由此可见，燕齐权之战不可能发生于“相薛文走”之后。秦国当时与燕赵两国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齐国攻占燕国时，燕昭襄王在韩国做质子，是赵武灵王帮助他成为燕王的。而秦昭襄王即位前，在燕国做质子。秦武王去世后，因为没有儿子，他的弟弟们竞争王位，赵武灵王和燕昭襄王获得消息后，便将秦昭襄王护送回了秦国。此外，燕昭襄王很有可能还是秦惠文王的女婿，也就是说，燕昭襄王和秦昭襄王是郎舅关系。因此，当燕齐发生冲突后，秦国便派魏冉到赵国见李兑，请赵国出兵助燕击齐。齐相孟尝君得知秦国的动作后，便派人到赵国劝李兑“按兵勿出”，并建议他乘燕齐两军疲惫之机，去夺取唐和曲逆。这两个地方当时属于中山国。如果属于齐国，赵取唐、曲逆便是助燕击齐了，这不合情理，齐国的说客不可能这么傻。如果属于燕国，便是助齐击燕，这同样是不合情理的，齐国的说客不可能提出这种建议。因此，这两个地方只能属于中山国。赵武灵王传位于赵惠文王之后，赵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他自己，李兑掌握赵国的大权要到他遇害之后。秦齐两国派人到赵国见的都是李兑，可见他当时已经大权在握。将这些信息结合起来看，燕齐权之战只能发生在西元前295年。《战国策》卷十二《齐策五之苏秦说齐闵王》云：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其中提到的“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讲的便是发生在这一年的事情。

为奋进中的人民海军写的一首五律舳舻连万里，海上起长围。碧浪随鱼跃，红霞伴鸟飞。龙骧行逆境，虎队踏危机。蓝水风波恶，遨游宛似归。

战国田齐宣王湣王纪年考订战国田齐宣王湣王纪年考订作者：谭晓斌在《史记》中，田齐宣王在位十九年，相当于从西元前342年到西元前324年，田齐湣王在位四十年，相当于从西元前323年到西元前284年。齐湣王死于五国伐齐的战争，太史公可以通过搜集到的其他诸侯的资料尤其是秦国方面的资料来获取其信息，因此关于他的卒年是可信的。西晋初年，在一座战国时代的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这是魏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记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相当于西元前299年，帮助研究者解决了不少问题。通过《竹书纪年》，我们可以知道，魏襄王的父亲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三十六年时，他在徐州与齐宣王的父亲齐威王相互承认对方为“王”并于当年改元，前元三十五年加上后元十六年，共计五十一年，太史公误以为魏惠王的后元元年是魏襄王的元年，徐州相王的双方是魏襄王与齐宣王。《竹书纪年》未能流传下来，现在只能看到一些佚文。唐朝的历史学家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写成了《史记索隐》一书，里面有《竹书纪年》的信息，他在注解《孟尝君列传》中的“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时写道：《纪年》以为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十五年，齐威王薨，婴初封彭城。皆与此文异也。（见《史记三家注》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梁惠王”即“魏惠王”，魏国迁都大梁后，又被称为梁国。齐威王卒于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史记》中的魏襄王十五年即魏惠王后元十五年，相当于西元前320年。既然齐威王卒于西元前320年，那么齐宣王的元年相当于西元前319年。杨宽在《战国史》中写道：齐宣王的卒年，《史记·索隐》没有引《纪年》来比勘。据《史记·田世家》，齐宣王在位十九年，依《纪年》将齐威王的卒年下推，那末齐宣王的卒年和齐湣王的即位年份应在周赧王十四年，即公元前三○一年。这年齐相田文曾联合韩、魏，派匡章攻楚的方城，杀楚将唐蔑于批水旁的垂沙。据《荀子·王霸篇》，“破楚”已是齐闵王（即湣王）的事，可证这年齐湣王确已即位。如此说来，齐湣王元年应在周赧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三○○年。（见《战国史》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史记》卷五《秦本纪》云：（秦昭襄王）八年，使将军羋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眛。《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云：（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云：（魏哀王）十八年，与秦伐楚。《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云：（韩襄王）十一年，秦伐我，取穰。与秦伐楚，败楚将唐眛。《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云：（齐湣王）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 “唐眛”即“唐蔑”。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秦昭襄王六年、楚怀王二十八年、魏哀王十八年、韩襄王十一年和齐湣王二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301年。《秦本纪》中的相关记事应在“六年”。在《秦本纪》中，可能是因为太史公一不小心，把秦昭襄王六年至九年的一些记事都误后了两年，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将其从秦昭襄王八年至十一年的记载中找出来，再将纪年相应地提前两年即可。《吕氏春秋》卷二十五《处方》云：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与荆人夹沘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荀子》卷七《王霸》云：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齐闵”即指齐湣王，“闵”与“湣”相通。“薛公”即孟尝君田文，父亲靖郭君田婴去世后，由他继位。消灭唐蔑时，领导齐国的是齐湣王和孟尝君，这一年是西元前301年，如果太史公对齐宣王的在位年数记载无误，那么齐湣王的元年是西元前300年。但是，文献中的一些信息显示并非如此。孟尝君在秦昭襄王时一度入秦为相，但是很快便遭到了迫害。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因此在逃出秦国后，马上组织军队攻打秦国。《战国策》卷二《西周之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云：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借兵乞食于西周。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夫本末更盛，虚实有时，窃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阴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乞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张韩、魏。所以进兵者，欲王令楚割东国以与齐也。’秦王出楚王以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无破而以楚之东国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齐。齐得东国而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庆入秦，而使三国无攻秦，而使不借兵乞食于西周。类似的内容，在《史记》中也有。