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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巴勒斯坦一夫多妻家庭:多妻不仅仅因为有钱   《环球》杂志   吕迎旭   按照伊斯兰教教规,在妻子得了重病或者不具备生育能力的情况下,丈夫可以娶多个妻子,但同一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妻子。因此,在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一夫多妻的现象至今屡见不鲜。   多妻,不仅仅因为有钱   在巴勒斯坦工作的两年,我曾走访或者偶遇多个一夫多妻家庭,发现一个规律,娶多房老婆的男人一般都比较富裕。巴勒斯坦有句谚语:男人有了钱,或者盖处房子,或者娶房妻子。   家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农村的芭莎拉特是我的朋友,她父亲就有两房老婆。她父亲的生意包括承包土地,种植草莓,经营农机具店,月收入在4000美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左右,属于较高收入者。芭莎拉特是大老婆的孩子,二老婆的孩子也已经5岁。但是54岁的父亲近日决定再加盖一层房子,再纳一房妻子。新妻子已经物色好了,是附近省城的姑娘,今年28岁。   而住在拉姆安拉附近农村的阿布·穆罕默德,今年61岁,通过跑运输发家致富。他有过三个老婆,第一任老婆由家人介绍认识。结婚后老婆坚持要求出去工作,被穆罕默德拒绝,然后两人离婚。而现在的第二任和第三任老婆则是自由恋爱结婚。穆罕默德一共有71个儿孙。   阿布·穆罕默德说他仍在找第四任老婆,现在的两个老婆像汽车一样已经是老款了。   除了财力这一因素外,一些巴勒斯坦人娶妻是出于“道义”。   我在希伯伦市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个在反抗以色列斗争中死去的烈士的爱人,还带着三个孩子。他说,跟她结婚是出于道义和关爱,否则她的生活将面临困境,这也是服务于民族大业。这正如这里的姑娘都热衷于嫁给从以色列监狱释放的囚犯一样。这位企业家对这任“已婚”老婆非但没有歧视,反而关爱有加。   而有人同时有多个妻子则是出于阴差阳错。一名加沙建筑工人生活贫困,但他有两房老婆。在和第一任老婆订婚后,由于两个家庭因为彩礼没谈妥发生矛盾,他就去娶了第二任老婆,结果后来矛盾化解后,订了婚的老婆只能再娶进家门,于是,他有了两房老婆。虽然生活拮据,但他尽力为她们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   巴勒斯坦男人的第二房妻子有的是别人介绍的,有的是自己找的,还有的竟是他大老婆帮他找的。   在希伯伦的一个教师家庭,男主人的第二房老婆原本是大老婆的好朋友,由于成了大龄剩女,大老婆便建议他把这位女子娶回家,这位教师跟这位比大老婆年龄还大的女子见了一面后就同意了。   有没有偏爱?   这些一夫多妻家庭的妻子一般会分房而居,一房妻子有一个家,或者一人一层楼,而生活不太宽裕的则两房妻子住在一起,各自有不同的卧室。   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有个前提——必须同等对待每个老婆。如要给他们同样的住房,同样的家具,甚至购买衣服时,也要一人一件。最重要的是,同房也要做到公平。我在拉姆安拉附近一个村子采访时,男主人说,他在这方面对两房妻子很公平,都是一人一个晚上,谁都不能多,也不能少。   至于多个老婆中,有没有偏爱的?巴勒斯坦男人不太喜欢回答这一问题,通常会表示:绝对是平等对待。   那妻子之间平时有没有磕磕碰碰?或者互相嫉妒?一般他们会说:没有问题,他们情同姐妹。   在加沙,我的确看到过一家的两房妻子嬉笑着手挽着手从一个院子里走出来。还有一次看男主人娶第二房老婆时的结婚录像,他第一任老婆浓妆艳抹,载歌载舞,好像结婚的不是她丈夫。   但我问这名妻子,丈夫再娶她是否很高兴?她表情黯然:“高兴不高兴又能怎样,他已经决定了。”那娶妻前有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她说:“他已经决定了,谁能拦得住他?”娶了第二任老婆后你的生活有变化吗?她说:“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过问过我的生活,就像我不存在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无奈。   在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子采访时,我注意到虽然一家的两房老婆共同给客人沏茶倒水,照顾孩子,但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话,没有眼神交流。第一任老婆脸色非常阴郁,而二老婆比较活泼,她告诉我,由于大老婆不育,她才进了这家的门,她在这个家并不开心。   已婚妇女的无奈   在巴勒斯坦,愿意做别人二老婆的女孩一般为大龄姑娘。在这里,自由恋爱受到限制,女孩不能主动去认识男孩,到了22岁以后,如果再没有人上门求婚,她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很可能终身都嫁不出去。许多女孩在25岁以后,就可能终身不嫁,或者去当别人的二老婆了。   对于父亲的二老婆,第一任老婆的子女一般称呼她为“阿姨”。我曾多次询问这些家庭的孩子,他们对于父亲的做法怎么看,他们都不愿发表看法,认为是父亲的事,他们无法干涉,也做不了主。如果将来有足够的钱,说不定也会效仿父亲。   一直以为选择一夫多妻的大多生活在农村,但是后来发现做什么职业的都有。一个住在拉姆安拉的记者同行也有三房老婆,并且三人都同居一室。他拒绝我上门探访。我问起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社会上有很多诱惑,与其在外面找,还不如娶回家,这反而说明我对婚姻很忠诚。”   丈夫再娶的权利,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已婚妇女的头上,让她们时刻充满危机感。这些女性在结婚后,拼命保护自己的婚姻成了核心任务。除了用厨艺留住男人的胃以外,她们往往比未婚的女孩更关注自己的容貌,是美容店、理发店里的常客。   此外,她们还需要时时关注丈夫的动向,看看他有没有再娶的迹象,以便随时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一个加沙妻子发现丈夫经常去埃及出差,怀疑丈夫想偷偷在埃及迎娶第二任老婆,于是她大哭大闹阻止丈夫前去出差。而有的妻子,则通过拼命花钱,或者多生孩子的方法,增加家庭开销,让丈夫没有余钱再娶。   但是,再有心计的老婆也难免有疏忽之时。加沙朋友法尤米的母亲,有一天在丈夫的衣兜里发现一张结婚证,才知道丈夫已经在突尼斯有了第二房老婆,并且已经有两个孩子。她伤心欲绝,大哭大闹了一场,但最后也只能抹了一把眼泪,拿起礼物前往突尼斯去会见“姐妹”,期待之后和平相处。除了接受与修好,她无计可施。
