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mschen的个人资料

交通银行真的好下三滥！！由于经济原因，本人信用卡逾期两期，被交行催款的电话天天骚扰，后来忽然收到一个所谓“北京市第三经济稽查大队”金警官（电话：13001226615）的短信，告诉我某日某时到某地区谈谈欠款问题，当时我还真的有点慌神，后来又收到金警官短信“***，你要是**时之前我看不见还款，我让你在里面过年”，于是怀疑，怎么警察会这么说呢，即便是逮捕我，也得法院来宣判，你一个警察怎么有这个权利，后来又收到短信“**点之前看不到还款，你就会被绳之以法，让你去里面表演”，这下我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所谓的金警官应该只是一个第三方催款公司，我又查了查，原来根本就没有“北京市第三经济稽查大队”这个编制，至于他约我去的那个地方，哪里有什么稽查队的踪影，只有一个交通银行的ATM机，后来我还上钱，我给“金警官”发了一条短信：金警官您好，告诉您一个号消息，我已经还上了欠款，告诉您一个坏消息，您的电话号码已经在北京市公安局备案，告诉您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就像您说的在里面过年，但不是我，估计是您了，不过相信您在里面一定会表演的更好，相信狱友们一定会喜欢您的“新警察故事”，提前预祝您新年快乐。另：第三方其实也够累的，可是再累也不能充警察啊我欠银行是我的过错，但交行居然以这种方式来催款，未免太下三滥，我终于醍醐灌顶，在还款之后，今后再也不用交行的一切卡片！其实那天那位金警官威胁我上门催款的时候，我倒是想让他上门，因为，一来我根本不在，二来，即便我在，我就报警，看看哪个是真的，呵呵。

三爷的絮叨一直听三爷的相声，从小到大的听，因为姥爷姥姥就是忠实的铁杆马迷，他们听，我就跟着听，曾经有那么一两年，不大喜欢三爷的相声，嫌三爷太絮叨啰嗦，可是姥姥姥爷却听的津津有味，等再过了几年才明白，我之所以那两年不喜欢三爷的相声是因为我还不懂相声。在我看来，三爷说的不是相声，就是跟你聊天，唠家常，平平和和，自然随意，任何荒诞的元素，从他嘴里出来你并不觉得荒诞，还很真实，隐约的还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单独把任何一个包袱提出来似乎都不可乐，可就在三爷的絮叨中，包袱就有了灵性，听着可乐，还耐人琢磨，有的相声段子都能背下来了，还想听，而且听不腻，越听越有味道有人说，其他大师呢？我个人觉得，其他大师的相声灌输性强，是相声艺术，但还做不到“润物细无声”的化境，怀念三爷

明年是马老祖100岁诞辰，不知相声界有啥纪念活动木有如题

紫檀木! 谁知道怎么区分大叶檀和小叶檀??

请大家有时间来我这坐坐啊! 我在"考古吧"吧,好多东西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哦!

有懂古生物学的吗? 如题!最近我对古生物的骨骼非常敢兴趣,有教材或资料的请不吝赐予一些哈!

马王堆的那个老太太的正面照片谁有啊! 我说的不是复原以后的,是实际出土的模样,据说很难看,可惜一直找不到正面的清楚的照片!

