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终子的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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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索图盟与固尔班苏尔巴汉城清朝初年，朝廷为了笼络、控制蒙古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朝廷把全部“蒙地”按部落划分了6个盟、49个旗。每旗封一个蒙古王公治理，旗的首领叫“扎萨克”。除少数旗由满洲八旗直接管辖外，其余由9个盟分别管辖。朝阳地区属于东三盟(另种说法东四盟)的“卓索图盟”的一部分。建盟初期，全盟共辖五个旗。即喀喇沁部的左中右三旗和东吐默特的左右二旗。以后又进行了调整，以西拉木伦河为界，河北为“昭乌达盟”；河南为“卓索图盟”。这样，“卓索图盟”又划入了翁牛特和敖汉两个旗。初期，盟长在吐默特部，后又移到敖汉贝子府。现朝阳、北票及阜新一部分是吐默特右翼旗；建昌、凌源、喀左是喀喇沁左翼旗；建平县属于喀喇沁右翼旗的一部分。 “卓索图盟”一名，一直沿用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才将“卓索图盟”并入了“昭乌达盟”。蒙民在朝阳大地正式定居后，即称朝阳古城为“固尔班苏尔巴汉”，汉译即“三座塔”。清初禁止汉民进入蒙地，汉民迁居只能偷偷进行。雍正二年(1924年)，清政府正式制定了“借地养民”的政策，允许汉民进入蒙地从事农牧业生产。由于汉民的大量涌进，原有的盟、旗行政机构已经不适应了。清廷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实行蒙汉分治的体制。除保存现有的盟、旗以外，又建立一套与盟旗平行的机构，管理汉民事务。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正式建立了三座塔厅，管辖吐默特左右等五旗之地。这是古龙城的又一次中兴。从此，三座塔之名更广泛地应用起来。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朝廷正式裁撤了三座塔厅和塔子沟厅，分别改设隶属于承德府的朝阳县和建昌县(治所在凌源)。

陈敬宗：题贡师泰《送谢原功序》后此贡泰甫为户部尚书漕粟闽海时，送谢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张士诚僭据平江，原功博学负气，慨然欲白丞相，以献偃兵息民之谋。又欲荐名有司，入对大廷，一吐胷中之奇，以圗国家大利，而皆无所遇焉。乃获以文学遇知泰甫，执经海上日，相与讲明论辨，至於赤面汗背，必当於理而后止，此有以见泰甫能忘其势，原功能忘人之势，而得古人交际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学知名当时，此文累千余言，滔滔汩汩，如长江大河，不可窥其涯涘，又必能以理为之主。且欲原功察时变、愼出处，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贵。至引伊尹、太公不轻自用，与夫操瑟、齐门以为之戒，又以见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际，一本乎道义，而非苟焉者也，可谓忠厚之至矣。史称泰甫喜接引后进，不问识不识，即加推毂。观此，亦岂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肃，号密庵，上虞人。今其孙泽，为刑部郎中，清谨自持，克光先徳，又以见仁人者必有后矣。

肇论后秦僧肇序　　　　小招提寺沙门　慧达　作慧达率愚。通序长安释僧肇法师所作宗本物不迁等四论。但末代弘经。允属四依菩萨。爰传兹土。抑亦其例。至如弥天大德童寿桑门。并创始命宗图辩格致。播扬宣述。所事玄虚。唯斯拟圣默之所祖。自降乎已还。历代古今。凡著名僧传。及传所不载者。释僧睿等三千余僧。清信檀越谢灵运等八百许人。至能辩正方言节文阶级。善核名教精搜义理。揖此群贤语之所统。有美若人。超语兼默。标本则句句深达佛心。明末则言言备通众教。谅是大乘懿典。方等博书。自古自今著文着笔。详汰名贤所作诸论。或六七宗。爰延十二。并判其臧否。辩其差当。唯此宪章无弊斯咎。良由襟情泛若。不知何系。譬彼渊海数越九流。挺拔清虚。萧然物外。知公者希。归公采什。如曰不知。则公贵矣。达猥生天幸。逢此正音。忻跃弗已。飨宴无疲。每至披寻。不胜手舞。誓愿生生尽命弘述。达于肇之遗文。其犹若是。况中百门观。爰洎方等深经。而不至增乎。世谚咸云。肇之所作故是诚实真谛。地论通宗。庄老所资猛浪之说。此实巨蛊之言。欺诬亡没。街巷陋音。未之足拾。夫神道不形。心敏难绘。既文拘而义远。故众端之所诡。肇之卜意岂徒然哉。良有以也。如复徇狎其言。愿生生不面。至获忍心。还度斯下。达留连讲肆二十余年。颇逢重席。末睹斯论。聊寄一序。托悟在中。同我贤余请俟来哲。夫大分深义。厥号本无。故建言宗旨。标乎实相。开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释二谛显佛教门。但圆正之因。无上般若。至极之果。唯有涅盘。故末启重玄。明众圣之所宅。虽以性空拟本。无本可称。语本绝言。非心行处。然则不迁当俗。俗则不生。不真为真。真但名说。若能放旷荡然。崇兹一道。清耳虚襟。无言二谛。斯则净照之功着。故般若无知。无名之德兴。而涅盘不称。余谓此说周圆。罄佛渊海。浩博无涯。穷法体相。虽复言约而义丰。文华而理诣。语势连环。意实孤诞。敢是绝妙好辞。莫不竭兹洪论。所以童寿叹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牍。但宗本萧然。莫能致诘。不迁等四论。事开接引。问答析微。所以称论。　　　　宗本义　　　　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一义耳。何则。一切诸法。缘会而生。缘会而生。则未生无有。缘离则灭。如其真有。有则无灭。以此而推。故知虽今现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谓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曰实相。实相自无。非推之使无。故名本无。言不有不无者。不如有见常见之有。邪见断见之无耳。若以有为有。则以无为无。夫不存无以观法者。可谓识法实相矣。虽观有而无所取相。然则法相为无相之相。圣人之心。为住无所住矣。三乘等观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谓诸法实相也。见法实相。故云正观。若其异者。便为邪观。设二乘不见此理。则颠倒也。是以三乘观法无异。但心有大小为差耳。沤和般若者。大慧之称也。诸法实相。谓之般若。能不形证。沤和功也。适化众生。谓之沤和。不染尘累。般若力也。然则般若之门观空。沤和之门涉有。涉有未始迷虚。故常处有而不染。不厌有而观空。故观空而不证。是谓一念之力。权慧具矣。一念之力。权慧具矣。好思。历然可解。泥洹尽谛者。直结尽而已。则生死永灭。故谓尽耳。无复别有一尽处耳。

李祯:懐元进士龚友孚世运沧桑改，公名汗简留。六军怜骇散，四海竟横流。徒屈英雄策，空遗社稷忧。浮光垂白叟，仍解说才猷。

解缙：故元同知邵武路萧公墓志铭元之季世，天下四分五裂，其间盗名字者，无虑千百计。独闽之陈友定起徒步，至列将相，百战守死，为元东南烈士，未能或之先也。当是时，吾乡豪杰之士多从之，崎岖岭海，至死不怨。而朝廷音问实藉以通，先祖太史公贞烈死节事闻赠官，先君子亦宣授资德大夫参知政事，诏使来自海上。友定遣江君伯昻与俱来，且说熊天瑞于赣。伯昻与先公少相善也，为其言友定，意先公感激，因邀里中士萧君克钦辈数人，俱至赣说。天瑞犹豫，先公以太夫人老病不得行，伯昻去报命。克钦南逾岭表，间入闽，微观之，﨑岖两浙，出金陵，转入巴蜀，还寓长沙，厯湘潭以归。与先公谋曰：“吾观羣豪智略皆下，独友定忠义，殆可倚也。”乃复之闽。友定承制，授克钦奉议大夫、同知邵武路，叅其军事。友定用法严，往往致滥，辄为营解，全活甚众。当行兵击贼，入建阳山谷间，卒遇千余人，围之数重。执长刀跃马奋击，贼首两人直前来，刺将及，忽大呼辟易。其众曰：“且止，且止，此吾父萧公也。”使语之二人，跪曰：“我尝见获於君，赖公救之得生。今虽众寡不敌，我终不敢背德布阵。”稍却，罗拜云集。行建宁、光泽道中，有七人者，执兵而前，跪曰：“生我者公也。每思无以为报，今幸道经我里，敢以白金百两为从者献。”萧君不识也，其人各言姓名及所以营解其生之状，君慰喻，却其献而去。洪武元年戊申，随友定至京，友定死，君以亲老辞不仕，归田里，年才四十二。事亲以孝闻，读书教子自娱。祁寒威暑，手不释巻，亲戚子弟从学，多所造就。洪武戊寅六月二日终于家，享年七十二。於戱，可谓全名福矣。君生元泰定丁夘。岁余，亲母王氏卒，继母王氏鞠之爱之，逾已出。岐嶷不凡，几冠，从受书於安成罗先生。学成，教授其乡，卓然以不坠其家为念。而所以去就卒如此，可谓难也矣。余闻之先公，常欲为之传其事。今子翰林检讨引髙与余同修《太祖髙皇帝实录》，见友定之事，而叹萧君之不可作也。引髙亦感风木，奉状请铭，余不敢辞也。按状：君讳寅，克钦其字，所为文章曰《舫中集》，晚自谓舫中叟，学者称秋舫先生。系出（有阙文）斋鄱阳，庆居山东济宁，有讳忠国者，事宋髙宗为吉州路防御使。子文壻，吉水城西章氏子孙，遂为吉水人。髙祖典簿公文布，曾祖信可，祖德永，父云心，世积忠厚，连姻士族。娶艾氏，先卒。继王氏、徐氏。子男五人。长仲髙，其季金髙，皆先卒。次即引髙，次持髙，皆能世其家。女子三人，适士族。孙男子十四人，庆、荣、回、艾、明、会、宏、卒、仪益、本遵、系全、曾经、曾孝、蒙覩。以夀终之嵗，塟君于邑之仁夀乡荷塘山之原。铭曰：　　有伟萧君，世之通儒。纵观四方，议其贤愚。得所宜归，之死不回。从容进退，钟鼎若违。蔬食之甘，韦布之温。天锡夀祉，有贤子孙。得誉之真，身后乃定。盍视厥铭，惟善无竞。

