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终子的个人资料

尤袤等中兴诗人群体木斋文学中兴时期，除了杨、陆、范、尤四大诗人之外，还有萧德藻、朱熹等诗人，构成了中兴时期的繁荣。如果说，四大诗人犹如标志一个时代风貌的四座高峰，此时期其他的诗人群体就犹如依附于主峰山麓下的群山，没有群峰的绵延，突起的山峰也就失去了根据；如果说，四大诗人犹如标志里程的界碑，诗人群体则是构成里程的每一个路石，一直绵延到新的界碑。当然，如果没有了四大诗人这样的高峰，群峰的存在似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成为以后的高峰出现的铺垫，只能永远是没有界碑的路石，只能是数量的变化而已。这一点，也就界定着本章所述，也就只能是过度性的章节，只能是面上的叙述。这是由这些诗人们本身的地位决定的。我们可以将这些诗人群体分为诗人之诗、词人之诗、哲学家之诗、批评家之诗等若干类别加以论述。第一节诗人之诗：尤袤与萧德藻尤袤与萧德藻本身应属大诗人之类，尤袤本在四大诗人之首，由于作品散失，四大诗人实际上成为了三大诗人，而萧德藻的地位则似可递补。一、尤袤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立朝敢言，守正不阿，可惜其作品多以散失。《宋诗纪事》收其作品七篇，资料则收有方万里之跋：宋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公与石湖，冠冕佩玉，度骚宛雅。可知，他的诗风在某些方面，与范成大并类。试看其诗作数首。《落梅》：清溪溪畔小桥东，落月纷纷水映红。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终。却忆孤山醉归路，马蹄香雪衬东风。方回说：此诗“第二句未有别本可考。”尤袤之孙曾刊行其诗，“而焚于兵。予得其家所抄副本，颇有讹误云。”（《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玉簪花一名鹭鸶》：一种幽花迥出尘，孤高耻逐艳阳辰。琼枝巧插青鸾扇，玉蕊斜欹白鹭巾。难与松筠争岁晚，也同葵藿趁时新。西风昨夜惊庭绿，满院清香恼杀人。此诗题目费解，读诗中缩写内容，题目似应为“玉簪花”即可，因为全诗所咏皆在花处。上一首写自然之物，此首写人工之物，写得是玉簪之花，却以假乱真，并被赋予人的品格。此诗之妙处，令人想到萧德藻、姜夔等人的风格。《重登斗野亭》：野色涵空阔，平芜接渺弥。江淮天设险，星斗地分维。乔木千年意，沧波万古悲。老僧犹好事，见客索题诗。此诗收于《扬州府志》，“乔木”一联，使人不禁联想姜夔那首著名的《扬州慢》的境界。所存不多的尤袤诗中，也有题画诗作，《题米元晖潇湘图》：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只欠孤篷听雨，恍如身在潇湘。淡淡小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均见《宋诗纪事》第1204—1207）二、萧德藻萧德藻，字东夫，号千岩老人，长乐（今属福建）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曾为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令，为姜夔之师，曾从曾几学诗。杨万里曾说：“近世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萧千岩之工致，皆余所畏也。”可知，如果由杨万里评说中兴四大诗人，除去自己之外，当递补萧德藻，并用“工致”来概括其风格。《宋诗纪事》收其诗作五首及诗句。如《古梅二首》：湘妃危立冻蛟骨，海月冷挂珊瑚枝。丑怪惊人能妩媚，断魂只有晓寒知。百千年藓著枯树，三两点春功老枝。绝壁笛声那得到，只愁斜日冻蜂知。果然是姜夔之师，又是姜夔之叔丈，其中清冷孤高的色调，“断魂”、“妩媚”一类的诗味，皆可看出以后姜夔的渊源。此外，后首中的“百千年”、“三两点”的黄庭坚式的句法的运用，都很清峭别致。

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王水照【内容提要】文体问题在宋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被提到一个显著的突出地位。其时诗、词、文、小说、戏曲这五种主要文学样式，具有互不相同而又彼此融贯的发展样态。确定各该文体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考察其具体特点、价值、功能及颇变异、换位诸问题，当能从一个侧面对宋代文学获得新的把握。本文从辨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流行说法入手，在与宋诗、宋文的比较中，重新估定宋词适当的历史地位；次从雅俗之辨着眼，指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以及宋人忌俗尚雅、雅俗互摄的审美趋向；最后论述尊体与破体之间相反相成的矛盾机制，破体为文是宋代一大文学景观，参与造就宋代文学的时代新貌。【关键词】一代文学之胜　雅俗　破体为文“文体”一词，含意颇广，容纳过各种各样的涵义。我们这里是指文类，即文学样式。就宋代文学而言，主要指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门类。文体是文学作品最直观的形式，但一种文体的产生、兴盛、嬗变和衰亡的过程，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原由，它反映着文学创作观念、价值标准的变化。各种文体的体式规范、结构形态、文学特征和不同功能的形成，不是个别作家人为营造的结果，而是长期文学实践的产物，因而具有稳定性；然而，这种稳定性却随时遭到挑战，各种文体的特性总又处在不断变异之中，它们之间还发生互相融摄、渗透和贯通的现象，从而直接影响文学的时代面貌。这在宋代文学中尤为突出、特殊和重要。从文体角度研究宋代文学，了解五大文体的不同发展样态，确定其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考察各该文体的具体特点、价值、功能及其变异、换位诸问题，当能从一个侧面对宋代文学获得新的把握。　　　　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地位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来由宋代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类，对此五种文体的成就、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中可以作些探索。王国维在１９１２年所写的《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的重心所在，也表明了王氏自己的一种文学发展史观。王氏自云，此说乃秉承清焦循之说而来。焦循《易馀仑录》卷一五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 然而，焦氏并非始作俑者，此说尚可寻祖溯源如：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 明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 明息机子《刻〈杂剧选〉序》：“一代之兴，必有呜乎其间者。汉以文，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以词曲，其鸣有大小，其发于灵窍一也。” 明王骥德《〈古杂剧〉序》：“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 明沈宠绥《弦索辨讹》：“三百篇后变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之北。”（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引，今本《弦索辨讹》无此条）清理此说的源流脉络，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从推尊“元曲”的立场而提出这一说法的。元人罗宗信固为张扬本朝的文学成就而发，茅一相等明人也大都是热衷并深谙戏曲的曲论家，而清人焦循，作为重要戏曲理论著作《花部农谭》、《剧说》、《曲考》（已佚）的作者，其说为《宋元戏曲史》作者王国维所认同，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在元曲以前，我国已有悠长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历史，足够后人从文体学角度着眼，把历朝历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联成一个有序的谱系，既把元曲置于主流文学之列，宗祧正宗，借以提升被人轻视的“元曲”地位；同时，也对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特别是王国维，他更融贯西方的美学思想，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更具有理论色彩。他还解释文体代变的原因说：“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诗蔽而有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人间词话》）他认为每一种文体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发生、发展、鼎盛直至衰亡的过程，无疑是富有历史辩证精神的。他的这一见解应该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规律的。

蔡元培: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我五岁零一个月(旧法算是六岁)就进家塾读书，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当我读《礼记》(《小戴礼记》的省称)与《左传》(《春秋左氏传》之省称)的时候，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那时我的业师，是一位老秀才王子庄先生。先生博览明清两朝的八股文，常常讲点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吕晚村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书，讲点朱陆异同，最佩服的是刘蕺山先生，所以自号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编》等书。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先生自己虽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我十六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馥氏《说文义证》，王筠氏《说文句读及释列》，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謰语等词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友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頖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诂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著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与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说说《文史通义》作者未查“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温峤无梦斋温峤，字太真，太原祁县人，是汉护羌校尉温序之后，其高祖温恢为魏扬州刺史，其父叔六人以“六龙”并称于世，最有名者为晋司徒温羡。温峤自小就以孝悌在地方很出名，长大后仪容秀整，善于言谈，十七岁时州郡征召他都不应，随后被司隶任命为都官从事。当时散骑常侍虞凯名气很大，又爱以各种手段敛财，温峤上任后马上将虞凯的行为举奏上闻，使当时京中风气为之一振。后来在中原大乱时，其姨丈刘琨为大将军镇守并州时，温峤在其手下任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督护前锋军事，一直都作战有功，升为右司马，同时他又是刘琨的谋主。当时并州西有刘聪，东有石勒这些巨强，中原两京都被陷了，并州军再无多少援军而能在艰难时世中长期屹立下来，温峤的谋略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温峤南渡，刘琨才身死兵败。说到温峤南渡，乃是刘琨遣他去进表延誉的一时之计，但临走时他母亲拉着他不让他走，他也没在意，以为只是去去就回的事，来了个“绝裾而去”，谁知此后母子竟成幽冥之隔。后来其母亡，温峤苦请北归奔丧，屡奏不许，不得以才打住。南渡之后，就是温峤的辉煌时期了，初到建康，便已是举朝瞩目，王导，谢鲲，虞亮，桓彝都与他亲善。当时江南小朝廷初建，人心不稳，温峤与王导共谈后即说：“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随后要走，但终被朝廷留住了。他在东晋先当王导的长史，后来又当了太子中庶子，和明帝成为布衣之教。当时明帝处于性格形成期，温峤进献了《侍臣箴》并多次讽谏明帝的不当之举，在明帝成为英明之主的路上起了很大作用。元帝时温峤被视作栋梁，因此也为王敦所忌，在第一次叛乱成功掌权后就把他要到身边去当左司马。入王敦之幕后，开始温峤对王敦的反叛性倾向是好言相劝，王敦不听，温峤随机改变策略，假装示好，积级参于王敦的密谋，附会他的要求。同时他也讨好王敦手下的得力干将钱凤，不时来一句：“钱世仪精神满腹”，搞得钱凤大喜还把温峤当成真朋友来结交。后来丹阳尹出缺，温峤马上向王敦推荐钱凤，钱凤不好意思当然也跟着推荐温峤，温峤假装不干，王敦不依，就把温峤给补上了。随后温峤还怕钱凤在背后使刁，预先在饯别宴时借假醉骂了钱凤一顿，当时谁也不以为意，但在上路后钱凤向王敦献计要加害温峤时，王敦就以为钱凤是挟嫌报复，再也不听他的了。就这样，温峤安然回到了建康，为对付王敦的叛乱开始做准备工作。这时王敦才知被温峤蒙了。后来王敦第二次叛乱，一个重点打击对象就是温峤：“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在随后保卫建康的战斗中，温峤预先烧掉朱雀桥让叛军过不了河，接着夹水大败王含，接着领导各军败了王敦的其他来攻部队，从而导致了王敦气死，叛乱结束，事后温峤被封为建宁县开国公，号前将军。咸和初，温峤成为江州刺史领平南将军督武昌，而后发生了苏峻之乱，建康再次被叛军攻下。温峤随即调解陶侃和虞亮的矛盾，同时主动尊陶侃为盟主，促成了陶虞温郗联军的形成和及时出击，最终再一次胜利平叛。因这一次的功劳，温峤被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公。官位到了极品，而他再一次选择了守边，将到手的辅政大权让给了王导。踏上了回武昌的归途。这一次的归途，最终成为温峤的不归路。当时都传说牛渚矶下有很多怪物，路过时温峤突发奇想，令人毁犀角照水，果然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怪物。到了晚上，温峤便梦到有人问他：“与君幽明相隔，何故照我？”接着便被那人用东西击中一颗原本就有病的牙，第二天醒来牙痛不止，只好拔了两颗牙，结果导致中风不治，到武昌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二岁。当时的温峤，为无数人所推重，一代枭雄桓温名字中的“温”就是因温峤而得来。纵观温峤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动乱和平乱之中度过的，当时的东晋五大名臣中，王导老来昏碌，扩大了王敦之乱的危害；陶侃自大，自以为重兵在手而对朝廷不时有不臣之心；虞亮狭隘常致人不和；郗鉴中正仁和但不免有些中庸；而只有温峤，从头到尾，忠义执着，深谋远虑，识见高远，完完全全称得上忠，孝，礼，义，智，明，勇七个字，真真建功立业的绝世贤臣！