“铐走医生”事件:没有真相就没有真正的和解 作者:陶之冲   上海的“铐走医生”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焦点在于警权是否滥用。   4月24日,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赵晓菁被警方铐走。这一事件的发展主要有三个节点。据悉,赵晓菁在接诊过程中,因患者家属多次插队而拒绝为其诊断,并与患者一方发生纠纷,这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医患纠纷,不涉及医疗质量,仅仅涉及医疗秩序;人民日报微博截取的一段视频显示,警方到达医院后,也与医生产生了冲突,医生被摔倒在地,这让很多人指责上海警方过度执法;第三个节点是上海警方发布文字通报,称患者丈夫韩某身上有伤,其中右侧第10根肋骨骨折,右侧第9、11根肋骨疑似骨裂,同时赵晓菁上肢及右颈外侧软组织挫伤,给人两人确有殴斗情节的印象。   这起事件原本并不复杂,但是后续的演变和升级,着实超乎寻常。网络上形成了鲜明的两种站队姿势,支持医生或者支持警察。中国医师协在出面回应事件时,一方面批评医院在诊疗失序中的管理缺位,另一方面也直率提出,对医务人员慎用械具也是“尊医重卫”的应有之意,“白大褂”和“蓝警服”都是人民群众最值得信赖的职业群体,应当彼此互相支持配合。这份回应与警情通报均成为焦点,但事实的真相似乎仍扑朔迷离。   值得欣慰的是,和解很快到来,医者与警方各退一步。赵晓菁表示,回想起来,他当时关注点都在病人身上,“在我眼中警方始终是保护者,这次事件之后我对执法流程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所长黄波作为警方代言人,也承认,当时较为机械地按照法律条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方式,没有有效避免矛盾的升级,尽管民警在出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符合工作程序的,但是,合法不够合情,“怎么兼顾法与情、刚与柔,把握好工作的时、效、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这固然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和解,毕竟双方都是公家人,如果能够关起门来能把矛盾化解,似乎就没必要让矛盾外现到网络舆情。然而必须说,这样的和解一定程度上流于表面客套。事情真正的了结,必须以真相的水落石山为前提,法理与人情均须熨平。   执法有流程,但执法亦应有度,强制带离并不意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医生摔倒在地。黄波所长的表态就相当于说,警方出警过程完全合法,在法律上没有瑕疵。这样的表态无法化解公众对过度执法和权力滥用的担忧。   正如南都评论所指出的,“铐走医生”风波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于警方执法的程序细节和使用警械和强制力的必要性问题。按照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警察现场执法处置措施,由轻到重分别有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直至使用武器制止四种。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但现行规范不仅对“正当理由”的判断依然缺乏细节指引,而且对“可以强制传唤”和后续规定中强制传唤“可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的具体适用情况,长期处在一种模糊状态。在立法措辞上,“可以”所存在的选择性,也对警员的现场判断力有更高要求。在前期医患纠纷已得到有效制止情况下,警方的后续调查和传唤是否有必要动用警械?对正在执业的医师是否需要即时强制带离?这些都需要独立、权威的专业评估。哪怕是强制传唤,是否需要把人摔倒再行带走,也是值得追问的。   法律上尚有如此细微的尺度斟酌,何况现实的情形千变万化,更不宜一概而论。因此,唯有基于对事件细节的充分曝光和审查,才有可能达致真正的和解,这和解是两个层面的,一是医者与警察在法与情上的和解,二是公众对于是否过度执法的真正释然。   此外,本案还有较多忽明忽暗的细节,令人难以下论。结合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说法,医务人员把韩某强行推出了诊室外,韩某又走进来躺到诊室地上,其间还发生了韩某情绪激动、以头撞墙的行为。警情通报称,韩某有骨折骨裂,但赵晓菁并未因此担责,从逻辑上推测,这一伤情或许与冲突无关,否则何以无须承担责任?亦有网民在人民日报微博下跟帖称其为旧伤。那么事实到底怎样?在一个视频胜千言的互联网时代,警方既然对于执法过程有自信,何不公布当时的执法记录以及医院视频,以彻底终结猜疑?凡此种种,真相究竟如何,仍欠奉权威说法。具有强大事实支撑的和解,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行之久远。
“铐走医生”事件:没有真相就没有真正的和解 )作者:陶之冲   上海的“铐走医生”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焦点在于警权是否滥用。   4月24日,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赵晓菁被警方铐走。这一事件的发展主要有三个节点。据悉,赵晓菁在接诊过程中,因患者家属多次插队而拒绝为其诊断,并与患者一方发生纠纷,这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医患纠纷,不涉及医疗质量,仅仅涉及医疗秩序;人民日报微博截取的一段视频显示,警方到达医院后,也与医生产生了冲突,医生被摔倒在地,这让很多人指责上海警方过度执法;第三个节点是上海警方发布文字通报,称患者丈夫韩某身上有伤,其中右侧第10根肋骨骨折,右侧第9、11根肋骨疑似骨裂,同时赵晓菁上肢及右颈外侧软组织挫伤,给人两人确有殴斗情节的印象。   这起事件原本并不复杂,但是后续的演变和升级,着实超乎寻常。网络上形成了鲜明的两种站队姿势,支持医生或者支持警察。中国医师协在出面回应事件时,一方面批评医院在诊疗失序中的管理缺位,另一方面也直率提出,对医务人员慎用械具也是“尊医重卫”的应有之意,“白大褂”和“蓝警服”都是人民群众最值得信赖的职业群体,应当彼此互相支持配合。这份回应与警情通报均成为焦点,但事实的真相似乎仍扑朔迷离。   值得欣慰的是,和解很快到来,医者与警方各退一步。赵晓菁表示,回想起来,他当时关注点都在病人身上,“在我眼中警方始终是保护者,这次事件之后我对执法流程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所长黄波作为警方代言人,也承认,当时较为机械地按照法律条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方式,没有有效避免矛盾的升级,尽管民警在出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符合工作程序的,但是,合法不够合情,“怎么兼顾法与情、刚与柔,把握好工作的时、效、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这固然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和解,毕竟双方都是公家人,如果能够关起门来能把矛盾化解,似乎就没必要让矛盾外现到网络舆情。然而必须说,这样的和解一定程度上流于表面客套。事情真正的了结,必须以真相的水落石山为前提,法理与人情均须熨平。   执法有流程,但执法亦应有度,强制带离并不意味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医生摔倒在地。黄波所长的表态就相当于说,警方出警过程完全合法,在法律上没有瑕疵。这样的表态无法化解公众对过度执法和权力滥用的担忧。   正如南都评论所指出的,“铐走医生”风波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于警方执法的程序细节和使用警械和强制力的必要性问题。按照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警察现场执法处置措施,由轻到重分别有口头制止、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直至使用武器制止四种。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但现行规范不仅对“正当理由”的判断依然缺乏细节指引,而且对“可以强制传唤”和后续规定中强制传唤“可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的具体适用情况,长期处在一种模糊状态。在立法措辞上,“可以”所存在的选择性,也对警员的现场判断力有更高要求。在前期医患纠纷已得到有效制止情况下,警方的后续调查和传唤是否有必要动用警械?