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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安国、王恢廷辩考 韩安国、王恢廷辩考 作者:谭晓斌 汉武帝时,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御史大夫韩安国主和,而大行令王恢主战。 孝景中二年(西元前148年),汉与匈奴之间的和亲又一次因为后者的侵略行为而断绝,到了孝武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匈奴向汉提出和亲,于是武帝召开会议,让群臣讨论此事。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云: 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 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 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群臣议者多附安国,於是上许和亲。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云: 其年,田蚡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上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数为边吏,习故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 安国曰:“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 群臣议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在这场廷辩中,韩安国战胜了王恢,武帝同意和亲。韩安国的获胜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要想攻打匈奴,就得出塞作战,汉军不可能总是待在塞内,只守不攻吧,而出塞作战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在当时,足以让绝大多数的人知难而退。你们看,连武帝都退缩了。毕竟,迈出第一步总是非常困难的。好在事情很快便出现了转机。一个叫聂壹的人给武帝君臣提供了一个方案,那就是把匈奴人引到塞内,然后用一场伏击将其歼灭。聂壹成功地将“十馀万”匈奴骑兵引了进来,此举也使他名留青史,虽然在最后关头因为军臣单于的警觉而功亏一篑,但是武帝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伟大的帝国反击战开始了。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云: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於是单于穿塞将十馀万骑,入武州塞。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於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行掠卤,徒见畜牧於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云: 明年,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 上乃召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季布谏伐匈奴考 季布谏伐匈奴考 作者:谭晓斌 吕后执政时,匈奴冒顿单于给她写了一封非常无礼的信,于是召开会议,讨论攻打匈奴的问题。 《史记》卷一百《季布列传》云: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原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於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注:“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应为“高帝将兵三十馀万众”,这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此处的原文是“高帝将兵卅馀万众”,“卅”字与“卌”字形近易讹。) 《汉书》卷三十七《季布传》云: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太后,太后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太后,以哙言为然。布曰:“樊哙可斩也!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云: 考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除了季布,诸将都赞成与匈奴开战。 但是,在《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从这段记载来看,诸将又都是反对与匈奴开战的。 那么,何者为真呢? 我认为,《史记》中的第二种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消灭项羽后,刘邦就想与民休息,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从灭项的汉五年到他去世的汉十二年,战事依然频繁,平临江王共尉、平燕王臧荼、平利几、平代王韩信、平代相陈豨、平淮南王英布、平燕王卢绾,对外还得应付冒顿的趁火打劫和火上浇油,贵为天子的他,几乎年年都在亲征,到了汉十二年,才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他自己也离开了人间,也就是说,只有在吕后成为帝国的一把手之后,才有了真正实行这一政策的可能。吕后与诸将皆非平庸之辈,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在如此重要的时间点上犯错。吕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她知道攻打匈奴的时机远未成熟,也知道诸将一定会反对攻打匈奴,但是她必须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并非对外软弱。因此,她的问题不是“你们看,我该如何是好”,而是“我要攻打匈奴,你们以为如何”,当诸将以刘邦“困於平城”的例子表达反对后,事情也就很自然地到此为止了。“困於平城”指的是汉七年,刘邦亲征代王韩信与匈奴冒顿单于的联军,在平城县境内的白登山被匈奴人围困了七天。代王韩信通常被称为“韩王信”,以别于汉初三杰之一的淮阴侯韩信。
季布谏伐匈奴考 季布谏伐匈奴考 作者:谭晓斌 吕后执政时,匈奴冒顿单于给她写了一封非常无礼的信,于是召开会议,讨论攻打匈奴的问题。 《史记》卷一百《季布列传》云: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原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於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注:“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应为“高帝将兵三十馀万众”,这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此处的原文是“高帝将兵卅馀万众”,“卅”字与“卌”字形近易讹。) 《汉书》卷三十七《季布传》云: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太后,太后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太后,以哙言为然。布曰:“樊哙可斩也!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云: 考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除了季布,诸将都赞成与匈奴开战。 但是,在《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从这段记载来看,诸将又都是反对与匈奴开战的。 那么,何者为真呢? 我认为,《史记》中的第二种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消灭项羽后,刘邦就想与民休息,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从灭项的汉五年到他去世的汉十二年,战事依然频繁,平临江王共尉、平燕王臧荼、平利几、平代王韩信、平代相陈豨、平淮南王英布、平燕王卢绾,对外还得应付冒顿的趁火打劫和火上浇油,贵为天子的他,几乎年年都在亲征,到了汉十二年,才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他自己也离开了人间,也就是说,只有在吕后成为帝国的一把手之后,才有了真正实行这一政策的可能。吕后与诸将皆非平庸之辈,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在如此重要的时间点上犯错。吕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她知道攻打匈奴的时机远未成熟,也知道诸将一定会反对攻打匈奴,但是她必须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并非对外软弱。因此,她的问题不是“你们看,我该如何是好”,而是“我要攻打匈奴,你们以为如何”,当诸将以刘邦“困於平城”的例子表达反对后,事情也就很自然地到此为止了。“困於平城”指的是汉七年,刘邦亲征代王韩信与匈奴冒顿单于的联军,在平城县境内的白登山被匈奴人围困了七天。代王韩信通常被称为“韩王信”,以别于汉初三杰之一的淮阴侯韩信。
公子连从“焉氏塞”入秦? 公子连从“焉氏塞”入秦? 作者:谭晓斌 “公子连”即后来的秦献公,曾经流亡魏国,《吕氏春秋》中有一条宝贵的信息,记载了他回国即位的曲折经历: 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见《吕氏春秋》卷二十四《当赏篇》) 请注意“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我认为,“焉氏塞”的“焉”字应作“乌”字,这两个字形近,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讹误。 《史记》卷九十五《郦商列传》中记载了郦商“破雍将军焉氏”,此处的“焉氏”在《汉书》卷四十一《郦商传》中作“乌氏”,我认为,应以“乌氏”为是,《史记》中原本是“乌”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变成了“焉”字,与《吕氏春秋》中的情况是一样的。