陈琏：《桂林志》辩疑三事　　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辩。苟辩之而不折以理，则所疑终不能释。桂林俗传可疑者非一，今特举其著者而辩之，余可类推也。　　予闻桂林属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汉髙祖、张良、韩信等庙，莫究所以。及观《建武志》，邕州亦有髙祖祠云。马伏波征蛮，酋长请降，愿朝汉天子，於是立髙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传云：“宋胡颖守潭，専毁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毁。后颖转官广西，乡人闻风，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号，幸免一时，相传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祀者，尚当省哉。　　右淫祠　　洪武戊寅冬，琏偕桂林府照磨临洮马可俊如京师。舟下清湘数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横置崖上。相传沉香，言有神物呵护，人不敢取，取则致祸。予既蓄疑，未得其实，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叠发数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视之，甚轻，纹理如桂木。爇之则不香，始知其为伪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后为人窃去，皆此类也。去沉香潭不逺，有一石函，谓诸葛武侯藏兵书於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师，未尝至此。又其所著书盛传於世，人莫不知，其肯为诡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为之耳。琏既辩沉香之伪，因及此，以释世人之惑。　　右伪香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还珠。相传前代有一渔者，由洞口行数百步，深入渐明朗。见一物状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莹，因急懐归。官府寻知之，意其为异物，亟命还之。渔人复至故所，此物睡犹未醒，故世传为还珠洞。或云汉马伏波征交趾，囘载薏苡珠经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论。然宋人题此洞，有云“凛凛威声震百蛮，肯将稇载溷溪山？无人为起文渊问，端的珠还薏苡还？”以此观之，伏波之事无疑。彼渔人之说涉於怪诞，奚足信哉？　　右还珠洞

胡应麟:芳圃伤啼鸟复道春风起，黄鹂昼满林。间关流叶底，睍睆出花隂。绮陌传金缕，纱窓和玉琴。愿偕韶濩响，一奏未央深。

王世贞:王右丞维山居为惜辋川好，携家事田作。青山映如带，绿树相歴羃。燕乳林花乱，蚕肥桑隂薄。微雨终南来，鯈鱼蔼然乐。饷饁下鸢羣，束书挂牛角。樵斧入涧深，丁丁送余斵。归逢耦耕叟，问我来朝约。坐爱微风吹，尚隠残日脚。得暇便相过，床头有桑落。

王世贞:征西将军行　　征西将军者，大同帅周君也。客从北方来，谈周君填抚事甚详。某喜而赋之。　　征西鐡冠双缦胡，结发百战当匃奴。虎头自是万里相，猿臂能轻三石弧。七更帅印控属国，再踏王庭擒骨都。白头据鞍偏矍铄，赤胆悬胸何卓荦。西河太守血吮疮，护羗校尉躬持药。负土亲填光禄塞，绝甘不作嫖姚幕。清秋候气度刁斗，中夜筹沙坐铃阁。传烽一点若星流，便凿凶门上臂韝。个个徤儿擐越练，家家少妇砺吴钩。争道鸿毛等微命，共祈龙頟早封侯。横行要赭天山色，独立能高紫塞秋。由来壮士矜才气，耻学低眉事文吏。儿女俱能道颜色，公卿不见通名字。万死常怀马革心，一归羞作莵裘计。天子临轩总第功，赋诗谈檄尽豪雄。谁更封侯并拜相，李蔡为人在下中。

张羽:中山道中（真定府赵州，古中山地也。）二月中山道，风尘障早行。病思千日酒，懒拂众人情。客夜便投寺，兵时喜到城。使君方谢事，怜尔县官迎。

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国氏而并称先生，何一宋师儒只程氏二昆焉尔？千载而下，闻而知之：纯诚静厚，尽性知天，笃恭徽懿，形履实践，含章蕴道而立极，知几乘化而诣圣，振霜风而不稿，纳万物于一春，阝贵乎其顺，渊乎其奥，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颜氏之学，学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载而下，闻而知之：高明正大，独造自得，穷神知化，以道自任，忧天下之不行，耻一人之不知，举世非之而学益粹，霆碎电折而志益坚，汇源委于六经，集大成于一《易》，传圣之心，续道之统，得孟氏之学，学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归而周盛，两生去而汉杂。五精纬奎，天敷文明，两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两先生师事濂溪周子，大其学而倍蓰十百之，泛澜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来，君相士夫，国庠乡校，莫不知为程氏之学，粹然一归孔孟之正，在所祠为先师，尊其道也。河东自唐为帝里，倚泽、潞为重。五季以来，屡基王业，故其土俗质直尚义，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泽之晋城，为保伍，均役法，惠孤茕，革奸伪，亲乡闾，厚风化，立学校，语父老以先王之道，择秀俊而亲教导之，正其句读，明其义理，指授大学之序，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笃于治己，而不忘仕禄，视之以三代治具，观之以礼乐。未几，被儒服者数百人，达乎邻邑之高平、陵川，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担簦负笈而至者，日夕不绝，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金源氏有国，流风遗俗日益隆茂，于是平阳一府冠诸道，岁贡士甲天下，大儒辈出，经学尤盛。虽为决科文者，六经传注皆能成诵，耕夫贩妇，亦知愧谣诼，道文理，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犹有先生之纯焉。泰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绪馀，弗敢失坠。呜呼！绍兴以来，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学者，惟是河东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独不整食于立政设教之土邪！觉其学而不知其报享焉，岂事师之道哉！乃移书泽守段君，创祠于州学，以伊川先生配。岁时，释菜尊，为先师题曰“宋两先生”。序其学，推本其道，使学者知所宗焉。祝其泽而泳其渊，郁之久必发之迅，异时先生之道未必不自南而北也。

至大金陵新志*卞壼传字望之，济阴冤句人。父粹，张华婿也。壼弱冠有名誉，晋元帝镇建邺，召为中郎，甚见亲仗。明帝时，领尚书令，与王导俱受顾命，辅幼主。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郤鉴。壼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并请免官，举朝震肃。壼断裁切直，不畏强御，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已任，不肯苟同时好。庾亮将召苏峻，壼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远虑，未可仓卒。”亮不纳。司马任台劝壼宜蓄良马，以备不虞。壼笑曰：“以逆顺论之，理无不济。若万一不然，岂须马哉？”峻果称兵，诏以壼都督大桁东诸军事，率郭默、赵胤等与峻大战于蒋陵西，为峻所破，死伤千数。峻进攻青溪栅，壼与诸军拒击之。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壼时发背创犹未合，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尔为孝子，复何恨乎？”徵士翟汤闻而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时羊曼、周导、陶瞻等同见害。贼平，壼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諡忠贞，祠以太牢。世子眕，散骑侍郎；盱，奉车都尉。晋末，盗发壼墓，尸僵，须发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安帝诏给钱十万，以修茔兆。第三子瞻，广州剌史。瞻弟眈，尚书郎。

至大金陵新志*吴隐之传字处默，濮阳鄄城人。魏侍中质六世孙。年十余岁，丁父忧，每号泣，行人为之流涕。事母孝谨，执丧哀毁过礼。家贫无人鸣鼓，每至哭临时，恒有双鹤警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下集，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致。尝食盐菹，以其味旨，掇而弃之。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殷浩姊，贤明妇人也。每闻隐之哭声，辍餐投箸为之悲泣，谓伯曰：“汝若居铨衡，当举如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遂阶清级。兄坦之为袁真功曹，真败，将及祸。隐之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释之，遂为温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累迁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入为中书侍郎，守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领著作，迁左卫将军。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贫庶。广州珍异所出，前后刺史，多黩货败官。朝廷欲革其獘，以隐之为剌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贪泉”，时谓饮之者怀无厌之欲。隐之至泉所，酌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厉，常食菜及乾鱼，帷帐器服，皆付外库。元兴初，赐钱五十万，谷千斛，进号前将军。卢循寇南海，隐之固守，长子旷之战没。归日装无余资，妻刘氏齎沈香一斤，隐之见之，投于湖亭之水。及至家，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刘裕赐车牛，更为起宅，固辞。卒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子延之，复厉清操，子孙为郡县者，常以廉慎为家法云。

至大金陵新志*萧统传字德施，梁武帝长子，母丁贵嫔。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五年，出居东宫。生而聪慧，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性仁孝，自出宫，常思恋不乐。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贵嫔有疾，朝夕省侍，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武帝敕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哀不灭性，圣人之制。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饮粥。”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武帝又敕劝逼，终丧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腰带十围，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填塞。太子明察所奏，误妄皆即辨析，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宽和容众，喜愠不形於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尝自讨论坟籍，日与学士商确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焉。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性爱山水，於玄圃穿筑，更立亭馆。尝与朝士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蓄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军北侵，都下米贵，太子命菲衣减膳。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密加赈，赐人十石。又出主衣绢帛，多作襦裤，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槥。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变色。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吴郡屡以水灾不熟。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诏遣前交州剌史王奕假节发吴、吴兴、信义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吴兴累年失收，人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义去秋有稔，复非常役之民。即日东境谷价犹贵，劫盗屡起，所在有司，皆不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比得齐集，已妨蚕农，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帝优诏喻焉。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常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三年三月，游后池，溺而得出，因动股疾。恐贻帝忧，深诫不言。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暴恶。驰启武帝，比至已薨，时年三十一。帝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諡曰“昭明”。吁，仁孝如统，而不得其寿，君子知梁之不能永矣。幽而为神，庙食百世，宜哉。

