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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节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效果比较的随访数据 Segmentectomy versus Lobect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节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效果比较的随访数据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目前还是预印版阶段，先睹为快。作者为美国最著名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外科胸外科Alexandra L博士。基本确定美国权威机构接受了日本JCOG的结果，小于2cm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亚肺叶切除是没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患者群体达2.3万，且美国一贯的地生存率，IA2期无论什么手术方式整体生存率将将80%。（一）摘要目的：确定JCOG0802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美国的临床环境中。方法：在国家癌症数据库（NCDB）中诊断为临床期IA（< 2 cm）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患者接受节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2004-2017年）。采用倾向评分匹配分析方法评估NCDB患者的总生存期（OS）。对SEER数据库进行了专项分析，以评估在第一原发肺癌中接受节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后，第二原发肺癌患者的治疗模式。结果：在符合纳入标准的23286例NCDB患者中，1397例（6.0%）接受了肺节段切除术，21889例（94.0%）接受了肺叶切除术。在对研究队列中所有患者的倾向评分匹配分析中，接受节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患者的OS没有显著差异（5年OS：79.9%[95%CI：76.7%-82.0%]vs.81.8%[95%CI：78.7%-84.4%]，log-rank： P=0.72）。在根据肿瘤分级和组织学亚型进行的亚组分析中，肿瘤节段切除术在所有评估的亚组中的总生存率均与肺叶切除相似。在SEER数据库中对患者的倾向评分匹配分析中，第一原发肺癌接受肺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后，第二原发肺癌的治疗模式没有显著差异。结论：在这项对诊断为IA期（< 2 cm）NSCLC的美国患者进行的全国性分析中，在整个队列或按肿瘤分级或组织学亚型进行的亚组分析中，节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之间的OS没有显著差异。

陈海泉组上新：影像学T1N0浸润的磨玻璃肺腺癌楔形切除可以吗 Extent of surgical resection for radiologically subsolid T1N0 invasive lung adenocarcinoma: When is a wedge resection acceptable? 影像学中T1N0的浸润型肺腺癌的手术切除范围：楔形切除何时可以接受？陈海泉组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JTCVS，目前还是In Press, Journal Pre-proof阶段，可以先睹为快。（一）摘要目的：评估楔形切除术（WR）是否适用于外周型T1N0孤立的亚实性（混合磨玻璃）侵袭性肺腺癌（LUAD）患者。方法：对接受亚肺叶切除术的外周T1N0孤立性亚实性侵袭性LUAD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5年无复发生存率（RFS）和5年肺癌特异性总生存率（LCS-OS）。Cox回归模型用于阐明复发的危险因素。内容： 258名接受楔形切除术WR的患者和1245名接受肺段切除术（SEG）的患者被纳入。平均随访时间为36.87±16.21个月。磨玻璃结节（GGN）≤2cm和0.25<肿瘤中实性成分占比（CTR）≤0.5的患者，楔形切除术WR的5年RFS为96.89%，与GGN≤2cm和CTR≤0.25的患者的100%无统计学差异（p=0.231）。GGN在2-3cm和CTR≤0.5的患者的5年RFS为90.12%，显著低于GGN≤2cm和CTR≤0.25的患者（p=0.046）。对于GGN≤2cm和0.25<CTR≤0.5的患者，楔形切除术WR后5年RFS和LCS-OS分别为97.87%和100%，肺段切除术SEG后为97.73%和92.86%（RFS:p=0.987；LCS-OS:p0.199）。对于GGN在2-3cm之间且CTR≤0.5的患者，WR后的5年RFS显著低于SEG后（90.61%对100%，p=0.043）。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STAS、内脏胸膜侵犯和神经侵犯，仍然是GGN在2-3 cm之间且CTR≤0.5的病人，楔形切除术WR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楔形切除术WR可能适用于以外周GGN≤2cm和CTR≤0.5的侵袭性LUAD患者，但不适用于以2-3cm和CTR≥0.5出现的浸润性LUAD的患者。

上海胸科：手术及辅助化疗对气腔播散的I期肺腺癌患者生存影响 Impact of surgery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the survival of stage I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with tumor 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 手术方式及辅助化疗对气腔播散的I期肺腺癌患者生存的影响上海胸科医院2023年发表于权威期刊Lung Cancer 。（一）摘要目的：肿瘤通过空气空间扩散（STAS）是肺癌转移的一种独特机制；然而，其对于I期肺腺癌（ADC）的临床价值目前尚不清楚。我们调查了(1)I期STAS患者肺叶下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患者的预后；(2)辅助化疗（ACT）对I期ADC和STAS患者的潜在益处。方法：2014年至2018年，我院共连续鉴定了3328例I期肺腺癌ADC患者，其中600例诊断为STAS。采用Kaplan-Meier分析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评估STAS对总生存期（OS）和无复发生存期（RFS）的影响。结果：在IA期STAS患者中，接受肺叶下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OS（P = 0.919）和RFS（P = 0.066）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证实了这一结果（小叶下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OS：HR=0.523,95%CI，0.056–18.458，P=0.714；RFS，HR=0.360,95%CI，0.115–1.565，P=0.897）。 ACT并没有改善IA期患者的预后，但确实改善了IB期患者的RFS，且尤其是有高危复发因素时，包括低分化肿瘤、淋巴血管浸润和内脏胸膜浸润（P = 0.046）。结论：肺叶切除术对IA期ADC患者的预后相当。术后确诊STAS时，对于复发因素高的IB期患者应考虑ACT，而IA期患者不考虑。

手术切除的肺腺癌：CT中异质性混磨和部分实性结节是否预后有差异 Surgically resected lung adenocarcinoma: do heterogeneous GGNs and part‑solid nodules on thin‑section CT show diferent prognosis? 日本长崎大学Hirofumi Koike发表在Japanese Journal of Radiology，证实了异质性混磨十年无复发病例。（一）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手术切除的IA期肺腺癌（Ad）患者在薄片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上表现为异质性毛玻璃结节（mggn）或部分实性结节（SN）的临床病程，并阐明两者之间的预后差异。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242例肺动脉疾病合并异质性GGN或部分实性结节的手术切除病例。术后，对他们进行了病理学检查。我们还调查了疾病患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结果：异质性GGN组无肺疾病复发或原发疾病死亡病例。在部分实性结节组中，181例患者中分别有12例和6例肺动脉疾病复发和原发疾病死亡。异质性ggn与DFS明显长于部分实性结节（p=0.042）相关。而两组间的OS无明显差异（p=0.134）。所有242例患者均有病理诊断。181个部分实性结节分为116个侵袭性Ads、54个微浸润Ads（MIAs）和11个Ad原位癌（AIS）病变，61个异质性ggn分为18个侵袭性Ads、25个MIAs和18个AIS病变。结论：异质性ggn与部分实性结节相比，与更长的DFS显著相关。病理上，异质性ggn和部分实性结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肺磨玻璃结节的CT影像学、病理及基因型的相关性探讨 Correlation exploration among CT imaging, pathology and genotype of pulmonary ground-glass opacity 肺磨玻璃结节的CT影像学、病理及基因型的相关性探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发表在2023年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一）摘要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分析毛玻璃（GGO）结节手术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病理分型及基因检测结果，为GGO患者探索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为建立GGO治疗流程提供依据。本研究纳入465例经HRCT确诊并经病理诊断的GGO患者。所有GGO患者均为单发病变的病例。我们对单个GGO的临床、影像学、病理和分子生物学资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学研究。 (1)465例患者中，中位年龄58岁，女性315例（67.7%）；不吸烟397例（85.4%），354例（76.1%）无临床症状。良性GGO 33例，恶性GGO 432例。两组患者在GGO的大小、液泡征、胸膜压痕、血管征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230个 mGGO中无AAH，AIS13例，MIA25例，浸润性腺癌173例。浸润性腺癌发生实性结节的概率高于微浸润性癌，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随访360例，平均随访时间为6.05个月，GGO增加34例（9.4%）。 (2)在病理诊断的428例腺癌标本中，EGFR突变262例（61.2%），14例（3.3%）KRAS突变，1例（0.2%）突变，EML4-ALK基因融合9例（2.1%），ROS1融合2例（ROS1融合0.5%）。mGGO的基因突变检出率高于pGGO。在随访期间，32例GGO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EGFR突变率为53.1%，ALK阳性率为6.3%，KRAS突变率为3.1%，无ros1和BRAF基因突变。与GGO不变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浸润性腺癌的EGFR突变率最高（168/228,73.7%），主要发生在19个Del和L858R点突变中。在非典型性腺瘤炒作中未发现KRAS突变，EML4-ALK融合基因主要见于侵袭性患者，主要是腺癌（7/9）。GGO往往发生在年轻的、不吸烟的女性身上。GGO的大小与恶性程度有关。胸膜凹陷征、液泡征和血管簇征均为恶性GGO的特征性图像。pGGO和mGGO反映了GGO的病理发展。在随访过程中，发现GGO尺寸增加，出现固体成分，这是手术切除的指征。在mGGO和侵袭性腺癌中，EGFR突变的检出率较高。pGGO在影像学、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异质性研究有助于制定正确的个体化诊断和治疗方案。

国家肺筛查试验中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后复发情况研究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fo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in the National LungScreening Trial 国家肺筛查试验中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后复发情况研究来自最为著名的美国麻省总医院的Alexandra L教授。（一）摘要背景利用国家肺筛查试验（NLST）评估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完全切除后复发性疾病的模式、预测因子和长期预后。方法：评估病理I-II期行完全切除（肺叶切除或双叶切除）的NLST NSCLC患者的复发频率。使用竞争风险回归评估复发风险增加的预测因子。采用Kaplan-Meier法评估有复发和无复发患者的总生存期。结果：在497例符合研究纳入标准的患者中，94例患者的复发率为每年100人中4.9例（95%CI：4.0-6.0）。5年累计复发率为20.1%（95%可信区间： 16.5%至23.9%）。大多数患者仅在远处部位（=4750.0%）或在局部和远处部位（=3031.9%）复发。从手术到复发的中位时间为18.8（10.6-30.7）个月。在多变量调整分析中，与通过LDCT筛查检测到的肺癌相比，通过胸片检测到的肺癌，和随访期间检测到的肺癌，与类似的复发风险相关。病理I期和II期疾病在局部、远处或两者均复发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63.0、23.1、9.8个月和28.9、8.7和10.2个月。结论：在对完全切除的I-II期NSCLC的NLST患者的分析中，5年累计复发发生率为20%。近82%的复发发生在远处，并与低生存率相关。

磨玻璃型年轻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手术结果 Clinical features and surgical outcomes of young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manifesting as ground glass opacity 表现为毛玻璃样的年轻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手术结果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付湘宁，发表在2023年的Frontiers in Oncology。（一）摘要背景：目前越来越多的磨玻璃混浊相关肺腺癌（GGO-LUAD）在年轻患者中被诊断出来。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年轻的GGO-LUAD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手术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诊断为肺腺癌并行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VATS）的40岁≤患者。根据患者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分别分为实性结节（SN）组和GGO组。分析这些患者的病理亚型、手术方式及结节大小，并评估其临床特征及预后。结果：共纳入165例患者，其中GGO组133例，实性结节SN组32例。GGO组和SN组的女性和不吸烟者的比例都较高。与SN组患者（15.63%）相比，GGO组30岁以下患者数量更多（27.8%）。病理结果显示，GGO组83.5%的病变为侵袭前病变，而16.5%的病变为浸润性腺癌，而SN组96.9%为浸润性腺癌。GGO组的组织学特征和预后明显优于SN组。围手术期并发症仅发生6例，其中肺炎1例，气胸2例，3例，长期漏气3例。无其他严重并发症或死亡事件发生。中位随访时间为41.2 ± 7.2个月（32-56）后，GGO组的3年无复发生存率（RFS）（100%）和总生存率（OS）（100%）显著高于SN组（93.42%和96.88%）。结论：年轻的GGO-LUAD患者以非吸烟者和女性为主。这些患者多为早期患者，术后预后良好。

陈海泉：侵袭性肺腺癌肺癌分级与常见驱动突变的关联 Validation of the Nove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Grading System forInvasive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andAssociation With Common Driver Mutations 验证侵袭性肺腺癌肺癌分级系统研究的新国际协会及其与常见驱动突变的关联发表在2021年国际权威期刊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一）摘要简介：我们旨在验证国际肺癌病理研究协会提出的新型分级系统，在中国患者浸润性肺腺癌（adc）预后分层中的应用。我们还研究了分级系统、常见驱动突变和辅助化疗（ACT）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至2016年对950例侵袭性adc（I-III期）患者的组织学模式，并根据提出的分级系统进行分类。随后，肿瘤分级与遗传数据、ACT和患者预后相关。结果：与传统的主要模式基础组相比，新的分级系统具有更好的生存鉴别能力（曲线下面积无复发生存率为0.768，总生存率为0.775）。当合并淋巴血管侵犯状态时，曲线下面积没有进一步改善。EGFR突变（p < 0.001）与中度级别相关，而KRAS突变（p¼0.041）和ALK融合（p¼0.021）在较差级别中明显更为常见。基于EGFR突变状态的分级系统的重新分类显示出良好的生存辨别能力（p < 0.001）。特别是，Ib至III期新高级别adc患者使用ACT预后有改善。结论：新的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分级系统是一种实用和有效的患者预后鉴别器，应作为综合病理-遗传分型的一部分，以提高生存预测。此外，它可能支持患者分层的积极的辅助化疗。

中山医：病理I期浸润性肺腺癌中磨玻璃和纯实性病变不同预后因素 Distinct Prognostic Factors of Ground Glass Opacity and Pure-Solid Lesion in Pathological Stage I Invasive Lung Adenocarcinoma 病理I期浸润性肺腺癌中磨玻璃和纯实性病变的不同预后因素来自中山大学医学院、孙逸仙纪念医院，发表在World J Oncol. ，2022年。大家看看中山医的治愈率数据。（一）摘要背景：毛玻璃（GGO）与肺癌良好的生存率相关。然而，关于GGO和纯实性结节对病理I期浸润性腺癌（IAC）的预后因素差异的相关证据有限。我们的目的是确定GGO对生存的影响，并寻找部分GGO和纯实性患者的预后因素。方法：2007年12月至2018年8月，回顾性分析病理I期IAC患者，分为纯GGO组、部分GGO组和纯实性组。生存曲线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分析，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使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和Cox回归模型来获得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的预后因素。结果：纯GGO、部分GGO组和纯实性组的患者数量分别为134例、540例和396例。实性成分肿瘤比（CTR）>为0.75的GGO部分患者与纯实性结节患者的预后相似。在部分GGO患者中，CTR与OS呈负相关（P = 0.007），实体肿瘤大小（STS）与DFS呈负相关（P < 0.001）。内脏胸膜侵犯（VPI）与OS（P = 0.040）和DFS（P = 0.002）呈负相关。在纯实体患者中，肺切除术与OS（P = 0.008）和DFS（P = 0.005）呈负相关，而延长N1站检查与DFS改善相关（P = 0.005）。结论：虽然GGO成分是病理I期IAC患者的积极预后因素，但也有一小部分GGO成分与良好的生存率无关。VPI、STS和CTR是部分GGO患者的重要预测因子。纯实性患者应谨慎行肺切除术，特别是楔形切除术。

顺天堂医院新成果：磨玻璃对高代谢性肺腺癌预后的影响 Prognostic inflfluence of a ground-glass opacity component inhypermetabolic lung adenocarcinoma 磨玻璃对高代谢性肺腺癌预后的影响日本GGO的奠基人，顺天堂医院的著名教授Aritoshi Hattori，于2022年9月在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权威期刊发布了新成果，众所周知，他的每个成果都聚焦在GGO预后极好，以及TNM分期要把GGO作为重要的临床T分型参数因子，本文也不例外。（一）摘要摘要目的：我们评估了毛玻璃（GGO）成分在具有较高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的高代谢性肺腺癌中的肿瘤作用。方法：2008年至2017年，我们回顾了手术切除的临床淋巴结阴性肺腺癌的数据。此外，我们还根据GGO的存在对其进行了分类。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了GGO在高代谢肿瘤中的预后意义。总生存率（OS）采用Kaplan-Meier方法采用log-rank检验。结果：在1134例手术切除的临床淋巴结阴性肺腺癌中，有603例具有高代谢活性（最大标准化摄取值>_3.0 mg/dl）。其中，有GGO的肺腺癌组有120例（20%），实体瘤组有483例（80%）。高代谢性肺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期有统计学差异，对于GGO组和实体瘤组分别为（83.1% vs 59.4%，P<为0.001）。根据GGO的存在进行分层后，通过多变量分析，最大标准化摄取值和最大肿瘤大小是独立显著的预后因素；然而，在有GGO的肺腺癌组中，没有临床因素与生存相关。有GGO的肺腺癌组的5年OS的生存率良好（T1a + T1b： 85.5%，T1c： 80.0%，T2a或以上： 84.2%，P = 0.904）。对于实体瘤组，生存率随着肿瘤大小的增加而显著降低（T1a + T1b： 68.7%，T1c： 62.8%，T2a或以上： 48.0%，P < 0.001）。结论：肺腺癌合并高代谢肿瘤的GGO预后也良好。因此，GGO的存在应被认为是下一个临床T分型的一个重要参数。

最新研究：切除肺腺癌的复发模式和患者预后因CT上磨玻璃而不同 Recurrence Patterns and Patient Outcomes in Resected Lung Adenocarcinoma Differ according to Ground-Glass Opacity at CT 切除肺腺癌的复发模式和患者预后因CT上磨玻璃而不同韩国蔚山大学医学院峨山医学中心心胸外科Sohee Park医生发表在《JOURNAL OF THORACIC IMAGING》（一）摘要背景：虽然已知毛玻璃不透明肺腺癌（GGO）具有明显的特征，但根据GGO的存在，切除肺腺癌患者的复发模式和预后是否不同，数据还是有限。目的：根据GGO检查切除肺腺癌患者的复发模式及与预后的关系。材料与方法：回顾性纳入2010年7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因肺腺癌接受CT检查后行肺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的患者。患者根据GGO的存在情况分为两组： GGO腺癌和实体瘤腺癌。调查并比较两组患者在随访CT检查时的复发情况。采用Cox回归分析方法评估患者分组对复发时间、复发后生存期（PRS）和总生存期（OS）的影响。结果：1019例患者（平均年龄62岁，±9例，520例女性）中，GGO腺癌487例，实体腺癌532例。实体腺癌患者（36.1%[532例患者中的192例]）的复发发生率高于GGO腺癌患者（16.2%[487例患者中的79例]）。远处转移是实体性腺癌组和所有临床分期中最常见的复发方式。在临床I期GGO腺癌中，所有区域复发均表现为同侧肺转移（39.2%[20/51]），无区域淋巴结转移。脑转移在临床I期实体性腺癌患者中更为常见（16.5%[97例患者中的16例]）。GGO的存在与复发时间和OS相关（调整后的风险比[HR]，0.6[P<.001]）。复发模式是PRS的独立危险因素（调整后的HR，远处转移为2.1[P<.001]，脑转移为3.9[P<.001]，以局部-区域复发为参考）。结论：CT上有和无毛玻璃影的患者的复发模式、复发时间和总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

冈山大学医学院：IA期影像学浸润性肺癌的有限切除手术方法预后日本除了东京大阪外，冈山、神奈川、广岛等医院在磨玻璃肺结节的研究水平也很高。但是日本地方医院的成果经常和主流认知如JCOG不同，比如冈山大学就是传统肺叶切除派，看看也就是行了。 Limited resection for stage IA radiologically invasive lung cancer: areal-world nationwide database study IA期影像学浸润性肺癌的有限切除：一个真实世界的全国性数据库研究来自于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的Junichi Soh，发表在2022年的权威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一）摘要目的：放射学浸润性非小细胞肺癌，定义为实性大小与最大肿瘤直径比CTR大于0.5，与病理侵袭性和较差的预后相关。然而，目前还没有现实世界中关于考虑放射学侵袭性的有限切除的全国性数据库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有限切除(如楔形性切除术（TNM第8版）的预后有效性。方法：我们根据日本肺癌联合委员会注册数据库，对接受完全切除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cT因子和放射学侵袭性分层检查手术过程与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在5692例患者中，分别有4323例（80.0%）、657例（11.5%）和712例（12.5%）患者行肺叶切除术、肺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多变量分析与倾向评分匹配表明，年龄较大、手术状态不佳和楔形切除术与预后较差显著相关，接受肺段切除术的患者与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预后相同。亚群分析显示，对于cT1b或更少的患者，肺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相当，但对于cT1c患者没有差异，特别是对于非纯放射侵袭性（亚实性）cT1c；非纯放射侵袭性（亚实性）cT1b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4%和90.4%，单纯放射侵袭性（实体瘤）cT1b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0.0%和83.8%。结论：对于cT1b或更少的放射学浸润性肺癌患者，肺段切除术可以替代肺叶切除术，但对于cT1c患者则不能。

上海肺科：评估IA-II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生存期临床风险模型 A clinical risk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ge IA–IIA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fter surgery 上海肺科医院发表于JTD，2022年9月发表。（一）摘要背景：IA-IIA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术后的生存率是异质性的。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预后风险模型来预测这些患者的总生存期（OS）。方法：对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的患者数据（n=9,914）进行分析。将这些病例随机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来自上海肺科医院（n=270）的患者也被纳入外部队列。采用影响训练队列生存的独立显著因素构建列线图。采用一致性指数（c指数）和校准图对精度进行了评价。使用X-tile软件确定对患者进行分类的最佳临界值。结果：性别、诊断年龄、肿瘤大小、内脏胸膜浸润（VPI）、肿瘤分级、检查淋巴结数量被认为是独立的预后因素，并选择建立列线图。预测OS的列线图的c指数在训练组中分别为0.671 [95%置信区间（CI）：0.653–0.689]，在验证组和测试组中的c指数分别为0.668（95%CI：0.650–0.687）和0.707（95%CI：0.651–0.763）。风险点的临界值为106.0，将患者分为高危组和低危组。高危患者的5年生存时间低于低危患者（P<0.001）。结论：所建立的列线图可评估IA-IIA期NSCLC患者术后的生存期，并可为临床医生决定辅助治疗的管理提供预后信息。

刘伦旭：I期肺癌患者第二原发性肺外恶性肿瘤的风险筛查 Risk-based screening for second primary extrapulmonary malignancies in stage I lung cancer patients: A study based on SEER database 华西的刘伦旭教授发表在权威期刊Lung Cancer。（一）摘要目的：我们进行了这项研究，以确定切除的I期肺癌患者发生第二原发性恶性肿瘤（SPM）的风险，特别是第二原发性肺外恶性肿瘤（SPEM）。材料和方法：从SEER数据库中回顾性纳入已切除的I期肺癌患者（2008-2017年）。采用标准化发生率比（SIR）评估患者与普通人群的相对风险。采用竞争风险模型识别风险增加SPEM（rSPEM）的危险因素。基于这些因素建立了简化列线图，对不同rSPEM风险的患者进行分层。结果：共纳入14495例患者，随访期间发生第二原发性恶性肿瘤SPM的患者1779例（12.27%），其中第二原发性肺外恶性肿瘤SPEM患者896例（50.37%）。入组患者发生SPM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SIR：1.92,95%CI：1.83-2.01）。随着时间的推移，SPM的年发病率约为3%−4%。三种最常见的SPEM分别是前列腺癌、乳腺癌和膀胱癌。竞争风险多变量分析显示，年龄、男性和白人种族的增加是r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I期肺癌患者发生SPM的风险较高。识别rSPEM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进行相应的简化列线图，可以很好地区分不同风险的患者。列线图可能会帮助医生为SPEM制定更合适的筛查策略。

磨玻璃结节分子基因突变综述磨玻璃结节肺腺癌的分子基因突变：系统回顾和综述分析 Molecular Alterations in LungAdenocarcinoma With Ground-GlassNodul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Meta-Analysis 发表在2021年的权威期刊Frontiers （一）摘要背景和目的：随着计算机断层扫描（CT）使用的增加，结节性毛玻璃病变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毛玻璃（GGOs）的基因组特征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全面探讨转基因生物的分子改变及其与放射学进展的相关性。结论：早期GGO患者考虑了体细胞基因改变，但肿瘤进展后的频率没有明显改变。本文综述了基因突变对LUAD的分子改变。

圣巴巴拉医院：可疑毛玻璃结节患者发生腺癌风险与种族和性别有关 Risk of adeno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a suspicious ground-glass opacity: a retrospective review 美国圣巴巴医院Esha Roy对影像学磨玻璃结节患者的风险进行回顾，发现了一些人种因素，可以读读，发表于2022年9月的JTD。（一）摘要背景：原发性肺腺癌和良性肿瘤在影像学上均可有毛玻璃影（GGO）外观。本研究评估了接受肺癌GGO切除的患者中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2017年在单一机构接受GGO成分肺结节切除并疑似原发肺癌的患者。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包括结节的大小、年龄、性别和种族作为潜在的预测因素。结果：在243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中，肺腺癌的发生率为86%（n=208）。在35例伴有良性病理的患者中，最常见的病理表现是肉芽肿性炎症（n=14,40%）。多变量逻辑回归中腺癌的危险因素为年龄[比值比（OR）1.06，P=0.003]、GGO大小（OR 2.76，P<0.001）、女性（OR 4.47，P=0.002）和亚洲种族（OR 8.35，P=0.002）。在这个队列中，在100%（44/44）的亚洲女性、86%（25/29）的亚洲男性、84%（98/117）的非亚洲女性和77%（41/53）的非亚洲男性中发现了腺癌。结论：含毛玻璃成分的肺结节中发生腺癌的可能性受性别和种族的影响。患有GGO的亚洲女性，比男性和非亚洲人有更高的可能性患腺癌。这些数据可用于决定是否对GGO患者进行结节切除或监测。

天开科教园作为天津市一号工程是产学研用巨大机遇，河工是否纳入？天开高教科创园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56所在津高等院校，170多家国家级院所和国内高水平研发机构，面向全球创新创业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探索“学科+人才+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建立高校与产业园区“握手”通道，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目前，已入驻首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55个，注册企业287家，签约金融服务机构104家，落地科技服务机构80家。河北工业大学地处偏僻北辰，一直没有被天开园说过，会不会边缘化？