百济斯麻王墓志中的信息 百济斯麻王墓志中的信息 作者:谭晓斌 西元1971年,百济斯麻王的墓志在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宋山里出土,志文是这样的: 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到乙巳年八月癸酉朔十二日甲申安厝登冠大墓,立志如左。 斯麻王即《梁书》中提到的“余隆”: 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其年,高祖诏曰:“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守籓海外,远修贡职,乃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见《梁书》卷五十四) (普通二年)冬十一月,百济、新罗国各遣使献方物。十二月戊辰,以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隆为宁东大将军。(见《梁书》卷三) 志文中提到的“癸卯年”即梁普通四年,相当于西元523年,斯麻王在这一年去世,《梁书》却记其死于次年: (普通)五年,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见《梁书》卷五十四) 很明显,因为百济使者在普通五年(西元524年)入朝报告斯麻王去世的消息,并请求朝廷对他的继承人予以册封确认,所以《梁书》的作者一不小心,将这一年误作其卒年了。 志文很短,但是提到了斯麻王卒于梁普通四年(西元523年),享年六十二岁,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们由此可知,宋大明六年是其生年,相当于西元462年。请注意,那时的人都是讲虚岁的,生出来便是一岁,千万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他生于宋大明五年(西元461年)。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便可以跟着我看看《日本书纪》中的相关记载了。 《日本书纪》的可信度不高,但是与百济有关的信息很有价值,尤其是《百济记》、《百济新撰》和《百济本记》的佚文,真是很有意思。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在引用时将倭王的纪年都换算成了中国皇帝的纪年。 我们先看宋大明五年(西元461年)的一条记事: 夏四月,百济加须利君[盖卤王也]飞闻池津媛之所燔杀[适稽女郎也]而筹议曰:“昔贡女人为采女,而既无礼,失我国名,自今以后,不合贡女。”乃告其弟军君[昆支也]曰:“汝宜往日本以事天皇。”军君对曰:“上君之命不可奉违,愿赐君妇,而后奉遣。”加须利君则以孕妇,既嫁,与军君曰:“我之孕妇既当产月,若于路产,冀载一船,随至何处速令送国。”遂与词诀,奉遣于朝。 六月丙戌朔,孕妇果如加须利君所言,于筑紫各罗岛产儿,仍名此儿曰岛君,于是军君即以一船送岛君于国,是为武宁王。百济人呼此岛曰主岛也。 秋七月,军君入京,既而有五子。〔《百济新撰》云:辛丑年,盖卤王遣王弟昆支君,向大倭侍天皇,以修先王之好也〕(见《日本书纪》卷十四) “武宁王”即斯麻王,这里面提到了其名字的由来:因为在各罗岛上出生,所以他的叔叔昆支为其取名“岛君”。倭语称“岛”为“斯麻”,因此看上去像是这么回事。但是,斯麻王的墓志告诉我们,这一年,他尚未出世呢,更何况,这段记载本身就大有问题。 倭国称“盖卤王”为“加须利君”,称“昆支”为“军君”,称“适稽女郎”为“池津媛”。适稽女郎是百济献给倭王的采女,因为给倭王戴绿帽子,被倭王下令处死,《日本书纪》将此事系于宋大明二年(西元458年): 秋七月,百济池津媛违天皇将幸,淫于石河楯[旧本云,石河股合首祖楯]。天皇大怒,诏大伴室屋大连,使来目部张夫妇四支于木,置假庪上,以火烧死。(见《日本书纪》卷十四) 大明二年发生的事情,盖卤王到了大明五年才知晓,这是怎么回事?从“昔贡女人为采女,而既无礼,失我国名,自今以后,不合贡女”这句话来看,又不像是刚刚获悉此事。说这句话的背景应该是倭国又来索要采女了,而非得知适稽女郎被杀。很明显,《日本书纪》的作者在此处交代不清,有点乱。接下来,乱得更加厉害了:盖卤王不想再进贡采女了,但是要弟弟昆支去侍奉倭王,昆支说:“上君之命不可奉违,愿赐君妇,而后奉遣。”盖卤王便将自己快要生产的老婆嫁给了昆支,对他说:“我之孕妇既当产月,若于路产,冀载一船,随至何处速令送国。”这个孕妇便是斯麻王的母亲。船队行至各罗岛,斯麻王出生,他的叔叔昆支便派了一条船将其送回百济。我的天哪,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太荒唐了。有的人是这样解读的:适稽女郎被杀后,盖卤王不想再进贡采女了,但是怕得罪倭王,便将自己快要生产的老婆作为采女送往倭国,行至半路,她必然生产,便可以此为借口返回百济。盖卤王的弟弟昆支依计而行。船队行至各罗岛,盖卤王的老婆生产了。昆支便将母子二人送回百济,自己则前往倭国做人质。但是,这种解读同样是荒唐透顶的。
两唐书《刘兰列传》中的错误及其相关问题 两唐书《刘兰列传》中的错误及其相关问题 《旧唐书》卷六十九《刘兰列传》云: 刘兰,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阳郡书佐。颇涉经史,善言成败。然性多凶狡,见隋末将乱,交通不逞。于时北海完富,兰利其子女玉帛,与群盗相应,破其本乡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兰率宗党往归之。以功累迁尚书员外郎。贞观初,梁师都尚据朔方,兰上言攻取之计。太宗善之,命为夏州都督府司马。时梁师都以突厥之师顿于城下,兰偃旗卧鼓,不与之争锋,贼徒宵遁,兰追击破之,遂进军夏州。及师都平,以功迁丰州刺史,征为右领军将军。十一年,幸洛阳,以蜀王愔为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兰为长史,总其府事。时突厥携离,有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兰纵反间以离其部落,颉利果疑摸末,摸末惧,而颉利又遣兵追之,兰率众逆击,败之。太宗以为能,超拜丰州刺史,再转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贞观末,以谋反腰斩。右骁卫大将军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闻而召行恭让之曰:“典刑自有常科,何至于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刘兰之心为太子诸王所食,岂至卿邪?”行恭无以答。 《新唐书》卷九十四《刘兰列传》 刘兰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阳郡书佐。涉图史,能言成败事。性阴狡,以天下将乱,见北海完富,潜介贼破其乡,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率宗党归顺。贞观初,梁师都未平,兰上书陈方略,太宗以为夏州都督府司马。师都以突厥兵顿城下,兰仆旗息鼓,贼疑不敢迫,夜引去。兰追击,破之,遂进军夏州。师都平,迁丰州刺史,召为右领军卫将军。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摸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封平原郡公,俄检校代州都督。初,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兰子昭又曰:“谶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会鄠县尉游文芝以罪系狱当死,因发其谋,兰及党与皆伏诛。 《旧唐书》中的“十一年,幸洛阳,以蜀王愔为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兰为长史,总其府事”,在《新唐书》中只作“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这是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发现蜀王李愔没有做过夏州都督。 《旧唐书》卷七十六《李愔列传》云: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贞观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转益州都督。十三年,赐实封八百户,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殴击所部县令,又畋猎无度,数为非法。太宗怒曰:“禽兽调伏,可以驯扰于人;铁石镌炼,可为方圆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兽铁石乎!乃削封邑及国官之半,贬为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愔在州数游猎,不避禾稼,深为百姓所怨。典军杨道整叩马谏,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李乾佑所劾。高宗谓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栉风沐雨,平定四方,远近肃清,车书混一。上天降祸,奄弃万邦。朕纂承洪业,惧均驭朽,与王共戚同忧,为家为国。蜀王畋猎无度,侵扰黎庶,县令、典军,无罪被罚。阿谀即喜,忤意便嗔,如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历观古来诸王,若能动遵礼度,则庆流子孙;违越条章,则诛不旋踵。愔为法司所劾,朕实耻之。”帝又引杨道整劳勉之,拜为匡道府折冲都尉,赐绢五十匹。贬愔为黄州刺史。四年,坐与恪谋逆,黜为庶人,徙居巴州。寻改为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复其爵土,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悼。封子璠为嗣蜀王,永昌年配流归诚州而死。神龙初,以吴王恪孙朗陵王玮子榆为嗣蜀王。 《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元景列传》云: (贞观)十一年,定制元景等为代袭刺史。诏曰:“皇王受命,步骤之迹以殊;经籍所纪,质文之道匪一。虽治乱不同,损益或异,至于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莫不明其典章,义存于致治;崇其贤戚,志在于无疆。朕以寡昧,丕承鸿绪,寅畏三灵,忧勤百姓,考明哲之余论,求经邦之长策。帝业之重,独任难以成务;天下之旷,因人易以获安。然则侯伯肇于自昔,州郡始于中代,圣贤异术,沿革随时,复古则义难顿从,寻今则事不尽理。遂规模周、汉,斟酌曹、马,采按部之嘉名,参建侯之旧制,共治之职重矣,分土之实存焉。已有制书,陈其至理。继世垂范,贻厥后昆;维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汉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都督韩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则、郑州刺史郑王元懿、绛州刺史霍王元轨、虢州刺史虢王凤、豫州刺史道王元庆、邓州刺史邓王元裕、寿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灵夔、苏州刺史许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齐州都督齐王裕、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蒋王恽、扬州都督越王贞、并州都督晋王某、秦州都督纪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闻《诗》、《礼》;或望及间、平,早称才艺,并爵隆土宇,宠兼车服。诚孝之心,无忘于造次;风政之举,克著于期月。宜冠恒册,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代代承袭。”