闽东的著名人物薛令之字君珍，号明月先生，唐福建道长溪廉村（今福安市溪潭镇廉村高岑）人，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十五日生。福建第一个进士“官至太子侍讲。薛令之少时聪颖好学，颇具诗才。曾独自在廉村附近灵谷草堂刻苦攻读，作《草堂吟》以抒志：“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苦诗书向灯烛。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神龙二年（706年），薛令之北长安应试得中。开元中，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李林甫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薛令之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有一次，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薛令之借传说中的屈轶草（一种仙草）能指示奸佞的特性，在吟诗中痛斥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李林甫与他构怨日深。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高达丈余、叶色紫绿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不久，玄宗“幸东宫，以为讽上。遂援笔题其旁：‘啄木嘴距长，风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薛令之心知得罪玄宗，只好“谢病东归”。他担心宦途风波险恶，回乡前致书任江西安福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弃官返里。薛国进遵父命，于天宝末年随父还乡。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尘活。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窘迫。唐玄宗闻其清贫，“甚心怜之”，下诏用长溪的岁赋资助他。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他游太姥山后写下的《太姥山》一诗，表达流连胜景、啸傲林泉的情趣和遁入空门的思想。而别离友人时所写的《送陈朝散》一诗，则表现出他息影林下，不忘为国荐贤的襟怀。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翌年九月，他回到京都长安后，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但在此前数月薛令之已卒，家赤贫。于是肃宗“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薛令之生前所著《明月先生集》和《补阙集》，今已无存。《全唐诗》仅录其《自悼》和《灵岩寺》二诗。薛令之是闽地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及第无异向世人宣称闽中士子也能做文章，也富有文采这一种事实，其意义非同一般。郑虎臣字廷翰，又字景兆，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生于福建路长溪县柏柱南山（今福安市溪柄南山洋头村）。父郑埙，宋理宗时任越州同知，遭贾似道陷害，流放至死。郑虎臣受株连，被充军边疆，后遇赦放归。后郑虎臣在押解大奸臣贾似道途中将其诛杀，为天下除奸。事迹被载入《闽都别记》。德佑元年（1275年）郑虎臣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时元军再度南侵，攻陷鄂州。群臣上疏坚请右丞相贾似道亲自率兵抗击。在向元求降而不准的情况下，贾似道被迫应战。鲁港一仗大败，十三万宋军水陆主力大部被歼，他乘小船只身逃往扬州。朝野大哗，直臣交章弹劾，请斩之。虽然谢太后几番袒护贾似道，但朝廷为息众怒，将其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派员监押前往。福王赵与芮素来痛恨贾似道，欲募能杀贾似道者押送。郑虎臣激于义愤，欣然求任监押官。在起解前，郑虎臣把贾似道身边的侍妾全部遣散，财物施舍于民间。押送途中，正是农历七月，路上酷热难当。郑虎臣看到贾似道坐在轿子里，就喝令轿夫打开轿盖，令其曝晒烈日。他还把贾似道的罪行丑事编成杭州曲调，教轿夫们说唱：“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指贾似道）乐复忧，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一路上，郑虎臣屡次暗示贾似道自杀。船过南剑州（今南平市）黯淡滩时，郑虎臣指着溪水对他说：“此地之水清如许，尔为何不一死为快？”贾似道推托说：“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

魏公村考—元大都一个畏兀儿聚落的历程党宝海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著名的中央民族大学就在魏公村一带。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1]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耐人寻味的。它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清代开始到本世纪80年代，一直有学者注意这个问题。并作了初步探讨。[2]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地名变迁的脉络，探明这一聚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进而说明古代北京城市发展及民族关系的某些特点。一、地名的变更从现存文献来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经明清延续至今。与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时被称作“畏吾村”。明人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呜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实在右穆。墓地狭隘，不过二亩。[3]据此，在李东阳曾祖之时已有畏吾村。又据《怀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傍。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师。始居北方，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阅三世百有余年，乃得以官职封赐，一命而跻于极品。[4]文中提到李东阳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于“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由此可以断定，李东阳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时间就是在洪武初年。我们知道，一个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畏吾村的最早起源当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 (笔者将在下文详考)。尽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于元代文献、特别是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缺佚，我们很难找到元人关于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关畏吾村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除上引二文外，李东阳还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复畏吾村旧茔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5]清人乔松年曾专门撰文提及李东阳与畏吾村的关系，“李西涯(按，即李东阳，号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号”。[6]虽然这段文字稍有错误，[7]却正确指出了李东阳与畏吾村之间存在着联系。由于李氏祖坟在畏吾村，李东阳死后也安葬在这里，[8]而且他的墓地还成为后世文人凭吊抒怀的一景。[9]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修建大慧寺，地点就在畏吾村。李东阳为之撰写真武殿铭。[10]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11]嘉靖年间这里仍称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志写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12]到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13]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明末这里称“魏吴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刘继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志，其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于西直门外魏吴村。”[14]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诗人王士祯，[15]康熙、雍正时的查嗣瑮[16]，乾嘉时期的法式善，[17]同治时期的乔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吴村”，[18]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据清人查礼《畏吾村考》：[19]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学士李东阳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时西域国号也，太祖四年归于元。或称畏吾，或称畏吾儿，或称畏兀，或称畏兀儿。……此村密迩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当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卫所居，遂称之曰“卫伍”，殊失其义。

王仲闻——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学者妖精浅浅予生也晚，王仲闻先生在我现在服务的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上班的时候，我还是个未开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学，读中文系，同学少年，于古代作品最钟情于词，“豪放”不论，单说“婉约”，无过于南唐后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个时候读书只知寻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词》与《李清照集》，哪里懂得它校订的精审、注解的翔实，更不理会两书的整理者王仲闻为何许人了。到中华书局工作后，先知道周振甫、杨伯峻先生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华的同事，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担任文学组组长的徐调孚先生和在文学组工作过的王仲闻先生。同事中的前辈经常地说起他们，比如关于王先生，中华版《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写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辈们告诉我们，“王全”者，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话“璇”、“全”音近，徐调孚先生代拟的署名）。中华版《全唐诗》是清编《全唐诗》的第一个整理本，王仲闻先生负责全稿的审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将中华版改换标点版式，却声称所据为扬州诗局本，实不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在皆是也。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特别是王先生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订的《全宋词》。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先生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下面这封信：文学组：前日依照电话来局并照你们提出的办法，将经办东西交代。觉得当时手续过于简单。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请不要嫌我罗嗦：（1）夷坚志：断句已全部复核改正。未办完者，为补遗。补遗仅就《永乐大典》补了若干则。宋人书中还有，能忆及者有《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等，此外还有《异闻杂录》、《清波杂志》。以上仅仅是我平时读书所知道的，不能完备。（2）元诗选：大约已复核了初、二两集。有些有疑问（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钉可以补，也没有查。（3）陆游集：原拟考虑作注，尚未决定，也没有动手。（4）李杜资料：杜甫仅剩清代没有编。李白则全部未编（唐宋编了一部分）。（5）唐五代词：原来在编引用书目，没有完成。目录也没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从严，把一些伪作以及后人依托之神仙词，或虽是词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学习紧张，没有能够提出来在组内讨论。原稿还需要加工（主要是复核作品之出处，原稿有错误），最好以《唐音统签》参考，出自《全唐诗》者可以改为《唐音统签》。原来我私人编了一张《唐五代词人年表》，记得放在稿内供词人小传参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凭此表，不必另行搜罗），前日没有见到。我手边并没有。小传还没有全部注明来源。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废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词，没有抄过。因为想整个不收。现在也寄给你们。如其没有什么用处，将来退还我好了。致敬礼王仲闻 66.9.25 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录了毛主席语录四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文革没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而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除了《唐五代词》稿于文革后期遗失。但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上，没有王仲闻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经打好纸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王仲闻的名字已渐渐不为人所知。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宋词》的增订简体本，在该书的作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

李零：我读《观堂集林》因为住得近了（搬到清华南边的蓝旗营，有门可通其内），身体“亚健康”，我开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样，每天早上，牵着自己到清华园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脑筋。所谓“溜脑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摇头晃脑念一阵再背一阵，检验自己的记忆力。这是常常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地方。他的墓，我也去过，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独处，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横排，向右看齐，旁边有个漂亮女孩作伴。还有一个让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饭馆。如今的饭馆，几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组成的短墙，里面是鱼鳖虾蟹，生猛水族。它们在晶莹闪亮的水箱中摇头摆尾，上下游动，让人分享其乐。等菜的时候，我老拿眼瞅它们，瞪着瞪着，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欠一死”。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联想，和我对先生的敬意并无关系。有人回忆，1927年6月2日（阴历端午前二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就在万寿山下，牌楼西边不远），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遗书一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就是学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只有脚脖子深（小时候，我常在那儿划船游泳，这是昆明湖中最浅的地方）。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我也纳闷过。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也许在呛水之前，先就已经摔死了），可惜了。从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觉得可亲，甚至觉得可畏，让我有难以接近的感觉。但读其书，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他离我们并不远。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死时只有51岁，是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来殉节者的惯用语，如宋谢枋得遗书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经此世变”，盖指他奉旨进京，先见溥仪出宫，后逢南军北上。“义无再辱”，则典出李陵谢汉使之召。史载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及昭帝即位，汉使召陵归汉，说你的老朋友当了大官，“来归故乡，无忧富贵”，等于给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汉奸”帽子给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说：“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陵传》）。他心里的道德标准，那是大丈夫不能叛变，更不能反覆叛变。昔我降胡，已是奇耻大辱，今再归汉，则更填一辱。四句话连一块读，总之是个“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闹出的事。后者即便有，也顶多是诱因或催化剂。我的理解是这样。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墟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碑铭）。郭沫若“抑罗扬王”，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思想反动又是公认汉奸的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罗对王都是如此，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成对出现的双星。罗比王年长，是研究上世纪前半叶“五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轴、大库档案和外族遗文，今多去后两项不数，称为“三大发现”）的先驱。王走上学术之路是受罗诱掖奖进，作学问的一切条件，钱、书、材料和训练，都是仰仗于罗。学界把这个学派叫“罗王之学”是很恰当的。

