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一二四三—一二八五年）为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儿子。一二七三年被立为太子，成为自成吉思汗以来第一个被立为太子的蒙古王子。他接触过儒、佛、道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最后接受了儒学，成为元代主张儒治的代表人物。作为太子，他广泛地参与了元世祖时期的政治活动，但未及即位，就在权力斗争中死去。真金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是元朝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的真实反映。童年教育一二四三年黄金家族诞生了一位新成员，其父为后来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其母为后来被封为昭睿顺圣皇后的弘吉剌氏之女察必。弘吉剌部是黄金家族的姻亲世家，这位「极美且媚，甚受宠爱」的弘吉剌氏之女理所当然地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所生的儿子也相应地为黄金家族的嫡子。忽必烈找到当时很有名气的海云和尚，为这位新生的儿子取名真金。忽必烈在真金之前已有一子朵尔只，但他身弱多病，「竟以慢性病卒」，所以忽必烈对真金的出世欢喜有加。真金少年时，忽必烈对他的教育做了精心的安排。当时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招集人才，一时北方精英之士尽会聚于他的左右。他也深知学习各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他以知名儒人姚枢、窦默教真金读《孝经》；佛教喇嘛八思巴教真金读《彰所知论》（八思巴着）。另外，据可靠史料，忽必烈还给真金请来一位道士，向他传授道家思想。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比较，真金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刻苦自励，一次，宗室子弟及鹰房人等携鹰犬至真金窗前，邀他打猎。真金无动于中，尽逐之去。忽必烈对真金学习儒学大力支持，在真金读完《孝经》时，忽必烈设宴招待姚枢等人。继姚枢之后为真金儒学师者是王恂。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位于今河北省）人，为忽必烈宠臣刘秉忠的弟子。一二五三年，受荐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他为真金伴读，一二六一年升太子赞善。王恂对真金要求很严格，对其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使侍其左右。真金所读之书，也有名儒许衡亲自编写。王恂向真金讲述儒家三纲五常以及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又以辽金二朝为例启发真金对儒治的认识。在王恂等儒人的教育下，真金在青年时期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及治国理念。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俭、爱民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行为准则。至元初，真金至中书省「署敕」（办公），临行前乳母给他做新衣服穿，他笑而却之曰：「我怎么能追求外观之美呢？」真金有一件上衣有一次被墨汁弄脏，他命侍臣重新染色后再穿，侍臣请弃之，真金郑重地说：「我想做新衣并不难，但这件衣服还没坏，不能丢。」他跟忽必烈视察宜兴（河北滦平县），忽闻母亲「暴得风疾」，当即悲泣，衣不及带而行。中书太子一二六二年忽必烈封真金为燕王，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省为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时真金年仅二十岁，忽必烈并未让他参与国政，只是让他「守中书」。一二六三年，真金又被命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第二年，他开始到中书省「署敕」。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二次，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据史料记载，这期间，真金亲自参加的政治活动有两次，一次是跟随世祖巡视宜兴（河北滦平县），另一次为一二七○年受世祖之命巡抚称海（今内蒙古科布多东南）。虽然他还没有正式参与朝政，但仍表现出对治理国家的强烈兴趣。他对丞相史天泽说：「我还年轻，不熟悉祖宗法则，但我执政以后，定要靠你们这些元勋老臣扶持呢？」显示出他笼络大臣的才能。他巡抚称海时，也经常在闲暇时，与同行诸王札剌忽以及从官伯颜等讲论治国修身之道。元初，忽必烈在汉族儒臣的帮助下，相继打败了汗位的争夺者阿里不哥，平定了李　等人的叛乱，从而稳定了他的统治地位，他对儒学也有了新的认识。见真金聪明好学，心中欢喜，产生了立为继承人的想法，恰在此时，一些儒臣向忽必烈提出立太子的建议。一二六五年儒人张雄飞向世祖建议「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一二六八年，陈佑也上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样，一二七三年，在真金三十一岁时，元世祖将真金立为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说：

一二八○年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通过封驳制敕来限制阿合马的权力。忽必烈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拟以廉希宪掌之。真金马上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阿合马看到门下省设立会限制其权力，于是坚决反对，最后只好作罢。崔斌事件也反映了真阿之争。崔斌，字仲文，马邑人，为忽必烈潜邸之臣，功劳很大。因在世祖面前极言阿合马奸佞，受到阿合马的嫉恨，一二七八年，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诬构以罪而杀之。当时真金正在吃饭，投箸恻然，派人阻止，已经来不及。真金与阿合马之争，实际上是元朝内部「汉法」和「回法」之争，也是忽必烈的理财政策同儒臣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统治观念之争。忽必烈虽然允许真金参政，但并没有给他与其官职相应的权力。所以他与阿合马之争大多失败而告终。一二八二年，真金随忽必烈至上都，千户王着与高和尚合谋，藉太真金之名将阿合马杀死。这样真金与阿合马之争始告结束。力行「儒治」阿合马死后，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真金，执政的欲望更加强烈，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力行其向往已久的「儒治」。当时和礼霍孙入中书为相，真金鼓励说：「汝在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如有阻挠，我将大力支持你。」一二八二—八四年，真金把握其掌中书省的机会，开始力行其儒治。首先，他安插自己的近臣入中书省。何玮被他任命为参议省事，徐琰被任命为左司郎中，杨恭懿、董文用皆入行省议事。何玮、徐琰即将上任时，他勉励他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应该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其次，经营其分地。一二八二年，忽必烈下诏，以江西行省的龙兴路（江西南昌）为太子真金的分地。元制，诸王投下在全国均有分地，这些分地一般在行政建制上归元政府管辖，诸王则派人收取一定比例的赋税，也有的诸王投下不派人，应得赋税中央代收。真金向忽必烈证实自己的统治才能，同时也在江南树立一个儒治的典型，让其它江南诸郡效法。第三，控制国子学。国子学既是培养儒官的机构，也是朝中名士文人的荟萃之地，对国家推行儒治比较重要。因此，真金对国子学的发展比较关注，他派其近臣李栋、李谦等到国子学掌教事。一二八三年，他又聘著名儒人刘因于保定，以刘因为国子祭酒。一二八五年，他还以中书省长史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对于蒙古诸王的子弟，真金则极力劝他们学习汉文化，入国子学。此外，真金在日常生活和平时言行，厉行儒治之道，以身作则。江西行省以岁课羡余钞四十七万缗献给真金，真金怒而拒之，训斥说：「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参政刘思敬以新掠民六十户献给真金，真金放之回原籍，并告诫刘思敬「毋失人心」。同时，真金对言利之臣必大加申斥和贬抑。卢世荣曾以言利进言于真金，真金斥之曰：「财非天降，安得岁收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这不光害民还将要害国。」对于有才德的儒人，真金则不论其地位高低，皆礼待之。总之，真金在掌中书省期间，史称「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漕运、造作等凡是有关民之休戚者，闻之即奏，充分显示了其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但总的来看，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儒治」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并不能对全局造成太大的影响。元世祖忽必烈对真金太子的聪明干练是喜欢的，但父子对儒治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例如理财）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信奉儒家治国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特别是在理财方面，父子俩的观点更是不能兼容，因此忽必烈与真金之间的分歧出现了。一二八四年，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改组中书省，卢世荣又罢行御史台，以按察司掌诸路钱粮，大索天下，极尽搜刮之能事。同时，卢世荣还恃忽必烈的信任，肆无忌惮，滥杀无辜，造成朝中凛凛。儒臣们感到更加压抑，他们迫切希望真金出来主持政局，于是，一二八五年出现了「禅位」事件并导致真金的死亡。

这太子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