明代古尸500年不腐皮肤湿润富有弹性 http://post.baidu.com/f?kz=144766672

珥陵太子庙考古探秘珥陵太子庙考古探秘！（深入报道）珥陵太子庙考古探秘这里本是一片不起眼的农田,多少年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农民世代耕作,栽了水稻又种上麦苗,收获了庄稼又植上了桑树。可是农民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脚下的黄土地早已不是生土，几千年前，先人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并选择这片风水宝地作为他们在极乐世界的天堂。历史的车轮辗去了昔日的喧哗，滚滚的尘土湮没了岁月的屐痕,当一切恢复平静后,2005年12月,国土部门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片寂静,考古人员的发掘清理,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隧道,打开了沉睡千年的文物库房。珥陵太子庙考古探秘（太子庙，掀起你的盖头来）历史就是一部厚重的书籍,凡是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必然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珥陵镇和访仙、吕城、延陵并称丹阳四大古镇，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珥陵原先是个村庄，名珥村，汉朝时，此地曾出一王妃，名蔡氏，汉王曾赐一副玉石做的耳环给她，王妃死后归葬家乡，耳环随之殉葬，这就是“珥陵”地名的由来。太子庙村是珥陵的一个小村，它的得名同样有一段传说。相传西汉末年，天下混乱，有位皇室子弟在此避难，后来，他的父亲当上了皇帝，即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这位公子成了太子，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太子，便建了一座庙，名太子庙。太子庙村是中仙村的一个自然村,这里本是一片不起眼的农田,多少年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农民世代耕作,栽了水稻又种上麦苗,收获了庄稼又植上了桑树。可是农民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脚下的黄土地早已不是生土，几千年前，先人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并选择这片风水宝地作为他们在极乐世界的天堂。历史的车轮辗去了昔日的喧哗，滚滚的尘土湮没了岁月的屐痕,当一切恢复平静后,2005年12月,国土部门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片寂静,考古人员的发掘清理,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隧道,打开了沉睡千年的文物库房。序幕：推土机推出了“宝藏” 太子庙村考古勘探最初是在农田施工时意外发现的。去年年底，市国土部门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对珥陵太子庙一带的土地进行了整理。太子庙古遗址和墓葬原是一个种植桑树的小土墩，推土机在施工作业时，意外地发现了砖块、陶片等物，这说明地下埋藏着古遗址或者古墓葬。太子庙村农田施工中的意外发现很快传开了，当地许多农民来到现场，有的是只想看看热闹，图个新鲜，而有的打起了小算盘，希望捡个漏，拿一两样“宝贝”回去换几个钱。一些“爱好”文物的人也凭着敏锐的嗅觉，来施工地点转悠。在这种情况下，国土部门果断决定，一面停止施工，保护现场，一面与公安部门和文化部门取得联系，争取妥善解决此事。市文化部门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将已出土的文物收回，其中包括一件青铜钫和几件陶器。按《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化部门决定对此处进行考古勘探。进驻：初战告捷，商周遗址和汉墓被发现镇江博物馆考古所是专门从事文物考古的机构，曾参与著名的长江三峡大型考古，也曾多次来我市进行考古勘探。今年3月6日，刚刚在我市天波城结束考古勘探的镇江博物馆原副馆长肖梦龙研究员带领考古队伍进驻了珥陵高头村，开始对太子庙一带进行考古勘探。考古人员利用考古的专用工具洛阳铲对地下进行取样，很快就发现一处古遗址和一些古墓葬，于是先后开挖3个边长5米的探方，进行考古发掘。在1号探方，考古人员探测到这里有四个文化层，第一层是黄积土，二、三层是灰白坚土，第四层是灰坚土，有明显的人工夯实的痕迹，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最底下是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据肖梦龙研究员介绍，这里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农田建设，现存的只是边缘地段，面积不过300平方米，只是发现了商周时期先人留下的灰坑及排水沟遗址，经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了石锛、石斧、鬲片、鬲足等器物。1号探方的倒数第二层有座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了一件非常精美的玉璧，这块玉璧是用青玉制做，表面雕有精美的纹饰，在镇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玉是身份的象征，富贵的体现，可见墓主人生前应当是个贵族。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简帛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第二节简帛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作为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简牍与帛书，迄今已近100年。比起甲骨学、敦煌学两门国际性的显学而言，简帛研究显得有点冷落。只是到了70年代之后，随着简牍和帛书发现数量的激增，其学术价值也日渐被国内外学者所认识。可以说，几乎每一次简牍或帛书的发现，都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诸如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湘西里耶秦简……近几年，简帛研究人员逐年增多，研究机构也纷纷设立，及时整理和公布了简帛资料，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这些都为简帛学的正式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简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且不断有新材料出现，因此，对简帛学作综合研究的书籍和文章还比较少。论著方面有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1] 一书，分楚帛书的研究概况，楚帛书的结构、内容和性质，释文考证三部分，对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时期楚帛书作了全面、详细的研究。林剑鸣的《简牍概述》[2] 简要叙述了简牍的出土历史及其学术价值，并对其形式、名称及简牍中包含的书籍、文书、遣册等问题作了阐述。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3] 一书，从不同时期、各个侧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战国至魏晋时期出土简牍的发现及其研究状况，其中对简牍的出土、保存、整理、考释、研究的情况叙述极为详细，同时对简策制度以及简牍学与古文字学、文献史料学的关系也作了阐述。上述三本论著将简牍与帛书分开研究，并且都是80年代出版的，近十多年发现的一批重要简牍和帛书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则未包括在内。论文方面有简修炜、章义和合撰《王国维汉简研究述论》[4] 一文，在王国维汉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汉简，参考诸家之说，对汉代都尉府官僚系统、烽燧制度以及若干西北地理问题作了论述。罗琨《罗振玉、王国维与流沙坠简》[5] 一文，高度评价了《流沙坠简》这部开山之作和总结罗、王二位大师对简牍研究所作的贡献之后，指出《流沙坠简》的某些论断虽为更多的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订正，但它并没有完全失去生命力，重温这部奠基之作，对于开创简帛研究的新纪元具有积极的意义。李学勤一直致力于简帛与学术史的研究，他所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6] 一书，汇集对新出土简帛进行整理研究的论文40篇，分通论、楚帛书研究、秦简研究、江陵张家山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其他简牍六部分，全面阐述了简帛佚籍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的重大价值，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对古老的说法多一点承认，给现存的文献多一点信任，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是简帛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台湾的简帛研究比较活跃，劳榦、陈盘到台湾后，除继续对居延汉简的释文进行考证外，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简帛研究人才，马先醒、吴昌廉等人以中国文化大学为中心，不仅创办了简牍学社，参加者达几十人，而且出版了专刊《简牍学报》，陆续发表许多研究成果。1977年，台北的简牍学社印行了马先醒的《简牍论集》，1981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新编》，作为简牍学会丛书之五。近几年，台湾的简帛研究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出版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廖伯源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7] 、丁原植的《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8] 等，都是最新研究成果。此外，1998年出版了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主持的《居延汉简补编》，利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将以往已经公布但字迹模糊，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清释出或释错的所谓“无字”、“不可识”的几十枚简，有的因字迹漫漶不清，或因笔画残缺不全，以及根据文例相类和草体书写等方面，一一辨认出来，作了许多补正，这是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简帛研究的成功例证之一。1999年12月，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办了“第一届简帛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就简帛学科的发展作了热烈讨论。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简帛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意义 --------------------------------------------------------------------------------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简帛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意义顾名思义，简帛学的研究对象是简牍和帛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在纸发明之前，古代经典、传记、册命、律令、书檄、信札、历谱、簿籍和一切文书的写作，均使用简牍和帛书。它上承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下启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与运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钱存训即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叶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其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竹简木牍仍继续用作书写。”[1] 简牍在殷商时代便已存在，在甲骨文中，“册”作“ ”字，像若干竹简用绳或韦（熟皮）编在一起。“典”，金文作“ ”，即把册书放在台几上。从殷墟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几件刻有文字的骨简，记载狩猎战争之史实。此外，史官称为“作册”，验之以史籍记载，也是符合的，《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流行使用简策，但目前尚无实物发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简，牒也”、“牍，书版也”、“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古文作笧，今通作策。”表明两者有所区别。王充也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2] 因此，简和牍是两种不同的书写材料，简可以是竹制的，也可以是木制的，而牍则主要是木制的。一般来说，南方产竹，故所出土者多为竹简，而北方则以木简居多数。古代竹简在书写时还必须“杀青”，即将皮内的水分烤干。因新竹有水分，易腐朽，且易生虫，难以保存，所以制竹简时必须用火烤干竹内水气，使竹由青而黄，故谓之“杀青”。《后汉书·吴佑传》载吴佑父“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应劭《风俗通义》也有记载：“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3] 与简牍并行的书写材料还有帛书，即白色的生绢，《说文解字》：“帛，缯也。”“缯，帛也。”二字转注，古书常合称“书之竹帛”。《晏子春秋·外篇》载：“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诸侯。”《墨子·明鬼》篇也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考虑到中国蚕桑丝织业起源很早，因此，用缣帛作为通行的书写材料也不会太晚。王国维认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4] 是比较符合事实的。现在发现时代最早的帛书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湖南长沙子弹库“楚缯书”。简牍和帛书两种书写材料互有短长，竹木简质材便宜，易于获取，且可以削改，能重复使用，这是其优势。但竹木简容字少，体积大，书写、阅读、携带极不方便。而缣帛质地柔软，洁白易着色，既可写字，又能绘画，可以随意折叠卷起，份量轻，便于携带，免除了简策容易散断错乱的弊端。但缣帛价格昂贵，非一般普通人所能使用，上面的文字一经写定，就只有涂改一种方法，并且极易腐朽，不易长久保存，这是其缺点。因此，考古发掘中竹木简的发现比较多，而帛书却极少见。汉代简牍和帛书同时使用，如刘向典校书籍，总是先写在竹简上，待文本确定后，再缮写于帛：“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5] 而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曾经讲到《法言》一书的编撰过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6] 都是简帛并用的最好说明。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综说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综说 -------------------------------------------------------------------------------- 作者：彭卫　大体上说，本世纪之前的秦汉史研究经历三个阶段，即记录本朝历史的秦汉时期，以注解史书为特点的两晋隋唐时期，以考据辨伪辑佚为特点的宋元明清时期；其成就相应体现为提供了秦汉时期的基本资料，并作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从而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工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为叙述方便，本篇拟从三个时间段落陈述20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的研究状况。一、1949年之前的秦汉史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注重秦汉文献的整理。代表人物是王先谦。他撰集的《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基本著作。此外，王氏与其门生还著有《后汉书集解》，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标志秦汉史研究实质性进步的迹象并非体现在上述方面。与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其他方面相同，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以及简牍文物资料的发现，中国学术界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王国维不仅提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振玉对流沙坠简的考释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①。在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积极从事汉简研究工作，其中劳榦对居延汉简致力尤勤，完成《居延汉简考释》②。这部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治汉史者必读的著作。这一时期对秦汉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强调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并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之中。他撰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③，对康有为、崔适的刘歆伪造说提出质疑，揭去经学对秦汉历史的神秘化陈说，展示出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唯物史观也成为研究秦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宏观探讨和规律性认识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在1929年至1937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汉社会性质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在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秦汉属于封建社会；李季等人认为，秦汉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此外还有秦汉是“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社会”等观点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讨论的具体情况，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设专篇详述，可参看。与秦汉社会性质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人们关于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已与传统的“食货”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方面，重要著作有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王恒《汉代土地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版）等。秦汉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流变方面。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和《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家本《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史学观念的激发下，以往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也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9年版）、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朱杰勤《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其中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对婚姻和丧葬的具体程序以及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的许多判断至今价值仍存。