对正在执业的医师是否需要即时强制带离?这些都需要独立、权威的专业评估。哪怕是强制传唤,是否需要把人摔倒再行带走,也是值得追问的。   法律上尚有如此细微的尺度斟酌,何况现实的情形千变万化,更不宜一概而论。因此,唯有基于对事件细节的充分曝光和审查,才有可能达致真正的和解,这和解是两个层面的,一是医者与警察在法与情上的和解,二是公众对于是否过度执法的真正释然。   此外,本案还有较多忽明忽暗的细节,令人难以下论。结合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说法,医务人员把韩某强行推出了诊室外,韩某又走进来躺到诊室地上,其间还发生了韩某情绪激动、以头撞墙的行为。警情通报称,韩某有骨折骨裂,但赵晓菁并未因此担责,从逻辑上推测,这一伤情或许与冲突无关,否则何以无须承担责任?亦有网民在人民日报微博下跟帖称其为旧伤。那么事实到底怎样?在一个视频胜千言的互联网时代,警方既然对于执法过程有自信,何不公布当时的执法记录以及医院视频,以彻底终结猜疑?凡此种种,真相究竟如何,仍欠奉权威说法。具有强大事实支撑的和解,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行之久远。
印度官方终于承认输了印巴空战 原因是不够先进 作为著名的“摔机大国”,印度空军近期在和巴基斯坦的空中冲突中再次被刷出3:0的惨烈战绩。而在经过一系列的扯皮和甩锅后,印度政府终于畏畏缩缩的承认了在近期印巴冲突中的失利。 据RT电视台4月27日报道,印度政府近期给出报告承认“空军与巴方的空战中失利”,而这一切的原因指向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技术不够先进。报告认为,如果印度空军能够获得更先进的战斗机,就可以在空战中给与巴基斯坦更大的打击,或者在遭到拦截前完成对“恐怖组织营地”的打击。 事实上,印度空军作为南亚地区最强大的航空兵,其装备的先进战机着实不少。印度从俄罗斯订购的苏-30MKI战斗机不仅使用了AL-31系列的矢量推力发动机,在航电设备等子系统上也进行了升级。相比于中国早期引进的苏-30MKK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而,虽然印度空军引进了这种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但是为了节省预算,印度空军并没有采购足够数量的R-77空对空导弹,以至于这些从俄罗斯进口的先进战机甚至很难维持一个区域的长期空优任务消耗。 印度空军采购的另外一种先进战斗机——法国“阵风”战斗机,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印度空军并没有使用第四代法国战斗机的经验和设备,“阵风”战斗机需要的一切弹药、配件和保障设施几乎都得重新采购。印度空军此前仅使用过“幻影”战斗机,其配属的对空、对地弹药大多不能完全通用。这对于已经装备了全套俄制武器系统的印度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对其后勤部队的挑战相当大。 印度空军的预警机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虽然A-50I预警机综合性能并不差,和俄罗斯自用版本并没有代差。但是由于印度空军的主力依然有相当部分的老旧战机,除了苏-30MKI以外的其他战斗机并不能从预警机上获得优势。而在引导法国制造的“幻影”和“阵风”战斗机时,印度空军的预警机更是只能依靠语音手动引导飞行员接敌。 相比之下,中国开发的“枭龙”战机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系统兼容的问题。如果巴基斯坦急需,中国直接提供自用的“霹雳”空对空导弹也能使用于“枭龙”战斗机上。着极大的方便了巴基斯坦空军的后勤保障和数据链建设。 由此可见,印度空军为空战失利得出的结论并非完全错误,但是明显不是重点。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单凭某型先进战机无法完全逆转战局。只有踏踏实实的建设本国的空军体系,包括后勤维护、信息化系统等,补全系统短板,才能随时将引进的装备整合并且发挥全部作战效能。否则即使获得了苏-57这样的五代机,也很难大幅度提高战斗力。
宋徽宗为什么失败? 2019年4月15日 04:22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宋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   前人感叹读宋史常流泪。明代王夫之曾经批判“陋宋”,国史大家钱穆更是表示汉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与此同时,宋代在华夏历史中,却又同时是斯文的代表。我们知道,宋代文化经济方面,都曾经达到古代中国的高峰。历史大家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表示过类似的评价,“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从盛世到靖康之变   这就是对宋代参差不齐的评价。在岳飞与秦桧的黑白对比之外,宋代面目如此暧昧不明。真相究竟是如何?靖康之变是一个很好的透视点。宋徽宗宋钦宗之外,数千名宋代宗室被迁徙北上。对于奉南宋为天命的汉族后人而言,这种耻感迄今没有消失。离开宋徽宗,无法聊宋代。   宋徽宗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几乎算得上宋代的盛世,却又如何沦为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形象,因为其对于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创伤,在多数历史以及小说家笔下,无非昏庸君主,花岗岩、李师师等花边流言不断。这方面,文学塑造力量超过历史,前有古人《水浒传》,后有近代《金瓯缺》。然而,随着时代更迭,对他的评价也开始变化。尤其,从海外视野来看,宋徽宗形象未必那么晦暗。比如《宋徽宗》一书,就试图以宋徽宗的视角展开论述。   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她近年来致力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或许与此有关,她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温情。皇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有权力,也有无奈。故事的开始,徽宗刚登上皇位时,首先面临彼时激烈的新旧党争。他尝试改善派系斗争,却无力改变根本格局,这些斗争让几代人都受到残酷影响。而到故事的结尾,即使在金朝的控制下的最后的岁月,徽宗也尽力保持了体面。她的笔,还原了徽宗艺术家特质,其个人修养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他的失败也令人同情。   海外学者这类书,是面对海外读者的普及读物。因此,对国内读者而言,材料和信息量不会有太大惊喜,更多是是框架和一些意外的细节。伊沛霞对宋朝保有善意,阅读这本书,也没有惯常读宋代历史的压抑。她的著作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更多提供了相对中立的视角去看宋徽宗乃至于金朝。其写作,对于惯于将历史作为道德说教甚至宣传做法的读者,显然是一次解毒。   军事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宋朝为何失败?军事自然是最直接原因。《宋徽宗》一书也提到,从军事而言,宋金没有对抗可能性。这反过来也证明,徽宗诸多作为,并不是导向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以此而论,后人将失败归因于徽宗蔡京甚至童贯等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从军事出发,可以思考宋代失败的制度根源。