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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拥辉：铁流勇将第179期:第03版本期出版日期：2015-09-24 江拥辉：铁流勇将江拥辉，江西瑞金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朝鲜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 1917年10月，江拥辉出生在叶坪乡黄沙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父亲给他取名江祥桂。1931年12月，14岁的江祥桂已经在县农民协会开办的学校免费读了一年半的书。随后，他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仪式上，支部书记华干忠问江祥桂：“共产党好不好？你拥不拥护共产党？”江祥桂坚定地说：“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我当然要拥护。”华干忠说：“那好，你的名字也改一下吧，以后叫江拥辉，意思是拥护共产党给人民的光辉！”就这样，江祥桂将名字改成了“江拥辉”。 1933年江拥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一军团保卫局科员、师特派干事，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营教导员，滨海军区团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师长、师长，第十三兵团军参谋长。江拥辉还参加了午城井沟、陆房突围战斗和临江、辽沈、平津、渡江、广西等战役。1950年江拥辉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军长。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 2 在江拥辉的军旅生涯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8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江拥辉由第38军参谋长改任副军长，抓临战军事训练。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志愿军第38军是首批四个军入朝作战部队之一。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部队每一次调整部署时，军长梁兴初都会派时任副军长的江拥辉到一线指挥。因第一次战役中，第38军没按时打下熙川并延迟向军隅里穿插，受到志愿军总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严厉批评。38军上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江拥辉认为，第38军失利，有三点教训：“一是对熙川敌情没有搞清楚，对下边获得的所谓‘黑人团’的情报，没有迅速查实；二是在迂回中，有的部队恋战耽误了时间；三是担负迂回任务的主力没有及时跟上，出动的兵力太少。” 第二次战役开始后，江拥辉吸取前一次战役的教训，要求部队边撤边阻击，故意示弱，骄纵敌军，诱敌深入。敌军像被牵“牛鼻子”一样，牵诱到了既定战场。在这次战役中，江拥辉亲率部队穿插迂回，直接指挥军队经过连续七昼夜作战，歼灭南朝鲜军第7、8师和土耳其旅大部，并给美军第9军第2师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了美军第9军第1、25师，共歼“联合国军”2.3万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炮500余门。彭德怀对第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在亲自起草的嘉奖令中，专门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第四次战役结束前，彭德怀召见江拥辉，对江拥辉说：“你们打得不错嘛！完成任务很好嘛！拖住和杀伤了很多敌人嘛！当然喽，美英军火力强，你们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3戛日岭战役是江拥辉指挥得非常出色的一次战役。戛日岭是距德川西面20公里处的一道天然屏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一条盘山公路弯弯曲曲通过山顶垭口。敌人占领了垭口，就卡住了我军主力前进的必经之地。夺取垭口之战至关紧要。因此，军部决定让江拥辉亲临一一四师指挥该师行动。江拥辉到任后，要求一一四师各部队：“敌人妄图夺回德川，恢复老虎钳的支点；上级要求我们先敌抢占戛日岭，今晚一定要拿下！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既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战斗中要猛打，猛冲，更要坚决果断。” 11月27日夜，一一三师如利剑，由东向西，直指三所里。该师前卫三三八团是在德川战斗刚结束，就紧急出发的，多数连队还来不及吃饭。全团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一夜徒步行军145华里。 28日7时，三三八团进到三所里，并向敌人开火。经过激战，三三八团攻占了三所里，胜利完成了军部交待的任务。三所里争夺战后，三十八军广大指战员又先后经历了龙源里、松骨峰等地区的惨烈会战，与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完成了第二次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江拥辉直接指挥了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战斗中，指战员们打得勇猛顽强，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石头、牙齿和敌人拼命，顶住了南逃北援敌人的轮番进攻和相向夹击。三十八军在三所里争夺战中，打出了威风。对此，彭德怀司令员满怀激情地称颂：“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这便是“万岁军”的由来。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又投入了第三、四、五次战役，和兄弟部队一起把敌人赶出了“三八”线，迫使侵略者坐在停战谈判桌上。三十八军遵照中央指示，保持高度警惕，粉碎了敌人一次次以战逼和的挑衅，包括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直至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停战协定签字前夕，三十八军才载誉凯旋，回到祖国。其间，江拥辉于1952年4月担任了该军代理军长，后出任军长。 41957年后，江拥辉一直在沈阳军区工作，一待就是20年。江拥辉不仅领兵打仗厉害，笔上功夫也相当了得。1985年从福州军区司令员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对战友、烈士的深情厚谊，江拥辉毅然担负起组织撰写《三十八军在朝鲜》书稿的重任。为忠实反映三十八军抗美援朝的整个历程，充分展现志愿军爱憎分明、无私无畏、英勇顽强、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江拥辉和他的助手用了两年多时间，来往于沈阳、北京、保定等地，通过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等形式搜集素材，同时对搜集的素材进行核实、印证，务求真实准确。撰稿时，江拥辉一再坚持要写基层、写全体官兵、写英雄烈士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勇事迹和精神风貌，而不同意在领导、尤其是在他本人活动上多花笔墨。书稿完成后，有人建议用“三十八军万岁”作书名，而江拥辉则坚持用自己定的《三十八军在朝鲜》作书名。江拥辉以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赫赫战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2月13日，江拥辉无愧地走完了74年的人生历程，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亲笔书写挽联，称赞他是“铁流勇将”。

小故事第114期:第01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7 为革命拼尽全力关键字：全力本报记者刘俊良雨水打湿过的山头冒气浓浓的雾气，葱郁的树木显得更加苍翠，一阵阵花香沁人心脾……仲夏时节，走进日东乡贡潭村，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呈现在记者眼前。日东乡贡潭村位于赣闽交界地带，其所辖上暗山、观音岽都是一山跨两省，一面江西，一面福建。这里山势险要，树密藤茂，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曾经是赣闽交通必经之地，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贡潭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成为游击队的重要驻地之一。在村子上暗山的一处山坳里，有一颗树显得比较特别，它的树干枯瘦而棱角分明，“身上”爬满了藤蔓，却依然笔直挺拔、高耸入云，仿如一位坚毅的老兵，静静地凝视远处，绝不让敌人靠近半步。当地村民卢小林告诉记者，这棵树是黄檀树，是当年游击队驻扎在这座山上时的“哨所”。卢小林说，黄檀树边上本来有一栋房子，房子的主人叫刘德辉。刘德辉是贫苦农民出身，尝尽了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苦头。游击队来到附近后，他主动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给游击队作营房，自己经常进村赶圩，为游击队搜索情报。妻子李尾子则是烧炭贩卖赚点辛苦铜钱，在每个圩日赶集为游击队购置草鞋、粮食，他们四个十几岁的儿子还轮流为游击队站岗放哨，可谓举全家之力支持游击队。一天，驻福建古城的白军胡子岩奉命率兵前来围剿，他们集结在上暗山脚下，用重兵层层包围下山道路，并决定在天黑后上山搜剿。当时游击队数十名队员全部在山上，李尾子还为游击队煮了一大锅。（下转第3版）第114期:第03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7 为革命拼尽全力关键字：全力（上接第1版）正在他们要开饭时，李尾子听到山下狗吠不止，隐约有人声逐步向自家屋子靠近，同时，在黄檀树上站岗放哨的儿子也从树上下来，急切地告诉母亲，“有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家靠近。”事态紧急，李尾子一边叫儿子去后山通知游击队，叫他们赶紧撤退，一边思考着如何消除游击队留下的痕迹，特别是那一大锅将要起锅的粥。如果让白军看到，肯定会引起怀疑。正在她犯难的时刻，李尾子突然急中生智，将煮好的一桶猪食倒在了锅里把粥盖住。胡子岩一伙进屋后，屋前屋后搜了个遍，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只看到一锅热腾腾的“猪食”。扑了个空的胡子岩心有不甘，就把刘德辉绑走，把他家的房子一把火给烧掉。后来，白狗子用灌辣椒水、坐水牢等残酷方式对刘德辉加以严刑拷打，逼其招出游击队藏身之地。刘德辉面对敌人的酷刑，强忍着皮肉之苦，始终没有招供。敌人无奈，只好把他放回。回到家后的刘德辉因为伤势过重，没多久就去世了。面对这巨大的打击，刘德辉的妻儿强忍住悲痛，不顾危险、不怕牺牲，继续为游击队搜集情报、购买物资，为革命斗争拼尽全力。

木排工人第115期:第02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8 木排工人 □本报记者钟剑灵苏区时期，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有的参军参战，在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为红军捐资捐物，源源不断为红军作战提供物质支持……其中，还有这样一支队伍———木排工人，他们承担了粮食、木材、兵员运输等工作。武阳镇国兴村的陈谋连就是一名木排工人。近日，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武阳镇国兴村时，村民陈华荣向记者讲述了他爷爷陈谋连的故事。陈华荣介绍，当年红军来到村里驻扎的时候，能保护当地百姓，让他们不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因此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支持和拥护。随着前方战事吃紧，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参加红军。与此同时，木排工会也成立了，20多岁的陈谋连成为木排工会的一员。国兴村位于绵江河畔，苏区时期，这里交通条件还不是很好，河边没有桥，与外界沟通主要靠水路，陈谋连所在的木排工会在村子与外界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木排工人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瑞金到赣州的河道上，既帮助红军运输粮食、木材、兵员等，还换回大量白区的食盐、药品等苏区紧缺物资，有力支持了苏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 1934年的一天，陈谋连撑木排沿着河道护送一批伤员去于都医治。刚刚上木排，就被河对面的国民党军发现。眼见陈谋连要送伤员走，国民党军一直穷追不舍，并鸣枪警示。由于当时河道两旁树林十分茂盛，交通不畅，国民党军追击起来困难重重。就这样，一路追到会昌县城，河面更加宽阔，国民党军离木排越来越远。眼见追不上了，他们就开枪射击，但没有打中陈谋连，只好放弃追击。于是，陈谋连安全地把伤员送到了于都，再返回家乡。回家后，陈谋连遭到国民党军的搜捕，但他事先藏了起来，躲过了一劫。那时候，村子里也有红军部队，国民党军不敢停留太久，很快撤离了。红军主力长征前夕，大部分木排工人参加了红军，后来踏上了漫漫征程。陈谋连留下来，加入到刘国兴领导的汀瑞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当年的红军码头也成了游击队的重要活动场所。这时的陈谋连既是木排工人，又是游击队战士。游击战争结束后，陈谋连回到家里务农，活到近90岁。

