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th and Reality in German Wartime Broadcasts (贡布里希1969年11月10日在伦敦大学评议员办公室Senate House作的克莱顿历史讲座。) 这个题目定会勾起许多可怕而又痛苦的回忆，所以我得先简单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确实，神话研究是瓦尔堡研究院分内的事，研究现实和错觉之间的联系也确实和我本人的研究工作有关，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确实也使我跨越了许多学科的界线。当我荣幸地接到邀请，来作这次纪念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讲座，我便自然而然地想找一个我确实扎实地研究过的历史课题。也许这是我唯一找到的题目。在我30岁到36岁期间，我在和一批史料打着交道。今天我打算向大家介绍这批史料。从1939年12月到1945年12月，我在英国广播电台侦听站工作，开始是所谓的监听员，后来当了监听指导。我听到了、录下了、翻译或解释了德国电台对德国人民广播的大部分节目。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仅从英国的新闻媒介中、从“这个国家的某处”（这是当时的流行话）的现实生活中目睹了这场战争，而且还从一面哈哈镜中——戈培尔曾经想让德国人民从这面歪曲现实的镜子中看这场战争——目击了这场战争。 大家知道，最近公布了一批新的史料，这使我对战争又有了另一个方面的了解。这些史料就是戈培尔和他的宣传班子几乎每天必开的会议的绝密记录件。这次公布于众的是1939年10月到1941年6月19日[l]的全部记录件以及此后直到1943年3月30日斯大林格勒战役[2]之后的会议记录的详细节选。我认为可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材料的发表使以往那些论述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机构的著作变得毫无用处。 举个例子：我们这些搞监听的人经常听到德国国内的电台忽然中断节目，报告德军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取得的新的胜利。这些捷报标志着德国军队在挪威、法国、巴尔干半岛、北非和俄国的推进。每次播送捷报之前总有一阵军号声，捷报之后是一支战歌，每一次战役都有不同的军号和不同的战歌作为信号曲。显然，这些戏剧性的节目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但是，新公布的史料补充了戈培尔编导这些节目的生动细节。1940年6月，也就是在敦刻尔克事件几天之后，一家插图周刊的热情的编辑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幅表现这些特别节目的画，画的是一张放在唱机上的胜利军号声的唱片。戈培尔看到这幅画大光其火。他威胁说，如果这种使幻觉破灭的画再度出现，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把编辑送进集中营并逮捕那位让这幅画通过的报刊检查官。难道戈培尔愿意让人民想到，每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就有一群军号手聚集在一起吹出欢乐的乐曲？当然不会。他根本不愿意让人民有思想。他想要人民完全屈从于宣传工具的魔力，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不想要任何幻灭的现实介入。 毫无疑问，戈培尔把宣传看成一种艺术，把自己看成一位能够操纵整个民族的感情的伟大艺术家。他象艺术家一样，事先就吩咐仔细安排好宣传的高潮，比如，巴尔干战役还未开始，他便事先命令道，这次战役中最多只有两次(不超过三次)由鼓声和颂歌伴随的捷报广播，以便这种宣传的效果不至于逐渐减弱，我认为戈培尔根本用不着操这份心，因为即使有什么效果，这些效果显然也是胜利本身所产生的，而不是对胜利的广播所产生的。但是，德国电台中流露出的对宣传的绝对威力的信仰并不仅仅是由于戈培尔的狂妄自大。戈培尔从他的主子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承袭了这种信仰。在《我的奋斗》中的许多夸夸其谈的章节里，希特勒阐述了他．对语言威力的信仰。读一读这些章节我们就能知道，对宣传的神话般的信仰是如何产生的。希特勒相信，或自称相信，德国军队从未在战场上被击败过，而总是输在后方，因为德国的敌人发现了心理战这种妖术，而正直高尚的德国人对此却防不胜防。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希特勒开始了对暴众心理学这一当时时髦的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对勒邦〔G.Le Bon]1896年写的那本著名的书的研究。希特勒就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坚信，群众基本上是不讲理性的、屈从于感情的和偏激的。宣传如果要想给每一位听众留下永不消失的深刻印象，就必须反复宣传少数几个主题式口号，但是这几个主题式口号要无休止地重复。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中可以有变化，使宣传显得丰富多彩，但是任何变化都不得破坏主题的内容，而必须自始至终宣传同一件事。”(希特勒《我的奋斗》（慕尼黑，1933年）第6章，203页。) 希特勒对这种方法之威力的信仰并不完全得之于书本。他在政治集会中有过这种经验，至少他自以为有过这种经验。在这类集会中，他曾极力谴责犹太人，抨击
凡尔赛
丑闻，果然引起这种理论所期待的一阵阵的感情巨浪，验证了重复的威力。希特勒和戈培尔正是靠着群众集体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通过阴谋和恐吓，最终获得了胜利，所以他们把电台这一新奇的玩意儿看成扩展听众范围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规模集会的工具，也就毫不奇怪了。元首对这种集会总是念念不忘，而且至少还遐想着自己正身会场，和群众一起欢呼叫喊。 我不知道德国的国内电台什么时候放弃过“广播是政治集会的扩音器”这一概念。战争的头一年，电台的主要节目是转播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这些演讲的对象是训练有素、反映强烈的听众，在转播时还要经过精心编排。他们鼓励群众在工厂、军营或聚集在一起收听演讲，因为一个人呆在家里听可能会关掉收音机，所以希特勒的宣传理论绝对禁止那样做。人们经常提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和这种扩大了的超级集会的观念之间的强烈对照。在前者，谈话者假装在访问一家人家，而在后者，家庭全被赶进了体育馆。（续后）