东京顺天堂大学：GGO的实性部分并不总是可测量的临床T因子 Evaluation of solid portions in non-small celllung cancer—the solid part is not alwaysmeasurable for clinical T factor 对非小细胞肺癌中部分实性分型的评估-实性部分并不总是可测量的临床T因子来自东京顺天堂大学的Mariko Fukui，发表在2021年的JJCO，日本临床胸外科学报。（一）摘要背景：根据第八版肺癌肿瘤淋巴结转移分类情况，采用薄层计算机断层扫描上的实体成分大小进行t分期。然而，使用实体成分测量临床t因子的可行性仍存在争议。方法：我们评估了在859例肿瘤中测量实体成分的可行性，这些肿瘤被怀疑是原发性肺癌，无论手术过程或临床分期如何，都需要手术切除。在排除126个纯毛玻璃肿瘤和450个实体肿瘤后，283个部分实体肿瘤被分析，以确定测量实体部分困难的病例的频率以及相关原因。病理上也有侵袭性的评估。结果：283个部分实性结节中10个病变的实性部分由于潜在的肺疾病（肺气肿和肺炎）而难以测量。62个无肺气肿和肺炎的病变（21.9%）由于肿瘤的影像学特征而难以测量。62例患者中，5例无恶性肿瘤，1例肿瘤大小为33 mm，有淋巴结转移。有56个病变的肿瘤大小为≤为30mm，其中未观察到淋巴结转移、血管和/或淋巴浸润。结论：对于五分之一的部分实体肿瘤，实体成分的测量是困难的。此外，这些病变的侵袭性较低，尤其是在T1型病变中。实体部分的测量，和以1厘米为增量的T1的分类可能是很实现的。

美国胸外科协会AATS2023和肺结节有关的最新报道 AATS全称是: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即美国胸外科协会。美国胸外科协会的最主要活动就是组织年度的胸外科大会,目前已到103届，是全世界最受到瞩目的著名盛会，会议发布很多肺癌、肺结节的最新摘要报道，分享几篇有价值的。（一）195. Prognostic Implication of Residual Tumor Class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tage IA Lung Adenocarcinoma Undergoing Segmentectomy 临床IA期肺腺癌肺段切除术后残余肿瘤分类对预后的影响来自洛杉矶布莱根妇女医院和上海肺科医院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国际癌症研究协会（IASLC）提出的肺腺癌（LUAD）患者行肺段切除术的不确定切除术[R（un）]。该研究还调查了肿瘤通过空气间隙扩散（STAS）在预后分层和R（un）重新分类中的价值。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14年至2017年间接受节段切除术的1007例c期IA肺腺癌患者。使用Kaplan-Meier方法和Cox回归分析，比较无复发生存率（RFS）和总生存率（OS），以评估IASLC-R（un）因素和STAS对预后的影响。为了解释将R0节段切除术和STAS重新分类为R（un）分类的概念一致性，我们选择了30例连续的ⅠA LUAD患者，他们接受了匹配的节段切除和补充的肺叶切除术标本，并对所有标本进行了STAS分析。结果：在符合国际癌症控制联盟R0节段切除标准的1007例患者中，采用IASLC标准时，40.5%（n=408）的患者仍为R0，59.5%（n=599）的患者迁移至IASLC-R（un）。大多数迁移归因于次优淋巴结清扫（98.2%）。然而，目前的IASLC-R（un）未能预测不良生存率（RFS:P=0.078，OS:P=0.042）。多元Cox回归分析还显示，IASLC-R（un）仅与下OS相关（P=0.011），而与RFS相关（P=0.054），但STAS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RFS:P=0.002，OS:P=0.034）。此外，STAS是R0节段切除术的不良预后因素（RFS:P＜0.001，OS:P＜0.001），预后甚至低于R（un）组（RFS:P＜0.001，OS:P=0.003）。在将带STAS的R0节段切除术重新分类为R（un）后，进一步的Kaplan-Meier分析显示，所提出的R（un）因子在对RFS（P＜0.001）和OS（P＜001）进行分层方面有所改善。Cox回归分析也证实了类似的结果。在30例边缘为阴性的亚肺叶切除术中，2名患者（6.7%）在互补性肺叶切除术标本中有STAS簇，这为将STAS重新分类为R（un）提供了初步证据。结论：IASLC-R（un）的定义可能不适合评估接受肺段切除术的患者。同时，在考虑STAS的情况下对R（un）分类进行重新分类证明了预后分层的改善。

陈海泉：毛玻璃影对亚厘米浸润性肺腺癌的预后影响 Prognostic effect of ground-glass opacity in subcentimeter invasive lung adenocarcinoma 陈海泉组在2023年4月新发表在JTD上的论文。（一）摘要背景：虽然亚厘米结节在大多数病例中是前驱病变或微浸润性肺癌，但仍有少数是亚厘米浸润性腺癌（IAC）。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毛玻璃透明影（GGO）对预后的影响和最佳手术方式。方法：纳入1厘米以下IAC患者，根据影像学表现分为纯GGO结节、部分实性结节和实性结节。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KaplanMeier法。结果：共纳入247例患者。其中，纯GGO组66例（26.7%），部分固体组107例（43.3%），固体组74例（30.0%）。生存分析显示，实体组的生存率明显更差。Cox多变量分析证实，GGO成分的缺失是更差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手术过程中，在整个队列或一个亚组患者中，肺叶切除术并没有比肺叶下切除术提供明显更好的RFS或OS。结论：IAC的预后分层，分界线在小于或等于1 cm。对于亚厘米IAC，肺叶下切除可能是可行的，即使是出现实性结节；然而，在应用楔形切除时应谨慎。

上海胸科医院：切除方式对磨玻璃（GGO）早期浸润的预后试验方案 Ground glass opacity resectionextent assessment trial (GREAT):A study protocol of multiinstitutional, prospective,open-label, randomized phaseIII trial of minimally invasivesegmentectomy versuslobectomy for ground glassopacity (GGO)-containingearly-stage invasivelung adenocarcinoma 毛玻璃结节切除范围评估试验：一项多机构、前瞻性、开放标签、随机III期试验的研究方案，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治疗含毛玻璃（GGO）的早期浸润性肺腺癌来自上海胸科医院的方文涛主任，发表于2023年1月的权威期刊《Frontiers in Oncology》。注：这是中国著名医院联合进行亚肺叶切除询证随访计划的开始，还没有结果数据。（一）摘要本试验旨在探讨在含GGO的T1a-T1b期肺浸润性腺癌患者中，微创肺肺段切除术在围术期预后和非劣效性(。方法/设计：样本量为1024例患者，并将其随机分为肺节段切除术组和肺叶切除术组。患者将从中国的19家医院收集。周围混合磨玻璃的患者，肺窗总病变大小0.5cm到3cm，0.5cm<实体成分大小≤2cm的混磨（mGGO）。主要终点是5年无复发生存期（RFS）。次要终点是5年总生存期（OS）、围手术期结局和肺功能保存。绘制Kaplan-Meier曲线来比较两组之间的生存结果。亚组分析也进行了调查在不同的临床变量之间的节段切除术的好处。讨论：如果主要终点显示肺叶切除术的5年RFS至少不劣效性，则建议微创肺节段切除术作为微创肺叶切除术的替代方法。如果第二终点显示不低的5年OS，节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相比更好，节段切除术可能成为含GGO临床期T1a-T1b 患者的首选方法。（二）具体数据本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机构、开放标签、随机对照的III期临床试验，研究对象为第八期肿瘤、淋巴结、转移（TNM）分类中含有GGO成分的临床期T1a-T1b肺腺癌患者。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微创肺节段切除术在肿瘤预后方面是否不差，但在保留肺功能和/或降低围手术期风险方面是否优于微创肺叶切除术。这个多机构临床试验是由上海胸科医院，与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邵逸夫医院、辽宁肿瘤医院等。 (1)患者年龄在20-80岁之间；(2)原发病灶的位置应在周围1/3肺野，肺叶切除和节段切除。可达到满意的近端切缘；(3)节段切除术包括联合节段切除术，但节段切除术的范围应为相应叶的<1/2；(4)CT薄片扫描应表现为GGO。病变最大大小为>0.5cm，≤为3cm，实体成分大小>为0.5cm，肺窗≤为2cm（对应cT1a-b）；(5)同侧多发结节患者只有在与原发病变的不同叶不超过2个，且必须位于周围，可通过楔形切除切除。如果继发性病变为纯GGO，则其大小应为<1cm。如果继发病变为混合GGO，固体成分大小应为<0.5cm。原发病变同时手术最多允许两次楔形切除；(6)对侧病变的病变；(7)所有患者的功能应符合标准的肺叶切除术和节段切除术。根据上海胸科医院之前的一项研究，预计5年RFS为91%。单边alpha误差为5%，功率至少为80%，非劣效差为5%，退出率为5%，本研究的样本量需要1024名患者。（三）讨论在一项系统回顾中，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肺叶切除术相比，段切除术在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方面显示出非劣效性。解剖节段切除术已经从姑息性手术转变为治疗那些精心挑选的患者。然而，解剖节段切除术是否可以作为含GGO的早期NSCLC患者的护理标准，仍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缺乏证据表明其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对肺功能保存和降低围手术期风险的益处。最近，两项比较肺叶下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的III期临床试验，包括（CALGB）140503和日本临床肿瘤组（JCOG）0802公布了随访结果。首先，在CALGB 140503和JCOG 0802中，含有GGO的病变与纯实性结节（PSN）没有区别。然而，与纯实体病变相比，含有GGO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表现出相对惰性的生物学行为，包括较少的淋巴结受累性、罕见的远处转移和更好的肿瘤预后。因此，将含GGO的结节与PSN混合，会影响预后分析的结果。我们的试验只招募了含有GGO的病变。JCOG 0802和CALGB 140503的纳入标准是基于第7版TNM分期系统，包括结节大小≤2cm和固体成分≤2cm的患者（根据第8次TNM分期，cT1a-bN0M0）。然而，该试验包括总直径≤3cm和固体成分小于2cm，这也是cT1a-bN0M0，但属于第8版TNM分期。除纳入标准的差异外，本设计试验的手术方法和切除范围也不同。CALGB 140503和JCOG 0802均未明确规定手术入路，这意味着微创手术和开放式手术都可以使用。胸外科已进入微创手术的时代，与传统的开胸手术相比，它有助于减少手术创伤和功能损失。因此，在本试验中，手术方法仅限于微创手术。肺切除术的范围现在已成为影响手术风险和功能恢复的主要因素。与CALGB 140503的叶下组不区分楔形切除和节段切除不同，JCOG 0802的患者仅分为节段切除组和肺叶切除组。而在JCOG 0802中，在节段切除术组中，对切除的节段数量没有限制。在本研究中，节段切除术必须小于相应的肺叶的1/2。如果节段数切除相应叶总节段的≥1/2，患者将退出研究。理论上，当更少的肺组织被切除时，可能会保留更多的肺功能。然而，在JCOG 0802试验中，肺功能保存未能达到10%的预期水平。从我们之前的研究来看，如果节段数切除相应肺叶总节段的≥1/2，则节段切除术的肺功能丧失与肺叶切除术相似。在之前的观察性研究中，VATS节段切除术比相应的VATS肺叶切除术可以多保留约4-5%的FEV1。因此，在本试验中，片段切除术预计比肺叶切除术少5%。只有有了这样的证据，早期肺癌患者才能真正受益于现代外科技术的出现。结论：如果主要终点在术后5年RFS中至少存在非劣效性，则可推荐微创肺节段切除术作为微创肺叶切除术的替代方法。如果第二个终点在5年OS中显示非劣效性，节段切除术与肺功能保存更好，那么微创节段切除术可能成为含GGO临床期T1a-T1b 患者的首选手术。

国际著名大咖对多发磨玻璃结节管理方法的圆桌论坛讨论国际多名非常注明的胸外科医生，参加了圆桌论坛，对GGO的诊疗方案表达了见解，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思考。 Management of Multiple Ground Glass Opacitiesbefore or after Lobectomy 肺叶切除术前后多发磨玻璃结节的处理方法 R. Taylor Ripley博士（休斯顿，德克萨斯州）：感谢您代表美国胸外科协会（AATS）参加胸外科和心血管外科圆桌研讨会，讨论肺叶切除术前后多发磨玻璃结节（GGO）的管理。我叫泰勒·雷普利，我是胸外科和心血管外科研讨会的胸部编辑，也是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胸外科医生。我们这个领域的每个人都知道，早期肺癌是胸外科医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幸运的是，随着筛查的增加和成像技术的进步，肺癌的早期发现与更高的生存率相关，至少与历史数据相比是这样。然而，导致患者患上肺癌的潜在风险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经历长期生存期的患者仍然有患第二原发性肺癌的风险。根据指南筛查，病变通常在相当小的时候被发现。同样，肺癌切除时病变的处理也经常发生。这些肺癌治疗后的管理属于胸外科医生的职权范围。我很高兴地介绍一个由国际知名的胸外科医生和美国胸外科医生协会成员组成的小组，他们都发表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今天，我要感谢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玛拉·安东诺夫博士、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詹姆斯·黄博士、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巴里·吉布尼博士和日本顺天堂大学医院的铃木健二博士参加了我们的讨论。1、雷普利博士：这是对我们下一个话题的一个很好的过渡。正如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些病变的自然史以及是否需要切除显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因此，黄博士正在领导一项前瞻性试验，以帮助澄清这些问题。目前，他是通过胸外科肿瘤学工作组主动监测多发毛玻璃结节进展的国家首席研究员。黄博士，首先，你能告诉我们这次试验，特别是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吗？黄医生：是的，谢谢你。我认为这真的扩展了安东诺夫博士和你刚才讨论的主题。磨玻璃结节是如此常见的现象，对我们所有人知道如何处理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当有多个病变时。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惰性的，所以这个关于我们是否会过度治疗这些病人的问题，比如安东诺夫博士提到的关于做诊断性肺叶切除术来治疗那些可能永远不会杀死别人的东西，提出了关于过度治疗的可能性的重要问题。我们已经在其他恶性肿瘤中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这种主动监测的模式。例如，在前列腺癌或甲状腺癌中，他们不需要立即进行干预，但事实上，你可以观察这些患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进行干预。本研究的目的的一部分是扩展安东诺夫博士之前的研究，以动态数据对这些磨玻璃结节的变化进行观察，看看他们最终变成癌症的时间，积极监测风险。假设是，你可以安全地观察这些病人，并确定你是否需要干预的时间。也许，有很多病人可能永远不需要接受干预。所以，希望这些信息能在我们收集这些数据的时候被披露出来。 2、雷普利博士：正如你在你的治疗方案的背景中所注意到的，这些病变通常是伴有惰性行为的低级别恶性肿瘤。我们的偏见是不随访到恶性肿瘤就不进行管理。你如何建议病人随访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即使这些都被切除了，病理很可能是早期腺癌？黄医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病人确实会问到这个问题。但有趣的是，我认为如果你调查一些不同的外科医生，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实践中进行的，或多或少是非正式的方式。特别是如果你有多个病变，很多次，我们会选择观察。在许多方面，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标准。该方案是一种以更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患者可以接受。如果你告诉他们这不是一定需要切除的东西，他们也不一定需要手术，我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日本顺天堂医学院：IA期大小为>2 cm的实性为主GGO肺段切除术预后日本顺天堂医学院发布了IA期大小为>2 cm的实性为主GGO肺段切除术预后结果，作者是日本GGO方面的巨擘，Aritoshi Hattori。 Oncologic outcomes of segmentectomy for stage IA radiologicalsolid-predominant lung cancer >2 cm in maximum tumour size 对于IA期放射学实体为主（实性成分为主）的肺癌，最大肿瘤大小为>2 cm的肺段切除术的预后结果（一）摘要目的：比较临床阶段IA放射学上实体为主的GGO非小细胞肺癌（最大肿瘤大小NSCLC）的肺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的结果。方法：回顾了在薄片计算机断层扫描上以放射学实体体为主的2-3cm的NSCLC>和毛玻璃纤维不透明成分。采用多变量或倾向评分匹配的分析来控制生存率的混杂因素。总生存期（OS）采用Kaplan-Meier估计值进行分析。结果：在215例符合条件的患者中，分别有46例和169例患者行了肺节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多变量分析显示，标准化摄取值（危险比： 1.148,95%置信区间：1.032–1.276，P=0.011）是OS的独立重要预后指标，而与手术模式不相关（危险比： 0.635,95%置信区间：0.132–3.049，P=0.570）。5 y-OS（总生存率）极好，在节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之间没有显著差异（95.5% vs 90.2%；P = 0.697），这也在倾向评分分析中显示。在2例（4.3%）肺段切除术和13例（7.7%）肺叶切除术中发现复发（P = 0.443）。在按实体成分大小分层的亚组分析中，c-T1b组和c-T1c组的节段切除和肺叶切除之间的5 y-OS分别相似[c-T1b（n = 163）： 94.1% vs 91.8%；P = 0.887和c-T1c（n = 52）： 100% vs 84.9%；P = 0.197]。结论：在实体为主的NSCLC中，肺段切除术与肺叶切除术相似，最大肿瘤大小为>2-3cm。需要更多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来充分扩大早期NSCLC的解剖节段切除术的适应症。（二）数据本文专注于GGO的存在作为一个有前途的放射生物标志物，我们试图比较肺段切除术的临床结果与肺叶切除术在临床阶段IA放射学上实体优势[0.5 <巩固肿瘤比率（CTR）< 1.0] ，NSCLC >2厘米和3厘米(即>2-3厘米)的最大肿瘤大长径，使用术后足够的随访期的数据。肺的窗口水平为-500--700H，窗口深度为1000-2000h作为“肺窗口”，窗口水平为30-60h，窗口深度为350-600H作为“纵隔窗口”。GGO被定义为一个密度轻微且均匀增加的区域，但没有掩盖下面的血管标记。在本研究中，放射学以实性为主的肺癌定义为局灶性结节，包含实性和GGO成分（即0.5 < CTR < 1.0），不包括纯实性外观（CTR = 1.0）。在215例符合条件的患者中，分别有46例和169例患者进行了肺节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中位随访时间为5.2年。节段切除术组年龄较大（P = 0.013），附加毛玻璃结节的发生率高于肺叶切除术组（P < 0.001），而性别、查尔森共病指数和肺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放射学上，两组之间的实体组分或CTR的大小无统计学差异（P=0.056，P=0.077），显示两组之间的实体成分大小或CTR的范围相似。一项多变量分析显示，最大标准化摄取值（风险比： 1.148,95%置信区间：1.032–1.276，P=0.011）是一个独立显著的OS临床预后因子，而手术模式与生存结果无关（风险比： 0.635,95%置信区间：0.132–3.049，P=0.574）。因此，尽管手术模式不同，但生存结果仍然很好。总体生存率，肺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之间没有存在显著差异（图1,5 y-OS： 95.5% vs 90.2%，P=为0.697）。在表1中，显示了肺癌复发的比例，肺叶切除术与节段切除术相似[局部区域，13（8%）vs 2（4%），P = 0.443；距离，14（8%）vs 1（2%），P = 0.201]。肺段切除术后局部复发情况如下：舌状节段切除术后肺内转移和纵隔淋巴结转移（实体成分大小21 mm，CTR = 81%），S6节段切除术后胸膜播散（实体成分大小18 mm，CTR = 78%）。关于死亡原因，肺癌死亡和其他死亡原因没有显著差异。在该队列中没有90天的死亡率。此外，根据AJCC第8个临床T分期（即c-T1b和cT1c病变）分层的亚组分析的临床病理特征见补充资料，表S1。根据亚组分析，c-T1b组和c-T1c组的节段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之间的OS也相似，分别为[c-T1b（n = 163）；94.1% vs 91.8%，P = 0.887，c-T1c（n = 52）；100% vs 84.9%，P = 0.197]。（三）分析讨论最近的机构报告注意到，无论实体成分的大小如何，具有GGO成分的NSCLC预后良好。因此，专注于GGO的存在作为放射学的生物标志物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的目的是比较肺段切除术的结果与肺叶切除术的优势（0.5<<1.0）NSCLC>2-3厘米的最大肿瘤大小，看看是否可以充分扩大肺段切除术的手术指示。因此，肺段切除术不仅显示了良好的肿瘤结果，而且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区域的癌症控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未来，肺段切除保存肺实质可能成为GGO形态的IA期肺癌实体优势型的新策略选择。毫无疑问，实体成分的大小比整体大小更能反映恶性潜能，最重要的临床意义是，部分实性肺腺癌显示出良好的肿瘤结果，在肿瘤显示GGO成分的情况下，无论实体成分的大小如何，生存率均大于90%。相比之下，与没有任何GGO成分的肺癌相比，放射学实体肿瘤显示出不利的生物学特性和明显的不良预后。由于基于GGO成分存在的独特的临床病理和肿瘤特征，我们在本分析中排除了放射学纯实体NSCLC，以消除局部-区域癌症复发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5 y-OS，c-T1b和c-T1c亚组相似的肺段切除和肺叶切除术，生存结果都很好，显示>90%，提示了放射学实体主要外观GGO患者，2-3厘米最大肿瘤大小，亚肺叶切除效果很好。此外，具有GGO成分的肺癌通常在CT扫描中检测到一个以上的结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肺癌治愈的患者比一般人群更容易患第二原发肺癌，据估计，每年患第二原发肺癌的风险高达3%。事实上，在多发性结节和潜在的未来癌症的背景下，实质切除手术对于长期的肺保存也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些病变可能是肺段切除术的下一个候选者，这有助于为癌症复发或第二原发性肺癌提供更广泛的治疗机会。对于大于2 cm的实性优势NSCLC进行肺段切除术是正确指征，我们应特别注意避免局部肿瘤复发。确保足够的手术切缘将是防止癌症控制不足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局部复发的频率较低，且在本研究中从未发生过手术残端复发。这些优秀的肿瘤预后结果可能解释为临床证据，在I期NSCLC患者中，如果肿瘤显示为GGO型，则淋巴或血管侵犯、内脏胸膜侵犯或在整个肺泡腔内的扩散与不良预后无关。为了保证足够的手术切缘，有望开发一种新的三维技术来确定足够的手术切缘，并展示适当的节段间平面，以扩大未来节段切除术的适当手术指征。此外，与肺叶切除术相比，肺段切除术的肺门淋巴结清扫可能不够，导致本研究两组患者的淋巴结清扫数量或淋巴结清扫程度不同。然而，这些差异对生存率或局部复发没有影响。对于大于2 cm的实体优势NSCLC，淋巴结清扫的适当程度是可以争议的。然而，从理论上讲，放射性部分实体肿瘤（GGO）不太可能扩散到区域淋巴结，肿瘤特征也不太可能具有侵袭性，尽管肿瘤大小较大，肺段切除术也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结论：综上所述，肺段切除术对于最大肿瘤大小GGO>为2-3cm的NSCLC的肺叶切除术均是可行的。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来证实解剖肺段切除术的手术指征的扩大应用。