麻地村里的红色文化传承人第115期:第01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8 麻地村里的红色文化传承人 □江西日报记者钟海华李耀文 6月12日上午，冒着滂沱大雨，记者一行来到了瑞金市万田乡麻地村。麻地村是一个充盈着红色记忆的村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第一个晚上便驻扎于此。当时，麻地百姓不仅把家中的粮食、干菜、银元等都毫无保留捐献给了红军，还积极支前参战，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毛泽东当年曾经居住过的一栋老房子里，刘海东老人正领着麻地村的孩子们演唱红色歌曲《白军没有红军好》，听着孩子们稚嫩清脆的演唱，他的脸上满是笑意。刘海东从小就喜欢坐在村里的祠堂，听老人讲红军的故事。慢慢地，收集和整理村里老人对红军的回忆成了他的一个爱好。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刘海东收集和整理的有关红军故事的资料已经超过了20万字。如今，刘海东除了收集和整理资料，还义务当起了红色文化宣讲员，一有时间就为村里的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 “作为红军的后人，我有义务把先辈们的故事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感人故事。”和刘海东一样，瑞金市十大红色文化传承人之一的钟同福，也是麻地村人。他的爷爷钟国海当年不惜倾家荡产，从国民党保安团手中救下两位红军战士，并认作儿子。2010年，钟同福以《救回红军当儿子》为题，记录下这个故事，并发表在《党史文苑》上。从那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当地的红色故事。为了方便查阅资料，他甚至放弃了更好的工作，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保安。正是在钟同福、刘海东这样的红色文化传承者的共同努力下，麻地村的红色历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而麻地村则依托红色文化，精心打造红色旅游。村党支部书记吴科荣告诉记者，目前，村里已经接待了十多批大规模的参观团队。村民们纷纷把家里的房子改建成民宿，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黄元米粿，更是成了俏销产品。离开麻地村时，小雨淅沥，那白墙黛瓦、青山绿水之间，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五角星，显得更加鲜艳无比。

毛主席为谢大娘开“天窗” 第115期:第01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8 毛主席为谢大娘开“天窗” □江西日报记者钟海华 6月13日上午，尽管大雨滂沱，但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的一栋两层小楼内，冒雨前来参观的人依然络绎不绝。1931年，这栋小楼成为当时中共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驻地。当时，毛泽东等五位领导人办公、居住都在这里。和他们一起住在这栋小楼里的还有一些群众，其中，有一位老人谢大娘就住在一楼的一间小房间里。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楼下谢大娘的住房。大家看，这儿有一个‘天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毛主席为谢大娘开‘天窗’的故事。”叶坪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讲解员邓张姗正在为参观者讲述那段岁月。那时候，毛泽东在楼上处理工作，谢大娘则安静地在楼下做家务，两人默契得像是一家人。为了照顾谢大娘的生活，毛泽东等人每个月都会把伙食“尾子”（即节省下来的伙食费）送给谢大娘。转眼到了年底，天气变得非常寒冷。有一天，毛泽东从楼上下来前往中央政府，他看到谢大娘正坐在门口做军鞋。毛泽东关切地问：“大娘，天气这么寒冷，你怎么不到房间里干活呀？”大娘随口回答：“房间里太暗了，看不清。”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走进谢大娘的房间仔细观察。正如现在游客所看见的那样，房间虽说有两个窗户，可其中一扇是朝里开的，另一扇虽然是朝外开，却只有约两尺宽、三尺高，而且被窗外一棵千年古樟挡住了光线。记者在屋外看到，古樟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距离窗户只有一两米的距离。毛泽东看着这阴暗的房间，心里很不是滋味，便默默记下了这件事。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福建漳州。在漳州，他特意安排警卫员到漳州市场上买了几块玻璃瓦带回瑞金。回到瑞金后，毛泽东交代贺子珍请来当地木匠，把一楼楼顶的楼板锯开了一个约一平方米的“口子”，并装上木条，做成了一个“天窗”，然后用玻璃瓦换下了二楼楼顶的几块小青瓦。这样，光线透过二楼的玻璃瓦、再透过一楼的“天窗”，直接照射到谢大娘的房间，房间里由此变得光亮。毛泽东还不放心，让警卫员拿来一本书，在窗下试了试光线，果然亮堂得可以穿针干活了。毛泽东帮助谢大娘开“天窗”的事，很快传遍了瑞金。当地的老表还将此事编成了歌谣，并传唱至今。 “哎呀嘞……有一个故事你听捱（即客家话‘我’）讲，毛主席跟捱开天窗，开出个天窗明又亮，（介子个）共产党，就像那天上的红太阳……”这个故事，邓张姗已经讲了十多年，这首歌谣，她也已经唱了无数遍。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透过这扇“天窗”，深切感受到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为民情怀。当天，记者正好碰到了一群来这里参加研学活动的孩子们，他们是于都县仙下中学八年级的学生。听了讲解员讲述当年毛主席为谢大娘开“天窗”的故事之后，孩子们感触很深。学生曾贾梅说：“毛主席这么关心老奶奶，让人非常感动。我感觉毛主席很亲切，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80多年前的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被大家传诵至今，就是因为印证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初心，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血肉相连。” 中共瑞金市委党校（瑞金行政学校）副校长陈县平说，“我们要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就必须牢记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始终把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永远不能脱离群众、漠视群众。”一扇窗，一束光，一片深情，一份初心。正如邓张姗讲解中所说，这扇小小的“天窗”，折射出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把党的执政基础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刻骨铭心的记忆第30期:第08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2-18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丁名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二等功荣立者）工作单位：江西省瑞金市国土资源局1979年2月17日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距今已近四十年了，战争的销烟早已散去，战场上的枪声、炮声、杀敌的呐喊声依然在我耳边久久回荡，声声刺耳揪心，生死殊搏的场面仍然历历在目……那曾是用我的青春、热血、生命铸就的记忆啊！那场战争是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当局从1978年始，不断进行排华反华活动，在边境烧民房、杀边民，制造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越南敢挑衅，辛子勇担当我于1976年2月入伍，入伍在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三营八连。1979年元月份的一天，我们连正在担任军坑道施工任务，接到上级命令停止施工，要抽调兵员到广西云南边防前线打仗。随后，部队召开紧急军人大会，会上团领导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在福建前线抽调部分兵员，充实和加强广西、云南边防部队的战斗骨干力量”，通报当时中越边境的形势。会后，我最先向连长指导员口头请示上前线，最先向连队党支部写《决心》、《请战书》，最先在军人大会上表决心。 1979年1月19日，我离开了心爱的连队，踏上了去广西边防前线的旅途…… 一盆白菜烧锅饭，除夕未饱一样欢我们乘坐了四天四夜的军列，到达了广东省湛江市东坡岭，即广西前线补训第三团。补训团顾名思义是非建制部队，哪里需要就补充到哪里，我们在这里待命等待上级的安排。 1979年大年三十的上午，湛江市军分区司令员给我们作动员报告，要求我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到前线去。会后，许多战友聚集在一起到部队服务社买酒喝，喝“壮行酒”相互勉励。商店旁边有间邮政收发室，从窗子看过去，堆满了一间未发出的书信，至少有三四千封。晚上的除夕之夜，我班只有一盆白菜，饭也是烧了锅的，全班十四人席地而坐，过了一个连饭都没有吃饱的春节晚宴。当晚12时，我们接到命令，急匆匆地打起背包，离开了湛江补训第三团，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后到达广西，我被编入一六四师四九一团三营七连八班任班长。到这个班后，我立即带领全班战友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临战训练的主要科目是：连排干部的组织指挥、识图、用图和按图行进，战士的战术动作、射击爆破、布雷排雷的基本知识，以及练习越语战场喊话等。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几天的临战训练，住的是民房学校，睡的是地铺，吃的也是饥不饱餐，条件很艰苦。 2月14日，我营召开全营军人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战斗动员令》，作了战前的思想动员，宣传了战争中对越南的有关政策：我们是以自卫反击为目的，要像抗美援朝一样，爱护越南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能掠夺越南人民的财物；能俘虏的则俘虏；失去战斗能力的越南士兵要给以生路；越南当局与越南人民区别开来；越南的正规部队和一般群众区别开来；越南的武装人员与一般人员区别开来……随后还宣布了战场纪律。 2月15日下午，我们连全副武装，开始向国境线进发。

