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大风摘要：有元一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密切的相互联系。为了便于交通运输，元统治者建立起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作为各地相互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山西地区不仅设有境内驿道，而且还有通向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往来驿道，这些驿道均以晋北地区的大同作为大都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不断扩展，对于促进河东山西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与漠北与西北诸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往来交流发挥出新的作用，且对后世的交通运输产生着深远影响。关于有元一代站赤交通的各种问题，虽然已有一些专著论文展开过讨论研究 [1] ，但却未见山西地区站赤交通的专门论述。本章拟在这些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东山西的站赤设置、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展开探讨。关键词： 元代；山西地区；站赤；驿道（一）有元一代，中原汉地较早便设有站赤，以供交通往来使用。成吉思汗西征之际，就曾命令刘仲禄通过站赤前往山东地区敦请全真道士丘处机[2]。由于山西地区在中原汉地中被征服与占领的年代较晚，站赤设置与河北、山东相比较为晚些。依照《永乐大典》记载，壬辰（1232）六月，西京、下水、弘州三处始立马站。灭金之后，除了这些驿站已按蒙古汗廷的令旨建立起来以外，山西地区同时建有阔端太子军前使臣往来通讯的专用驿道。乙未（1235）九月，根据阔端军前使臣有关“沿路驿站断绝”的情况报告，蒙古汗廷分别派遣专人前往西京、应州、崞县、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之间，以及潞州碗子城、怀州、黄河渡口各立一站，给马各二十匹，且将各站驿马特意“用火印烙记，止令阔端太子军前使臣骑坐”，其余人等不得使用，“如有别使欲骑，给者受者并断按答奚死罪”，“按答奚”即谓“过则杀之”[3]。随后，为了运输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的各种物资，元统治者专门指示通过科定征收、定价用银或交换纺织品等各种途径，从北方各地或迤北边地获取所需的牲畜头口，加强河东山西等地驿站的运输能力。戊戌（1238），窝阔台汗宣谕达鲁花赤胡都虎等人，以各路应有系官诸物及诸投下宣赐丝线、匹段，均从燕京、宣德、西京经过，并据三路“头口难以迭办”，查验紧慢，“定立铺头口数目，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同时，“以南路分（份）马匹牛畜艰难”，采取“每马一匹，价银三十两，每牛一头，价银二十两”，或以“匹段、纱罗、丝绵、绢布等物，用铺头口转递交付”，又命三路置库收贮，以便于在“迤北民户内逐旋倒换头口”。忽必烈即位以后，山西地区的驿站设施逐步增扩，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隆兴府、云州道上迤南立站人户，“起盖房舍，准备来年当站”，指令使臣军马人等，除了依例获取应付站铺头口、首思以外，“毋得于站户处非理骚扰，取要饮食及夺要一切物件，各住地面所属官司亦不得分毫骚扰”。同时，严行禁约管民官司及原管头目不得对原处站户“科取钱物，侵扰不安”[4]。迄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平阳路与太原路等主要驿站均已配备牛、马畜力以及车辆，各站具体数量分别如下：白登站有牛一百七十六只，车二十九辆。平阳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马六十匹，临晋站马五十二匹，泓芝站马五十三匹，闻喜站马五十三匹，绛州站马五十四匹，相里站马六十匹，府西站马九十匹，苗村站马五十七匹，霍州站马五十四匹，仁义站马六十九匹，灵石站马五十四匹，潞州站马八匹，泽州站马一十匹，冀氏站马一十匹。太原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三十五匹，同戈站马五十一匹，贾令站马四十九匹，雁门站马四十一匹，大安站马四十二匹，平遥站马四十七匹，义棠站马四十七匹，临汾站马七十二匹，柏井站马四十二匹，王潭站马四十一匹，芹泉站马四十一匹，成晋站马三十七匹，原平站马四十一匹，鸣谦站马四十五匹，九原站马三十九匹[5]。