《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彊，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由“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一语来看，这场战争历时九年。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苏秦谓齐王章（一）》中有“薛公相脊也，伐楚九岁”一语，不仅提到了这场战争历时九年，而且提到了孟尝君当时的身份是齐相。“脊”与“齐”相通。《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云：（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战国策》卷十五《楚策二齐秦约攻楚》云：齐、秦约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太子为质。昭雎谓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鲤、苏厉而效地于楚。公出地以取齐，鲤与厉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败。公不如令王重赂景鲤、苏厉，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于楚。若齐不求，是公与约也。” 不知楚国是否给了齐国“六城”，但可以肯定的是楚国的太子在楚怀王二十九年也就是西元前300年“为质于齐”，这一年应该是齐伐楚的胜利和结束之年。既然西元前300年是结束之年，那么开始之年是西元前308年。《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云：（楚怀王）二十六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原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眛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楚怀王二十六年相当于西元前303年，但是在《楚世家》中，上文是“十八年”的记事，下文是二十四年的记事，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处的“二十六年”中的“六”字是衍字。楚怀王十八年，秦惠文王去世，其子秦武王继位，秦武王在做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因此张仪在第二年也就是楚怀王十九年离开秦国，去了魏国。从“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一语来看，倒也说得过去。但是，后面提到的“秦破韩宜阳”发生在楚怀王二十二年、“韩已得武遂于秦”发生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又像是楚怀王二十三年的记事了。我们从昭雎的话中可知，当时的齐相是韩国的公子韩眛。如果这是真的，“薛公相脊也，伐楚九岁”便有问题了。太史公在《孟尝君列传》中没有提到伐楚之事，称孟尝君入秦之前在薛，秦昭襄王邀请他入秦，苏代劝他不要去，后来齐湣王要求他去，他才去的，因此当齐湣王得知孟尝君在秦国的遭遇后，“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但是，《孟尝君列传》中的错误是比较多的。例如，《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逃出秦国后，途径赵国，“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虽然孟尝君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但是像这种事情，他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况且孟尝君及其宾客也不可能在赵国“灭一县以去”，这太荒唐了！“赵平原君客之”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时的平原君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再如，《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虽然靖郭君是田齐王族的宗室成员，但是同齐威王和齐宣王没有父子兄弟关系。靖郭君是齐威王的重臣，后担任齐相，深得齐威王的信任，甚至能影响齐威王选择谁做继承人。太史公撰写《史记》时，由于战国方面的资料匮乏，因此相关记载中的人物、纪年之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尤其是一些记载取材自策文和传说，问题会更多。回到《楚世家》中的问题。强大的新兴诸侯魏国衰弱后，春秋时代的三个老牌诸侯齐国、楚国和秦国重新强大起来，在楚怀王十七年发生的诸侯大混战中，齐国和楚国并非与国，但是它们都被秦国击败，因此在这之后，齐国想跟楚国结为与国并派使者来到楚国是可信的。齐王写给楚王的信和昭雎的说辞应该是太史公获得的两篇策文，经过判断，他认为这两篇策文中的内容与齐国的此次外交活动有关，便将它们系于同一年，写进了《楚世家》。武遂不是韩国以武力从秦国夺取的，而是秦国还给它的。秦国攻占了韩国的宜阳和武遂，但是并不想把韩国逼向敌对阵营，因此打好之后又揉了揉，还给它武遂。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但是他的父亲是秦孝公，秦惠文王是他的哥哥，秦武王和秦昭襄王都是他的侄子，当秦韩没有利益冲突时，他可能会亲近韩国，如果发生冲突，那么他不可能站在韩国的一边，秦军击败韩军的修鱼之战和岸门之战都是由他指挥的，因此他是不会允许齐韩楚结为与国来危害秦国的。明白了以上两点，再看昭雎的说辞，这应该是某位策士的一篇质量很差的拟作，但是太史公误以为真了。在《战国纵横家书》中，“薛公相脊也，伐楚九岁”的后面是“功秦三年”一语，“功”与“攻”相通，“功秦三年”即“攻秦三年”，指的是孟尝君逃出秦国后发动的复仇战争。《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云：（魏哀王）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云：（韩襄王）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云：（齐湣王）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魏哀王二十一年、韩襄王十四年和齐湣王二十六年相当于西元前298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韩襄王十六年和齐湣王二十八年相当于西元前296年。从西元前298年到西元前298年，前后历时三年，齐韩魏三国联军打得秦国割地求和。从“功秦三年”这一点来看，“伐楚九岁”应该是可信的。其实，在拟作中，也会有真实的信息。例如，在“昭雎的说辞”中，“秦破韩宜阳”和“韩已得武遂于秦”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韩公子眛为齐相”应该也是真实的，我猜他可能在孟尝君离开齐国去秦国的那段日子里担任齐相。《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云：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既然孟尝君“伐楚九岁”是可信的，那么太史公在前面提到的“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是不可信的。齐国想争取楚国的外交努力没有成功，因此称楚怀王在二十四年“倍齐”也是错误的。秦武王在楚怀王二十一年发兵攻打韩国的宜阳，在第二年也就是楚怀王二十二年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楚怀王出兵进入韩国，摆出一副想救援韩国的样子，但楚军只是做做样子，甚至想对韩国进行趁火打劫，因此楚军并未与秦军交战。在《战国策》中，有多篇策文与宜阳之战有关，其中有一篇称楚国“畔秦”。《战国策》卷四《秦策二之宜阳之役楚畔秦而合于韩》云：宜阳之役，楚畔秦而合于韩。秦王惧。甘茂曰：“楚虽合韩，不为韩氏先战；韩亦恐战而楚有变其后。韩、楚必相御也。楚言与韩，而不余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结合孟尝君“伐楚九岁”的信息来看，楚怀王之前没有“合齐”，而是“合秦”，如果没有“合秦”，就不会称“楚畔秦”了。