GGO起源之谜乍现曙光？《自然》重磅：PM2.5唤醒肺癌种子转载奇点网。后续论文可以下载了再翻译全文。 Hill, W., Lim, E.L., Weeden, C.E. et al. Lung adenocarcinoma promotion by air pollutants. Nature 616, 159–167 (2023).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doi.org%2F10.1038%2Fs41586-023-05874-3&urlrefer=c66b4e6a3eed73af9db3075f243ed085 PM2.5唤醒肺癌种子细颗粒物（PM2.5）增加肺癌风险的方式，我们之前的理解可能错了。近日，由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Charles Swanton领衔的国际团队，在顶级期刊《自然》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重磅研究成果，揭开了PM2.5驱动肺癌的机制[1]。他们发现，PM2.5没有在肺细胞中诱发新的促癌突变，而是促进大量巨噬细胞进入肺组织，释放IL-1β创造炎性环境，让肺部原本存在的携带致癌突变（EGFR或KRAS）的正常肺细胞恶变，成为肺癌的种子。他们还分析了英国、加拿大、中国和韩国32957名肺癌患者的数据，发现仅3年的高PM2.5暴露可能就足以使EGFR突变驱动的肺癌发生。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肺癌患者EGFR突变携带率较高。空气污染对人类的健康有重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空气污染每年造成700万人死亡，其中99%的人生活在空气质量较差（年平均污染物超过5μg/m⊃3;）的地区。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PM2.5与患心脏病或肺癌等疾病的风险增加发生有关[2]，但是科学家对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具体机制还缺乏清晰的认知。要想解决问题，首先就得提出一个好的假设。对于空气污染导致肺癌的原因，Swanton团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注意到，最近三四年的一些研究数据表明，许多致癌物不会在肿瘤中留下可检测的DNA突变特征；而且在从不吸烟的肺癌患者（LCINS）肿瘤中，也没有发现外源性致癌基因突变。他们在分析TRACERx 421队列中的肺腺癌基因组后发现，在7-12%的吸烟者肺癌患者的肿瘤中也没有找到吸烟相关的致癌突变特征。以上数据促使Swanton团队提出一个假设：空气污染物可能会促进肺组织微环境的炎症变化，使预先存在的突变克隆增殖，进而引发癌症。简单来说，空气污染没有诱发突变，而是把携带突变的健康肺细胞推上了癌变之路。有了这个假设，研究方向一下子就变得清晰了。他们选择研究由EGFR突变驱动的肺癌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原因很简单，EGFR突变在从不吸烟的肺癌患者中流行率很高，远高于吸烟的肺癌患者。因此，或许就是空气污染改变了肺组织的微环境，推动了EGFR突变驱动肺癌的发生。接下来，他们详细研究了英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台湾肺癌患者基因组数据和当地PM2.5数据，发现与低暴露（＜6.77μg/m⊃3;）相比，高暴露（＞7.27μg/m⊃3;）3年后，EGFR驱动的肺癌病例的频率明显更高（40% vs 73%，P=0.03）。他们还分析了英国生物库中407509名参与者的数据，发现PM2.5水平与肺癌总体发病率有关（HR=1.08，P≤0.001）。这说明，空气污染对肺癌的驱动作用不限于EGFR驱动的肺癌。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他们认为，EGFR驱动的肺癌发病率与PM2.5暴露水平之间存在关联，而且3年的空气污染暴露就足以让这种关联显现出来。不同国家或地区EGFR突变驱动肺癌与PM2.5之间的关系人体内发现的相关性，需要在小鼠身上揭示背后的机制。 Swanton团队让肺部表达EGFRL858R的肺腺癌小鼠模型，分别暴露于PBS、5μg和50μg的细颗粒物。他们发现与PBS对照组相比，露于5μg和50μg细颗粒物的小鼠肺部肿瘤负担更大，而且呈现出剂量依赖性。细颗粒物暴露导致小鼠肺部出现更多肿瘤将EGFRL858R的表达限制在肺泡II型上皮细胞（AT2）内，细颗粒物也增加了肿瘤的负担。更让人吃惊的是，即使在EGFRL858R诱导表达之前暴露于细颗粒物也会增加肺部肿瘤负担。同样地，在KRASG12D肺癌小鼠模型中，暴露于细颗粒物也会增加肺部肿瘤负担。这些数据共同表明，在致癌的KRAS和EGFR小鼠模型中，无论是在致癌基因表达之前还是表达之后暴露于细颗粒物，都可以促进肺部肿瘤的进展。那暴露于细颗粒物之后，小鼠肺部的基因突变增加了吗？答案是没有。免疫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答案竟然是，必不可少。也就是说，细颗粒物促癌确实不是通过增加突变实现的，而是依赖于免疫系统，一旦小鼠免疫缺陷，细颗粒物就没有促癌作用了！在免疫缺陷小鼠体内，细颗粒物不促癌如此看来，肯定又是哪种免疫细胞帮了倒忙或者干脆叛变了。介导有毒颗粒物诱发肺部局部免疫反应的巨噬细胞[9]，进入Swanton团队的视线。而且研究数据也表明，短暂的细颗粒物暴露之后，浸润到肺部的巨噬细胞持续增加。几年前也有研究发现，肺部巨噬细胞在暴露于细颗粒物后，会释放炎症细胞因子[11]。因此，Swanton团队推测，巨噬细胞可能在细颗粒物促癌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事实确实如此，Swanton团队发现，在细颗粒物的刺激下，巨噬细胞会释放IL-1β，IL-1β信号是促进细颗粒物介导EGFR驱动的肺癌所必需的，用抗IL-1β抗体阻断这一过程，可以抑制细颗粒物的促癌作用。那么正常的肺上皮细胞暴露于细颗粒物之后会出现哪些变化呢？又为何会变成癌细胞呢？基于肺组织的转录组数据，Swanton团队发现与AT2处于祖细胞（成体干细胞）状态和巨噬细胞招募有关的基因表达上调。他们回顾性分析一个人体研究的数据之后，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也就是说，EGFRL858R AT2细胞在暴露于细颗粒物后，会发生转录重编程，进入有侵略性的祖细胞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在EGFRL858R和细颗粒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AT2才能进入祖细胞状态。再结合前面巨噬细胞的研究数据，Swanton团队复原了细颗粒物诱发肺癌的全过程：在细颗粒物的刺激下，肺上皮细胞会招募巨噬细胞进入肺部，细颗粒物又刺激巨噬细胞释放IL-1β，导致EGFRL858R AT2重编程，进入祖细胞状态，成为启动肺癌的种子。如此看来，携带EGFR或KRAS突变的人，如果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那就有些危险了。为了初步了解人群中携带EGFR或KRAS突变的比例，Swanton团队分析了不同队列的监测数据。他们在一个有295例健康肺组织样本的队列中，发现54例（18%）携带有EGFR驱动突变；在81个健康肺组织样本中，发现43个（53%）携带有KRAS驱动突变。还有个更具体的数据是，在每554500个健康肺细胞中才有1个携带致癌性EGFR突变的细胞。此外，他们还发现，年龄与突变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总的来说，Swanton团队的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空气污染与肺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破解了背后的机制，让我们对空气污染促肺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顺天堂大学医院：GGO在部分实性的IA临床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影响顺天堂大学是日本东京最著名的私立医学大学，2022年最近也发表了GGO最新成果，在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 Clinical impact of a small component of ground-glassopacity in solid-dominant clinical stage IA non–small celllung cancer GGO在部分实性的IA临床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影响（一）摘要目的：毛玻璃样不透明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比同样实性成分大小的实性结节预后更好。然而，小的毛玻璃成分对预后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评估一种小的毛玻璃成分在实性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临床期IA非小细胞肺癌中的意义。方法：我们回顾了543例手术切除的实性c期IA非小细胞肺癌，定义为实性占比大于0.75的肿瘤。将患者分为两组：实性占比比例为0.75或到1，巩固肿瘤比例为1。比较两组患者的预后情况。结果：在543例患者中，多变量分析显示，纯实性外观是较差的总生存率的预测因子。对于1A2，与部分实性组相比，纯实性组c期5年总生存率91.5%vs76.8%；无复发生存率：89.0% vs 68.8%，对于IA3（5年总生存率：93.5% vs 63.0%；无复发生存： 80.5% vs 54.1%)。T类别仅显著影响纯固体组的5年总生存率（cT1a，89.3%；cT1b，76.8%；cT1c，63.0%）。结论：一个小的毛玻璃成分对实性成分为主的c期IA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有影响。因此，c期IA非小细胞肺癌应单独评估毛玻璃肿瘤和纯实体肿瘤。（二）数据结果患者特征总结了患者的总体临床病理特征。有126例（23%）以实性为主的部分固体（0.75-CTR-1.0）和417例（77%）纯实体（CTR=1.0）肺肿瘤。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在男性、吸烟年限、癌胚抗原、CT上固体成分大小、SUVmax、病理淋巴结受累程度、病理分期、淋巴血管侵犯等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观察期间死亡40例（近实性组11例，纯实性组129例），复发122例（近纯实性组10例，纯实性组112例）。所有543例患者的5年OS和RFS分别为76.7%和69.4%。在多变量分析中发现，年龄、纯实性外观、癌胚抗原滴度、淋巴浸润和病理淋巴结阳性是降低生存率的独立显著临床预测因素5年OS和RFS显示放射学纯实性和实性为主的部分实性肿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5年OS、71.8% vs 92.8%；5年RFS、63.8% vs 88.1%)。整个人群的中位随访时间为74个月。对于完整的回归分析，只有病理淋巴结阳性是RFS恶化的预测因子。我们进一步评估了c期IA NSCLC的这些显著变量，是否也是第八版TNM分期分类中定义的每个CT分类的预后。当我们基于GGO成分的存在评估肿瘤结果时，实性优势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的5年OS和RFS均有显著差异。实性组与c期IA2和IA3期的低生存率相关(1A2的5年OS：IA2,91.5% vs 76.8%，c期IA3的年OS:93.5% vs 63.0%)，当预后分析仅限于腺癌和贴壁细胞癌时，c期IA2和IA3的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的显著差异相似。即使在p期IA中，实性组和非实性组之间的OS和PFS也存在显著差异。关于c期IA2和IA3组（近纯实性组或纯实性组）对手术过程的生存影响，肺叶切除术和肺叶下切除术之间没有显著差异。c期IA3患者进行肺叶下切除术的原因是妥协，考虑到肺切除术史、多种合并症和低心肺功能。如果肿瘤有少量的GGO外观，5年OS均大于90%，中位随访时间为80个月（T1a，100%；T1b，91.5%；T1c，93.5%）。注：这里再次用数据证明，亚厘米的GGO，五年总体生存率100%。（三）讨论本研究评估了一个小的GGO成分在c期IA固体显性NSCLC中的预后意义。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在大量患者和长期随访的患者中关注GGO成分的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在c期IA NSCLC中，具有少量GGO成分的实体优势部分实体肿瘤比纯实性肿瘤与更好的生存率相关。与纯实体瘤患者相比，轻度GGO成分小于总肿瘤大小的25%的肿瘤患者的病理上分期更少，5年OS和PFS明显更好。在我们的多变量生存因素的分析中，这种与轻度GGO成分的肿瘤患者生存改善的强相关性也很明显。第八版肺癌分类根据放射学定义了一种新的c分期系统，实性成分大小的计算，不包括GGO成分。然而，本研究的结果与目前对肺癌分期的共识形成了对比。在本研究中，少量GGO成分的存在是整个队列的一个独立的显著生存预后因素，在c-IA2和IA3期中，纯实性组和近纯实性组之间的OS和RFS存在显著差异。在本研究中，一个小的GGO外观的存在，无论t期的亚分型如何，良好的生存率均超过90%。相比之下，实性组中各c期亚组之间的生存结果显著恶化。因此，对于含和不含GGO成分的肺癌患者，应单独讨论其临床病理特征或肿瘤预后，最大肿瘤大小应仅适用于放射学纯实性非小细胞肺癌。 GGO成分对预后有影响，放射学GGO成分的存在可以作为修订下一版肺癌TNM分类时额外的临床T描述符。根据日本的一些前瞻性试验，CTR超过0.5的放射性纯实性肿瘤和部分实性肿瘤，包括我们的研究人群，都属于放射性侵袭性非小细胞肺癌的类别。然而，纯实性肺癌的肿瘤和组织学特征可能与那些GGO成分较小的部分实性癌完全不同，尽管实性成分的大小相同。这些发现得到了肿瘤学结果的支持，即部分实性瘤比纯实性瘤术后淋巴结受累、淋巴血管侵犯或晚期疾病的可能性明显更低。=在我们的研究中，EGFR突变阳性病例在近实性体组中明显高于纯实性组。研究人员认为，有和没有GGO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在生物学上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被认为是逐步进展为浸润性腺癌，和放射学上的这种进展，对应于GGO结节的实性组分大小的增加。然而，一些实性结节可能不会伴随这种逐步进展，而是起源于新生浸润性腺癌。我们认为纯实性肿瘤不是来自原位癌，而是侵入性从开始就存在，而肿瘤仅包含一个小面积的GGO，则肯定来自原位癌，通常比那些传统实体瘤更惰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放射性浸润性肺癌与分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从遗传学的角度确定有和没有GGO成分的肿瘤之间的病因学差异。结论：CT上一个小的放射学GGO成分对c期IA NSCLC患者的预后有很大影响。有少量GGO的肿瘤，即使在相同的c期，也需要重新考虑与纯实体肿瘤分离的一种新的T因子。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需要外部验证，但它们似乎对改善我们对小型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愿景具有重要意义和临床意义。

日本前沿研究：下个版本TNM NSCLC分类中须考虑CT中的GGO成分日本在GGO领域研究是非常领先的，2022年3月，广岛大学、东京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日本横滨神奈川癌症中心联合发布了最新成果，翻译给大家看看，核心观点就是2cm以内的高CTR的GGO也很安全，大于2cm的GGO和实体瘤预后则一样不好。 The prognostic impact of the ground-glass opacity component innearly pure-solid stage IA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磨玻璃成分对近纯实体瘤的IA期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影响（一）摘要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临床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小毛玻璃影（GGO）成分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肿瘤侵袭性的临床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988例临床IA期NSCLC患者在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中与肿瘤的实性成分占比为>0.75的资料。比较GGO患者（近纯实，= 297）和非GGO患者（纯实，= 691）的累计复发发生率（CIR）。结果：在临床T1mi+ T1a和T1b患者中，纯实体瘤组的CIR明显高于近纯实体瘤组（5年CIR，15.2%和19.3% vs 0%和6.4%；P < 0.001)；然而，这不是临床T1c患者的预后评价标准（5年CIR，23.1% vs 26.5%；P = 0.580)。在多变量分析中，纯实体肿瘤与较高的CIR独立相关。结论：基于实体肿瘤大小，具有小GGO成分的几乎纯实体肿瘤根据实体肿瘤大小影响肿瘤侵袭性，在临床IA期NSCLC患者中阈值为2 cm。对于2-3厘米大小的肿瘤，几乎纯实体肿瘤具有与纯实体肿瘤相似的肿瘤侵袭性。（二）具体数据具有小GGO成分的近纯固体肿瘤被定义为具有0.75 <_ CTR < 1的肿瘤，根据CTR将患者分为2组：0.75<_CTR<1（近纯固体组，n = 297）和CTR=1（纯固体组，n = 691）。采用竞争风险分析方法比较了这些组之间的复发和死亡风险。两组间性别、吸烟史、SUVmax、临床T分期、手术方式、组织学类型、胸膜侵犯、血管浸润、淋巴浸润及病理分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对临床T期患者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与纯实体肿瘤相比，在临床T1mi + T1a和临床T1b肿瘤中，近似纯实体肿瘤与较少的病理侵袭性相关，如胸膜侵犯、血管侵袭和淋巴侵袭。然而，在临床T1c肿瘤中，两组间的胸膜浸润和淋巴浸润无显著差异。纯实体肿瘤的血管侵犯明显更高。术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53.2个月（IQR，36.1-67.0个月）。近纯实体瘤组297例患者中有36例（12.1%）复发，纯实体瘤组691例患者中有127例（18.4%）复发（P = 0.02）。近纯实体瘤组和纯实体瘤组的中位复发时间分别为18.2个月和16.7个月。在所有患者的累积复发风险中，近纯实体瘤组的5年CIR明显低于纯实体瘤组(13.3% vs 20.6%，P = 0.005）。根据临床T分期，在临床T1mi + T1a肿瘤患者中，近纯实体瘤组的5年CIR明显低于纯固体组（0% vs 15.2%，P < 0.001）。注：亚厘米的近纯实体瘤，五年累计复发率为0%。在临床T1mi+T1a+T1b（实体肿瘤大小：0-2cm）肿瘤患者中，年龄增加，实体肿瘤放射学大小，楔形切除和纯实体肿瘤被确定为CIR的显著独立预后因素。同时，在临床T1c（实体肿瘤大小：2-3cm）肿瘤患者中，只有增加SUVmax被确定为CIR的一个显著较差的独立预后因素。在临床T1mi + T1a肿瘤患者中，近纯实体瘤组的CID-LC明显低于纯固体组（5年CIR，0% vs 5.5%；P < 0.001)。在临床T1b肿瘤患者中，CID-LC在近纯实体瘤组中也明显低于纯实体瘤组（(5-year CIR, 2.7% vs 8.5%）。在临床T1c肿瘤患者中，两组间的CID-LC相似（5年CIR，9.2% vs 11.2%)。（三）讨论我们证明，小GGO成分对肿瘤侵袭性的影响，根据放射学证实的实体肿瘤大小显著不同，即0-2cm（临床T1mi + T1a + T1b肿瘤）或2-3cm（临床T1c肿瘤）。在<_2厘米大小的实体肿瘤中，小的GGO成分与肿瘤的侵袭性有关，但与>2厘米大小的实体肿瘤无关。GGO成分是CT上的一个模糊半透明区域。迄今为止，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表明，全肺肿瘤大小<_2 cm和CTR <_0.25具有病理无侵袭性，肿瘤大小<_3 cm和CTR <_0.5的患者在完全解剖切除后预后很好。GGO型肿瘤是一种低度恶性肿瘤，在早期肺癌中预后非常好。此外，一些研究比较了有GGO成分的肿瘤患者和没有GGO成分的肿瘤患者的预后；有GGO成分的肿瘤的预后比没有GGO成分的纯实体肿瘤更有利。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没有考虑到GGO成分的比例，而且具有小GGO成分的近纯实体肿瘤是否有良好的预后尚不清楚。渡边等人最近表明，在临床IA期NSCLC患者中，混合GGO肿瘤的预后是有利的，即使GGO成分很小，预后都是有利的。他们建议识别GGO成分，无论GGO的大小，作为一个新的临床T分期系统的临床T描述符。然而，我们的结果与他们的报告不一致，因为我们观察到，几乎纯实体瘤的含有小GGO成分的肿瘤有2-3厘米大小的NSCLC与纯实性肿瘤的肿瘤侵袭性相似。尽管众所周知，GGO成分的存在与良好的预后相关。实体肿瘤的大小是肿瘤恶性肿瘤的一个预后因素，也被采用在目前的TNM恶性肿瘤分类，第8版。此外，实体肿瘤大小的预后影响不能被忽视，即使是在含有GGO成分的肿瘤中。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肿瘤大小本身是较大肿瘤的一个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而在2-3厘米的实体肿瘤中，几乎纯实体肿瘤中的小GGO成分对肿瘤侵袭性没有良好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在大小为2-3cm的近纯实体肿瘤中，SUVmax的中位数高达3.51，高于1-2厘米大小的纯实体肿瘤。这表明，即使是在接近纯固体的肿瘤中，2-3厘米肿瘤的侵袭性也很高，这可能与本研究的发现有关。在临床T1c肿瘤中，近实体肿瘤和纯实体肿瘤的病理侵袭性，如淋巴浸润、胸膜浸润和淋巴结转移，非常相似；然而，在临床T1mi + T1a和临床T1b肿瘤中，与纯实体肿瘤相比，几乎纯实体肿瘤与较少的病理侵袭性相关。CT上的GGO成分反映了肺腺癌中的贴壁成分。贴壁生长成分被广泛认为是无侵袭性的，其在肿瘤中的发病率与侵袭性有关。此外，与没有有贴壁成分的肿瘤相比，有贴壁成分的肿瘤的病理侵袭性更小。从生物学上看，与没有贴壁成分的肺腺癌不同，有贴壁成分的肿瘤具有肿瘤微环境的独特特征，如低氧标记物的癌细胞特异性表达水平较低和较少的肿瘤促进基质细胞。本研究在临床T1c肿瘤中观察到带有GGO的肿瘤和无GGO的纯实体肿瘤之间的病理侵袭性或复发风险的相似性。先前的一项研究报道，超过一半的放射学实性结节有贴壁成分；因此，放射学上的实性成分并不能准确预测病理性贴壁成分的缺失。此外，在较大的肿瘤中，GGO成分可能不有助于准确识别贴壁成分，因为它可能代表由于周围肺组织衰竭导致肺泡中空气含量减少。这些放射学和病理学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了本研究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研究小GGO成分对病理（形态学/生物学）结果的影响。结论：具有小GGO成分的近纯实体肿瘤对肿瘤侵袭性的影响取决于实体肿瘤的大小，临床IA期NSCLC患者的阈值为2 cm。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下一个版本的TNM NSCLC分类中，临床T因子还必须考虑在HRCT上存在一个小的GGO；然而，我们建议这应该只适用于<_2 cm大小的肿瘤。

日本权威巨擘新作：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I期实性特征腺癌预后 Aritoshi Hattori是日本医学领域著名的顺天堂医学院专注于磨玻璃结节肺腺癌的大家，应该说是国际上最早开展GGO研究的专家之一，他的观点激进又极富前瞻性，虽然很多没有纳入指南，但是他的论文每次都有新视角。 Prognosi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mutated stage I lungadenocarcinoma with radiologically solid features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I期实性特征腺癌预后发表于2022年的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一）摘要目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预后作用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在影像学实体瘤的早期肺腺癌中。我们通过EGFR突变状态评估了临床I期放射学浸润性肺腺癌的肿瘤预后。方法：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对463例手术切除的c-I期放射侵袭性数据，即进行EGFR突变分析的实性肺腺癌进行分析。采用多变量Cox回归分析评估肿瘤结果。采用Kaplan-Meier分析和log-rank检验估计无复发生存期（RFS）。结果：共有229份（49%）样本存在EGFR突变型腺癌。总的来说，EGFR-突变体组和EGFR野生型组之间的5年RFS没有显著差异（67.3% vs 64.9%；P = 0.639）。然而，在临床T1c/T2a肿瘤亚群（n = 177）中，放射学上的纯实体肿瘤（P = 0.024）、EGFR-突变体（P = 0.027）和病理II/III期（P < 0.001）是RFS较差的显著预测因素。此外，在c-T1c/T2a放射学纯实性肺腺癌亚群中，与EGFR野生型组相比，EGFR突变组的5年RFS略低（n = 134；34.9% vs 53.0%）。其中，EGFR突变体（P = 0.037）和病理II/III期（P = 0.011）对RFS恶化有独立且显著的预后。结论：在I期放射学侵袭性肺腺癌中，EGFR突变阳性型与c-T1c/T2a放射学纯实体肿瘤亚群的复发风险增加相关。当考虑到EGFR突变在早期肺腺癌中的预后价值时，有必要根据GGO的存在对其进行分层。（二）结果数据基于EGFR突变状态的总体临床病理特征汇总，在229例（49%）I期实性肺腺癌中检测到EGFR突变。其中，与EGFR野生组相比，含有GGO成分的肺腺癌在EGFR突变组中的发生率明显更高（58% vs 36%；P < 0.001）。此外，组织学实体优势亚型的频率在研究组之间有显著差异。放射学纯实体肿瘤和病理阶段II或更高的疾病显著预测更糟糕的RFS，而EGFR突变状态并不与肿瘤的结果在整个人口c期我放射学固体主导肺腺癌。2组研究组之间的5年RFS无显著差异（EGFR突变体67.3%，EGFR野生组64.9%），而EGFR突变组的5年OS显著优于EGFR突变组（EGFR-突变体83.2%，EGFR野生组74.2%）。因此，除了部分实性腺癌（61%）病例中EGFR突变的频率高于纯实体瘤腺癌（39%）病例外，EGFR突变组中肿瘤大小更大（临床T1c/T2a疾病）的频率显著（P = 0.034）增高。当GGO成分的存在导致5年RFS分析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放射学纯实体病变的5年RFS降低8%：EGFR突变82.2%，EGFR野生 81.8%；P = 0.928；[纯实体瘤]：EGFR突变47.5%，EGFR野生 55.5%；P = 0.219)。基于EGFR突变存在的临床病理特征。其中，淋巴结受累（23% vs 39%，P%0.016）和病理II期或更晚期（34%或更晚期，P=48%）和局部复发率（11%对24%）在=c-T1c/T2a肺腺癌中明显更常见。因此，放射学上的纯实体瘤（P = 0.007）和EGFR突变阳性（P = 0.007）是病理淋巴结转移的独立显著预测因子。5年RFS无统计学意义；然而，与EGFR野生组相比，EGFR突变组的复发风险高出了10%以上（43.7% vs 57.6%；P = 0.159)。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放射学上的纯实体肿瘤（P = 0.024）和EGFR突变阳性肿瘤（P = 0.027）是RFS恶化的显著临床预测因子。当生存分析仅限于c-T1c/ T2a放射学纯实性肺腺癌亚群（n = 134）的病例时，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EGFR突变阳性状态（P = 0.037）是RFS恶化的一个重要的临床预测因子。因此，在具有纯实体瘤外观亚群的c-T1c/T2a中，EGFR-突变体组的5年RFS略低于EGFR-野生组（34.9%对53.0%；P = 0.062），且在c-T2a病变中差异显著（5年RFS：EGFR-突变体0%，EGFR-野生组61.8%；P = 0.008)。 EGFR最常见的突变亚型是第21外显子中的L858R（n=126[55%]），其次是第19外显子的缺失（n = 89 [39%]）。在14例（6%）病例中观察到罕见的轻微突变。结果，较大的CTR和淋巴管和血管侵犯，在第19外显子组中明显更频繁。5年RFS无显著差异；然而，第19外显子组较第21外显子组的生存率更低（61.4% vs 72.8%；P = 0.079）。关于肺癌复发，在整个I期放射学实体为主的肺腺癌队列中，132例（28.5%）复发（52例局部和80例远处）发生。78例患者复发后化疗，41例采用EGFR TKI。其中，基于局部-区域转移和远处转移中EGFR突变的存在，复发频率均不显著。当按c-T1c/T2a放射学纯实体肺腺癌亚群（n = 134）分层时，73例（54.5%）复发(28例，45/远），EGFR突变组的局部复发频率显著升高(18例（1.10%]vs10例[13.2%]；P = 0.012）；相比之下，EGFR突变组和EGFR野生组的远端复发略有差异24[4.4%]vs21[27.6%]。（三）思考与讨论 EGFR基因突变与作为GGO成分的放射学特征之间的临床相关性。同时，EGFR突变被认为与肺腺癌的加速肿瘤进展有关。在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例中存在GGO成分，而显示GGO的肺癌被认为是一种不同的肿瘤类别[。在早期肺腺癌中，部分实性肿瘤和纯实性肿瘤之间的基线临床病理和肿瘤特征的显著差异，可能与癌变的根本机理差异有关。特别是，肺腺癌被认为是一个多步骤的线性进展，其中前体病变进展为原位腺癌，随后是浸润性腺癌，包括许多主要的贴壁生长病变。在这一级联反应中，我们推测EGFR突变与与GGO相关的肺腺癌患者的肿瘤生长加速密切相关。同时，一些纯溶样肿瘤预计将反映一种非线性进展，这将偏离新生侵袭性腺癌[。因此，与部分实体肿瘤相比，放射学上的纯实体肿瘤中EGFR突变阳性结果的频率可能通常较低。然而，当EGFR突变的肺腺癌具有放射学纯实体瘤外观时，与EGFR野生型病变相比，它们可能会增强恶性程度。这种增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c-T1c/T2a纯实性肺腺癌亚群中淋巴结阳性累及或晚期病变频率的显著差异。对于这些肿瘤高危肿瘤，EGFR突变是更严重的RFS的独立预测因子，即EGFR突变的预后作用可能随着肿瘤进展而逆转。这些观察结果与之前通过病理或肿瘤微环境分析讨论EGFR突变的肺腺癌预后较差的报道部分一致。但目前的研究是根据手术切除前的临床数据证实了这些发现。在本研究中，我们阐明了c-T1c/T2a在放射学上的纯固体外观是EGFR突变的c-I期肺腺癌预后较差的危险因素。迄今为止，尚不清楚我们的发现是否影响未来的临床实践。这些见解表明了新的治疗策略的必要性。首先，术前出现EGFR突变的患者，尽管术前薄片CT或术前薄片CT或PET/CT影像学评估证实淋巴结分期。接下来，虽然没有显示出统计学意义，但EGFR突变的亚组被认为在手术切除后显示出较高的局部复发。因此，主要的肺切除术和明确的淋巴结清扫是控制局部区域癌症的主要方法。另一个建议是一种新的手术治疗，结合使用EGFR TKIs的生物标志物引导的全身治疗。最近对EGFR突变肺腺癌的辅助或新辅助试验显示，EGFR TKIs]的无进展生存期得到改善。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EGFR突变的c-I期放射学T1c/T2a纯实性肺腺癌患者可能是新辅助治疗EGFR TKIs的下一个候选患者，以提高肿瘤的可切除性。结论，在c-I期放射学浸润性肺腺癌中，EGFR突变阳性结果与纯固体外观的c-T1c/ T2a肺腺癌患者的复发风险增加相关。虽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术前EGFR状态的临床应用，但考虑到EGFR突变在早期肺腺癌中的预后价值，可能有必要根据GGO成分的存在对此类病例进行分层。