为了促使紧急公文迅速传递，元廷还在山西地区建急递铺，作为传送公文的邮驿设施。有元一代河东山西急递铺的总体效用究竟如何，史料尚阙，难以详考，但从现已掌握的史料来看，河东山西的急递铺一度产生过各种弊病，引起元朝中央政权机构的关注与重视，专门采取过加强管理邮传通讯的有关措施。大德四年（1300），平阳、太原等处急递铺出现“文字多有磨擦损坏，扣算元发日期，比至到部亦不依元立程限，及所置夹板多不齐备”的传递问题。大德六年（1302）四月，中书省发文申明各处行省，专门提到平阳、太原等处的上述问题，要求“整点急递铺舍”[6]。大德九年（1305），大同等路亦有邮递“不遵程限，损失文字”，给往来通讯及管理造成不便。为此，兵部指示将毡袋、夹板、绳担、什物置于总铺，由铺司提领对“递发文字”，写明收发地址，用带字号夹板、什物装发，以使各铺注明何人传递何号夹板，沿路“相放标记”，总铺“闻拆如式”[7]。元代进士郝俣往来太原之时，作诗提到“邮亭南北厌飘零，尚喜扬镳过故城”的有关情形。由此来看，元朝时期山西地区的各个路份不仅均已建有作为迅速传递紧急公文的急递铺，而且还有投递邮件的“邮亭”设施[8]。 （二）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9]。山西地区位于大都左近，是有元一代的中央政权与西北、西南方面往来的必经之地，特别是通往西北诸王与安西王驻地的必由之路，因而成为驿道纵横，交通繁忙的主要地区之一。有元一代，河东山西的境内驿道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路自大都经由宣德，西行一百二十（里）夏永固、正南九十（里）天成、六十（里）白登、六十（里）牛皮岭、正西五十（里）到达大同，再从大同向西南行九十五（里）西安社、九十九（里）安艮子、七十（里）广武、七十（里）太和岭、往正南偏西界邻雁门、九十五（里）原平、正西南九原、正南偏西六十五（里）成皆，再向正南八十（里）里，然后便可抵达冀宁。《析津志辑佚》对这条路线的另一记载则是，一路自夏永固不过河，直达正北一百里石岭关、又正北四十里忻州、又正北八十里崞州、又正北偏东八十里雁门、向东十五里代州、又正北一百里广武、又正北偏东安银子。若从地理位置查考，可知所载这条路线应为冀宁进至大都的另外一条驿道路线。一路从河北井径经由柏井，西行七十五（里）平漳、七十（里）芹泉、七十五（里）太安、八十（里）鸣嗛，然后可以抵达冀宁。一路从冀宁出发，向正南偏西七十（里）同戈、七十五（里）洪善、七十（里）贾令、八十（里）义棠、八十（里）灵石、正南仁义、东南六十（里）霍州，然后经由西南苗村，抵达平阳。至此又可分为两路：一路从平阳向西南经由绛州，再向正南八十（里）闻喜、西南九十（里）泓芝、七十（里）临晋、正南偏西五十（里）河中；一路从平阳向东南由冀氏，再向东南三百三十（里）潞州、正南偏东二百三十（里）泽州、正南偏东一百四十（里）进入河南[10]。当时，山西地区的所有驿站并不仅限以上各站。《元一统志》还记载有不少驿站及其具体方位，其中包括：阳曲驿，在阳曲县界，木井城东北。百井驿，在阳曲县百井镇东，徙于镇西二里。三交驿，在阳曲县北五里，正当忻州驿道。皇子驿，在榆次县北十五里鸣谦村，为太原入寿阳县的旧时驿路。宋置后废，元代复置。大安驿，在榆次县西四十里，通太原路。栖口驿，在寿阳县南五十里，是达河北邢洺之路。寿阳驿，设在寿阳县。榆关驿，在平定州西门之北[11] 。除了境内驿道以外，山西地区还有通往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专门驿道，这些驿道均以大同作为大都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近走可以先抵西夏，远行可达西北地区的别失八里，还可通往大漠之北。丙申（1236）秋七月，在窝阔台汗诏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以后，察合台汗分得太原府民户及其五户丝。为将太原所收租赋运到西北领地，察合台汗开通一条从太原到山丹（今甘肃省山丹县）的专用驿道。这条驿道的设置年代虽然未见记载，但是，忽必烈却提到过，“彼处站赤，乃茶合台兄所立”，“专令递运租赋”[12]。茶合台即为察合台，忽必烈此语沿用窝阔台汗之说，故称察合台汗为“兄”。对于建立这条驿道，《蒙古秘史》记载，察阿歹（察合台）说：“站赤一节，我自这里立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里立起，接着我立的站”。这便表明，这条驿道起初是由察合台汗自行建立，专供本位之下运送租赋所设[13]。