以法兴教的伟大尝试第30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2-18 以法兴教的伟大尝试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该书长26.4厘米，宽18.2厘米，全书共63页，用纸绳穿装。封面粗黑线框内竖排印有“苏维埃教育法规”七个行书大字，框的上方从左至右分两行横印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最上面有五角星等组成的图案围绕。 1934年4月，中央苏区教育的各种简章、大纲、条例、章程、制度、办法等相继制定出来，为了便于贯彻实施，在徐特立等人的主持下，把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布的24个教育规章，以及《兴国乡村的教育》经验总结汇编成册，定名为《苏维埃教育法规》。《苏维埃教育法规》以废除国民党政府制定实施的旧文化教育，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贯穿于始终，以建立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确保在旧社会90%以上的文盲工农及其子女掌握文化教育权，享有受教育权。《苏维埃教育法规》内容丰富，简明扼要，实物用性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小学管理法大纲》《小学课程教则大纲》《短期师范学校简章》《初级师范学校简章》《高级师范学校简章》《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中央农业学校简章》《“沈泽min”苏维埃大学简章》对教育经费的筹措，各学校的组织机构，日常管理的规则，培养目标，学校制度，招生办法，教员的配备、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原则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文件规定：小学教育8至12岁为学龄，学制5年，前期3年，后期2年，职业中学招收13岁到16岁的少年入学，学制4年，先办1至2年的短期职业中学。16岁以上的工农、干部、教师和其他人员可以分别进入农业学校、戏剧学校、师范学校、苏维埃大学深造，或进入夜校等各种业余学校学习。《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业余补习学校办法》《识字班办法》和《俱乐部纳要》等文件，规定各类业余教育组织如何建立及怎样开展活动，如《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流经验和学识，以及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为目的，所以俱乐部是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 俱乐部实际上就是某一地域或单位群众文化工作的负责机构，在行政管理上，当地的消灭文盲协会，工农通讯协会、各种学术研究会或体育、文艺等研究会，以及工农剧社分社均属于俱乐部，而在业务上则属于各自的上级管理部门。列宁室是苏区基层的群众文化组织，直属于俱乐部领导。中央教育部还规定：原则上每一伙食单位，农村以村为单位，设立一个列宁室，红军总政治部规定每一连队设立一个列宁室。从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系统和实际活动的情况来看，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建设是多元的，组织严密有序，活动丰富多彩，有助于革除陈规陋习，提高人民的文化思想水平，从中反射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规定：该校由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直辖，以培养苏维埃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干部和艺术人才为目的，还规定了学员的入学资格和毕业时间等。位于红井景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址

中央苏区的公债券第35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2-25 中央苏区的公债券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为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苏区财政十分困难，为保障红军作战经费的供给，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先后发行过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 1932年6月，中央政府除积极领导全国红军和工农群众有计划的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准备革命战争经费，使红军能消灭敌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除加紧开发财源征收商业税，城市房租计划土地税的征收，组织游击队到白区筹款响应革命外，更要动员群众在经济上的帮助来保障革命战争的经费，不受任何困难和阻碍，从而影响革命战争的进行。 193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发布第9号命令，决定向全苏区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专为充裕革命战争的费用。规定以半年为归还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还本付息，年利一分，除十万元由湘赣、湘鄂赣两省推行外，在江西与福建发行共五十万元，分五期发行，每期十万元，从七月一日至三十日发行完毕。革命战争公债券面额分为伍角、壹元、伍元三种，券面均有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的署名印章。同年十月，中央政府除了下战争动员令来领导全苏区工农群众去彻底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外，为更充分的保障这一战争的完全胜利，准备战争经费，特别是动员苏区工农群众，更迅速完成这一准备，中央政府特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利息、面额与一期相同，规定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还本付息。 1933年春，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后，为了进一步供给工农红军所需要的作战经费，同时适应发展根据地的需要，在当年8月的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会议上，决定自1933年10月起，由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这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券发行后的使用范围有明确规定：100万元作为军事经费，200万元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及农业与工农的生产之用。其中又以小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大部分用于发展进出口贸易。毛泽东同志对发行公债十分重视，1934年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这样的“专款专用”有利于加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公债券的面额有伍角、壹元、贰元、叁元、伍元五种，利息周年五厘，于每年十月一日付息，规定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分五年还本。券面有主席毛泽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的署名印章。由于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百万大军和两百架飞机，向各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之多。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打击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推行“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虽经浴血奋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此情况下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政府所发行的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也不能如期兑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发出通知，对过去苏区发行的纸币、债券、股票一律进行兑付。苏区公债券是苏区中央政府以信用形式向人民举借的一种方式，也是当时财政来源之一。苏区公债的顺利发行，真实体现了苏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也为研究中央苏区革命和了解苏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瑞金刘氏有富族家训族规解读第35期:第07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2-25 瑞金刘氏有富族家训族规解读（一）□ 刘强（卫监局）国有史，县有志，族有谱，家有规。瑞金刘氏有富族自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从福建武平迁徒江西瑞金泽覃乡上丰田开基以来，已有600多年历史，到现在繁衍三十余代，现居住本市总人口计五百余人，分居瑞金市泽覃乡陶林村、武阳乡螺石村、朱坑村等处。有富族弟子依照“劝孝弟、睦宗族、完国赋、务教读、勤职业、崇节俭、戒争讼、清公堂”的家训族规，承前启后，开拓进取，在赣南大地繁衍生息，先后涌现出苏区瑞金县委妇女部长、新中国瑞金首任本土县长等英模人物。为弘扬传统文化，笔者努力诠释客家刘氏有富族的八条家训家规及其富含的深刻哲理。一、劝孝弟孝弟（悌）者万善之源也。父母生身根本，兄弟同气连枝。乃不肖子弟于父母教令不旨，承顺兄弟一体，不知友爱，此固国法难宥，天理不容，亦宗族之所宜亟惩也。凡为子、为弟者，各宜孝顺友恭，共成美俗。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百善孝为先，有富族家训首讲孝悌。与《三字经》提倡的“首孝悌”一致。孝，指对父母还报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他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如有违反，家族必须对他进行惩处。解放后瑞金首任本土县长刘辉山，他是任职时间最长（1953年—1965年），最有作为的县长之一。他是有富族孝悌的代表。他爱党、爱国、爱民、爱家。任职其间带领全县群众，兴修水利，兴办公益事业，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瑞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被大家称赞为“一心为民的好县长！”。辉山县长体现的就是一种大孝和大爱。二、睦宗族宗族虽有亲疏，枝叶皆从一本，即分门别户，当追念一脉共相。和好吉则庆，凶则吊有余。当好施不足宜安命，毋恃强而凌弱，毋倚众而欺寡，更不可以卑幼而犯尊长。人能以宗族之念为念，自知宗族之当睦矣。书曰：以亲九族。诗曰：本支百世。这条家训提示本族各房各支虽然分门别户，但也是一脉宗亲。团结则吉，相煎则凶，要互相帮助，和平共处，不能以强凌弱，以多欺少，欺负弱小，昌犯尊长。族人间要和睦团结。正如瑞金的一句俗语：没有百年的亲戚，只有千年的孙叔。三、完国赋国赋原系正供，如有田供赋，自应依限输纳，免滋差扰。若拖欠钱粮，连累里长，深为门户之羞。凡我族中赋税，各宜依期完纳，不烦催科。庶国为良民，家为肖子。朱子格言云：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有富族把“完国赋”写入家训家规中，在全国实属罕见。朱子格言所说的“国课”就是国家的税收，“囊橐”通俗说就是钱袋子。这句话是说，尽快缴完国家的赋税，即使是自己口袋里所剩无余了，也自得其乐。这句家训是教导子孙绝不能够偷税漏税，种了田就不能拖欠国家的粮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要主动缴纳，不要让官府来催收，要做一个好公民。家训警示：如果那家拖欠钱粮，连累族长，这是很羞耻的事。记得我老家瑞金县泽覃乡陶林村，以前交通极为不便，到了交纳公粮时节，每名成年人都要天不亮就起床，带好干粮，挑近百斤稻谷，翻几十里的山路到泽覃乡粮管所交粮，全村几十户人家，没有一户会拖欠公粮，应该说刘家家训起到很好的宣传和警示作用。本人也收藏了家族自清乾隆年以来历朝历代的农业税票，并在2017年江西省档案局开展的“家庭档案”征集中获奖，有幸选送到省里参展。第40期:第07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3-04 瑞金刘氏有富族家训族规的解读（二）□ 刘强（卫监局）四、务教读闻之父兄之教不先，则子弟之率不谨。是子弟之勤读，全赖父兄之督责也。古者择师教子，义方是训，无非欲其扬名显亲，但吾族子弟务宜励志勤学，以图上进，庶有光于宗祖耳。昔人有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则家训告诉我们，做长辈要教育晚辈做人的道理，要督促后生认真读书，积极上进。王侯将相本来不是天生的富贵种，贫穷人家的孩子发奋努力，也可以成为栋梁之材，好男儿应当发愤图强。受这则家训影响我族弟子历来好学上进。我的父亲不满十岁便独自一人到城里寄宿读书，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江西师范大学，成了解放后泽覃乡最早的大学生，后来一直在瑞金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我的妹妹当年在瑞金一中就读也是刻苦求学，成绩优异，成为1991年赣州市英语类的高考状元，她在博士毕业后也选择在大学任教。全族青年也受家训影响，尊师重教、崇尚读书，好学上进，很多青年也接受了中等、高等教育，在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服务社会。五、勤职业少年子弟不可令其空闲无业，即农、工、商贾业虽不同，皆为本职。勤则职业修，惰则职业毁。修则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赖，毁则资身无策，必至饥寒潦倒，流入非为。吾族子弟宜各授一业，各专一职，毋怠尔躬，毋荒尔志，庶几，身可拘而家可养矣。语曰：人有常业，虽荒歉不饥。这则家训告诫我们，青少年决不可游手好闲，无论从事农业、工业、经商都要勤奋努力，爱岗敬业，持之以恒。老祖宗开明、开放，敢为人先，并不强求后辈从事农耕谋生。“农、工、商贾业虽不同，皆为本职”，行行出状元，劝导子弟人人都要有一技之长，不能好吃懒做，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努力创业。俗话说：家有固定的产业即使闹饥荒也不会挨饿。因为这则家训，令人感叹我陶林村开基老祖秀林太下共有四房（四个儿子），因地处深山，山多田少，族人居安思危，其中大房一脉康熙年间举家迁往重庆南川县古楼坝从事商贾谋生，后竟失联，近年多方找寻仍无果。每年清明祭祖秀林太下仅三房后裔参与，独缺大房，让我们唏嘘不已。“勤职业”这则家训，也让我想起我的祖母邓兰英，她是一名童养媳，苏区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先后担任过瑞金县委和石城县委妇女部长，当年曾在邓小平同志和杨尚奎同志领导下开展妇女工作，红军长征后历尽艰辛回到家乡务农。解放后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杨尚奎得知邓兰英健在，曾要求瑞金县委通知她赴省委党校学习，安排工作。但为了负担患风湿病的丈夫和在县城就读儿子的生活，她选择了在家务农。后来组织安排她在瑞金工作，先后担任安治乡副乡长、绵江垦殖场副厂长，直至退休后担任医院家属区的居民（党）小组长。无论在任何岗位上，祖母都能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都女英杰传奇》专门介绍了她。受家训和长辈的影响，我家祖孙四代都是共产党员，并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并且都有幸荣获过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称号。