王应麟之经史学 (无正文) 何泽恒【资料形态】硕博文库·中国台湾【文献属性】[台湾]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度，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年代】1981年【文章标题】王应麟之经史学【文章作者】何泽恒【指导教师】郑骞【文章页数】527页【中文关键词】王应麟|经学|深宁居士|宋代|史学|顾炎武|困学纪闻|考据法【中文摘要】王应麟，字伯厚，晚号深宁居士，宋季仕至礼部尚书，入元后杜门不出，读书治学，凡二十年，卒。深宁早岁攻词科，尝应博学鸿词中选。著作宏富，见于著录者无虑三十种。今传世者以玉海、困学纪闻二书最为通行。玉海系其早年为词科所辑之类书，采摭虽丰，然非深宁所自矜重。困学纪闻则为其入元以后，晚岁精力所萃之著作，故欲研讨其学术，无疑当以是书为主而辅以其它遗着。深宁词科之学，颇受吕东莱、真西山之影响，惟综论其学术血脉之所自，则应归诸朱子。深宁晚年隐居乡里，足不出甬上，故后人推以为四明之儒宗。然南宋学术，朱陆分途，四明学者多宗陆；其以朱变陆者，则有黄东发、王深宁、史果斋，皆已当宋之季世。而深宁所得于朱子之传者，尤在其经史之学。夫傅文约礼，深宁固知兼，重而其自所表见之成绩，则仍偏多于博文。加之宅心温厚，不喜标立门户，故后来全谢山论其学术，但见其著书之博采众说，便谓其兼师朱陆吕，又或称其为招之传，是皆未足以审其学术传承之真也。本文第一章详述深宁生生平事迹，并考其术渊源，而于以下各章中屡有指陈，以为补充。困学纪闻一书，于经史子集天道历数地理，皆有所涉及，足见深宁于古书几无一不读，其为学盖主通贯四部而不主专业。其论经，亦反对墨守家法，拘执门户，故既重视汉唐以来诸经之注疏，又兼采北宋诸儒之说，以至时贤之议论，而求其融汇贯通。盖可谓深有得于朱子论经之遗旨。其研经，莫不原原本本，具有根柢，而不涉空言。故或贯通全经经文，参证诸家注疏以为说；或模拟群经异同，以为参校；而于经文经说之不见于传本，而犹存载于他书者，亦特加重视，遂又别开辑佚之学。此种考证著书之法，对此后清儒有甚大的影响。故其著作，亦特为清儒所众口同誉也。本文经学篇依困学纪闻原书篇次，分章论述，以期探讨其经学之梗概。至于史学，深宁无专史之修纂。而尝裒辑玉海，书中备载有宋一代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多为后来史志所未详者，足供后人考究宋代史实之参考。然其书本为獭祭而作，非撰史之比，故欲研究深宁之史学，仍应以困学纪闻为主要之依据。纪闻书中考史凡六卷，而其论史之旨趣已在其中，盖其议论，亦莫不藉考证以出之也。本文贯串全书，立治道、人才、风俗、制度四项，分了叙述。纪闻考史各卷，但依诸史先后之次以为序，本无分立节目；本文分节，乃作者归纳而为之，用便于记述耳，必综贯以求，而后可以知其论史之通义也。顾在深宁之意想中，其实亦无经史之分途。彼尝言“因经明道”，则所重者尤在道，然观其为学，可知其决不主舍经以言道。其申道明道，一以实事实学为说，可谓实事求是。故书中往往举史事以证经义，一则欲藉具体之事以阐明经旨，再则可证经中所述之义，皆可于后代史实中其验证，以见经义之确乎可以施行。此其融汇经史，而欲求致用之深旨之所在。本文史学篇之最后一节，于此即有所申论。清儒对深宁之博学，特为激赏，而尤有得于其考证著书之方法。故仿效困学纪闻之体裁而成书者，自顾停林日知录以下，盖数数见，而其考据之方法，虽益详益密，然大阁始乎椎轮，增冰成于积水，深宁之功，固不可没。清儒既重其学，故于困学纪闻，自阎潜邱、何义门、全谢山以下，为之笺校者无虑七家，逮嘉道间，复有万蔚亭为之集证、翁凤西为之辑注，几可谓终有清一代，用力于其书者始终不衰。然诸家笺注，多详考其文字事实之出处原本，于深宁因考证经史以申明义理之一面，鲜有发明，本文则转于此点详指陈。至于力索冥搜，考辨是非，则清儒之珠玉在前，非作者浅学之所能望其万一。故本文有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者，殆睎意乎补前贤之所未备，虽力有未逮，区区微意，固在此也。

蜀中姜伯约祠有联云九伐竟无成，心师武侯，能继祁山六出志三分不可恃，计诛邓艾，已复阴平一败仇

疑论【明】胡直夫事自圣人为之，天下是之，后世传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虽非之可也。事自圣人为之，天下是之，后有圣人者作，复从而称道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非之不可也，疑而存之可也。武王之伐纣，非独孟子称之也，孔子尝称之，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所谓圣人为之，天下是之，后世又有圣人称道之矣。而苏子独非之，谓武王不当以兵取纣，又不当杀之，是固苏子求之有逆于心者也，然而非之也亦过矣。生民之初，以其有欲而乱也，然后相率就其仁能覆而智能宰者而君之焉。非徒君之，又从而服役之，听承其制令，死生以之，其极至不敢齿及路马而蹙其刍。若此者，凡以寝乱而祈生也。故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克绥厥猷维后。”又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公天下之论也。故以殷之天下观天下，则武王之杀纣为非。以天下生民之命观天下，则武王之杀纣不为非也，所谓顺天而应人也。苏子非之，过也。予固不敢以武王为非，然因苏子之论怵予心而亦有逆焉，盖不能无疑者三事。苏子曰：“武王观兵孟津而归，纣必改过。否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已矣。”予则不然。予以为成汤放桀，夏之子孙无可托者，故汤自为之。若商，尚有微、箕二子者在，箕子所陈《洪范皇极》之道，远绍“执中”，使箕子有天下，其锡福庶民，岂下武王？武王既诛纣，释箕子囚，访闻其道，即尊而立之继殷嗣可也。非独嗣殷也，盖箕子有敷锡庶民之道，使为南面宜也。武王素殷臣，率天下尊之，从而北面焉，亦宜也。纵使箕子不欲有天下，则微子亦可王也，武王岂必自为之乎？武王必非如后世利天下者。然而计不出此，何也？此予所疑者一也。昔者尧之将耄，求可以生天下者，唯舜。当其时，尧止一子二女而已。自尧视之，其捐天下甚易，其捐二女俾从一夫，此人情所难，虽尧不免也。尧不独捐其天下，又并捐二女，不为情。尧之欲得舜以生斯人者，其为心若斯之笃且亟也！武王既不能释天下之归己，又不能强箕子以有天下，则延留箕子置之中国，天子师友而宾之，大小臣工师事之，又或分国而处之，使中国之民咸被敷锡生人之泽，则武王之心即尧心矣。然终置之朝鲜异域，使与中国眇然不相为，何其左也？此予所疑者二也。周之先世，太王生太伯及仲雍、王季。斯时去武丁未远也，殷之泽方未艾，天下未有纣之暴，其天与人未厌殷也。其时季历虽有圣子如文王，而太王臣道也，恶得先有翦商之志？太伯又恶用逆探其父之志，遂逃荆蛮以避之？谓其说诬，则孔子所谓三让天下又何以称焉？若太王果先有是志，武王终取天下而家之，则武王实成其先世篡窃之志，即《书》所谓“弋殷命”者是已，未为可也。此予所疑者三也。予尝求之，武王必不能释天下之归己，箕子或果有不可强者存焉。太伯之逃，抑或以季历父子足以当国，而故让之。异日武王有天下，是即以天下让也，岂必先世先有翦商之志哉？噫！斯言也，未有予证也，今安得复有孔子、孟子语予以其故，则无复以容予喙。作《疑论》。

元初散文的文化意义李正西这里的“元初”，指的是忽必烈即位（公元1260年），下延至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1297－1307），约30余年。这期间，元代统治逐步走向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尤其是元代统治者推崇的儒学已经兴盛并得到加强。在元代统治者重视儒生，推崇儒学，大力搜罗南士的文化背景下，元初散文得到了迅速发展。考察和认识元初散文发展的这一奇特现象，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一）元代重视儒学，实从成吉思汗始。成吉思汗在东征西伐过程中就开始重用辽、金旧臣，征集汉人工匠，就已经感受到汉文化的优越与先进。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军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访辽旧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辽契丹王突微八世孙，金世宗时任尚书右丞。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之说，①” 受到过儒学深刻的影响。他在辅佐辽金统治的过程中，积累了用汉文化实行统治的丰富的经验。他对成吉思汗等服膺汉文化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时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于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赏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夸：“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对曰“治弓尚需弓匠，为天下岂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听了很受启发，对他“日见亲用”②。后耶律楚材辅佐窝阔台。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窝阔台汗五年），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建议，在攻打宋汴京时，废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之制。时避兵在汴的难民有一百四十万户，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占蔡州以后，耶律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袭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③。” 同时，元代统治者又广泛搜集儒学典籍，招致汉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皇子阔出率兵伐宋，窝阔台命杨维中、姚枢随军南下，招致儒、道、医、卜等人才。姚枢受诏：“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着儒服又载入名册的都释放。结果姚枢“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京④。”在德安（今属湖北省随州市），姚枢从逃亡的人群中得赵复。赵复是江汉间名儒，精通程朱理学。时隐居，以“江汉先生”自命。他被元军俘虏，不愿投降。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他偷偷潜出看守的营垒，跑到河边，准备自杀。姚枢及时发现，此时赵复已经脱掉衣服，正准备投河。姚枢劝他说：“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爱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君而北，无他也⑤。” 赵复在姚枢的劝说下来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他说：“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忽必烈极为赞赏他的气节，没有强迫他做官。⑥忽必烈允许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让赵复讲学其中。“学子从者百余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学⑦。” 北方大儒许衡、郝经、刘因皆从赵复学程朱理学而尊信之。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着重搜罗和优礼儒生，容忍、优待赵复就是一例。这样，在忽必烈的周围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汉人儒生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如许衡、姚枢、章文谦、张启元、廉希宪、郝经、刘因、窦默、王鹗、姚燧等。忽必烈不仅从他们学习儒家学说，而且任用他们担任行政、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职。公元1260年（蒙古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开始实行“祖述变通”、“效行汉法”的治国方略。次年，下诏令：“军中儒士，听赎为民。”从中“举文学才识之士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其职⑧。对于“南士”，忽必烈也采用积极搜罗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为翰林修撰，后擢升至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为忽必烈所任用，时有台臣谏言，程矩夫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随拜程矩夫为侍御史，让程矩夫随侍在自己左右，并且特别以汉字下诏书，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访遗逸。

