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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文明吧两周岁又到这二月十五日。又是一年了，中华文明吧又一岁了。风雨两年了。祝贺中华文明吧。生日快乐。文明永恒……

【文化评说】孔子重“和”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传承】古人是怎样酿醋的　　　一般认为汉代时我国肯定已有食醋。最初醋的制法是用麦曲使小麦发酵，生成酒精，再利用醋酸菌的作用将酒精氧化成醋酸，所以醋在古代还被称为“苦酒”。　　北魏时期科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中记载了23种醋及其制法。造醋的原料有小米、高粱、糯米、大麦、小麦及黄豆等。用谷物固体发酵酿醋，是我国制醋的特点，由于曲中微生物种类多，醋中除醋酸外，还有乳酸、葡萄糖酸等有机酸，使醋的味道更好。　　历史上酿醋的方法很多，但从生产方法上讲，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为熏制，一为发酵。熏制法是将发酵的醋糟在火灶旁熏烤，熏成后，倒入淋缸淋醋。新醋还要经过日晒、露凝、捞水等工序继续发酵和浓缩。发酵法是先将糯米蒸饭，然后经过糖化、酒化，再发酵，最后入淋缸淋醋。我国食醋的两个名品山西老陈醋和镇江香醋可作为这两种制法的代表。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的新城戈壁滩上发掘了一批魏晋壁画墓，经发掘，多数为一砖一画，也有大幅壁画，共有600多幅，内容为农桑、狩猎、屯垦、庖厨、伎乐、出行等。其中3号墓前室东壁砖墙上有一幅《滤醋图》，画面上有一长条案子，案上放3个陶罐，案下有两个盆，陶罐上有流孔，有液体（醋）从罐中流出，注于案下的盆中。案上另外一陶罐可能是用来盛水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一种灰陶滤罐，罐的下部有一滤孔，与图中所绘陶罐相似。《滤醋图》中表现的制醋方法至今民间仍在使用。民间酿醋，用小麦和麦麸作原料，将麦子煮熟，麸子炒熟，趁热搅拌均匀，掺上醋曲，埋在屋内地下，用麻袋盖严，发酵7天左右，当闻到醇香味时，将其摊开，待晾凉以后，装在缸、罐内，然后加上适量的水，放在阳光下晒。晒过21天左右，醋料变成红紫色，把上面的一层黑皮揭去，把醋料装在滤罐里，罐底垫上谷叶或其他草叶起过滤作用，在醋料中加清水，滤出呈紫红色的液体即为醋。这幅《滤醋图》真实地再现了古代酿醋的场面。《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01月11日第七版) 李卫滤醋图

【儿童读经】成人养德——真实生命的开展 http://www.szjt.org/tansuo/contents/chuandeng_zy.htm成人养德——真实生命的开展凡所当读书，如能自幼扎根熟读，庶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学以致用，而为将来成学立业之深基，修身明德之永磐。唯德业无穷，学无止境故，成年学养行德，随时皆宜，无有终时。成年以后，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专长而立业成家，应尽力以求自立，进而提携后进以立人。尔后，在与人接触日渐频繁，人事愈加纷杂的过程中，必难事事周全、尽如人意，因此更须常常反省自己的缺失与不足，自勉改过以求进益。处处抱持真诚笃厚之意来待人接物，时时存方便利他之心以积善培德。

【儿童读经】少年养志——理想抱负的鼓舞十三岁后，知识渐开，物欲既染，烦恼增多，心逸情泳，故真性渐隐，记性渐泯，然性向显发，崇效楷范，悟性转强。少年启养心志，正宜此时。十三岁之后的青少年知识渐开，理解力亦有显著的发展，渐渐脱离父母的关怀照顾，正是意气风发的学习独立阶段。此时即应迈进“少年养志”的教育。养志，是指鼓舞他们追求崇高理想的勇气，培养宏观远大的志向。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正是我中华民族青少年们立志向学的典范。处于初中、高中时期的青少年，除了学校正常课业及特别感兴趣的学科书籍外，我们建议父母老师们选择下列课外读物，鼓励他们阅读。（1）古今中外各类伟人传记。（2）历代忠孝节义，及深明因果事理的典范故事。（3）各行各业坚持理想、努力耕耘、不断奋斗的榜样。以上书籍若能广泛接触，并且让其熟读，找出自己心中最崇敬，愿意立志仿效的对象，最能激发青少年们“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壮志。有了这股积极力量，不仅点燃了青少年立志的热诚，也建立了坚定的信心；因为青少年正处于构思自己未来方向的阶段，此时最需要认同效法的对象，来鼓励他们建立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坚持理想奋斗的勇气。

