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的门徒的个人资料

《布兰诗歌》的中文唱词我是从这里找到的 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7607&page=50并且可以下载EAR的专集。

zt:如果说外星人遗落了一本书，那就是它了我们有一百万条理由拒绝这部《蓝熊船长的13条半命》。 “这还是儿童文学吗？” 我困窘了，不只是我一个人发出了这样的讨伐声。不是我妖言惑众，它走得太远了，太离经叛道了，彻头彻尾地颠覆了我们儿童文学的理念。我远远地睨视着它，摇了摇头，我不相信它是出自于我们的同类之手，我怀疑它是一个外星人遗落在我们地球上的一本书。不会是距离太阳约有十二光年的鲸鱼座γ星上的一本童书吧？先看看它那骇人的外观吧！我没有见过德文原版书，手头上的这本中文版的《蓝熊船长的13条半命》，是既大又厚又重。大到什么程度呢？它与中文版“哈利•波特系列”是一样的710毫米×1000毫米、16开本，但却比“哈利•波特系列”中最厚的一本《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还要厚出6页之多，拿在手上，如同拿着一块沉甸甸的砖头。单单是这个长度，就够让人匪夷所思了。一部儿童文学的作品，怎么可以写得这么长？不要忘记了，当年J•K罗琳曾屡遭拒绝，就因为“哈利•波特的故事对孩子来讲，是太长太长了”。它还有更多破戒与出格的地方。长也不怕，如果是《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那样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故事，哪怕是它再长出一倍，也照样会让孩子们爱不释手。问题是，它颠覆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连孩子们最基本的阅读习惯也给颠覆了。故事讲得好好的—它也讲故事—突然说中断就中断了，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就插进来了一大段百科全书式的注释。比如，故事讲到主人公被一只巨鸟的利爪抓住，你正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却停下不讲了，换了一种字体，紧接着就是一段密密麻麻的长达561个字的百科全书的引用：“救生恐龙：救生恐龙也叫馒游救生恐龙，属于正趋于灭绝的恐龙家族，像查莫宁地区的运河龙与霸王鲸赖克斯那样。估计全世界现在大约只有几乎又救生恐龙了，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地大幅度减少……” 你受得了这种折磨吗？它就这样讲讲停停，停停讲讲，完全不在乎一个本来是一气呵成的故事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假如把这部百科全书从它里面剥离出来，完全可以装订成册，出成另外一本书。我们熟悉的儿童文学不见了，但它又确实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1999年作者还因此书而获得了德国的格林文学奖。它告诉我们，儿童文学还可以这么写。尽管它抛弃了我们儿童文学所有的教义，但当你适应了它的叙述风格，克服了最初几页的不适、惊恐与不知所措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手里如同在翻动着一本鲸鱼座γ星的童书，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全书是以蓝熊船长的回忆录的形式展开的，不过，主人公不是人，是一头蓝熊，这头蓝熊一共拥有27条命。从书名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本书里讲了蓝熊的13条半命，也就是半生。所以，这本书可以看成是这头蓝熊的”我的前半生”。什么叫一条命？一条命相当于一天、一个月还是一年？书中都没右交待。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渐渐地明白了，一条命实际上就是蓝熊的一次死里逃生。一开始，蓝熊是作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弃婴，躺在一个小核桃壳里朝着我们、不，是朝着查莫宁地区漂来的。这时的查莫宁，不论是对它还是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片未知的大陆。渐渐地就不对了，出现了生灵，出现了颠覆我们想像力的生灵，一个个把我们的想像力推向极限的奇迹接踵而至。蓝熊死里逃生，最后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生命太宝贵，不能任凭命运支配。因为是许多年以后的回忆，所以每当出现一个生灵或是奇迹的时候，蓝熊船长就会把故事停下来，翻开一部百科全书，唠唠叨叨甚至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念上一小段或是一大段的解释，然后再接着讲下去。一开始，我还有点手忙脚乱，因为我不得不在“故事”与“释义”两者之间跳跃。“故事”是一种感性的思维，而“释义”则显然是一种抽象的思维，这就像是读上几行小说，再读上几行词典。

书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出版, 瓦尔特•本雅明著,胡不适译。关于本书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瓦尔特•本雅明的艺术论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有些奇怪的境地:饱受读解、屡被援引却依然面目暖昧，意旨难索；他对摄影、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的探讨莫不如此。这一情况本身正是作者思想魅力的最强力证明:《摄影小史》谈摄影而意在历史社会，《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似乐观而实冷峻，至今仍值得我们体会深思。也许，本雅明更应被作为一位激进的批判思想家，而非所谓的“最后一个文人”。(摘自书封页)