虽然在宜阳之战中，楚军并未与秦军进行交战，但是对秦国而言，楚国此举就是“畔秦”。楚怀王二十三年，此时的秦王是秦武王的弟弟秦昭襄王，楚国在这一年进攻韩国的雍氏，但是秦国出兵救援韩国，赶跑了楚军。齐、楚、秦是当时的三强，秦国当然害怕楚国跟齐国和好了，便主动示好，又将楚国拉到了自己的一边。因此，太史公称齐、韩、魏三国共伐楚的原因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是错误的，所谓的“从亲”是根本不存在的。秦国与楚国结盟后，很自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弱小的韩、魏两国。于是，齐、韩、魏成了与国。在与韩魏结盟之前，齐国进攻的方向应该是楚国的东部，结盟之后，进攻的方向便改为楚国的北部。秦国的一个大夫因私人原因与在秦国当质子的楚国太子发生打斗，楚国太子将其打死后逃回楚国，两国之间的盟好也随之破裂。于是，三国伐楚变成了四国伐楚。楚怀王无奈之下，只能向齐国求和，孟尝君“伐楚九岁”取得了胜利。《吕氏春秋》卷九《知士》云：静郭君善剂貌辨。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静郭君，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谏静郭君，静郭君大怒曰：“剗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傔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静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剂貌辨行，至于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过涿视，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静郭君泫而曰：‘不可，吾不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少来静郭君乎？”剂貌辨答曰：“敬诺。”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带其剑。宣王自迎静郭君于于郊，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强辞，三日而听。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辨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战国策》卷八《齐策一之靖郭君善齐貌辨》云：靖郭君善齐貌辨。齐貌辨之为人也多疵，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靖郭君，靖郭君不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又窃以谏，靖郭君大怒曰：“划而类，破吾家。苟而慊齐貌辨者，吾无辞为之。”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旦暮进食。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齐貌辨俱留。无几时，齐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说婴甚，公往，必得死焉。”齐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请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齐貌辨行至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齐貌辨见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听爱夫！”齐貌辨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者倍反。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听辨而为之，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与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来靖郭君乎？”齐貌辨对曰：“敬诺。”靖郭君来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剑，宣王自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请相之。靖郭君辞，不得已而受。七日，谢病强辞。靖郭君辞不得，三日而听。当是时，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为沮。此齐貌辨之所以外生乐患趣难者也。 “静郭君”即“靖郭君”，“剂貌辨”即“齐貌辨”。齐宣王即位后，“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因此他“辞而之薛”。没过多长时间，齐貌辨说服齐宣王，把靖郭君迎回来，再让他担任齐相。靖郭君推辞不得，只能接受，但很快他又以生病为由辞职。三天后，齐宣王同意了。西元前315年，齐宣王出兵吞并燕国，达到了一生事业的巅峰，但是后来又丢掉了，并在西元前312年的诸侯大混战中被秦惠文王打败，楚怀王也在这一年被秦惠文王打败。西元前311年，秦惠王去世，秦武王继位，秦武王不喜欢张仪。西元前310年，张仪离开了秦国。秦国的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齐宣王派使者前往楚国，想跟楚国结为与国，共同对付秦国，但是没有成功。这可能是发生在西元前310年或西元前309年的事情。靖郭君已经去世，此时的薛公是孟尝君。而齐国使者应该是淳于髡。《吕氏春秋》卷十五《报更》云：孟尝君前在于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于薛，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 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坐拜之谒，虽得则薄矣。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战国策》卷十《齐策三之孟尝君在薛》云：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体貌而亲郊迎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敬闻命。”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楚国一直想拿下薛，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引齐貌辨的话中便可看出。齐貌辨称“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昭阳是楚国的大臣，他曾在楚怀王六年指挥楚军击败魏军，取得了襄陵之战的胜利。我们由齐貌辨的话中可知，昭阳曾经向靖郭君提出，楚国要“以数倍之地易薛”。齐宣王当年迎回靖郭君，但是靖郭君又辞相而去，这难免会让他心生不快，因此对薛比较疏远。这一次，通过淳于髡的帮助，拉近了齐薛之间的关系，于是齐宣王让孟尝君担任齐相。楚国不肯与齐国交好，齐宣王当然不能示弱。孟尝君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楚国攻打薛，他当然也不会放过楚国。于是，伐楚不可避免了。关于齐伐楚伐了多长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战国策》卷二十《赵策三之赵惠文王三十年》云：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战国策》卷二十九《燕策一之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云：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有一种观点据此认为，“五年”是正确的，“伐楚九岁”中的“九”字应作“五”字。我认为，“九岁”和“五年”都是正确的，“九岁”是对孟尝君而言的，“五年”是对齐湣王而言的，因为齐国攻伐楚国的这场战争历经齐宣王和齐湣王两代，而这一时期的齐相都是孟尝君。