南方人物周刊·网易联合调查：您对儒家文化的整体立场是南方人物周刊·网易联合调查：儒家文化是糟粕？您对儒家文化的整体立场是本投票起止时间：07-13 至 07-25http://news.163.com/05/0713/16/1OIATFB000011247.html 1）倾向于肯定2）倾向于否定3）我说不清你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是1）它是以治世为核心的统治术2）它压抑和束缚个体3）它通过与体制合谋取得了“独尊”地位，助长了封建专制4）它倡导的道德体系至善和虚高，催生了伪君子而与法治相悖5）它异化了孔孟的原初思想你认为儒家文化的未来命运是1）越来越衰落2）将实现复兴3）不好说你认为象日、韩、港、台、新加坡这些儒家文化圈里的先进国家(地区)，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来自儒家文化的1）促进作用2）阻碍作用3）我说不清

南方人物周刊·网易联合调查：儒家文化是糟粕？您对儒家文化的整本投票起止时间：07-13 至 07-25http://news.163.com/05/0713/16/1OIATFB000011247.html 您对儒家文化的整体立场是1）倾向于肯定2）倾向于否定3）我说不清你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是1）它是以治世为核心的统治术2）它压抑和束缚个体3）它通过与体制合谋取得了“独尊”地位，助长了封建专制4）它倡导的道德体系至善和虚高，催生了伪君子而与法治相悖5）它异化了孔孟的原初思想你认为儒家文化的未来命运是1）越来越衰落2）将实现复兴3）不好说你认为象日、韩、港、台、新加坡这些儒家文化圈里的先进国家(地区)，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来自儒家文化的1）促进作用2）阻碍作用3）我说不清

中国历史十个定律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十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中国人成了精神流浪汉国学帮我们重建文化故乡　　作者：李万刚(北京记者) 　　笔者听到不少接触过台湾知识分子后的感慨和惭愧：“同胞们”言谈中常常“孔孟庄老”、“之乎者也”，他们视其为常识，而我们却很陌生，先圣先贤的经典塑造出了不失传统的现代台湾知识分子，而大陆知识分子的“传统味”已经淡而又淡了。　　如何重建和保持这种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清晰文化身份，走出文化自卑的历史阴影，是经济、科技塑造民族自信的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回避的文化命题。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正是这样的文化建设和努力。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将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像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一样，在全球传播汉语文化。　　今天，中国应该“平心静气”地对待20世纪初被指摘为落后挨打的近代史国运“元凶”的国学了。中国传统王朝的兴废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态的结果，其兴其废与国学没有直接关系，让国学为其负责其实夸大了思想和文化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些新儒家和国学研究者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所谓的“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其实也是高看了我们“自家的宝贝”。　　从文化自我怀疑陷入文化自恋，但是别忘了，中国的自立和未来的崛起依靠的既不是西学，也不是国学，而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现代科技；国学只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过去它不应该为国家落后负责，将来靠它也不会创造出多少经济奇迹，或者像历史上那样窒息人们的自由精神追求，它只是幸福、快乐的中国方式，是自由、多元的现代精神文化中，人们可以亲近、选择一种“故乡的精神文化”。　　在基因、网络、民主、法制标示的21世纪中国，国学传统的研究和弘扬又确实不可或缺，不仅出于人文学术建设的完整，更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建设所需。因为，风云突变的历史让无数中国人在轻率地与孔孟、老庄说拜拜后，就成了精神文化上的流浪汉，国学的研究和弘扬将会在当代人越来越多元、自由的精神选择中，重建根于这片黄土地上的文化故乡，增加人们血液中的传统文化浓度，从而使经济、科技塑造的全球化时代中，民族和个体身份保持清晰而不致继续迷失。说得大点，这是在接续中国的精神文化血脉。