中统元年（1260），阿只吉率领西道诸王与贵戚大臣拥戴忽必烈登上大汗之位。因此，忽必烈对阿只吉青睐有加，命其继承察合台汗在山丹与太原路的原有分地。至元十八年（1281），元廷听从诸王阿只吉之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建置新驿三十[14]。太和岭是阿只吉在太原分地的驻夏之地，由此置驿可将太原民户缴纳的五户丝运往阿只吉的镇守之地别失八里[15]。阿只吉请求建置新驿似为借助元廷接济资助，恢复察合台汗当初建立的那条驿道，因而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批准。灭宋以前，元统治者的粮食供应主要源于黄河以北的腹里地区，一旦腹里地区的粮食供应不能满足需要，便将征集范围扩大到其它地区。西夏便以产粮丰饶，一度成为漕运粮食的重要地区。中统二年（1261）秋七月，忽必烈为了对付阿里不哥，募集军粮，“命西京宣抚司造船备西夏漕运”[16]。因此，西夏与西京、大都的漕粮路线得以开通。这条路线分为水路、旱路两段输送漕粮，水路从宁夏经由黄河运抵东胜，陆路则从东胜经由驿站东输大都。旱路向东经过下水、大同、牛皮岭、白登、天成、夏永固（均为大同路境内的牛站）、宣德、雷家、榆林、昌平等站进抵大都[16]。在这条运输线上，晋北地区的各个驿站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元贞元年（1295），北方地区立有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驿道的一百一十九处驿站。除了帖里干道不经山西地区通往漠北以外，其余两条驿道均需经过大同路方能抵达漠北。其中，木怜站道计有三十八站，经行路线大致是自元上都西南的李陵台西行，过兴和路、大同路北境，再由丰州西北甸城山谷出天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之北的大青山），北越净州、沙井，通过大漠，经西北至汪古河（今蒙古国翁金河）上游，再北行抵鄂尔浑河畔的和林城[18]。《山右石刻丛编》中的《丰州平治道路碑》表明，木怜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在“供需漠北”食粮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特殊地位。当时的岭北行省虽有屯田，且能征收一些税粮，但是，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遇到灾荒之年，往往需要通过这条驿路将内地的大批粮食供给漠北，因而这条驿路被人称作“给饷之正路”[19]。纳怜道同样需要经过西京路才能抵达西北地区，还能前往漠北地区。由于以往通向西北地区的交通路线均由陕西地区作为出发或抵达之地，且因前往大漠以北的驿站交通并不通畅。所以，有元一代所开辟的这些专用驿道不仅首次打通从山西地区前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路线，而且还打开河东山西与北方地区相互联系的直接通道，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对于后世的交通运输具有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 （三） 有元一代的驿站系统一般采取“上有通政以掣其纲，下有郡县以赞其力”的管理方式进行运转[20]。因此，各地驿站在实质上主要依赖于路府州县维持运行，而“郡县以赞其力”指的就是路府州县的各级官员主持管理有关驿站的诸种事务。山西各地路府州县管理驿站的职能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选派任命各地站官，严加约束，不时提调。元太宗时，始定各站“须立有心力能干官一员提领勾当，如法饲养，不得死损”牲畜，如有死损，立即补完的相应措施，至于各站官员“若有违慢，并断按答奚罪”[21]。 随后，各地路府州县依照蒙古汗廷的有关定例设置站官，同时赋予饲养和管理牲畜的专门职责。由于驿站事务实系军国要事，且难管理，所以各地路府州县对于站官采取站户保申，有司任命的选派方式。坚州人王思问“善读儒书”，研习吏事，“通明法典，晓达治道”。至正二年（1342），曾以“茂异之材，蒙本站人户所保申，奉上司文字，优升雁门驿提领，官守是站” [22]。山西地区的各路站官还担负着看管官物、监督盘查、禁止随意乘驿、“掌辨使臣奸伪”等相应职责[23]。至元十六年（1279），中书省据驿站官物被盗案件，通告西京、北京等路站官、百户人等对于到站官物，须以日夜“在意看守，无得违犯”，违者依例重则处死，轻者断罪[24]。至元十七年（1280），都省札付西京、上都驿站，严加“戒饬官吏，从朝至暮，不得擅离”，且又专门差官加以点视，“违慢一次者断罪，再犯者黜代之”[25]。