看似矛盾的两种说法，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让我们获得了有关齐宣王和齐湣王在位时间的信息。西元前284年是齐湣王的卒年，其元年由伐楚的结束之年西元前300年上溯“五年”，便是西元前304年，因此他在位二十一年。齐宣王的元年是西元前319年，既然西元前304年是其子齐湣王的元年，那么其卒年是西元前305年，因此他在位十五年。当然，由于文献中的相关信息实在是少得可怜，考虑到当时的人们也有可能以伐楚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西元前301年作为结束之年以及齐湣王的“五年”可能是从他改元前的一年算起，因此我对田齐宣王湣王纪年进行的修复可能会存在偏差，期待更多资料的出现。《竹书纪年》在出土的过程中是有损毁的，记载了齐宣王去世信息的竹简不幸缺失了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在《史记索隐》中，司马贞无法引《竹书纪年》来比勘齐宣王的卒年。齐宣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319年；齐宣王十五年，相当于西元前305年；齐湣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304年；齐湣王二十一年，相当于西元前284年。

战国刺韩考辨战国刺韩考辨作者：谭晓斌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聂政的故事在《史记》中是有矛盾的。《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在韩烈侯三年条有如下记事：聂政杀韩相侠累。但是，《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称“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卻”。在《史记》中，韩烈侯是韩哀侯的祖父，在位十三年；韩烈侯去世后，韩哀侯的父亲韩文侯继位，在位十年；韩文侯去世后，韩哀侯继位，在位六年。《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在韩哀侯六年条有如下记事：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由此可知，韩哀侯属于非正常死亡。《韩非子》卷十《内储说下》云：韩廆相韩哀侯，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乃令人刺韩廆于朝，韩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由此可知，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韩廆在惊恐之下，逃到韩哀侯身边并且抱住了他，刺客刺韩廆时，也刺中了韩哀侯，导致君臣二人一同遇害。《战国策》卷二十七《韩策二之韩傀相韩》云：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 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卫设，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也，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非独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在这篇策文中，聂政就是奉严遂之令行刺韩傀的人。“韩傀”即“韩廆”，“傀”和“廆”，这两个字可通。《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云：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卻。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竞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雠，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人，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谬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由此可知，太史公对策文《韩傀相韩》中的记载是不认可的，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精彩，令他不忍舍弃。结合《赵世家》中的内容来看，太史公认为聂政的故事发生在韩哀侯的祖父韩烈侯的时代，严遂也不是韩严，因此他在《刺客列传》中删去了“兼中哀侯”的情节，行刺的对象是“侠累”而非“韩傀”，行刺的地点也从“东孟之会”变成了韩相侠累的“府上”。至于“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卻”中的“哀”字，可能是他疏忽了，也有可能原本作“烈”字，但是被后人改成了“哀”字。《韩傀相韩》称“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太史公认为这一情节不合理，因此也被他删了。太史公称严遂为“濮阳严仲子”无疑是对策文的误读，因为策文中没说他是哪里人，聂政到濮阳见他，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濮阳人。从严遂和聂政的对话来看，在聂政赴韩之前，严遂已经“使人刺之”，而严遂是想给聂政安排帮手的，可见之前派出去的刺客肯定不是单独行动的。聂政认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因此他不要帮手。之前派出去的刺客肯定失败了，但是没有出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的情况。太史公应该是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了，便将策文中的“臣使人刺之，终莫能就”改成了“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从严遂离开韩国到聂政来找他，这之间已经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聂政不来找他，他就不派别人去行刺吗？聂政的姐姐在《刺客列传》中的“台词”也有问题，虽然让人们知道了更多关于聂政的事迹，但是不打自招，把幕后主使严遂暴露了。因此，太史公对这篇策文的改编是不成功的。在他的手上，应该还有一个不同于《韩傀相韩》的版本，在那个版本中，聂政在侠累的府上刺杀了侠累。经过取舍和加工，他把自认为合理的写进了《刺客列传》。太史公撰写《史记》时，由于战国部分的资料匮乏，因此问题较多。西晋初年，在一座战国时代的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这是魏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记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相当于西元前299年，帮助研究者解决了不少问题。《竹书纪年》未能流传下来，现在只能看到一些佚文，而且该书的出土，是盗墓贼造成的，由于“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因此“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见《晋书》卷五十一《束皙列传》），再加上汲郡官府“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见《穆天子传》序二）等原因，使得许多内容消失了。根据《竹书纪年》，可知韩哀侯的卒年相当于西元前374年，而在《史记》中，这一年是韩哀侯三年，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史公将发生在韩哀侯三年的“聂政杀韩相侠累”误记到了韩烈侯三年。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竹书纪年》告诉我们，韩烈侯和韩哀侯之间的韩文侯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只能知道韩哀侯的卒年相当于西元前374年，但是韩哀侯和韩烈侯究竟在位多少年，我们是无法知道的。