zt:德国人为席勒头骨争论不休特约撰稿诺央山报道本报讯：两百年来，德国伟大诗人、剧作家席勒的遗骸一直躺在德国魏玛地下墓穴中，与他的好友歌德为邻。然而就在5月9日他逝世两百周年来临之际，魏玛的居民们却感到很尴尬，因为墓穴中的头骨到底是不是席勒的，至今在德国仍然争论不休，最近，不少德国人又为这个问题闹开了。 1805年5月9日，四十五岁的席勒逝世，他被安葬在当地一个公墓地中的集体坟墓中。大约过了21年，魏玛市长卡尔•施瓦伯决定把席勒的遗骸挖出来。面对放在桌上的27个头骨，施瓦伯选了一个最大的，断定“这一定是席勒的。”麻烦从此开始。1911年，有传言说，施瓦伯当年看走眼了，那不是席勒的头骨。于是科学家们又打开原先的集体坟墓，挖出另外63个头骨，从中挑出他们认为真正的席勒头骨，并将它移放到1827年以来保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下墓穴。二战期间，纳粹把席勒和歌德的遗骸转移到一个地下堡垒，直到1945年，盟军才将它们归还到魏玛。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德科学家秘密打开席勒的石棺，研究后断定：第一个头骨确实是席勒的，第二个是一个女人的。但是这一说法一直很有争议，而且这种争议随着德国人对席勒重新发生兴趣而越来越激烈。目前，两本席勒的新传记在德国都成了畅销书。德国总理施罗德公开朗诵席勒的诗歌。人们担心，棺材中的骨头根本不是席勒的。有科学家对一束头发做过DNA研究，还需要对骨头进行检侧。但是魏玛当地管理部门拒绝打开棺材。目前在世的惟一一个见过这两个头骨的人是赫伯特•乌尔里希博士，他是1950年代那支开棺科学家队伍的一员。他至今坚信席勒的头骨就在棺材中。目前，两个头骨都放在棺材中。在第一个头骨移放到地下墓穴之前，歌德曾在他家中短期保存过一段时间。他曾在一首诗中形容它是一个“神秘的容器”。(原载2005年5月20日《文汇读书周报》朋霍费尔的门徒于2005年7月29日扫描整理。)

zt:尘封60年，唯一读者斯大林《希特勒档案》中文版即将出版本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由金城出版社独家引进出版的《希特勒档案》将与该书的其它文字版本在全球同步面市。《希特勒档案》(原名•Das Buch Hitler)既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也是一本颇具传奇色彩的书籍。它是由前苏联内务委员会受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委托，根据对两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人,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奥托•京舍(Otto Guensche)和希特勒的管家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的审讯记录及相关供述整理而成的，作为绝密资料，在近60年的时间里只有斯大林一人读过。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并没有真的自杀，而是化妆潜逃，隐藏了起来，因为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不顾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偷袭的骗子伎俩，让斯大林不敢再贸然轻信。他要求苏联情报机构对希特勒从1933年到1945年的所有活动和私人生活进行调查，从而确定希特勒的确死亡。林格和京舍跟随希特勒多年，当希特勒和爱娃在地堡里自杀之后，是他们俩负责将两人的尸体运到地面，并焚烧处理的。1945年5月2日，林格和京舍被苏联红军抓获。在经过长达数年的审讯后，两人的供词以及苏联情报机构多方面的调查结果被整理成了这份长达394页的绝密报告《希特勒档案》，并于1949年12月29日送呈斯大林，打消了斯大林对希特勒之死的疑惑。 2004年初，德国历史学家、当代历史学博士马蒂亚斯•乌尔在苏共中央档案馆查找资料，无意中发现了这份档案，为了确保它的真实性，乌尔与他的合作者亨利克•埃伯利博士专门请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作了审核确认。为方便个人阅读，苏联情报机构对文字进行了加工；为方便研究，两位德国当代历史学博士又为俄文原稿增加了许多注释。由于历史原因，有关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核心人物活动的许多文字材料都毁于战火，因此，这份历时四年多时间，经过专业审讯人员反复审查的资料更为真实和珍贵。它不仅讲述了希特勒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和情绪变化，爱娃、戈培尔夫人等纳粹女人们的空洞而奢靡的生活，更是披露了没有文字记录的德军核心军事会议和高层之间的争斗。此次，德国历史学家获准将此档案整理出版，为从更深程度上研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头目及其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原载2005年6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朋霍费尔的门徒于2005年7月29日扫描整理。)

书讯:《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上、下)[德]克劳斯•费舍尔著，江苏人民出版杜出版定价:54元本书被誉为研究希特勒德国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书中对纳粹主义的魔力、第三帝国实际运作的方式、在纳粹体制下什么东西可能生存、与大屠杀有关的许多难题、德国之罪等诸多争议性问题作了探讨。

德国古典画家丢勒的作品上月读完丢勒的游记，很有趣。今日下载了他的部分作品，大饱眼福。http://lib.verycd.com/2005/06/11/0000053755.html