有元一代，驿站官吏的地位不同，普遍较低，提领一般不过九品，但是，重要驿站中盘查往来使臣的站官脱脱禾孙则可高达从五品。尽管如此，脱脱禾孙照样受到诸王宗亲、军将使臣与西番僧人的欺压凌辱，有的脱脱禾孙在秉公执法中有时甚至受到上级官府的指责非难。在山西地区，西京路府对于诸王宗亲、权贵势要的随意驰驿，处置无方，姑息有余，但对站官因公驰驿，却大惊小怪，非常苛刻。至元九年（1272）八月，西京路脱脱禾孙昔班在盘查诈使忽赛因及无札子起马之人札璘以后，动用铺马，亲自押送二人前赴诸站都统领使司予以处理。对于此事，西京路遂以昔班非法乘驿呈报都省，并奉命将昔班下放本司推问其罪。后经昔班援引“脱脱禾孙盘问使臣夹带物货，许从铺马押送”的旧制陈规，上诉西京路达鲁花赤等官，遂使诸站都统领使司议定“因公驰驿，初不为过”，终由省部准拟脱脱禾孙“若有公干，合行驰驿，即于本路官司出给札子方许起马”，照会各路依上施行[26]。山西地区脱脱禾孙的这种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驿站官吏执行公务的艰难处境。其次，配备驿站的运输装备，保证运输的正常运行。山西地区处于内陆多山地带，四面交通往来不便，依照这种地理条件，河东山西的驿站主要采用牛、马及其驮载大车等运输工具。从现有史料来看，山西地区所需人力、牲畜与车辆的相当部分来自于西京等地官府的委派配备。中统四年（1263）八月，朝廷命令中书省给北京、西京转运司车牛价钞。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北京、西京派出车牛运输军粮[27]。是月，中书省奏准汪古部首领“爱不花所治州城，设立二十三站，合用牛三百只，车二百辆，牛价就彼支钞，及令西京准备车辆”。六月，元廷诏命宣德府、西京、北京三处差拨二千七百户，近里城邑差拨二千七百户，“以充新拨数”，又使每站增置马一百五十匹，牛二百只，备全车具[28]。再次，安排组织人力物力，修桥开道，保持驿路畅通无阻。至元三年（1266），郑鼎担任平阳路总管以后，“建横涧故桥，以便行旅”[29]。至元二十四年（1287）七月，中书省议得：“各处驿路河道，若有山水泛滥冲断桥梁去处，仰所在官司预为计置船只，摆渡过往使臣客旅，毋致停滞，伺候水落，将所损桥梁依例搭盖”[30]。根据元代法律规定，“诸有司桥梁不修，道途不治，虽修治而不牢强者，按治及监临官究治之”[31]。大同路治城东有浑水流经南行，朝会转输，东趋京师，必越其水。泰定元年（1324），河东万户（图绵）连帅“达诸朝，得给钱，市材役民”，役工采石而立二十四石柱，建成石桥，题名兴云桥，同时“栈木甓石，植栏槛，表门阙，饰神祠官舍之属”[32]。延佑七年（1320），大同路下属的丰州官员亦有修治驿道之举[33]。最后，送往迎来，供给驿站日常经费及其用品，满足使臣客旅需要。有元一代，山西各地乘驿往来的各色人等极为频繁，迎送不暇。雁门关为“河东之形胜，当驿路之要冲，庶务繁剧”[34]。 应州“驿路旃车不断头”[35]。代州“当南北之冲要，车骑蹂蹴甚他郡”[36]。 介休“冠盖相望，朝夕送迎，不惶宁处”[37]。这些大量的送往迎来，致使路府州县的地方官员公务繁忙，难以应付。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书省以平阳路“正系冲要，驿程事务繁剧”，“南北驿路诸事冗并不时”，每有诸王、公主、驸马经过，祗应浩大，又有朝省官员、西番大师人等，俱擎圣旨前往安西等处开读，均不直接前往驿站倒换马匹，却要大小官员出郭迎接入城，以致从朝至暮等候不休，“少者不下三五日，多者十数日，不见到来，致将事务耽误，不能理问”。因此，中书省作出规定“今后若有必合迎接官员，止摘府官一员出郭迎接”，其余办理府中之事，以免耽误大小公务[38]。由于各个驿站须为往来使臣提供交通运输所需的大量马、牛、驴、车、饮食住宿及其日用物品，所以，山西地区驿道沿途的路府州县还担负着相当繁重的供给职能，所谓“汾、晋驿传之冲，供亿倍于他邑”[39]。 其中，坚州繁峙“当其冲要”，“军马调度，馈饷竭于财用”[40]。台州以西僧入京师者“道出其邑，供亿浩穰，民不堪命”[41]。 忻州地居太原孔道，“使馹须索如雨，甿以益罢，政以益烦”[42]。霍州地处河东南北两路之冲，在职者“簿书期会之隙，奔走将迎，日不暇给”[43]。泽州居于南北要道，“征需调用较之他郡浩繁，举在官者尤难平理”[44]。介休“当南北驿冲，藩邸络绎，使轺蜂午，迎候供亿”[45]。河中“行李之往来如织，供亿之弊”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