虽然太史公在《史记》中将韩哀侯的卒年误后了三年，但是他知道韩哀侯属于非正常死亡，因此才会写下“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唐朝的历史学家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写成了《史记索隐》一书，里面有《竹书纪年》的信息，他在注解“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时写道：按：《年表》懿侯作“庄侯”。又《纪年》云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若山即懿侯也，则韩严为韩山坚也。而《战国策》又有韩仲子，名遂，又恐是韩严也。（见《史记三家注》卷四十五《韩世家》）由此可知，在《竹书纪年》中，弑君者是“山坚”，司马贞认为韩山坚就是韩严，也就是严遂。我赞同司马贞的观点，“韩山坚”三字在竹简上原本应作“韩岩遂”三字，“岩遂”即“严遂”，但是出土后，字迹不清晰，释读者没有正确释读出来，把“岩”字的下半部看成了“坚”字的上半部，而“遂”字更加模糊，觉得有点像“土”，便将“岩遂”两字释读成了“山坚”。《史记》中的“韩严弑其君”应作“韩严遂弑其君”，在太史公获得的相关资料中应该是脱漏了“遂”字，而且这一信息很有可能不是来自韩国方面的资料。聂政刺杀侠累是真实的事件，他在击杀许多人后毁容自杀，韩国悬赏千金征集线索，他的姐姐为了不让其英勇的名声被埋没，前来认尸，在告诉大家这是其弟弟轵深井里聂政后自杀，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便是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至于聂政刺杀侠累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幕后主使？有的话，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找到聂政的？诸如此类，我们就无法知道了，期待更多资料的出现。侠累遇刺事件与后来发生的韩傀、韩哀侯遇刺事件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发生在韩国；二是刺杀的目标都是韩相。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合二为一的现象，再经过文学加工，便形成了《韩傀相韩》版。太史公知道韩哀侯是被弑杀的，但是他只知道这个结果，别的一无所知，资料中恰巧又脱漏了“遂”字，“韩严遂”变成了“韩严”，让他误以为弑君者是韩严。由于太史公不知道弑杀韩哀侯的人就是严遂，因此他对虚构出来的严遂与聂政交往的故事没有产生怀疑。《韩非子》卷七《说林上》云：严遂不善周君，患之，冯沮曰：“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不如行贼于韩傀，则君必以为严氏也。” 这一记载与前引《韩非子》卷十《内储说下》所说不同。在战国时代，周天子在自己仅有的一点土地上先后封建了两个诸侯“西周”和“东周”。这里的“周君”指的是“西周威公”，当时还没有“东周”，“东周”的诞生是“西周威公”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西周小国的实力远逊于韩国，况且韩哀侯在位时，韩国的国势可以说是最盛的，韩国吞并了郑国，并且迁都郑。严遂是韩哀侯的两大重臣之一，他“不善”西周威公，西周威公当然会“患之”了。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谓的严遂与聂政交往的故事有多么不可信了，因为故事中的严遂早就逃离了韩国，对于这样的人，西周威公是没有理由“患之”的。有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刺杀韩傀的幕后黑手是西周威公。如果是这样的话，严遂就是一个被西周嫁祸的倒霉蛋了。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其实，这只是冯沮的建议中的内容。这个建议是否被西周威公采纳了，采纳之后是否付诸实施了，都没有交代，因此我认为即使这一记载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事情也只有冯沮向西周威公提了个建议。这样看来，《韩非子》中的两处记载并不冲突。《战国策》卷一《东周策之严氏为贼》云：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竖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亦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严氏为贼”中的“严氏”无疑就是“严遂”，“周君”指“西周威公”。这里提到了一个叫“阳竖”的人，他参与了刺杀事件，经过西周时，西周威公“留之十四日”。严遂与西周威公“不善”，西周威公“患之”，参与刺杀韩傀和韩哀侯的阳竖到了西周，而西周威公“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有的人可能会想，西周威公为何不将阳竖抓起来交给韩国呢？难道阳竖是西周威公的人？难道这一切真的是西周的阴谋？我认为，这不可能。阳竖是“道周”，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地不是西周，他只是经过西周。严遂是韩哀侯的两大重臣之一，韩傀和韩哀侯遇刺身亡后，他可能会倒台，但是也有可能会成为韩国权势最大的人，因此西周威公在没有确认他倒台之前，怎么敢动他的人呢？其实，西周威公留阳竖十四日，是在观望局势，如果严遂倒台了，就把阳竖抓起来交给韩国，严遂没倒台，就只能盛情款待，想方设法留住阳竖了，但是阳竖坚持要走，他也只能放行，等到严遂倒台了，阳竖已经离开，西周威公又要面对韩国的责让，这就是小国的无奈。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就会产生各种猜测了，《韩非子》卷七《说林上》中的相关记载可能就是后人的猜测之一。《战国策》卷二十八《韩策三之谓郑王》云：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今日郑君不可得而为也，虽终身相之焉，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犹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为也，虽为桓公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而不知尊哉？韩氏之士数十万，皆戴哀侯以为君，而许异独取相焉者，无他；诸侯之君，无不任事于周室也，而桓公独取霸者，亦无他也。今强国将有帝王之亹，而以国先者，此桓公、许异之类也。岂可不谓善谋哉？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可以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 “阳坚”无疑就是《严氏为贼》中的“阳竖”了，“坚”与“竖”形近，必有一误。聂政在《韩傀相韩》版中是单独行动的，在这篇策文中变成两人行动，出现了矛盾。“聂政”两字，可能是衍文。当然，也有可能不衍，因为后人将不同时代的事件合二为一了。但是，不管怎样，聂政是不可能出现在西元前374年的。因此，在东孟之会上刺死韩傀和韩哀侯的人是“阳坚”或“阳竖”。此文的重点不是讲东孟之会上的刺杀事件，而是称赞许异和齐桓公。由于其他文献没有提到过许异，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这段文字来了解许异。但是，文中先说韩哀侯遇刺身亡，接下来又说许异立韩哀侯做国君，韩哀侯成为国君后，他当上了韩相，让人看得一头雾水。毫无疑问，文中的“哀”字有误，许异尊立的国君不是韩哀侯，而是韩懿侯。韩懿侯不是单字谥，通过《竹书纪年》，我们可以知道，在他的谥号中还有个“共”字，因此他有时被称为韩懿侯，有时被称为韩共侯。“共”字与“恭”字相通。《谓郑王》中的“哀”字原本应作“共”字或“恭”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韩傀在逃命时，肯定把其他人当肉盾了，因此站着的人会很危险。许异应该离韩懿侯很近，他踢到了韩懿侯，使韩懿侯没有成为韩傀的肉盾。严遂和韩傀是韩哀侯的两大重臣，在韩国形成了各自的势力，反对他们的势力肯定也有，但是二人的权势来自韩哀侯，只要韩哀侯信任和重用他们，反对者是无可奈何的。严遂除掉韩傀无疑会打破原有的格局，但是未必会出现对严遂不利的局面，只要韩哀侯不对他产生怀疑，继续信任和重要他，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会形成对他更加有利的局面。韩哀侯的死亡是一个意外，让严遂突然失去了保护伞，接下来只能靠自己了，但是他应该没有应急预案，陷入了被动。刺杀事件发生后，韩傀集团的人肯定会怀疑严遂。原本反对韩傀和严遂的人，现在会更加反对严遂。新君韩懿侯及其身边的人多半也早就对严遂不满了。因此，严遂一党无力与反对者相抗。毫无疑问，许异和韩懿侯以查案为突破口，很快便解决了严遂。