徐特立和他的新编《三字经》第40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3-04 徐特立和他的新编《三字经》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这篇课文出自苏区时期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新编《三字经》，是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为普及苏区文化知识而亲自编纂的。徐特立1931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成立，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并把开拓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重任交给徐特立。这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徐特立先后到兴国、于都等地进行文化教育情况调查，他发现中央苏区教师严重匮乏，而且许多教师在上课中都存在教学方法不当的问题。徐特立决定在瑞金天后宫兴办师资培训的第一个教学点。至于他为什么选择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天后宫办学？党史研究界有这样一个猜想：徐特立是个重科学教育、轻宗教迷信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天后宫办学的目的是想告诉广大劳苦大众，封建迷信并没有前途，只有兴办教育才能富国强民。天后宫后侧的一个房间就是当年徐特立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说是房间，其实是用长短不一、厚薄不同的木板钉成的大木厢，里面只能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徐特立在这里工作时，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经常来看望他，毛泽东是徐特立在湖南师范时的学生，当他看到年已55岁的老师在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办公时，特叫来本地木匠，帮他开了一个大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徐老的关怀和敬爱。徐特立把天后宫当成推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基地，为此呕心沥血，日夜工作。要开办学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硝烟四起的革命战争年代，更是非常艰难。学校没有课桌，徐老就把天后宫的神案、门板拆下当作课桌；没有黑板，徐老就亲自用一块木板涂上油漆而作为黑板；没有课本，徐老总结以前的教学经验，亲自编写讲学教材，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新编《三字经》就出自他之手。就这样，在徐特立的努力下，瑞金列宁师范于1932年2月正式开学了，学员大多是各地派来的旧式小学教员。学校平时除教文化理论外，徐老还经常对学员讲革命道理。据统计，中央苏区时期，瑞金列宁师范学校前后共培养了600多名教师，其中除9人留下来，以教育部巡视员的身份到瑞金的个区去负责建立列宁小学外，其余学员都回到当地，成为创办列宁小学的主要教师骨干。瑞金列宁师范犹如教育“火种”，在中央苏区文化贫脊的土地上燃起熊熊大火。经过不懈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后，中央苏区内普遍创办有列宁小学，村有列宁初小，区乡有列宁高小，对七岁至十五岁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在战争频繁的年代，获得了上学的机会。学制为五年，初小三年，高小两年。小学课程是统一规定的，初小有国语、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其中国语课包含政治（浅易叙述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常识）；高小有国语、算术、社会常识、科学常识、游艺等。据“二苏大会”统计，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00人，先进县学生入学率达50%-60%。1934年，毛泽东针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果，自豪地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苏维埃大学司法班悬挂的木门牌第50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3-18 苏维埃大学司法班悬挂的木门牌——红色司法光辉历史的有力见证关键字：见证,有力,历史,光辉□本报记者邹婷整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块1933年苏维埃大学司法班使用过的木门牌。该牌为木质匾式，长190厘米，宽33厘米，厚度2.5厘米。正面刷有红色油漆，从右至左刻有“苏维埃大学司法工作班”十个大字，隶书体，阳刻黑油漆填写，表面油漆大部分脱落。斑驳的木门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红色司法的历史。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代表苏维埃大会胜利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家的各种法律、法令，并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国家司法工作。此后，各级地方和军队的司法机构也纷纷建立，使苏维埃司法机构逐渐趋于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在艰苦卓绝的苏区时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司法活动。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初，不但司法机关组织不健全，工作人员政治业务水平也很低，执法水准差，导致工作上的不便与失误，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到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之中，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干部、裁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法律常识，因此在工作上常发生许多困难，造就司法工作人员实在是一件迫切应做的事情，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后应当尽量造就司法工作人员，以充实各级裁判部。部长梁柏台认为，司法机关是无产阶级的铁锤，司法干部必须是劳动工农出身，忠于职守，努力革命，同时应具备嘴巴紧、耳朵精、眼睛明、手脚勤的条件。为了造就高素质的司法工作人才，从1932年冬开始，在位于沙洲坝的最高法庭大厅内就地举办了最高法庭司法训练班。闽西苏维埃政府也开办了司法干部训练班，进行苏维埃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宣传。训练班主要学习《裁判部暂行组织与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惩治反革命条例》等。 1933年8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会决定开办的，以培养苏维埃高级干部为宗旨，由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潘汉年等组成苏维埃大学委员会，毛泽东亲任校长，沙可夫（中央教育部副部长）任副校长。从1933年9月开始招收学员，先后共招有1500余名，分特别班和普通班。特别班即本科，内设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班，1934年春又增设外交、粮食班。普通班即预科，先补习文化，再升入本科学习。司法班主要教学了《土地法令》《劳动法令》《婚姻法令》《经济法令》等。1933年8-12月的《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当中再次提到：“提高和训练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计划地训练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机关内做工作的时候，给他们每天以一定的时间学习，每次去巡视工作回来，都给他们以几天的训练，在这样的训练当中来造就干部。”“开办军事裁判所训练班，以充实各级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此时也开始积极吸引劳动妇女做裁判工作，当时中央司法部创办的《裁判半月刊》第6期中就对违法乱纪的，不但在报刊上进行曝光，还根据情节移交相关部门处理，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司法队伍的建设。这块木门牌在1955年由瑞金革命纪念馆征集入馆，1994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重温《苏区工人》第55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3-25 重温《苏区工人》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苏区工人》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机关报。1932年5月创刊于福建长汀，后迁到瑞金。初时为半月刊，8开4版石印，后不定期出版，1933年1月上旬曾一度停刊，共印发15期，1933年6月后改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刋物，继续出版《苏区工人》，并重编期号，改为周刋铅印，16开本，刊头变化无常，每期出4至八版不等，后每期间隔时间不定，从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上旬，该报共出版26期，前后共发行41期，1934年9月8日，因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准备突围转移，《苏区工人》编委发表了停刊启事，宣布停刋。作为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份工农报刊，《苏区工人》报与其他红色报刊一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先后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是指导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的主要宣传报刊。《苏区工人》是在为了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总任务，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力量，领导广大的农民，为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而斗争；为实现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创办的。主编由全国苏区中央执行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倪志侠（后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社会经济部长）和王子刚、孟萍先后担任，编辑人员包括主编在内不过四、五人，人员非常精悍。《苏区工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苏区广大工人群众和各级工会干部。该报编辑人员虽少，但版面办得很活泼，文字简练，短小精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工人群众阅读。辟有“社论”“短评”“新闻”“特载”和“职工运动通讯”等栏目。主要报道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各县乡工会及各种产业工会的工作情况及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广大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和反抗斗争的情况；登载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有关工人运动的决议、宣言和指示；宣传和介绍中央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每逢有重大节日和纪念日还出版“特刊”。如第9期开始报道动员广大苏区工人参加红军的消息。1933年10月，由工人群众组建的“工人师”成立时，该报也对此作了大量详尽的报道。为了更好地把《苏区工人》办好，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支前参战的革命热情，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党团书记陈云等，还经常为《苏区工人》撰写稿件。在纠正苏区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时，刘少奇先后在改版后的《苏区工人》第二期上发表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未改订合同》、《在改定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第三期上发表了《模范的工人要求纲领》、《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第四期上发表了《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等文章；陈云同志在第三期上发表了《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犯的错误》等。这些文章对于纠正当时苏区劳动政策上“左”的错误，改进苏区工会工作和经济工作，推动苏维埃各项劳动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改进苏区工会工作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刻，刘少奇还适时撰写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工会会员都加入赤少队》、《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等文章，在他的影响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各部（会）的负责人也踊跃为《苏区工人》投稿，以指导本部门，本行业的工会工作。例如，在《苏区工人》第12期上，除刊载了刘少奇三篇短文外，同时刊登了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秘书长郭南勋的《正确执行加强工联的工作》、妇女部部长刘群仙的《国家企业女工在生产线上的优胜者》和李文棠《农业工会对春耕工作的意见》、青工部部长王秀的《工会应注意青工部的工作》等文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工人们说：我们是苏维埃的主人，我们为自己而劳动！《苏区工人》除登载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有关工人运动的决议、宣言和指示外，还积极宣传和介绍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以及广大苏区工人参加红军的情况，在每逢有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期间，还出版“特刊”等。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机关随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苏区工人》被迫停刊，但它为中央苏区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研究当年中央苏区党史、新闻史、工会史和工人运动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翔实史料。