至大金陵新志*孙忌传高密人，名凤，又名晟。后唐明宗时，事秦王从荣。从荣败亡，命至寿春，节度使刘金得之，送诣金陵。时烈祖辅吴，四方豪杰多至。忌口吃，初与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辞辩锋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独喜其文辞，使出教令，辄合指，遂预禅代秘计。保大十四年，周师侵淮南，围寿州。以忌为司马使周，世宗以楼车载忌於寿州城下，使招刘仁赡。仁赡望见忌，戎服拜城上。忌逆语之曰：“君受国恩，不可开门纳寇。”世宗诘之，忌谢曰：“臣为唐大臣，岂可教节度使外叛？”周班师留忌大梁。久之，世宗以他事发怒，责问忌。正色请死，无挠辞。问江左虚实，又不肯对。命都承旨曹翰送至右军巡院，犹饮之酒，数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赐自尽。”忌怡然整衣，索笏东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谨，以死谢。”从者二百人，亦皆诛死于东相国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已而追悔。元宗闻之流涕，赠太传，追封鲁国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为祠部郎中，赐名鲁嗣。

至大金陵新志*卞壼传字望之，济阴冤句人。父粹，张华婿也。壼弱冠有名誉，晋元帝镇建邺，召为中郎，甚见亲仗。明帝时，领尚书令，与王导俱受顾命，辅幼主。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郤鉴。壼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并请免官，举朝震肃。壼断裁切直，不畏强御，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已任，不肯苟同时好。庾亮将召苏峻，壼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远虑，未可仓卒。”亮不纳。司马任台劝壼宜蓄良马，以备不虞。壼笑曰：“以逆顺论之，理无不济。若万一不然，岂须马哉？”峻果称兵，诏以壼都督大桁东诸军事，率郭默、赵胤等与峻大战于蒋陵西，为峻所破，死伤千数。峻进攻青溪栅，壼与诸军拒击之。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壼时发背创犹未合，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尔为孝子，复何恨乎？”徵士翟汤闻而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时羊曼、周导、陶瞻等同见害。贼平，壼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諡忠贞，祠以太牢。世子眕，散骑侍郎；盱，奉车都尉。晋末，盗发壼墓，尸僵，须发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安帝诏给钱十万，以修茔兆。第三子瞻，广州剌史。瞻弟眈，尚书郎。

【中外交通】中亚帖木儿王朝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张文德【摘要】中亚帖木儿朝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以绢马交易为大宗。除马匹外，帖木儿朝还进贡宝石和珍禽异兽，并因此得到明朝统治者的喜爱，进而得到优厚的赏赐。不过，明朝对奢侈品所需毕竟有限。成化、弘治年间，帖木儿朝所进狮子甚至遭到明臣的非议。另一方面，明朝的丝绸、绢布和瓷器则是帖木儿朝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贡赐贸易是维持帖木儿朝与明朝频繁往来的物质基础。【关键词】帖木儿朝明朝贡赐贸易

【兵制】明代前期的京营李新峰【内容提要】明代制度条文具在，但明前期之制，自明中后期人以下即缺乏精准认识。本文利用《实录》、原始文件，辨《会典》、《明史》和各种笔记之误，重新认识京营的成立时间、渊源、职能。永乐、洪熙、宣德之际，北征军队不及遣返，常驻京师，遂突破“战时出征，事毕还卫”原则，渐成常备军驻京之制；三大营体制来源于靖难战争中的北军体制和永乐历次北征中的亲征军体制；至正统时期，三大营由战时体制演化为训练体制，突破卫所编制，但不合战争需要，故明代中期三大营改为兵将相习、随时临战的团营。以上三点结论为以往研究所未涉及，与明代中后期人的系统记载也多有不同。【关键词】明代前期，京营，三大营，亲征。

王世贞:戚将军赠宝劔歌　　戚将军逐贼至闽海中，夜半见赤光起波际，使善没者探之，乃一古铁锚也，重可二百斤，纯绿透莹。将军素有中散之枝，因合闽中鐡丝髻炼之，凡百馀火，以其半为刀八。又重炼其半百馀火，为劔三，俱作青色，烂烂射眼。一以自佩，一赠汪中丞，一以遗余。许为十绝句以谢，挥笔便就，文不加点，酒间歌之，此劔当铿然和我矣。其一　　暂脱将军鐡裲裆，辘轳垂首匣无光。十年侠血沾犹暖，不试燕然顶上霜。　　其二　　铸成胡冶笑相看，朶朶莲花映日寒。自是君家第三劔，当年不遣赠来丹。　　其三　　永夜清铅泪自流，不从飞将取封侯。由来龙蹻山人晓，踏上瑶京十二楼。　　其四　　毋嫌声价抵千金，一寸纯钩一寸心。欲识命轻恩重处，灞陵风雨夜来深。　　其五　　曽向沧流剸怒鲸，酒阑分手赠书生。芙蓉澁尽鱼鳞老，总为人间事渐平。　　其六　　霜华出匣影迷离，懒傍商山刈紫芝。腰下长镰来便妬，不须风雨论雄雌。　　其七　　都督吴钩月并悬，中丞长铗字龙泉。相逄莫道延津事，且诵庄生第几篇。　　其八　　虎丘山头夜泊舟，青锋相为割离愁。吴王墓裏三千劔，白虎于今不敢游。　　其九　　螭头衔玉虎丝绦，白昼凌霜夜吼涛。东海王生身渐老，可能酬得吕虔刀。　　其十　　季狂躭酒胜冯讙，醉裏侯门策懒千。应为闽中鱼价贱，未曽留借蒯缑弹。

猫与鹰斗(出处未知) 六安乡人有畜鸡者，鸡孵卵，得雏十许，率之啄食于庭。一鹰猝从空来，母鸡张两翼护覆其雏，鹰力搏母鸡，啄其颈，血淋漓，终不释。相持方急，所畜斑猫从草间窥见，仓猝一跃，抓握鹰颈力齿之。惊鹰释鸡，返斗猫，极力相扑。久之，鹰一伸喙，猫腹破肠出，痛绝乃释。鹰毛羽离纵，欲飞去，盘旋良久，仍坠于地。比人至，鹰猫俱死，鸡雏竟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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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阳杂编〉提要　　《杜阳杂编》三卷，唐苏鹗撰。鹗有《演义》，已著录。此编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为标目。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郭子横之《洞冥》，虽必举所闻之人以实之，殆亦俗语之为丹青也。所称某物为某年某国所贡者，如日林、大林、文单、吴明、拘弭、大轸、南昌、淛东、条支、鬼谷、河陵、兜离，《唐书·外国传》皆无此名，诸帝本纪亦无其事。即如夫馀国久并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会昌元年夫馀来贡；罽宾地接葱岭，《汉书》、《唐书》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显然者矣。然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其曰《杜阳杂编》者，晁公武《读书志》谓鹗居武功之杜阳，盖因地以名其书云。

你用的《陵川集》是什麽版的啊？

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序夫道家之学，以祖述黄老而宪章庄列者也。后之学者，去圣逾远，所谓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闳衍博大之理，枝分派别，莫得其传，盖已数千余岁于今矣。道不终否，待时而行。我重阳祖师，挺天人之姿，奋乎百世之下。乃于金正隆己卯夏，遇真仙于终南山甘河镇，饮之神水，付以真诀，自是尽断诸缘，同尘万有，即养浩于刘蒋南时等处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东游海滨，度高第第子丹阳、长真、长生、长春、玉阳、太古诸君，递相阐化。于是高人达士应运而出，大则京都，小而郡邑，建立名宫杰观，比比皆是。遂使真风遐布于世间，圣泽丕敷于海内。开辟以来而道风弘阐，未有如斯时之盛。呜呼其重阳祖师暨门下诸君，有功于玄教者为不浅矣。道谦爰从弱冠，寓迹于终南刘蒋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载。每因教事，历览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宫道观，竖立各师真之道行及建作胜缘之碑铭者，往往多鸿儒巨笔。所作之文，虽荆金赵璧，未易轻比。道谦即经所见，随即纪录，集为一书，目之曰《甘水仙源录》，锓梓以传，如他日嗣有所得，继之斯后，庶使向上诸师，仙功道行，不离几席之上，得以观览者焉，亦可谓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岁重九日，夷门天乐道人李道谦序。道藏本《甘水仙源录》卷首