《史记》战国赵纪年局部修复 《史记》战国赵纪年局部修复 作者:谭晓斌 太史公编著的《六国年表》上起周元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476年,下至秦二世三年,相当于西元前207年,首尾二百七十年。他在序言中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西元前213年,秦始皇批准了李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建议。《史记》中的战国部分存在错误,主要是由于秦朝的焚书造成的。不过,有证据表明“诸侯史记”中的一部分非常幸运地躲过了秦火,而且被太史公获得并利用。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云: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 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於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 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 二年,败齐于灵丘。 三年,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 四年,魏败我兔台。筑刚平以侵卫。 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 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八年,拔魏黄城。 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 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 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伐中山,又战於中人。 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种立。 成侯元年,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 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为相。伐卫,取乡邑七十三。魏败我蔺。 四年,与秦战高安,败之。 五年,伐齐于鄄。魏败我怀。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 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湪泽,围魏惠王。 七年,侵齐,至长城。与韩攻周。 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 九年,与齐战阿下。 十年,攻卫,取甄。 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 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魏败我浍,取皮牢。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 十四年,与韩攻秦。 十五年,助魏攻齐。 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 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 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 二十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 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 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於桂陵。 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蔺。 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与太子肃侯争立,緤败,亡奔韩。 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 二年,与魏惠王遇於阴晋。 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 四年,朝天子。 六年,攻齐,拔高唐。 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
“郎雷氏敝里系朥是猫吝爷氏”之正确断句 1593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亲率大军去侵略摩鹿加群岛,摩鹿加群岛即著名的香料群岛,现在译写为马鲁古群岛。西班牙殖民者强征了一批在菲律宾经商的华人,让他们在总督的旗舰上划船。由于西班牙强盗不把华人当人,动不动就对他们进行打骂,甚至将人活活打死,因此激起了华人的反抗,他们在潘和五的带领下,将总督等人杀死,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总督的秘书等人送上岸,然后扬帆远去,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摩鹿加群岛的罪恶行动也不得不中止。 被华人起义者杀死的菲律宾总督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作“郎雷敝里系朥”,其子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作“郎雷猫吝”或简称“猫吝”,在其死后不久也当上了菲律宾总督。 “郎雷敝里系朥”和“郎雷猫吝”。 “敝里系朥”是父名,“猫吝”是子名,“郎雷”是他们的姓氏?当然,这肯定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如何产生的? 让我们看一下明朝的张燮写的《东西洋考》,因为在已知的中国方面的资料中,最早记载这些事情的便是该书,而且后来的《明史》等书中的相关记载均取材于此。 “猫吝”在当上菲律宾总督之后,派人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收录了一封“猫吝”写给中国方面的书信,开头如下: 郎雷氏敝里系朥是猫吝爷氏(见《东西洋考》卷五) 在汉语中,“爷”是可以称“父”的,张燮想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郎雷氏敝里系朥”是“猫吝”(之)“爷氏”,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错误。 其实,这段文字的正确断句应该是这样的: 郎•雷氏•敝里系•朥是猫吝爷氏 “郎”,现在一般译写为“堂”或“唐”,也就是“堂•吉诃德”的“堂”; “雷氏”,现在一般译写为“路易斯”; “敝里系”,现在一般译写为“佩雷斯”; “朥是猫吝爷氏”,现在一般译写为“达斯马里纳斯”。 因此,“郎•雷氏•敝里系•朥是猫吝爷氏”就是“堂•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 按照西班牙方面的资料,“堂•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的父亲,也就是被华人起义者杀死的那位总督叫“堂•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
“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应为“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 “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应为“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 我们知道,《晋书》中的《载记》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中的文字。 《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在提到冉闵杀胡时有这么一句话“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某些人据此以为冉闵在杀胡的同时也杀死了同等数量的汉人。很明显,这些人的头脑过于简单。其实,用脚后跟都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首先出在《晋书》的作者们乱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晋书》中的这句话在《十六国春秋》中作“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意思是说,汉人在杀胡的过程中发生了误杀的现象,这就好比东汉末年杀阉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见《后汉书》卷六十九《窦何列传》),毫无疑问,冉闵杀胡,被杀者绝大多数是胡人,偶尔有“高鼻多须”的汉人遭到误杀。偏偏《晋书》的作者们不好好抄书,非要自己发挥一下,添加了一个“半”字。司马光也没注意这个问题,照《晋书》中的意思来,在《资治通鉴》中作“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由于《晋书》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十六国春秋》,所以许多人只知“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了,再加上这些人的古汉语知识实在是差,思维也不正常,便得出了冉闵在杀胡的同时也杀死了同等数量的汉人这一谬论,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其实,即便“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这一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具备古汉语常识或者思维正常的人也都不可能得出这种狗屁结论,因为“高鼻多须”的汉人,其数量远远小于胡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就算这些人真的被误杀了一半,那么在此次事件中的被杀者,绝大多数还是真正的胡人。 《晋中兴书》在提到此事时,比《晋书》还要夸张,作“于时人有高鼻多须者,无不滥死”,但是有一点无疑是明确的,那就是即便“高鼻多须”的汉人都被杀光了,其人数在被杀者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很小的。如果让某些人来读《晋中兴书》中的这段文字,按照他们的“高水平”,岂不要得出冉闵杀胡杀掉的全都是“高鼻多须”的汉人,没有一个是胡人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结论了吗?