松原志晤罗念庵余与龙溪兄别于楚中，垂今九年。九年书札往复，大段余以专提良知、不拈学问为学者忧，龙溪亦虑余专守枯静、不达当机顺应之妙。屡期面晤，究竟斯义。壬戌仲冬七日，忽自怀玉访余松原。余不出户者三年，于是连榻信宿，尽得倾倒。龙溪问曰：“近日行持，自觉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断续，近觉工夫只是一切无有杂念。杂念渐少，即感应处便自顺适。此是年来寻向路径行持处也。”问曰：“工夫有先后否？”是时余为闾里均平赋役，因举似曰：“即如均赋一事，吾辈奉行当道德意，稍为乡里出力，只得耐烦细腻。故从六月至今半年，终日纷纷，未尝敢憎厌，未尝敢执著，未尝敢放纵，未尝敢张皇，未尝敢亵侮，未尝敢偏党。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虽甚纷纷，不觉身倦，一切杂念不入，亦不见动静二境。自谓此即是静定工夫，非止纽定默坐时是静，到动应时便无著静处也。”问曰：“君信得乍见孺子入井怵惕与尧舜无差别否？信毫厘金即万镒金否？”曰：“乍见孺子，乃孟子指点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纳交、要誉、恶声之念。无三念处，始是真心。其后扩充，正欲时时是此心，时时无杂念，方可与尧舜相对。” 次早，纵论二氏之学及《参同契》。龙溪曰：“世间那有现成先天一气？先天一气，非下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不是现成可得。生机出于杀机，不杀不生，天地真机。故水能制火，不激不灭；木能出火，不钻不然。此一部《参同》大旨也。”余应声赞曰：“兄此言极是。世间那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今人误将良知作现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驰逐，无有止息，茫荡一生，有何成就？谚云：‘现钱易使。’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须常有生息，方免穷蹙。若无收敛静定之功，却说自有良知善应，即恐孔孟复生，亦不敢承当也。”于是龙溪为余发挥此段意义，极其痛快，以为：“学者若无工夫，只说良知，不独无所于得，将使后生文其恣纵，助其轻侠，妄毁儒先，凌傲尊贵，此真吾辈所当领受，非细事也。”予因请曰：“吾辈所以必须学问者，皆缘习气作梗，要得消磨。盖自有知以来，各就气质偏重处积染成习，遂与良知混杂而出，如油入面，未易脱离。故虽杂念已除，而此习气消磨难尽。皋陶所言九德，皆自质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堕习气中，便是成德。即尧舜亦且兢兢业业，以应万几，况吾辈耶？诚不可以平日良知虚见附和习气，顺其安便以为得手。须是终日应酬，终日收敛安静，无少奔放驰逐之病，不使习气乘机潜发，始不负一生谈学耳。”龙溪闻之，不以为妄，尽吐心腹，彼此悔责，各取短长，无复隐恕。一时感触，真有一日蹉跎、矢不复生之勇。既而遍访双江、东廓诸丈，重来执别。因念九年一晤，时不易得，切磋真谊，可质鬼神。即恐遗忘，又成虚漫。濒行，手出一册，索书前语。于是次第默忆，不加文饰，联缀笔之，冀别后时一展阅，常如松原对榻时。是别犹未别，固千里命驾之心也。

重建祖庙碑记祭法曰：法施于民，能御大灾大患，则祀之。观此，则佛山之民崇奉祖庙，不妄[1]矣。庙之创不知何代，以其冠[2]于众庙之始，故名之曰祖庙。所奉之神不一，惟真武为最灵。其鼓舞群动，捷于桴鼓[3]，莫知其所以然。当元季时，群盗蜂起，有龙潭贼势甚猖獗，舣舰于汾水之岸，欲摽掠乡土，父老求卫[4]于神。是时，天气晴明，俄[5]，有黑云起自西北，须臾[6]，烈风雷雨，贼舰几尽覆溺，境土遂宁。乡有被盗者，叩[7]于神，盗乃病狂，自赍[8]所窃物，归其主。复有同贾，而分财不明者，矢[9]于神，其昧心者即祸之。其灵应多类此。洪武[10]间，乡耆赵仲修重建祠宇，缘[11]卑隘[12]无以称[13]神威德。宣德四年[14]己酉，士民梁文慧等，广其规模，好善者多乐助之，不终岁而毕，丹碧焜耀[15]照炫[16]。林壑复与冼灏通率众财，贾庙前民地百余步，凿池植莲，号曰灌花池。由是景槩[17]益胜。塘之税，文慧、佛儿分承输官，其崇奉可谓诚至矣。众请记其事于石。余谓神之像，乃土木为之耳，无言语可闻，号令可畏，而能使强戾[18]者不得肆[19]其暴，昧心者不得遂[20]其奸。记谓：法施于民，能御大灾大患者，神岂爽[21]乎哉。民之崇奉宜矣。噫！世之都高位、享厚禄，以保民为己任者，求如神之为，何不多见耶！此陆龟蒙所谓缨[22]开言语之土木，视神之为可不发愧，而以善政自励者欤。文慧等所以勤勤恳恳，而新是庙者，盖亦藉神之灵化[23]人，使咸归于善耳。厥志良可嘉也，遂书于石，俾后人知所崇奉云。宣德四年己酉，邑人唐璧撰。注释： [1] 妄——荒诞。 [2] 冠——位居第一。 [3] 桴（fú）鼓——即枹鼓，古槌和鼓。古时作战，击鼓以示进军。桴鼓在这里指战争。 [4] 卫——防护，保卫。 [5] 俄——不久，瞬间。 [6] 须臾——片刻，一会儿。 [7] 叩——询问。 [8] 赍（jī）——抱着，带着。 [9] 矢——发誓。 [10] 洪武——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即1368——1398年。 [11] 缘——因为。 [12] 卑隘——卑小，狭窄。 [13] 称——颂扬。 [14] 宣德四年——1429年。 [15] 焜（hùn）耀——明亮。 [16] 照炫（xuàn）——灿烂。 [17] 槩（gài）——同概，景象、状况。 [18] 强戾（lì）——强横凶暴。 [19] 肆——纵恣，放肆。 [20] 遂——顺，犹言如意。 [21] 爽——明亮，明德。 [22] 缨（yīng）——缠绕。 [23] 化——教化。

玉山刘氏义学记始予守南康，邻境德安有宰焉，为政一本儒术,甚以惠爱得其民。岁饥为请蠲租，而州家不可。顾民狼顾相惊，有逃去者，则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为若等力请于州，必蠲十七者，令宁委印绶去，终不忍使若等为异乡鬼也。”民闻是令，下为之感泣，复相与携持而归。众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约乃已。予闻而窃心善之，而问其邑里姓名，则曰玉山刘侯也。南康属邑有越德安而县属者，毎遣掾史循行，则必戒使谒刘侯，观其荒政所施以为法。于是刘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内，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无流亡殍死者。及予将终更，乃得纳谒刘侯之馆而拜赐焉。则望其貌，听其言，而有以信其为君子人也。后数岁，予以事过玉山，则刘侯以待次家居，复得相见，如平生欢。一日，慨然语予曰：“吾家本单贫，而入仕又甚晚，顾无以仁其三族者，间尝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兄弟之间，有乐以其赀来助者。而吾犹惧其或不继也，则又出新安余俸为之发，举居积以佐其费。而凡所以完葺丘垄、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于吾州，而邦君吴侯乐闻之，为之出教刻符，以诏吾之子孙，使毋违吾志。吾子雅知我，其为我记之，以告其斆且学于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闻而叹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则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所以自乐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虽廪有余粟，府有余钱，能毋为州里灾害则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刘侯者，身虽宠而官未登六品，家虽温而产未能千金，顾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则可谓贤远于人，而亦可以见其前日德安之政不为无本，而岂徒以声音笑貌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记之如此。虽然，古人之所谓学者，岂读书为文，以干禄利而求温饱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国家而已矣。群居于此者，试以此意求诸六经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负刘侯之教也。刘侯名允迪，字德华，今以朝奉郎参议沿海制置使军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记。

送章起潜序贝琼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于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于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无其位者，不幸也。无其才无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无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论其才而不论其位。才浮其位，虽卑冗而与之；位浮其才，虽尊显而斥之。固异乎常人之所见已。常人知有位而已，恶计其才弗才耶？甚矣后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称其才，又何议乎！后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称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为士者，往往耻局于位而不得有所施，不耻局于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进者多也！呜呼，其亦时之使然与？抑亦有国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学史华亭章起潜氏，早岁力学不倦，数游缙绅间。然不得奋于上，其亦不幸而局于位者，特于升斗禄为养。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议论，下上古今，心已异之。及观所为诗歌，清丽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潜之有其才而无其位，不啻冲霄之羽回翔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乐与之交，久而益笃。盖亦与其才之有过于尊显者也。异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又可遗潜已乎？盈考而去，澄江包君叔蕴、陈君履信，御溪张君梦臣，荆溪蒋君以愚，赋诗以赠之，而求余为之序，于是乎书。

送吴公宏哲宪副之湖广序【明】彭韶世言儒生喜讥议人，故褊心者于学校疾视焉。呜呼！孰不为儒，而反不合？以韶观之，实吾辈之过，非彼之罪也。士之在学，志气方锐，义理方明，肩未荷乎重负，身未履乎危机，于富贵之具，又无自而有焉。故愤世疾邪，议论英发，岂不咸欲为刚方一男子哉！既而登科入官，涉世更事，或志与时违，而龃龉上下，又见有贤豪才智倍于我者，亦俯首容与，自贻厚福。乃萌悔心，追咎昨非，自非特立坚定之士，其能不受变于俗乎？于是刚者渐化而为柔矣，方者渐削而为圆矣，英发者亦渐变而为缄默持重矣。加之十年，所见益多，初心日负。又加之十年，几亡幼学，则奉身华好，从事服饰器用，以便私图。虽曰间有功德及于当时，然终非儒者规模气象。夫人得而窥之，毋惑乎其多口也。韶处海涯，偶登仕版，不能尽获见士大夫。而乡邦士大夫不我遐弃，若宪副吴公宏哲，非所谓定力之士耶！公早学有声，能尽记《韵府群玉》，人目为行韵府。晚登进士第，授任部属，历两京，移三曹，凡十又七年。为人狷直自信，不喜戏谑，不可干以私，人曰犹旧时儒生也。年逾五十，方拜四川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严而不苛，简而不疏，贵介子弟非学不以先寒畯，人曰犹昔日主事也。迨兹迁副湖臬，逾六十矣，不识软熟为何等语，人又曰是不失儒生故态。而主事固在也，湖湘之士将不畏公之威而畏公之方，不服公之惠而服公之有常，宁有间然矣乎！两司群公及蜀士大夫家居者，咸然其言，赋诗为公赠。谓韶宜为序，乃述大概关于学校吾身者，不及惜别之私云。

送陈训导序【明】王直吉水陈宏己以《书经》教于乡者有年矣，今年举至京师，授新淦县学训导。其友翰林编修尹凤岐合诸君子作诗以送之，而告予曰：“凤岐家居时，与宏己相好，盖其为人敦厚廉静，能以所学教诸生，于周公孔子之道，恳恳然相与讲说，其志盖未欲遽进也。而新淦缺训导，乃以币走其门聘起之。今既受命而归，惟离别之足惜而会合之不可常也，于是有赠行之诗。愿以序请。” 予谓凡小大之官皆命于吏部，惟训导有缺，得自察举，是岂轻训导哉？盖以为弟子者得审其师之经术行诣而知其所从学，为训导者亦得审其情性风俗而知其所以教。夫既交相知，则宜深相得，而教学之有成可必也。彼其意如此，诚善矣，宜察举者之皆得人也。然而有失焉者，何哉？盖此之举者不惟其经术行诣之可取而举也，苟焉而已矣，彼之所应者不惟情性风俗之可以约而中也，苟焉而已矣，交相蒙，互相贼，而欲其教学之成，可得邪？故今有如吾宏己者，宜为凤岐之所重也。夫新淦，临江属邑也，而于吉水为近，宏己之居又近焉。然则宏己经术行谊之正，与其邑人性情风俗之良，其相知之久，相得之深，岂一日哉？则其为是举也皆宜也，其教学之成，必有加于昔者矣。然则诗以送之，亦宜也。抑予观之，古者诗人送行之作，如《崧高》、《烝民》之类，道其德业之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故于朋友为直、为谅、为辅仁，非以其为谀也。今岂异于是哉？而予为之序，亦叹夫不如宏己者之失，而深嘉宏己者之为得，亦将有所警焉耳。