刘杰：光武庙记宜阳县治之西九十里，有镇曰“三乡”，唐属福昌，即古宜阳也。治之西北，山高数仞，古柏苍然，汉光武之庙在焉。建武三年，光武降赤眉于此，明帝即位，遂诏立庙，历代咸无纪述。其有碑碣可考者，重修殿庭于周显德五年，复作寝殿于景德三年而已。我朝至元二年，里人蔡顺复增修之，作山门，辟辇道，缔构完壮，结甃周密，东西二庑，寝御之所，娱神之庭，后土之祠，撤其朽腐，加以丹黝，焕然一新。迄今十有六年，日修月葺，惟恐废坠。余为县令寓此，乃请为文记之。余按：樊崇之兵，实起于王莽天凤五年，地皇三年始以“赤眉”为号，破廉丹诛之，于是汉宗室之兵遂起于舂陵矣。更始元年，崇来降，既而逃归。二年复西归长安。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进至弘农，夏六月，进至华阴。秋九月，入长安。冬十二月，杀淮阳王。二年春正月，大掠长安，西入安定北地。秋九月，发掘诸陵，复入长安。邓禹战不利，帝遣将军冯异入关，征禹还京师，敕曰：“慎无与穷寇争锋，赤眉无谷，自当东来。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棰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冬十二月，三辅大饥，赤眉东出，帝谴侯进屯新安，耿弇屯宜阳。又敕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冯异与赤眉遇华阴，遂战，破之。三年，异与禹与赤眉战，败绩。冯异复与赤眉约期会战，大败赤眉于崤底。贼众东走，帝勒军宜阳，降之。即今立庙之所也。吁，帝英勇明断，折棰笞寇之言至是验矣，岂在穷兵黩武以逞哉？斯民世祀而不忘，固宜。恭惟圣朝海宇宁谧，桴鼓不惊，居者无输馈之劳，行者无征战之苦。昔之变乱服色，昼战夕糒；今其子孙饱食暖衣，耕田凿井，熙熙皞皞，不知帝力之何有，顾不胜欢。服民得以安其居，则神得以享其祀。余固因其请，历叙当时之艰苦，始知今日之太平为可乐也。自今以往，稚耋歌咏舞蹈，非特有以事神，益知感慕盛德于无穷焉。光绪《宜阳县志》

贾彧：《类编长安志》序长安，古都会也。自周秦汉魏以降，有国者多建邦于此，所以山川之形胜，宫室之佳胜，第宅之清胜，丘陵之名胜，为天下最。以其历代沿革之不同，互换之或异，有好事者为书以志之。与《三辅皇图》、《三辅决录》、〈西京杂记〉、〈关中记〉、〈景龙文馆记〉等书，或失之于繁，或失之于简，莫如〈长安志〉之详且尽也。然或问一山一水、一台一榭，茫然莫之能对，良由卷轴之多，分布散乱，未能详涉而遍窥也，学者病之。藏斋先生骆公飞卿，辞声利而远市朝，老于翰墨者也。读书乐道之余，取长安旧志前后二十卷，十余万言，门分而类别之。使水能会泾渭灞浐之名，山能萃太华终南之秀。凡都邑京观、丘陵坟衍、沿革兴废之名，贤豪居处之际，士夫经行之地，俊义题品之文，又注于下，棋布星分，若纲在纲，有条而不紊。书成，或病其碎，愚曰：世之类书多矣。如〈仪礼〉则制某事而必其穷源，〈通典〉指某事则必尽其要，〈通鉴〉事总，韩柳文类，皆此义也。傥人物混，则孰能辨夷夏之殊？五谷杂，则孰能辨菽麦之异？且志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不如是，则不能成治道而赞化育也。”物且如是，书何不然？若锓木以行，使游秦者不劳登涉而知地理之详，未至秦者，得观此书目下，长安宛在目前矣，又不可谓秦无人焉！大德戊戌清明后二日，安西路儒学教授鹿溪贾彧文裕序。

元代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瞿大风摘要：有元一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密切的相互联系。为了便于交通运输，元统治者建立起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作为各地相互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山西地区不仅设有境内驿道，而且还有通向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往来驿道，这些驿道均以晋北地区的大同作为大都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不断扩展，对于促进河东山西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与漠北与西北诸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往来交流发挥出新的作用，且对后世的交通运输产生着深远影响。关于有元一代站赤交通的各种问题，虽然已有一些专著论文展开过讨论研究 [1] ，但却未见山西地区站赤交通的专门论述。本章拟在这些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东山西的站赤设置、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展开探讨。关键词：元代；山西地区；站赤；驿道（一）有元一代，中原汉地较早便设有站赤，以供交通往来使用。成吉思汗西征之际，就曾命令刘仲禄通过站赤前往山东地区敦请全真道士丘处机[2]。由于山西地区在中原汉地中被征服与占领的年代较晚，站赤设置与河北、山东相比较为晚些。依照《永乐大典》记载，壬辰（1232）六月，西京、下水、弘州三处始立马站。灭金之后，除了这些驿站已按蒙古汗廷的令旨建立起来以外，山西地区同时建有阔端太子军前使臣往来通讯的专用驿道。乙未（1235）九月，根据阔端军前使臣有关“沿路驿站断绝”的情况报告，蒙古汗廷分别派遣专人前往西京、应州、崞县、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之间，以及潞州碗子城、怀州、黄河渡口各立一站，给马各二十匹，且将各站驿马特意“用火印烙记，止令阔端太子军前使臣骑坐”，其余人等不得使用，“如有别使欲骑，给者受者并断按答奚死罪”，“按答奚”即谓“过则杀之”[3]。随后，为了运输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的各种物资，元统治者专门指示通过科定征收、定价用银或交换纺织品等各种途径，从北方各地或迤北边地获取所需的牲畜头口，加强河东山西等地驿站的运输能力。戊戌（1238），窝阔台汗宣谕达鲁花赤胡都虎等人，以各路应有系官诸物及诸投下宣赐丝线、匹段，均从燕京、宣德、西京经过，并据三路“头口难以迭办”，查验紧慢，“定立铺头口数目，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同时，“以南路分（份）马匹牛畜艰难”，采取“每马一匹，价银三十两，每牛一头，价银二十两”，或以“匹段、纱罗、丝绵、绢布等物，用铺头口转递交付”，又命三路置库收贮，以便于在“迤北民户内逐旋倒换头口”。忽必烈即位以后，山西地区的驿站设施逐步增扩，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隆兴府、云州道上迤南立站人户，“起盖房舍，准备来年当站”，指令使臣军马人等，除了依例获取应付站铺头口、首思以外，“毋得于站户处非理骚扰，取要饮食及夺要一切物件，各住地面所属官司亦不得分毫骚扰”。同时，严行禁约管民官司及原管头目不得对原处站户“科取钱物，侵扰不安”[4]。迄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平阳路与太原路等主要驿站均已配备牛、马畜力以及车辆，各站具体数量分别如下：白登站有牛一百七十六只，车二十九辆。平阳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马六十匹，临晋站马五十二匹，泓芝站马五十三匹，闻喜站马五十三匹，绛州站马五十四匹，相里站马六十匹，府西站马九十匹，苗村站马五十七匹，霍州站马五十四匹，仁义站马六十九匹，灵石站马五十四匹，潞州站马八匹，泽州站马一十匹，冀氏站马一十匹。太原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三十五匹，同戈站马五十一匹，贾令站马四十九匹，雁门站马四十一匹，大安站马四十二匹，平遥站马四十七匹，义棠站马四十七匹，临汾站马七十二匹，柏井站马四十二匹，王潭站马四十一匹，芹泉站马四十一匹，成晋站马三十七匹，原平站马四十一匹，鸣谦站马四十五匹，九原站马三十九匹[5]。