《春秋繁露》中的“二十一年”当为汉武帝建元六年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秦进才。这篇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知道了一些此前未知的信息。今本《春秋繁露·止雨》载:“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看了秦文之后,才知今本《春秋繁露·止雨》中的“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在中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本中作“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武英殿聚珍本亦作“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卢文弨抱经堂本,认为“本作‘庚申朔’,讹”。在卢文弨校本基础上,赵曦明等重校本改为“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为多种版本所沿袭,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本便是如此。 《春秋繁露》中的“二十一年”是汉武帝的哥哥江都易王刘非的纪年,指刘非在位的第二十一年,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此“二十一年”相当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但是,这一年的八月是“己酉朔”,也没有“丙午”。对于这个问题,秦进才是这样解释的: 假设“二十一年”不误,“丙午”日也不误,那么“八月甲申”似有讹误。如果按七月来查检朔日,查《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新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等均载:元光二年七月己卯朔,据此推算丙午为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先秦史历表·秦汉初朔闰表》载:元光二年七月,实朔戊寅,颛顼历朔己卯,殷历朔己卯,汉朔己卯,据此推算丙午分别是七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八日。再则,当时七月多雨。如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等900人北上戍守渔阳,路经大泽乡,因天大雨,道路不通,被迫揭竿起义。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辖区“天大雨,三月不见星”。七月东南地区多雨,因此江都相董仲舒举行止雨仪式。笔者所见《春秋繁露》的各版本,有作“八月庚申朔”者,有作“八月甲申朔”者,还有作“二十一年甲申朔”者等,或月份、朔日有误,或文字有脱漏,“八月”也似为“七月”之误。(秦进才:《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管窥) 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太牵强了。我认为,“二十一年”应该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因为刘非在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被封为汝南王,后徙封江都王,所以从汉景帝二年算起,至汉武帝建元六年,恰为“二十一年”。我这么说,并非想当然,是有根据的。刘非的叔叔梁孝王刘武在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被封为代王,后徙封淮阳王,最后徙封梁王,《史记》在提到他的纪年时,都是从汉文帝二年算起的。还有刘非的兄弟鲁王和赵王,鲁王在汉景帝二年初封淮阳王,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封,赵王在汉景帝二年初封广川王,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徙封,但是《史记》在提到鲁王和赵王的纪年时,都是从汉景帝二年算起的。由此可见,刘非的纪年也应从汉景帝二年算起,《史记》出了一点差错。秦进才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刘师培《春秋繁露斟补》卷下认为:从刘非封为汝南王时算起,易王二十一年当为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看来早就有人提出这种观点了。 虽然我多年以前便认为“二十一年”相当于建元六年,但是无法对“八月甲申朔丙午”作出合理的解释。如今得知“八月甲申朔丙午”原本作“八月庚申朔丙午”后,便豁然开朗了。“八月庚申朔丙午”有问题,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庚申”是朔日的话,这个月是不可能有“丙午”的,所以要改。但是将“庚申朔”改为“甲申朔”,改对了吗?建元六年的八月是“庚寅朔”,“丙午”是“十七日”,所以没有改对。“庚”字不误,将“申”改为“寅”便对了。“庚申朔”应为“庚寅朔”! 汉武帝建元六年八月十七日,董仲舒已是江都相,这意味着什么?相信拙文会对孙景坛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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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佳话的真相:李世民竟亲自砸掉魏征的墓碑 (转) 魏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贤臣,唐太宗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在历史上为人广为传诵。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魏征死后,唐太宗对他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征是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 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用。第二年,魏征请求去河北劝降,被批准。于是他来到黎阳(今河南浚县),劝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但是唐太宗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在魏征为官期间,他为唐朝贞观年间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贞观七年,魏征被封为郑国公。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很难过,亲自去他家吊唁,这在古代中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可是在魏征死后,一切都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魏征在死之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才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候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李世民开始就怀疑魏征这位他认为很老实的人在朝廷有因私营党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唐太宗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让人叹息
中国古代的女人为何不能穿裤子而只能穿长袍?(转) 作者:庄秋水 《易经》里有句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我们的老祖宗那时候,男人们上衣下裳,女人们就只穿长袍。穿裙子的男人们撩起衣角渡河去会情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野且!《诗经·褰裳》)。当然,裙里面也不是光溜溜的两条腿。裙里面所谓的裤,其实要称作“胫衣”,只是遮住两条小腿。 女人们偶尔也穿这种没有裆的套腿裤。好玩的是,政治和权力最终给裤子加上了一个裆,不仅解放了身体,也解放了生产力——此后的底层人民就一直喜欢穿这种方便行动的服装。 《汉书·上官皇后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大将军霍光权倾一时,当时的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也是另一位权臣上官桀的孙女。为了保证权力可以延续下去,霍光希望皇后独享皇帝的床第之欢,生个皇位继承人。皇帝身体不好,也没有汇仁肾宝,皇帝不好,大家都不好。识眼色的医官和侍从们马屁拍得恰到好处,他们劝皇帝,您身体不好应该少作运动,即使做有皇后就够了,您要实在管不住自己,也好办,让宫女们都穿上有裆的“穷裤”,再系上几条带子。即使皇帝“兽性大发”,一时半会也解不开,不能随时随地行“周公之礼”了。这位不幸的皇后还是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还在15岁时成为了寡妇,一直到52岁去世。 倒是南北朝时期的胡女,穿着到臀部的短褶,腰间束带,下身是裤口很宽的大口裤,十分精神。胡服热潮席卷唐初风尚,女子们穿翻领长袍,束带,穿紧口裤和皮靴,俏丽可爱。 然而裤子真正成为中国女人的常服,还要再过一千多年。两条腿分立,成何体统?!尤其是女人,穿裤子就是明显要勾引男人嘛。道德家们虎视眈眈,希望把女人们掩在宽袍大袖里,失去本来的女性性别特征,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至于那种只能护住腿部的“胫衣”也并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失无踪。1949年之前的北方,只有两个裤腿的套裤,是老年女人过冬的常备。这种套裤中间絮棉,穿的时候,把两条裤腿套在裤子外面,用带子系在裤腰带上,扎紧裤脚的裤脚带。套裤把冷风阻挡在外面,上了年纪的人可以过一个融融的冬日。
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水银可使尸身不腐(转) 10月初,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举行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我国秦汉史专家郭志坤对秦陵地宫内牵动亿万人神经的千古疑案进行了大胆的猜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秦始皇遗体可能保存完好的观点。 -秦始皇死后,初采降温之法,寻得水银之后再将遗体“洁身” 秦始皇50岁病死在出巡途中“沙丘平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但有关秦始皇的传奇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2200年来骊山脚下那庞大的地下宫殿始终无人敢轻易打开,人们只能根据《史书》和科学常识对这位传奇人物作出主观的猜想。 郭志坤认为,从地点来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这里的7月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么酷热难熬。从乘舆的设备来说,秦始皇的遗体放在辒辌里,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冷藏车。另外秦王朝的核心高官胡亥、李斯、赵高当时个个都在场。郭志坤推测,秦始皇暴病而亡,他们会竭尽全力保存好遗体,以免失孝。而始皇身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医术高超的御医夏无且,面对突发事件,他自会运用当时所掌握的杀菌防腐知识。 郭志坤认为,秦始皇死后,初采降温之法,寻得水银之后再将遗体“洁身”,以多层丝绸包扎起来,再浸泡在水银棺之中。从有关记载来看,水银是那个时代常用的防腐剂。炼丹术所生成的水银,是金属物质却呈液体状态,圆转流动,容易挥发,显得与寻常物质相异,怪异现象使得古人感到神奇。由于水银有杀毒灭菌之效,所以炼丹家认为服用水银这样“不败朽”的东西,可以使人的血肉之躯也同样“不败朽”。 20世纪末,中国考古专家曾在秦陵地宫表面检测出大片强汞区域,其结论是,秦始皇陵地宫里隐藏着大量的水银。同时《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学理推论,地宫中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所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的估计至少有100吨的水银。