被误读的希罗多德郭小凌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字史料加以解读。由于解读对象和解读主体本身的种种局限（语境、文本质量、研究者的学养、道德、理念等），误读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史学史上，长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误读可以说是集体误读的典型案例，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如何解读文本、尽量减少失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也对现今方兴未艾的史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反面经验。一古代史家专注于记载和评说他们认为值得记忆的大事和人物，很少考虑史学本身的问题。虽然包括史家在内的古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有时喜欢品评他人著作，但多属即兴发挥，往往在几句归优归劣的评价话语之后，便转移话题，缺少深入剖析和论证。但希罗多德的作品却在古典史学批评中是个例外。多半因为《历史》是首部完整遗存下来的早期历史著作，辑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收集了大量同代人的口头传说，而内容结构又失之松散，许多生动的故事缺乏有机联系，因而与后来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谨严风格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明显多于其他著述，且否定评判要多于肯定意见。甚至还有人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历史》及希罗多德本人大加讨伐，可谓西方史学评论中骂杀的典型，长期影响到欧洲学界对历史之父的基本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第一个批评希罗多德的人是较希罗多德晚后一点的史家修昔底德。他在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至少有两处不指名地谈到希罗多德等散文记事家（logographers，罗埃伯古典丛书本译作编年史家）的缺陷。在他看来，古希腊早期的舞文弄墨者，无论是诗人还是散文记事家，都没有把求真求实当作自己的追求。诗人为了修饰和夸大诗歌的主题，并不在乎事情本身是否真实。而散文记事家关心的则是如何取悦听众而非说明事实，他们笔下的故事因此根本经不起检验，其中大部分随着时间推移成了不足凭信的虚构。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明确表示：他的著作要与诗人和记事家们的作品划清界限，虽然“我的叙述由于缺乏虚构很可能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是那些希望清晰地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以及希望知道将在某一天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人，如果认为我的历史是有益的话，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的确，它不是一部为一时的听众所写的获奖作品，而是为了垂诸久远才编纂的。” 修昔底德的批评体现了贯穿其全书的理性精神。这是史学思维已经比较成熟的史家对尚处于非常规性史学阶段的前辈史家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虽然以散文记事形式和初步的史料批判方法开创了古典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史学最初的基础，但他们赖以成书的多数史料从后人眼里看却并不可靠，主要是史家个人走南闯北、实地收集的口头传说。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前5卷基本上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汇编，辅之一些实地考察材料。后4卷内容虽部分出自希波战争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具有一手史料性质，但占多数的还是经过反复转手的传闻，因此在具有高度史料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眼里，书中的描述自然属于虚构之列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属于同代人记同代事，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开始写作的，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将是伟大的战争，比先前发生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值得撰述。” 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实录的意义，也就具有目击者和当事人的证词的意义。自修昔底德以后，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希腊史家还是罗马史家，像希罗多德那样写本族人和异族人古代史的并不多，古典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现当代史，而且多是自己笔下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如色诺芬写《希腊史》、波里比乌斯写《通史》、剀撒写《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陀写《历史》和《编年史》等等。在杰出的史家当中，只有李维是个例外。可能修昔底德对口碑史料的批评及其作品所具有的“眼见为实”的特点对古典史家的选题产生了影响。

风中之烛 sanmu316 自爷爷过世后，奶奶便不敢一个人睡。搬去和十一岁的堂弟一个房间。摔了一跤之后，右手右脚失去了原来的能动性，终日坐卧中国式的榻榻米上。堂弟搬了出去，每晚父亲、叔叔和伯父轮流陪着她。我蹲在她面前时，她偏着脑袋眯着眼睛问我是谁。我大声地说是三木，她一下就扁嘴了，露出没有牙齿的牙龈。“唉，三木，你知道我生病啊？”我说知道，早就请假了，领导不批，我经常打电话回来你知道吗？她更伤心了，哭腔越来越高昂，埋怨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一个二个都没跟我说。伯父高八调地制止她：又来了，又来了。明明告诉你了转眼又忘记了。怎么又不听话呢，回来看你了还哭什么。她不敢看伯父，却马上停止了哭调，把脸枕在竖起的膝盖上，象少女一样委屈，还有淡淡的羞涩。慢慢地，慢慢地，她的眼帘垂下来，（没有睫毛，已经全脱落了。）头缓缓地歪向一边。忽地，落空了。她惊醒了，睁开的眼睛茫然地瞧瞧四周。我说你困了，是不是啊？她摇头说没有，又强调说不是。我逗她说你刚才在打瞌睡呢！她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用左手指指右耳，说：“我这只耳朵聋了，你看看是不是。”我不能跟她解释耳聋是看不见的，所以听话地凑脸过去，耳廓里有伯父为她压惊而点的红朱砂。我说只是有一点点聋，人到了年纪都是这样的。我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很正常的。她问问自己：我几岁了？我提醒她是不是快八十了啊？她恍然大悟，提起左手拍拍额头：唉，不中用了，记不住，是七十九了吧，哦，不对，应该是七十八。我说就是嘛，你还记得你是七十八呢，脑袋还好用着呢，你看你还认得我，要是换了别的老人家，肯定成老懵懂了。她刹时傻呼呼地笑了，受了表扬的堆满皱纹的老脸天真而腼腆。不一会，她摸摸自己的脸，问我：“你看看，我的脸是不是小了很多？”我提高嗓门说哪里小了，明明大了，以前你都没有这么胖。她不可置信地捏了捏：“真的吗？怎么摸不到肉？”我想在她身上找一块肉让她相信，四处看看没找到象样的地方，正感为难之际，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唉，不管那么多了，先屙尿再说。”我连忙大呼堂弟过来，两个人一人一个胳膊扶着她坐在便盆上。“唉，真是前世没修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帮她提起裤子时她又哭了起来。伯父离开时曾对我说如果奶奶哭，只要大声喝她，她会马上停止，否则，她会越哭越厉害。可我做不到大声吆喝她，尽管我知道哭对她身体并没好处，然而我怎忍心吆喝她呢？几十年来，她从没和周围的人大声说过话，谁家的小孩闹夜，都拜托她找些草药熬水洗澡，她不单是我和蔼的奶奶，还是人人敬重的老婆婆。我手足无措，欲说无言。她终于自动停止了抽噎，靠在枕头上。头顶上的风扇在转动，可她这么一折腾，太热了，所以她撩起衣衫扇风。那对干瘪的乳房如同掏空的布袋，贴在她胸前袒露在我眼里，触目惊心。我心里梗梗的。她生了九胎，养育成人的只有父亲五兄妹，伯父的女儿出世了她还生下了小姑。岁月是什么呢？是一股无形的风，把皮肤、肌肉、还有骨头的水分，慢慢风干？还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痛苦和欢乐，青春和衰老，疾病和健康在里面交汇融合，它却宠辱不惊地继续它的方向和流程？ “三木，你要常回来看我哦，估计我好不了啦。”我回过神来，捏捏她的右手，痛吗？她说痛，再捏捏她的小腿，痛吗？她说痛，于是我故作轻松地拍拍她的大腿，说，你看你，前几天都没知觉的，现在都知痛了，怎么不会好呢？过几天说不定能走路了。她认真地听着，浑浊的眼球定定地盯着我。我怕她看出我的底气不足，又提高音说：别胡思乱想，能吃就吃，能睡就睡，你要听话，好了就给你做大生日，等我买了房子接你去深圳玩。好不好啊？她呵呵地咧嘴。我反而更沉重了，因为目前我连深圳的一个洗手间都买不起，她还能等我多久呢？我拿过她压在凉席底下的木梳，帮她梳理着过耳的短发。我惊讶地告诉她你的头发很光滑并且还有很多黑发。她的眉眼都飞扬了笑意。她甜蜜地告诉我伯父和父亲都不会绑头发，只有叔叔能把她的头发用红头绳扎起来。想象着叔叔帮她扎头发的情景，我也开心地笑了。她却冷不丁又冒出一句：“你说，我会死么？”我悚然，梳子扬在空中顿了几秒。我艰难地挤出一句，说，你的头发比年轻人的还要亮泽，怎么会死呢？可是，我一眨眼，泪珠已经不争气地滑落。

这世界就是这麽无情接受了吧免得再受刺激

真没人肯优容我了

我这人根本也没脸活着了. 哼.

郓城县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美，有许多描述郓城景色的佳话，历代流传。沟夜月从县城东北部至县城西部，原有大沟环绕。沟中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明月映入，金光四射。明朝天启年间工部侍郎李尧民题诗赞曰：“一轮秋色幕云轻，下印盘沟碧水清。古渡停泓堪自照，断桥残月为谁明。斗边银汉孤鸿影，林外苍烟短笛声。步履不纺频过此，初衣方遂故园情。” 　廪邱雾市在今陈坡一带，朝雾之中，时有海市幻景，隐约可见。清朝康熙年间郓城知县陈良谟题诗曰：“聚军鲁鄙汉时升，千载犹多瑞霭凝。无蜃如何有海市，遥瞻疑是彩云蒸。” 　潘溪晓渡隋朝开皇十八年，河凿道沿潘溪渡村向东北和村郊溪沟连通，交通受阻。为方便行人，村民筹资修桥并置舟摆渡。从此，来往客商，络绎不绝，晨渡水面如镜，游鱼成群，石桥、古刹倒影波动。白杨垂柳，一片葱茂，曙光晓色，幽雅宜人。明弘治年间户部尚书佀钟题诗曰：“主去溪名在，篙师夙夜忙。往来争济者，半是问津郎。趁水鱼千尾，眠沙鹭几行。我题此桥景，欲比浣花乡。” 梁渠凫影位于城东十二里铺。明正统十三年，河流喷沙形成。流沙如浪达数百亩，凫雁来往。连阴初曙，或于月夜，可见凫影蹁嵌。有诗曰：“百亩流沙傍水滨，蹁千凫雁往来频。遥看疑是蟾蜍（月光）影，是影非光莫认真。” 　冷水芙蓉县境西南30里，古有冷庄河。冷水至冷家庄，与盘沟之水相汇。冷庄河生有大量芙蓉，香闻十里。不少游人至此，留恋佳景，不忍离去。有诗曰：“曾游盘沟水赏芙蓉，十里香闻信不虚。此地却能成五色，依稀湖上藕花居。” 　线岭秋烟金线岭自县城东北蝙蝠刘庄，延伸至东北县境陈屯，长达30余公里。民间有“梁山顶上挂苲草，金线岭上结马苞”之说，极言金线岭地势之高。岭上多种垂柳。每至秋季，垂柳如线，其色如金，烟雾霭然，景色可观。许多文人墨客，赋诗歌颂。陈良谟题诗赞曰：“岭因金柳得芳名，柳到秋来景倍清。烟锁垂柳千万缕，清风摇曳画难成。” 七陵云树在今郭屯镇七陵碑村。此村原古木参天，烟云掩映，远而望之，诗情画意甚浓。陈良谟题诗曰：“丰碑古篆汉时文，遗迹谁传未得闻。郁郁苍苍千载树，半巢鸿鹄半烟云。” 　五岔渔歌五岔口在城西古河岸。水流至五岔口时，与冷水汇流，水分五岔，蜿蜒曲折，渔船遍布。时至晚间，渔歌隐隐自芦荡中传出，显示出渔家一片欢乐景象。后人咏诗道：“河分五岔旧芦州，岸口渔家聚上流。夜静何声惊客梦，高歌却在钓渔舟。” 　独山樵唱独山位于郓城东北方向50里处。1949年划归梁山县。古时独山树木丛生，樵夫一面砍柴，一面唱歌，尽享山林之乐。陈良谟咏诗颂曰：“孤峰独耸势峥嵘，路仄偏多樵子行。朝采暮还能自乐，紫之一曲少人赓。” 　荒塔燕子县城东北隅有五代唐时创建荒塔一座，上面栖息着一种奇特的燕子。这种燕子只有前爪而无后趾，落地不能起飞，落树不能抓枝，故而不落地，不落枝，不远飞，不外迁，滑翔出穴，飞闯入巢，群众称之为“云燕”。每年清明前后，云燕起蛰而出，入伏后休眠于塔内，休眠时间长达八、九个月。每年春末夏初荒塔周围碧水辉映，绿树成荫，成群的燕子绕塔飞鸣，堪称佳景。有诗赞曰：“几盘断塔类层苔，岁岁能招海燕来。不厌僧贫香积废，殷勤飞去复飞回。