金朝等游牧民族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野蛮,恰恰是因为他们军事技术甚至社会制度更具优势,封建与科层官僚是二者区别。其中,从财政军事可以进一步窥探二者区别。伊佩霞对此着墨不多,笔者尝试展开一二。   伊沛霞的视角与研究背景,使得她的叙述在充满温情之余,也多少在整体穿透力方面显得有所局限,对徽宗的辩护也有所偏颇。比如她认为,西方宫廷糜费与资助艺术家广受好评,借此,她试图论证徽宗被人指责的大兴土木并无过当之处。姑且不论这一做法是否合适,这显然混淆了君主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的区别。   没人可以对金钱撒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其实就是体现在财政之上。拙著《白银帝国》就强调东西方内府财政之别,不亚于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别。对于西方而言,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人君自食其邑。所以无论赞助艺术还是征伐邻国,用的是君主自己的钱。这种封建制的差别,其实历史中可以窥探一些细节。中国皇帝往往幽居深宫,远征甚至被儒家大夫视为失德之举。而欧洲君主其实是利用打猎和巡游树立权威,强化与大大小小各路贵族的联系,巡游中英国君主时时会被任何走近他的人东拉西扯。相反,宋徽宗接见金朝使者都是礼节性的,不谈实际的事。而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者,表现却很主动性,很享受谈判过程。   真实的封建是什么   回到财政,我么可以反思财政背后的制度差别,尤其古代封建和君主专制的区别。   封建一词来自日本历史学者翻译,让很多读者误会中国封建从古至今。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汉之后已经瓦解。逐渐从“既封且建”(有爵位、有土地、有世袭),到“封而不建”(不分封、不世袭),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财政权力也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来管理。所以,当我们谈论财政制度时候,需要厘清财政收入来源和用途。   中国财政比起西方,更早就分别国家(外)和君主(内)的财政,汉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主要收入为田赋、徭役等,少府则管理皇室财政,主要收入为山泽税、贡纳等。不过这种区分,在汉之后就日益模糊,唐宋之际已经有了区别不明的情况。时间一久,时常出现内府侵蚀国库情形,即,皇帝的私人金库地不断侵蚀国家财政。朱熹就曾表示:“凡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我在《白银帝国》就分析过,宋代内藏虽然有补充国库的传统,但是其存在本来就是对于国库的一种隐性分配,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宋代内藏日益成为内廷主导。这种情况下,宋代国家财政最高的三司(度支、户部、盐铁),本应该掌握内库情况的,反而逐渐失去知情权。结果,导致皇帝对于财权的支配与渗透更为直接。从这个意义而言,徽宗的奢侈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但是劳民伤财的指责难以回避。   从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倒不是因为皇帝个人,而在于军事开支。宋军数量最高时达120万人,超过前朝多倍,导致宋代财政长期吃紧。   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政治正确   财政和军事互为表里。除了财政之外,军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最大密码。徽宗的失败,长期总是被形容为昏聩无能。但是如果徽宗真的安于做个这样的君主,也许他和宋代的命运反而不会这样。他的悲剧和宋代的转折,恰在于他的“远大志向”。他急于收回祖宗期待的“燕云十六州”,短视地推动“海上之盟”——也就是联合金朝共同灭辽。   燕云十六州相当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五代十国时期,被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说起来,石敬瑭总被嘲笑儿皇帝或者汉奸,但他本身其实是沙坨族。古代常有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的说法,这对于宋代而言,意味着传统愿望,即只有夺回燕云十六州才是真正统一。这不是徽宗的个人理想,更是宋朝政治中的政治正确。宋太宗时就不断丰盈内部财政,以为未来收复失地之需,“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燕云十六州的争论,贯穿了北宋朝廷,与新旧党争也密不可分。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动机来自于此,司马光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与王者不治夷狄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为放弃这一梦想寻找体面台阶。事实上,无论燕云十六州还是辽国,对于宋朝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和平红利——恰恰是辽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直接为金国提供了短兵相接的窗口;而金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又直接到了蒙古人的南下。可惜,宋徽宗在盛世光环之下,非要夺取燕云十六州,最后的结果却是北宋灭亡,宋朝向南方大幅后撤。   宋代失败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大家大概理解,宋徽宗的个人对于宋代的失败作用,其实有些夸大。   首先,从大历史的角度,靖康是中国胡汉文明在融合冲突过程的必然,几乎可以视为南北融合的代价。南宋偏安并非毫无好处,这也使得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发展。按照雷海宗先生的区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   自然,靖康之变带来的耻感,远远超过永嘉之变以及安史之乱。金人被宋人描述如野兽一般,其实宋代宗室作为降虏得到的待遇,自然不好。但是,并不比前人更差,典型如不得不青衣侍酒的晋怀帝。最令中原文人难以接受的屈辱受降仪式,并非金人原创。伊佩霞引用罗文的说法,这乃是金国朝廷中的汉人专家,按照中国古籍拼凑出的受降仪式。春秋时代,确实已经有诸如郑伯肉袒牵羊投降楚庄王的典故。   如果抛开汉人思维,反思这段历史,我们会看到另一面叙事。金国和辽国疆域广大,在海外得到认同不低于南宋,金朝的儒化程度也并不低,对战争和谈判操纵手腕也很高,或许,正是金人的文明而不是野蛮,刺痛了宋人乃至于后代汉人隐秘耻感。   其次,前面说过,宋代的失败,首先是军事的失败,具体体现在兵制。宋代汲取唐代藩镇经验,通过文官压抑武将,使得军人地位与战斗力一路下滑,这其实也是汉代之后兵制的窠臼,要么依靠番兵要么就是没有真正可战之兵。钱穆指出,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与社会结构关系也很大,一大推动力就下面要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最后,宋代给人印象是文人主政,探究下去,这其实是科举新贵崛起的时代。   