近年海外简帛研究述评近年海外简帛研究述评 -------------------------------------------------------------------------------- 作者：邢文　近年，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出土简帛的研究已日渐与国内同步。简帛的发现在中国，但简帛的研究已属于世界。综观海外学者的简帛研究，可有如下基本认识。　　　　　　一、积极推进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确立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郭店楚墓竹简1993年出土，目前已全部发表，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整理、出版者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艾兰、韩禄伯等学者的积极促成。竹简发表当月即在美国举行了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海内外学者看到了郭店竹简的重要学术价值。此后，每年都有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得到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美国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一年之内相继推出两部郭店竹简的研究专著，《中国哲学》的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畅销世界并再版重印，这一系列活动已经确立了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海外的郭店楚墓竹简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老子》与《太一生水》的研究。艾兰与魏克彬编著的《郭店老子》已由美国古代中国学会出版，从中可以看到韩禄伯、夏德安（美国）、瓦格纳（德国）、谭朴森与汪涛（英国）、戴卡琳（比利时）等对《老子》简文的细致研究。韩禄伯的郭店《老子》校笺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西方郭店《老子》译注最重要的成果。鲍则岳（美国）新近发表了关于郭店《老子》文献学构成的重要分析。刘笑敢（新加坡）、谷中信一（日本）等对《老子》的成书特征也作了探讨。艾兰所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源于水的形象，与《太一生水》所论相合。她还讨论了《太一生水》与《老子》的关系及其对于解读《老子》的意义。施舟入（荷兰）、贺碧来（法国）对于《太一生水》与道家哲学的关系亦有探讨。第二，郭店儒家文献的研究。艾兰早年专著《世袭与禅让》研究尧、舜传说，使她对《唐虞之道》学派的属性能有独到的认识。杜维明（美国）则强调郭店竹简对于先秦学派横向研究的意义，并积极关注其与子思、子游学派的关系。池田知久（日本）对《五行》所见不同学派的影响也有广泛研究。金安平（美国）比照《尚书》对《成之闻之》的缜密分析，罗凤鸣（美国）对郭店儒家典籍所见法学要素的探讨，叶山（加拿大）对于郭店楚墓竹简与子思学派关系的怀疑，顾史考（美国）对于儒家诸简分篇的意见，王安国（美国）对《缁衣》的研究，等等，都值得学界关注。第三，简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鲍则岳与罗浩（美国）对于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有详细的讨论，谭朴森以郭店《老子》为例，设计了一套简帛材料文献学校勘的形式分析方法，皆于国内简帛学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王堆汉墓简帛研究得以充分展开，成为海外简帛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几十年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出土简帛的热情，当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美国白兰汀公司聘请韩禄伯主编《古代中国经典》丛书，将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的简帛经典译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马王堆帛书材料包括《老子》、黄帝书和《周易》等，均被收入丛书。韩禄伯在美、英、法、德、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多种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帛书《老子》的研究论文十余篇，他译注的帛书《老子》，自1989至1993年间在美国、欧洲连出7种版本。刘殿爵译注的帛书《老子》显示出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论《老子》有可与晚后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看之处，不容忽视。鲍则岳对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及其与想尔注本、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的比较分析，厚积薄发，亦多卓见。池田知久、岛邦男（日本）等也多帛书《老子》研究成果。　　帛书黄帝书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附抄的一组经典，通常被认为具有黄老思想倾向。叶山的《古佚书五种：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则认为它们是阴阳家的作品，可与杜维明、皮瑞姆、卡润·特讷（美国）的学说相对比。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研究与今枝二郎、内山俊彦等家之说，都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书的研究，以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最为重要。　　帛书《周易》已由夏含夷（美国）译成英文、多米妮·赫泽（德国）译成德文。后者的工作更为细致，并出版有研究专著。池田知久重点研究了帛书《周易》的《要》篇，近藤浩之（日本）则完成了全面扎实的资料工作，并在帛书《易传》“龙”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此外，日本学者并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春秋事语》作有研究，如工藤元男、吉本道雅等。布兰夫·乌米科（美国）也完成了《战国纵横家书》的博士论文。　　日本学者赤堀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村上嘉宝、大西克也的《五十二病方》研究，山田庆儿对医术与咒术的探讨，坂出祥伸对导引术的考证，等等，都是海外马王堆医书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这方面研究甚少，除夏德安《五十二病方》的著名论著之外，只有若干翻译与讨论房中术的作品。　　马克（法国）关于帛书《刑德》的研究已是有口皆碑。他与夏德安、汪涛等对新近公布的马王堆帛书《式法》也有讨论。薮内清（日本）对《五星占》，安居香山（日本）及鲁惟一（英国）对《天文气象杂占》的研究，皆属海外马王堆术数类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就马王堆、郭店以外的材料而言，曾译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安哲乐（美国），并与小亨利·罗斯曼（美国）结合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译注的《论语》，内容精益求精，是当代西方中国简帛研究的优秀代表之作。此外，葛瑞汉（英国）对银雀山汉简、傅敏怡（德国）对不同墓葬所出简帛的关系、马克与夏德安对睡虎地秦简与九店楚简日书、叶翰（德国）对尹湾汉简《神乌赋》、韩禄伯及柯鹤立（美国）对王家台秦简《归藏》、大庭脩（日本）对西北汉简与法制史的研究，等等，内容遍及古代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中国简帛学已日益成为国际汉学的显学。当然，海外简帛研究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待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出处：光明日报20001013