虞集拟定元大都五十坊名说质疑高寿仙有关元大都的论著，大多都说大都城内分为50坊，有的还说明坊名系由虞集拟定。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析津志》中的一条记载：“坊名，元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外有数坊，为大都路教授时所立。” 但《析津志》列出的坊名，只有37个，即福田、阜财、金城、玉铉、保大、灵椿、丹桂、明时、凤池、安富、怀远、太平、大同、里仁、发祥、善利、乐道、好德、招贤、善俗、昭回、居贤、鸣玉、展亲、惠文、请茶、训礼、咸宜、思城、东皇华、明照、蓬莱、南薰、甘棠、迁善、可封、丰储；再加上散见于该书它处的凤池、湛露、太平等坊，也不过40个。而《元一统志》中，则载有49坊，即福田、阜财、金城、玉铉、保大、灵椿、丹桂、明时、风池、安富、怀远、太平、大同、文德、金台、穆清、五福、泰亨、八政、时雍、乾宁、咸宁、同乐、寿域、宜民、析津、康衢、进贤、嘉会、平在、和宁、智乐、邻德、有庆、清远、日中、寅宾、西成、由义、居仁、睦亲、仁寿、万宝、豫顺、甘棠、五云、湛露、乐善、澄清，并简单地介绍了各坊取名之义。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38《京城总纪》在依次列举了《元一统志》和《析津志》所载坊名后，加按语说：“《析津志》所载里仁坊以下诸名，不列虞集五十坊名之内，其名或起元末，未可知也。”也就是说，《日下旧闻考》编纂者认为，《元一统志》所载诸坊名，即虞集所拟定者。因《元一统志》所载只有49坊，故一些学者认为是佚失了一个坊名。 上述说法，颇有值得怀疑之处。 按《元一统志》初稿于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纂成，成宗时又加以增修，至大德七年(1303年)告竣。因此，书中所载坊名的拟定，不可能晚于此年。又，李洧孙《大都赋》有“揭五云于春路，迓万宝于秋方”之句，其中五云、万宝为坊名，分别位于皇城前千步廊街之两侧，东西相对。据黄溍《文献集》卷8上《霁峰李先生墓志铭》，因受地方官员举荐，李洧孙“为强起诣京师，述《大都赋》以献，时大德二年也”。既然大德二年(1298年)问世的《大都赋》中已提到坊名，大都坊名肯定在此之前就已存在。 而据《元史》卷181《虞集传》、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赵汸《东山存稿》卷6《邵庵先生虞公行状》，虞集(字伯生)大德初年始至京师，大德六年(1302年)以荐擢大都路儒学教授，历官国子助教、国子博士、太常博士、集贤修撰，延佑六年(1319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泰定元年(1324年)除国子司业，四年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诏同修国史，天历二年(1329年)加拜奎章阁侍书学士，至顺二年(1331年)拜翰林侍讲学士。据此可知，早在虞集出任大都路儒学教授之前，大都坊名就已确定，而到虞集进入翰林院时，上距《元一统志》纂成已有16年。因此，《元一统志》记载的大都坊名，决不可能是虞集拟定的。 事实上，关于大都坊名的拟定，《元一统志》有清楚的说明：“左右警巡二院领大都在城坊市。至元二十五年，省部照依大都总管府讲究，分定街道坊门，翰林院拟定名号。”(《钦定日下旧闻考》第600页)《元一统志》编纂于至元末、大德初，所言必有所本。可见，大都城的坊名，应当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由翰林院拟定的。当时虞集远居于江西崇仁，尚未步入仕途，也未到过大都，不可能参与大都坊名的拟定。 元朝新都的营建，开始于至元四年(1267年)，到九年(1272年)正式定名为大都，并“迁居民以实之。”但是，为何迟至至元二十五年才分定街道、拟定坊名呢?从有关记载可知，尽管至元九年定名大都，但营建工程并未完成。《元史》卷12《世祖九》记载：至元二十年六月，“发军修完大都城”。看来到此年，大都营建工程才基本告竣。王恽《秋涧集》卷10有一首《革故谣》，其词云：“南城嚣嚣足污秽，既建神都风土美。燕人重迁朽厥载，睿意作新思有沘。一朝诏从珠井疆，九陌香生通戚里。焬城密迩不刬去，适足囊奸养狐虺。城复池隍莫叹嗟，一废一兴固常理。今年戊子冬十月，天气未寒无雨雪。禁军指顾旧筑空，郊遂坦夷无壅隔。寂寞千门草棘荒，他年空有铜驼说。我诗虽小亦王风，庶配商盘歌帝哲。”(《日下旧闻考》卷38《京城总纪》引此诗，题作《复隍谣》，内“一朝诏从珠井疆”作“一朝诏徙殊井疆”，文义较顺)根据诗意推测，大都修成后，在朝廷的命令下，南城居民陆续迁入新城，但也有一些人迟迟不愿离去。到戊子即至元二十五年初冬，官军采取强制行动，将南城居民悉数驱入新城。大概正因为此次行动后，大都城内变得闾阎充实，所以始有分定街道、拟定坊名之举。 当然，尽管《元一统志》所载坊名肯定不是虞集所拟，但并不能由此断言虞集拟定坊名之说为无稽之谈。《析津志》的编者熊梦祥，江西丰城人，元末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该书应当是他在大都任职时搜集资料所纂。其中关于虞集拟定坊名的说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故牍，应当亦有所本。笔者认为，散见于《析津志》中的坊名，与《元一统志》比对，重合者只有16个，这说明大德以后，大都坊名曾被大规模改易。或许虞集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曾参与新坊名的更拟。不过，在现存元代史料中，尚未发现关于大都坊名改易的资料；在虞集传世的著作及传记资料中，也未发现其曾拟定坊名的线索。因而上述推测只是聊备一说，存疑待考而已。 此外，《析津志》所谓“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应当亦有根据。不过，笔者推测，《元一统志》所载只有49坊，并非是佚失一坊，而是原本所拟就只有此数。因为按照《周易·系辞》的说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虚称50坊而实有49坊，正好符合这一理论。学者们囿于字面意思，概谓大都城内划分为50坊，并不一定确切。

评丘处机的内丹学周立升全真道以成仙证真为信仰鹄的，因此他们把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引向超凡脱世、返朴归真的仙境。成仙的途径即是修炼。修炼涵“真功”、“真行”二项义蕴。真功指内丹即性命的修炼；真行指从无为中发有为之用，即行善以立仙基，表现出自性造化运用的功夫。一在全真道人看来，传统的丹鼎派所宣扬的“肉体不死”、“白日飞升”是不可能的。王重阳说：“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1]他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真性构成的，肉体是形，真性是神。肉体有生就有灭，希冀长生是不可能的。丘处机也说：“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此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耳。”[2]他们扬弃了外丹学，认为黄白之术只谈烧炼不讲心性，是枉费心机，故丘处机说：“又有炉火门庭，以烧炼为事；多讲药材，少论阴德，积年有费，没齿无成。”[3]那么，如何超越生死？全真道人认为，超越生死的依据在于寻觅自身本来存在的不生不灭的性，这种永恒的不灭的性即是“元神”。丘处机说：“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劫数之外，在人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4]从元神、真性超越生死出发，全真道确立了崇尚“修心见性”的修持路线，即先修性后修命，依真性而超生死。质言之，欲求全真而仙，必须保全真性，只有保全真性，方可通过功行双全而成真人。所谓功行，即指全真道所倡导的“真功”、“真行”。二 “真功”的核心内容是明心见性，亦即内丹修炼。内丹学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性命问题。关于性命，南北二宗各有侧重。南宗重命，北宗重性，故有“先命后性”抑或“先性后命”之争。但南宋并非只修“命”不修“性”，北宗也并非只修“性”不修“命”，而是在侧重点不同的情况下，同样达于“性命双修”之目的。《至元辨伪录》引王重阳语言：“禅僧达性而不明命，儒人谈命而不言性，余今兼而修之。”丘处机也说：“金丹之秘，在于一性一命而已”，“吾宗唯贵见性，水火配合其次也。”[5]由此可见，丘处机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早已觉解了精神（性）对于形体（命）的主宰意义。事实上，性命本不可分。“见性为体，养命为用”[6]。任何对性或命的单向度强调，都会导致内丹悖论。因此，不修性则不能从无为中造化真命；同样不修命也就不可能真正见性。性与命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统一于心。内丹学上所说的心，不单涵有主体的味道，同时还兼具本体之意蕴。王重阳说：“诸贤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也。”[7]此处所谓之心，已不是指人体内的血肉之心，而是指先天之“本心”，亦可名曰“元心”、“真心”。在先天理念的主导下，内丹学终于寻觅出人体内原有“先天一点元阳”[8]，才发现了这心外之心，即本心，亦即道。就心性言，由心明性，则心是本性之理的体现，心定气和，即可见性。“见性为体，养命为用”。若人能了悟其本源乃来自于人的存在的特殊本质，就会知晓有此性才有此心。正如丘处机说的“若性到虚空，豁达灵明，乃是大道。”[9]大道也就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这一心性思想，可以说是全真内丹学的最高成就，它既不同于理学的心性学，也有别于佛学的心性学。人们往往将它与理学、佛学进行对比研究，而每每忽略了它与中国医学特别是传统养生学的关系，其实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三将人体比拟为宇宙，是内丹修炼的基本模型。故修丹者强调须顺应天体运行的规律，符合阴阳消息的节律。《大丹直指》云：“盖万物得阴阳升降之气方生，得日月精华炼煮方实。……天地升降，日月运行，不失其时，万物化生，无有穷已。盖人与天地禀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气交感，混合成珠，内藏一点元阳真气，外包精血，与母命蒂相连。”[10]未生之前，受母气滋养，混混沌沌，纯一不杂，是为先天。已生之后，双手自开，其气散于九窍，是为后天。并引《仙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体天法象，则而行之，可也。”认为心属火，中藏正阳之精，名曰汞、木、龙；肾属水，中藏元阳真气，名曰铅、金、虎。使水火二气，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脱出真精真气，混合于中宫，用神火烹炼，使气周流于一身，气满神壮，结成大丹。“非特长生益寿，若功行兼修，可跻圣位。”[11]若按《丘祖秘传大丹直指》（此文系对《大丹直指》的疏解）的释义，真精即元精，乃先天一点元阳；真气即元气，乃人身未生之初之祖气也；神为元神亦即性也，此为先天所禀赋。因此，所谓“药物”，不过是先天一气；所谓“火候”不过是元神之妙用。

评余大钧先生著《蒙古秘史译注》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国官修史书《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用蒙古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事迹.在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社会,文学,语言等方面,《秘史》具有其他史书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从清代开始,特别是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们对《秘史》价值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外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据统计,迄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秘史》研究的各种论文和专著,包括译注本,音写复原本和书评等,已达350余种之多.此后,国内外《秘史》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见.国内学者除了在有关史地考证,成书年代,版本源流等方面赓续发表众多论著外,在《秘史》的校勘,复原和译注方面,尤其取得了重大进展,先后面世的专著有:台湾札奇斯钦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额尔登泰和乌云达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巴雅尔的蒙汉对照本《蒙古秘史》和有极高学术价值的亦邻真先生的《元朝秘史#畏兀儿体蒙古文复原》等.在上述众多成果之外,新近出版的余大钧先生所著的《蒙古秘史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1版)无疑是一部值得人们予以充分注意的力作.余大均先生对《蒙古秘史》研究有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发表了《3蒙古秘史4成书年代考》(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成为《秘史》成书年代说中持"壬子鼠年(1552年)说"的主要代表.几乎同时,又从俄文本翻译了拉施特的《史集》3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一,二卷系与周建奇合译).深厚的学养和对中外史料的稔熟,加上对中外学者在《秘史》研究中已有成果的的广泛借鉴,取精用宏,就使得其所著的《蒙古秘史译注》在承继前修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具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余著《蒙古秘史译注》最具价值和有所突破之处,首先是它的注释部分.综观余著的注释,似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繁称博引,详赡周洽.余著注释部分共出注844条,其中有关人名的359条,地名157条,部族国家82条(相同重出者不计),其他则为名物制度,史实考订等方面的注释.基本涵盖了全书人名,地名,部族国家,名物制度和重要历史事件的90%以上.而对其中许多重要条目,更是广泛征引大量中外史籍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原始要终,本末毕具地加以注释.每条注释文字大都在二三百至四五百之间,少数则高达六七百至千余字之多.所作注释文字,几与正文相埒,甚或仿佛过之.其所称引的中外史籍和各家著述则无虑数十百种,足见著者用心之绵密,用力之劬勤.二,辨同析异,审慎裁断.《秘史》中有不少人名,地名,部族和名物制度,往往不同史书的记载,互有出入,不同学者的著述,意见相左.对此,余注均能在仔细比勘之后,做出审慎的裁断和合理的处置.或辨析异同,择善而从;或正误刊谬,间出已意;或诸说并举以示征信.如第143节注释(1)"阔亦田"条阔亦田是1202年秋铁木真联合王罕,与乃蛮联军会战并取胜之地.过去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根据王国维《金界壕考》等,认为其地在哈拉哈河上源附近一处寒冷的山地余注则赞同1990年1月《辽海文物学刊》所载米文平等的《岭北长城考》一文的观点,认为该地应在今呼仑贝尔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北岸支流莫尔根河以北的辉腾山及其附近辉腾村一带.再如第259节注释(1)关于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避暑于莎勒坛的驻夏地"阿勒坛·豁儿罕岭"的方位,则将日人那珂通世和村上正二的观点并列而不加评骘.其他注释,大率类此.三,自出机杼,多所发明.著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兹略举其重要之点如下:1.关于《秘史》的成书年代.这是《秘史》文献研究方面一个久讼未决的热门问题《秘史》第282节尾跋写有"鼠儿年秋七月""写毕".对于该书成书的"鼠儿年",学界有多种不同的意见,主要有戊子年(1228年)庚子年(1240年),壬子年(1252年)和甲子年(1264年)诸说.早在1982年,著者便撰成《成书年代考》一文,明确主张《秘史》成书于"壬子鼠年"即1252年.在本书第282节注释(3),第198节注释(4),第251节注释(5),第253节注释(1),第255节注释(1)(2)及序言中,著者根据《秘史》本身的记载和中外史料,进一步申述和完善了这一观点,并明确指出:"《秘史》成书于1252年壬子鼠年秋七月,这是惟一能够得到合理解释的答案."