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这其实也是宋代在遭遇进攻时,难以将庞大经济力量转化为致命武力的原因。南北朝时代,传承儒家正统的,主要不在晋朝,反而是北方的大家族。唐宋之后,优孟衣冠渐成绝响,在新的平民社会中,门阀士族等中间组织被打散。科举制造就了新一代文人,看起来是一个美好时代,方便了皇帝与官僚科层的结合,却并不有利于军事机器的效力。宋朝风雅之下的集权倾向与阶层变异,看起来怪异,其实放在科举背景下,很容易理解。   底层白丁文人兴起,其实几代人就可以改变社会形态。平等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可能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对阶层的冲击。当贵族不在了,只有皇帝的亲族作为藩屏,当门阀不在了,只有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更是只有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阶层越弱,皇权越集中,国家的官僚化越明显,社会的散沙化也是,这其实是所谓陋宋的根源所在。毫不奇怪,丞相权力也是从宋代大为削弱,为日后君主专制埋下制度伏笔。   类似的情况不仅仅是华夏特色。日本有经济学家论证日本战后的时候就说,明治维新时代的人是有精英主义的倾向。指挥战后增长期这代人,基本是战前受教育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战后平民教育一代走上舞台的时候,却表现出领导力无能。战前日本人一两代中,尚且分为不同群体,古代中国社会更复如是。   我以前对宋朝有好感,也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说过,自认算是半个宋粉——这倒不是因为宋代优待文人,主要是宋代的经济成就。但是,过分吹捧和过分降低都不是历史的真相。宋代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时刻,甚至算是第一个海上帝国。然而通过历史,我们也要学会更多理解宋朝的复杂性。   宋代的文化和经济辉煌的确耀眼,但是这种辉煌,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是不是以消耗前人积累,恶化后人影响位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无论军事组织还是科举等制度,宋朝最开始的改革,也许最初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在日后演化中却走向更糟糕的结果。这不是宋徽宗以及其同辈可以体会到的代价,却和他们难脱关系。
各方踊跃为巴黎圣母院重建捐款 2019年4月17日 05:52 英国《金融时报》 哈丽雅特•阿格纽 巴黎报道   随着重创巴黎圣母院(Notre-Dame)的大火被扑灭,人们的注意力转向重建这座巴黎地标,相互较劲的亿万富翁家族成为筹款活动的主角。   奢侈品集团开云集团(Kering)的所有人皮诺(Pinault)家族于周一晚间在大火尚未被扑灭之前就承诺,将通过家族控股公司阿尔特米斯(Artemis)捐款1亿欧元。“面对如此悲剧,每个人都希望让我们的文化遗产中的这颗珍宝能够重生,”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Francois-Henri Pinault)表示。   昨日,按收入排名是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的路威酩轩(LVMH)的所有人阿诺特(Arnault)家族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捐款2亿欧元——是皮诺家族的2倍。“阿诺特家族和路威酩轩集团希望在这个国家悲剧的时刻表现出团结,帮助重建这座非同寻常的大教堂,它是法国、法兰西文化传统和国家团结的象征,”阿诺特家族表示。   皮诺家族的捐款引发了法国乃至海外捐助者的捐款热潮。截至昨晚,已承诺捐款金额已超过7亿欧元。法国能源集团道达尔(Total)承诺捐款1亿欧元,化妆品集团欧莱雅(L’Oréal)最大股东贝当古•迈耶斯(Bettencourt Meyers)家族表示,他们将与其基金会共同捐赠2亿欧元。美国科技集团苹果(Apple)也誓言将做出贡献。巴黎的社会党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承诺巴黎市政府将提供5000万欧元。   此次重建工作已成为路威酩轩所有人、欧洲首富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与皮诺家族之间较劲的最新前线。   “这一次,战斗并不是围绕收购一家公司,”奢侈品行业咨询公司Ortelli & Co的管理合伙人马里奥•奥泰利(Mario Ortelli)说。“这是一场比试慷慨的战斗。”   “考虑到LVMH的市值更大,如果皮诺能承诺1亿欧元,阿诺特自然会觉得承诺更多才合适,”伯恩斯坦(Bernstein)研究分析师卢卡•索尔卡(Luca Solca)说。   彭博亿万富翁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显示,阿诺特的净资产为904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三,仅次于亚马逊(Amazon)的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的父亲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的身价为373亿美元,在彭博的全球富豪榜上排在第23位。   阿诺特和皮诺家族之间的竞争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那是为争夺意大利奢侈品牌古驰(Gucci)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漫长且充满敌意的战斗。开云集团是最后的赢家,并利用此次收购打造了一个奢侈品帝国,旗下品牌与LVMH品牌正面竞争。   为巴黎圣母院重建基金捐款的其他捐款人包括:旗下运营评级机构惠誉(Fitch)的集团的掌门人马克•拉德雷德•拉夏里埃(Marc Ladreit de Lacharriere),承诺捐款1000万欧元;拥有一个电信和建筑企业集团的布伊格(Bouygues)家族,承诺捐款1000万欧元;法国户外广告集团德高(JCDecaux)承诺捐款2000万欧元;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承诺捐款1000万欧元。   私募股权集团KKR联合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Henry Kravis)及其妻子麦瑞-乔希•克拉维斯(Marie-Josee Kravis)捐款1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致力于拯救法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私人组织——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Fondation du patrimoine)呼吁人们捐款帮助重建巴黎圣母院,并表示已筹集到近400万欧元。