有时间朋友们来我的”考古吧”吧看看啊！如题！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之二）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之二） -------------------------------------------------------------------------------- 作者：朱凤瀚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2-18 23:52:43发布)　　阅读952次利用甲骨文对商王国国家结构形式所作的研究形成以下4种看法：　　其一，认为商王国像西周一样已有封建诸侯的制度。1944年胡厚宣发表《殷代封建制度考》[80]，提出殷代封建说。上引张秉权1979年的论文与1983年发表的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文[81]亦均有此说。从甲骨卜辞中可知，商人确有册命下属为侯的制度[82]，卜辞中所见部分侯、伯等确也对商王室担负有一定义务。但是他们的土地、民人是本身固有的还是确曾像西周那样，因封建制度而得，卜辞资料似不足为证。对于商有封建制，陈梦家等学者均曾持否定态度[83]。　　其二，认为商王曾与其它方国结成“方国联盟”。1957年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84]即首先提出，商代诸方有类似古代墨西哥阿兹忒克军事联盟的关系，商王为联盟首脑。1981年林沄发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85]，通过考证甲骨卜辞中“比”字的字形、字义，认为“王比某方”即是王与其它方国结成军事联盟。卜辞中的侯是联盟中方国首领的称号。此说近年来被相当一部分商史研究者采用。唯卜辞资料能体现的只是商王为了某次征伐之事会同其它方国（或侯、伯）共同行动，其间是否有较长时期的联盟关系，尚需证实。　　其三，认为商代存在“多王”，这些王既有子姓贵族也有异姓封国君长，故商朝国家与后来中央集团国家相比是比较松散的。此说首见于1985年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一文[86]。1990年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与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其相互关系》[87]二文也有类似的见解。　　其四，认为商王国的核心是商王室与重要子姓宗族，商王通过宗法关系控制子姓宗族，同时也保证了对整个商王国内其他异姓宗族及被征服的处于附属地位的部族的统治[88]。　　以上对商王国结构形式的探讨，由于强调的方面、研究角度的不同，故归纳出来的模式亦有所不同。诸家立论主要依据甲骨卜辞，所以更全面地整理有关的卜辞资料，正确理解其内涵，尽可能避免由于资料不充足或视角单一所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亦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　　3.等级身份与奴隶制　　1952年郭沫若写成《奴隶制时代》一文[89]，第二节是“殷代是奴隶制”，其根据除了认为殷墟发掘大墓中大批的殉人是奴隶外，另一重要根据即是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从事农耕的“众”（“众人”）是奴隶。对郭氏这一看法，50年代中叶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如认为“众”是“自由民”，是“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90]，但未引起重视。直到70年代末，多数教科书与论著仍从此说，有的还发挥了郭氏的看法，如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91]。1973年张政烺曾发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92]，虽亦在奴隶社会前提下论及众人身份，但强调“众”生活在百家为族的农业共同体中，为殷王担负师、田、行、役等徭役，因此区别于以往将“众”视为类似希腊、罗马奴隶制中的那种奴隶形态，对于促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相继对殷墟卜辞中“众”的身份作了新的探讨，其共同见解是“众”（“众”与“众人”为一）非奴隶。1981年笔者发表论文主张“众”是生活于族组织中的商人族众，属平民阶级，有着某种独立的族的经济，能参加一定宗教活动，是商王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以服劳役的形式受商王与贵族的剥削；并将殷墟西区族墓地中的小型墓葬中的墓主人与众相联系[93]。1983年杨宝成、杨锡璋两位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学者亦撰文指出，殷墟小型墓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于聚族而居的平民，身份与甲骨卜辞中的众相吻合[94]。尤其需要提到的是裘锡圭1982年的论文[95]，文中认为，从卜辞看，广义的“众”意思就是众多的人，大概可以用来指除奴隶等贱民以外各个阶层的人；而狭义的“众”应是为商王服农业劳役的主要力量，他们无疑也是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一种人，应该就是相当于周代国人下层的平民。这种看法是相当全面、稳妥的。对以上见解有的学者不以为然，仍坚持“众”是奴隶说，认为以上文章在对卜辞的分析与对文献史料的解释上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且缺乏理论的阐明，并认为众人是保存有族氏组织的奴隶，而在中国被征服的族保存族组织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类型的一个重要课题[96]。