中国的富人缺什么？李先梓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占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但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富人对社会的回报却不那么尽如人意。2004年，中国国内入榜的135位慈善家共计捐款9.85亿元，约合1亿多美元。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其中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捐款超过100亿美元，他在过去的4年里共捐款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　　但另一方面，中国富人的消费，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美国的许多豪宅已经为中国人所拥有，而且中国本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以至于有好多老外感叹说：“如今的中国遍地可见百万富翁。”　　中国当然不缺富翁，中国缺的是乐善好施的富翁。无论如何，慈善捐献相差600多倍，绝不单是经济势力上的差距所能说得过去的。那么，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能像外国的富人那样热衷于慈善事业呢？　　旅美作家薛涌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富人缺什么》，指出，西方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　　与美国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是要通过摆阔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并借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美发达国家只有10%的人会承认自己富有，其余90%则说他们过得“还不错”。而在中国，一边是回避财富话题；一边是极尽炫耀之势，而购置豪宅则是炫耀的外在表达方式。一位中国总裁说：“在中国，你的富裕要让别人看得见，否则没人会相信你真的有钱。”中国富人对于财富有一种天然的炫耀欲望，而对社会缺少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所以，中国的富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财富转化为对另外一种财富的占有。说白了，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不是通过对穷人的捐助来实现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　　什么时候中国的富人拥有了能够对穷奢极欲进行制约的精神传统，拥有了对社会进行回报的责任意识，中国的富人也许就会变得乐善好施起来了，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人民网>>观点>>网友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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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与华夏文明来源：《人民网》　　　　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背书出于洛，这不仅是中国学术史的千古之谜，更是中华文明神秘渊源之所在。河图洛书的出现地，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该区域的文化已引起愈来愈多的专家与学者的热切关注和积极研讨。目前，对于河洛文化该怎样界定，包括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有何影响等问题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河洛文化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黄河与洛水的交汇，化育出了肥腴的土壤、适宜的气候，成为先民较早的栖息地，因此河洛最早的界限应仅为黄河洛水汇合的狭小区域。周秦以后，河洛文化向周边逐步扩散，就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河洛文化圈。关于今天的河洛地域界限，朱绍候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成为共识：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开封，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而河洛文化圈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的全部地区，东与齐鲁文化圈相衔接，南与楚文化圈相衔接，西与秦晋文化圈相衔接，北与燕赵文化圈相衔接。　　河洛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河洛文化发迹于古史传说的原始社会，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还有炎黄始祖文化等；从夏代到秦统一是它的发展期，它主要包涵夏商周三代文明，还有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鬼谷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文化；秦汉至隋唐时期是它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最为璀璨夺目，它包括秦统一后，以洛阳为中心的皇都文化，主要有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以及在政治中心和经典哲学影响下的史学、文学、科技、艺术、教育等文化；宋元到清代前期是它的衰落期，随着经济中心南移，河洛地区在文化上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但河洛文化脉络未断，泽惠深远。　　河洛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有其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独特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无不显示着河洛人的个性。但是河洛居天下之中，又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之一，因此它又有超越于一般地域文化的特征。有人将它比作一个“旋涡”，既有强大的吸引、包容、凝聚的力量，能把周围的文化吸纳过来；又有极高的辐射、渗透力，能把自己的文化推出去。于是河洛大地人文荟萃，名家辈出，中国的学术、宗教最先由此传出。老子作为史官久居洛阳，孔子曾入周问礼；佛入中土，先抵河洛；河洛钟灵毓秀，华章溢彩，“汉魏文章半洛阳”，《三都赋》成就“洛阳纸贵”；王铎之“神笔”令人荡气回肠；《资治通鉴》让人叹为观止；天公宠赐河洛，花香物美，洛阳牡丹甲天下；水席“燕菜”，名噪海内；唐三彩古朴典雅，举世无双…… 　　河洛文化，根深叶茂，博大精深，泽润神州，远播寰宇。因此，精确界定和系统研究河洛文化，探讨华夏文明之源，增进文化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意义深远。（韩石萍）

研究帝王的新角度《人民日报海外版》　　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以为自己是最接近神的人，而这使他们任意妄为。为了统驭臣民，难免要猜忌多疑，鲜有帝王能够例外。秦皇、汉武顶多是年轻时人格健全者，年老时无不堕入猜忌多疑，滥杀无辜。　　筑东阳所著的《李世民》，描述了一个人格相对健全的“明君”。然而，正如魏征所感慨：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我从魏征的这一判断中读出了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人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不过23年。　　观照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便可以发现封建帝王都拥有两个身体，一个是由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约束的政治身体，一个是受个人喜好支配的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也就是皇帝宝座。在儒家看来，帝王这个政治身体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依附于责任制之下的。治理天下的责任，是帝王无上权力的前提。　　可问题在于，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激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有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　　筑东阳所著的《李世民》有着一种内在的，无言之言的追求，那就是对人道的呼吁和对无上君权之制衡路径的寻觅。在魏征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陈永苗）