战国赵襄子至献侯世系考辨战国赵襄子至献侯世系考辨作者：谭晓斌太史公对赵国在赵献侯即位之前五十余年的记载是比较混乱的。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赵襄子在位三十三年，相当于从西元前457年到西元前425年；赵襄子之后是赵桓子，赵桓子在位仅一年，相当于西元前424年；赵桓子之后就是赵献侯，赵献侯在位十五年，相当于从西元前423年到西元前409年；赵献侯之后是赵烈侯，赵烈侯元年相当于西元前408年。在《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中，赵襄子和赵桓子是兄弟关系，他们的父亲是赵简子，而赵献侯是他们的哥哥伯鲁的孙子，也就是说，赵献侯是赵襄子和赵桓子的侄孙，赵襄子立赵献侯为继承人，但是赵桓子在赵襄子去世后逐赵献侯而自立，赵桓子去世后，“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我们知道，太史公在撰写《史记》时，因为战国方面的资料匮乏，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西晋初年，汲郡出土了《竹书纪年》，其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宝贵信息。虽然《竹书纪年》未能流传下来，但是现存的少量佚文还是能帮助研究者。在《竹书纪年》中，赵烈侯元年相当于西元前408年，与《史记》一致。《竹书纪年》称“晋烈公四年，赵城平邑”，晋烈公四年相当于西元前412年，太史公将此事系于赵献侯十三年，在《六国年表》中，赵献侯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411年，相差一年。由此可见，《史记》中的赵纪年从赵献侯开始，准确度是比较高的。《左传》在鲁哀公二十年条有如下记事：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 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 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 赵孟曰：“可乎？” 隆曰：“请尝之。” 乃往，先造于越军，曰：“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请入视之。”许之。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拜命之辱。” 与之一箪珠，使问赵孟曰：“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 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 王曰：“宜哉。” “赵孟”特指晋国赵氏的宗主。 “无恤”是赵襄子之名，而“志父”是他的父亲赵简子之名。由楚隆向吴王传达的“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敢展谢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这段话中的内容来看，此处的“赵孟”无疑是指赵襄子，也就是说，赵简子已经去世了。鲁哀公二十年，相当于西元前475年。但是，在《史记》中，赵简子卒于晋出公十七年，相当于西元前458年《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我们知道，《史记》中的赵襄子元年相当于西元前457年，因此《赵世家》中的“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比《左传》中的记载晚了十八年。太史公在《六国年表》中，对“越围吴”这件事也有记载，将其系于楚惠王十四年，而楚惠王十四年相当于鲁哀公二十年，与《左传》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左传》在鲁哀公二十二年条有如下记事：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鲁哀公二十二年，相当于西元前473年。由此可知，吴国在西元前457年时，早就不存在了。在《六国年表》中，太史公将“越灭吴”这件事系于楚惠王十六年，楚惠王十六年相当于鲁哀公二十二年，与《左传》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其实，在《赵世家》中，吴国也早就不存在了。《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晋定公三十七年，相当于西元前西元前475年。由此可见，太史公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是非常混乱的。《系年》是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其中有赵桓子的信息。在清华简《系年》的第二十章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了赵桓子在“晋敬公立十又一年”会诸侯之大夫，并且与越国的令尹订下了讨伐齐国的盟约。会盟、征伐等大事，宗主都是要亲力亲为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才由他人代劳。当然，代劳之人的地位也是非常尊贵的。晋敬公十一年，相当于西元前441年。在清华简《系年》的第二十章中，还有一段文字，称“晋幽公立四年，赵狗率师与越公朱句伐齐”。晋幽公四年，相当于西元前430年，此时的宗主很有可能是赵狗，当然，也有可能是赵狗代赵桓子出征。但是，赵狗在《史记》中失载了。毫无疑问，《史记》中的混乱是由于太史公将赵简子的卒年大大延后引起的。太史公在《史记》中，记载了赵简子梦游钧天的故事。《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云：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个故事在《赵世家》中也有记载。《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赵简子的梦，后来都变成了现实，请注意其中的“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在赵武灵王十六年条有如下记事：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毫无疑问，“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中的“七世之孙”指的是赵武灵王。但是，在《赵世家》中，赵武灵王的父亲是赵肃侯，赵肃侯的父亲是赵成侯，赵成侯的父亲是赵敬候，赵敬候的父亲是赵烈侯，赵烈侯的父亲是赵献侯，赵献侯的曾祖父是赵简子，也就是说，赵武灵王是赵简子的“九世之孙”。因此，“七世之孙”中的“七”字肯定有问题，应该是“十”字之讹，“七”字和“十”字形状接近，在传抄的过程中会产生讹误。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还差一世。我们要知道，赵简子梦游钧天是后人编造的，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后人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创作出来的，因此赵武灵王肯定是赵简子的“十世之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太史公对赵襄子和赵献侯之间的辈分关系记载有误。