Carbon dating 碳测时法-准确吗? 碳测时法：方法碳测时法是一具争议性的测时法．方法是基於幅射性碳同位素之衰退速率．碳－14是在上大气层通过宇宙射线的中子作用於氮－14而形成．碳－14迅速被氧化，通过（植物）光合作用而进入地球的有机体系和（动物）食物链．碳－14亦因大气交流以碳酸盐的形态溶於水中而流入海洋．动物和植物用碳於有机体之功能和食物链，在它们有生之年吸收碳－14入其体内．假定地球上碳的存在是与大气中之碳－14相平衡．这意味著随著时间的过去，碳－14原子数目和非辐射性碳原子数目应维持不变．自从动物或植物一死，就会停止吸收碳．因此就不会有幅射性碳的补充，而只有因衰退而减少．在1949年，一队由Willard Libby领导的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衰退是有一固定速度的．他们发现遗留在在死亡的动植物标本内的碳－14，经5,568年之後，一半就会因衰退而消失．馀此类推．因此碳－14由Libby和他的队员测得的“半衰期”是5,568年．经过十个半衰期，在标本中的辐射性碳已所馀无几．即是说用碳测时法到50,000至60,000年之间就应到达极限．碳测时法之争论碳测时法具争议性是因它分享幅射测时法的一些固有基础假定．在我们的外大气层氮－14被宇宙射线轰击而改变成辐射性碳－14，必须与我们的大气层取得均衡．生产的速度与衰退速度应该相等．Libby的研究，按数学的法则，碳－14由浓度零的水平提升至平衡状态需时约30,000年．最近的研究显示碳－14在我们的大气层中尚未达至平衡，因此显示我们的大气层尚未有30,000年．碳测时法：树木年代学之应用碳测时法之鼓吹者已转向於用树木年代学（树木年轮测时法）来帮助缓解“平衡”问题之困扰．他们声称树木年代学可让他们测出过去大气层碳－14浓度水平，方法是在三个年轮中计算碳－14和碳－12之比例．问题是没有一棵树显示超过4,500岁．南加州那棵称为玛土撒拉树是世界上最老的一棵树也只不过是大约4,500岁．碳测时法之鼓吹者从死树中取三个年轮想能与玛土撒拉树之三个年轮重叠，用数学方法来推断超过4,500年之树龄．他们确定一棵死树的年龄是否与玛土撒拉树的年龄有重叠是依据年轮的图案．他们比较两者之图案和辐射性碳与非辐射性碳之比率等，并假定死树活得更早．在此这方法就似乎有不合乎逻辑之处．问题并非那麼简单，树的年轮不会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是活的树也会出现不相同的图案．原因是土壤营养的差异，方向影响阳光多与少，火灾历史，离水源之远近等．专家对碳测时法的想法如何？碳测时法可由T. Save-Sodebergh 和I.U. Olsson (分别属於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埃及古物学学院和物理学院)在他们的出版物＜辐射性碳在碳-14测时法与埃及年表＞综述如下“如果碳－14测时法有助於支持我们的理论，我们会将它放在文章的显著位置．如果它没有完全与我们的理论牴触，我们仍会把它放在文章的注脚里．如果它已完全‘过时’，我们会把它抛入垃圾箱．”这就阐明一个事实就是被接纳由碳测时法所定的年代不一定是确实的年代—这年代只不过是选定的年代而已．“你不必觉得惊讶，足足一半由碳测时法所测出的年代不被接纳．奇怪的却是剩下的一半被接纳了．”（Robert E. Lee所著"辐射性碳，年代的错误“刊登於加拿大人类学杂志，1991年ll月3日第 19册第 9,29页）．

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生活中我们见面总不免要问对方：“你有多大？”同样考古学家新挖到一个遗址也需要问：“你有多大？”但不是每个遗址都留有文字来告诉考古学家问题的答案，学者们往往要借助一种来自自然科学的技术，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碳十四测年技术。（一）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公元１９３６年，一个名叫卡门的科学家发现并分离出一种分子，它是碳的一种同位素，分子量是十四，因此被称为碳十四。三年后，科学家柯夫经过研究，指出宇宙射线和大气作用后，射线中子的最终产物是碳十四，并计算出了其在大自然中的产生率。这些成果引起了年青科学家利比的高度重视。利比是个爱好广泛的人，他一方面是研究放射现象的自然科学家，另一方面又喜欢诸如考古、历史之类的社会科学。利比敏锐的感觉到，这也许是解决考古学年代测定的一个突破口。但他还没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利比奉招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利比出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有了自己的时间，他开始将心中的理想付诸实施。起初他对自己的研究秘而不宣，想给考古界带来个惊喜，但由于没有经费，他不得不于1946年圣诞节将自己的研究目的透露出来。消息传到考古界，立即引起维金基金会的重视，为利比提供了科研资金。在这笔资金的支持和众多考古学家的鼓励下，１９４９年利比终于成功的创建了碳十四测年的常规方法。为了检验测年方法的准确性，专家们进行了严密的盲测实验。他们找来许多已知年代的含碳标本，放在只有标号的盒子里，让利比进行测年，然后把结果与实际年代进行比对，所有的结果都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经过重重考验，碳十四常规测年法被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所接受，成为确定旧石器晚期以来人类历史年代的有力工具。许多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迎刃而解。我们知道，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要的结合点就在于确定遗址的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技术则为这个结合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革命性的技术。尽管碳十四测年常规技术为考古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它诞生之日起，这项技术的不足之处也令考古学家感到不便。其一是它需要的标本量比较大，并不是所有的遗址都能提供这么多的标本，当然也不能用它来对某些需要测年的文物来进行测年。再就是它的精度还是不够，年代越远的标本其误差也就越大，有时竟达到几百年。这对于研究年代学的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于是又出现了木轮年代校正曲线，经过科学家多年的努力，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将误差缩小到几年甚至一两年！随着核物理学的发展，一种新的测定碳十四的方法面世了，这就是用加速仪质谱学进行碳十四的分析。英文缩写为ＡＭＳ。AMS具备了常规法的一切优点，同时又有许多优势。主要就是我在上文中讲到的，常规测年法精度不够，而ＡＭＳ的灵敏度与精度比常规法要好得多.但更吸引专家的是,AMS所需的标本量极少,只需几毫克,几乎可以实现无损伤检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都灵裹尸布案".