上海肺科姜格宁组：楔形切除术治疗周围期IA期肺腺癌的有效性上海肺科医院的姜格宁也是业界著名专家，近期在权威期刊JTD发表论文，2023年1月出版非常新，讨论楔形切除手术导致的复发风险，支持了楔形切除的安全性，值得一读。这是一篇主要讨论复发因素的论文，这组预后数据并不乐观，比其他类似生存率随访数据要差。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wedge resection for peripheral stage IA lung adenocarcinoma: a real-world study based on a single center 楔形切除术治疗周围期IA期肺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一项基于单一中心的真实研究（一）摘要：背景：肺节段切除术对IA期肺腺癌（IA-LUAD）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然而，楔形切除术治疗周围性IA-LUAD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存在争议。本研究评估了对外周性IA-LUAD患者行楔形切除术的可行性。方法：对上海肺动脉医院行胸腔镜手术（VATS）楔形切除术的IA-LUAD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建模来确定复发的预测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来计算已确定的预测因子的最佳截止点。结果：共纳入186例患者（女性/男性，115/71例，平均年龄，59.9岁）。实变成分平均最大尺寸（MCD）为5.6 mm，实变与肿瘤比（CTR）为37%，肿瘤平均计算机断层扫描值（CTVt）为−285.4HU。中位随访时间为67个月（四分位数范围，52-72个月），5年复发率为4.84%。10例患者术后复发。手术边缘附近未见复发。MCD、CTR和CTVt的增加与更高的复发风险相关，相应的风险比（HRs）为1.212 [95%置信区间（CI）：1.120–1.311]、1.054（95%CI：1.018–1.092）和1.012（95%CI：1.004–1.019），预测复发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0 mm、60%和−220HU。当一个肿瘤在这些各自的截断值下具有特征时，没有观察到复发。结论：对于外周IA-LUAD患者，特别是MCD小于10 mm、CTR小于60%和−220CTVt小于220HU，楔形切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策略。（二）具体数据专业名词：肿瘤最大径（MTD）和肿瘤实性成分直径（MCD），肿瘤的平均计算机断层扫描值（CTVt），肿瘤中实性成分计算机断层扫描值（CTVc），肿瘤的实性比例（CTR）。共纳入186例患者。平均年龄为59.9岁，女性患者人数多于男性患者（115例vs.71例）。术前HRCT时，平均MTD为14.4mm（范围5.9~29.5mm），平均MCD为5.6mm（范围0~28.3mm），平均CTVt为−285.4HU（范围−851.1~55.7HU），平均CTR为0.37。纯磨玻璃结节（pGGN）、部分实性磨玻璃结节（mGGN）和实性结节（SN）的患者数量分别为88、73和25例。 21例（11.3%）因不能忍受解剖切除而行楔形切除，其中pGGN6例、mGGN 10例、SN5例。病理分析，24例（12.9%）患者的亚型包括微乳头状（MPA）和/实体（SPA）特征；18例（9.7%）患者经IHC诊断为LUAD由从原位腺癌（AIS）和微浸润性腺癌（MIA）升级。所有患者均存活，术后90天内未见重大手术相关并发症。术后复发10例。远处复发和局部复发的患者数量分别为6例和4例。中位随访时间为67个月（四分位数范围，52-72个月），1年、3年和5年的复发率分别为0.54%、3.76%和4.84%。在接受计划行楔形切除术的165例患者中，7例出现复发，其中6例在5年内复发（5年复发率： 3.64%）。在其他21例因无法忍受解剖切除而接受楔形切除术的患者中，有3例在术后5年内复发（5年复发率： 14.29%）。在HRCT上看到的复发和非复发患者之间的以下成像特征的比例有显著差异：针状体切缘（复发与非复发：90.0%：vs.55.7%，P=0.046），分叶形（复发与未复发： 100.0%对58.0%，P=0.007）和血管穿行（复发与未复发： 20.0% vs. 67.6%，P=0.004）。然而，病理亚型（MPA或SPA）或从IFS升级的IHC的病理诊断均与术后复发显著相关。 MTD[危险比（HR）=1.194；95%置信区间（CI）：1.078–1.324；P=0.001]、MCD（HR =1.212；95% CI：1.120–1.311；P<0.001）、CTVt（HR =1.012；95% CI：1.004–1.019；P=0.004）、CTR（HR=0.054；95% CI：1.018–1.092；P=0.003)和HRCT血管穿行的成像特征（HR =0.141；95% CI：0.030–0.666；P=0.013）被确定为复发预测因子。MCD、CTVt和CTR的临界值分别为10.5 mm、−217HU和64%，MCD是最有价值的复发预测因子。当MCD小于10 mm时，IA-LUAD患者术后复发率为0.69%，而MCD大于10 mm的患者术后复发率为21.4%。此外，对于同时达到MCD、CTR和CTVt的所有截止点的肿瘤患者，未观察到复发。由于pGGN在IA-LUAD中的无复发表现，在选定组中以mGGN为主要影像学表现且患者出现复发的患者。在这一组没有复发的患者（=21）与那些有复发的患者（=10）之间观察到显著差异。与mGGN患者在选定组相比，复发者的诊断年龄（66.4比60.2岁，P=0.049），MTD（19.5对14.7毫米，P=0.006），MCD（17.5对5.8毫米，P<0.001），CTR（90%对41%，P<0.001），CTVt（−28.4与−335.5.5胡，P<0.001），和CTVc（17.3与−138.7HU，P<0.001）显著高于没复发的患者。复发者的病例明细（三）讨论楔形切除比解剖切除有几个好处。前者更有可能保留术后肺功能和肺实质，减少手术时间和术中并发症，可能更适合老年患者或有明显共病的患者。在这项回顾性研究中，我们评估了楔形切除术对周围性IALUAD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探讨了该人群中楔形切除术的适应症，这可能有助于指导最佳手术策略的选择。据我们所知，之前发表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RCT）和回顾性研究主要集中在IA-LUAD患者叶下切除的可行性。既往研究表明，MTD在确定NSCLC的病理特征中起着重要作用。之前研究并没有明确地评估IA-LUAD患者复发的预测因素，也没有为指导手术过程提供一个预测模型。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最有价值的复发预测因素是MCD、CTR和CTVt，楔形切除后的周围IA-LUAD患者未观察到复发。分析证实，当外围IA-LUAD肿瘤的成像特征满足要求MCD小于10毫米，CTR小于0.6，CTVt小于−220hu时，楔形切除不仅可行，但也没有观察到复发。在符合这些影像学标准后，楔形切除术后未观察到复发患者，这表明这些影像学标准是IA-LUAD患者有限切除的合适指标。此外，对于肿瘤CTR大于0.6的患者，亚肺叶切除术后的复发率比肺叶切除术高，前者可能增加这组患者的复发风险。值得指出的是，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病理亚型和驱动基因突变的状态可能会影响术后早期LUAD的复发。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观察到复发和非复发患者之间这两个因素分布的显著差异，这表明驱动基因突变的状态和MPA/SPA的成分并不影响楔形治疗的IA-LUAD患者术后的复发。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在我们的研究中，有相对较少的患者出现复发。结论在周围IA-LUAD患者中，楔形切除术与解剖亚肺叶切除术具有相似的复发率和降低发病率。MCD、CTR和CTVt是复发的预测因素。这3个预测因子的截止值分别为10 mm、60%和−220HU。当这些界限同时达到时，患者在随访过程中没有出现术后复发。IA-LUAD患者的楔形切除术可以安全有效，但需要更大规模和长期随访才能进一步研究。专业名词：肿瘤最大径（MTD）和肿瘤实性成分直径（MCD），肿瘤的平均计算机断层扫描值（CTVt），肿瘤中实性成分计算机断层扫描值（CTVc），肿瘤的实性比例（CTR）。

王群组最新成果：散在或偏心型GGO与不良预后有关王主任组最新上线一篇论文，还是预印版阶段。这篇论文颇有争议，和之前的其他国际权威论文结论相反。 Ground glass nodules with scattered or eccentricisland‐shaped consolidations may have poor outcomes 散在型或偏心型的岛状实性成分分布可能预后效果较差（一）摘要背景：探讨散在或偏心型毛玻璃镜混浊（GGO）对实性优势型周围性肺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我们对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的实性优势周围性肺腺癌患者进行评估。形态学异质性实性肺腺癌的影像学表现是基于最后一次术前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终点为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采用Kaplan-Meier分析和log-rank检验来估计生存差异。采用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的方法评估影响因素。结果：我们回顾性收集了200例患者的资料，其中170例中央岛状CT成像，18例散射状CT成像，12例偏心形CT成像。11例患者出现复发或转移。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中心岛型与散在型或偏心型的生存存在显著差异。（c-阶段IA：5年os：100%对92.1%；p阶段IA：100%对95.2%）和RFS（c-阶段IA：5年RFS：100% vs. 59.7%；p阶段IA：100% vs. 64.5%；）。单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分散型和偏心型类型与不良预后相关。结论：GGO和固体成分的相对空间位置可能会影响患者的预后。散在或偏心性GGO的患者可能预后较差。（二）详细数据我们回顾性收集了200例实性为主（CTR > 0.5）周围性肺腺癌患者的数据，其中170例患者显示中央岛型CT成像，18例显示散在型CT成像，12例显示偏心型CT成像。中央岛形、散射和偏心岛形类型的薄片CT图像的典型例子如图1所示。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见表1。在两组之间的年龄、性别、CTR、吸烟史、手术过程和淋巴结清扫等方面，差异均无显著性差异（表1）。没有患者有通过空气扩散的病理证据。中位随访时间为48.6个月，最大随访时间为108个月。在随访过程中，11例患者发生复发或转移（2例局部复发，9例远处转移），其中2例患者分散，9例患者为偏心岛型，无患者为中心岛型。在研究期间，200例患者中有11例（5.5%）(均为分散性或偏心岛状型)已出现复发或转移。中心岛状组无患者发生复发或转移。组间比较显示RFS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χ 2 = 69.17）。在散在和偏心型组中，中位RFS为69.1个月（95%CI：53.3-85.0个月）。中位随访47.8个月后，中心岛状患者的中位RFS未达到，提示散在或偏心型GGO患者可能比中心岛状GGO患者预后更差。此外，散在型组和偏心型组之间的预后无明显差异。中心岛和分散或偏心型OS（5年OS： 100% vs. 92.1%；HR=0.019,95%CI：0.001–0.247，p=0.0025）和RFS（5年RFS： 100%对59.7%；HR=0.001,95%CI：0.000–0.004，p<0.0001）。对于p期IA患者，生存分析也显示散在或偏心型GGO明显提示RFS较差（5年RFS： 100% vs. 64.5%；HR<0.001,95%CI：0.000–0.003，p<0.0001）。然而，两种类型之间的OS无显著性差异（5年OS： 100% vs. 95.2%；HR=0.146,95%CI：0.002–9.236，p=0.1139）。我们初步进行了二项逻辑回归，以确定散在和偏心型类型对复发或转移出现的影响。单变量li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分散和偏心型类型与不良结果相关（p < 0.012，比值比=18.8,95%CI：1.884-187.2）。然而，由于缺乏事件，基于调整事件的Cox回归模型不能很好地用于这一结果。表2显示了11例复发性转移患者的详细情况。他们的年龄从42岁到72岁，中位数为63岁。患者中有3名男性（占所有男性个体的4.8%）和8名女性（占所有女性个体的5.8%）。只有一名病人曾经吸烟过。这些转移性复发患者的中位CTR为0.68（范围，0.60–0.83）。术前影像学检查未见淋巴结转移的迹象。令人惊讶的是，5例患者的术后病理T期超过了临床T期，2例患者有N2个淋巴结转移（病例1和10）。由于术后病理证实为胸膜浸润，所有病理T2a患者的t分期均有所升级。此外，2例术后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有隐匿性淋巴结转移。大多数肿瘤的病理亚型为腺泡和贴壁。然而，在11例发生复发性转移的患者中有3例检测到固体或乳头状成分（病例1、4和6）。7例患者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5例患者存在EGFR外显子21 L858R突变，2例患者存在缺失19突变）。这些患者转移或复发的中位持续时间为24个月（范围为10-69个月）。3例（27.3%）出现肺复发，8例（72.7%）获得远处转移，包括骨转移（=2）、肝转移（=1）、多发性转移（=2）和其他非特异性部位（=3）。本研究对接受根治性手术的实体优势周围性肺腺癌（CTR > 0.5）患者进行回顾性观察，发现术前CT表现中淋巴结的形态学特征可能与复发转移的风险有关。具体来说，CT上散在或偏心型GGO的患者术后可能比中心岛状结节的患者有更高的复发转移的风险。在随访的截止日期，11例患者中有3例死于术后复发、转移或其他疾病。（三）讨论多研究已经证实，GGO是一组具有不同生物学行为和预后的异质性肿瘤。例如，Lu及其同事通过单细胞测序证明了GGO在增殖、血管生成和免疫微环境方面与实体肿瘤有显著不同。虽然GGO的预后一般优于实体腺癌，但所有GGO患者也无法完全避免术后复发转移。探讨GGO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是有意义和必要的。在确定GGO的良性或恶性程度方面的参考价值。一些CT影像标志物，如结节大小、血管收敛征和胸膜压痕，在一定程度上预测GGO的生物活性和预后。例如，CTR是影响GGO复发和患者术后生存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因素。大的CTR淋巴结通常被认为预示着一个预后较差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结节的形状也影响GGO。目前的研究只关注结节的一般形态，如其形状是否规则，是否有分叶或针状征象。然而，没有研究检测固体和GGO成分的相对位置的预后价值。我们之前曾报道过，GGO成分会影响的良好预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实践已经证明，尽管固体成分在恶性行为中起着作用，但GGO成分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和保护性的因素。因此，相对空间位置可能会影响这种保护作用，改变侵袭性成分的分布。我们的研究表明，形态学特征可能是GGO患者预后的另一个预测因素。我们根据薄片CT上实性成分和磨玻璃成分位置的关系，将200例实性显性外周性肺腺癌患者分为3种形态，包括散在型、偏心型和中央岛型。在200例患者中，有11例在随访期间出现复发。因此，我们以RFS作为本研究的终点。我们发现11例发生复发性转移的患者均为散在型或偏心型。有趣的是，两者都有一个特征，即磨玻璃成分没有完全包裹固体成分（即固体成分的不规则形式）。我们通过生存分析证实两组形态学组GGO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散在型或偏心型患者可能有更高的复发和转移风险。然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形态学上的差异，以及与结果相关的原因。这种差异也可能与两种类型之间的病理亚型的不同分布有关。根据国际肺癌病理学研究协会对侵袭性肺腺癌的分级制度，以实体性或微乳头状为主的肿瘤被归类为高分级，预后较差。一些研究表明，实性和/或微乳头状模式的患者预后较差，即使他们的模式不是主导地位。有趣的是，散在或偏心的形态与固体/微乳头状有关，表明预后差。然而，这种相关性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有几个局限性。这是一项相对较小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更大样本量的验证和多中心研究。此外，由于样本量小，事件数小，我们没有分析散在型和偏心型之间的预后差异。在本分析中，我们只关注患者的RFS。分析GGO的形态学特征对OS的影响具有挑战性，因为随访时间不够长，可能不能准确地反映患者的生存期。我们分析了GGO的CT形态学特征对术后患者转移复发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预测GGO患者预后评估的新预测因子。我们的研究结果应该在更广泛的研究中得到验证，以改进结论。 GGO和固体成分的相对空间位置可能会影响患者的预后。一旦GGO不能完全包裹实性成分，或分散形态的实性成分，它可能与预后不良的微乳头状和实体型有关。

王群：CT纵隔窗实性成分定义了临床I期肺癌亚实性结节一种独特亚上海中山医院王群主任团队，重点讨论了异质性混合磨玻璃结节的良好预后，以及和部分实性结节的区别。这篇论文极有价值，是我当初脱恐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发在2021年7月的Clinical Lung Cancer国际权威期刊。 Solid Components in the Mediastinal Window of Computed Tomography Defifine a DistinctSubtype of Subsolid Nodules in Clinical Stage ILung Cancers 计算机断层扫描的纵隔窗口中的实性成分定义了临床I期肺癌中亚实性结节的一种独特亚型（一）摘要本研究旨在验证临床I期肺亚实性结节（SSNs）（包括487例患者）中预隔窗口存在实性成分的预后价值。纵隔窗有实性成分的ssn表现出更差的临床病理行为和预后。纵隔窗内的实性成分是分化不良的一个强预测因子。背景：我们的目的是验证临床I期肺亚实性结节（SSNs）中，计算机断层扫描纵隔窗口存在实性成分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价值。方法：我们回顾性评估2011年至2016年切除的肺ssn的患者。我们将SSNs分为非均匀毛玻璃结节（HGGNs）（仅在肺窗检测到实性成分）和部分实性结节（PSNs）（在肺/纵隔窗均检测到实性成分）。结果：共纳入487例患者（其中216例psn）。PSNs与更高频率的微乳头状或实体病理模式（18.1% vs. 3.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39.4% vs. 32.8%）和其他类型的基因突变（2.3% vs. 1.1%）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和较高的实性占比（CTR）对分化较差的侵袭性腺癌仍然存在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分析显示，纵隔窗的实性成分大小比肺窗和CTR中的实性成分大小具有更好的差分化预测能力。PSNs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RFS）低于HGGNs（94.6% vs. 99.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阳性淋巴结状态的RFS更差。结论：纵隔窗期有实性成分的亚实性结节ssn表现出与临床I期肺癌中无实性成分的ssn不同的临床病理和预后特征。纵隔窗内的实性成分是分化不良的一个强预测因子。（二）数据在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在一家三级转诊中心，共有526名没有同步性或异时性肺癌的患者被确诊。所有患者在我们的机构均接受了术前的薄片（TS）CT扫描（≤1 mm），病变表现为SSN。不包括纯毛玻璃结节和纯实性结节。根据第八版TNM分期系统，我们将分析局限在临床0-IB期患者。只有接受R0切除的治愈性手术的患者符合条件。大多数患者都行了标准的肺叶切除术。一小部分≤2 cm的肿瘤患者接受了亚肺叶切除术，包括节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所有患者均行纵隔淋巴结清扫或取样。本研究共确定了487例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其中HGGN组271例（55.6%），216例(44.4%（PSN组）。 PSNs患者（中位年龄61岁）年龄大于HGGNs患者（中位年龄59岁)。PSN（中位大小，1.9 cm）肿瘤大小大于HGGN（中位大小，1.3 cm)。同样，PSN组肺窗实性成分大小（中位大小1.0 cm)大于HGGN组（中位尺寸0.5 cm)，PSN组CTR（0.58)高于HGGN组（0.38）。与psn相比，hggn更多为亚肺叶切除。我们还观察到更多的胸膜浸润（22.2% vs. 6.6%）和浸润性腺癌在PSN中。病理亚型和基因突变我们对249例患者进行了基因突变检测。PSN组的体细胞突变频率明显高于HGGN组（P = .043，Fisher精确检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在PSN组（39.4%）和HGGN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中变异最为显著。PSN组腺泡和乳头状优势腺癌的比例高于HGGN组（83.8% vs. 56.8%），而原位腺癌、微创腺癌和鳞状优势腺癌的比例明显低于HGGN组（16.2% vs. 43.2%）。然后，研究各组间各病理亚型的差异。HGGN组只有9个（3.2%）结节有微乳头状或实性成分，而PSN组有39个（18.1%）结节）。在肺窗的实性成分大小、纵隔窗的实性组分大小和CTR中，ROC分析显示，肺窗的实性成分大小是IA病理诊断的更好指标，截止大小5.75 mm是侵袭性的显著指标。纵隔窗固体成分大小比肺窗和CTR对分化差的IA的预测能力更好，截止大小2.60 mm是分化差的显著指标。随访期内，HGGN组复发2例（0.7%），PSN组复发9例（4.2%），且4例（0.8%）死亡。所有参与者的5年RFS率为96.9%。所有参与者的5年总生存率（OS）为99.4%。PSNs的5年RFS率（94.6%）低于hggn（99.1%）。HGGNs（100%）和PSNs（98.7%）的5年OS率无显著差异。根据预测分化较差的IA的最佳临界值，我们评估了CTR（0 < CTR≤0.63，CTR > 0.63；P < .001）对实性成分对照的预后影响。肺窗的通气尺寸（0 <实性成份尺寸≤9.5 mm，9.5 mm <实性成份尺寸≤40 mm），纵隔窗的实性成份尺寸（0≤实性成份尺寸≤2.6 mm，实性成份尺寸> 2.6 mm；P= .003)以鉴别SSNs复发风险。在PSN组中，不同手术过程间的RFS无显著性差异。在多变量分析中，未发现任何变量与hggn的RFS显著相关。在PSN组中，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与阴性淋巴结状态相比，阳性淋巴结状态与较低的RFS独立相关。

陈海泉组：肺腺癌在原位/微浸润阶段治疗是否提升总体生存率？陈海泉组发表在J Cancer Res Clin Oncol权威期刊的论文。讨论原位和微浸润阶段手术治疗是否存在过度治疗或者是否对总生存率有益？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lung adenocarcinoma at pre-/minimally invasive stage: is it lead-time bias? 肺腺癌在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阶段的检测和治疗：积极手术是否有益处？研究目的：本研究调查在原位/微浸润阶段治积极手术是否有助于AIS和MIA的良好生存。方法：我们纳入了2008年至2012年期间切除的腺癌患者。记录了年龄、性别、吸烟史、手术方法、放射学特征、侵袭分期和术后随访数据。采用1:1 PSM平衡性别和吸烟状况对生存率的影响。匹配后，比较两组的平均年龄，以计算诊断的提前时间。根据健康与信息中心的说法，通过从“AIS/MIA患者的预期寿命”中减去“提前期”和“IAC的中位生存年”来估计在原位/微浸润阶段治疗的腺癌总体寿命增加。 AIS：原位癌，MIA微浸润癌，IAC浸润肺腺癌结果：共有124例AIS/MIA患者和1148例IAC患者。AIS/MIA组女性和从不吸烟患者的发生率远高于IAC组。PSM分析确定了124对患者。AIS/MIA患者术后5年内未观察到与癌症相关的死亡和复发。IAC患者的5年肺癌疾病特异性生存率为73.5%，IAC中位总体生存时间为13.5年。AIS/MIA组和IAC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3.6岁和58.2岁。从诊断为AIS/MIA到发展IAC的时间为4.6年。根据健康与信息中心的数据，53.6岁时诊断为AIS/MIA的患者的预期寿命为再增加28.9年。经提前期调整后，在原位/微浸润阶段诊断为腺癌的寿命增加了10.8年。结论：通过调整AIS/MIA和IAC诊断之间的时间，在原位/微浸润阶段切除肺腺癌可以提高预期寿命。AIS/MIA的优良生存率不是过度诊断和过于积极手术。陈海泉也说过，手术最佳时机，是影像学的纯磨玻璃PGGN和异质性混合磨玻璃mGGN阶段，也是病理的原位癌和微浸润阶段。戴神也说过微浸润是手术最佳时机，大专家们的观点总是相同的。