《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其后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唐朝的历史学家司马贞对《史记》进行注解，著有《史记索隐》一书，他在注释“代成君”时写道：代成君名周，伯鲁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鲁，非也。（见《史记三家注》卷四十三《赵世家》）《系本》即《世本》，唐朝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所以称《世本》为《系本》。司马贞称《史记》中的伯鲁之子代成君名“周”，不知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个信息的，但可以肯定不是从《世本》中获得的，不然的话，他应该称“《系本》云代成君名周”才是。《世本》中的内容是“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但是这段话会让人产生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代成君的儿子名叫“起”，“起”就是赵襄子的儿子，但是代成君的儿子怎么会是赵襄子的儿子呢？如果代成君没有儿子，赵襄子把自己的儿子给他做儿子，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赵襄子是代成君的叔叔，那么叔叔把自己的儿子给侄子做儿子，未免让人感到奇怪。第二种理解是：代成君的名字叫“子起”，他是赵襄子的儿子。在“代成君”一语中，“君”是爵位，“代”是爵号，“成”是某位“代君”的谥号，也就是说，“代君”可以有两个以上。因此，无论如何理解，在《世本》中，赵襄子有个儿子是“代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既然赵襄子有个儿子是“代君”，那么赵献侯应该是赵襄子这一系的。当然，司马贞是不认可这一点的，因此他说“不云伯鲁，非也”。司马贞在注释“桓子”时写道：《系本》云襄子子桓子，与此不同。（见《史记三家注》卷四十三《赵世家》）由此可知，在《世本》中，关于赵桓子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说法。太史公在撰写《史记》时，参考过《世本》，但是他没有采纳该书中的相关记载。《世本》未能流传下来，在宋朝时便散佚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少量佚文。清代学者秦嘉谟辑补的《世本》称“毋恤生献侯浣及桓子嘉”，但是不知他从哪里看到的。司马贞在注释《六国年表》中的“赵桓子元年”时写道：桓子嘉，襄子弟也，元年卒，明年国人共立襄子子献侯浣也。（见《史记三家注》卷十五《六国年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这段话无疑是非常奇怪的。司马贞为何会说“襄子子献侯浣”呢？代成君的儿子名叫“起”，“起”就是赵献侯“浣”，他是赵襄子的儿子，难道司马贞是这么理解“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的？但是，司马贞并不认可《世本》中的说法啊，他明确说过“《系本》云代成君子起即襄子之子，不云伯鲁，非也”。我们从他称赵桓子为“襄子弟也”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不认可《世本》的，因为赵桓子在《世本》中的身份是“襄子子”。因此，司马贞的这段话很有可能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讹误，原文并非如此。秦嘉谟应该是将《世本》中的“代成君子起”等同于《史记》中的“代成君子浣”了，但是这就会出现我之前提到的奇怪现象，即赵襄子把自己的儿子给侄子做儿子，如此一来，一心要传位于哥哥这一系的赵襄子，立了哥哥的孙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未免荒唐。因此，我认为，在《世本》中，赵献侯不可能是赵襄子的儿子。如果赵桓子的真实身份是“襄子子”而非“襄子弟”，那么一心要传位于哥哥这一系的赵氏宗主很有可能是赵桓子而非赵襄子，也就是说，赵献侯是赵襄子的曾孙。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现象是故事情节不变，但是故事中的人物会发生变化。太史公可能只获得了赵襄子版。当然，也有可能获得了两个以上的版本，有赵襄子版，有赵桓子版，或者别的什么版本，但是他选择了赵襄子版。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他获得的版本中并未具体指出是哪位赵氏宗主，但是被他判定为赵襄子。总之，太史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误判，就像他误判“越围吴”时的赵氏宗主。我们知道，西元前475年，越围吴，当时的赵氏宗主是赵襄子，他在居父亲赵简子的丧，但是太史公误以为赵简子在居晋定公的丧。回到这个问题上，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赵桓子的父亲赵襄子没有立长，封赵桓子的哥哥为代君，哥哥去世后，谥号为“成”，就是代成君。赵桓子继位后，没有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因为他要传位给代成君的儿子，但是这个侄子比他先死，于是他立这个侄子的儿子也就是赵献侯为继承人。赵桓子去世后，他的一个弟弟赶跑了赵献侯，自立为赵氏的宗主。赵桓子的这个弟弟很有可能是清华简《系年》中提到的“赵狗”。“赵狗”去世后，国人认为“赵狗”做赵氏宗主不是赵桓子的意思，便一起杀了“赵狗”的儿子，迎立赵献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期待更多资料的出现。

閼舆之战（《长平邯郸》节选）閼舆之战（《长平邯郸》节选）作者：谭晓斌秦昭襄王三十八年，被天下人视为“虎狼之师”的秦军在卫国人胡阳的指挥下，扑向赵国的閼舆。在历史上，卫国也曾是周天子封建的强大诸侯，但是到了胡阳生活的战国时代，它早已是一个弹丸小国了，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卫国的有志之士，无法在这里施展其本领。因此，像卫国的先贤吴起、商鞅那样，胡阳也选择了去别的地方。在秦国，胡阳获得了秦相穰侯的重视。穰侯姓魏，名冉，秦昭襄王赵稷的母亲秦宣太后芈氏和他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在秦昭襄王的时代，秦国能不断地向东扩张，削弱其他诸侯，穰侯的功劳是非常大的。五年前，胡阳披上了秦军将领的战袍，挥师进攻魏国，为秦国夺取了魏国的卷、蔡、中阳和长社。胜利让胡阳获得了继续证明自己的机会。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推行军功爵的制度，使秦国形成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有功者显赫荣耀，无功者再有钱也无光彩的社会风气。穰侯拥有的财富，比秦国的王室还多，但是他也经常领兵出征。四年前的华阳之战，便是由他和胡阳、白起一同打的。白起善于用兵，穰侯发现并保举了他，他也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证明了穰侯的眼光是非常准的。与此同时，他的爵位也在不停地升级。九年前，秦国封他为武安君，这意味着他获得了军功爵的最高级，成为列侯封君。胡阳现在的爵位是中更，毫无疑问，他需要胜利。閼舆被围的消息传到赵都邯郸后，赵惠文王赵何马上召见廉颇。他是赵国当时资格最老的将军，有着丰富的领兵作战的经验，十多年前，在与齐国的战争中，一战成名，以勇猛善战著称，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赵惠文王问他閼舆能不能救，他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理由是从邯郸到閼舆距离很远，而且道路狭窄，十分危险。廉颇离开后，赵惠文王召见了乐乘，此人与已故名将乐毅同宗，都是战国初期的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人。乐羊在魏灭中山的战争中立下大功，魏国便将中山国的灵寿封给了他。中山复国后，他的子孙就成了中山国人。中山国被赵国灭掉后，他的子孙又成了赵国人。乐毅曾经统率燕、秦、韩、魏、赵五国联军讨伐齐国。燕国发生内乱时，险些被齐国吞并。燕昭襄王即位后，立志复仇，最后在乐毅等人的辅佐下，复仇成功，一举将实力与秦国不相上下的齐国打得只剩下两座城池。虽然齐国在突然出现的优秀将领田单的努力下，避免了亡国，也收复了大片失地，但是实力大损，其统治者也不再有夺取天下之心了。