在哈佛破解杨继盛奏稿陈智超　　1997年到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我在该校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馆藏的杨继盛弹劾严嵩疏稿本，全稿14页，每半页9行，框高16.1厘米，宽21.6厘米，装裱为一册。我当时意识到，如果这是杨继盛真迹，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不过，对那些未经著录、未经证实的历史文献，按照学术规范，要遵循“有罪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在不能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具体到这份奏稿，伪造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杨继盛的奏稿当时就广泛流传，很容易找到文本仿照，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又没有这份奏稿来源及入藏的记录。寻找鲜为人知的北京故事　　在四月份的《四合院》周刊中，讲述松筠庵与其主人杨继盛的故事，不仅得到了杨氏后人和广大读者的共鸣，也勾起了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陈智超先生的回忆。1997年陈先生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曾发现了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奏章初稿，并对此作了深入的考证。　　按照经验，鉴定这类写本的真伪，要从三方面着手。首先是它的物质载体，主要是使用的纸和墨。我曾同这方面的专家讨论过，从纸张和墨色来看，它应是明代的遗物。但经验总带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虽然现在可以用高科技手段测定纸张的年代，分析成分和工艺，但这种鉴定需要取样，会给文献造成一定伤害，不能轻易采用。而且即使测得纸张和墨的较准确年代，也只能作为辅助的证据。　　其次是笔迹。要找出已确证为杨继盛本人的笔迹，然后和待证实的这份奏稿比对。但即使是同一人的笔迹，因时间和场合不同，也会有较大差异，需要专门的笔迹分析家鉴定。当时我能看到的，是镇江博物馆所藏他被贬狄道时写的四种诗文的图版，就我所见，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同出自一人之手，而镇江博物馆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说明和证据。　　最后是内容。从文本的内容鉴定它的真实性，难度最大，但也最可靠。因为这是内部证据，也就是最深层次的证据。当然，这需要文本的内容达到一定数量，或包含有关键的信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这份奏稿有四千多字，恰恰具备了进行鉴定的条件。我所作的鉴定文本内容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选择杨继盛这份奏疏最早的传世文本。它载于明隆庆刻本《杨忠愍公集》，编者定的标题是《请诛贼臣疏》。我将这个文本称为“定本”，因为这个刻本距杨的去世只有十几年，这个文本应该同他实际向嘉靖帝上奏的文本相同。　　我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稿本（哈佛本）的内容与定本作全面比较，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几处关键性的差异。第一个是时间差异：哈佛本说“幸升今职，方才数日”；定本则作“幸复今职，方才一月”；还有题目的差异：哈佛本是“为乞赐圣断早黜奸险巧佞僭窃贼臣以应天变以收大权以清朝政以消虏患事”。定本则是“为感激天恩舍身图报乞赐圣断早诛奸险巧佞专权贼臣以清朝政以绝虏患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佛本题目中有“应天变”三字。还有就是正文的差异，与第二点对应，哈佛本有一大段关于日食的内容，定本全无。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杨继盛奏疏流传很广，如果哈佛本是伪本，作伪者为什么要编造出这样一大段和定本不同的文字，如果不是伪本，这段文字又说明了什么。　　我仔细研究了杨继盛秘密作于狱中的《自著年谱》，参考有关文献，联系哈佛本和定本的内容，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份年谱在壬子年（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末尾，在记述他受到妻子启发，认定报国之道就是除去严嵩之后，写道：“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学士严嵩。稿成，恐过家则人事缠绕，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别路于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八日到任。”《年谱》在癸丑年（嘉靖三十二年）开首接着写道：“元旦誊真本。初二日赍至端门，方欲进，闻拿内灵台官，知本意不合，即趋出，日怏怏不怿。至十四日，乃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论严嵩十罪五奸。二十日，拿送镇抚司打问。”

张穆张穆（1805—1849），谱名瀛暹，字蓬仙，后名穆，字诵风，又字石州、石艾，世有人取石州同音称之石洲、硕洲或石舟，清代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大阳泉村）人。　　张穆一生仕途坎坷，唯以学问精钻而名，其中尤以地理成就为最高。张穆自幼多遭磨难，少年失怙，命途多舛，常寄人篱下，故而养成一种刚直豪放不随时俗的气质。道光十九年（1839）顺天府乡试，张穆携酒而往，并因此与监考官冲突，监考官命令其把酒丢掉，张穆却一气喝光，扔掉酒瓶。监考官因此大怒，以张穆笔袋中仅有一行篆书的纸条当作夹带，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张穆受此侮辱，因而拒绝参加科考。但由于他生性敏锐好学，勤于学问，又兼和学界名流交往，学识日益广博精深。在其绝意仕途后的第二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向英国屈膝投降，签订了卖国条约。张穆激于义愤，立志探求富国强兵之道，而更潜心于钻研经世之学。他于书无所不读，兵法、农政、水利、海运、地理、钱法等学问都加以深究且务求通达。其学不专主一家而皆得其精粹，一时成为与魏源齐名的学者，名噪京师。名卿巨儒及一般士子都纷纷以文词求正于张穆，甚至达到“为文不经石州呵斥订正，未可示人”的地步。张穆一生讲求经世之学，博通小学、文学、史学、经学、地理、算术诸学，于各门学问多有建树。其所著书，已付刻的有《顾亭林年谱》、《阎潜邱年谱》、《课士语录》等。另著有《说文属》、《靖阳亭札记》等，均草稿，未及写定。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其在蒙古地理历史和西北史地经心研究的结果，它成为最早的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在当时和后世均极有影响。由于统治者长期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战争开始之后，尚不知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等，使他深受触动，决心潜心钻研地理。他在纂写中极注重记叙当时所发生的边疆问题，一改历来写史忽略近代的倾向，可谓对史志体例的创新。由于张穆英年早逝，《蒙古游牧记》的后四卷系其友人何秋涛整理校订并加以补辑，在张穆死后十年始付刊印。《蒙古游牧记》刊行不久即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推动了研究边疆地理的学风，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甚大。在国外先由沙俄驻北京的官吏卡法罗夫于刊行数年后译成俄文，英国蒙古史学者巴德利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他们的著作中都高度评价了该书，时至今日，这部书仍是国际史学界瞩目的研究蒙古历史地理的权威著作。除《蒙古游牧记》外，张穆的地理著作尚有《魏延昌地形志》、《俄罗斯事补辑》，在当时和后世对蒙古及西北的地理、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而且，张穆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占有较突出的地位。他是在林则徐倡导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爱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和思想家。在鸦片战争后，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使得学术界反响强烈。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首先活跃起来，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而张穆正是这面旗帜下的核心人物他和何秋涛、徐继畲、徐松、包世臣、姚莹等志趣相同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济世经略，寻求强国御侮、革新弊政的途径和方法。他们认识到抱残守缺再也无法应付新的局面，必须睁眼看世界，关心时局，反对束发就学、皓首穷经。张穆在文集中对宦场昏暗现实加以严厉指责。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舰炮不如人，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朽造成的。他提出清政府应痛定思痛，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他提倡“采西学，制洋器，与之敌”，并要注意团结人心，利用群众来反抗外国侵略者。他自己也以天下为己任，悉心研究了望远镜、火轮船、测天仪、水车等新式器物。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和放松对中华文化学术的深入研究。　　总之，张穆作为近世“开眼看世界”的先导，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闹心今夜可把人给得罪惨了