郭志坤认为,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营造恢宏的气象,更有保护秦始皇遗体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的有毒气体防止盗墓贼入侵。 -赵高、胡亥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 但是持不同看法的专家认为:秦陵地宫虽然没有被盗空,但是秦始皇也许只剩下一把尸骨了。其理由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正值酷暑,遗体不易保护;当时“尸体”未运多远,便发出了熏人的臭味,为了防止臭味扩散,走漏“风声”,赵高、胡亥立即派人从河中捞了一筐筐鲍鱼,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 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棺载辒辌……会暑,上辒车上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段清波认为“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的《史记》的真实性在历史上也是有定论的。所以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相关记载来看,秦始皇的遗体恐怕无法保存完好。 如果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相距秦代不足百年的西汉马王堆女尸能很好地保护下来,秦代也应具备保护遗体的防腐技术。问题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更糟的是正值酷暑时节,这样,经过50余天的长途颠簸,9月,尸骨终于运回咸阳发丧。 -2200多年前,100吨水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同时,很多专家认为秦陵地宫中的山河湖海只是模型,并不会注入大量的水银。长期关注、研究兵马俑的建筑学家陈景元指出,水银的产量历来都是不高的,目前我国水银年产量不足千吨,2200多年前,100吨水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如果存在大量水银,这里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汞污染源,历史上必然要有汞污染引起的病史资料,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相关线索。另外,秦陵地宫表面检测到的汞区域不排除周边汞排放污染的影响。这些污染源包括曾经紧挨着秦陵的陕西省缝纫机厂电镀车间的含汞废水、废气,附近农田使用的含汞农药,在骊山进行开山作业工程爆破中使用过的含汞起爆剂。 另外,从今天了解的中国汞矿分布看,以重庆南部及黔东北、湘西,即乌江附近地区,如酉阳、秀山、务川、铜仁、万山、新晃、凤凰等地最为集中。而当时川渝地区与关中地区交通并不方便,即使生产出大量的水银,长途运输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魏刚)
陈圆圆墓之谜 (转) 原作者:启发 提起陈圆圆,几乎谁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她在明清之际的历史上,曾与闯王李自成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关系,后来还因为她被李自成(或说刘宗敏)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该书中说,陈圆圆名沅,能诗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藩府田琬(明崇祯帝宠妃之女)闻其艳名,伏势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田府的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她一见倾心,便劫娶而去……   在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地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证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作用,将来自有公论。我们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这个问题,由于史料上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疑案一桩。   说到陈圆圆归葬何处,据我们所知,有如下说法。有说陈圆圆葬于苏州、上海的,也有说她葬于陕西、四川的,但持此说者均拿不出可靠的史料,甚至仅仅是一种臆测而已,故不可信。   有一种“宁远说”,共凭据是在《甲申传信录》中记载: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之父吴襄索要陈沅,即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已被送到宁远(今辽宁兴城)吴三桂处去了,而且已经死了。这一说法与明清之际的传说不符,而且从当时情况看,很可能是吴襄在威逼之下的推托之词,其可靠性极差。但也有信此说者,如《国榷》作者谈迁、《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续绥寇纪略》作者叶梦珠和当代作家姚雪垠等。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地说,是在昆明。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建苏台,营郿坞,华贵无比,陈圆圆常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他“神开不可一世,”因而受到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陈圆圆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阴谋,和吴三桂一同被歼。而写于陆次云《圆圆曲》之后、钮琇的《圆圆传》,记述得更为详细,且与陆传所云有所出入:吴三桂进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起初他想将陈圆圆扶为正妃,但陈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此女妒心极强,群姬之艳而进幸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有所觉察,但自感力不能禁,遂以年迈之由向吴三桂请求为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与药炉经卷为伴,然对陈圆圆的结局却未有明确交代。据我们了解,有“吴三桂兵败,陈圆圆自沉莲花池”的说法。   由于据学者考证,无论是苏州、上海,抑或是昆明,都没有发现陈圆圆的墓,致使上述说法因无确实证据而未可凭信。   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岑巩县的同志提出了“陈圆圆魂归思州”的新说法。其说云:经过查考,初步认为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狮子山上的一座古墓即为陈圆圆安息之地。思州是岑巩的古称,马家寨一带,群山起伏,溪流纵横。狮子山上的一座土堆,便是人们所说的陈圆圆墓。墓前有一通3尺高的石碑,中间阴刻11个楷体字:“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旁刻“皇清雍正六年岁次戌申仲冬月吉立”。立碑人是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仁杰等。   马家寨的人全都姓吴,而且世代自称为吴三桂之后,吴姓老人讲,吴三桂乳名应隆,其父吴襄,辽东高邮人。吴三桂反清后曾在湖南称周帝,将败时,军师马宝暗护陈圆圆及吴三桂的儿子吴启华到思州鳌山寺避难。康熙二十四年吴启华下山定居,为了纪念马宝的恩情,同时为避清廷搜捕和诛杀就把居住的寨子称为马家寨了。   有关人员考释,上述说法与史料所载基本相符,且有人将碑上的11个字译释为“故第一世祖吴家陈圆圆王妃之墓”。这些都旨在说明此处的真实性。当然,迄今为止,最后的结论还没有得出,我们期待着专家学者们早日揭开此谜。
卫青在漠北大战中的指挥艺术 卫青在漠北大战中的对手是伊稚斜单于。伊稚斜的优势很明显,且不说匈奴人是以逸待劳,就连战场也是由他挑选的。而卫青必须“出塞千余里”才能求得一战。 卫青出塞后,“捕虏知单于所居”,便“自以精兵走(奔向)之(单于)”,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出东道”。后将军曹襄和左将军公孙贺的行动,史书未言。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和卫青在一起,因为卫青“自以精兵走之”。我认为,他们和卫青出的是同一条“道”,只是行军速度要比卫青慢! 对付不远千里来到漠北的汉军,伊稚斜可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打法,也可“避而不战”,但他选择的是“正面迎敌”。因为“汉兵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在得知汉军挺进漠北的消息后,匈奴人很高兴,而且是喜出望外。毕竟,漠北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战场。 对卫青而言,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先找到敌人。但是,他不可能知道伊稚斜正在那里坐等他的到来。如果他知道的话,就不会以如此方式进军了,因为这种方式造成了他在战场上的不利。 卫青率先进入战场,后将军和左将军在战斗打响后抵达,而前将军和右将军因迷路错过了漠北大战! 因此,在一开始,伊稚斜在兵力上也占优! 面对严阵以待的匈奴“精兵”,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车阵是防御骑兵的战术之一。请注意,卫青以武刚车结成环形阵营,这是一个“圆阵”,而圆阵是最好的防守阵形。 再看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真得是“守中带攻,攻中带守”,充分体现了卫青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五千骑兵而言,他们的出击,是一次进攻。对卫青而言,既是进攻战,也是防御战,挡住匈奴人,迟滞匈奴人,为“武刚车自环为营”争取时间。只要“武刚车自环为营”,那么即使暂时失利,也可坚守待援,俟机再战!同时,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在气势上也是先声夺人! 伊稚斜以一万骑兵迎战。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凭借人数上的优势,迅速击溃当面之敌。 但是,伊稚斜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一万匈奴骑兵对五千汉家骑兵无可奈何!(汉军装备的“环首铁刀”,是其战斗力提升的原因之一。) 伊稚斜的意图没有实现。而卫青完成了“为营”,并等来了曹襄和公孙贺。战场上的形势转而对伊稚斜不利,更糟糕的是,他未能及时察觉汉军的兵力已得到了加强!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风云突变,战场上出现了沙尘暴!“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而卫青“纵左右翼绕单于”,一举奠定了胜局! 其实,突然出现的沙尘暴对汉军更为不利,匈奴人对这种天气的适应能力应该更强一些,从史书中双方“杀伤大当”的记载来看,沙尘暴对汉军战斗力的削弱要比匈奴人大得多! 但是,沙尘暴使战场上的能见度降低,正是发动突然袭击的大好时机,这一点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就看谁先想到,先利用了!卫青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这个战机,以左右两翼包抄,这种常规的骑兵战术,完成了对敌军的致命一击! 包围圈中的伊稚斜看到“汉兵多,而士马尚强”,彻底丧失了战斗和抵抗的意志,在天快黑的时候,自己先做了逃兵。 此战中,卫青的自信、勇敢、顽强、冷静以及临阵应变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反观伊稚斜,在优势的时候,不能想办法打开局面,在劣势的时候,又因为对手的强大而丧失了斗志,最不可取的是,只顾自己逃命而丢弃大军。 可以说,卫青在击溃敌军之前,已经从心理上和意志上击垮了敌方的主将! 伊稚斜当了逃兵,而卫青从战神的手中接过了胜券。战争史上又多了一场经典的战役!