乐乘常在乐毅的左右，带兵打仗的经验也不少。赵惠文王问他閼舆能不能救，他的回答跟廉颇是一样的。接下来，赵惠文王召见了赵奢。他曾经在燕国担任上谷郡的太守，为燕国抵御北方的胡人。在赵国与齐国的战争中，也曾指挥赵军，取得了麦丘之战的胜利。赵惠文王问他閼舆能不能救，他的回答是能救。赵奢认为，距离远、道路危险狭窄之类的都不是问题，这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打架，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赵惠文王让他领兵去救閼舆。巍巍太行，将赵国分为东西两大块。从东部的邯郸出发，走滏口陉，进入太行山，当看到清漳水后，沿着清漳水往西北行，出太行山，进入西部，閼舆便在这出口方向。因此，閼舆如果被秦军占领了，赵国的这条穿越太行山脉的交通线就会被切断。閼舆，顾名思义，就是让来往的车辆无法通行，这体现了命名者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毫无疑问，赵国是不能失去它的。对于这一点，胡阳岂会不知。因此，如果有赵军来救閼舆，那么他会让自己的胃口变得大一点，一口把这支援军吃掉。如此一来，秦军进攻赵国的閼舆就成了“攻其所必救”的妙招。赵奢受命后，立即领兵出征，但是在距邯郸城三十里处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与此同时，他下了一道命令：有以军事谏者，死！虽然勇气是夺取胜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光有勇气，与送死无异。敌人已占据各种先机，如果自己不顾一切地冲过去，那么必败无疑。对于这一点，赵奢的心里非常清楚。敌人多半会设下伏击圈，等着他往里钻，因此他必须耐心一点，等敌人疲惫了或者对他疏于防范了，再相机而动。当然，他还要期待閼舆城的守军顽强抵抗，最好能把敌人变成顿于坚城之下的疲惫之师。如果閼舆失陷了，那么情况会变得更糟，到时候，他也必须想方设法将其夺回。但是现在，他认为按兵不动是最好的选择。对胡阳而言，现在的问题是，赵国已经发兵来救閼舆了，但是这支援军迟迟不到他这里来。这让他感到了难受。等待，无疑是难受的。不知道敌人会不会来，更加难受。如果在攻城时，身后突然出现了敌人，那就不是难受的问题了。因此，他必须有所改变。既然你不肯过来，那么我去找你。于是胡阳将秦军一分为二，一支留在閼舆，另一支随他去武安。武安在太行山东麓，再往东就是邯郸了。胡阳之所以没有直接攻击赵奢，是因为对方在坚固的壁垒中，而且以逸待劳。打一场攻坚战无疑是划不来的，况且这里是赵国的心脏地带，一旦攻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而兵临武安，可以迫使赵奢动起来，只要他一动，离开了坚固的壁垒来救武安，胡阳便可与之进行野战。对强大的秦军而言，以野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最划算的。于是，武安城的西面出现了秦军。胡阳没有下令攻城，他让将士们在城外操练起来。秦军擂鼓呐喊，巨大的声响传入城中，把房屋上的瓦片都震动了。胡阳的心思，赵奢岂能不知，因此他继续按兵不动。但是，当得知武安也出现秦军后，赵奢的军中变得不平静了。终于，有个军候沉不住气了，他不顾“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命令，请求赵奢马上发兵去救武安。对于这个胆敢违抗军令的人，赵奢毫不留情，立即将其斩杀。时间在一天天流逝。赵奢的按兵不动让胡阳感到了头疼。一天，有个人从赵军的营垒中出来，很快，他出现在了秦军的营垒前。进入秦营后，他径直朝胡阳的幕府而去。原来，此人是胡阳派出去的间谍。他告诉胡阳赵军还在构筑新的壁垒，并称自己的间谍身份暴露了，但是赵奢没有杀他，也没有扣留他，相反，对他非常友好，在让他离开赵营之前，还让他美美地吃了一顿。听完报告，胡阳十分高兴，他说敌军在距其都城三十里处驻扎，不继续前进，却不停地构筑壁垒，閼舆不再属于赵国了。赵奢的一系列行为，让胡阳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根本就不想与秦军交战，同时他希望秦军也不要去打他。现在，胡阳非常看不起赵奢。打发走秦军的间谍之后，赵奢向全军下达了新的命令。他们在这里已经停留了二十八天，现在要拔营出发了。但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是武安，而是閼舆。当胡阳得知赵奢消失后，便判断他一定去閼舆了。只要赵奢一到閼舆，胡阳留在那里的部队就有危险了。现在，胡阳来不及为轻敌大意而自责，立刻下达了追击的命令。虽然赵奢把他甩在了后面，但是战机也跟着出现了。只要能追上赵奢，他就有信心将其消灭。赵军出发时，赵奢命令所有人都脱掉甲衣，卷好装车，全军轻装疾进，以最快的速度奔赴閼舆。胡阳未能在路上追到赵奢。赵奢一到閼舆，立刻派一批擅长射箭的战士前进至距閼舆城五十里处驻扎。从邯郸到閼舆，赵军用了两天一夜，他们为自己获得了构筑壁垒的宝贵时间。当胡阳赶到閼舆后，不得不再次面对在坚固的壁垒中的赵奢。但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即使对方坚壁不出，他也要发动攻击。大战在即。在赵军的营垒中，军士许历向赵奢的幕府而来，他有一些话要对赵奢说。当赵奢得知外面有个叫许历的军士请求以军事进谏后，便让他进来说话。许历说赵军出现在这里是出乎敌人意料的，但是敌人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因此他希望赵奢不要分散兵力，集中起来，摆一个大阵，严阵以待，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必败。赵奢明确表示，他会按照许历说的去做。许历知道赵奢不会杀他了，便开了个玩笑，请赵奢将其处死，因为他触犯了“有以军事谏者，死”的命令。赵奢说，如何处置，等回到邯郸后会有命令的。许历回到正题，指出了战场上的关键点——北山，他说：“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 这一点是赵奢还没想到的，他恭恭敬敬地对许历说：“诺！”随即发兵一万，火速赶往北山。胡阳挥师向赵军的营垒挺进。对手没有坚壁不出。但是，面对严阵以待的赵军，他没有下达进攻的命令。环顾四周。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北山之上。这是一个关键点，秦军必须抢先占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马上分兵，去占领北山。然而，为时已晚。山上出现了赵军的身影，秦军遭到其迎头痛击。赵军居高临下，秦军只能仰攻，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无论如何都攻不上去。北山争夺战的胜利，让赵奢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适时果断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秦军全线奔溃。赵军大获全胜。閼舆之战的惨败，让胡阳失去了为秦国继续征战的机会，成为他永远的痛。赵奢回到邯郸，将此次战役的情况向赵惠文王汇报。赵惠文王对参战人员进行了赏赐。其中，许历由军士升迁为国尉；赵奢成为列侯封君，并且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服君”。马服君赵奢的子孙以“马”为氏，东汉名将马援、三国名将马超、唐朝名将马璘都是其后人。赵国自赵惠文王的父亲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制度后，组建起了强大的骑兵。赵军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擅长骑射的胡人部落，开拓了大片疆土。胡人部落的首领们匍匐在赵王的脚下，他们的人马供赵国征调。在诸侯兼并的战场上，作战环境的不同、作战方式的不同、作战强度的不同以及作战对象的不同让赵军不可能像他们在攻略胡地时那样，靠骑兵解决所有的问题，虽然也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是在面对秦军时，往往会落败，更别提大获全胜了。因此，閼舆之战的胜利，对赵国而言意义重大。此后，秦国将进攻的矛头转向了魏国。秦赵两军的下一次较量，要等到九年之后。

西塘烟雨长廊，你们能找到自己吗？

咏中国人民志愿军鹰扬虎奋三千里首虏群凶百万师十七国军皆股栗东方复见汉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