彭德怀手迹“公略亭” 第60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4-01 彭德怀手迹“公略亭”□ 钟军本报记者邹婷整理在叶坪红军广场东北角，矗立着一个造型独特的三角亭———公略亭。它与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并称为苏维埃共和国标志性的六大建筑。 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纪念在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迎接“二苏大会”召开而兴建该亭，因其造型别致、寓意深刻，现已成为红色旅游的一处景点。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文物库房内珍藏着一份彭德怀为重建公略亭题写的“公略亭”手迹。简单的三个草书毛笔大字，印证了对黄公略的怀念，也见证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战友情。黄公略生于1898年，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和彭德怀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后曾担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队长、军委书记和副军长；红五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三军军长等职。 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转移途中，在吉安东固遭到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毛泽东听到黄公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第二天，在兴国莲塘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大会，高度赞扬了黄公略的一生，并在主席台两侧拟写了一幅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为纪念黄公略，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叶坪广场建造公略亭。公略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设计，梁柏台负责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亭为三个角，寓意为黄公略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亭中立了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上刻有黄公略传略。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1939年该亭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1955年经上级文物部门批准后于同年在原址上按原貌修复。外形的修复相对容易，但石碑上的题字却成为复原公略亭的难题。此时，黄公略的亲密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成为为公略亭题字的最佳人选。黄公略与彭德怀同是湖南人，两人先后加入湘军，因志趣相投，都是一腔热血而且胸怀救国救民抱负之人，所以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成挚友。后来，两人一起搞救贫会，一起考陆军讲武堂。 1928年3月黄公略到彭德怀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任职，两人在官兵中建立起“秘密士兵会”，宣传革命思想。7月黄公略与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2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黄公略则率余部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由于发展红色革命根据地有功，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初期，黄公略是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齐名的红军将领，历史上曾经把这四位伟大人物的姓连在一起，称呼为“朱毛彭黄”。特别是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公略与彭德怀二人坚决贯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取得了诸多胜利，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说：他交了20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只剩下黄公略、李灿两人，可见友谊之深。1931年，彭德怀闻知黄公略的死讯后悲痛不已。为了寄托对这位战友的哀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上，彭德怀积极提议，中央一致同意，将红军步兵学校改为公略步兵学校，划出吉安、吉水、泰和3个县的9个区、68个乡成立公略县，在中央苏区叶坪广场建立“公略亭”。在以后的战争环境中，在戎马倥惚途中，彭德怀常惦记着黄公略家里的母亲、妻子、女儿。 1945年在延安，毛泽东号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时候，彭德怀牵头组织人员编写《黄公略传略》。1949年8月，正当湖南解放之际，彭德怀在西北前线，给进军湖南的49军军长钟伟发来急电，要求他的部队在进军湘乡时注意寻找和保护黄公略的家属。9月，湖南军区负责人将黄公略的家属送到了北京。在以后的岁月里，彭德怀像家人一样对黄公略的一家给予关怀和照顾。 1955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经过反复调查取证后，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提出了“瑞金叶坪公略亭情况调查报告”，经上级文物部门同意后，由同年按原貌重建公略亭。鉴于彭德怀与黄公略的亲密关系，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小组通过组织上的联系，请彭德怀为公略亭题字。彭德怀欣然同意，挥毫题写了“公略亭”三个大字。在重建公略亭时，依原貌在亭中立了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并将“公略亭”三字标志改写为用彭德怀的手迹“公略亭”。 1971年9月，因受“左”的干扰，碑刻被拆除。1974年重新修复，镌刻的“公略亭”三字改由模仿“红军烈士纪念塔”字体制作。彭德怀的亲笔题字，一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保存，并于1988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重读国家一级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第65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4-08 新生的红色政权跃上世界的政治舞台 ———重读国家一级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关键字：舞台,政治,世界,政权□本报记者邹婷整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国宝级文物，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该《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庄严的声音：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新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政权以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是中国革命在前进与发展途中的里程碑。这天，党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胸挂大会代表证，满脸微笑地向齐聚在叶坪谢氏宗祠前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会代表招呼示意，毛泽东手拿的不是普通纸张，那是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那是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大会开始后，进行了简短仪式，毛泽东在主席台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了，并向全世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外目的“是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任何侵掠，而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并呼吁全世界劳苦民众“起来帮助并拥护中国唯一的工农兵革命政府”，联合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久和平！”。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而屠杀中国民众而借用的外债。它主张一切帝国主义的租借地都应该无条件的收回，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都应该滚出中国去。尤其为得从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它主张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等。《对外宣言》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喊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心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完成全部议程后，于21日胜利闭幕，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了后，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九个部一个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的指引下，开展了新的革命征途，开始了治国安民的伟大尝试与实践。瑞京就是中国的红都，新生共和国的心脏。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到1937年9月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共五年八个月，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历史上仅存了两千多天，但这个共和国并没有结束，她在血与火的粹打中成长。十八年后，那些缔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用他们的信念、理想和热血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再次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张《对外宣言》是1954年文物普查征集时，在石城县秋溪乡的一家民房墙上发现并征集入馆。《对外宣言》纵15厘米，横20.5厘米，直排刻印版。该文物有多处破损和裂缝，其中有标题、正文和落款处残缺，现已对其进行装裱。现为馆藏一级文物。

一本不同寻常的账簿第75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4-22 一本不同寻常的账簿□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这本账簿由毛边纸装订而成，长28厘米，宽16厘米，厚0.7厘米，是三十年代宁都县长胜乡铲田区政府自制的伙食账簿。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账簿，账簿其中一页用毛笔直排写有“8月18日，主席毛泽东付还食宿费大洋一元四角八分”，落款为“陈奇寒”。它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关心群众、廉洁自律的一个动人故事。 1933年8月17日，毛主席与往常一样，身穿灰衣裳，脚穿黑布鞋，同警卫员小吴，在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寒）等人的陪同下，一大早来到长胜县铲田区，分组深入农户，召开调查会，与群众促膝谈心。不知不觉，已到午饭时刻，区政府主席看到毛主席来了，心情格外激动，正要通知厨房加餐，却被毛泽东制止了。他们来到饭厅，毛主席见饭桌上放了一大盆山芋粥和红薯、辣椒、萝卜干等土菜肴，于是就拿起筷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午饭过后，毛主席立即在区政府召开干部座谈会，对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和发展苏区经济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会间，区主席依然坐立不安，总觉中午的饭菜大寒碜，太委屈毛主席这样的高级干部了，想在晚上给他加菜，于是，想悄悄离开会场，通知管理员去采办此事。这时正在讲话的毛主席似乎发觉了区主席的动机，他顺着干部作风问题提高了嗓门说：“同志们！我们有的干部官不大，可架子不小，下乡本是联系群众，但我们有的同志却要搞得兴师动众，而我们的区乡干部对于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不去弄点好吃的东西，来招待领导，总觉的不是滋味，要知道，现在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任务是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毛主席的讲话博得了到会干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此时，区主席才感到刚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了。次日清晨，毛主席同警卫员要赶回瑞金，临走前，毛主席特意交待警卫员到区财政部结清食宿账。小吴来到区财政部，长工出身的财政部长觉得很难为情，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钱，小吴推辞不过，只好默默地赶上了先行的毛主席，并将财政部长拒收费用的事如实地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大为生气，指示小吴立即返回铲田，一定要结清住宿账。陈参谋长觉得距离区政府已远，怕耽误毛主席的工作，便主动承担了转交食宿费的任务。毛主席紧紧握住陈奇涵的手再三叮嘱：“奇涵同志，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一定要把它办妥。我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廉洁奉公，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陈奇涵郑重地点了点头，随即特地回到铲田区政府，转交毛主席的食宿费。当区主席和老部长知道这件事后，赞叹不已，当即，老部长拿出伙食帐簿，郑重地在账页上记下：“8月18日，主席毛泽东付还食宿费大洋一元四角八分。”陈奇涵也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53年，这本不同寻常的账簿被捐赠给瑞金革命纪念馆收藏，如今展示在陈列馆内，每当人们看到它，无不动容，无不感慨。

一枚小木印折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第80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4-29 一枚小木印折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股份制集体经济的宝贵探索关键字：探索,宝贵,集体经济□本报记者邹婷整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众多藏品中有一枚不起眼的木印。长8厘米，宽1.9厘米，高2.9厘米，底部阳刻楷书“瑞京云集区消费合作社”十个大字。这枚木印是瑞京云集区消费合作社的印鉴，是中央苏区时期壮阔的合作社运动的历史见证。合作社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型经济组织，早在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便领导苏区群众开展了合作社经济的宝贵探索与实践。中央苏区的合作社，是一种以群众集股合作经营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制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有商品流通领域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各类生产合作社，金融领域的信用合作社等。为抵制商人资本家的剥削，调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发展苏区经济，消费合作社应运而生，成为苏区合作社经济的重要类型。消费合作社是社员以乡村、工厂、学校、机关或城市街道为单位，是广大工农群众集资组织商品交换，打击奸商盘剥的集体经济组织。消费合作社以经营油、盐、布匹、袜子、手帕、火柴、香烟等日用品为主，享受免税政策。 1928年10月，赣西南的东固区革命委员会拨款和群众集资，创建了中央苏区首家消费合作社。次年11月，闽西苏区的上杭县才溪区上、下才溪乡紧跟步伐，也先后创办了14个专业消费合作社。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就在中央苏区各地推广开来，特别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合作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截至1933年8月，中央苏区境内已建起了417个消费合作社，拥有8.3万名社员、9.1万元股金。 1933年12月5日，为了总结消费合作社创办的经验，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来自红军部队和江西、福建、闽赣各省40余县的五百四十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合作社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目前消费合作社的中心任务》等决议案。大会宣告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正式成立，总社驻设在瑞金云龙桥头古庙内，选举产生了总社的领导班子，由徐常山同志任主任。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是负责消费合作社的最高领导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各地消费合作社的领导，推动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运动的发展，进而促进苏区贸易的繁荣与苏区经济的发展。会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发出通知，在全苏区开展合作运动周活动，中央国民经济部制定了《消费合作社简章》，使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得到进一步发展，截至1934年2月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发展到1140个，社员人数达到29万之多，社员股金32万多元，比1933年8月分别增加了七百多个，社员增加了二十一万多人，股金增加了二十二万多元。涌现出许多象瑞金壬田和武阳石水、兴国长冈、上杭才溪等一批模范消费合作社。瑞金作为苏维埃革命的大本营、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驻地，也是苏区消费合作社的模范与先进。 1933年11月《斗争》第34期曾对壬田区消费合作社作了高度的评介及介绍。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在苏维埃贸易发展上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消费合作社，工农群众可以更便宜的购买商品，更高价的出卖他们的生产品，经进消费合作社的网，国家对外贸易局，各种商业公司以及消费合作总社可以最迅速的将他们的商品卖给农民，并从农民那里买得生产品，苏维埃经过这些组织，就可以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在经济上团结他们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在中央消费合作社在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证军需民用，限制私商剥削，打击奸商，调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改善群众生活，发展苏区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各级消费合作社相继关闭、停止运转。1956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小组征集文物时发现“瑞京云集区消费合作社”木印，将其入馆收藏。经鉴定，“瑞京云集区消费合作社”木印被认定为国家三级珍贵文物。