谭晓斌版垓下会战 垓下会战作者 谭晓斌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在广武订约,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以西归汉。 九月,项羽率领楚军东归。刘邦则接受了张良、陈平的意见,率领汉军进行追击。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汉军追至阳夏。汉将樊哙一举拿下阳夏,俘虏了楚国的周将军及其部下四千人。刘邦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在阳夏以南驻扎。然后,派人联络齐王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约他们在固陵合击项羽。 但是,韩信和彭越没有来,当刘邦在约定好的时间抵达固陵后,被怒不可遏的项羽回转身狠揍了一顿,只好深挖壕沟,高筑壁垒,转入了防御。 困境中的刘邦问张良,他该怎么办? 张良认为,刘邦当初立韩信为齐王是不情愿的,这一点,韩信的心里很清楚。彭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希望刘邦能立他为梁王。现在,项羽眼看着就要被打败了,他们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土地,不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刘邦能够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会立刻赶来。如果不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因此,必须把从睢阳以北一直到谷城的土地分给彭越,并答应事成之后立他为王。韩信是楚人,他一直希望能得到故乡的土地,那就把从陈县以东一直到海边的土地分给他。这样一来,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楚军很容易被打败。 听了张良的分析后,刘邦不觉叫好,立即照办。 形势很快发生了改变,不仅韩信和彭越积极行动,而且深入楚国九江郡的刘贾和英布也有战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楚国的大司马,并在他的帮助下,掌握了九江郡,随即发兵北上。 还有灌婴,参加完灭齐之后后,他单独在楚国的腹地和后方作战,这位汉家骑兵的第一代掌门人在那里纵横驰骋。此次会战,他一路打过来,把楚国的都城也拿了下来。最后,在苦县的颐乡与刘邦胜利会师。 到了十二月,刘邦完成了对项羽的包围,大约有十万楚军被诸侯联军围困在陈县境内的垓下。 一天晚上,联军将士同时唱起了楚地的歌谣。项羽听到四面楚歌,大吃一惊:“难道楚国的土地都被刘邦占领了?!为什么汉军中有这么多楚人?!”他已无法入睡,只能借酒消愁。 他无限爱怜地看着心爱的虞,对于这个常伴左右的美人,他该如何是好?他又想到了帐外那匹名叫骓的马,这些年,他骑着它,所向披靡,三年前,同样是眼前的这个敌人,同样是面对着诸侯联军,他和骓率领三万骑兵,把五十六万敌军杀成尸山血海,到如今却一筹莫展!想到这里,他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反复复地唱了好几遍,虞也和了一首:“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美人的悲歌,让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悲伤的气氛中,帐内的其他人都低下了头,深怕别人看到自己在流泪。 四面楚歌是联军对楚军的第一波攻击! 联军对楚军的包围圈有数重。韩信的位置在第一重,在他的左边是孔将军,右边是费将军,身后是刘邦,刘邦的身后还有周勃和柴将军。 韩信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此刻,仅他的手中便有三十万人马。联军稳操胜券!对楚军的第二波攻击将从他这里开始! 随着韩信的一声令下,当面之敌的壁垒开始接受考验! 当然,真正接受考验的是楚军的将士。连日来,他们一直在接受各种考验。这些可怜的人不可能得到补给,粮食也吃完了,身心俱疲的他们徘徊在地狱之门,看不到希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直到敌人潮水般地退去。 但是,他们不可能得到喘息,战斗很快在其他方向打响。 在韩信退却后,孔将军和费将军迅疾朝各自的方向进攻,很快,他们取得了突破。 于是韩信再次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天亮后,刘邦得知项羽已经逃跑,而且是极不光彩的临阵脱逃!正是西楚霸王的临阵脱逃,使得楚军在一夜之间覆没! 追捕项羽的任务落在了灌婴的肩上,他率领五千骑兵马上出发。 项羽逃跑时带了八百多名精锐骑兵,他们从南面突围,一路狂奔。渡过淮河后,项羽的身边还剩一百多人。如果不出意外,这些人可以逃生。但是,他们在阴陵迷路了。他们向一位农民老伯伯问路,老伯伯欺骗了他们,使他们陷入大泽。结果,被汉军追上。 在汉军的追杀中,项羽等二十七人逃到了东城县境内的乌江边。项羽本可在汉军赶到之前过江,但是他突然想到了八千江东子弟。当年,他与他们一起渡江西进,如今,只有他一人生还,他没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于是,他选择了死! 可是,项羽死后又有何面目去见那些被他抛弃的袍泽?! 八万楚军将士死于垓下!
