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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2006年01月13日 14点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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