从“红军家属优待证”看苏区拥军优属好传统第84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5-06 一枚证章的历史温度——从“红军家属优待证”看苏区拥军优属好传统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拥军优属作为我国的优良革命传统，早在苏区时便已确立，并不断发扬光大。优待红军家属是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下，苏区军民都以参军为荣、以身为红军家属为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藏有一枚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发给瑞京县下肖区红军家属刘绳璜的“红军家属优待证”。其为麻布印制品，长10.5厘米，宽6厘米，正面为红色，背面为米黄色。正面图案饰以黑框，黑框里面上方字为“优字第九十七号”，往下是地球与五角星相叠图案，五角星内有镰刀与斧头，两边各有一个持枪的红军战士像。图案下边右书“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中间大字“红军家属优待证”，左边款为“中央直属瑞京县下肖区发给”。背面书写“当红军是最光荣的”八个红色大字，最上面横排从右往左写有黑色字体“刘绳璜”，左边竖排黑色字体为“七保乡主席”，并加盖了其个人私章，右边竖排黑色字体为“家里有叁人吃饭”。红军家属优待证作为红军家属荣誉的象征，也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拥军优属的历史见证。中央苏区自建立以来一直处于敌人的军事“围剿”下，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扩大和加强红军同时，免除前线红军的后顾之忧，保障红军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开展红军优抚工作显得极为重要。为了稳定军心、民心，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苏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各种办法》、《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与《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等，从法律上确立了红军家属应该享受的优待和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优待红军家属方面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如对报名加入红军的新战士，在未集中前，委员会就派调查队来调查家里有什么困难，缺乏粮食的，马上接济；尚未割禾的，马上动员割禾，互助队员把新战士的禾割起，不让一个新战士的家属困难问题没有解决……”为进一步解决红军家属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党和政府组织“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开展“优待红军工作日”等活动，及时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补偿劳动力。《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无劳动力耕种家中田地，其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区政府计划，乡苏维埃执行）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所派人工，每年不得少于五十工。红军战士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应按其需要予以补助。为要执行上述条例起见，特规定凡未在红军中服务者，应实行无代价的‘优待红军工作日’，每人每月帮助红军家属工作两天，时间与工作种类依红军家属之要求而定。”除了帮助解决红军家属缺乏劳动力问题，保障红军家属的基本生活需求外，党和苏维埃政府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服役期间的红军及家属免缴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捐税，所居政府房屋免纳租金，享受政府商店5%减价优待，子弟读书免缴一切用费，相互通信免收邮资；红军战士外出交通费用由政府报销；受伤红军应得到细心照料，费用由政府负担；致残红军与退职红军应由政府供养；牺牲的红军应得到部队与政府的褒扬，其幼小的子女弟妹由政府教育抚养，其父母妻子由政府给予相当的津贴……”为了改善红军家属生活，苏区创办了许多公卖所、优红商店、优红合作社等等。此外，为了落实红军的优待政策，做好红军家属的优抚工作，党和苏维埃政府对红军家属颁发红军家属光荣牌和红军家属优待证，建立与红军家属的联系、表彰制度。为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带头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积极参加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耕田，促进了各项优待条例的落实。党和苏维埃的各级工作人员、苏区群众也都积极地参与到优待红军家属的活动中。这就形成了苏区全民热情参与的优红活动，从根本上解除了参军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当红军光荣。中央苏区红军优抚工作的实施，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生活困难问题，消除了前线红军的后顾之忧，也在社会上营造了参军光荣、军属光荣的良好氛围，从而为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军民鱼水关系的建立，以及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红军家属优待证”作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红军家属亲密无间、鱼水情深的历史遗物，是党和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的历史见证。 1954年3月，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小组征集文物时，“红军家属优待证”持有者刘绳璜无私将其捐赠入馆收藏。2001年12月，此文物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旧址 «健康报»报社旧址瑞金市叶坪乡朱坊村 1931年冬至1933年4月叶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 1933年3月至4月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黄家山 1932年2月7日至13日瑞金中央红军兵工厂分厂旧址瑞金市冈面乡上田村蔡屋 1933年底至1934年10月沙洲坝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旧址瑞金市沙洲坝镇官山村 1934年沙洲坝工农剧社旧址瑞金市沙洲坝镇官山村赖屋 1932年武阳毛泽东召开春耕生产区级负责人座谈会旧址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围下角 1933年云石山中央印刷厂旧址瑞金市云石山乡沿坝村下新屋 1934年云石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瑞金市云石山乡田心村杉树背 1934年彭杨步兵学校旧址瑞金市九堡镇坝溪村花门斗 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旧址赣州市瑞金市叶坪乡朱坊村 1933年8月—1934年10月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旧址赣州市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 1932年10月—193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赣州市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马道口 1934年7月—10月青年团中央局旧址赣州市瑞金市云石山乡田心村老屋场 1934年7月—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劳动感化院旧址赣州市瑞金市壬田镇凤岗村腊梨屋下 1932年秋—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址赣州市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 1932年初—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人民委员部旧址赣州市瑞金市云石山乡云石山村湖陂头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旧址赣州市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 1932年春—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通讯学校旧址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 1931年11月—1933年3月中央工农红军瑞金补充师师部旧址瑞金市黄柏乡合溪村 1933年8月—1934年10月中央红色医院旧址瑞金市叶坪乡朱坊村洋江下 1933年初—1934年10月

苏区红军大学的点点滴滴第110期:第08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1 苏区红军大学的点点滴滴□钟同福大革命后，为了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陆续成立了一批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不仅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多种渠道育人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有“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为纪念彭湃和杨殷，后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其次，中央苏区还有“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与此同时，还有教导团4个，负责短期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部设在瑞金城内杨家祠堂。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抵达瑞金后，便到学校视察。他看了学校的军事表演后，高兴地对校长何长工说：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还好，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 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 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革军委于10月17日发布《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 “红校”的分编，标志着人民军队的院校教育形成了初、中、高级培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红校是红军当时的最高学府。“红大”校舍建在瑞金西郊6公里处的沙洲坝乡大埠村的大窝，因周围被苍松翠柏所掩映，被誉为“山林军事学堂”。后为纪念一位牺牲的苏联红军将军郝西史，将“红大”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第一任校长何长工主持了校舍的设计工作。经过学员3个月的艰苦努力，建成了一幢两层楼房和一座可容纳500人集会的礼堂，还有操场、俱乐部和模型室。 ◆不拘一格请“教授” 红大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由周昆、刘伯承代理，张忠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曾代理、彭雪枫曾兼任过政治委员，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红大还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人员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干部。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萧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红大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上，坚持理论与实际并重，学校派学员参加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常由学员代替伤亡指挥员的职务，进行前后方轮换。所教所学的，正是红军所需所为的。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亲自为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都给红大学员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在红大兼课。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李德讲“短促突击”，瞿秋白曾在高级班讲过列宁主义，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都为红大学员讲过课。在中央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还能旁听中央的重要会议。 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陈时骥、李明两位师长在突围中受伤被俘。陈时骥被俘后，起初几个月有人看押他，后来，让他自己行动。这位国军师长耳闻目睹红军与旧军队的确大不相同，思想上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是正规军校毕业生，懂军事，便留下来到红军大学担任专职军政“教授”。还有一位叫何涤宙的教官，也是原国民党第5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后来亦来到红军大学讲授苏军条令。 ◆行教合一相兼顾红大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普通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把步枪。早操后，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积极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一天，学校组织学员去砍柴，有两个新学员因为临时有事耽误了，没有跟上队伍。他们不知道中央苏区有“公山”和“私山”之分。机关、学校只能到“公山”上去砍柴。这两个没有赶上队伍的学员走到一座叫杨梅岗的山上，便在那里砍了四大捆松树枝挑回学校。正当他们兴冲冲地挑着柴往回走时，恰巧遇到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招呼他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樟树下坐了下来，像拉家常一样，问起了他们在红军大学学习、生活的情况，两个红军学员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周恩来问：“今天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砍柴呀？”“哦，我们两个因为出来的时候有一点事情耽误了，没有赶上队伍，只好在这上面的山上砍了些柴。”周恩来听后，看着柴火若有所思。因为他知道，红军大学砍柴要到比较远的“公山”长埠岭一带去砍，一般砍一担柴要半天多时间，今天这两位新学员肯定没有走那么远。于是，他缓缓地站起来，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山说：“你们砍柴的那座山叫杨梅岗，是工农民主政府分给老表们的‘私山’，你们砍错了，侵犯了群众的私人财产……”两位学员听说自己犯了错误，不知道说什么好。周恩来见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就转了话题，和蔼地说：“你们先把柴挑回学校去，抹个凉，休息休息吧！”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请了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以及两个砍柴的新学员，在溪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周恩来看到两个学员板着脸，为了缓和气氛，就笑着说：“这里的老表就是我们的亲人。因此，我们要十分爱护老表的一草一木，如果随便拿亲人的东西，就会使军民关系慢慢疏远。”周恩来一席话，将新学员那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两个人的眼睛湿润了，站起身来：“报告首长，我们上午听了你的指示，下午就把柴火送还了杨梅岗老表的家里了，并当面赔礼道歉了。为了挽回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请求在当地开一个群众大会，当众检讨……”周恩来听完两个学员的话，点了点头，舒心地笑着说：“好，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美德，知错就改，改了就好……”第二天傍晚，在杨梅岗所辖区的工农民主政府礼堂里，召开了当地群众和红军大学学员参加的大会。会上，两个砍错柴的学员相继上台，真诚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第一期学员10月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共培训了3期学员。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但却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红大学员中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小挑夫的长征路第112期:第03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3 小挑夫的长征路□本报记者钟剑灵 “我父亲有五兄弟，父亲排行老三，他和两个弟弟都参加了长征，其中父亲是一名挑夫。”6月11日下午，在“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云石山丰垅村马道口旧址采访现场，92岁的梁文河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梁文河介绍，父亲名叫梁从万，四叔和五叔分别叫梁从芹和梁从芬。红军来当地之前，家里长期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每年的收成大部分都要交给他们，自己只能留一小部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红军到来后，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梁文河家就分得了2亩多地，一家人吃饱饭是不成问题了。同时，苏维埃政府干部还经常到他家，了解他家的生产生活问题。这种前后的反差，让梁文河的家人越来越拥护共产党和红军。 1934年10月的一天，丰垅村马道口组建了一个挑夫队，梁从万成为一名挑夫队员。据梁文河说，父亲梁从万虽然个子不高，但身体非常结实，力气大得很，是挑重物的一把好手，大家都称他为“小挑夫”。“红军走之前，在距离马道口不远的地方开了三天三夜的会，四周都有红军战士放哨，感觉异常神秘，具体讲的内容只有会场内的人知道。”梁文河对当年的情境印象深刻。他说，父亲在长征前还回过家，但自己由于在外面玩，没有见到父亲，这件事还是奶奶告诉他的。当时父亲对奶奶说，不久后会回来的，没想到奶奶一直等，都没有等到父亲回来的那一天。参加长征后，父亲还写过信回家。他自豪地告诉家人，他后来不再是挑夫了，而是成了机枪连的战士。后来，父亲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父亲又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不过，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回来。由于相隔遥远，通讯又不发达，父亲究竟在何年何地牺牲的，自己也不清楚。梁文河认为，像父亲三兄弟支持革命一样，无数革命志士付出鲜血和生命，才有了我们现在幸福美好的生活。85年过去，当地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百姓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这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革命先辈的鲜血没有白流。