从淳维到头曼——冒顿之前的匈奴事迹考述 谭晓斌 著一、匈奴与荤粥 汉武帝刘彻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诏书中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汉军中有许多归顺的匈奴人,刘彻称他们为“荤粥之士”。 再看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的诏书:“……于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于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 同样,他以“荤粥”称呼匈奴。 由此可见,“荤粥”是匈奴的古称。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这条记载告诉我们,山戎、猃狁、荤粥是三个同时并存的游牧民族。因此,认为“山戎”和“猃狁”都是匈奴古称的观点是错误的。 “荤粥”在《史记》中的出场时间很早! 请看《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与涿鹿之阿。” 看完之后,“匈奴人是炎黄子孙”的鼓吹者可以休矣!二、匈奴单于和黄帝冒顿的先祖名叫淳维,他来自中国。 请看《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注意,这里的“匈奴”特指“匈奴单于及其宗亲”! “夏后氏”指禹,他是黄帝的玄孙。大家可以看《史记》卷二《夏本纪》中的相关记载: “禹者,黄帝之玄孙……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为姒氏,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 冒顿的先祖是淳维,淳维是禹的苗裔,禹是黄帝的玄孙。因此,冒顿是黄帝的直系血亲,比刘邦“高贵”多了!刘邦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刘大爷和刘大妈的第三个儿子。三、匈奴单于的姓氏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 “挛鞮”和“虚连题”,应该是同音异译。但《史记》中的单于没有姓氏,太史公明确告诉我们:“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有人认为,《汉书》谓单于姓挛鞮氏,《史记》亦载:“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无姓字”当指一班平民而言,《汉书》无“姓”字,作“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疑《史记》中的“姓”字是衍文。 我认为,“姓”字不是衍文,“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才是衍文。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史记》和《汉书》中的文字。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大)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其世姓官号可得而记云。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尝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大)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请注意“其世传国官号”和“其世姓官号”,《史记》中出现“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是非常突兀的! 所以我认为,后人在注解“诸大臣皆世官”时,引用了《汉书》中的“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再后来,注文衍入《史记》正文。 太史公写《匈奴列传》时,汉匈双方已经有了长期接触,帝国反击战打响后,许多匈奴人被汉军俘虏,主动投降的也不少,一些人参加汉军并立功封侯。因此,他可以掌握丰富的资料。况且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降汉,被封为涉安侯。你们说,他怎么可能连单于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谭晓斌版垓下会战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在广武订约,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以西归汉。 九月,项羽率领楚军东归。刘邦则接受了张良、陈平的意见,率领汉军进行追击。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汉军追至阳夏。汉将樊哙一举拿下阳夏,俘虏了楚国的周将军及其部下四千人。刘邦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在阳夏以南驻扎。然后,派人联络齐王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约他们在固陵合击项羽。 但是,韩信和彭越没有来,当刘邦在约定好的时间抵达固陵后,被怒不可遏的项羽回转身狠揍了一顿,只好深挖壕沟,高筑壁垒,转入了防御。 困境中的刘邦问张良,他该怎么办? 张良认为,刘邦当初立韩信为齐王是不情愿的,这一点,韩信的心里很清楚。彭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希望刘邦能立他为梁王。现在,项羽眼看着就要被打败了,他们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土地,不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刘邦能够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会立刻赶来。如果不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因此,必须把从睢阳以北一直到谷城的土地分给彭越,并答应事成之后立他为王。韩信是楚人,他一直希望能得到故乡的土地,那就把从陈县以东一直到海边的土地分给他。这样一来,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楚军很容易被打败。 听了张良的分析后,刘邦不觉叫好,立即照办。 形势很快发生了改变,不仅韩信和彭越积极行动,而且深入楚国九江郡的刘贾和英布也有战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楚国的大司马,并在他的帮助下,掌握了九江郡,随即发兵北上。 还有灌婴,参加完灭齐之后后,他单独在楚国的腹地和后方作战,这位汉家骑兵的第一代掌门人在那里纵横驰骋。此次会战,他一路打过来,把楚国的都城也拿了下来。最后,在苦县的颐乡与刘邦胜利会师。 到了十二月,刘邦完成了对项羽的包围,大约有十万楚军被诸侯联军围困在陈县境内的垓下。 一天晚上,联军将士同时唱起了楚地的歌谣。项羽听到四面楚歌,大吃一惊:“难道楚国的土地都被刘邦占领了?!为什么汉军中有这么多楚人?!”他已无法入睡,只能借酒消愁。 他无限爱怜地看着心爱的虞,对于这个常伴左右的美人,他该如何是好?他又想到了帐外那匹名叫骓的马,这些年,他骑着它,所向披靡,三年前,同样是眼前的这个敌人,同样是面对着诸侯联军,他和骓率领三万骑兵,把五十六万敌军杀成尸山血海,到如今却一筹莫展!想到这里,他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反复复地唱了好几遍,虞也和了一首:“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美人的悲歌,让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悲伤的气氛中,帐内的其他人都低下了头,深怕别人看到自己在流泪。 四面楚歌是联军对楚军的第一波攻击! 联军对楚军的包围圈有数重。韩信的位置在第一重,在他的左边是孔将军,右边是费将军,身后是刘邦,刘邦的身后还有周勃和柴将军。 韩信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此刻,仅他的手中便有三十万人马。联军稳操胜券!对楚军的第二波攻击将从他这里开始! 随着韩信的一声令下,当面之敌的壁垒开始接受考验! 当然,真正接受考验的是楚军的将士。连日来,他们一直在接受各种考验。身陷重围的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不可能得到补给,粮食也吃完了。还有那楚歌声,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直到敌人潮水般地退去。 但是,他们不可能得到喘息,战斗很快在其他方向打响。 在韩信退却后,孔将军和费将军迅疾朝各自的方向发起进攻,很快,他们取得了进展。 韩信再次下达了攻击的命令,联军潮水般地涌入楚军的壁垒。 天亮后,刘邦得知项羽已经逃跑,而且是不光彩的临阵脱逃!正是项羽的临阵脱逃,使联军在一夜之间便消灭了楚军!他命令灌婴率领五千骑兵去追。 项羽逃跑时带了八百多名精锐骑兵,他们从南面突围,一路狂奔。渡过淮河后,项羽的身边还剩一百多人。如果不出意外,这些人可以逃生。但是,他们在阴陵迷路了。他们向一位农民老伯伯问路,老伯伯欺骗了他们,使他们陷入大泽。结果,被汉军追上。 在汉军的追杀中,项羽等二十七人逃到了东城县境内的乌江边。项羽本可在汉军赶到之前过江,但是他突然想到了八千江东子弟。当年,他与他们一起渡江西进,如今,只有他一人生还,他没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于是,他选择了死! 可是,项羽死后又有何面目去见那些被他抛弃的袍泽?! 八万楚军将士死于垓下!
谭晓斌版垓下会战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在广武订约,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以西归汉。 九月,项羽率领楚军东归。刘邦则接受了张良、陈平的意见,率领汉军进行追击。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汉军追至阳夏。汉将樊哙一举拿下阳夏,俘虏了楚国的周将军及其部下四千人。刘邦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在阳夏以南驻扎。然后,派人联络齐王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约他们在固陵合击项羽。 但是,韩信和彭越没有来,当刘邦在约定好的时间抵达固陵后,被怒不可遏的项羽回转身狠揍了一顿,只好深挖壕沟,高筑壁垒,转入了防御。 困境中的刘邦问张良,他该怎么办? 张良认为,刘邦当初立韩信为齐王是不情愿的,这一点,韩信的心里很清楚。彭越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希望刘邦能立他为梁王。现在,项羽眼看着就要被打败了,他们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土地,不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刘邦能够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会立刻赶来。如果不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因此,必须把从睢阳以北一直到谷城的土地分给彭越,并答应事成之后立他为王。韩信是楚人,他一直希望能得到故乡的土地,那就把从陈县以东一直到海边的土地分给他。这样一来,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楚军很容易被打败。 听了张良的分析后,刘邦不觉叫好,立即照办。 形势很快发生了改变,不仅韩信和彭越积极行动,而且深入楚国九江郡的刘贾和英布也有战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楚国的大司马,并在他的帮助下,掌握了九江郡,随即发兵北上。 还有灌婴,参加完灭齐之后后,他单独在楚国的腹地和后方作战,这位汉家骑兵的第一代掌门人在那里纵横驰骋。此次会战,他一路打过来,把楚国的都城也拿了下来。最后,在苦县的颐乡与刘邦胜利会师。 到了十二月,刘邦完成了对项羽的包围,大约有十万楚军被诸侯联军围困在陈县境内的垓下。 一天晚上,联军将士同时唱起了楚地的歌谣。项羽听到四面楚歌,大吃一惊:“难道楚国的土地都被刘邦占领了?!为什么汉军中有这么多楚人?!”他已无法入睡,只能借酒消愁。 他无限爱怜地看着心爱的虞,对于这个常伴左右的美人,他该如何是好?他又想到了帐外那匹名叫骓的马,这些年,他骑着它,所向披靡,三年前,同样是眼前的这个敌人,同样是面对着诸侯联军,他和骓率领三万骑兵,把五十六万敌军杀成尸山血海,到如今却一筹莫展!想到这里,他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反复复地唱了好几遍,虞也和了一首:“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美人的悲歌,让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悲伤的气氛中,帐内的其他人都低下了头,深怕别人看到自己在流泪。 四面楚歌是联军对楚军的第一波攻击! 联军对楚军的包围圈有数重。韩信的位置在第一重,在他的左边是孔将军,右边是费将军,身后是刘邦,刘邦的身后还有周勃和柴将军。 韩信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此刻,仅他的手中便有三十万人马。联军稳操胜券!对楚军的第二波攻击将从他这里开始! 随着韩信的一声令下,当面之敌的壁垒开始接受考验! 当然,真正接受考验的是楚军的将士。连日来,他们一直在接受各种考验。身陷重围的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不可能得到补给,粮食也吃完了。还有那楚歌声,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直到敌人潮水般地退去。 但是,他们不可能得到喘息,战斗很快在其他方向打响。 在韩信退却后,孔将军和费将军迅疾朝各自的方向发起进攻,很快,他们取得了进展。 韩信再次下达了攻击的命令,联军潮水般地涌入楚军的壁垒。 天亮后,刘邦得知项羽已经逃跑,而且是不光彩的临阵脱逃!正是项羽的临阵脱逃,使联军在一夜之间便消灭了楚军!他命令灌婴率领五千骑兵去追。 项羽逃跑时带了八百多名精锐骑兵,他们从南面突围,一路狂奔。渡过淮河后,项羽的身边还剩一百多人。如果不出意外,这些人可以逃生。但是,他们在阴陵迷路了。他们向一位农民老伯伯问路,老伯伯欺骗了他们,使他们陷入大泽。结果,被汉军追上。 在汉军的追杀中,项羽等二十七人逃到了东城县境内的乌江边。项羽本可在汉军赶到之前过江,但是他突然想到了八千江东子弟。当年,他与他们一起渡江西进,如今,只有他一人生还,他没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于是,他选择了死! 可是,项羽死后又有何面目去见那些被他抛弃的袍泽?! 八万楚军将士死于垓下!