日本最新论文讨论了影像学GGO和病理中贴壁成分综合评价预后方法广岛大学、东京医科大学、日本横滨神奈川癌症中心联合发表一项重要研究，2022年9月发表于顶级期刊JTCVS，回答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是否“贴壁成分=GGO”，为什么有的病理无贴壁的也显示GGO，这种算实体瘤还是GGO，预后如何？ Role of ground-glass opacity in pure invasive and lepidic component in pure solid lung adenocarcinoma forpredicting aggressiveness 在纯实性肺腺癌中，影像学毛玻璃对纯侵袭成分和贴壁成分来预测肿瘤侵袭性的作用注：再次吐槽，这篇论文作者的英文太差了，你也找人润色下啊，这水平也发JTCVS，可惜了他们的随访数据。1、摘要肺腺癌通常包括术前高分辨率的影像检查，经常出现术前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HRCT）图像上表现为毛玻璃（GGO）。本文目的是，揭示在早期肺腺癌患者中，影像GGO对于经病理证实的纯浸润性肿瘤的侵袭性预测的作用。根据2010年至2016年在3家机构接受肺叶切除术的932例临床0-IA期和病理淋巴结阴性肺腺癌患者，GGO和贴壁成分对预后预测的影响。结果：病理证实的单纯浸润性肿瘤患者无复发生存期（RFS）低于GGO（69.7% vs 90.5%）。放射学证实的纯实体瘤患者，无贴壁成分的RFS不如有贴壁成分的患者（69.7%vs 85.3%）。通过HRCT和病理评估共同确定的纯实体性肿瘤和纯浸润性肿瘤，分别构成了早期肺腺癌患者的血管或胸膜侵犯等独立的预后因素。具有纯实体瘤和纯侵袭性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肿瘤，比具有某些GGO和贴壁成分的肿瘤更具侵袭性。互补的HRCT和病理表现可以预测腺癌的恶性侵袭性。这里再次解释下，这篇论文逻辑混乱。 GGO=影像学的磨玻璃贴壁成分=病理上的贴壁成分纯实体瘤=影像学的实体瘤纯侵袭性成分=病理上不含贴壁的纯中低分化 2.数据病理学中，与具有贴壁成分的肿瘤相比，更大的布林克曼指数、更大的实体肿瘤长径、更大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max）、更高的cT和pT分期以及更多的病理浸润，包括淋巴、血管和胸膜浸润，与病理纯浸润性肿瘤相关。患有纯实体瘤的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影像学中，与含GGO的肿瘤相比，纯实体瘤患者有更大的布林克曼指数，更大的实体瘤，更大的SUVmax，更高的cT和pT分期，更大的病理浸润大小，更频繁的淋巴、血管和胸膜浸润。（1）根据GGO或贴壁成分的预后预测存在贴壁成分的患者的5年OS率为95.3%，不存在贴壁的为84.8%。存在GGO成分的5年OS率为96.0%，不存在GGO的为87.8%。在HRCT图像上的纯实体肿瘤患者中，有病理定义存在贴壁成分的患者比没有病理定义贴壁成分的患者更好。所有患者存在贴壁的5年RFS率92.4% ，不存在贴壁的是 76.8%。如果再有影像学的GGO，则存在贴壁的为95%，不存在贴壁的是80.2%。具有病理贴壁成分的纯实体肿瘤患者的预后、OS和RFS与具有GGO成分的病理纯侵袭性肿瘤患者相同。 3.讨论本研究探讨了GGO表现对术前HRCT图像的作用，以预测病理证实为纯侵袭性的肺腺癌患者预后的作用，即无贴壁成分。在无GGO成分的纯实性肺腺癌肿瘤患者中，GGO成分在术后病理表现中的作用也得到了验证。具有GGO成分的肿瘤与良好的预后相关，即使病理只检测到侵袭性成分。此外，没有GGO或贴壁成分的肿瘤比那些包含GGO或贴壁成分的肿瘤预后更差。从病理学上评估肿瘤的所有部位通常是困难的，但CT成像提供了能够显示1-2毫米切片的优势。然而，GGO成分并不总是对应于非侵入性（贴壁）成分。例如，炎症、水肿或纤维化通常在HRCT图像上表现为肿瘤病变周围的GGO成分。通过气道间隙扩散或无大量侵袭性的乳头状成分也可能被认为是GGO成分。因此，在HRCT上具有GGO成分的肿瘤并不总是有病理证实的贴壁成分，而贴壁成分的病理，则无可辩驳地定义了此类肿瘤是非侵袭性肿瘤。为什么实性成分在HRCT上有时出现非侵入性，也就是显示磨玻璃，另一种解释可能是由于没有活性成纤维细胞的肺泡塌陷引起的中央纤维化灶。此外，HRCT图像上的肿瘤密度可能是模糊的，这使得将肿瘤区域分类为实体瘤或GGO成分变得复杂。事实上，正如以前报道的那样，纯GGO肿瘤中存在70%在病理上是具有部分侵袭性成分。因此，病理评估在检测侵袭或非侵袭成分方面比CT或HRCT更有效。纯实体和纯浸润性肿瘤的患者预后比GGO或贴壁成分的患者差，在临床cT1b和cT1c肿瘤中纯实体和纯浸润性肿瘤的患者明显具有可比性。基于这些发现，无论肿瘤大小如何，真实的、单纯的、侵袭性的临床T1肿瘤可能与相对较差的预后相关。也就是说，分类T1的纯侵入性NSCLC，可能会用另一种方法更好，如基因组测序或分子谱数据等，而不是目前的3个子类别，尽管分类T1a、T1b和T1c的肿瘤是必要的。与之前的结果相似，在含有GGO和/或GGO成分的肿瘤中，>2cm的实体瘤患者的预后比小于2 cm的实体瘤患者差。即使HRCT显示为纯实体瘤，如果病理表现为贴壁成分，预后也很好；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即使是经病理证实的在HRCT上含有GGO成分的纯浸润性肿瘤患者，预后也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见解。临床IA期，纯实体和纯浸润性肿瘤患者的5年RFS率为69.7%，较差。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cT1纯实体和纯侵袭性肿瘤的45%，可能真正分期应是pT2或更糟。相比之下，cT1纯实体瘤患者的5年RFS率为80.2%，在肺叶切除术后的临床IA期和pN0期肺腺癌中略低于预期，但优于既往临床IA期的结果。因此，即使考虑到既往研究没有排除病理淋巴结阳性的患者，我们队列中的淋巴结阳性率也不高，因为临床IA期患者的淋巴结阳性率并不高。此外，本文肯定解决了病理证实的“纯”浸润性肿瘤患者的预后是否较差，在HRCT发现GGO成分的前提下。纯实体瘤患者的预后比部分实体性或纯GGO肿瘤患者差，单纯侵袭性肿瘤患者的预后比部分侵袭性或单纯鳞状肿瘤患者差。HRCT证实的GGO和病理证实的贴壁成分混合去评价，比单独分别使用两种方法更准确地预测肺腺癌肿瘤的侵袭性。

日本科研：磨玻璃成分的存在是临床I期NSCLC的真正预后决定因素日本大阪山金代大学医学院、日本山形大学医学院Akira Hamada等发表了GGO的预后数据，2022年3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JTO Clinical and Research Reports。 Presence of a Ground-Glass Opacity Component Isthe True Prognostic Determinant in Clinical Stage INSCLC 磨玻璃成分的存在是临床I期NSCLC的真正预后决定因素（一）摘要：最近的研究表明，包括有无毛玻璃透明影（GGO）可以改善临床I期NSCLC中肿瘤描述符（T描述符）的分类。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GGO存在或不存在、实性成分的大小和主要组织病例学，以确定早期NSCLC的真正预后决定因素。方法：我们回顾性检查了384例临床I期NSCLC（实性242，部分实性142）患者，他们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接受了完全切除。结果：整个队列的生存曲线显示使用目前的TNM分类有良好的分类。然而，部分实性组无论实性组分的大小如何，都有良好的预后。肿瘤范围范围在3-4cm之间的实性肿瘤组患者的预后，比肿瘤范围小于或等于3 cm的患者更差。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下新的T描述符分类： IA，部分实性瘤；IB，小于或等于3 cm的实性肿瘤；和IC，3-4cm之间的实性肿瘤。这种新的分类系统对患者预后的分层效果优于目前的分类系统。在病理评估中，在按病理分级划分的各亚组中，部分实性组的预后均优于实性组。这些结果表明，GGO的存在是I期NSCLC的真正预后决定因素，而不管实性成分的大小如何。我们的新型T描述符分类系统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临床I期NSCLC病例的预后。（二）详细数据 384例患者中，65例（17%）为IA1期，根据目前的TNM分类，154例（40%）为IA2期，118例（31%）为IA3期，47例（12%）为IB期。在54例患者（14%）中记录了病理淋巴结受累者（pN1或pN2）。在我们的队列中，242例患者（63%）为纯实体肿瘤（实体组）。与肿瘤中有GGO成分的患者（部分实体组）相比，实体组与男性（p < 0.001）、当前吸烟者（p < 0.001）和病理淋巴结受累的存在显著相关（p < 0.001）。实体组实体肿瘤成分的中位数大小明显大于部分实体组（1.7cmvs0.7cm，p<0.001）。在临床I期肺腺癌患者中，部分实体组和实体组之间观察到类似的临床病理差异。在整个队列中，GGO状态（实体对部分实体）和临床分期（IB与IA1/IA2/IA3）是R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然而，在部分实体组中，临床分期并不是RFS或OS的预后因素。相比之下，临床分期（IBvsIA1/IA2/IA3）是实体组R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 NSCLC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个新的T分类系统，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分类体系。临床T1a亚组：亚实体肿瘤中实体部分小于或等于4厘米，T1b亚组：肿瘤直径小于或等于3厘米的实体肿瘤，一个新型T1c亚组：肿瘤直径在3-4厘米之间的实体肿瘤。本文提出的新型临床分期分类可以很好地在RFS和OS方面预测患者的预后。此外，在腺癌和非腺癌患者中也观察到类似的趋势。（三）思考与讨论 TNM第八版中的T描述符，是基于根据放射学或病理学发现的侵袭性成分的大小。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我们观察到这种分类法很好地分离了5年的RFS和OS。然而，我们也观察到，在亚组分析（部分实体组和实体组）中，目前的分类并不能预测患者的预后。这与最近的研究报告一致，即具有GGO成分的肿瘤患者比具有纯实体肿瘤的患者预后更好，即使处于同一阶段。因此，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更好的TNM分期系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TNM分期系统具有一个严格的层次结构：临床、外科和病理学。因此，如何将这些临床T因素的建议应用于整个TNM分期系统将是未来的任务。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实性成分的大小如何，部分实性组的5年OS都相当好（>为90%）。相反，实体组的5年RFS和OS均低于部分实体组。新的临床分期分类可准确预测整个队列的预后（5-y RFS： IA、90%；IB、65%；IC、43%、p < 0.001；5-y OS： IA、94%；IB、76%；IC、52%、p < 0.001）。部分实体组预后优于固体组的原因尚不清楚。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这些组间的病理差异；然而，即使实体组的患者预后在病理分级相同，也总是比部分实体组差。国际肺癌研究协会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级系统，其中任何大于或等于20%的高级别肿瘤，如固体、微乳头状和复杂腺型，都被归类为3级。因此，我们将这种新的评分系统应用于Kindai队列。然而，结果是相同的；无论新的病理分级如何，部分实体组的预后都比实体组好。对于新的病理分级系统，由于缺乏数据，我们只能对Kindai队列进行分析；然而，即使在Kindai队列中，复杂腺体的病理信息（筛状模式的特征是巢的肿瘤细胞筛状穿孔，不良形成腺体连续固体和腺泡模式，融合和不规则的腺体在纤维增生间质，和不良形成腺体形成不规则边界，小细胞集群，和单细胞浸润纤维增生间质）没有记录。这些资料应纳入今后的分析中。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GGO的存在是预后的真正决定因素，无论实体成分的大小如何。一种新的T描述符分类系统可能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临床I期NSCLC患者的预后。

极少磨玻璃成份对预后的影响戴主任说过，极少的磨玻璃成分（贴壁）也是保护成分，预后远远好于实体瘤。再次回顾下2022年底日本专家论文中的详细数据，印证主任的观点。来自日本东京顺藤大学医学院Aritoshi Hattori，他是日本研究磨玻璃时间最久的医生之一，很多观点激进但不失为开创性这是一篇关注混合磨玻璃结节中实性成分占比很多、磨玻璃占比很少的肺腺癌的预后非常少的磨玻璃成分对IA期实体为主非小细胞肺癌的影响摘要我们评估了在IA期（GGO）中，非常小的GGO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预后作用。我们评估了1471例诊断为IA期实体型NSCLC的患者。他们被分为3组；即GGO组（0.5&amp;lt;CTR&amp;lt;0.9）、非常小的GGO组（0.9≤CTR&amp;lt;1.0）和实体瘤组（CTR = 1.0）。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了一个非常小的GGO成分的预后影响。总生存率（OS）采用Kaplan-Meier方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估计。共鉴定出523个GGO组、91个非常小的GGO组和857个实体瘤组。极小的GGO组的中位CTR为0.92（范围，0.90-0.97）。GGO组和极小GGO组的病理特征和生存结果相似（5年-OS，91.7%vs89.8%，P = 0.374）。然而，一些病理表现包括淋巴结受累（8% Vs 20%，P = 0.004）、淋巴（12% Vs 27%，P = 0.003）或血管（18%对37%，P &amp;lt; 0.001）侵犯或气腔播散（9%对23%，P = 0.004）在比较中有显著差异。一个非常小的GGO成分对IA期NSCLC良好预后相关。在未来，有必要使用更合适的、更大的多机构数据集来确认这些数据。具体数据本研究中IA期实体为主的NSCLC的5年OS为80.6%，中位随访时间为60个月。死亡事件总数为291例。GGO组的中位CTR为0.68（范围，0.51-0.89），极小的GGO组的中位CTR为0.92（范围，0.90-0.97）。极小GGO组（0.9≤CTR&amp;lt;1.0）与实体瘤组（CTR = 1.0）比较，手术过程、查尔森共病指数和肺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非常小的GGO组中，存在额外的磨玻璃结节明显更多（P = 0.018）。组织学上，腺癌在极小GGO组中比实体瘤组更占优势（98% Vs 68%，P &amp;lt; 0.001），而非鳞腺腺癌在实体组中更常见（76% Vs 88%，P &amp;lt; 0.001）。分子检测结果显示，极小的GGO组的EGFR突变状态明显高于实体瘤组（57% Vs 25%）。肿瘤学上，非常小的GGO成分的存在在较低的SUVmax（4.13vs7.25）和淋巴结转移比例（7.7%vs20.0%，P=.0.004）方面也显示出更好的关联结果。STAS的患病率在实体瘤组中明显更高（9% Vs 23%，P=为0.004）。因此，5年的OS和RFS有显著性差异。极小的GGO组和实体瘤组（5年OS，89.8% Vs 72.5%；5年RFS，85.3% Vs 64.7%)。讨论分析GGO成分的预后价值及其对NSCLC分期中T分类的影响，已在普通胸外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概念已通过日本全国性的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得到验证。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旨在评估这些关于GGOs在NSCLC中的肿瘤影响的临床概念，是否可以同样应用于放射学实体为主的高CTR病变的肿瘤，即非常小的GGO成分。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只有非常小的GGO成分的肿瘤中，IA期NSCLC的预后也得到了良好的证实，这与实体成分或CTR的大小无关。因此，GGO成分的存在或缺失被认为是早期NSCLC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可以认为，部分实性肺癌的总体良好预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GGO主导的肿瘤或那些在放射学研究中SUVmax值较低的肿瘤，如侵袭性较低的肺腺癌，包括原位、微浸润。我们选择CTR=0.90作为严格的截止线来研究我们在IA期实体主导的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目标。然而，即使是少量的GGO成分，也与没有任何GGO成分的纯实性肺肿瘤的预后和临床病理区别密切相关。此外，非常小的GGO生存结果在本研究（即0.9≤CTR&amp;lt;1.0）仍然优秀，显示大约90%的5年RFS，这几乎类似于IA1的实体瘤组。同时，纯实体瘤的肿瘤预后令人沮丧，并且基于肿瘤的预后被分为T分期。基于GGO成分的存在，预后基线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区别，但如果具有GGO特征的NSCLC和纯实体瘤NSCLC在分期系统的第8版中呈现出相同的实体成分大小，那么它们目前属于相同的T类别，这就产生了潜在风险。根据这些分析，具有GGO成分的肺癌应被划分为不同于纯实体肿瘤的肿瘤类别。此外，这种现象也出现在腺癌亚群中。在肺腺癌中，纯实性肿瘤和部分实性GGO肿瘤之间的临床病理和肿瘤结果的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它们所经历的内在独特的癌变过程。特别是，肺腺癌被认为是一个多步骤的线性进展，即前体病变进展为原位腺癌，然后是浸润性腺癌。同样，众所周知，多发性GGO在放射学部分实体肿瘤患者中更为普遍。然而，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它们与不良的生存结果无关，这既不表明IA期放射学浸润性腺癌患者处于晚期，也不是手术切除的禁忌症。相反，我们假设一些纯实体肿瘤发生了非线性的进展，源自新生侵袭性腺癌。正如在腺癌亚群中观察到的，在非常小的GGO组中，贴吧成分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实体组，尽管该队列仅局限于高分化病变的患者。基于这些数据，与放射学确定的纯实体瘤相比，具有GGO成分的肺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侵袭性较小，即使肺腺癌本身在放射学上呈现实体优势。在未来，阐明肿瘤的不同自然史，有和没有GGO成分是日常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日本专家：非常少的磨玻璃成分对IA期实体为主非小细胞肺癌的影响戴主任说过，极少的磨玻璃成分（贴壁）也是保护成分，预后远远好于实体瘤。再次回顾下2022年底日本专家论文中的详细数据，印证主任的观点。来自日本东京顺藤大学医学院Aritoshi Hattori，他是日本研究磨玻璃时间最久的医生之一，很多观点激进但不失为开创性。他的观点几乎和王群完全一致，或者说王群受到他的影响和启发，才有了近两年多个场合宣称GGO和实体瘤完全不同，GGO仅一点点成分就是重要保护因素。这是一篇关注混合磨玻璃结节中实性成分占比很多、磨玻璃占比很少的肺腺癌的预后论文，发表于国际著名的呼吸科顶级期刊。 Prognostic Impact of Very Small Ground-GlassOpacity Component in Stage IA SolidPredomin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非常少的磨玻璃成分对IA期实体为主非小细胞肺癌的影响摘要我们评估了在IA期（GGO）中，非常小的GGO成分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预后作用。我们评估了1471例诊断为IA期实体型NSCLC的患者。他们被分为3组；即GGO组（0.5<CTR<0.9）、非常小的GGO组（0.9≤CTR<1.0）和实体瘤组（CTR = 1.0）。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了一个非常小的GGO成分的预后影响。总生存率（OS）采用Kaplan-Meier方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估计。共鉴定出523个GGO组、91个非常小的GGO组和857个实体瘤组。极小的GGO组的中位CTR为0.92（范围，0.90-0.97）。GGO组和极小GGO组的病理特征和生存结果相似（5年-OS，91.7%vs89.8%，P = 0.374）。然而，一些病理表现包括淋巴结受累（8% Vs 20%，P = 0.004）、淋巴（12% Vs 27%，P = 0.003）或血管（18%对37%，P < 0.001）侵犯或气腔播散（9%对23%，P = 0.004）在比较中有显著差异。一个非常小的GGO成分对IA期NSCLC良好预后相关。在未来，有必要使用更合适的、更大的多机构数据集来确认这些数据。具体数据本研究中IA期实体为主的NSCLC的5年OS为80.6%，中位随访时间为60个月。死亡事件总数为291例。GGO组的中位CTR为0.68（范围，0.51-0.89），极小的GGO组的中位CTR为0.92（范围，0.90-0.97）。极小GGO组（0.9≤CTR<1.0）与实体瘤组（CTR = 1.0）比较，手术过程、查尔森共病指数和肺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非常小的GGO组中，存在额外的磨玻璃结节明显更多（P = 0.018）。组织学上，腺癌在极小GGO组中比实体瘤组更占优势（98% Vs 68%，P < 0.001），而非鳞腺腺癌在实体组中更常见（76% Vs 88%，P < 0.001）。分子检测结果显示，极小的GGO组的EGFR突变状态明显高于实体瘤组（57% Vs 25%，P < 0.001）。肿瘤学上，非常小的GGO成分的存在在较低的SUVmax（4.13vs7.25，P<.0.001）和淋巴结转移比例（7.7%vs20.0%，P=.0.004）方面也显示出更好的关联结果。STAS的患病率在实体瘤组中明显更高（9% Vs 23%，P=为0.004）。因此，5年的OS和RFS有显著性差异。极小的GGO组和实体瘤组（5年OS，89.8% Vs 72.5%；P < 0.001；5年RFS，85.3% Vs 64.7%；P < 0.001)。同时，当比较GGO组（0.5<CTR<0.9）和极小GGO组（0.9≤CTR<1.0）的临床病理特征时，一些放射学特征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然而，大多数病理特征包括组织学、淋巴结转移、淋巴/血管浸润、STAS或EGFR突变的统计学差异几乎减弱。表2显示了Cox的比例风险模型的结果。在包括所有病例在内的集合中，GGO成分的存在是一个独立显著的OS预后因子。在对病理I期NSCLC患者的亚组分析中，为了消除极小的GGO组和实体瘤组之间潜在的预后失衡或基线差异。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多变量分析中，存在GGO成分仍然是OS的独立显著预后因子。两组病理I期NSCLC亚群的5年OS和RFS也有显著差异(5年OS，极小GGO组为92.7%，实体瘤组为77.4%；5年RFS，非常小的GGO组为90.1%，而实体瘤组为73.3%）讨论分析 GGO成分的预后价值及其对NSCLC分期中T分类的影响，已在普通胸外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概念已通过日本全国性的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得到验证。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旨在评估这些关于GGOs在NSCLC中的肿瘤影响的临床概念，是否可以同样应用于放射学实体为主的高CTR病变的肿瘤，即非常小的GGO成分。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在只有非常小的GGO成分的肿瘤中，IA期NSCLC的预后也得到了良好的证实，这与实体成分或CTR的大小无关。因此，GGO成分的存在或缺失被认为是早期NSCLC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可以认为，部分实性肺癌的总体良好预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GGO主导的肿瘤或那些在放射学研究中SUVmax值较低的肿瘤，如侵袭性较低的肺腺癌，包括原位、微浸润。我们选择CTR=0.90作为严格的截止线来研究我们在IA期实体主导的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目标。然而，即使是少量的GGO成分，也与没有任何GGO成分的纯实性肺肿瘤的预后和临床病理区别密切相关。此外，非常小的GGO生存结果在本研究（即0.9≤CTR<1.0）仍然优秀，显示大约90%的5年RFS，这几乎类似于IA1的实体瘤组。同时，纯实体瘤的肿瘤预后令人沮丧，并且基于肿瘤的预后被分为T分期。基于GGO成分的存在，预后基线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区别，但如果具有GGO特征的NSCLC和纯实体瘤NSCLC在分期系统的第8版中呈现出相同的实体成分大小，那么它们目前属于相同的T类别，这就产生了潜在风险。根据这些分析，具有GGO成分的肺癌应被划分为不同于纯实体肿瘤的肿瘤类别。此外，这种现象也出现在腺癌亚群中。在肺腺癌中，纯实性肿瘤和部分实性GGO肿瘤之间的临床病理和肿瘤结果的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它们所经历的内在独特的癌变过程。特别是，肺腺癌被认为是一个多步骤的线性进展，即前体病变进展为原位腺癌，然后是浸润性腺癌。同样，众所周知，多发性GGO在放射学部分实体肿瘤患者中更为普遍。然而，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它们与不良的生存结果无关，这既不表明IA期放射学浸润性腺癌患者处于晚期，也不是手术切除的禁忌症。相反，我们假设一些纯实体肿瘤发生了非线性的进展，源自新生侵袭性腺癌。正如在腺癌亚群中观察到的，在非常小的GGO组中，贴吧成分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实体组，尽管该队列仅局限于高分化病变的患者。基于这些数据，与放射学确定的纯实体瘤相比，具有GGO成分的肺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侵袭性较小，即使肺腺癌本身在放射学上呈现实体优势。在未来，阐明肿瘤的不同自然史，有和没有GGO成分是日常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基于一个单一机构的数据库。由于这一特定队列的比例本质上很小，尽管研究规模相对较大，但GGO成分很小的患者数量可能不足。第二，中位随访期约为5年；然而，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期来评估GGO成分对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长期肿瘤影响。第三，我们的研究受到了回顾性研究的固有偏见的影响。在AJCC分期系统中，精确识别基因的分子生物行为是必要的，在提倡在T描述符中添加一个新的GGO元素之前，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未来应该使用自动表征或定量方法更多地评估结节的大小、纹理和强度。此外，在亚洲，肿瘤中GGO成分的流行率似乎更高。这是必要的，必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机构进行验证性研究，以进一步探索GGO成分的存在的预后价值。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非常小的GGO成分，也对IA期实体型肺癌患者的良好预后有显著影响。GGO成分的存在似乎是可切除肺癌患者生存期的一线希望。

日本JCOG1211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GGO的三期随访数据日本JCOG1211的面向GGO的三期随访数据也已发布，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依然是主要针对GGO极好的预后的数据支撑。肿瘤直径为3 cm或以下的磨玻璃优势肺癌节段切除术，包括毛玻璃透明度（JCOG1211）：一项多中心、单臂、验证性3期试验 Segmentectomy for ground-glass-dominant lung cancer with a tumour diameter of 3 cm or less including ground-glass opacity (JCOG1211): a multicentre, single-arm, confirmatory, phase 3 trial摘要：在日本42所机构（医院、大学医院和癌症中心）进行了多中心、单臂、验证性3期试验。对于肿瘤直径可达3 cm，包括GGO患者，可行肺门、大叶间、肺内淋巴结切除术。符合条件的患者是那些年龄在20-79岁之间，经薄层CT证实为临床IA期肿瘤的患者。主要终点为5年无复发生存期（RFS）。结果从2013年9月20日至2015年11月13日，共登记了396例患者，其中357例接受了神经节段切除术。在中位随访5.4年(IQR 5.0-6·0）时，5年的RFS为98.0%（95%可信区间95.9-99·1）。这一发现超过了预先设定的5年RFS阈值的87%，并满足了主要终点。7例（2%）患者发生了3级或4级术后早期并发症，但未发生与5级治疗相关的死亡。对于肿瘤直径为3 cm或更小的主要GGO NSCLC患者，应考虑将亚肺叶切除术作为标准治疗的一部分，包括GGO，即使它超过2 cm。重点准备主要目标人群是直径为3 cm或更小的NSCLC患者，包括GGO和优势GGO（CTR≤0.5），从日本的42家机构（医院、大学医院和癌症中心）招募。然而，直径为2 cm或以下的肿瘤、CTR为0·25或以下的肿瘤患者，以及位于肺野外周三分之一的肿瘤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因为他们可以部分切除，并且已经是JCOG0804/WJOG4507L的参与者。本研究旨在纳入以下三组患者： (1)肿瘤直径大于2cm~3cm，CTR大于0.50的患者；(2)肿瘤直径大于2 cm，CTR大于0.25~0.50的患者；(3)肿瘤直径在2 cm或以下，CTR在0.25或以下，肿瘤不位于边缘（因为不位于边缘的肿瘤很难进行楔形切除）。符合条件的患者是年龄在20-79岁。由于JCOG0201包括了没有GGOs的患者，这些患者的预后通常比GGOs患者差，因此本研究（JCOG1211）的预后较差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其目的是使5年RFS达到或高于JCOG0201。然而，考虑到本研究中纳入的患者是肿瘤高达3 cm的患者，根据JCOG0201数据，肿瘤大于2 cm的患者5年RFS率略低于88.9%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5年RFS的阈值设置为87%，中值在84·7%和88.9%之间。病理数据从2013年9月20日至2015年11月13日，在日本42家机构共纳入396例患者。其中，357例接受肺节段切除术的患者是初步分析的目标人群，排除了10名不符合条件的患者，19例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肿瘤的中位大小，包括所有接受肿瘤节段切除术的患者的GGO，为19.0mm（IQR 14.0-22·8）。术前薄片CT显示肿瘤浸润灶中位直径为6.0mm（3.3-8.0）。所有参与者的肺部肿瘤均以GGO为主（CTR的≤为0.5）。肿瘤直径154例（43%），大于0.50，CTR大于0.50；肿瘤直径大于2 cm，25大于0,0.50,163例（46%）；肿瘤直径大于2 cm，0.25的目标组，40例（11%）。在所有入组患者中，2例（0.5%）仅接受了楔形切除术，19例（4.8%）改为肺叶切除术。肺段切除术成功的比例为92.5%。病理亚型为微创腺癌117例（33%），原位腺癌88例（25%），主要浸润性腺癌82例（23%）。3例（1%）患者的亚型为鳞状细胞癌。病理肿瘤的中位大小，为15.0mm（12.0-20.0）。病理浸润灶中位大小为3.8mm（0.0-7.0）。只有1例（<1%）患者发现了病理淋巴结转移（N1）。病理测量的手术切缘中位值为25.0mm（17.0-32.0）。R0经分段切除切除的比例为99%。预后数据 JCOG1211所有357例患者的5年RFS均为98.0%。所有接受肺段切除术的患者的5年RFS的95% CI下限大于5年RFS的阈值87.0%；因此，拒绝原假设，满足主要终点。所有396例入组患者的5年RFS为98.2%（96.2-99.1），5年总生存率为98.2%（96.2-99.1）。对于154例肿瘤大小大于2 cm至3 cm且CTR大于0.50的患者，5年RFS为98.0%（94·1-99·4），5年总生存率为98.0%（94·1-99·4)。对于病理浸润性肺腺癌（浸润性大小为5 mm或以上）的患者，5年RFS为97.0%（92.2-98.9）。即使是在病理侵袭性癌症中，5年无病生存率为89.5%（85.8-92.3）。主要数据的结束观察日期是2020年11月16日。只有2例患者复发，1例在同侧肺门和纵隔淋巴结，1例在骨上。局部复发率为396例（0.3%，95%CI0.0-1.4）。在中位随访5.4年（5.0-6.0）中，所有入组患者（2%）死亡，所有接受肺段切除术的患者（3%）死亡。在这9名患者中，1名（<1%）死于肺癌，5名（1%）死于其他癌症，2名（1%）死于其他疾病。其中一个死亡原因不明。共有45例（13%）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了继发性癌症。有12（3%）继发性肺癌，33（9%）有其他癌症。结直肠癌是11例（3%）患者中最常见的癌症。此外，有8例（2%）患者观察到原位癌。讨论本研究表明，对于CTR为0.50或以下，直径为3 cm以下的肿瘤，包括GGO，如果有足够的手术切缘，肺段切除术而不是肺叶切除术适合作为治疗。JCOG0804/WJOG4507L也证实了肿瘤直径大于2cm，CTR大于0.25的患者，楔形切除后可充分治疗，不进行淋巴结清扫。这些结果表明，主要以GGO和最大肿瘤大小为3 cm或更小的肿瘤几乎是局部肺癌。因为这些肿瘤发生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很低，所以仅靠局部控制主要肿瘤就足以治疗它们。对于肺癌，术后经常观察到继发性肺癌和其他癌症的发生。在这项研究中，在5年的随访中，3%的入组患者患有继发性肺癌，9%患有其他癌症。随着肺癌患者年龄的增长和继发性癌症的发生，预计保留功能的重要性将会增加。在JCOG0802/WJOG4607L中，肺叶切除术因继发性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死亡比例明显高于节段切除术，而且保留肺实质是重要的，有助于长期生存。对于老年患者或低肺功能的患者，功能保留的重要性被认为是很高的。然而，检测发生在特定频率的淋巴结转移，尽管频率很低，并了解如何处理它们，将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划重点：本研究对应的是大号的GGO为主的肺腺癌，即使是很大的肿瘤，如2-3cm长径，肺段切除术依然是更好的手术方式，且预后良好，这种大小的原位癌、微浸润癌及浸润癌，五年无病生存率98%以上，这么大的肿瘤还是密度很淡，其实不多见的。继发性肺癌及继发性癌症是不可忽视的，是日本JCOG计划再三提醒的，GGO患者预后极好，主要关注点不应该是复发，而是第二原发（继发），患有GGO的朋友们要切记日本JCOG计划的提醒，长期检查的目的并不是复发，这几乎不可能，长期随访及检查依然不可或缺，不管患有GGO的人再次患癌几率是否比普通人大，但继发癌症才是GGO患者的真正杀手。