河南发现仰韶墓葬区中华文明有望提前五百年　　据新华社郑州6月2日电（孟国栋）：近日，我国考古专家在河南省灵宝市发现一片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中期墓葬区，考古专家称，这一发现和发掘，对研究中原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这片墓葬区位于河南省灵宝市西南部约30公里的阳平西坡遗址。去年冬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有关部门一起对该遗址进行钻探时，发现几个钻孔中有骨头，便决定进行进一步发掘。从今年4月8日开始，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陆续发现了18座墓葬，目前已清理出11座。这些墓葬均属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并有二层台，其中有两座墓里有釜、灶和瓶等随葬品。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从这次考古发现的一些做工精致的随葬品看，中华民族早在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期的晚段（距今约5500年）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中华文明的渊源就可提前至少500年。主持考古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博士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马萧林博士介绍说，西坡遗址是近年来国家考古“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之一，这片墓葬区的考古发现，对研究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以及对探索中原文明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

论中国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所有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都具有共同性，也都具有特殊性。人类是生存在共性之中。缺少了共性，人类之间就不能彼此交通，人类也就不能彼此协作和进步。因此人尖缺少共性，是不可想象的。缺少特殊性，人类就失去了某种动力。因此，这也是不可想像的。此二者，人类社会是缺一不可。因此，人类学家和政治战略家们不能抹杀其中任何一条。　　笔者长期在中国的横断山民族地区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从大量人类现象的观察中笔者相信了进化论。与许多人一样，笔者读大学时对社会进化论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社会责任感，使笔者坚信了进化论。无论那些生活在多么严酷生态环境中的人类，是处于多么可怜的状态和境地中，但他们仍在力所能及地追求着进步，尽管这种进步与停滞相差无几，微乎其微。但这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质，抹杀了这一点，人类就没有希望了。尽管人类间的冲突不断，但冲突中寻求相互间的理解、协作和社会进步，仍是人类的天性。东西方人类都应高扬理性的光芒，人类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的文明，国家和民族之三大起源。　　事实凡是读过中国上古经籍文献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似乎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或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不然这些古文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和这样措词呢？尤其是少年时读这些古文献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后来稍长，读到疑古派的解释；认为这种观念和史料，即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中的民族一元、地域一元的观念是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及后来的汉儒们编造出来。这样整个中国上古史就是伪造出来。　　但当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这么中国人的思想中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大统一的观念如此深厚，就不得不对疑古派的解释和答案有所怀疑。还有一问题，如果疑古派的答案是错误的呢？那么谁对中国的历史负责？　　还有一从军事地理地形学角度之反思：中国的面积相当于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整个欧洲的面积，这二块面积基本相等的土地上，地理地形条件完全不相同。中国大陆地形条件非常复杂，海拔高程很不相同。中国除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二块面积不大的平原以外，绝大部分的中国领土都是丛山山峻岭，地形险要，阻隔重重。中国的地理地形条件对军事上的统一战争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样的地形地貌反倒是进行武装割据、搞独立的绝好去处。但是人类历史在中国出现的却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大统一国家。出现与单纯地理地形条件判断完全相反的结果。　　而欧洲大陆，基本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尽管在南欧有少量山脉，但这构不成军事地理的障碍。欧洲还有几条河流，也基本形不成地理阻隔。因此，欧洲的地理地貌应该是产生统一大帝国的条件和因素，但是人类在欧洲出现的却是面积几乎相等的众多小国。这里也是出现与其单纯地理地形条件判断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其中深刻的原因，显然是根植于中国与欧洲这两地很不相同的人类群体的极不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层之处。基辛格在《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一文中说道："欧洲堕入均势政治是其理想——中世纪大一统帝国的梦想——破灭，同时这一古老理想的劫灰之上却长出了一大堆力量大致相当的国家。"(25)中世纪的欧洲有没有这样强烈的理想，笔者很是怀疑。人类历史的巨大趋势必然产生于其极为深刻的深层原因，这样的深层原因是不可能建立在历史的偶然性和偶然事件上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给查理曼大帝的时间非常短，一闪即过。而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在说：今天的欧洲人类不能对他们的未来进行选择。笔者没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对疑古派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结论需要做出判断。疑古派说：中国大统一的历史和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和汉代儒生们编造出来的。现在笔者要问二个问题，一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和汉儒们为什么要故意编造中国历史和编造中国大统一的概念呢？目的是什么？二、没有大统一当时的中国人们就活不了吗？