宋徽宗为什么失败? 2019年4月15日 04:22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宋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   前人感叹读宋史常流泪。明代王夫之曾经批判“陋宋”,国史大家钱穆更是表示汉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与此同时,宋代在华夏历史中,却又同时是斯文的代表。我们知道,宋代文化经济方面,都曾经达到古代中国的高峰。历史大家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表示过类似的评价,“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从盛世到靖康之变   这就是对宋代参差不齐的评价。在岳飞与秦桧的黑白对比之外,宋代面目如此暧昧不明。真相究竟是如何?靖康之变是一个很好的透视点。宋徽宗宋钦宗之外,数千名宋代宗室被迁徙北上。对于奉南宋为天命的汉族后人而言,这种耻感迄今没有消失。离开宋徽宗,无法聊宋代。   宋徽宗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几乎算得上宋代的盛世,却又如何沦为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形象,因为其对于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创伤,在多数历史以及小说家笔下,无非昏庸君主,花岗岩、李师师等花边流言不断。这方面,文学塑造力量超过历史,前有古人《水浒传》,后有近代《金瓯缺》。然而,随着时代更迭,对他的评价也开始变化。尤其,从海外视野来看,宋徽宗形象未必那么晦暗。比如《宋徽宗》一书,就试图以宋徽宗的视角展开论述。   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她近年来致力于宋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或许与此有关,她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温情。皇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有权力,也有无奈。故事的开始,徽宗刚登上皇位时,首先面临彼时激烈的新旧党争。他尝试改善派系斗争,却无力改变根本格局,这些斗争让几代人都受到残酷影响。而到故事的结尾,即使在金朝的控制下的最后的岁月,徽宗也尽力保持了体面。她的笔,还原了徽宗艺术家特质,其个人修养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他的失败也令人同情。   海外学者这类书,是面对海外读者的普及读物。因此,对国内读者而言,材料和信息量不会有太大惊喜,更多是是框架和一些意外的细节。伊沛霞对宋朝保有善意,阅读这本书,也没有惯常读宋代历史的压抑。她的著作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更多提供了相对中立的视角去看宋徽宗乃至于金朝。其写作,对于惯于将历史作为道德说教甚至宣传做法的读者,显然是一次解毒。   军事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宋朝为何失败?军事自然是最直接原因。《宋徽宗》一书也提到,从军事而言,宋金没有对抗可能性。这反过来也证明,徽宗诸多作为,并不是导向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以此而论,后人将失败归因于徽宗蔡京甚至童贯等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从军事出发,可以思考宋代失败的制度根源。金朝等游牧民族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野蛮,恰恰是因为他们军事技术甚至社会制度更具优势,封建与科层官僚是二者区别。其中,从财政军事可以进一步窥探二者区别。伊佩霞对此着墨不多,笔者尝试展开一二。   伊沛霞的视角与研究背景,使得她的叙述在充满温情之余,也多少在整体穿透力方面显得有所局限,对徽宗的辩护也有所偏颇。比如她认为,西方宫廷糜费与资助艺术家广受好评,借此,她试图论证徽宗被人指责的大兴土木并无过当之处。姑且不论这一做法是否合适,这显然混淆了君主个人财产与国家财产的区别。   没人可以对金钱撒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其实就是体现在财政之上。拙著《白银帝国》就强调东西方内府财政之别,不亚于中西封建制度的差别。对于西方而言,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人君自食其邑。所以无论赞助艺术还是征伐邻国,用的是君主自己的钱。这种封建制的差别,其实历史中可以窥探一些细节。中国皇帝往往幽居深宫,远征甚至被儒家大夫视为失德之举。而欧洲君主其实是利用打猎和巡游树立权威,强化与大大小小各路贵族的联系,巡游中英国君主时时会被任何走近他的人东拉西扯。相反,宋徽宗接见金朝使者都是礼节性的,不谈实际的事。而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者,表现却很主动性,很享受谈判过程。   真实的封建是什么   回到财政,我么可以反思财政背后的制度差别,尤其古代封建和君主专制的区别。   封建一词来自日本历史学者翻译,让很多读者误会中国封建从古至今。其实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秦汉之后已经瓦解。逐渐从“既封且建”(有爵位、有土地、有世袭),到“封而不建”(不分封、不世袭),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财政权力也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来管理。所以,当我们谈论财政制度时候,需要厘清财政收入来源和用途。   中国财政比起西方,更早就分别国家(外)和君主(内)的财政,汉大司农管理国家财政,主要收入为田赋、徭役等,少府则管理皇室财政,主要收入为山泽税、贡纳等。不过这种区分,在汉之后就日益模糊,唐宋之际已经有了区别不明的情况。时间一久,时常出现内府侵蚀国库情形,即,皇帝的私人金库地不断侵蚀国家财政。朱熹就曾表示:“凡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我在《白银帝国》就分析过,宋代内藏虽然有补充国库的传统,但是其存在本来就是对于国库的一种隐性分配,甚至加大了宋代的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宋代内藏日益成为内廷主导。这种情况下,宋代国家财政最高的三司(度支、户部、盐铁),本应该掌握内库情况的,反而逐渐失去知情权。结果,导致皇帝对于财权的支配与渗透更为直接。从这个意义而言,徽宗的奢侈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但是劳民伤财的指责难以回避。   从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倒不是因为皇帝个人,而在于军事开支。宋军数量最高时达120万人,超过前朝多倍,导致宋代财政长期吃紧。   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政治正确   财政和军事互为表里。除了财政之外,军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最大密码。徽宗的失败,长期总是被形容为昏聩无能。但是如果徽宗真的安于做个这样的君主,也许他和宋代的命运反而不会这样。他的悲剧和宋代的转折,恰在于他的“远大志向”。他急于收回祖宗期待的“燕云十六州”,短视地推动“海上之盟”——也就是联合金朝共同灭辽。   燕云十六州相当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五代十国时期,被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说起来,石敬瑭总被嘲笑儿皇帝或者汉奸,但他本身其实是沙坨族。古代常有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的说法,这对于宋代而言,意味着传统愿望,即只有夺回燕云十六州才是真正统一。这不是徽宗的个人理想,更是宋朝政治中的政治正确。