贡布里希:【德国战时广播中的神话和现实】 Myth and Reality in German Wartime Broadcasts (贡布里希1969年11月10日在伦敦大学评议员办公室Senate House作的克莱顿历史讲座。) 这个题目定会勾起许多可怕而又痛苦的回忆，所以我得先简单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确实，神话研究是瓦尔堡研究院分内的事，研究现实和错觉之间的联系也确实和我本人的研究工作有关，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确实也使我跨越了许多学科的界线。当我荣幸地接到邀请，来作这次纪念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讲座，我便自然而然地想找一个我确实扎实地研究过的历史课题。也许这是我唯一找到的题目。在我30岁到36岁期间，我在和一批史料打着交道。今天我打算向大家介绍这批史料。从1939年12月到1945年12月，我在英国广播电台侦听站工作，开始是所谓的监听员，后来当了监听指导。我听到了、录下了、翻译或解释了德国电台对德国人民广播的大部分节目。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仅从英国的新闻媒介中、从“这个国家的某处”（这是当时的流行话）的现实生活中目睹了这场战争，而且还从一面哈哈镜中——戈培尔曾经想让德国人民从这面歪曲现实的镜子中看这场战争——目击了这场战争。大家知道，最近公布了一批新的史料，这使我对战争又有了另一个方面的了解。这些史料就是戈培尔和他的宣传班子几乎每天必开的会议的绝密记录件。这次公布于众的是1939年10月到1941年6月19日[l]的全部记录件以及此后直到1943年3月30日斯大林格勒战役[2]之后的会议记录的详细节选。我认为可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材料的发表使以往那些论述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机构的著作变得毫无用处。举个例子：我们这些搞监听的人经常听到德国国内的电台忽然中断节目，报告德军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取得的新的胜利。这些捷报标志着德国军队在挪威、法国、巴尔干半岛、北非和俄国的推进。每次播送捷报之前总有一阵军号声，捷报之后是一支战歌，每一次战役都有不同的军号和不同的战歌作为信号曲。显然，这些戏剧性的节目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但是，新公布的史料补充了戈培尔编导这些节目的生动细节。1940年6月，也就是在敦刻尔克事件几天之后，一家插图周刊的热情的编辑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幅表现这些特别节目的画，画的是一张放在唱机上的胜利军号声的唱片。戈培尔看到这幅画大光其火。他威胁说，如果这种使幻觉破灭的画再度出现，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把编辑送进集中营并逮捕那位让这幅画通过的报刊检查官。难道戈培尔愿意让人民想到，每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就有一群军号手聚集在一起吹出欢乐的乐曲？当然不会。他根本不愿意让人民有思想。他想要人民完全屈从于宣传工具的魔力，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不想要任何幻灭的现实介入。毫无疑问，戈培尔把宣传看成一种艺术，把自己看成一位能够操纵整个民族的感情的伟大艺术家。他象艺术家一样，事先就吩咐仔细安排好宣传的高潮，比如，巴尔干战役还未开始，他便事先命令道，这次战役中最多只有两次(不超过三次)由鼓声和颂歌伴随的捷报广播，以便这种宣传的效果不至于逐渐减弱，我认为戈培尔根本用不着操这份心，因为即使有什么效果，这些效果显然也是胜利本身所产生的，而不是对胜利的广播所产生的。但是，德国电台中流露出的对宣传的绝对威力的信仰并不仅仅是由于戈培尔的狂妄自大。戈培尔从他的主子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承袭了这种信仰。在《我的奋斗》中的许多夸夸其谈的章节里，希特勒阐述了他．对语言威力的信仰。读一读这些章节我们就能知道，对宣传的神话般的信仰是如何产生的。希特勒相信，或自称相信，德国军队从未在战场上被击败过，而总是输在后方，因为德国的敌人发现了心理战这种妖术，而正直高尚的德国人对此却防不胜防。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希特勒开始了对暴众心理学这一当时时髦的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对勒邦〔G.Le Bon]1896年写的那本著名的书的研究。希特勒就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坚信，群众基本上是不讲理性的、屈从于感情的和偏激的。宣传如果要想给每一位听众留下永不消失的深刻印象，就必须反复宣传少数几个主题式口号，但是这几个主题式口号要无休止地重复。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中可以有变化，使宣传显得丰富多彩，但是任何变化都不得破坏主题的内容，而必须自始至终宣传同一件事。”(希特勒《我的奋斗》（慕尼黑，1933年）第6章，203页。) 希特勒对这种方法之威力的信仰并不完全得之于书本。他在政治集会中有过这种经验，至少他自以为有过这种经验。在这类集会中，他曾极力谴责犹太人，抨击凡尔赛丑闻，果然引起这种理论所期待的一阵阵的感情巨浪，验证了重复的威力。希特勒和戈培尔正是靠着群众集体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通过阴谋和恐吓，最终获得了胜利，所以他们把电台这一新奇的玩意儿看成扩展听众范围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规模集会的工具，也就毫不奇怪了。元首对这种集会总是念念不忘，而且至少还遐想着自己正身会场，和群众一起欢呼叫喊。我不知道德国的国内电台什么时候放弃过“广播是政治集会的扩音器”这一概念。战争的头一年，电台的主要节目是转播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这些演讲的对象是训练有素、反映强烈的听众，在转播时还要经过精心编排。他们鼓励群众在工厂、军营或聚集在一起收听演讲，因为一个人呆在家里听可能会关掉收音机，所以希特勒的宣传理论绝对禁止那样做。人们经常提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和这种扩大了的超级集会的观念之间的强烈对照。在前者，谈话者假装在访问一家人家，而在后者，家庭全被赶进了体育馆。（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