草鞋表嫂第113期:第02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4 草鞋表嫂□本报记者钟剑灵“ 草鞋编织队从一开始的10人到后来的全村参与，3年编织草鞋76000多双。6月12日，在武阳镇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旧址，村民邹连庆向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开门见山地讲述苏区时期武阳村草鞋表嫂的故事。武阳村武阳围的妇女邱娣是编织草鞋的一把好手，编织出来的草鞋美观而结实，她常常和丈夫把草鞋拿到武阳圩卖，生活过得殷实平稳。 1932年春，时任武阳乡妇联主席的刘来娣找到邱娣，她说：“现在国民党军正在对红军进行‘围剿’，红军供给出现困难，特别是有一些红军战士还打着赤脚打仗，严重影响战斗力，你能不能组织一些妇女，教她们编草鞋给红军战士穿。”邱娣听后，当即表示支持。经过与丈夫邹方茂商量，迅速组织起草鞋编织队。起初，编织队只有10个人，其中男子3人，负责打稻草，妇女7人，负责编草鞋。后来，前方战事越来越激烈，需要的草鞋相应增多，草鞋编织队发展到几十人、百余人。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已是全村参与。从1932年春到红军长征前，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武阳村共编织草鞋76000余双。这些草鞋编织好后，放在箩筐里，由当地的青壮年男子用扁担挑到前线。在编织草鞋的那几年里，大家常常日夜作业，缺少休息。邹连庆告诉记者，因劳累过度，怀孕四个月的编织队成员杨冬娣在编草鞋的过程中流产，编织队成员刘冬娇由于身体难以支撑，当场昏倒。没日没夜地揉麻绳，大家的手心都磨出了血泡，但为了前线的战士有鞋穿，她们仍然忍痛坚持。 1934年10月，罗炳辉率领的红军第九军团路过武阳桥时，邱娣和其他妇女亲手将草鞋送到战士们的手中。许多战士看着邱娣等人满手的血丝，都落下了热泪，并亲切地称呼她们为“草鞋表嫂”。红军走后，邱娣夫妇以“资敌罪”被国民党军抓了起来。敌人一边用皮鞭抽打他们，一边恶狠狠地说：“你们跟着共产党走，支援红军，就是这样的下场！”1934年底，邱娣夫妇被敌人残忍地杀害，邱娣牺牲时年仅33岁。记者手记：苏区时期，瑞金等地男儿扛枪上战场，妇女也被充分发动起来，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她们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铭记，也将激励后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半块月饼第113期:第02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6-14 半块月饼□ 见习记者崔晓燕 “嗯，没事，我先吃一半。”说完，陈发姑把手中的月饼掰成两半，吃了一半，把另一半放在了衣兜。对于陈发姑的这个习惯，叶坪乡文化站站长杨青山见怪不怪。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2008年的中秋节，他拿了一块月饼给陈发姑，当时陈发姑只吃了一半，留了另一半月饼放在她衣兜。杨青山说，不论吃什么东西，陈发姑都是吃一半留一半，这个习惯也伴随着她走完一生。陈发姑在等待，等待着她的丈夫回来，留着食品等他丈夫回来吃。陈发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1894年10月，陈发姑出生在瑞金武阳区石水乡下山坝大屋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出生不到200天，母亲就撒手人寰。半年后，多病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她被送到同屋朱家做童养媳。19岁那年，她和大她三岁的丈夫朱吉薰成了亲，过着恩爱的日子。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创建、发展和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那一时期，瑞金的许多民众积极投身革命，参军参战或支前。一次，区政府派干部来到上山坝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参加红军，陈发姑与朱吉薰在大会上听到参加红军是为了打土豪劣绅，让农民翻身做主人时，不禁心潮澎湃。她抬头看看丈夫，丈夫也正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又掩不住心中的渴望。发姑看到丈夫眼中闪耀着一团火焰，这团火焰，她在台上慷慨激昂发言的红军眼里看到过，在这群千里迢迢来到苏区的每一个红军眼里都看到过，发姑不知道，那是一种信仰，那是一种责任，那是一种民族的大爱。她只知道，当红军，为穷苦百姓做事，是好事，应该做的事。发姑忍住泪水，对丈夫点点头，轻声说：“吉薰，去吧，我们都是穷苦人家，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家里有我，我会照顾好母亲。”最终，是陈发姑劝慰母亲，承揽下全部家庭重担，把丈夫送进了区政府报名参军。之后，陈发姑除了照顾家里，自己也参加了苏区的妇女工作队，成为村里的一名妇女干部，她积极组织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筹款筹粮，为红军战士缝制军衣、打草鞋、洗衣裳，到红军医院里帮助照顾伤病员、送饭等等。喜欢唱山歌的她，整日歌声不断。“送郎当红军嘞，阶级要认清，富农呀地主呀，都是我敌人。送郎当红军嘞，哥哥要当心嘞……”她一唱，就会想起远方的丈夫。她常常倚坐在门槛上，一边唱着送行时唱过的歌曲，一边给丈夫打草鞋，一边眺望村口，守望着丈夫的归来。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攻占了瑞金，并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地迫害。陈发姑既是革命干部，又是红军家属，敌人对她施以酷刑：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她从不屈服，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丈夫也一定会凯旋归来。之后政府进行调查，认为她的丈夫在长征途中牺牲了。但她始终坚信丈夫没有死，逢人便讲：“我丈夫参军出去了，我一年盼一年，一月盼一月，一天盼一天，相信他会回来跟我们团聚。”陈发姑年年都要编织一双草鞋，寄托对丈夫的思念。直到全国解放，陈发姑一直没有等回自己的丈夫。 1958年陈发姑挑着24双草鞋住进了叶坪乡光荣敬老院。曾与陈发姑接触过的原瑞金市政协主席杨晓宁介绍，陈发姑每天做完事之后都会搬一把竹椅坐在门口眺望远方，每当有人劝她不要等了，陈发姑都会说一句“他信革命我信他”。离别时的那句“我一定会回来”一直支撑着她。在等待丈夫的岁月里，陈发姑始终坚持每年为丈夫打一双草鞋，即便双目失明，她也未间断，直到打完第75双草鞋。陈发姑虽然膝下无子，但却“儿孙满堂”。据杨青山介绍，二十世纪初开始，我市专门组织了党员干部与老人结对联亲活动，把老人当成自己的奶奶、外婆来孝敬。每逢周末及节假日，杨青山都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去敬老院看望陈发姑，陪她聊聊天，听她讲讲以前的故事。老人生前虽无子女，却有数十个孙子、外孙“认护”陪伴晚年。2008年9月，陈发姑老人走完了自己115年的人生，虽然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也没有等回丈夫，但她从未后悔支持丈夫参加红军。

瑞京县黄沙区犁牛合作社股票背后的一段红色历史第89期:第05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5-13 “牛”问题迎刃而解 ———瑞京县黄沙区犁牛合作社股票背后的一段红色历史 □钟军本报记者邹婷整理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是苏区的头等大事。农业生产活动中，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时指出：“在现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加上地主富农的破坏和偷贩耕牛致使苏区耕牛严重缺乏。耕牛的不足，让不少农村出现了田地荒芜的现象，生产大受影响。犁牛合作社便是苏维埃政府为解决苏区耕牛、农具缺乏问题而设立的。犁牛合作社的前身是犁牛站，最早是由瑞金县石水乡的群众提出来的。 1932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中，总结石水乡的经验，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帮助农民设立犁牛站，以解决春耕中耕牛不足的问题。 1933年4月，为进一步推进犁牛站的发展，中央政府土地部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它是犁牛合作社的组织大纲，分析了苏区组织犁牛合作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解决犁牛合作社基金不足的具体办法，对各地犁牛合作社的组织提供了信贷支持。至此，苏区各地犁牛合作社蓬勃发展起来。犁牛合作社以乡为单位，根据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的原则进行组织。犁牛合作社以耕牛、农具为基础，同时发动群众合股购买添置。所有耕牛、农具归全体社员所有。社员租借耕牛的期限和数量多少，按其所耕田亩的数量决定。并规定每担谷田犁、耙共三次，普通社员收使用金（或称牛租谷）谷子五斤，红军家属则收谷子三斤。提取的使用金，除充作耕牛饲料、修理农具和津贴负责养牛者的费用外，所剩余的谷子则出粜，再添买耕牛。耕牛多了，提取保用金可酌情降低，使社员逐年增益。耕牛的管理由社员大会选举可靠的人负责饲养，每年给一担谷子的报酬，牛栏粪也归养牛者使用。在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犁牛合作社在苏区逐渐发展起来。 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作调查时发现：“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办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 据《红色中华》统计，截至1934年5月，瑞金已发展犁牛合作社37个，社员3638人，股金1539元；兴国已发展犁牛合作社72个，社员5552人，股金5168元；西江已发展犁牛合作社284个，社员15075人，股金11719元；长汀已发展犁牛合作社66个。中央苏区的犁牛合作社，以瑞金、兴国为最好。《红色中华》曾以《模范的瑞金叶坪乡犁牛合作社》称赞道：“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犁牛合作社，除了能够有计划的调剂耕牛、保护耕牛、发展耕牛外，还给群众以极大的利益。过去私人借牛耕种，除耕田时要养牛外，还要每担谷田交牛税谷五斤，如果一年不交谷子，就一年没有牛耕。组织犁牛合作社，只出极轻微的入社金，就有耕牛使用。并在三四年后，所出的使用金，要比自己养牛必要的费用，都还要轻些。红军家属所得的利益更大。” 犁牛合作社的成立，对解决苏区群众缺乏耕牛的困难，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的犁牛合作社股票是1934年10月3日陈观裯购买的瑞京县黄沙区犁牛合作社股票。股票为毛边纸质，纵11.7厘米，横9.8厘米。1953年10月由钟德炳同志捐献入馆。经鉴定，瑞京县黄沙区犁牛合作社股票被认定为国家二级珍贵文物。