陈海泉组连发两文：原位、微侵润、纯磨玻璃在中国人群的极好预后复旦肿瘤医院陈海泉组在2023年2-3月在国家权威的呼吸科顶级期刊连发两篇论文，从中国人群样本中给出原位癌、微侵润癌和纯磨玻璃、异质性磨玻璃的极好预后证据。第一篇：Ten-year follow-up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resectedadenocarcinoma in situ or minimally invasiveadenocarcinoma: Wedge resection is curative 肺癌原位腺癌或微侵润腺癌切除术患者的10年随访：楔形切除术是可以治愈的摘要：回顾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接受肺切除术的肺腺癌患者。我们纳入了病理性原位腺癌或微浸润腺癌的患者。分析术后生存期和继发原发性肺癌的风险。在重新评估了1696例肺腺癌患者的组织学结果后，我们纳入了53例原位腺癌患者和72例微浸润腺癌患者进行分析。在所有125例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患者中，86例（68.8%）为女性，114例（91.2%）为不吸烟者，其中大多数（78,62.4%）接受了楔形切除术。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111个月。原位腺癌和微创腺癌的10年无复发生存率均为100%，原位腺癌和微创腺癌的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8.1%和97.2%。在接受肺叶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的患者之间的10年无复发生存期没有差异。在接受突变分析的63.1%（41/65）患者中检测到EGFR突变。切除后10年，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发生第二原发性肺癌的风险分别为8.4%和4.3%，且与EGFR突变状态无关。原位腺癌或微浸润腺癌在切除后10年的随访中均无复发，无论手术过程类型如何。手术对这些患者是治愈的，楔形切除是结节的首选手术方法。具体数据：异时性继发性原发性肺癌（SPLC）的建立，我们提出了SPLC的定义：放射学上，(1)毛玻璃成分包括纯GGNs和混合GGNs定义为SPLC；(2)1个实性结节加1个或1个GGNs定义为SPLC；(3)在既往手术切除边缘出现的新结节为SPLC；(4)多实体瘤为晚期疾病，应视为复发。手术平均年龄55.4岁（范围27-75岁）。这些患者多接受了楔形切除术（62.4%）。肿瘤的平均病理直径为9.5 mm。术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11个月（95%CI，109-112个月）。在随访期间，只有8例（6.4%）患者发生了SPLC，其中6例（75.0%）有SPLC的组织学标本。（1）原位癌病理腺癌原位随访53例，其中女性37例（69.8%），男性16例（30.2%）。其中大多数是不吸烟者（47,88.7%）。手术时的平均年龄为55.4岁，5年OS为98.1%（95% CI，96.4- 100.0），10年OS为90.8%（95%CI，84.2-100.0）（图1，B）。死亡原因主要为肺炎、中风或其他既往癌症，无患者死于肺癌。AIS的5年和10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100%和100%。肺癌未见复发。（2）微浸润癌与AIS患者相比，MIA患者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增多。肿瘤的平均病理直径为9.6 mm，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111个月（范围为1-165个月）。5年OS为97.22%（95% CI，95.1-100.0），10年OS为97.22%（95%CI，95.1-100.0）。死亡原因主要为肺炎、中风或其他既往癌症，无患者死于肺癌。AIS的5年和10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100%和100%。肺癌未见复发。（3）异时性继发性原发性肺癌（SPLC） AIS和MIA患者分别有5例和3例发生SPLC。大多数患者在初始手术时均行了楔形切除术。AIS和MIA患者术后10年发生SPLC的发生率分别为8.4%和4.3%。AIS和MIA患者首次手术到SPLC建立的中位间隔分别为92个月（范围81-135个）和31个月（范围27-43个）。splc更常见的是出现在初始肿瘤的对侧肺。此外，splc多表现为GGO特征的肺腺癌，术后病理主要为AIS或MIA。（这里划重点，原位和微，即使第二原发，也还是原位和微，不存在再发实体瘤的可能性，说明原位和微的分子生物学行为和演化形态和实体瘤肺癌完全不同）（4）基因突变在65例接受突变分析的患者中，有41例（63.1%）检测到原位腺癌EGFR突变和微创腺癌EGFR突变。在所有EGFR突变中，L858R和19Del是最常见的类型。我们在AIS中发现了更多的19个Del突变（7/12），在MIA中发现了更多的L858R突变（15/29）。总的来说，EGFR突变在MIA中比在AIS中更常见。术后10年发生SPLC的发生率与EGFR突变状态无关。总的来说，我们整理了125例以楔形切除为主的AIS和MIA患者，在10年的手术后未发现任何复发。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AIS和MIAS的5年RFS均为100%。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AIS和MIA的10年RFS也均为100%，无论手术过程类型如何。我们认为在冷冻病理的指导下，手术是可以治愈病理AIS和MIA患者的。除非由于结节的位置而必须进行肺叶切除术，否则楔形切除术是结节发生在适当位置的首选手术方法。经过外科医生的综合评估，只要结节的位置和大小允许患者进行楔形切除，同时仍然保证足够的切缘距离和r0切除，则它是一个合适的位置。（陈海泉的结论也证明戴主任尽量不切肺叶、保留组织功能的正确性，楔形切除是没问题的、安全的）在本研究中，我们确定了AIS和MIA中SPLC的估计10年累积发病率分别为8.4%和4.3%。AIS和MIA患者从首次手术到SPLC建立的中位时间间隔分别为92个月和31个月。这些结果提示，AIS和MIA患者在术后长期随访中存在发生SPLC的风险，这一点值得注意。虽然AIS和MIA在术后10年仍未见复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患者术后不需要随访。在长期随访中，我们注意到，无论EGFR突变状态如何，这些患者都有发生SPLC的风险。此外，我们发现SPLCs多表现为GGO特征的肺腺癌，术后病理主要为AIS或MIA。合理的长期随访可以及时发现这些SPLC病变，并在可治愈的窗口期进行早期干预，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好处。同时，考虑到这些患者多为年轻、女性和不吸烟者，在该人群中发生的肺癌的恶性程度往往相对较低。因此，这些患者的随访间隔可以比常规患者更适当地延长。第二篇：Ten-Year Follow-up Results of PureGround-Glass Opacity–Featured LungAdenocarcinomas After Surgery 纯磨玻璃型肺腺癌术后10年的随访结果回顾2007年12月至2013年12月接受手术的肺腺癌患者。我们纳入了纯GGO特征的肺腺癌患者。分析术后生存期和发生继发原发性肺癌的风险。结果共纳入308例纯GGO特征肺腺癌。在这些患者中，226例（73.4%）为女性，268例（87.0%）为不吸烟者，187例（60.7%）接受了大叶下切除术。术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12个月。这些患者的10年无复发生存率为100%，10年总生存率为96.9%。5年和10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均为100%。接受肺叶切除术或肺叶下切除术的患者的10年无复发生存率无差异。在55.6%（151例中的84例）接受突变分析的患者中检测到EGFR突变。纯GGO特征肺腺癌患者在切除后10年发生继发性原发性肺癌的风险为2.4%，且与EGFR突变状态无关。纯GGO特征的肺腺癌患者术后10年未观察到复发，即使病理评估为浸润性腺癌。纯GGO可以通过手术治愈。建议在适当的时间窗口进行手术治疗。我们的研究强调，放射学上纯GGO特征的肺腺癌应与其他肺腺癌有所区别。具体数据：总共纳入了308例重新评估纯GGO特征肺腺癌的患者。其中，女性226例（73.4%），男性82例（26.6%）。其中大多数为不吸烟者（268,87.0%）。这些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5.9岁（范围，27-76岁）。CT扫描上的肿瘤平均直径为11.8 mm。173例（56.1%）/ 14例（4.5%）/ 121例（39.2%）患者分别行了楔形切除术/节段切除术/肺叶切除术。肿瘤平均病理直径为10.0 mm，AIS为116（37.6%），MIA为125（40.5%），IAC / 67（21.6%）。IACs包括39例贴壁型为主腺癌，25例腺泡型为主腺癌，3例乳头状型为主腺癌。术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12个月。在随访期间，只有7例（2.2%）患者发生了SPLC，其中6例（85.7%）患者有SPLC的组织学标本。随访10年，在308例纯GGO特征的肺腺癌中，5年和10年的OS分别为98.7%和96.9%。死亡原因主要为中风及其他既往癌症，无患者死于肺癌。5年和10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均为100%。肺癌无明显复发，5年和10年的RFS均为100%。在随访期间，只有7例（2.2%）患者发展为SPLC。术后10年发生SPLC的风险为2.4%，从首次手术到SPLC建立的中位时间间隔为81个月（31-95）个月。在10年的随访中，有7例患者发生了SPLC。首次手术到SPLC建立的间隔为81个月（范围31-95个月）。splc更常见的是出现在初始肿瘤的对侧肺。此外，splc多表现为GGO特征的肺腺癌，术后病理主要为AIS或MIA。纯GGO的EGFR突变。在151例接受突变分析的患者中，有84例（55.6%）检测到EGFR突变。在所有EGFR突变中，L858R（¼40,47.6%）和19Del（¼30,35.7%）是最常见的类型。此外，术后10年发生SPLC的发生率与EGFR突变状态无关。最后，陈海泉在近期一档节目中也明确定义了肺癌的治愈窗口期，那就是病理学上的原位癌和微浸润癌阶段，以及影像学的纯磨玻璃和异质性混合磨玻璃（纵膈窗不可见实性）阶段。

王群主任《磨玻璃不透明成分对影像学IA肺腺癌的影响。》 Impact of a Ground-glass Opacity Component on c-Stage IA Lung Adenocarcinoma. 王群主任团队发表在呼吸科国际权威杂志，J. Thorac. Cardiovasc. Surg，2023年1月。（1）摘要：研究表明，具有毛玻璃混影（GGO）成分的肿瘤与良好的预后相关。然而，这一观点应该在一个国际队列中得到证实。我们的目的是验证GGO成分对临床IA肺腺癌的影响，并描述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的生物学差异。我们评估了1333例手术切除的IA肺腺癌，包括484例部分实性肿瘤和849例纯实性肿瘤。此外，我们匹配了两组之间的实性成分大小，并检查了470例患者。我们比较了两组患者在匹配前后的预后，描述了生物学差异。与纯实体瘤组相比，部分实性组具有良好的预后相关：[5年总生存率（OS）99.4% vs 87.6%；5年无复发生存率（RFS）96.9% vs 82.2%]。匹配后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5年OS 98.9% vs 92.2%；5年RFS 95.0% vs 88.5%）。多变量分析显示，GGO成分的出现是更好的OS和RFS的一个因素。部分实性，无论实体成分的大小如何，其结果与T1a分类的纯实体瘤相似。此外，在部分实性组中也观察到更多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突变和受体酪氨酸激酶ros-1阳性。相比之下，纯实性组的野生型和Kirsten-Ras较多。具有GGO成分的腺癌与优越的预后相关。应考虑GGO成分作为一种新的临床T描述标志物。实体瘤和GGO的早期肺腺癌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肿瘤类型。（2）具体数据：生存结果之间部分实性和纯实性组关于术后事件1333例患者中，100例（7.5%）死亡（4例部分实性组和96例患者纯实性组），144例（10.8%）患者复发（11例患者部分实性组和133例纯实性组观察期间），在部分实性组死亡的4例患者中，有3例有复发和转移。然而，在这3例有复发和转移的患者中，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而不是癌。所有1333例患者的5年OS和RFS分别为91.6%和87.6%。5年OS和RFS显示cT1肺腺癌部分实性和纯实性肿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5年OS 99.4% vs 87.6%，HR 0.085，P < 0.001,95% CI 0.056-0.129；5年RFS 96.9% vs 82.2%，HR 0.147，P < 0.001,95% CI 0.105-0.207；图3A-B)。整个人群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9个月。在多变量分析中，GGO成分被发现是优越生存率的独立显著临床因素。根据实性成分的直径进行匹配后，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各有235例患者。同样，5年OS和RFS表明这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5年OS 98.9% vs 92.2%，HR 0.273，P = 0.012,95% CI 0.114- 0.657；5年RFS 95.0% vs 88.5%，HR 0.377，P = 0.007,95% CI 0.195-0.732；)。这些结果表明，GGO成分的存在可以导致优越的生存，即使实性成分的直径相同，GGO成分的存在也能导致更高的生存率。当实性成分尺寸小于10 mm时，GGO成分的存在可能与明显更好的结果无关。同样，在基于实性成分大小进行匹配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每个临床T分类中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的生存结果。与之前的结果一致，具有显著性差异。在T1a分类中，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未观察到RFS差异（5年OS 98.6% vs 98.9%；5年RFS 96.8% vs 93.3%）。然而，GGO成分仍然与良好的cT1b和cT1c肺腺癌预后结果有关，OS和RFS（cT1b：5年OS 99.1%对93.5%；5年RFS 93.4%对90.0%；五年OS100%对59.5%；5年RFS 93.3%对55.6%）。值得一提的是，匹配后cT1b分类的5年RFS也没有显著差异。（3）分子生物学方面：分子特征的异质性在确定了GGO成分对cT1肺腺癌的关键预后影响后，我们试图根据分子特征描述部分实性和纯实性组之间的异质性。首先，将未接受基因检测的患者排除在分析之外，对部分实性组245例患者和纯实性组378例患者进行评估。有趣的是，在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发现了驱动基因突变的显著差异。在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中，分别有177例（72.3%）和235例（62.2%）患者发生EGFR基因突变。此外，在纯实性组中还存在更多的野生型（30.9%）和Kras突变（3.2%）和RET重排（0.3%）。在部分实性组中，我们检测到更多的EGFR（72.3%）、HER-2（2.9%）和ROS-1（2.1%）基因的突变和ALK的重排（1.7%）。两组间PI3KCA基因突变类型无差异。部分实性组与纯实性组T1a/b/c之间的生存结果我们发现含有GGO成分的部分实性肿瘤，无论实性成分的大小如何（只要小于30 mm），其结果与c期T1a分类的纯实体肿瘤相似。（4）总结和讨论这是第一个关注在一些中国患者中有无GGO成分的患者的病理上分期和生物学差异的研究。类似的结果只在对日本患者的研究中得到。我们的研究结果包括3个主要的发现。首先，在IA肺腺癌中，具有GGO成分的部分实性肿瘤比纯实性肿瘤具有更好的生存率。然而，在亚组分析中，这种差异在T1a期患者中并不显著，这进一步支持了我们提出的c期T类别的建议。第二，有和没有GGO成分的肺腺癌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有可变的基因突变，这意味着两者可能有不同的起源。最后，我们发现，无论实体成分的大小如何，具有GGO成分的部分实性肿瘤与c期T1a分类的纯实性肿瘤的结果相似。我们认为GGO成分可能是一种新的临床T描述符，应该考虑将所有具有GGO成分的部分实性肿瘤重新分类为c期T1a。GGO成分的存在可能与更好的预后和不同的生物学特性有关。从临床病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发现了部分实性组和纯实性组之间的一些差异。特别是部分实性腺癌和纯实性腺癌在胸膜侵犯、淋巴结转移、上分期和主要亚型方面的侵袭性行为不同。GGO成分显示出较少的侵袭性行为，这可能有预后作用。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与纯实性组相比，部分实性组中女性和不吸烟者的比例更高。但两组间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我们的结果显示，有时病理大小会大于放射学大小。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CT上测量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最大的直径。更精确的放射学尺寸应依赖于根据三维重建方法进行的测量。（5）GGO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从原位腺癌、微浸润癌到浸润性腺癌的发展似乎是一个逐步发生的动态过程。然而，已经有人提出，一些纯实性结节可能不会遵循这种逐步进展。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纯实体瘤的观点，即纯实体瘤不是来自原位或微创腺癌，但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侵袭性。相比之下，具有GGO成分的部分实体肿瘤可能遵循这种逐步进展，但进展缓慢。原发性的部分实性肿瘤细胞难以分离和培养。目前，还没有一种动物模型能够用GGO成分来模拟肿瘤的所有特征。未来的研究应旨在进一步揭示GGO成分在分子水平上的影响。

磨玻璃结节长期预后和第二原发癌概率的最新研究磨玻璃结节远期良好预后又添了重要证据，本文还处于proof阶段未正式见刊，来自权威期刊《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作者吉野一郎博士，日本JCOG计划参与单位之一：千叶大学医学院。核心要点：具有磨玻璃样特征的周围型小型肺癌可通过亚肺叶切除术治愈，随访期间二次癌症的风险与普通日本人群相似。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以周围小磨玻璃阴影(GGO)为主的肺癌患者在亚肺叶切除术后的长期预后。我们已经报道了亚肺叶切除术的5年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在此报道了10年随访期后的长期结果。方法：在2009年5月至2011年4月期间，从51个机构招募了333名放射学为非浸润性周围型肺癌患者(登记时的中位年龄为62岁),并随访至2021年5月6日。在这些患者中，314例患者(258例行楔形切除术和56例行肺段切除术)首选亚叶楔形切除术，11例患者行中转性肺叶切除术，8例不合格。结果：314例亚肺叶切除患者的10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98.6% (95%CI，96.2–99.5%)和98.5% (95% CI，96.1–99.4%)。在切除边缘有一例局部复发。在这些患者中，观察到43例患者为二次癌症（(13.4%，95% CI ，9.8–17.6%)，其中的18例为继发肺癌(5.8%；95% CI ，3.5–8.9%)。结论：周围型GGO为主的肺癌可通过亚肺叶切除术治愈，楔形切除术是首选，其他治疗方案的适应证有待进一步研究。继发肺癌的发病率与普通日本人相似。重要信息：1、本文研究对象为CTR《0.5的磨玻璃为主的肺腺癌，约等于微浸润或者贴壁为主的浸润，患者的中位随访期为10.1年。在此期间，有一例手术切缘局部复发，一例原发癌症相关死亡，以及四例其他疾病相关死亡。亚肺叶切除术患者的10年RFS和OS分别为98.6%和98.5%。所有患者的10年RFS和OS分别为98.0%和98.0%。2、患了磨玻璃结节型肺癌后是否再次第二原发癌的几率增加？本文给出否定结论。在亚肺叶切除的患者中，发现了43例二次癌症（10年发生率13.4%），其中18例为二次肺癌（10年发生率5.8%; ）。对于所有患者，发现了46例二次癌症（10年发生率13.6%），其中20例为二次肺癌（10年发生率5.8%）。发生二次肺癌之外的二次癌症的中位时间为3.2年（范围0.7-10.6年），而发生二次肺癌的中位时间为6.8年（范围0.3-11.0年）。在二次肺癌患者中，12例患者在手术后5年内发现了二次癌症，另外7例患者也出现了其他癌症。3、本研究明确展示了患者良好的生存状况。入选的患者恢复为几乎健康的个体。事实上，98.5%的患者的PS为0，除了有小的肺部病变外，并且通过手术治疗GGO为主的小型肺疾病，大多数患者在手术后10年内实现了无病生存。在本研究中，术后6个月和12个月的肺功能测试与术前数据相比没有变化，并且基于良好的长期生存状况；我们的亚肺叶切除术政策似乎并不构成生存劣势。然而，如果病变不需要手术干预，手术干预本身将是不利的。4、二次肺癌的发病率不太可能影响预后。二次肺癌的发病率是长期肺癌存活者的一个问题。在一项使用2004-2007年SEER数据库的回顾分析中，在最初治疗后存活超过2年的42,453名患者中，有1,412例(3.3%)在5年的随访期内发生了二次肺癌。在JJCLCR的另一项回顾研究中，在单个I期肺癌患者中发现了4.7%的继发性肺癌，而在患有多种疾病的患者中，这一比例高达8.8%；研究还表明，继发性肺癌的发病率并不影响生存。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对初次肺癌手术后继发肺癌的发病率进行了前瞻性研究。纳入16例登记时有两个或三个病灶的患者，发病率为5.8%，发病的中位时间为6.8年。二次肺癌的发病率不太可能影响预后。除肺癌以外的第二种癌症的检出率为8.4%，发病时间的中位数为3.2年。我们队列中的第二个癌症风险与2015年日本60至70岁普通人群的累积癌症风险相似；男性的风险为15.145%，女性为9.508%。这项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已经在前面描述过了，例如它的非随机化设计，CTR的评估，以及评估的重复性。在本次长期随访研究中，80名患者的观察期未达到10年，但所有进行亚肺叶切除手术的314名患者的平均观察期为10.1年。

戴神如何看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多中心试验的低生存率数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在697例T1aN0（肿瘤≤2 cm）周围型NSCLC患者中比较肺叶切除术或亚肺叶切除术（肺段切除术或楔形切除术）的多中心、随机、3期非劣效性试验。首次证实了在Ⅰ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接受亚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期不劣于接受肺叶切除的患者。从2007年6月到2017年3月，该研究在近10年时间总共纳入了来自3个国家83个中心的697名患者，其中包括接受亚肺叶切除的340人和肺叶切除的357人。本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7年，研究者通过随访评估两种手术方式对患者的获益大小。生存率数据如下：试验将临床分期为T1aN0（肿瘤大小≤2cm）的NSCLC患者在术中确认淋巴结阴性后，被随机分配接受肺叶下切除术或肺叶切除术。一、该研究的主要研究终点是接受手术的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局部区域和全身的复发以及术后6个月肺功能相关指标。对于DFS，该研究发现接受亚肺叶切除的患者不劣于接受肺叶切除患者，其中接受亚肺叶切除术的患者的5年DFS为63.6%，而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的5年DFS为64.1%。在OS方面，接受亚肺叶切除的患者与接受肺叶切除患者相似，其中接受亚肺叶切除术的患者的5年OS为80.3%，而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的5年OS为78.9%。二、对于疾病复发而言，该研究在排除了90天内与治疗相关的死亡事件后，共纳入687名患者进行分析。对于总体复发，两组患者没有明显差异，共有102名（30.4%）接受亚肺叶切除的患者和103名（29.3%）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发生了复发。亚肺叶组和肺叶组的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也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差异，其中亚肺叶组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70.2%，肺叶组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71.2%。另外，分别有60名（17.9%）接受亚肺叶切除术的患者和52名（14.8%）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发生了新的原发肺癌。与本研究结论相似，日本的研究人员去年报道了一项大型随机试验（JCOG0802）的结果，经过7年的随访，证实了肺段切除术相比肺叶切除术在IA期的周围型肺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上具有优效性，同时肺段切除术能更好地保护肺功能。另一项来自日本的单臂验证性试验（JCOG0804）证实，亚肺叶切除在接受患有以磨玻璃结节（GGO）为主型的ⅠA期肺腺癌患者中具有极好的无复发生存期，5年无复发生存期达到了99.7%。 ------------------- 就算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家手术方式过于保守，患者几乎都是吸烟者，没有披露实性占比、没有披露病理构成和是否高危因素，但是同为1a1和1a2的分期，且没有特别关注磨玻璃结节，CALGB140503的生存率也太低了，5年复发率高达30%，5年新发概率14-18%，总体生存率都不到80%，相比日本和中国的试验数据天差地别，就算对比美国其他随访数据都差的太远。《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权威性毋容置疑，但是美国这个数据为何如此低呢？Altorki N, Wang X, Kozono D, Watt C, Landrenau R, Wigle D, Port J, Jones DR, Conti M, Ashrafi AS, Liberman M, Yasufuku K, Yang S, Mitchell JD, Pass H, Keenan R, Bauer T, Miller D, Kohman LJ, Stinchcombe TE, Vokes E. Lobar or Sublobar Resection for Peripheral Stage IA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 Engl J Med. 2023 Feb 9;388(6):489-498. doi: 10.1056/NEJMoa2212083. PMID: 36780674.