闻君为汉将,虏骑罢南侵 “闻君为汉将,虏骑罢南侵。”(见崔颢的诗《赠凉州张都督》)唐诗中的这两句,用在汉朝的郅都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郅都,河东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他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因私事而来的信件,他连拆都不拆。“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因此,不可避免地,得罪了许多人,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但他毫不在乎,“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见《酷吏列传》) 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道。因此,郅都会这么认为:出来做官是不孝!既然不能在家尽孝,那么更应该在自己的位子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而一个对父母都不孝的人,还会去挂念妻子和儿女吗?郅都这么说,就是要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拉关系、讲人情、走后门等等,在他这儿都行不通! 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郅都由济南太守调任中尉,负责长安的警卫和治安工作。长安的达官贵人多,人际关系也更加复杂,但他“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郅)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见《酷吏列传》)最后,把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也给得罪了。窦太后认定是郅都害死了她的孙子刘荣,对他恨之入骨! 刘荣,是汉景帝刘启的长子,于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被立为太子。但好景不长,到了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因母亲栗姬的失宠而被降为临江王。 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有人告发刘荣在扩建王宫时,侵占了属于太宗庙的空地。太宗庙是祭祀汉文帝的场所。于是刘启征他入朝,直接到中尉府接受郅都的审讯。刘荣想给父皇写信请罪,希望能得到原谅。可郅都禁止给他刀笔。当时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就用刀削改,刀的功能类似今天的橡皮。刘荣得不到书写工具,当然就不能给父亲写信了。魏其侯窦婴是窦太后的堂侄,做过刘荣的太子太傅,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派人偷偷地把书写工具送到了刘荣的手中。刘荣就用它们给父亲写了一封绝笔信! 刘荣以前贵为皇太子,如今成了阶下囚,母亲已经忧郁而亡,栗氏家族遭到打压。而眼前的这个中尉,逮捕和惩办过栗氏家族的许多人,对他又是这种态度。因此,他思前想后,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害怕,再也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了。写完信以后,这位可怜的皇子选择了自杀! 刘荣毕竟是窦太后的亲孙子,她把满腔的怒火都发到了郅都的身上,“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见《酷吏列传》)危法,是指那些可据以判处重罪的法律条款。郅都遭到了窦太后的陷害,被免去了官职,回到了老家。 临江王自杀事件发生在三月。而在同年二月,匈奴人又一次背信弃义,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侵略,和亲又一次断绝!因此,刘启不想让郅都在家赋闲,他派使者持节到郅都家中,拜他为雁门太守,然后从家中直接赴任,不用去长安拜谢。这样一来,就瞒过了窦太后。刘启还给了郅都一个特权,“得以便宜从事。”(见《酷吏列传》)也就是说,郅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不必请示朝廷!我想,后来的陈汤一定羡慕死他了! 郅都嫉恶如仇,严格执法,无论是谁,只要是不法分子,就会得到象冬天一样残酷无情的对待。因此,他的威名到处传播,好人传,坏人也传,传来传去,免不了会被夸大,越来越玄乎,估计到了匈奴人那里,他已经变成了凶神恶煞! 匈奴人敬畏鬼神,得知雁门太守是郅都的时候,吓得魂飞魄散,连雁门郡都不敢靠近,更别说入塞劫掠了! 当然,匈奴的一些高层人物是不信这个邪的,但军臣单于不可能只带着几位将军去送死啊!因此,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希望能帮助士兵们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他们制作了许多郅都的模特,命令匈奴骑兵驰射。结果,大失所望,没有一个人可以射中。要知道,匈奴骑兵的骑射技术非常好,他们可以在倾斜狭窄的险道上,一边奔驰一边射箭。由此可见,匈奴人害怕郅都到了什么地步?! 没办法了,军臣单于只能希望郅都早一点死! 在郅都之前,守边守得最好的,非文帝时的云中太守魏尚莫属。魏尚的风格很像李牧,“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见《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但匈奴人并不怕他,只是由于对方的防守无懈可击,不敢贸然出手罢了!后来,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机会,但入塞后遭到了魏尚的沉重打击。因此,魏尚的确是一员良将! 不过,在文帝时,汉军是不出塞的,文帝之前,当然也是。到了景帝时,汉军开始尝试着出塞,李广和程不识都有过这方面的行动,但他们都没有取得过可以振奋人心的胜利。 郅都做到了这一点!郅都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在战场上一味防守。 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正月,郅都率领汉军出塞,主动对匈奴人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喜讯传到长安,汉景帝刘启下令全国大聚饮五日! 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她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她一直以为那个害死她孙子的人,再也不会被录用了,可那个人一直在风风光光的做官。她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从来不会为国家考虑什么。现在,她只想着怎么报复! 窦太后嘴上说自己好黄老之术,做起事来却像刑名高手。她再次用汉朝的法律条款对郅都进行了陷害。这一次,更毒,更彻底!是死罪! 刘启为郅都求情,说郅都是忠臣。窦太后回了他一句反问:“只有临江王不是忠臣吗?” 一切无可挽回了,郅都被斩首。英雄末路,苍鹰折翼! 窦太后的心里舒服了,她解恨了!匈奴人的心理障碍也没有了,他们憋得太久了,他们想尽快的释放一下,发泄一下,他们要报复! 同年三月,匈奴骑兵突入雁门郡,新任太守冯敬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历史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郅都的神奇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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