在超星上重走陈垣书路超星读书社区　　陈垣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先生上过学，但学的是医学。而对于文史，他完全是自学成名成家的。所以陈垣先生的读书之路，是一条自学之路。其中他以遍读《四库全书》，研究《四库全书》而闻名。如今我们有了超星，我们的读书方式，也就和陈垣先生有了很大的不同。陈垣先生读过书，并没有失去其应有的价值，都是中国古籍中的精华。要是我们以超星为我们提供的全新的方式，在超星上重走陈垣先生的读书之路，其结果会是如何呢？　　陈垣出身于商人家庭。父亲名田，号励耘，一向支持他读书。陈垣后来把他的书屋，命名为“励耘书屋”，一是感念父亲对他读书的支持，同时也认为读书也如同耕种，一分辛勤，一分收获。他的文集名为《励耘书屋丛刻》（超星有书）。　　他从家乡新会到广州的学馆读书时，才只有五岁，曾换过几个学馆，但读的书部是四书五经之类，十二三岁以前就已把十三经读完。但是，除了经书之外，其他书知道得不多。十三岁那年，偶然看到一本《輶轩语》，后附有《书目答问》，他很高兴，因这本书不仅列举很多书名，下面还注着这种书有多少卷，作者是谁，哪种刻本较好等简单介绍，从此，他对文史书籍就有了较多的了解，眼界大为开阔，渐渐学会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各部中自己所需要的书籍，由此打开了他读书的视野。读到了经书以外的书。这在当时的青年学子中，是很少有的事情，甚至为此还会受到指责。但是，父亲却给了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来支持他。　　光绪二十三年，他曾到北京参加过顺天乡试。这年旧历七月来京，住在新会馆。同住新会馆的光绪壬辰翰林伍铨萃，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懂得很多书，对书的作者、卷数、简单内容如何，说得头头是道。伍老先生大为惊异，对他十分赞赏，觉得他不同于一般的青年学子，只是不知他是按《书目答问》买书读书而入得读书门径的。　　考过之后，他回馆将所作文章情况，源源本本告知伍老先生，伍老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格。九月初五日放榜，果未考中，他非常懊恼。九月十七日离开北京，临行，伍铨萃送他到车站，说：“你懂得东西不少，但八股不行，照你现在的文章格式作八股，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他是个强烈的刺激。　　回广州后，他发愤一定要把八股作好。自此养成的钻研到底、直至成功的勤奋刻苦的学风，并一直保持到终其一生。他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的方法就是苦读，即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专心致志。从此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 看来刻苦读书习惯的养成是他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关键。其实任何事业有成者，都有决定其成功的习惯。只要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成功只是早晚的事了。　　他通读过《四库全书》，而且是全面研究过。他开始研究《四库》，是在民国初年来到北京以后。1913年，陈垣当选为众议员。在北京他读到了许多他在广州找了十多年都找不到的书。从此他定居在北京。当时他家是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本《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偏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走四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图书馆刚开馆就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三千多种、三万多册的大型丛书详尽地而清楚地了解明白了。把《四库》的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与实际存目相考核，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对等各种情况，了解了《四库》的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并没有成文的记载，他利用乾隆御制诗文集注，写成《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细致的钻研，不但对《四库》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史图书了如指掌。他下过这样扎实的苦功夫，有了坚实深厚的基础。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他对资料的把握超出常人，做起学问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卢文弨：书《真诰》后修练服食之事，吾不能为也。家有此书，聊复寓目。其书事与史传相涉者，颇差互不可考。然吾于其中得要药焉。其曰：“念不宜多，多则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犹开门以捍猛敌。”此在吾尤为对证之方也。志权势，营财利，侈观美，极嗜欲，吾早已淡然不婴于怀已。终日所营营者，惟在乎书策之间。壮年矢志欲取十三经、诸史而全校之，夺于人事，至今未毕，而年已耆矣。又经史外，每见一书，辄批阅尽卷乃已，常有顾此失彼之惧。即一书中，牵引众书甚多，是以千条万绪，纷纶交错，事有遗忘，每费寻检。近来多病，常为风寒所乘，未必不由此也。虽然事短意常多，众人皆有此病，其为亡羊均也，吾宁读吾书，终不愿为顽仙矣。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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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的花虫痴夜读民国线装《珂雪斋近集》，装线日久绷断，无奈自操针线缝之，戏题一绝三绝韦编苦用功，痴儿希圣赖花虫。却疑欲把金针度，翻遣须眉作女红。

各位过年好啊

人生如梦

赵丰年的言论已构成了名誉侵权,国内的元史专家怎麽不联名起诉他?

mei ren lai?

请读片断.郝经<汉丞相亮谕伪魏檄> 安乐公建兴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眉屯于五丈原。檄谕魏丕朝，告以讨贼之意。年月日，丞相长史杨仪告魏将佐、故汉父老士庶、及曹睿宗表族属：盖闻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尧舜与贤，禹汤与子。苟无桀纣之恶，剿绝基命，族属之微，断祝嗣续，则传序统体，在于一姓。其或间#侥幸，必干先王之诛。昔后羿篡于有夏，少康以一旅之众，起而杀羿。王莽中绝我汉，世祖以十世之裔，奋而诛莽。殆天未厌有夏皇汉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维持拥卫，他姓莫得。而有仁如徐偃，贤如齐桓，强如楚庄，不能易姓改物，况#淫匪彝，岂能盗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闻，古今之大义也。自周室陵夷，秦人吞并，民受涂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宽，易暴以仁，除其烦阻，置之夷坦，古今之大义也。

单句有不复致诘者及其立朝行道怅辽海之不溢

总看见宋粪们叫嚣说“应该把宋朝以后的人物和著作彻底骂倒骂臭” 真他嘛的恶心这种二逼

总看见唐粪们叫嚣说“应该把唐朝以后的人物和著作彻底骂倒骂臭” 真他嘛的恶心这种二逼

看这个链接 http://post.baidu.com/f?z=0&cl=0&ct=352452608&sn=&lm=65536&cm=0&sc=0&bu=&rn=10&tn=baiduPostSearch&un=&word=%C2%EE%B5%B9%C2%EE%B3%F4&pn=0&rs1=0&rs2=1&rs5=0

吧里有点乱呀

没几个人了嘛

朱松与韦斋祠转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出生于宋绍圣五年，祖籍江西省婺源县。据《政和县志》载：宋政和七年朱松擢进士第、授迪功郎，任政和县尉，遂举家入闽赴任，迎养父母、胞弟于官舍。到任后，因担心自己性急而贻误政事，故学古人佩韦戒性之义，在尉署建一室，取名韦斋，旦夕休寝其间以自警，故世人称之韦斋先生。朱松有俊才，下笔语辄惊人，为官清正廉洁，制治有方，民赖以安，常亲自作文劝邑民消除“溺女”等恶俗。为了开化邑风，他到任不久就创建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延师以训邑人子弟。自此，政和文风始盛，儒士善人，彬彬蔚起，邑民称他“既民之父母，又民之师保也。” 宣和三年父朱森病逝，葬于政和凤林村护国寺莲花峰下。绍兴四年，母程氏夫人病逝，葬于政和富美村铁炉岭。朱松辞职服孝。宣和五年服除，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建炎二年八月摄泉州后井镇，十一月弃所摄，携家还政和县寓居，建炎四年五月因龚仪范汝为作乱，出没于建、剑二州间，而尤溪独无恙，遂携家自政买舟下，假寓尤溪郑氏馆舍，九月十五日其子朱熹诞生，距离政仅以月计。绍兴四年朱松召试馆职，除秘书省秘书郎，尚书度支员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转奉议郎，又转承议郎，赠通议大夫，诰封越国献靖公。绍兴十年因反对秦松降金议和主张，触怒权臣而被贬放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三月病逝。朱松是理学大家罗从彦门生，精研理学，著有《韦斋集》。他们理学思想对朱熹一生有深刻的影响。元至正年间，政和人民正式在星溪书院为他立碑，开始祭祀活动，并称之为韦斋祠，祭祀为春秋两祀，岁以为常。附：朱熹《韦斋记后跋》先君子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尝取古人佩韦之义，榜其厅事东偏之室曰“韦斋”，以燕处而读书焉。剑州罗先生仲素，为先君子作记，而沙阳曹丈令德又为之铭，家藏遗迹数十年矣，官署中更盗火无复存。乾道辛卯，熹之友石君子重知尤溪县事，始复榜而记之。恭惟先君子名斋之意，不惟自警，乃其所以垂裕后人者，益亦至深至厚而无以加之，则此志不可以不传于家。而熹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奈熹践修不谨，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惧无以奉慈颜于地下，故敢收辑遗文，藏之家庙，以示子孙，使永永奉承不至失坠，庶几得以少伸省念咎之万一。其横渠西铭，实外舅草堂刘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笔二十字，造字祝词病翁刘先生所作，及秘阁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后。三公皆先君子挚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

一封家书爸爸妈妈，其实很早就想把自己的想法跟你们说了。一直没有跟你们沟通，也缺少沟通，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其实刚刚你在这里跟我说的话我我全部都听进去了，你一直说我一直都在听，你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心里有数，你说我骂我都是为我好，我都能接受。我想说一些我从来没有在你们面前说过，或者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说过的事情，我的辛酸，我的苦楚。从小到大在你们的关心下我一直都过得很好，大部分时候都很开心，但是自我懂事之后，我们几乎没有谈过心，根本不知道我的想法。这不怪你们，都是我的原因，我想给你们讲一些我的经历，有好有坏，可能写的一些会让你们不高兴，但希望你们不要介意，都是我的心里话，还有你们不了解我的那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爸妈，你们对我了解多少？我认为很少很少，真的很少。自我小时候，记事开始，那个时候不懂事，我只感觉爸爸对我很凶（其实对我很好，现在我懂事我心里清楚,对自己最好的永远都是自己的父母）我记得小时候开始，我就很少说话，并不是天生的性格孤僻，小时候有时候说话，爸爸在，只要我说的什么不好或者怎样，他的一个很凶的眼神过来，我就很怕，然后就不说话，以至于后来一直都是看到生人不敢说话，因为不敢说话所以不会说话，看到人就发楞，看到熟人就故意躲。胆小、懦弱、自卑很长很长时间以来都充斥着我的心灵，小时候爸爸经常跟我说：“你看人家成绩如何如何好，哪方面多么多么优秀，而你呢？！” 很多次听到这样的话。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义：我是一个不如别人的人！我再怎样都是一个弱者。其实爸爸你是用这种方式累激励我，但效果恰恰相反，反而加深我的那种想法！根深蒂固！后来不好好学习，每到家长会就不通知你们，每到学期结束，想方设法改成绩，蒙混过关，年年如此。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特别是三年级，成绩可以说是优秀，直到四年级，有一次数学考试，考好没有复查，结果考了个不及格，被爸爸知道后，有一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就拿这件事跟我说，说的我鼻涕眼泪一大把，还打了我，说我没用，什么难听的字眼都有。从那以后我的成绩就从来没有好过，只少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好过，因为我给自己一定义：我是个差生！我就是不如别人。上了初中更是如此！上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十足一个小瘪三！整天不好好学习，游手好闲，还把头发弄的油光光的。回想过去，不堪回首。中考，620总分的卷子，我考305分，一半都不到，可笑吗？很可笑！当时曾经有不认识的人问我你中考考多少分？我说503分，人家说还好！之后，去南通上学，你们也花了不少钱，上了一个学期，被开除了。至于开除的原因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只有很少的朋友知道。我很对不起你们，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你们以前骂我都是为我好，恨铁不成钢。晚了！！！！退学后那一年间，还发生了一件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情，过年，叔叔在家少了六百块钱，说是怀疑我偷的，过年的时候我是去过他家，但我没有拿过他的钱！，后来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问我有没有拿，我说没有，妈妈说相信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我！！！！！包括你们。我承认，我小时候拿过妈妈钱包里的钱，还拿过姑妈的。都是很小的数目。但叔叔的钱，我没有。我那个时候懦弱到什么程度？？？连被人冤枉了，都不敢站出来为自己澄清，怕！怕什么？怕说了没人相信我，说了反而让人更加怀疑我。什么人正不怕影子歪，安慰自己罢了。过去了的事情我也不想再提，也不想跟任何人说，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接着，到泰兴上学，平平淡淡的过了两年多，到20岁了，过了生日，一个人自己背个包（那个包还是借来的）带些换洗衣服，跟你们拿了几百块钱，一个人跑去南京找工作，没地方住，只能住李达学校，还好没几天在珠江路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月五百块的工资，干得不亦乐乎！爸妈你们知道我上班的地方离李达学校有多远吗？李达学校在南京大厂那边的丁解村。我每天上班，早上六点不到就要起来，匆匆忙忙洗脸刷牙一路小跑十几分钟从他们学校跑到国道上坐小巴过南京长江大桥，当然那里也有三轮车坐，但我坐不起，到国道坐上小巴，上班高峰人很多，没有座位，只能挤着，过大桥要将近三十分钟，到了之后再跑一点路转车转到湖南路，再从湖南路转车转到珠江路，我上班的地方在珠江路的最东头，而公交车停在最西头，然后还是一路小跑到公司，八点半上班，正好时间不迟到，偶尔赌车迟到还要扣工资，每天，我就有五个小时是在路上车上渡过，天天如此。下班到李达宿舍都是九十点钟。回来就是吃方便面，接着倒头大睡！