肺磨玻璃结节筛查及随诊研究进展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新论文，针对磨玻璃肺结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很多最新的表述均与戴神的科普吻合，值得一读。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医科院肿瘤医院毛友生团队。王帅博, 毛友生. 肺磨玻璃结节筛查及随诊研究进展[J]. 中华肿瘤杂志, 2022, 44(2):123-129. DOI:10.3760/cma.j.cn112152-20200506-00418 （一）关于磨玻璃肺结节的检出率和肺癌检出率不同地区GGN的发病率存在差异。由于各项筛查试验所纳入人群的年龄、职业、吸烟史及高危因素等不同，GGN和早期肺癌的检出率也存在差异。针对筛查人群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肺结节的检出率从2.1%到64.5%不等，其中包括大小不一和性质各异的各种结节，检出GGN不等于发现了早期肺癌，在筛查人群中早期肺癌的检出率为0.45%~2.1%。韩国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在12 176名平均年龄为53.2岁的不吸烟者中，1 218人(10.0%)检出GGN，手术后病理诊断为恶性55例，占检出GGN人数的4.5%，仅占筛查总人数的0.4%；在16 631名平均年龄为51.3岁的吸烟者中，2 318人(13.9%)检出GGN，手术后病理诊断为恶性143例，占检出GGN人数的6.2%，占筛查总人数的0.9%。2007—2012年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4 690名中位年龄为47岁的无症状健康体检者进行低剂量CT早期肺癌筛查显示，3 127例(66.7%)检出至少1个非钙化结节，基线检出肺癌26例(0.6%)，其中Ⅰ期肺癌19例。734例GGN检出者的2 083个GGN接受0.5~40个月随访，其中1 900个(91.2%)GGN稳定或无明显变化，126个(6.0%)GGN缩小或消失。对2012—2018年国内6家医院职工体检资料的回顾性研究显示，8 392名职工中，171人(2.0%)检出GGN，其中女性的GGN检出率高于男性(分别为2.5%和1.3%)，非吸烟者的GGN检出率高于吸烟者(分别为2.2%和1.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对3 512名45~70岁有肺癌相关高危因素人群开展的低剂量胸部CT筛查结果显示，804人(22.9%)检出GGN，在2年的随访期内有51例(1.5%)肺部结节诊断为肺癌。（二）GGN随诊中发展变化自2008年至今，已有20余项关于GGN随诊中发展变化的研究。多项队列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pGGN或实性成分<5 mm的PSN在5~10年的观察期内进展缓慢。在多数研究中所采用的GGN增长判断标准为：(1)实性成分较基线至少增加2 mm；(2)总平均直径增加至少2 mm；(3)同时满足(1)和(2)。多项筛查试验结果显示，<6 mm微结节的检出率为1.2%~2.6%，从影像学发现至诊断为肺癌的平均时间为2年。多项回顾性研究表明，行胸部CT随诊观察2年、3年及8年后，GGN发生影像学上增长的百分比分别为21.0%、26.3%和78.2%。pGGN观察5年增长的百分比为9.8%~51.6%。非浸润性PSN观察2年以上增长的百分比为23.6%，观察4年以上增长的百分比为26.3%~48.0%。浸润性PSN观察2~3年增长的百分比为19.7%~26.9%。稳定3年以上的PSN 6年内增长的百分比为3.3%，稳定5年以上的PSN 10年内增长的百分比为2.1%~13.0%。（三）GGN随访周期及磨玻璃的进展速度研究表明，pGGN生长缓慢且预后良好，但影像学表现为磨玻璃成分与部分实性成分混合的PSN可能是GGN中的一类特殊类型，且磨玻璃影成分占比与临床预后密切相关。孤立性pGGN预后最好，因此目前多数指南推荐对pGGN的随访间隔为1年。对异质性GGN的随访间隔为6个月，对PSN的随访间隔为3个月。影像学显示非浸润性的PSN恶性程度较低且进展缓慢，较少发展至恶性程度较高的实体瘤，可行密切胸部CT随访观察，但SN、影像学浸润性PSN更多表现为浸润性和增长较快的恶性肿瘤，应及时手术治疗。多中心研究显示，胸部CT肺窗出现>8 mm的实性成分或纵隔窗出现>6 mm的实性成分可能与GGN的组织病理学浸润性有关。日本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表明，纵隔窗实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 tumor ratio, CTR)<8 mm可能预示着更好的预后，影像学采用这一界值可能可以区分IA与浸润前病变。另外，病理学在浸润程度上将5 mm作为MIA与IA的分界。因此，早期肺癌筛查指南将5 mm作为决定SN后续筛查方式的分界值，将6~8 mm作为PSN后续筛查方式的分界值。（四）手术介入时机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GGN随访过程中手术介入的最佳时机尚无明确定论，主要指南推荐手术干预的标准见表1。JCOG0201探索性亚肺叶研究证实，pGGN<3 cm，PSN CTR<50%，异质性GGN<2 cm且CTR<25%，是非浸润性GGN的影像标准。基于此，在大多数研究中，将初诊浸润性GGN、PSN中实性成分>2 mm的改变作为手术干预的重要指标；影像学上，胸部CT纵隔窗出现>6 mm的实性成分或实性成分面积逐渐增大，均为推荐手术干预的因素。从病理学角度来看，在AIS和MIA阶段进行手术，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8%以上，但发展到IA阶段再进行手术，则可能面临隐匿性淋巴结转移等风险。基于此，部分学者建议，对影像学预测为AIS和MIA的患者可进行手术干预。但影像学预测能否准确诊断浸润前腺癌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选择在浸润前期进行手术还是在IA早期进行手术，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争议。另外，手术时机的选择还需要兼顾患者的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和社会角色等因素。目前，评估早期手术与延期手术的获益和风险是探索手术时机的重要方向。韩国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对于影像学非浸润性GGN(实性成分≤5 mm)，立即手术与延迟手术(随访至GGN增长)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时间和总生存时间无明显差异，延迟手术对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较小。Kuroda等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持续随访观察2年以上的GGN患者有较好的预后，但对于CTR>50%或癌胚抗原异常的患者，及时手术可能带来潜在的生存获益。基于NCDB数据库中39 995例Ⅰ期浸润性肺腺癌患者的分析显示，诊疗间隔>8周患者的合并症评分和分期上升比例更高，中位生存时间较短。Kobayashi等对96例CTR≥50%患者(104个GGN)的术前影像学和基因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进展的GGN中有90%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而保持稳定的GGN中仅有20%出现EGFR突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性成分占比较高的亚实性结节中，EGFR等基因突变率更高。这提示合理手术介入时机的把握重点在于对GGN影像学浸润性和肿瘤标志物的评估，同时还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与合并症、切除后的生存获益、继续随访观察面临的风险、疾病进展与常见基因突变间的关联等多方面的因素。（五）GGN临床分期的再研究和精细化为优化GGN诊疗，日本学者Hattori等对第9版TNM分期系统提出建议，建议将pGGN归为cTis；PSN无论实性成分大小均归为cT1a；SN长径为1~10 mm归为cT1a，长径为10~20 mm归为cT1b，长径为21~30 mm归为cT1c。这一建议的关键在于将pGGN的分期前移，避免对pGGN进行过多手术干预，而将PSN视为一个整体，不强求在影像学上区分出cT1mi，弱化了cT1mi的临床应用。该建议符合以远期生存为指导思想，不增添冗余分层的分期策略。将PSN均归为cT1a的循证依据是，有磨玻璃影成分的PSN与无磨玻璃成分的SN间患者长期生存有显著差异，磨玻璃影或许是一种保护性成分。这种探索性分期方法是否适合临床，仍需进一步研究。注：这里是淡化微浸润的分期，而强化纯磨玻璃就归类于原位，而将混磨玻璃都归类1a1. （六）GGN诊疗中的困惑GGN表现多样、成分复杂，并存在潜在的遗传倾向性，因此在其诊治中存在许多的困惑。既往国内外的临床研究只注重于探索早期腺癌的最佳手术方式，而基于我国人群开展的GGN自然发展变化规律和诊治策略的大型队列研究较少。发现GGN后，应如何进行合理的随访和风险评估，怎样把握合适的手术时机，仍缺乏有力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共识。因此，关于影像学评估浸润程度的方法、实用的临床分期、合适的手术介入时机、恰当的手术切除范围、高危临床和病理风险因素及风险预测模型等的进一步探索，仍是今后GGN的重要研究方向。

重磅！基于分子标志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正式发表分子生物学及分子标志物对肺腺癌预后的影响，是非常值得关注且非常前沿的课题，戴主任也多次提到正在进行相关研究。胸外科国内最顶级的医院和几乎最全的专家，参加发表了最新的共识，值得关注。近日，《基于分子标志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正式发表于《中国肺癌杂志》，由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发起，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教授担任指导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梁文华教授担任执笔组组长，携手来自肺癌领域的百余位专家组成共识专家组讨论编撰而成。《共识》结合非小细胞肺癌（NSCLC）实际诊疗需求和临床证据，旨在通过新兴的分子标志信息精确评估NSCLC切除术后的风险，为制定最佳诊疗策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最终改善早期NSCLC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存率。值得关注的重点包括： 1、NSCLC驱动基因变异对预后的影响，哪些基因突变预后不会容易复发？ EGFR常见突变中，与携带EGFR L858R突变的患者相比，携带EGFR 19Del的患者术后复发风险更高（2A级）。 ALK重排/融合阳性患者术后预后更差，尤其是携带EML4-ALK融合变异体3（E6; A20）的患者（2A级）。 KRAS突变为潜在的NSCLC不良预后因素（2B级），其中KRAS G12C突变在肺腺癌中是相对较明确的复发高危因素（2A级）。 MET扩增是NSCLC术后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1A级），小样本研究提示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同样是不良预后因素（2A级）。 TP53突变可能是NSCLC术后不良预后因素，且不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2B级）。 2、早期肺癌是否需要做MRD？早期NSCLC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术后，MRD阳性提示复发风险高，需进行更密切的随访管理并考虑更积极的干预策略。但MRD检测方法及评定标准需要规范化，其稳定敏感性还有待提升。在MRD检测阴性的情况下，建议结合其他分子标志来综合评判NSCLC患者术后复发风险情况（2A级）。 3、基因检测（肺癌14基因）对辅助化疗的意义多个预后基因的表达可以整合用于肺癌患者术后的复发风险分层；推荐IA期-IIA期R0切除的非鳞NSCLC进行肺癌14基因（BAG1、BRCA1、CDC6、CDK2AP1、ERBB3、FUT3、IL-11、LCK、RND3、SH3BGR、WNT3A、ESD、TBP、YAP1）的mRNA表达检测，无论EGFR阳性或阴性患者，肺癌14基因检测均可识别出能够从辅助化疗中获益的中/高风险患者（1A级）。 3、哪些需要做，哪些不用做基因检测？基于临床病理高危因素构建的预后预测模型也具有重要预测价值，且与分子标志物、驱动基因的预后价值相互独立（2A级）。浸润前病变（AIS和MIA）及其他预后好的患者，术后可不进行相应分子检测（2A级）。论文地址：[1] Thoracic Diseases, G. (2022). 基于分子标志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 中国肺癌杂志, 25(10), 701-714. doi:10.3779/10.3779/j.issn.1009-3419.2022.102.44 最后，看看这空前强大的阵容，何建行咖位真可以，找这么多人挂名也是挂啊，几乎集齐了所有顶尖专家。附录： EGFR：EGFR在高加索裔的NSCLC患者中的突变率为10%-20%。这一比例在东亚、女性、无吸烟史的肺腺癌患者中尤其高。 PIONEER研究显示，中国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率达到50%。相比于EGFR L858R患者， EGFR 19Del患者RFS（无复发生存）明显更差。 ALK：ALK重排/融合［常见伴侣包括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echinoderm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like 4, EML4）、 TFG、 KIF5B等］。在NSCLC中变异比例为2%-7%，多见于不吸烟的年轻肺腺癌患者。 ALK阳性的转移性NSCLC预后相对较好，目前患者的中位OS可超过5年。EML4-ALK由于融合位点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多种变体，其中以变异体1和变异体3最为常见。EML4-ALK融合变异体3（ E6; A20）患者使用ALK抑制剂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较短， OS较差。ALK阳性患者相较于ALK野生型和EGFR突变型患者具有更差的RFS和DFS。ALK阳性患者5年疾病进展风险是ALK阴性患者的2倍以上，且更容易发生脑转移和肝转移。ALK阳性患者相比于ALK野生型患者以及EGFR突变患者，均具有显著更短的DFS（无病生存期）。 EML4-ALK变异体3是更短DFS的独立预后因子。 KRAS：KRAS在高加索肺腺癌患者中突变频率高达25%，在东亚肺腺癌患者中则低于10%。早期的荟萃分析发现KRAS突变是腺癌而非鳞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因子。KRASG12C是独立的预后预测因子，与明显较短的DFS和OS相关。携带KRAS G12C突变的患者相比于其他KRAS突变类型患者， 3年DFS明显更差，且更易出现淋巴血管侵犯和具有较高的肿瘤突变负荷。KRAS突变可能为NSCLC不良预后因素，且KRAS G12C是不良预后因子相对比较明确。 MET：在晚期初治NSCLC中， 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占比约1%-3%（中国患者≤1%，西方患者≤3%）， MET扩增占比约1%-2%。而在一代EGFR-TKI耐药后的EGFR突变型NSCLC患者中， MET扩增占比高达5%-20%；三代EGFR-TKI耐药后， MET扩增发生率可能更高。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及MET扩增是NSCLC独立的不良预后因。MET高拷贝数患者具有显著更短的OS。多因素分析显示， MET拷贝数扩增是手术切除后的一个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高MET基因拷贝数扩增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尤其是在腺癌和亚洲患者中。 ROS1：在NSCLC中发生率约1%-2%。 ROS1融合伴侣包括CD74、 SLC34A2、 TPM3、 SDC4、 EZR、 KDELR2、CCDC6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ROS1融合阳性率较高。考虑到ROS1对NSCLC术后预后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暂时不应作为术后预后因素。 BRAF：BRAF在肺腺癌、肺鳞癌中突变频率分别约为8%、 5%，多见于吸烟患者。 BRAF突变通常分布在整个外显子11和15中，其中大多数突变发生在编码激酶催化结构域的外显子15上。根据信号传导机制、激酶活性和对抑制剂的敏感性， BRAF突变可被分为三个类别： RAS非依赖性激酶激活V600单体（I类）、 RAS非依赖性激酶激活二聚体（II类）和R AS依赖性激酶失活异二聚体（III类）。I类突变是最主要的突变类型，占所有BRAF突变的20%-30%，常见BRAF V600D/E/K/R突变，导致非依赖R AS激活BRAF激酶活性，进一步激活MAPK/ERK途径，对BRAF和MEK抑制剂敏感。II类突变包括BRAF K601、L597、 G464和G469突变，约占所有BRAF突变的20%。这些突变位于活化片段或位点，是R AS非依赖性二聚体，可能不会从EGFR靶向药物治疗中获益。 III类包括BRAF G466、N581、 D594和D596突变，这些基因突变位于结合位点折叠的催化环或DGF基序，激酶活性低于野生型BRAF或缺乏激酶活性，可能从EGFR靶向药物治疗中获益。I类突变的预后似乎略好于II类和III类突变，后两者与更具侵袭性的肿瘤行为和更差的临床状况以及一线化疗后的疾病进展较快有关。 RET：NSCLC中≤1%的患者携带RET重排/融合，且几乎全部为肺腺癌。其最常见的融合伴侣是KIF5B，第二个常见的融合伴侣是CCDC6，其他融合伴侣包括NCOA4、 EPHA5和PICALM等。考虑到RET融合对NSCLC术后预后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暂时不应作为术后预后因素。 TP53：腺癌的TP53突变率为39%-46%，鳞状细胞癌为81%，大细胞癌为68%。TP53非断裂性突变（ non-disruptive mutation）是晚期NSCLC（包括EGFR突变型）患者的不良预后因子。 TP53分为四组： A组为野生型； B组包括外显子2、 3和10的变异； C组包括外显子5、 7、 8和9的变异（预后良好）； D组包括外显子4、 6的变异以及多外显子突变和未知外显子突变（预后不良）。TP53突变的具体分类及在可手术NSCLC患者中的具体临床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和明确。

有一项关于磨玻璃肺腺癌良好预后的20年特异性生存率数据被报道标题：Lung Cancer Screening Dramatically Increases Long-term Survival Rate 筛查与早诊早治有助于降低人群肺癌死亡率。 2022年11月22日，北美放射学会（RSNA）上公布了一项长达20年的大规模人群I-ELCAP研究结果，证实通过早期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肺癌，有助于显著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率。本文作者，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放射医学科Claudia Henschke博士表示：“虽然筛查不能预防肺癌的发生，但是作为肺癌早期识别工具，可增加患者手术机会”。 I-ELCAP是一项前瞻性、国际、多中心肺癌CT筛查研究，在1992-2021年期间共招募了87416例肺癌患者。本次研究早期使用LDCT筛查肺癌患者，重点关注CT扫描提示实性、部分实性和非实性结节的患者，并使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肺癌特异性生存率（LCS）。国际早期肺癌行动计划（I-ELCAP）这个多机构、1992年的研究项目始于1992年，已经从80多个机构招募了87,000多名参与者。2006年，研究人员确定了通过CT筛查确定为癌症的患者的10年生存率为80%。在这项研究中，他们研究了20年的生存率。”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对我们筛查项目的被诊断为肺癌并随后接受治疗的参与者进行了20年的随访，”Henschke博士说。关键的发现是，即使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他们也不会死于肺癌。”该研究发现，1285名被诊断为早期肺癌的I-ELCAP参与者的20年生存率为80%。139名非实性癌肺结节患者和155名部分实性肺结节患者的生存率均为100%。 991名实性结节患者的生存率为73%。研究人员还估计了临床IA期肺癌和切除的病理IA1期肺癌在同一CT图像上的平均直径长度和宽度不超过10mm的生存率。I期肺癌是一种非常小的肿瘤，没有扩散到任何淋巴结。临床IA期参与者的肺癌生存率为86%。对于病理分期IA1期即长径小于等于10 mm的患者，20年生存率为92%。结果显示，20年后，早期通过CT筛查诊断为肺癌的患者预后明显更好。当癌症足够小时，通过手术切除癌症，患者可以长期有效治愈。研究结果证明了常规和早期筛查的重要性。”最终，任何对筛查感兴趣的人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不幸患上肺癌，如果及早发现，就可以治愈，”Henschke博士说。原文：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press.rsna.org%2Ftimssnet%2Fmedia%2Fpressreleases%2F14_pr_target.cfm%3Fid%3D2380&urlrefer=588863fde37adf455405752cce54e65e 背景介绍：北美放射学会（RSNA），RSNA是一个由放射科医生、放射肿瘤学家、医学物理学家和相关科学家组成的协会，通过教育、研究和技术创新，促进病人护理和卫生保健提供方面的卓越表现。该协会的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溪。作者：Claudia I. Henschke 国际早期肺癌筛查行动计划（I-ELCAP）创始人和PI、美国西奈山（Mount Sinai）医学中心教授；西奈山医院为西奈山伊坎医学院最重要的附属医院之一，在纽约地区于纽约长老会医院（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和纽约大学Langone医学中心之后列于第三；在全国于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之后列于全美第18，其后为Duke大学医学中心。在全美5000余家医院参与的评级中，其内分泌与糖尿病科排名全美第36、老年医学全美第3、心血管中心全美第10、肾内全美第14、神经科全美第17、妇科全美第24、骨科全美第40、肿瘤全美第47。划重点：针对20年特异性生存率（LCS），1258例被诊断为早期肺癌的患者20年LCS为80%， 139例纯磨玻璃结节、155例混合磨玻璃结节患者特异性生存率LCS均为100%，991例实性结节患者的LCS为73%。展示了磨玻璃肺腺癌惊人的良好预后，以及相比实体瘤传统肺癌的巨大生存率优势。另外，针对亚厘米肺腺癌，平均直径≤10 mm的病理Ia1期肺癌患者20年特异性生存率LCS为92%（包括磨玻璃和实体瘤）。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仅是一个报道，需要发表出论文详细给出分析，才能检查其随访数据的真实性，因为这个20年生存率显然相比现有成果是高很多的。

【日本科研成果速递】非小细胞肺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动态研究磨玻璃结节肺癌术后复发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里带来发表于世界权威期刊JTO的快报，日本国家癌症中心M. Yotsukura的最新成果。通过国家一些权威的新成果，来印证戴主任的科普，也是大家的定心丸。 EP02.03-016 Dynamics of Recurrence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 Yotsukura Y. Muraoka Y. Yoshida,et DOI: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doi.org%2F10.1016%2Fj.jtho.2022.07.372&urlrefer=b10128fc6e45b059d29279f5afefda35 《非小细胞肺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动态研究》要点：肺癌术后监测策略应根据复发风险进行调整。本研究按分期研究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后复发的趋势。（这里不特指磨玻璃和实体瘤，应该是都包括）方法：我们回顾了2007年至2012年期间1987例NSCLC根治性切除术患者的记录。分析术后复发、继发肺癌（第二原发）的发展和生存状态，评估其危险率曲线。结果：术后5年无复发生存率（RFS）分别分别为87.8%、54.7%和33.4%，对应I期、II期、III期患者。在I期患者术后5年内，RFS的危险率一直较低（<0.005）。II期患者中RFS的危险率在术后12.4个月达到峰值0.016，随后逐渐下降。III期患者中RFS的危险率在术后13.7个月达到较高的峰值0.029，随后也逐渐下降。术后72个月发生继发肺癌的危险率超过了发生继发肺癌的复发率。结论：不同分期的肺癌的RFS危险率曲线有显著差异。对于I期NSCLC患者可能不必要进行短期监测，但对于II期或III期患者应考虑。在术后6年以上后，筛查继发性原发性肺癌而不是监测复发可能是有益的。日本的研究总是切中要害又言简意赅。核心观点：1、I期肺癌患者可能不必要进行短期监测，短期内（12-18个月）基本没有复发风险，II期患者中RFS的危险率在术后12.4个月达到峰值，III期患者中RFS的危险率在术后13.7个月达到较高的峰值。 2、在术后6年以上，筛查的重点是继发性原发性肺癌，而不是监测复发，基本印证5年不复发=终身不复发=治愈，较长时间的肿瘤都是新发。

日本权威专家终于提出下一次修订TNM分类必须纳入磨玻璃进行描述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M.Yotsukura，自从发表了微侵润和原位十年复发率为0、亚肺叶切除比肺叶切除更适合磨玻璃结节肺癌等标志性成果后，在磨玻璃肺癌领域俨然成为国际权威和超级巨星，这文章在JTO是一篇接着一篇，就算没有太大新意的文章，重申观点也是一篇。 Y. Yoshida, Y. Muraoka, M. Yotsukura, Y. Shinno, K. Nakagawa, H. Watanabe, K. Shiraishi, T. Kohno, R. Hamamoto, Y. Yatabe, S-i. Watanabe, MA04.04 The Ground-Glass Component Status Combined with the Clinical T Descriptor Predicts Prognosis and Genomic Alterations in NSCLC,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Volume 17, Issue 9, Supplement, 2022, Page S56, ISSN 1556-0864,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doi.org%2F10.1016%2Fj.jtho.2022.07.096.&urlrefer=e4be09e7fb23528d56b52c53f00be2cd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www.sciencedirect.com%2Fscience%2Farticle%2Fpii%2FS1556086422004373&urlrefer=78fd1c69afec5e9d9b6116582cb55658) 这篇论文很新，发表于2022年7月。主要关于磨玻璃成分状态结合临床T分类来预测NSCLC的预后和基因突变情况。文章纳入2013年至2016年接受cTisN0M0或cT1N0M0 NSCLC手术的患者（N=1164）。根据磨玻璃成分的存在，临床T分类进一步细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行结节（磨玻璃）。结果在所有患者中，女性患者585例（50.3%），从不吸烟的患者514例（44.2%），腺癌患者1013例（87.0%）。在HRCT上，文章发现548例亚实性结节，包括纯毛玻璃结节（n=148）和部分实性结节（n=400），616例为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548）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98.1%（95% CI： 96.3-99.0），实性结节（=616）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86.1%（95% CI： 82.8-88.8）。结论：毛玻璃成分状态是NSCLC的独立预后因素，也反映了磨玻璃就是肺癌的分子标志物，在下一次修订的TNM分类中应纳入临床T描述，将磨玻璃独立分类描述。个人思考：磨玻璃结节型肺癌，相比传统肺癌，生存率极高，分子生物学行为更为惰性和安全，是常识且不断提及，这本身没什么可关注的。但是这篇文章我依然认为是划时代第一次对NSCLC国际指南的第一次逼宫，明确要求将磨玻璃在下一次修订的TNM分类中应纳入临床T描述。磨玻璃和传统肺癌是很大差别的疾病，在非正式场合和国际论坛上，王群、陈海泉、乔贵宾、戴主任都多次提出要分别看待，但是M. Yotsukura,团队作为国际胸外科新贵，近些年因为JCOG几个划时代的随访数据发布，提出多项颠覆性成果，我也非常关注他的观点。这次，他作为磨玻璃结节国际几乎最火的专家，正式提出毛玻璃成分状态是NSCLC的独立预后因素，不要将传统肺癌TNM预测生存率和磨玻璃混为一谈，磨玻璃就是肺癌的分子标志物，磨玻璃和传统实体瘤的分子生物学行为就不同，下一次修订的TNM分类必须纳入磨玻璃进行描述，这也是国际上广泛的呼声，拭目以待。

2022年河北省科学技术奖颁布了，河工成绩不错河北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都有一等奖，含金量很高，明年重点冲击国奖，实现国奖十年来0的突破。