宋太宗时就不断丰盈内部财政,以为未来收复失地之需,“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燕云十六州的争论,贯穿了北宋朝廷,与新旧党争也密不可分。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变法动机来自于此,司马光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与王者不治夷狄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为放弃这一梦想寻找体面台阶。事实上,无论燕云十六州还是辽国,对于宋朝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和平红利——恰恰是辽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直接为金国提供了短兵相接的窗口;而金国作为缓冲地带的消失,又直接到了蒙古人的南下。可惜,宋徽宗在盛世光环之下,非要夺取燕云十六州,最后的结果却是北宋灭亡,宋朝向南方大幅后撤。   宋代失败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大家大概理解,宋徽宗的个人对于宋代的失败作用,其实有些夸大。   首先,从大历史的角度,靖康是中国胡汉文明在融合冲突过程的必然,几乎可以视为南北融合的代价。南宋偏安并非毫无好处,这也使得中国南方得到进一步发展。按照雷海宗先生的区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公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   自然,靖康之变带来的耻感,远远超过永嘉之变以及安史之乱。金人被宋人描述如野兽一般,其实宋代宗室作为降虏得到的待遇,自然不好。但是,并不比前人更差,典型如不得不青衣侍酒的晋怀帝。最令中原文人难以接受的屈辱受降仪式,并非金人原创。伊佩霞引用罗文的说法,这乃是金国朝廷中的汉人专家,按照中国古籍拼凑出的受降仪式。春秋时代,确实已经有诸如郑伯肉袒牵羊投降楚庄王的典故。   如果抛开汉人思维,反思这段历史,我们会看到另一面叙事。金国和辽国疆域广大,在海外得到认同不低于南宋,金朝的儒化程度也并不低,对战争和谈判操纵手腕也很高,或许,正是金人的文明而不是野蛮,刺痛了宋人乃至于后代汉人隐秘耻感。   其次,前面说过,宋代的失败,首先是军事的失败,具体体现在兵制。宋代汲取唐代藩镇经验,通过文官压抑武将,使得军人地位与战斗力一路下滑,这其实也是汉代之后兵制的窠臼,要么依靠番兵要么就是没有真正可战之兵。钱穆指出,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与社会结构关系也很大,一大推动力就下面要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最后,宋代给人印象是文人主政,探究下去,这其实是科举新贵崛起的时代。   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这其实也是宋代在遭遇进攻时,难以将庞大经济力量转化为致命武力的原因。南北朝时代,传承儒家正统的,主要不在晋朝,反而是北方的大家族。唐宋之后,优孟衣冠渐成绝响,在新的平民社会中,门阀士族等中间组织被打散。科举制造就了新一代文人,看起来是一个美好时代,方便了皇帝与官僚科层的结合,却并不有利于军事机器的效力。宋朝风雅之下的集权倾向与阶层变异,看起来怪异,其实放在科举背景下,很容易理解。   底层白丁文人兴起,其实几代人就可以改变社会形态。平等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可能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对阶层的冲击。当贵族不在了,只有皇帝的亲族作为藩屏,当门阀不在了,只有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更是只有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阶层越弱,皇权越集中,国家的官僚化越明显,社会的散沙化也是,这其实是所谓陋宋的根源所在。毫不奇怪,丞相权力也是从宋代大为削弱,为日后君主专制埋下制度伏笔。   类似的情况不仅仅是华夏特色。日本有经济学家论证日本战后的时候就说,明治维新时代的人是有精英主义的倾向。指挥战后增长期这代人,基本是战前受教育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战后平民教育一代走上舞台的时候,却表现出领导力无能。战前日本人一两代中,尚且分为不同群体,古代中国社会更复如是。   我以前对宋朝有好感,也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说过,自认算是半个宋粉——这倒不是因为宋代优待文人,主要是宋代的经济成就。但是,过分吹捧和过分降低都不是历史的真相。宋代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时刻,甚至算是第一个海上帝国。然而通过历史,我们也要学会更多理解宋朝的复杂性。   宋代的文化和经济辉煌的确耀眼,但是这种辉煌,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是不是以消耗前人积累,恶化后人影响位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无论军事组织还是科举等制度,宋朝最开始的改革,也许最初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在日后演化中却走向更糟糕的结果。这不是宋徽宗以及其同辈可以体会到的代价,却和他们难脱关系。
清明节的来历是感恩   清明节的故事:“马上清明了,很多人可能要回家扫墓,但是清明节的来历我们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春秋,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时,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晋文公。即位后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鄙视争功讨赏,他打好行装同母亲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又发现一血书,上写: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死而复活。便赐老柳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清明节的来历正是感恩,我们清明节上坟祭祀先祖,就是沿袭这种感恩的精神。然而,中国的清明节对感恩,好像专注了那些死去的先人,却没有对活着的,对自己有恩的人,似乎将更多、更重要的感恩淡化了。一个充满感恩的社会,明了自己艰难的民族,明白恩惠的个人才能珍惜现实,珍视历史,敬重别人,敬畏公德。感恩节,在中国就是清明节,我们在感恩逝去的历史和人的同时,更应该感恩那些有益于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人。真希望清明节对于中国人,不仅仅是祭祀,更重要的是感恩!”(转)