粤赣盐粮商古道第94期:第07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5-20 粤赣盐粮商古道2017年，在广东省河源市新发现一条通往江西的古道。这段粤赣古道主要分布于河源市和平县、连平县和东源县境内，沿途经过浰源、热水、青州、绣缎、大湖、三角、高莞、忠信、顺天、涧头、双江等镇，总体呈南北走向，并有多条主支线。现已勘测清楚的线路长262.6公里。据当地文物部门介绍，粤赣古道是一条“起于民间、兴于商贸”的民间商贸通道。据史料记载，数百年来粤东客家地区一直是盐丰粮缺，而江西则是多粮少盐。但粤赣两省大山横亘，水路不通，两省通商多走山路。其时客家地区悄然涌现挑盐大军，有专职挑担者，也有农闲挑担者。“挑盐担上江西”成为很多客家人最大的副业，挑担之艰辛换来“粤盐赣销，赣粮粤卖”的现象，从而催生了粤赣盐商古道。河源境内的盐商古道从海陆丰到紫金县，经黄塘、康禾仙坑，然后到东源蓝口，再经水路到和平林寨、龙川，最后到赣南地区。当年，这条古道上活跃着成千上万的挑夫，他们成群结队地搬运食盐，古道的繁盛情景可想而知。粤东与江西、福建交汇处的梅州平远，也有一条著名的梅州古盐道。这条盐商古道的起点也是在潮汕地区，当地海盐走水路逆韩江而上，运至大埔三河坝后转从梅江而上，至梅县东山码头后，改为陆路由挑夫肩挑北上，从玉水村经梅县大坪、平远石正进入江西流车、寻乌，至江西筠门岭，然后以会昌县城为终点，全程约230公里。玉水古村位于梅县城东镇，客家挑盐客的运盐队伍多途经此地，当地至今还保留有当年的古道。据《明史》记载，赣州在明正德二年（1507）改行广东盐，可见粤赣间的盐道有超过500年的历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国信在《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中阐述了与平远相关的古盐道考证：“筠门岭通嘉应和潮州，从赣州溯贡水而上至湘水，到达筠门镇后，或换小船至罗塘再挑越筠门岭，或直接挑越筠门岭，抵达镇平县新铺，然后船运通过石窟河经梅溪至嘉应州。”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后来整理成著名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在调查时，就对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筠门岭来往梅县的生意做了详细的记述。例如，“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处），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约有三百担过”，“梅县与门岭不通车，大部分是肩挑”，“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这充分证明了粤赣盐粮古道的重要历史作用。梅懿

赣州曾经有个瑞金码头第99期:第08版本期出版日期：2019-05-27 赣州曾经有个瑞金码头□ 刘强民国三十一年《江西省赣县城厢图》笔者收藏了一张民国31年（1942年）赣州市的地图，即《江西省赣县城厢图》，当时的“赣州”也称”赣县“；“城厢”同“城乡”。欣赏这张地图，笔者意外发现，在贡江边的建春门浮桥（时称抗战桥）上游方向有一个“瑞金码头”，依次排列还有“会昌码头”、“福建码头”、“宁都码头”等，这些码头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功能是什么，通过查找资料，笔者努力想去揭开“瑞金码头”神密的面纱。

《火炉》：锻造钢铁般的红军队伍 □本报记者邹婷整理《火炉》是红七军政治部于1931年七八月间在江西兴国县创办的油印刊物，32开，每期出版10至15版，主要反映红七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和战斗生活，指导红七军的军政建设。目前已发现该刊第1至笫4期，编印时间自1931年7月18日至8月21日，主要内容有当前形势、军亊知识和消息等。据史料记载，1931年7月，红七军奉命渡过赣江，参加第三次反“围剿。”《火炉》就是红七军过江后在兴国创办的，该刊对了解和研究红七军的战斗历史是一份珍贵的革命史料。《火炉》的第1期上的《“火炉”的任务》发刊词说：“《火炉》是带教育性的刊物，是焚烧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烈火，要锻炼我们红七军成为铁的红军，要推进我们红军成为铁的红军，要推进我们红七军到共产社会的道路。”从以上发刊词内容上看，办《火炉》的宗旨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使红军队伍在革命的火炉中得到锻炼，总结教训，学习马列主义，提高军事素质。从《火炉》杂志的封面上可以看到，整个杂志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炽热的火焰，封面的中间画有一幅图，上面一个火炉正在熊熊燃烧，左上角镶有一个镰刀斧头的五角星图案，围绕五角星放射岀赤焰的光芒，与火炉的烈焰交相辉咉，在光芒与火焰的边际线右上角是杂志名称“火炉”，虽然简洁，但它却形成了一幅主题鲜明的构图，杂志取名《火炉》，是说明红七军来到中央苏区，已汇入了革命的洪流当中，红军队伍就像个火炉一样。既能熔化反动武装，消灭敌人，同时又能锻造革命的力量，锻炼红军队伍，寓意非常深刻。它的出版日期是1931年7月18日，这正是红七军进入兴国的笫5天，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部编印”，这份杂志总共岀版了四期。杂志的文字通俗易懂，有的是讽刺敌人的无能，有的则是分析红军反“围剿”的优势以及如何打败敌人等，这本杂志很明显是供红七军的战士阅读，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振奋军心。例如，第3期《火炉》有一段分析说：“地方红色武装已经增加数倍，敌人每一行动都受到牵制，并且此热天、行军疲劳、水土不服、病兵增多……敌军指挥也不一致……”看的岀这既是对敌情的分析，更主要的是鼓舞红军的斗志，鼓励红军战士树立打败敌人的坚定信心。红七军在兴国县城休整了一个星期，就出版了四期杂志，说明红七军是一支非常重视宣传的部队。杂志的文字通俗易懂、风趣幽默，体现了编者在部队中宣传革命理论不靠堆砌大道理，而是在风趣幽默的文字和插图中说道理的风格。红七军原为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军长张云逸，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1931年7月下旬，原在湘赣边活动的红七军和红二十军东渡赣江抵达兴国和于北地区后，在于北地区平安寨，奉中央命令，红二十军解散，番号撤销，所部编入红七军。红一方面军总部将红七军划入红三军团序列，全军辖五十五团，五十六团，五十八团，共2050多人，军长李明瑞，政治委员许卓（此前，根据前敌委员会议决定，邓小平已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参谋长张云逸。 1932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重编第一、三、五军团，红七军仍属红三军团，同年6月，红七军扩大编制，重组第十九、二十一师师部。8月，红七军军长改由张锡荣担任，张纯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红七军所辖两个师师部再次撤销，由军部直接指挥所辖4个团。 1933年5月底6月初，红三军团在乐安县大湖坪整编，第七军番号撤销，原红七军4个团与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第五师，师长寻淮州，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黄克诚。这一建制，一直保持到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

军事纪录片

将校

师团

《章西女王》

哪位老铁知道这是哪个小区？

犹他州家谱学会网站有大量罕见的中文家谱、方志、卷宗各姓族谱各地方志科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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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大战外星人》

请教第二个什么字

请教第二个什么字

1281年

伊犁将军府

永嘉郡雁荡山

宝庆府

郑一兵（仲列兵）和检查性病的军医是同一人饰演（李东云）

R高地鬼楼已被柬埔寨改造成新酒店再无原生态阴森鬼屋

《罗密欧点》

“无敌国军”——胡侃半岛的军事题材电影

湘江州

南安府

权游

夔州路巫峡

印度电影《娑多迦罗尼大王》

延平府镛州龙栖山

清平长官司西江苗寨

平夷庲降都督府百里杜鹃

上官周与始兴知县杨于位

印度电影《帝国双璧》马拉地帝国的佩什瓦（宰相）巴吉拉奥一世率军驰援被莫卧儿大军围攻的盟军拉杰普特小邦本德尔坎德尔击溃莫卧儿军

印度《帕德玛瓦蒂王后》德里苏丹国卡尔吉王朝的阿拉丁苏丹觊觎拉杰普特小邦国的帕德玛瓦蒂王后发兵攻打麦华王国的奇陶尔山城

电影《十诫》高清老电影摩西领导以色列民出埃及拉美西斯率战车军团追击

2018韩国新片《一级机密》揭露90年代末的韩军国防部军需本部腐败案看来以亲日派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国军水很深从野战师团参谋高升到国防部军需本部朴中领对总部的腐败看不惯找媒体揭露不过军需本部和国防部长官、国防部人事部、（韩美）联司、空军参谋本部、媒体界、美国军火商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采购航空部件时高价以次充好，对飞行员草菅人命，还要大泼污水，并对朴中领进行政治报复和威胁恐吓影片最后是虽然以朴中领坚持原则军需本部部长败北结尾不过后边的字幕显示，现实中这种军商利益体显然没有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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