你们对我好点行吗??我离不开你们的.

唉~~~~人活着要是没什麽事迹的话死后连墓志都没法写

广告怎麽这麽多?为何不清理一下?

郢人已死庄周缄口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近来常吟此诗竟成一谶可恨

申万里说真金真金（一二四三—一二八五年）为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儿子。一二七三年被立为太子，成为自成吉思汗以来第一个被立为太子的蒙古王子。他接触过儒、佛、道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最后接受了儒学，成为元代主张儒治的代表人物。作为太子，他广泛地参与了元世祖时期的政治活动，但未及即位，就在权力斗争中死去。真金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是元朝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的真实反映。童年教育一二四三年黄金家族诞生了一位新成员，其父为后来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其母为后来被封为昭睿顺圣皇后的弘吉剌氏之女察必。弘吉剌部是黄金家族的姻亲世家，这位「极美且媚，甚受宠爱」的弘吉剌氏之女理所当然地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所生的儿子也相应地为黄金家族的嫡子。忽必烈找到当时很有名气的海云和尚，为这位新生的儿子取名真金。忽必烈在真金之前已有一子朵尔只，但他身弱多病，「竟以慢性病卒」，所以忽必烈对真金的出世欢喜有加。真金少年时，忽必烈对他的教育做了精心的安排。当时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招集人才，一时北方精英之士尽会聚于他的左右。他也深知学习各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他以知名儒人姚枢、窦默教真金读《孝经》；佛教喇嘛八思巴教真金读《彰所知论》（八思巴着）。另外，据可靠史料，忽必烈还给真金请来一位道士，向他传授道家思想。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比较，真金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刻苦自励，一次，宗室子弟及鹰房人等携鹰犬至真金窗前，邀他打猎。真金无动于中，尽逐之去。忽必烈对真金学习儒学大力支持，在真金读完《孝经》时，忽必烈设宴招待姚枢等人。继姚枢之后为真金儒学师者是王恂。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位于今河北省）人，为忽必烈宠臣刘秉忠的弟子。一二五三年，受荐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他为真金伴读，一二六一年升太子赞善。王恂对真金要求很严格，对其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使侍其左右。真金所读之书，也有名儒许衡亲自编写。王恂向真金讲述儒家三纲五常以及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又以辽金二朝为例启发真金对儒治的认识。在王恂等儒人的教育下，真金在青年时期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及治国理念。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俭、爱民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行为准则。至元初，真金至中书省「署敕」（办公），临行前乳母给他做新衣服穿，他笑而却之曰：「我怎么能追求外观之美呢？」真金有一件上衣有一次被墨汁弄脏，他命侍臣重新染色后再穿，侍臣请弃之，真金郑重地说：「我想做新衣并不难，但这件衣服还没坏，不能丢。」他跟忽必烈视察宜兴（河北滦平县），忽闻母亲「暴得风疾」，当即悲泣，衣不及带而行。中书太子一二六二年忽必烈封真金为燕王，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省为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时真金年仅二十岁，忽必烈并未让他参与国政，只是让他「守中书」。一二六三年，真金又被命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第二年，他开始到中书省「署敕」。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二次，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据史料记载，这期间，真金亲自参加的政治活动有两次，一次是跟随世祖巡视宜兴（河北滦平县），另一次为一二七○年受世祖之命巡抚称海（今内蒙古科布多东南）。虽然他还没有正式参与朝政，但仍表现出对治理国家的强烈兴趣。他对丞相史天泽说：「我还年轻，不熟悉祖宗法则，但我执政以后，定要靠你们这些元勋老臣扶持呢？」显示出他笼络大臣的才能。他巡抚称海时，也经常在闲暇时，与同行诸王札剌忽以及从官伯颜等讲论治国修身之道。元初，忽必烈在汉族儒臣的帮助下，相继打败了汗位的争夺者阿里不哥，平定了李　等人的叛乱，从而稳定了他的统治地位，他对儒学也有了新的认识。见真金聪明好学，心中欢喜，产生了立为继承人的想法，恰在此时，一些儒臣向忽必烈提出立太子的建议。一二六五年儒人张雄飞向世祖建议「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一二六八年，陈佑也上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样，一二七三年，在真金三十一岁时，元世祖将真金立为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说：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与缺陷郭声波【内容提要】《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是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总志，迄今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作者因整理之故，举例若干，就其价值与缺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勾画了一个大致轮廓，希望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理解和使用。【关键词】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地理总志/史料价值/校勘价值《大元混一方舆胜览》3卷，宋末元初人编著，主要载于类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该书自清以来未曾翻刻，故一般人很难看到。除方国瑜先生就其云南部分的价值有过介绍外（注：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迄今尚无人进行全面评价。今因整理之故，刺取若干例子，就其价值与缺陷作一比较全面的述评，以为引玉之砖，望识者有以正之。　　　　　　一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以下省称《元胜览》)3卷，原不著作者名。分为腹里及辽阳、镇东、陕西、四川、河南江北、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甘肃、岭北十二行省、西域诸小国部落，共十四部分，每部分分为若干道肃政廉访司或宣慰司、宣抚司，其下再分若干路或直隶府州(散府州)，有些路下又再分若干小州。路、府、州之下，则设置若干事类栏目，如“县名”、“沿革”、“郡名”、“风土”、“形胜”、“景致”、“名宦”、“人物”、“题咏”等。经与宋、元两朝以政区为纲、以事类为目的地理总志比较，其栏目划分最接近于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其次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如表1：　　表1　宋元地理总志栏目比较表总志名事类栏目名元丰九域志地里户土贡古迹县监城寨堡关场府州军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舆地纪胜监沿革方舆胜览建置沿革郡名风俗形胜山川井泉楼阁寺院等名宦人物题咏四六大元混一县名沿革郡名风土形胜景致名宦人物题咏方舆胜览大元大一统志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　　无怪乎《元胜览》要以“方舆胜览”为名，原来作者的用意是想模仿《方舆胜览》。有人认为，《方舆胜览》没有户口、里至栏目，不能算地理总志。但我们观察《舆地纪胜》，也没有户口、里至，就是《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也没有户口，可见里至、户口并不是地理志必不可少的内容。《元胜览》与《方舆胜览》一样，只要拥有了郡县名及其沿革、风俗、土产、形胜、山川、景致等地理要目，将其定性为地理总志，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仅存的元代地理总志，《元胜览》的主要价值可分5个方面。　　　　1. 富于政区地理史料价值　　《元胜览》虽然在体例上脱胎于《方舆胜览》，但在内容上涉及的地理范围远较后者广阔。淮河以北的腹里、陕西、河南江北行省，曾是北宋疆土，却为《方舆胜览》所无，关外的辽阳、镇东、岭北、甘肃行省及西域地区，则自安史之乱以后早已不在中原王朝提封之内，这一大片北方故土，被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遗忘已久，而在《元胜览》中，俱遍为列目叙述，大有重整故国河山之气概。《元胜览》尤足称道者，更在于对云贵高原地区之记载。自从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兴起，大渡河以南遂落于化外蛮荒，与中原睽违几达500年，其山川文物，不仅为汉籍所不载，亦多为蛮书所漏落，以致至今鲜有知者。《元史·地理志》虽记有不少蒙、段时期政区建置，弥足珍贵，却缺乏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内容，而《元胜览》之记载，则略于政区建置而详于山川文物，正好可与《元史·地理志》互相弥补。另外，由于《元胜览》所采资料与《元史·地理志》来源不一，即使是政区建置，也有可以补正《元史·地理志》者，关于此点，云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方国瑜先生在他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有较详论述。