断代工程简介一、西周年代学研究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11世12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是建立西周年代学的可靠的基准点，所以“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孝王—懿王—夷王—厉王—共和元年。　　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工程”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则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发现西周早期城址及西周墓葬200余座，其中M1193等墓出土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琉璃河遗址M1193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其中出土有两件铭文相同的青铜器克、克，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王曰：‘大保，……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铭文中“大保”指召公。《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燕国之封，见于《史记·燕世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克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M1193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　　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1层和第3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1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因此，“成周”卜甲的出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过成王时期。H108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址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特征的分析，H108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可与M1193的测年对照。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0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80年代以来，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晋侯墓地。“工程”对晋侯墓地的部分墓葬做了AMS测年，并对测年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做了对应研究。二、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另据《孟子·公孙丑下》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上推，西周始年应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五) 五、续接西周王年　　在中国，如果追根溯源，作为对古代器物进行考证和研究的考古学其实早就存在。中国人对古玩的爱好和收藏由来已久，由于所见早期遗物多为青铜和玉、石等材料制成，在过去专门形成了一门学问，称之为金石学。从公元1000年的中国宋代开始，陆续有《博古图》、《金石录》、《考古图》等研究早期金石器物的专著出现。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其种类繁多，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有许多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活动。特别在西周时期，人们在制作青铜器物时，常常在上面留下铭文，或铸就或凿刻。铭文内容有记叙祭典训诰、君王事迹、田猎征伐、盟誓契约等等。这些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宗法礼仪的青铜器铭文是弥补史书缺佚，映证古史传说的重要的材料。　　周武王所建都邑设在“镐”，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的沣水河畔。周镐京，从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来看，位于中国的西部，所以史称“西周”。从周武王克商，到周平王将都城向东迁往洛邑，西周经历十一世，共有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二个周王。从厉王以上开始，史书中无王年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西周年代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给出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基准点，向前推算到周武王克商之年，将西周各王的在位之年排列出来，构成一个西周王朝的完整的年代框架。　　铭刻在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在中国，研究青铜器铭文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现存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简繁不一，内容庞杂。[采访李学勤先生：　　就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程来说，青铜器上的铭文，特别是西周时期的铭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青铜器很多都是有铭文的。青铜器铭文在商代前期已经萌芽，商代后期已逐步兴盛起来，到了西周时期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西周时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目前所见最长的达到497个字，将近500字。这样长篇的铭文就和当时传阅的文献，比如说〈〈尚书〉〉中的一篇差不多一样，价值也可以说相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青铜器铭文为我们确定西周王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是，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西周王世和年代的完整记载。　　在古代中国，沿袭着一种礼仪，不得直接称呼当朝国王的名字，称之为“避讳”。这种情形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似乎也有所体现。在这成千篇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很难见到当朝国王的名字；在所有有字青铜器中，同时记有王年、月、干支、月相等时间词语的青铜器只有六十多件；对表示时间月相词语的语义后人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用金文来研究年代，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采访刘雨：　　古代的埃及在石头上曾有天狼星和太阳同升的记载；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泥板上曾经有过日食和金星的记载。而我们中国的金文里面天下体现出来的这些对于月亮形象的记载是很珍贵的天文资料。通过这些天文资料，我们在青铜器的年代研究和整个年代研究上界定了一个金文的王年，就是说金文可以把某一个王的时代定出一个最低的限度来。]　　利用青铜器年代排序和铭文内容研究得出的西周年表称为“金文历谱”。　　1998年中国研究西周历史和金文历谱的专家多次云集北京，交流探讨青铜器铭文中关于月相等纪时词语的含义，推知西周历法的基本要点。通过对青铜器的外型比较、纹饰分析、铭文字体的演变、出土地层所代表的历史年代排序，再根据考古学中类型学的原则，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对同时记有王年、月、月相、干支等记叙时间词语的六十多件青铜器进行排队。[采访青铜器专家刘雨：　　这些年、月、日、月相俱全的这几十件青铜器，我们把它放到天文历谱里去，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金文的历谱。这个金文历谱对检验我们安排的西周王年年事有了一个检查的作用。只有我们历谱的安排符合了金文的要求，或者说绝大部分符合金文历谱的要求，那么我们这个王年安排才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为大家知道金文是当时一些时间概念的直接记录、第一手材料。如果这个材料和我们现在人为安排出来的年代发生矛盾，那么我们是要趋靠于金文的王年来作为校正的根据的。]