发表微浸润复发率为0的日本教授又发表五年不复发患者长期预后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Masaya Yotsukura，在发表著名的JCOG0804研究成果后，又发表了新的论文成果，主要关注五年不复发患者的长期生存率。采用日本国家癌症中心2007年至2012年接受完全切除的648例病理IA期腺癌患者的术后预后和预后指标进行分析。结果中位年龄为66岁（四分位数范围为60-73岁），中位随访时间为100个月（四分位数范围为70-116个月）。病理期IA1、IA2和IA3患者术后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100%、96.3%和91.5%，术后10年分别为94.2%、89.8%和83.5%（IA1vsIA2：p=0.05；IA2 vs IA3： p = 0.05）。对术后5年未复发患者的总生存期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风险比3.21，p = 0.02）是唯一与长期生存期显著相关的因素。分期分类（IA1、IA2或IA3）不是相关因素。继发性原发性肺癌的发病率持续增加，导致术后10年的估计概率为8.6%。结论是：对于术后5年未复发的患者，年龄，而不是分期，与之后的生存相关。长期随访策略不需要根据分期分类进行修改，应考虑对继发性原发性肺癌的筛查。 ---这篇论文基本已经确定五年不复发后，长期生存只和年龄有关，和原始病灶的分期分级没有关系，且10年内存在新发概率为8.6%，主要关注新发即可。

河工大饶中浩获得2022年天津市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祝贺，能源环境工程方向也要崛起

基因检测对磨玻璃预后的思考

基因突变对磨玻璃的预后发现究竟有什么关系近期对磨玻璃肺腺癌的预后关注，从病理学转向分子生物学，中国人群中肺腺癌驱动基因EGFR、KRAS、ALK、RET、BRAF的表达，到底不同类型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及预后有没有相关性。还存在广泛争论。总结一些要点： EGFR/TP53共突变的预后不好，主要是tp53不好。 EGFR基因突变应该是多磨形成的最大诱因。 EML4-ALK突变诱导下的肺癌，其生物学行为可能会更具侵袭性，也就是更快渡过磨玻璃转变为传统实性ca。年轻人有更高频率的ALK重排、HER2突变和EGFR／TP53共突变率。 1、现有研究中明确说基因突变类型不是复发影响因素的内容（1）董瑜. 中国人群肺腺癌驱动基因表达与临床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3. 上海交大有一篇博士论文，是针对中晚期患者的基因变异对预后的影响分析。肺腺癌中总驱动基因检出率为65.7％。本组研究显示:EGFR突变者多见于女性、不吸烟或轻度吸烟、鳞屑样生长为主的浸润性腺癌亚型、中-高分化患者中;KRAS突变者多见于重度吸烟、浸润性黏液型腺癌亚型、高分化、早期患者中;ALK阳性者多见于年龄≤55岁、实性生长为主的浸润性腺癌亚型、中-低分化或低分化、中晚期尤其是N2分期的患者。对驱动基因与预后的生存分析显示，EGFR、ALK基因阳性在各分期亚组中皆与术后复发及生存无关。而KRAS基因突变与早期患者的术后复发及生存无关，但在ⅢA期患者中，KRAS突变提示更短的DFS和OS(P=0.022、0.043);EGFR/KRAS/ALK驱动基因阳性组与三阴性组的DFS和OS皆无统计学差异。男性、病理分期晚的患者术后更易复发;重度吸烟、病理分期晚、N分期晚、肿块＞3cm、分化程度低的患者术后总生存期更短，驱动基因突变状态不是术后复发及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2）一些非正式场合的专业医生的说法阿海医生说，早期磨玻璃肺腺癌的基因突变是体细胞突变，扩大切除后，基因突变类型已和预后毫无关系，因为病灶本身就已不存在且复发几率极低，中晚期肺腺癌不同基因突变的预后仅取决于能否配上靶向药。 2、现有研究中支持不同基因类型是不良预后影响因素的内容（1）梁宇, 侯和磊, 姜曼,等. 中国年轻肺腺癌患者基因特点研究[J]. Chinese Journal of Lung Cancer. 数据揭示了年龄≤45岁的年轻组患者的独特基因特征.其中间变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融合基因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基因的突变频率较高。而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1(serine/threonine kinase 11,STK11)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20外显子突变的趋势则相反,这些突变在年龄＞45岁的老年组中更为常见。此外,年轻组EGFR基因突变同时伴有肿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基因突变较老年组更为普遍(81.6％懈44.9％),这可能使其应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后疗效较差。年轻腺癌患者具有独特的基因突变特点.在年轻患者中发现EGFR/TP53共突变的频率较高,这些独特的基因组学特征对临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EGFR/TP53共突变的预后不好。（2）郑于臻医生在《多发磨玻璃结节，是什么在纵容你的野蛮生长？》收集了一些相关报道，重点讨论多发磨玻璃的基因突变原因。 1）研究发现，EGFR突变机率受到病理类型和影像表现影响。从病理类型而言，突变比例最高的是浸润性腺癌；从影像表现而言，突变比例最高的是混杂磨玻璃结节。 2）16例多磨患者中，有12例合并EGFR突变，占比75%。在12例合并EGFR突变的病例中，所有主病灶均合并EGFR突变（100%），并有5例次要病灶也有EGFR突变（41.6%）。在主病灶没有检出EGFR突变的患者中，次要病灶均未检出EGFR突变（0%）。总共有6例患者的主次病灶检出相同的驱动基因突变，其中5例是EGFR（83.3%）。相比其他的更早阶段，浸润性腺癌磨玻璃结节的EGFR突变丰度更高。多发磨玻璃的最大诱因——EGFR。从现存证据来看，EGFR基因突变应该是多磨形成的最大诱因。补充诱因——KRAS/BRAF/ERBB2 除了EGFR之外，诱发多磨发生的，应该还有KRAS/BRAF/ERBB2基因。

基因突变的类型到底对磨玻璃型早期肺腺癌的预后有没有影响？近期对磨玻璃肺腺癌的预后关注，从病理学转向分子生物学，中国人群中肺腺癌驱动基因EGFR、KRAS、ALK、RET、BRAF的表达，到底不同类型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及预后有没有相关性。还存在广泛争论。总结一些要点： EGFR/TP53共突变的预后不好，主要是tp53不好。 EGFR基因突变应该是多磨形成的最大诱因。 EML4-ALK突变诱导下的肺癌，其生物学行为可能会更具侵袭性，也就是更快渡过磨玻璃转变为传统实性ca。年轻人有更高频率的ALK重排、HER2突变和EGFR／TP53共突变率。 1、现有研究中明确说基因突变类型不是复发影响因素的内容（1）董瑜. 中国人群肺腺癌驱动基因表达与临床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3. 上海交大有一篇博士论文，是针对中晚期患者的基因变异对预后的影响分析。肺腺癌中总驱动基因检出率为65.7％。本组研究显示:EGFR突变者多见于女性、不吸烟或轻度吸烟、鳞屑样生长为主的浸润性腺癌亚型、中-高分化患者中;KRAS突变者多见于重度吸烟、浸润性黏液型腺癌亚型、高分化、早期患者中;ALK阳性者多见于年龄≤55岁、实性生长为主的浸润性腺癌亚型、中-低分化或低分化、中晚期尤其是N2分期的患者。对驱动基因与预后的生存分析显示，EGFR、ALK基因阳性在各分期亚组中皆与术后复发及生存无关。而KRAS基因突变与早期患者的术后复发及生存无关，但在ⅢA期患者中，KRAS突变提示更短的DFS和OS(P=0.022、0.043);EGFR/KRAS/ALK驱动基因阳性组与三阴性组的DFS和OS皆无统计学差异。男性、病理分期晚的患者术后更易复发;重度吸烟、病理分期晚、N分期晚、肿块＞3cm、分化程度低的患者术后总生存期更短，驱动基因突变状态不是术后复发及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2）一些非正式场合的专业医生的说法阿海医生说，早期磨玻璃肺腺癌的基因突变是体细胞突变，扩大切除后，基因突变类型已和预后毫无关系，因为病灶本身就已不存在且复发几率极低，中晚期肺腺癌不同基因突变的预后仅取决于能否配上靶向药。 2、现有研究中支持不同基因类型是不良预后影响因素的内容（1）梁宇, 侯和磊, 姜曼,等. 中国年轻肺腺癌患者基因特点研究[J]. Chinese Journal of Lung Cancer. 数据揭示了年龄≤45岁的年轻组患者的独特基因特征.其中间变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融合基因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基因的突变频率较高。而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1(serine/threonine kinase 11,STK11)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20外显子突变的趋势则相反,这些突变在年龄＞45岁的老年组中更为常见。此外,年轻组EGFR基因突变同时伴有肿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基因突变较老年组更为普遍(81.6％懈44.9％),这可能使其应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后疗效较差。年轻腺癌患者具有独特的基因突变特点.在年轻患者中发现EGFR/TP53共突变的频率较高,这些独特的基因组学特征对临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EGFR/TP53共突变的预后不好。（2）郑于臻医生在《多发磨玻璃结节，是什么在纵容你的野蛮生长？》收集了一些相关报道，重点讨论多发磨玻璃的基因突变原因。 1）研究发现，EGFR突变机率受到病理类型和影像表现影响。从病理类型而言，突变比例最高的是浸润性腺癌；从影像表现而言，突变比例最高的是混杂磨玻璃结节。 2）16例多磨患者中，有12例合并EGFR突变，占比75%。在12例合并EGFR突变的病例中，所有主病灶均合并EGFR突变（100%），并有5例次要病灶也有EGFR突变（41.6%）。在主病灶没有检出EGFR突变的患者中，次要病灶均未检出EGFR突变（0%）。总共有6例患者的主次病灶检出相同的驱动基因突变，其中5例是EGFR（83.3%）。相比其他的更早阶段，浸润性腺癌磨玻璃结节的EGFR突变丰度更高。多发磨玻璃的最大诱因——EGFR。从现存证据来看，EGFR基因突变应该是多磨形成的最大诱因。补充诱因——KRAS/BRAF/ERBB2 除了EGFR之外，诱发多磨发生的，应该还有KRAS/BRAF/ERBB2基因。 3）EML4-ALK突变诱导下的肺癌，其生物学行为可能会更具侵袭性。从经验而言，我们在临床偶尔都会碰到这么一种肺部小结节，小小的、实实的，以为很惰性，结果一开出来病理结果却足以吓人一大跳，这类结节很多就合并EML4-ALK融合突变。下面这个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例：1cm实性小结节，开出来100%高侵袭性肺腺癌，且合并气腔播散及胸膜侵犯。现在证据提示，合并EML4-ALK融合的肺腺癌，很可能直接跳过我们认为的肺腺癌经典演进方式，转而直接以实性小结节首发，并快速长大。从这个层面而言，由ALK引发的多发肺癌，也应该是实性为主，而不是多磨群体。 4）正常肺组织也存在高比例基因突变研究者首先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即便在正常的肺组织中依然存在相当比例的驱动基因激活现象，其中15%正常肺组织中存在EGFR驱动突变，53%正常肺组织存在KRAS激活变异。即，每个人，即便在正常肺组织中，依然携带有EGFR突变基因。（3）TP53型突变的预后不太美妙，但现有研究都很谨慎戴主任也说过，TP53型突变可能有不良预后影响。协和医学院等机构也表达了相似的思考，只是在磨玻璃肺腺癌中还没有相关考虑，还是面向晚期。 [1]夏伊麦尔旦·伊不拉音, 宋朋, 高树庚. TP53突变对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患者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影响[J]. 中华肿瘤杂志, 2020, 42(1):4. 协和医学院的权威研究：作为肺癌所有亚型中最常见的并发突变基因，ＴＰ５３突变对携带ＥＧＦＲ突变ＮＳＣＬＣ患者预后的影响存在争议。并非所有位点的ＴＰ５３突变均会明显影响ＮＳＣＬＣ患者的预后，因此，研究其突变位点对预后的影响十分重要。ＴＰ５３外显子８突变可降低ＴＫＩ治疗的有效率，同时导致患者的预后变差，尤其在携带ＥＧＦＲ第１９外显子缺失的ＮＳＣＬＣ患者中差异更显著。 [2]梁宇, 侯和磊, 姜曼,等. 中国年轻肺腺癌患者基因特点研究[J]. Chinese Journal of Lung Cancer. 在canale等的研究中部允EGFR／tp53共突变的患者的随访数据显示，EGFR-TKIs治疗的疗效不佳，即有TP53突变的患者，其疾病进展的风险是TP53野生型患者的3倍。考虑到EGFR／TP53共突变的发生占年轻患者EGFR突变的80％以上，我们的研究可能揭示了EGFR-TKIs在这一特定人群中的预后不良和用药低效的部分原因。据报道，年轻肺腺癌患者预后较差，年轻人肺腺癌血管生成与ps3表达的相关性比老年人高。年龄越小，携带靶向基因型的可能性越高，但与其他年龄组相比，年轻的NscLc患者的生存率却出乎意料地低，这表明其生物学行为更具侵略性。先前的研究也暗示年轻肺腺癌患者EGFR-TKIs的疗效较差。年轻的EGFR突变腺癌患者在EGFR_TKI治疗下预后不佳的原因尚不清楚，部分原因是该亚群中有更多的脑转移。许多机制被发现与晚期NscLc对EGFR_TKIs的原发性耐药有关，并激活了EGFR突变。除了这些机制外，已经证明，在EGFR突变的NscLc患者中，通常并发的Tp53突变降低了对EGFR-TKIs的敏感性，并使预后更差。年轻肺腺癌患者是一个较少被研究的人群，他们有高频率的ALK重排、HER2突变和EGFR／TP53共突变率。

分享一篇很有价值的专家访谈《肺癌微创 3.0 的再认识和实践》邓朝强,张宁,傅方求,张扬,陈海泉.肺癌微创3.0的再认识和实践[J].临床外科杂志,2022,30(08):701-704. 发表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临床外科杂志》，这篇来自国内权威专家复旦大学肿瘤医院陈海泉教授的专家访谈精要，包含数个定心丸，这些涉及手术方式、预后、生存率的数据也多次由戴主任科普。（1）对上海社区人群和我国不同地区 6 家医院职工共 2 万余人开展前瞻性低剂量 CT 筛查，结果发现，中国人群早期肺癌以磨玻璃型( ground-glassopacity，GGO) 为主，且在女性中的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 2. 5% vs 1. 3%)。---再次证实了磨玻璃肺癌在普通人群中的高检出率。（2）GGO 肺癌具有早期惰性生长、淋巴结转移率低、完整手术切除后预后良好等特点，是一类特殊的临床亚型，同时诸如女性妊娠、化疗等行为对GGO 肺癌的自然病程影响甚微。（3）早期肺癌尤其是 GGO 肺癌的长期预后较好，远处转移的发生率较低。早期 GGO 肺癌病人术前支气管镜检查均无异常。 Li 等开展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在 731 例临床分期 T1N0 肺癌病人中仅发现了7 例骨转移( 阳性率 0.95% ) ，且其中 6 例病人出现了骨骼系统的症状。而其中的 GGO 肺癌无一例发生骨转移。我中心后续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在 691 例临床分期 T1N0 的 GGO 肺癌病人中，骨转移的阳性率为 0。这进一步证实了在 GGO 型肺癌中，术前骨显像是没有必要的。（4）在一项针对3 392 例行术前脑部磁共振检查肺癌病人的研究中发现，临床 IA 期肺癌病人发生脑转移的概率为0. 7% ，这类病人结节影像学上均表现为实性。（5）通过采集 1 644 例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病人的回顾性样本数据发现，亚肺叶切除组与肺叶切除组术后 5 年无复发生存率均为 100% ，且前者发生手术并发症的概率显著少于后者。延长随访时间，发现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或影像学纯磨玻璃结节型肺癌行亚肺叶切除术后 10 年无复发生存率仍为100% ，进一步明确了 GGO 肺腺癌行亚肺叶切除的指征。（6）肺癌手术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切除病变组织以及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肺组织，精准化手术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是淋巴结清扫的范围。原位、微浸润和贴壁亚型为主型的腺癌病人不发生淋巴结转移，GGO 肺癌病人可能无需系统性纵隔淋巴结清扫，但这仍需要临床试验的进一步验证。（7）复旦大学肿瘤医院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在国际上首创部位特异性的肺癌术后复发网页版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能够分别计算胸、腹、颈、脑、骨各个部位的复发风险，指导随访过程中不同影像学检查手段的选择，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术后随访时间，计算动态的条件复发概率，更加贴近临床工作实际。根据该模型所开发的智能预测软件已应用于临床工作( 网址: http: / /nsclc.cn /) 。只需在网页上输入某个病人的临床病理信息和随访时间的信息，就能够计算得出个体化的动态的复发风险，为病人制定个体化的术后随访策略。综上所述，中国年轻、女性、非吸烟人群是肺癌新的高发人群，且以磨玻璃结节型肺癌为主。

燕山机械好像联合申报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了，河工要加油啊国家级科研平台非常重要，重要性和双一流差不多，这是科技部和发改委管的，燕山虽是中联重工联合申报的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也占0.5份额，再加上材料那个，河工的省部共建国重实验室必须赶紧重组，就算联合评上全国重点实验室也行，否则国家级科研平台这块要拉开太大差距了。

从瓦拉内卡塞米罗的表现看，曼联之前还真是球员实力不足典礼中场的卡塞米罗，还有皇马和法国队双料核心主力瓦拉内，实力确实鹤立鸡群，不难想象皇马主力都是这种水平球员，才能欧冠三连，才能压制巅峰的英超诸强，和曼城不分上下，压制利物浦和切尔西。后面还是尽量从皇马进货吧，价格贵点也可以，球员质量真的高。

浸润型的磨玻璃结节肺癌的良好预后又添新论文证据针对浸润型肺腺癌，中度侵袭性是腺泡型、乳头状生长型，影像学表现为磨玻璃结节的，预后到底有多好呢？上海胸科医院相关结果已经在2022年发表在国际知名肺癌期刊Transl Lung Cancer Res上（中科院2区，准权威的期刊）。 Hou Y, Song W, Chen M, Zhang J, Luo Q, Um SW, Facchinetti F, Bongiolatti S, Zhou Q. The presence of lepidic and micropapillary/solid pathological patterns as minor components has prognostic value in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grade invasive lung adenocarcinoma. Transl Lung Cancer Res. 2022 Jan;11(1):64-74. doi: 10.21037/tlcr-21-934. PMID: 35242628; PMCID: PMC8825651.作者分析了上海胸科医院2014.1到2016.8期间诊治的肺癌患者。纳入接受手术切除、病理回报以腺泡/乳头为主型肺腺癌（即中度侵袭性肺腺癌）、病理确证无淋巴结和无远处转移者（N0M0）、以及肿瘤最大经不足3cm。最终，纳入人群697例。其中，接受肺叶切除565例（81.1%），肺段切除58例（8.3%），楔形切除74例（10.6%）。记录病理成分是否存在贴壁（Lepidic, Lep），微乳头（Micropapilary，MP）和实性成分（Solid，S）。将整组患者划分为4组：组1，没有微乳头或实性成分，有贴壁成分，记录为MP/S-Lep+，有314例，占比45.0%；组2，没有微乳头或实性成分，也没有贴壁成分，记录为MP/S-Lep-，有144例，占比20.7%；组3，有微乳头或实性成分，也有贴壁成分，记录为MP/S+Lep+，有133例，占比19.1%；组4，有微乳头或实性成分，没有贴壁成分，记录为MP/S+Lep-，有106例，占比15.2%。在绝大多数的，以腺泡/乳头为主型浸润肺腺癌患者中，预后最好的，是含贴壁而没有微乳头/实性的人群（MP/S-Lep+）。5年无复发生存率98.7%，5年总生存率98.4%。即在这个人群中，仅有不到2%的患者，在长达5年的随访时间中，出现复发/死亡事件。---这个结果无疑比现有的其他回顾性研究的效果更好，以腺泡/乳头为主型浸润肺腺癌（本文的1a1占比25%，1a2占比58%），肿瘤最大经不足3cm，磨玻璃类型，只要有贴壁成分且不含微乳头/实体，则无复发生存率98.7%，这个预后效果已经非常好，证明了目前共识的亚厘米或稍微超出1厘米的磨玻璃无高危因素、治愈率99%以上的结论。

中西医结合对多发磨玻璃结节微环境改善是否有用？最近有趣的共识还是有很多，这不，在《肿瘤》国家一级学报上网络首发了一篇磨玻璃结节中医的，很新，今年9月发表。之前很在意的一件事，也是困扰，就是手术后如何改善体内磨玻璃微环境的问题，降低第二原发或者其他微小结节增长的概率。很烦另一边肺的若干粟粒结节和微小结节，虽然很多专家以及判定为良性。这次依然是上海市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牵头的专家共识：《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中西医结合防治一体化专家共识》 [1]史景云,孙奋勇,刘海鹏,陈英群,陈昶,蔚青,申远,孙加源,曹传武.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中西医结合防治一体化专家共识[J/OL].肿瘤,2022(07):451-465[2022-10-06].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kns.cnki.net%2Fkcms%2Fdetail%2F31.1372.R.20220809.1627.002.html&urlrefer=e3655a502e1f6b21c3fc101e52b8a5a3 论文重点：（1）外科手术联合中医药线粒体修复治疗肺部多发GGNs的治疗目前以外科手术切除为主，手术治疗以肺叶切除术（针对主要病灶）联合肺段切除术（针对次要病灶）为主，其治疗原则为主病灶优先，兼顾次要病灶，综合选择治疗方案。对于肺结节的手术处理建议如下：多个肺结节处于同一肺叶内，可行多处肺楔形切除、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多个肺结节位于同一侧的多个肺叶内，应根据病灶的位置，个体化设计手术方式，可行多处肺段切除或楔形切除，在符合肿瘤学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留肺功能，而不推荐行全肺切除术；多个肺结节位于双侧肺内，可同期或分期行电视胸腔镜外科手术进行双侧肺切除。对于接受双侧手术的患者，需要慎重考虑同期双侧肺叶切除，并且肺的总切除范围不宜超过10个肺段；而且应优先处理主病灶，对于次要病灶，如在同侧且位于优势部位，可考虑进行同期手术切除，如在对侧且考虑为AAH和AIS，则建议密切随访。（2）手术并不能彻底解决第二原发肺癌的问题怎么处理患者几乎均面临术后残留结节进展或恶变而导致第二原发肺癌的风险。据报道，约21%的患者在首次肺结节手术切除后2年会发生肺结节增大或恶变，并且由于肺功能减退和其他并发症，较难再次进行手术。因此，如何减少第二原发肺癌的发生以及延长无病生存期，是治疗肺癌合并多发结节的关键。手术可以去除局部肿瘤以及改善局部肿瘤微环境，但整体的肿瘤微环境和代谢重编程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此专家共识提倡手术联合线粒体修复治疗，通过维持线粒体膜电位和纠正线粒体能量代谢途径，修复线粒体功能，达到改善肿瘤微环境和逆转细胞代谢重编程的作用，进而从根源上阻止肺原位癌的再发生。根据肺部多发GGNs的临床分型，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具体的分层治疗策略包括如下3种。（1）ⅠA期肺癌合并多发结节（含高、中、低危）：手术或消融主病灶联合扶正祛邪、修复散结的中医方药，以改善肿瘤内环境和代谢重编程，预防合并结节的发展，同时根据不同的伴随症状酌情加减。（2）肺原位癌合并高危结节：手术或消融主病灶联合扶正祛邪、修复散结的中医方药，以逆转肿瘤内环境和代谢重编程，预防合并结节的发展，同时根据不同的伴随症状酌情加减，剂量可比前一种所述的略低。（3）肺原位癌合并中至低危结节：手术或消融联合扶正祛邪、提升免疫力的中医方药，同时根据不同的伴随症状酌情加减。值得关注的问题： 1、多发磨玻璃结节，上海共识：多个肺结节处于同一肺叶内，可行多处肺楔形切除、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多个肺结节位于同一侧的多个肺叶内，应根据病灶的位置，个体化设计手术方式，可行多处肺段切除或楔形切除，在符合肿瘤学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留肺功能，而不推荐行全肺切除术；---和戴主任的做法一致，这里后面已无争议。 2、约21%的患者在首次肺结节手术切除后2年会发生肺结节增大或恶变。---有这么高的比例吗？来源是[53]KLEIN K, HE K, YOUNES A I, et al. Role of mitochondria in cancer immune evasion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roaches[J]. Front Immunol, 2020, 11:573326.真假难辨，怀疑不应该这么高。 3、中医药线粒体修复治疗是否有用？扶正祛邪、修复散结的中医方药很多人已经在用，目前对中医真的很纠结，也在犹豫要不要试试。

想请教戴主任关于亚厘米磨玻璃是否有必要做ctDNA-mrd检测的问题针对亚厘米磨玻璃ca，包括微侵润和中高分化侵润，目前主流方法是术后复查，不需要任何后续治疗。复查是基于影像学检查，包括PET/CT、CT、彩超等，发现的是已光学上可观测的临床病灶。复查非常重要，但这是一种被动防守的行为。近期有一种非常瞩目的新技术出现，那就是通过抽血检测ctDNA预测肿瘤复发，即ctDNA-MRD技术。传统CT检查，是发现临床可检测的病灶，必须长到相当程度才能发现。ctDNA检查通过对肿瘤释放的DNA碎片的识别来有效评估肿瘤的控制状态，如果准确率达到相关水准，那肯定比单纯被动防御要好的多。目前有一些文献说，基于ctDNA的MRD技术已经在早期、中期和晚期肺癌都取得了阳性结果，即即使是极早期的磨玻璃肺腺癌，也可以预测未来的复发风险。从主任科普看，只要有侵润灶就有理论的复发风险，包括3mm以上侵润灶的微或者侵润，那么只要在理论上还存在复发风险的肺癌患者，不论是否有后续治疗，都适合接受MRD检测吗？针对目前年轻患者群体中占据绝大部分的亚厘米磨玻璃型，包括1cm内中高分化侵润，是否有必要做MRD呢？这种技术目前业界有争议，但明显看出支持检测的声音越来越强，包括广州系、华西系都是非常积极去支持，感觉戴主任也是支持的，而北京天津、上海这边的态度相对保守不明确。最理想的情况，持续的ctDNA清零，MRD水平清零，那么病灶彻底清除，肯定是极好的。做MRD目前最好的机构是燃石、世和、吉因加，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