但是，这再也不是无条件的希望。戈培尔告诉他的宣传班子，再也不要暗示德国不会战败：假如德国人民不响应时代的挑战，德国当然会战败。这种教训同样也可以从历史这本教科书中得到。在当时这种逆境中，卡莱尔的《腓德烈大帝史》倍受推崇，几乎享有和《圣经》同等的地位，因为这本书叙述的是，在7年战争时期，普鲁士大帝腓德烈在貌似绝望的形势下，不屈不挠地坚持着，直到卡特琳女皇领导的俄国突然改变战线，救了他一命。从本国人民的历史中寻找爱国灵感，这种做法并不是纳粹的首创。但是，他们认为，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充满伟大例子的库房。纳粹的哲学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把人类历史看成宇宙进化的延伸。纳粹认为，历史上的伟人必须服从人类命运的法则，而不是服从上帝或人类创造的别的法则。我们只有承认纳粹的这种历史观才能理解他们的神话表现出来的严重的理智错乱。如果你们读一读贡多尔夫写的论凯撒大帝的书（《凯撒的荣誉史》，柏林，1924年。书中写道：“历史学家不能成为一个好政治家，他不能根据命运的发展而不失时机地作出有成果的决定。但他能够帮着煽风点火，使各种幻想的行为兴旺繁荣，他也能为即将出现的英雄收买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召集着历史的力量以及历史力量的化身：人民和领袖”〔第7页〕。贡多尔夫在讨论凯撒这段话的真实性时说：“任何伟人都不会进行小小的诈编”；甚至在凯撒“强加给人事实”的时候，他也必须不被人指控为怀有功利的念头〔第9页〕。书中暗含的种族主义、对日耳曼“帝国”的暗示以及对拿破仑的可悲祟拜使该书在今天读起来越发令人抑郁。该书作者就这样“帮着煽风点火”，假如他没有在1931年死去的话，他自己就会遭到他煽起来的旋风的报应。），我想你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贡多尔夫是戈培尔在海德堡读书时的教授。最近，布拉姆施泰特写了一本名为《戈培尔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的书，极其恰当地把纳粹宣传中一些极具特色的（利用感情）的作法和历史的神意联系了起来。但是，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谁成功地再现了这些做法中最富于戏剧性的部分：戈培尔在1945年2月28日对德国人民发表的一次广播谈话。当时，德国东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已经被盟军占领（我得感谢侦听部的同事卢克斯•福特米勒博士帮我在《德国镜报》中找到了这段发言。这段话在布拉姆施泰德的书上提到，但没有引文。它的全文见《民族观察员》〔Der Volkische Beobachter]慕尼黑版,1945年3月2日〕。戈培尔先介绍了一位敢于当面蔑视美国法官的德国姑娘，并把她称赞为坚攻不破的德国精神的象征。接下去他宣称：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女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妓女，一个只会崇拜人多势众的胆小鬼。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本身就可能是一位缺乏高尚道德的女人，她可能会认可的这个从战争的可怕的混乱中诞生的世界就不可能会有太深刻的理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将会比地狱还糟糕，我会认为这种生活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和对我所爱过的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将很高兴抛弃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除了被抛弃外，别无价值。……” 但是，戈培尔接下去说，历史从来没有让人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她从来都是公正的，只要各个民族让她有机会公正。她对她选来承担最高尚的任务的人总是给以最严酷的考验，但是，她总是等到把他们逼到了绝望的边缘时，才降落到他们的身边，仁慈地将胜利的棕榈赐给他们。她这次也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因为尽管时代会变、民族会变，人民会变，而历史却永远不会改变。 然而，这最后一个神话避难所也被现实粉粹了(永远也不曾完全达到过，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宜称，最终是人民失败了，而不是历史之神失败了，并以此来挽救他们的神话。根据汉斯•弗里茨切的说法，戈培尔在1945年4月21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实采取了那条路线，他先是责怪军官，然后责骂全体德国人民，他说：当他们投票表决脱离各民族联盟时，没人强迫过他们[留在联盟里〕。他们的合作者为什么要和他一道干呢？现在，如果他们被砍了脑袋可别觉得惊讶．这段常被引用的话可能确实是他说的，但全部叙述得小心对待，因为弗里茨切宣称戈培尔只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暴露了他的真正面貌，自有他的目的，他一直把戈培尔当成真正的受国主义者。[见《汉斯•弗里茨切如是说》，由希尔德加德•施普林格编辑，斯图加特，1949年，第28页]）。两个月，苏联人攻入了火光冲天的柏林。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先用毒针杀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效法希特勒自杀。 Die Gottin der Geschichte nur eine Hure 【历史女神只不过是个妓女】，这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相信，克莱顿的演讲者应该抗议戈培尔这位绝望的历史追求者对她作出的这种令人沮丧的判决。历史既不是妓女，也不是女神。克莱奥[Clio]既不做许诺也不接受贿赂，她只是慎重而又不情愿地记下了以她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全文完。

这么久没人顶了~~偶顶个教训以吃“猪肉炖粉条”为荣的一干人等。。。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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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德国吧,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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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