考古专家证实4000年前人类用大熊猫殉葬考古专家证实4000年前人类用大熊猫殉葬考古发现:河北太行山北部山区发现史前村落遗址贵州威宁考古有重要收获发现多种古文化遗存驻伊拉克美军蹂躏巴比伦遗址震惊考古界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武仙竹日前首次向外界披露：2001年湖北省考古人员在三峡地区秭归县官庄坪遗址发现的77号墓，经证实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以大熊猫作为殉葬品的墓葬。　　武仙竹告诉记者，发掘77号墓葬时，考古人员将殉葬品中的一块动物骨骼误认为是猪的下颌骨。2003年几位考古专家和研究人员一同鉴定出土骨骼时，对这块骨骼提出质疑。经过一年多研究，今年春节前夕，终于确定这一殉葬品为大熊猫骨骼，而77号墓也成为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以大熊猫为殉葬品的墓葬。　　武仙竹说，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年前)，人类就开始以猪、狗等家畜作为殉葬品。77号墓年代约在距今4000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当时人类用大熊猫殉葬，说明大熊猫与人类之间接触较多。据悉，在湖北官庄坪遗址、长阳沙嘴遗址等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大熊猫骨骼。武仙竹告诉记者，在人类活动的古文化遗址中出现大熊猫骨骼，说明当时大熊猫可能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是人类狩猎的对象。而将大熊猫作为墓葬中的殉葬品，意义则完全不同，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只有跟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才用来殉葬。(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考论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考论刘固盛南宋道教学者范应元所作《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一书，《正统道藏》及《续道藏》均未收录，今见于《续古逸丛书》之十七，被推崇为“道家秘笈”。近来笔者在研究宋元老学以及参加整理《中华道藏》的过程中，发现范注不仅文献价值颇高，而且其思想内容也很有特点。关于此书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尚罕有人涉及，故本文拟作简要论述。一、作者略考范应元的生平事迹不见史籍记载，据此集注卷前所署“前玉隆万寿宫掌教，南岳寿宁观长讲果山范应元集注直解”，及卷后所署“湛然堂无隐斋谷神子范应元”，除能确定其道士身份外，仍难知具体情况。不过，该书卷末沈乙〓之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其跋云：“此本《道藏》不收，焦氏《老子翼》采摭亦不及，真道家佚典矣。范应元无可考，褚伯秀《南华义海纂微》所录诸家有范无隐者，或即此人。”查褚氏《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后序云：“淳丙午岁，幸遇西蜀无隐范先生游京，获侍讲席，几二载。”又云：“师讳应元，字善甫，蜀之顺庆人。学通内外，识究天人，静重端方，动必中礼。”可知范应元确为褚伯秀之师，且学识渊博，修道有方，淳丙午(1246)、戊申(1248)之际，尚在人间。褚氏后序作于咸淳庚午(1270)，此时业已称“讳”，则知范应元已于庚午之前去世，范注乃成于庚午之前，也是毫无疑问的了。从褚氏的后序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范应元不仅深研《老子》，而且精于庄学，曾于淳丙午年间为弟子专门讲授《庄子》，弟子们都凝神以听，“于是众心豁然，如发重覆而睹天日也”。褚氏遂发出感叹：“窃惟圣贤垂训，启迪后人，义海宏深，酌随人量。笺注之学，见有等差，须遇师匠心传，庶免多歧之惑，否则死在惠施句里，无由达《南华》向上一关，虽多方五车，不过一辩士耳。古语云：务学不如务求师。至哉!”看来，褚氏作《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书，受到了范应元的许多启发，褚氏对其师也极其尊敬和感激，如其后序所云，“师恩昊天罔极”。褚氏最后说：“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复赘述。聊志师徒庆会之因于卷末，俾后来学者知道源所自云。”由此可知，范应元当时的名气和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二、《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的文献价值范应元为《老子》作集注，特别强调是以古本为依据的，他说：“有变化不可得而测者，在去古愈远，尤虑失真。所以余解此经，一从古本。盖书坊刊行者其稍异处，皆后人臆说，不得老氏之意矣。”①又说：“若夫先觉之士固忘筌蹄，而后进之英尚资梯级，是书也不无少补。然惧〖亻替〗率，弗敢张露。偶因道友来求，难以〓付，复念老矣，将形槁于一丘，惟恐此经浸失古本，遂命工镂板，藏诸名山，以俟来哲。”②可见，范应元对这个古本是相当珍视的，所以直到年老时，他害怕此古本有失传的危险，才愿意公之于世。既然此本在南宋时就号称古本，那它形成的时间便应该早出南宋很远，完全有可能是汉魏六朝旧本或更早的本子，所谓近古必存真，该本必然较多地保存了《老子》原来的面貌。范应元之集注一切以古本为权衡，同时又广泛征引当时能见到的各种版本，互为参证，辨析同异，但绝不改动古本。这样，我们今天不仅得以见到此古本原貌，而且可以知道南宋时期《老子》版本的流行情况。除古本外，范氏先后共引用了韩非、严遵、刘安、扬雄、司马谈、司马迁、河上公、王弼、杨孚、孙登、马诞、王〖讠利〗、郭云、阮籍、阮咸、董遇、陈韶、李奇、梁王尚、张嗣、梁帝简文、应吉父、张玄静、张君相、朱桃椎、开元御注、傅奕、李若愚、陈碧虚、苏辙、司马光共三十一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杨孚、马诞、王〖讠利〗、郭云、阮咸、陈韶、应吉父、李奇、朱桃椎等为书志所未著录，其他《老子》集注亦未提及，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在注解方面，范氏在引用了韩非、河上公、王弼、韩康伯、郭璞、张冲应、陆德明、傅奕、成玄英、苏辙、司马光、程颐、王〖雨方〗、朱熹等十四家注文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解释，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借此研讨范应元的老学思想，而且可以窥见南宋解《老》之时代风气。