道教 "坐忘" 论略——《天隐子》与《坐忘论》关系考何建明内容提要:"坐忘"是唐代道教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天隐子》,《坐忘论》等为代表的唐代"坐忘"之论思潮,构成了中国道教哲学精彩的一章.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比较与考证了《天隐子》与《坐忘论》的关系,指出天隐子并非司马承祯假托之名,司马承祯的"坐忘"之论对于《天隐子》不仅是吸取,也是创新,这说明了唐代道教"坐忘"之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关键词:坐忘天隐子司马承祯唐代道教一,引言"坐忘"一词早见于《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 "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 :"回益矣!"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 "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颜回是孔门弟子中最受孔子看重的,曾被孔子看作是自己的接班人.可惜颜回虽年少孔子三十岁,却较孔子早死,孔子也因颜回早夭而恸哭不已:"噫!天丧予!天丧予!"这是大家都熟知的故事.可是,为什么颜回既"忘仁义"又"忘礼",以至于"坐忘",而孔子仍很欣赏他,甚至赞扬他这大概因为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更何况:"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而颜回正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仍"乐之者".因此,颜回对"仁义礼"的"坐忘",实际上不是遗"忘"了"仁义礼",而是将"仁义礼"转化为内在的力量之源.而《庄子》借颜回与孔子之口来讲"坐忘",不见得就是注重儒学的内容,而是颜回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方法.这也就是说,"坐忘"原出于儒家,而后为道家所引用,乃至后来的儒家都不提"坐忘"了,反倒在道家道教中发展出一派"坐忘"之论来.在《庄子》之后,晋代郭象对"坐忘"进行了新的解释,提出:"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这显然已经完全抛弃儒家的内容,而使"坐忘"成为一种纯粹的认知或体知方法.到了唐代成玄英那里,"坐忘"在郭象《庄子注》的基础上又有了重玄学的新义,正如成玄英所说: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外则离析于形体,一一虚假,此解隳肢体也.内则除去心识,悗然无知,此解黜聪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谓之坐忘也.成玄英关于"坐忘"的这一重玄学解释,直接成为唐代中期司马承祯,天隐子等"坐忘"之论哲学思潮的源头.南宋初年曾慥著有《道枢》,在该书卷二《坐忘篇下》中明确地提到:"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论三焉."也就是说,唐代流行着三种"坐忘"之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半多个多世纪以前,已故著名历史学者蒙文通先生曾发表《坐忘论考》一文,对唐代"坐忘"之论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与梳理,为后人研究唐代道教思想与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广为引证.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蒙先生在《坐忘论考》中所提出的问题,也有待重新思考与进一步的探讨.就曾慥所提到的三家"坐忘"之论而言,《天隐子》与《坐忘论》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家之作.它们是唐代两部非常重要的道教养生学著作,更是中国道教史上有实际影响的"坐忘"修炼方法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于《坐忘论》作为司马承祯的著作,历来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天隐子》是否为司马承祯的著作,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多的中国学者认为《天隐子》是司马承祯的作品.尤其是现代中国道教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持此种观点. 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此种观点,或是不能确定《天隐子》就是司马承祯的作品. 对于视《天隐子》为司马承祯作品的人来说,他们通常将《天隐子》与《坐忘论》放在一起来论述,而视《天隐子》非司马承祯所作的人则明显地将这两部著作区别开来论述.当然,也由于《天隐子》一书的作者和时代不能确定,有的学者干脆对《天隐子》存而不论. 相比较于中国学者而言,日本学者在对待中国古文献方面要谨慎得多.对于《天隐子》是否为司马承祯的作品,日本学者普遍持怀疑态度,许多学者只相信《天隐子序》为司马承祯所作,因而在谈论司马承祯坐忘论思想时,都不把《天隐子》考虑在内.有的学者甚至专门考证《天隐子》不是司马承祯的作品.

赫连屈丐

吧主好久不来了把

您好，您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人，掖县吧尚未建立！

唉。 http://post.baidu.com/f?kz=162760104

关于“推出午门斩首” 佚名在封建社会，皇宫是封建权力的象征，是国内的最高政治中心，宫内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对全国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影响。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皇宫大内的一切，都十分注意，许多有关宫廷历史方面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但历代宫廷都是绝对的禁区，深宫禁掖内的人和事，被隔绝于社会，掩盖在严而厚的闱幕之内。因此，那些流传下来的宫廷掌故，往往夹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成份。关于“推出午门斩首”的种种传说，就是如此。 “推出午门斩首”之说，并未见之于正式的史籍记载，而是属于民间传说。尤其在一些历史小说和戏曲之中，叙述此类情节的甚多，影响也很大。但它产生和流传的历史并不很长，大约是从明代才开始有的。这是因为这个传说本身是与“午门”的历史相密切关联的，而宫门以“午”为名，是元末明初的事情。自古以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大建宫室，其中见谙史籍记载者，为数可达数百。但历考其门阙之名，在元代以前，则均未见有“午门”之称。就以秦代的阿房宫而言，规模之大，项羽进咸阳“火三月不灭”【1】，但其中不见有午门的记载。汉代的长乐、未央、建章诸宫，也都没有名“午”之门。史载未央宫的正门是北门，称作“北阙”，也称“元武阙”【2】；建章宫的正门，则称“阊闾”【3】。唐代皇宫的正南门是“承天门”；另有著名的“大明宫”，它的正门叫“丹风门”。北宋汴梁的皇宫正门是“宣德门”，西京宫殿的正南门称“五凤楼”；而南宋在临安的宫殿正门则名“丽正门”。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筑有宫室，其中如辽在南京(幽州)的皇宫，它的正门称作“元和门”；金在燕京的皇宫正门称为“宣阳门”；元大都的宫殿，正南门是“崇天门”【4】。总之，都没有一个被叫作“午门”的门阙。只是到了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漳在南京称吴王，开始修筑宫室，他把皇城的南门命名为“午门”，这是“午门”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它是皇城之门而不是宫城之门。《明会典》内是这样记载的：“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元武”。【5】到明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漳又在南京改修大内宫殿，决定把阀门称作“午门”【6】，这才是皇宫的正门以“午”为名的开始。以后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在北京正式修建宫殿，一切都仿照南京皇宫之制，而规模则过之，其宫门的正门，也沿称午门【7】，又称五凤楼。从此直到清代，始终未变。“推出午门斩首”之说中的“午门”，应是皇宫的南门，也就是紫禁城的正门。所以，既然午门之名，只是元末明初才始有的，那么，与午门相联的“推出午门斩首”之说，当然也只能产生在此之后。这不仅可从我国宫室建筑的历史方面来论证，而且还可以从许多古代文艺作品中获得佐证。先以诗词来说，在元朝以前，诗人咏叹五凤楼的诗句是有一些的，像元代诗人陈孚就有：“剑佩千牛卫，旌幢五凤楼”之句【8】，而提及午门之句则未见。只是到明初洪武年间，才见到著名学者俞贞木有：“朝迥骑过午门东”之句【9】。以后，明孝宗时著名文人李东阳也有：“清佩缓随驰道月，绛笼高应午门灯”的诗句【10】。再从小说传奇等作品来看，在明以前，也未见有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自明代以后，就逐渐见到并且日益增多。如《说唐后传》之内，就有多处关于推出午门斩首或枭首的内容【11】。这是我国成书较早的一本演义小说，据传是经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整理成书、后来又有人多次加以修改过的。其内容主要是叙述罗通扫北和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封神演义》及《说岳全传》内也有提及午门或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12】，它们成书的时间稍晚，大约在明代中叶；至于在这以后直到清代所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公案小说及杂剧之内，关于推出午门斩首之说，就屡见不鲜了。这充分说明此类情节的产生和流传，仅仅是、也只能是在明清两代。

文化史方面听信流俗那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是没意思的还是自己多看原作吧比啥都强

手实唐宋时在基层官吏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内人口、田亩以及本户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册。在唐代，它是制定计帐与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填报一次。吐鲁番出土有这种手实的残件。根据这些残件，知唐代手实的内容大体分为三大部分：根据现状具户主姓名及户内所有良贱人口，注明年龄、性别、身分，并根据貌阅结果注上三疾(残疾、废疾、笃疾)或改正年龄疾状等情况。在均田制下当户“合受田”总数及已受、未受亩数。已受田则分段记载其亩数，所在方位，所属渠名，及各段田地的四至，并区分口分、永业、园宅地。户主的保证辞，都作“牒被责当户手实具注如前，更无加减，若后虚妄，求依法受罪，谨牒”。这显然是依照一定格式由户主亲自据实填报，所以称为“手实”。但是居民并非都识字能书，其中有的必然是里正或书手根据本人口述，代为填报。而且县府还派有巡人(又叫“巡儿”)监查，遇有不填报户口或外来流散人员，便要拘留审问。每户手实原件应是一张一张的纸片，然后按乡、里黏连成卷，为每年造乡帐、计帐以及每三年一造的户籍提供依据，用毕仍然要保存十五年，以备查核。据吐鲁番出土的贞观、载初年间手实，知唐初严格执行了手实自行呈报之制。安史之乱后。这种制度受到破坏，敦煌所出《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的骑缝处标“手实”字样，而形式与正式户籍无异，并无各户户主的保证辞。可见它已是由里正、乡长等人所编制，没有经过自行填报的手续，与原来的意义有别。北宋熙宁七年(1074)，吕惠卿等鉴于五等丁产簿不实，免役出钱不均，请行手实法，即令百姓自供丁口、资产实况，各户家产参照官府所定中价折算，不出租生利者以五折一，依官式并丁口写状申报。各县据丁口、财产总数和役钱总额，分摊各户应纳钱额，公布于众，两月不讼，即定。隐寄财产许人告，以所隐三分之一赏告者。此制不久即罢。南宋宝佑二年 (1254)，曾在两浙、江东西、湖南为排定保甲而实行各州军民户自报实占田亩数的“自实法”，亦称手实法。

本吧应该禁止反儒的大粪们进入。

人气其实没用。人气旺的地方通常都没几个好贴。

刘因《忆郝伯常》一檄期分两国忧,长缨不到越王头.玉虹醉吸金陵月,玄鹤孤游赤壁秋.漠北苏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几登楼.飞书寄与平南将,早放楼船下益州.

你真坏

两湖人被广东给歧视惨了啊。

我没想到飘雪对我这麽无情唉

王恽：赛平章赠谥制制曰：人臣罄奉上之忠，恩恤奚分于今昔；国家有饰终之典，光扬亦赖于子孙。于惟阀阅之家，况复风云之契。某官某，仪刑西域，柱石中朝。以文武之长材，蕴经纶之大业。爰从潜邸，早识英资。而又图回每沃于渊衷，度量独高于天下。四川分陕，朝廷无西顾之忧；六诏行台，郡县奠南服之理。福星霖雨，动应时祥；和气嘉声，抚绥殊俗。念匪躬而尽瘁，每当馈以兴哀。朕祗奉先猷，循思远节。位兼将相，德全始终。况尔孙支，光绳家训，弼予孝治，进贰文昌。用推锡类之恩，宠以上公之号。于戏！铸金图像，岂惟专美于前贤；告第颁书，尚冀传芳于来世。可赠某官某谥。英爽不昧，其克钦承。《秋涧集》卷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