陈垣的历史考据学乔治忠杰出的史学家陈垣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提出许多精辟的史学见解，考清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总结出一系列治史方法以嘉惠后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学习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不断进步的思想觉悟，也要学习陈垣先生勤奋、扎实的治学精神。陈垣先生的治学精神，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历史考据学成就之中。一、陈垣先生在史学上的治学体系统观陈垣先生的学术论著，主要可分为文献学（包括目录学、校勘学等等）研究、历史考据以及抒发历史认识和爱国思想等三大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独具特色治学体系。早在1917年，陈垣先生就著成《元也里可温考》一书，后经四次修订定稿，改题《元也里可温教考》。此书以丰富的史料、精湛的考释，解决了元史和宗教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将沉埋七八百年的历史真相源源本本地考察明白，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重视与好评。这部历史考据著述，使陈垣先生成为当时史学界引人注目的学者，可谓是一举成名之作。随后，陈垣先生沿着这条治学路径，撰成《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著作，以历史考据的方法打开了研究宗教史与中外关系史的广阔天地。1923年至1927年，陈垣先生著成《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这是继《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通过钩沉史实并深入考析，阐明元代百年间众多的西域人接受汉文化、进而传扬汉文化的历史状况，在元史、民族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对元代文化作出了新的历史评价。这一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极高的声誉，陈寅恪评论此书时称陈垣先生“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因此，陈垣先生最早是由历史考据著作成名于史学界，亦主要由历史考据著作而奠定了崇高的学术地位，历史考据著作，是陈垣先生学术成就的主体部分。陈垣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门，十二三岁时即按《书目答问》来索求自己需要阅读之书。后来买到《四库全书总目》，则用为治学门径，根据其《提要》提供的线索泛览群书，逐步打下治学的根基。陈垣先生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十卷，又据此撰写《校勘学释例》一书，为不可多得的文献学佳作。在目录学方面，陈垣先生撰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敦煌劫余录》、《四库书目考异》、《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等等著述，这些都是通过钩沉史料、稽考文献取得的学术成果，并成为进一步研究历史的得力工具。此外，在阅读和整理历史文献过程中，陈垣先生体会到年代学、避讳学的重要，撰写了《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这些重要著述是用考据方法撰成，亦为方便考史者所作，正如《史讳举例?自序》所言：该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陈垣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著述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书，其立意乃“有为而发”，闪耀出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表现了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使历史观与史学思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些著作的撰述方式依然是历史考据，思想和情绪的抒发仍借助于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证。每一论断，决不因为抒发思想感情而伤及客观史事的真实性，严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将缜密的考据与思想的进步性有机地融于一体。假如暂时撇开这些著作中的爱国思想与历史观点，仅就其中的历史考证内容而言，亦不失为杰作。总之，纵观陈垣先生200多万字的史学论著，处处展现出历史考据学的精深造诣，历史考据学在陈垣先生全部学术成就中，居于主体与核心的地位。丰厚的文献学知识是陈垣先生从事历史考据的资本，而历史考据的需要又促进了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考证历史准备了宽广、坚实的基础。陈垣先生将历史考据推向更高的层次，成为评析历史、抒发思想的阶梯，从而形成学术成就与治学方式的整体架构，即以文献学的学识和方法为基础，以历史考据为主干，以历史认识和思想的阐发为精髓的学术体系。如果将陈垣先生的学术成就视为一座高耸的灯塔，那么文献学是其宽阔牢固的地基，历史考据学是其主体塔身，所阐发的见识与思想则是塔顶发出夺目光辉的部分。

小蛮出来~~~~~~~~~~~~

读陈衍的《伦理讲义》吴硕在近现代，尊孔和批孔几乎是交替或交织在一起。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其是和非都是什么？在现在，有那些是有用的，有那些是过时的？汉儒、唐儒、宋儒、明儒和清儒又都是打着“述而不作”的标语，实际上是用孔夫子的“旧瓶”装自己的“新酒”。他们都是儒家的流，同孔子的儒家学说有什么异同？都很必要弄得一清二楚。正如马克思主义被修正一样，孔子的儒家学说也有被修正的地方。现在应当到了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所以，笔者读了陈衍的《伦理讲义》，就想把陈衍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介绍给读者。陈衍（1856—1937）字石遗，福建福州（原侯官县）人。他是同光体诗人，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他也是经济学家，1898年入张之洞幕府，赞助办理新政。1907年到北京任学部主事。1909年，陈衍兼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伦理学课程。《伦理讲义》是他的教材。在《伦理讲义》中，他讲了孔子学说的源和孔学的真正涵义，即以《论语》和《大学》为经，以经传及孔门弟子言论为纬，系统疏解了孔子关于孝弟、忠信、仁智义、恕、敬恭、礼乐诸范畴，并且校正了孔子弟子的一些误解，尤其是对忠、利、孝、义等等。凡此种种，皆富有新意，而且有现实的意义。 [第一]孔子学说的先河——文武周公。陈衍的伦理讲义的特点，是“断自孔子讲起，其周以后，孔子以前，皆于孔子统之。即以为孔子先河焉。”（《陈石遗集》下，第179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这就是说，陈衍的伦理学讲义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孔子之伦理。现分述于下：关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陈衍把孔子学说之源概括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八个大字。一方面是说：孔子是尊崇和效法尧舜，而以文武周公的文物典章制度为目标模式；同时，又是说孔子是集远古至西周中华文化之大成。陈衍在《伦理讲义》中说：“孔子殷后而周人也。殷为契后”。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五帝本纪第一》第13页）“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长佐禹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殷本纪第三》第91页）契至成汤十四世（《集解》《殷本纪第三》第93页）《孔子世家》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隐》家语：“孔子，宋微子之后”。（《孔子世家》第1905—1906页）所以，陈衍说：“契为千古教育家之祖。孔子宜为教育家。” 但是，陈衍又进一步说：“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政治家之圣帝明王也。孔子又生春秋之季，历聘列国。思欲拨乱世而反之正，欲兴周道于东方，而为东周。故常梦周公。而弹琴则如见文王。故曰吾学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陈衍认为孔子实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晚其道不行，于是以政治家而为千古之教育家。陈衍以为教育与政治虽若分界，然而教育以伦理为第一义。君臣一伦，包涵在政治之内。所以，陈衍说孔子之政治在这里；孔子之伦理也在这里。陈衍最后结论是：“今以祖述宪章之理推之，孔子之伦理，所本具在。”（《陈石遗集》下，第1795——179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在陈衍笔下，孔子对文王是推崇备至。《伦理讲义》说：“文王者以一身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伦，而各立其极则者也。大学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见《大学》右传之二章，“释新民”——笔者)诗大雅思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伦理之大较，最著者也。”（《陈石遗集》下，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97页）看来，在孔子心目中，文王已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完美无缺，是一个完人。

《观林诗话》（宋）吴聿撰一、提要。（一）《四库全书》提要。（二）郭绍虞撰提要。二、校勘说明。三、正文。〖提要〗臣等谨案：《观临诗话》一卷，宋吴聿撰。聿字子书，自署楚东人。楚东地广，莫能知其邑里。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亦云不知何人。案书中称衣冠中有微时为小吏者，作《三角亭诗》，有“夜欠一檐雨，春无四面花”之语。献其所事，异之，使学，後果登第，今为郎矣云云。案曾三异同话录载此事，称为余子清之祖仁廓，则子书盖南宋初人，故所称引上至苏轼、黄庭坚、贺铸，下至汪藻、王宣而止也。其中如辨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误用安陵君一条，李善文选注已先有此论，聿抒为新得，盖偶未及检。又引《摭言》赵牧学李长吉歌诗一条，《摭言》无此文，盖记杜牧之语而误杜为赵，又误增学李长吉歌诗一句，亦为疎舛。卷末录谢朓事三条，不加论断，殊无所取。核其词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欧阳修倡和诗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毕，或传写有所佚脱，又误分一则为三则欤？聿之诗学出於元佑，於当时佚事尤所究心，如谓黄庭坚论黄独为土芋，而云或以为黄精者，乃指苏轼“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句，而不欲显名。又陈师道所称“但解开门留我住，主人不问是谁家”句，乃苏轼《藏春两绝句》之一，托云古语。又苏轼“不向如臯闲射雉，人间何以得卿卿”句，世讥轼误以如臯为地名，聿谓亲见其手写《会猎诗》，不向乃作向不。又轼尝名贾耘老之妾曰双荷叶，世不晓所谓，聿谓其事载泉南老人集，取双髻并前之义，其名出於温庭筠词。《渑水燕谈》称张舜民题苏轼老人行（役）诗，乃苏辙作，王辟之误记。轼梅花诗用返魂字，乃韩偓《金銮秘记》中语，说者误引苏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皆查慎行补注苏诗所未及。又如黄庭坚与惠洪诗，实用《陈平传》解衣臝而刺船句相谑，洪作《冷斋夜话》，乃以欲加冠巾自解，与庭坚自称从王安石得古诗句法，及王安石“揉蓝一水萦花艸”句，乃追用所见江上人家壁闲绝句诸事，亦他书所未言。至於引郭义恭《广志》证陆龟蒙诗蕙炷字，引尉迟枢《南楚新闻》证僧诗毡根字，引《隋书·礼志》证古诗“长跪问故夫”句，引许慎《说文》证衣亦可名不解，不独草履，引《南史·丘仲孚传》证唐诗半夜钟，引《宋书》证吴融误用虞啸事，引《世说新语》虞亮事证著屐登楼，引元结自序证欧阳修、黄庭坚误读笭箵字，引潘岳《西征赋》证晁错之错可读七各切，引江淹杂拟诗证《东观奏记》误称沈约，引顾愔《新罗图记》证松五粒非五鬛，引《歌录》证殷芸《小说》误解蜻蛚，引《西京杂记》驳贺铸词误用玉砚生冰，以及驳苏轼误以白居易除夜诗为寒食诗，以长桑君为仓公，以《左传》小人之食为小人之羹诸条，皆足以资考证，在宋人诗话之中，亦可谓之佳本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观林诗话》前提要部分文字有误，已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及《南史》等改正。）聿，字子书，始末未详，惟据是书自署知为楚东人，据《四库总目提要》所考，知为南宋初人而已。《直斋书录解题》既言是书著者为“楚东吴聿子书”，但又云“未详何人”，当是未悉其生平也。《文献通考》作“张律”，误。是书除《书录解题》著录外，亦见《天一阁书目》，传本颇稀，诸书亦罕见称引。四库开馆时收集遗书，其所获本亦即从天一阁藏本影钞而得者，故《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载仅言写本。《善本书室藏书志》所得四库馆发还进书收藏之帙，亦言为明钞本。自此本流传，於是诸种丛书纷纷刊行，如《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湖北先正遗书》及《历代诗话续编》诸本，率皆据此。《郘亭知见书目》谓是书有《学海》本。是书所论较偏考证，间述佚事，盖犹沿宋人笔记之体，与专主论诗者不同。《四库总目提要》於是书考证部分论述特详，举其长处亦正其疵误，评断甚允。盖当时提要者，多偏於考据，故极为中肯。《提要》以卷末录谢朓事三条不加论断，疑传写有所佚脱。窃疑此或未完成之作，尚待写定，故亦不显於时也。