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处世之道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倡“团结友善”，我们从中国传统处世之道中可以汲取何种借鉴？请看——— 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那么，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有哪些特征？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尚德”：中国人处世观念及行为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做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与基础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另一方面，与人交往，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贵在以德待人。其具体表现为：其一、宽厚待人。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其二、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其三、以诚相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其四、守信用，重然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贵和”：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和”。总的看来，“贵和”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但对其负面效应应予以批判。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注重人生的实践理性精神，还孕育了中国人深谙智谋的传统。几千年来，有关谋略的论著和警语无以数计，有关“智囊”、智慧人物的故事播扬久远。这一特点反映于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上，便是：处世待人，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运用心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几千年来，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今天，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中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有理由去改造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使它富于开放性和现代性，然而，这种改造只能是一种传统的转型，而不是推倒重来，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永远是该民族生存发达的根。（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转帖) 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陈明　这里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其所述指不仅包括儒、墨、道、法等各种思想文化，也包括孕育产生这些思想文化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历史发展状况。这里所谓的儒教问题，也并不仅仅以二十几年前由任继愈先生提出儒学宗教论所引起的争议为范围，同时也包括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儒家学说的思想性质、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的理解判断上所发生的辩难和论证。（众所周知，有些人认为它是宗教；有些人认为它是哲学；有些人认为它是功能上具有宗教性的哲学；有些人认为它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既有哲学因素也有宗教因素等等。）这样一种理解决定了本文将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之一惯性以及儒学与民族生命存在之内在性来对本论题进行讨论。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仁智之见本身，同时也要关注这些仁智之见背后主张者们各不相同甚至判然有别的文化立场、政治诉求和学术背景。我们认为，对于全面把握本论题的来龙去脉，从现实的文化发展和社会需要中探寻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途径，这样一种视角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一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宗教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概念，“有其自己的意义，不能在中文中看见一个有教字的东西就认为是宗教”。教的本义为教导，将具有人神连接意涵的religion迻译为宗教，应该是取“以（通过、凭借……）供奉神灵的宗庙为教导方式”这样一种意义。显而易见，体现该单词本质的关键处是作为祭祀场所的“宗”，而非作为中国式人文主义印痕之祭祀目的的“教”。“鲁人以儒教”中的“教”是个动词，意为（鲁国人）用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与此相应，“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所谓三教合一说，则表明这个教字之所指侧重于功能（治），因而既可以指宗教，也可以指哲学等可以用来提供教导作用的思想。事实上，所谓的儒教是或不是religion的问题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文化感受和西方学术分类对儒家思想进行身份或性质判定的时候才在历史上发生的。它的背景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并且是西方处于强势）这一情境：千百年间，儒（学、教、家）就是儒（学、教、家）；天主教教徒利玛窦到来之后，其是否为religion的问题出现；philosophy概念在近代经日本输入，孔孟程朱又纷纷成为或苏格拉底或康德似的哲学家。格义的色彩，既浓且重。但正如佛教初入中土被当成玄学解读并不只是出于认知心理和思维模式上的惯性，同时也因二者本身（如“性空”与“体无”）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家族相似”，儒家思想在知识形态和性质歧议纷纭，也与其在表现形态上与哲学、宗教体现出诸多交叉重叠相似相同的性征密切相关。在对这种交叉重叠相似相同作出界定之前，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从整体上稍加分析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儒学自身的整体性和内在性得到展开和彰显，使人们在进行宗教、哲学之类横向的学科性比较时，对儒学所属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根基维持某种必要的意识和尊重。应该说这种意识和尊重并不会导向对某种观点的直接反对或支持。它的意义在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在承接拓展自己的传统时候，它可以提醒我们在方法论上有所反思。走出意识形态的狭隘性，我们将发现，其实传统也跟未来一样，有着丰富多彩的层面、维度与可能。张光直先生在对中西文化的宏观把握中提出了著名的“连续性”概念：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中国的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而西方的型态实在是个例外”。[1]我们可以循此思路将所谓连续性概念作进一步的引申落实――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在由“野蛮”到“文明”的转进中，在社会结构上与氏族血缘组织维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即所谓的维新道路），而没有发生从身份到契约的改变；在思维观念上与原始宗教意识维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即所谓的巫史传统），而没有产生古希腊那种以对象性思维为特征的哲学。我们认为，敬天和法祖这两大思想和社会的特征，既是这种连续性的结果，也是这种连续性的证明。

百年汉奸榜　　耆英(1790—1858)，满族，爱新觉罗氏，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因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