清明节的来历是感恩   清明节的故事:“马上清明了,很多人可能要回家扫墓,但是清明节的来历我们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春秋,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时,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晋文公。即位后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鄙视争功讨赏,他打好行装同母亲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又发现一血书,上写: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死而复活。便赐老柳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清明节的来历正是感恩,我们清明节上坟祭祀先祖,就是沿袭这种感恩的精神。然而,中国的清明节对感恩,好像专注了那些死去的先人,却没有对活着的,对自己有恩的人,似乎将更多、更重要的感恩淡化了。一个充满感恩的社会,明了自己艰难的民族,明白恩惠的个人才能珍惜现实,珍视历史,敬重别人,敬畏公德。感恩节,在中国就是清明节,我们在感恩逝去的历史和人的同时,更应该感恩那些有益于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人。真希望清明节对于中国人,不仅仅是祭祀,更重要的是感恩!”(转)
转:贵族精神,贵族的担当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英国贵族权力被一再削弱,但仍不能动摇他们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虽然英国贵族地位崇高,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只享受富足的生活、荣誉的光环,也不是说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和人民之上。相反,他们会倍加珍惜荣誉,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当战争来临,国家面临危难之际,贵族们也会像平民阶层的普通士兵一样迎接战争,而且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正是因为传统的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导致了贵族的惨烈牺牲。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率先大量装备了马克沁机枪,仅在索姆河战役中,英法联军的冲锋部队遭遇了德军数百挺机枪扫射,使英军一天内伤亡了约六万人。巨大的伤亡震惊了世界。   在战斗中冲锋在前的贵族子弟的牺牲尤其惨重,很多贵族家庭因此绝嗣,导致了大量巨额财产无人继承。   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20%的英国贵族战死沙场(这个比例远超平民阶层),这其中包括了20名上院贵族,49名上院贵族的第一继承人,其他各等级贵族更是无法估量。世界著名的伊顿公学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当时有45%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3家上院贵族绝嗣。   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王位的第六位顺位继承人)安德鲁王子作为皇家海军的一名飞行员直接参加了战斗。安德鲁王子驾驶飞机完成了许多反潜战和反水面作战的任务,甚至还充当过吸引对方跟踪导弹的“诱惑导弹”的危险角色。   在阿富汗战争中,(英国王位的第五位顺位继承人)哈里王子曾两度出征阿富汗,和普通士兵一样参加战斗,执行任务时曾用机关炮击毙了一名塔利班指挥官。在一次战斗中,哈里王子和士兵们一起被地雷围困,遭到了生命威胁。这种危急时刻也体现出了一名王子与普通人的差异,良好的贵族修养使他没有慌乱,而是从容应对等待救援,从而解决了这次危机。   从这些贵族身上,我们看到了欧洲传统的贵族精神:贵族必须具有高贵的绅士气质与高尚的文化教养,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敢于担当,甚至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他们会将荣誉放到重于生命的高度。
朝鲜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披露(转)   张老师人在加国  03-24 04:57   据韩国《东亚日报》3月23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韩国任务中心主任安德鲁·金表示,朝鲜在与美国进行无核化磋商的过程中,不仅要求禁止美军战略轰炸机等战略资产在韩国部署,还要求美国撤走部署在关岛及夏威夷的战略资产。   报道称,朝鲜提出的无核化是“有条件的无核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条件十分荒唐。参与美朝磋商的美方人士称,朝鲜在谈判中不仅要求中止在韩国部署美军战略资产,还要求取消美国领土上的战略资产。   此之外,朝鲜在2018年3月首次表明无核化意向时,便以“消除对朝军事威胁,保障体制安全”为前提。在2018年9月于平壤举行的朝韩首脑会谈中,朝韩达成的协议也是“没有(朝鲜)核武器和(美国)核威胁的朝鲜半岛”。   韩国《中央日报》3月23日报道称,若朝鲜不修改这些荒唐的要求,谈判最终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将降为零。关岛和夏威夷作为美军在亚太地区战斗力的核心根据地,若撤走上述两地的美军战略资产,无异于是让美国放弃整个东亚战略。照此形势,朝鲜有可能提出撤走驻韩美军甚至驻日美军。   《东亚日报》称,河内第二次金特会破裂,也是因为朝鲜提出了美国无法接受的要求,并且朝鲜在提出要求的同时自己拒绝讨论弃核这一国际义务。   报道称,朝鲜在2018年新加坡第一次金特会时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美国和韩国都没有将此对外公布,希望借此让朝鲜明白这是毫无根据的要求。但河内金特会决裂证明,让朝鲜自己“醒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让朝鲜下定决心实现真正的无核化,否则无核化谈判不可能取得进展。
因为国际制裁 朝鲜罕见承认面临“历来最艰难考验”-转   2019年3月23日 3:30 AM  文/姜贵瑛  来自/联合早报   朝鲜官方罕见地承认,朝鲜因为国际制裁正面临着“历来最艰难的考验”,呼吁人们共体时艰。专家学者解读为这反映了朝鲜的经济现状极其严峻。   朝鲜执政党报《劳动新闻》21日报道称,朝鲜曾经历过战争,也曾度过“苦难行军”时期,但当前的情况却是最艰难的,呼吁人们要“自力更生”。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南成旭指出,1994年至2004年之间朝鲜发生大面积饥荒灾难,朝鲜称之为“苦难行军”,当时有数十万到数百万人饿死。从上述报道看来,目前朝鲜的经济状况严峻,已经威胁到金正恩的“唯一领导”体制。专家们普遍认为,联合国和美国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对朝鲜实施强力制裁之后,朝鲜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去年1月朝鲜参加韩国平昌冬季奥运,罕见地释放和平信号也是和国内经济问题有关。   韩国智库韩国开发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硕在最新的《朝鲜经济评论》2月刊中说,朝鲜的宏观经济从2017年逐渐陷入低迷,2018年整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对中国出口额比前一年减少了87%,进口额减少了33%。换言之,国际制裁重创了朝鲜,其进出口管道实际上都受到阻挠。   对朝消息人士也透露,朝鲜经济已经崩溃到单靠其本国力量无力回天的程度。   分析认为,上月的朝美首脑二会决裂,朝鲜当局求取解除经济封锁无门,只能承认事实,呼吁人民耐心克服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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