王九棠:汉中散记【古汉台•石门十三品】　　　　到此最高，看芳树春流，一览兼收秦蜀景；　　何须更上，诵好山云影，五言已尽宋元诗。　　这是古汉台门联，未曾留意是何人所撰。芳树春流好山云影果然都有了，只这宋元诗让我稍有不快，为什么不是汉唐诗呢？平仄也一样合律，且汉唐诗明显好于宋元诗嘛。不解之处或有达人释疑。　　古汉台位于汉中市中心偏东南，在东大街和丁字街相交的地方。说是前206年刘邦被项羽撵到汉中作汉王，刘三儿筑汉台、烧栈道，示项哥以知足，等羽翼丰满之后又耍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兵从宝鸡取三秦，直把项哥逼死在乌江。这样一想，我就有些怀疑刘三儿当年修汉台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因为汉台实在不够阔大。不过没有关系，两千多年的时间足以将一个陶碗变得珍贵，更何况这么一座高台。　　临街而视，可以越过门楣看到高筑于汉台上的望江楼，进门处是启功先生题写的“汉中博物馆”几个大字，是了，博物馆建在汉台里面，让汉台更有看头。一说启功，便有朋友对我说“知道你喜欢启功的字”，真是好生奇怪。　　台下一排翠竹，台垣为砖石砌成，高耸的台壁上爬满了紫绿相间的爬山虎，抬头仰望，高台上的望江楼斗角飞檐，气势雄伟。拾级而上，芭蕉上有水滴落肩颈，刚下过雨，所有植物都一片葱翠。望江楼始建于南宋，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时称天汉楼，现已不知经历了几代修葺。　　望江楼往南是桂荫堂，中间空地上有好几株古老粗大的银桂，其中一株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据说每逢中秋，香气能飘过几条街。置有石桌石凳于其间，仔细瞧那石桌，乖乖不得了，原来是一个巨大的石鼓，上刻《松涛铭》四言诗一首，铁划银钩，很有柳字风范，落款年月是“癸未仲夏之初”，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物事。其下三只小鼓撑着，和着旁边石凳均是一副饱受风雨侵蚀的斑驳模样，形状和侵蚀程度却略有不同，不似是同时同处之物，不会是无处存放才这样堆置的吧？稍加留意，慢慢发现古汉台内到处都堆着这样的刻石残碑等旧物，恐怕是从别处运回，因为没多大名气又不能丢弃才散乱堆放。　　绕桂荫堂而南，沿石阶下去是一个不大的池子，旁有一巨石篆书“镜吾池”三字，配诗一首，只记得首句是“池塘如镜水平芜，照得今吾既故吾。” 　　再往南是“汉台碑林”，廊檐两边嵌了许多旧时碑刻，院内就是博物馆的所在了。　　博物馆里的重点文物当然就是“石门十三品”了！沿阶再下一层，东面是石门石刻陈列室，西面是褒斜古栈道遗迹陈列室，中间照例堆放了很多断碑残石，种植有各种花草树木，其中有一种像芋头一样的植物很招人注目，一人多高，那叶子比蒲扇还大许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石门十三品”是修褒河水库时从石门旁边凿迁出来的，粗黑的模样却是不得了的宝贝，旁边各有拓样，刻石中以“石门”“石虎”“衮雪”“玉盆”“石门颂”及“山河堰落成记”等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又以“山河堰落成记”最为庞大，重达几吨。“衮雪”相传是魏王曹操所书，衮字灵动，雪字端庄，二字并在一起却又和谐自然，汉中还有以衮雪命名的香烟及餐馆。　　沿东路折回去时，发现在右手侧很偏僻的地方有一个小亭，拐进去一看，原来藏的是汉中八景之一的“月台苍玉”，此物直径三尺有余，外形来看就是一个柱基，也有人叫它试剑石或上马石，但我以为是柱基比较合理，据说这东西才真正是楚汉时期古物。勾腰去摸，冰凉光滑，仔细看，其质果然有些半透明状隐隐透着碧绿色，于是这才相信它是玉，好大一砣啊！　　　　【拜将坛】　　　　拜将坛位于汉中城东南，在将坛中路和风景路之间。　　从南门进去，南门至南台间狭长的通道旁种植了两排柏树，柏树后面却是菜地及鸡舍。远远地可以看到大将军韩信的雕像，一手扶剑，一手托印，却颔首做沉思状，想什么呢？　　南台高约二三米，围栏砌石，旁树碑曰“汉大将韩信拜将坛”，据说这便是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地方了，碑阴刻后人七绝一首：

从姓氏看汪古马氏的华化殷小平汪古马氏，系元代著名景教部落汪古部的要族之一。景教本是基督教之东方教会聂斯脱里派在中国的自称；在元代，他们与其他基督教派一起，被称为也里可温。景教早在4世纪就在中亚地区广为流播，一般认为，在唐代正式传入中国，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唐以后，景教沉寂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蒙古建元，才从漠北再传入中国。元时景教主要在克烈、汪古等部流行。[1]其中的汪古部（Ongut），分布于当时的天德、西京路等地，于河套以北至黑水流域之间的广大区域内活动，这里正好是中国与蒙古的交通要地。汪古马氏，即是元代著名文学家马祖常所属之部族，据史书记载，其本是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已崇奉景教。汪古马氏之历史最早可上溯到辽道宗咸雍年间（约公元1065-1074），历经和禄冞思、帖穆尔越歌、伯索麻也里（一作把扫马也里属）、马庆祥、月合乃、马世昌、马润[2]七世，传至马祖常。初入中国的马氏祖先，仍然信守景教，尔后才渐向儒学靠拢，至马祖常时期则彻底儒化了。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光州人，延佑初乡贡、会试皆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学，擢监察御史，官拜御史中丞，著有《石田集》十五卷；[3]祖常在文学上享有盛誉，遂使马氏汪古也为国人所熟知。祖常之世乃其家族儒学最为兴盛之时期。陈垣、张星烺诸前贤对马氏的景教信仰早有研究。[4]尤其是陈垣先生，在其《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从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等各方面，对马氏之华化——如何由奉景世家而转变为一个儒学世家，作过详细的考证。[5]笔者也曾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马氏华化过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马氏由景入儒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和地域关系的刺激下完成。[6]本文拟将马氏放置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霞下，从其家族的姓氏问题切入，针对马氏“以官为氏”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论证其姓氏与其祖先原有景教信仰之关系，进一步揭示马氏在华化过程中抛弃故有之信仰，最终以儒家文化作为归宿的历程。二、 “以官为氏”说质疑 “以官为氏”的说法，据笔者的整理，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以官为氏”始于金元之际马庆祥时期（以下简称“庆祥版”）。马祖常《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是研究马氏家族史最基本的文献，其间有云：公讳实剌济苏，当迁浚都尚书省，辟为译字，录曹试开封判官，凤翔兵马判官，死节赠镇国大将军，桓州刺史，官名有马，因以为氏。[7] 此处之“官名有马，因以为氏”，语出族中最重要人物马祖常之口，历来就备受重视，故后人多纳此说。如苏天爵(1294-1352)《元故奉训大夫昭功万户府知事马君神道碑》曰：金季有为凤翔兵马判官死节者，子孙因以为氏。有奇尔济苏者，高祖也，金季为凤翔兵马判官，死节赠桓州刺史，庙赐褒忠。子孙因官，以马为氏。[8] 采用的就是马祖常的说法。元人虞集（1272-1348）也认同此说：马氏本西北贵族，由兵马死事，号曰马氏。而光之有马氏自公始。祖常进士高第为代闻人。诸弟若子相继以文字入官，来者未可量也。[9] 直至清代，学人仍多沿袭这一版本，如《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十二有：高祖锡里吉思，金季为凤翔兵马判官，以节死，子孙因其官以马，以马为氏。[10] “以官为氏”说深入人心，而此“庆祥版”也多被世人接受。第二个版本认为“以官为氏”源于马庆祥之父、贴穆尔越哥时期（以下简称“贴穆版”）。黄溍（1277-1357）《马氏世谱》记载：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禄冞思，生而豪迈，有识量，慨然以功业自期。尝纵观山川形势，而乐临洮土壤之丰厚，辽主道宗咸庸间奉大珠九，以进道宗。欲官之，辞不就，但请临洮之地，以畜牧许之，遂家临洮之狄道。和禄冞思生贴穆尔越歌，以军功累官马步军指挥使，以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称之曰马将军，因以为氏。[11]

我现在真难受.能陪我说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