老子其人初探老子其人初探 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窖藏，给予了“老子研究”一个新的机遇，它揭示出一个长期困绕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老子其人的重大秘密。从出土的盘鼎的铭文记实之中可知，窖藏的主人是单逨，此单逨即老逨，也就是我们历史中的老子。他将澄清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老子列传》中的大部分依据，以及战国期间人们误老子为“老耽”的由来的原因。是否如是，本人就此作下列初探，以就教识者诸君。 1. 虽然西周时，莱与逨两字已经分明，但在混乱的春秋时期流传，也可将逨讹变为莱。所以，老逨，可为老莱子，从而成为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老子列传》的来源之一； 2. 逨是名字，逨姓单。很显然长期讹变口头传承之中就会变易为“老单”，见诸于文字则讹变为“老聃”或“老耽”，从而成为春秋以后战国期间所谓“大耳”“老耽”的重要来源； 3. 逨的最后的官职为“历人”，繁体“历”字的“厂”字头坏损残缺，可讹为似“楚”的“楚”字，于是这必成其为“老莱子亦楚人”的司马迁所掌握的证据之一； 4. “圣人”二字出现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的《逨鼎》铭文之中，“圣人”的文意，也仅只是周宣王肯定了单逨的前辈先人有功于周王室。这样的肯定是继《师望鼎》之后，历史上所能见到的第二例，与《师望鼎》中的“圣人之后”是同一个意思，也与《诗经·雅·大雅·荡之什·桑柔》中的“唯此圣人”具有“较好”的意思一致。于是这至少有下列三个作用：其一，《老子》通篇中的“圣人”都是必须受教育的对象，并要求圣人必须严格自警、高度自律、终身力争，才有作为“圣人”的可能，这与《逨鼎》、《师望鼎》以及《诗经》中对“圣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其二，由于老子文中所用“圣人”的次数最多，人们的讹传，流变，就可讹为老逨是圣人。致使春秋时及以后，尊老子为可望不可及的圣人；并且，视《老子》的话为“圣人言”了；其三，从管仲和孔子的言行中，可以看见他们是把老子当成圣人的。特别是孔子，他所推崇的是六君子（尧、舜、禹、汤、文王、周公），而不是圣人，他言说的“圣人”明显指的是老子，并且，从此以后，“圣人”就远离《老子》文中的意思，与现时大家的认识合一了； 5.“历人”的官职是纪检、甄别审查高级官员的，所以《老子》对“智者”、“众人”的鞭挞是无情的，“众人”只在《老子》文中出现过５次，是明显的有权、有势、有为、有以、有余且欲向上爬之徒。所以这也是老逨的社会总结之语言，当然是《老子》之所以为老子且不愧为老子之千古影响最大的重要原因之一；６.老逨打了一辈子仗，且是行伍世家，所以他才写得出３０章、３１章、８０章等篇的独特而绝唱的好文章；（请参见拙著《＜老子＞八十章辨、析、读、浅探》。） 7.《毛公鼎》的铭文是周宣王时代的，那上面有：“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这与《老子》六十五章中的“以智治国，国之贼”是一致的，这正是西周末时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而证实，“绝礼弃智”是当时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请参见拙著《＜老子十九章＞的考、辨、析、读》。） 8.宣王时代的认识，如中饱私囊，“乃侮鳏寡”同样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逨鼎》也重视这一问题，并且加深为不得放纵。这反映出的是西周“得纯”的又一重大问题，《老子》的三十八章及其有关“德”篇，正是论述这一问题的。可惜的是，自从管仲、孔子之后学的理论建立以后，基本上否定了当时有关“德”论的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本人即将在读《老子》三十八章中论及此问题； 9.西周之后春秋末期，有人写过《单世春秋》或为《老逨纪年》，记述老逨的生平，涉及到：老逨一百六十余岁时管仲开始辅佐齐桓公，老逨二百余岁时管仲卒，从而讹变为老子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的长寿之人。太史公司马迁看到这残存的史料，当然不会放过。另外《单氏春秋》还记载了老逨死后二百十九年孔子出世的消息，但由于司马迁把离老子四百年后的太史儋误为老子，以为“二百十九年”是笔误，故妄改为“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云云，就不管其真实年代的是否属实了； 10. 逨父名龚，而当时有个叫颂的也是龚的儿子，乃是当时的史官，且资深，对我们古代文字的进展有其自身独特的贡献，“籀文”形成及发展中与颂有很大的关系（见王长丰著《商西周金文书法》—安徽教育出版社）。显然逨与颂是弟兄，逨有这样一个得力后盾，饱览史料就不在话下，故而作《老子》则就有其必然性，这是其一。其二，逨父名龚，曾是当时掌握周王朝军政大权的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也随其父在召公府出入，故有机遇伴读宣王（静），且比宣王大七岁，亲眼看见国人围召公府，欲杀静，而被召公之幼子所替代的惨景。后来宣王即位，逨又是召公（又一代）手下的武官，在伴随周宣王四十多年的长期经历之中，南征北战，东讨西伐，戎马一生。先被封为“吴林”（虞林，管林业的官员），后宣王四十三年被封为“历人”（对朝中大臣的监察甄别），正是“历人”使他有了重新思考的机会，并且已经年近七十，（这是宝贵的人生财富）。鉴于此，周宣王更加器重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少年伙伴，人生的师友，四十六年宣王临危时，授予了老逨特殊使命—重新修定老祖宗古公亶父的《德》经。于是，这就是我们在历史上唯一能找到的真实老子！他生于公元前854年，公元前776年著成《老子》，公元前770年而卒，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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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画报：秦始皇陵勘测技术完全手册中国科技画报：秦始皇陵勘测技术完全手册　　技术资料提供：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　　中国地质调查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勘测队　　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勘探是一种采用简单工具完全由人工操作的方法，加之，陵区面积目前已知约为60平方千米，致使传统的勘探工作——洛阳铲，虽然实用，但效率不高。并且，这种工具容易受环境的局限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尤其是秦始皇陵园地区，两千多年来由于频繁发生山洪暴发的现象，在陵园内的地面上堆积着大量的沙石；陵墓封土所用的土壤来自骊山脚下，含有大量的石块；陵园内外分布着许多的现代村庄、建筑，上述现象对考古勘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勘探的进度，甚至有些区域无法进行勘探。　　2002年初，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先后几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在听取吸纳专家意见后，在2002年11月将《考古遥感和地球物理综合探测技术》课题列入“863”计划。课题的总目标是“以秦始皇陵区为对象，利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探测技术进行无损勘察，探测皇陵和皇陵区文物分布，提供判定皇陵地宫存在与否的科学依据”，总结形成一套现代考古方法技术。一年后，2003年11月底，专家们在史料记载和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采取遥感和地球物理综合勘探技术，采用现代考古技术方法，结合传统考古方法，全面了摸清陵区地下、地上文物的总体布局和内涵。　　技术群之一遥感考古探测　　2002年9月至2003年6月，“遥感考古”子课题以秦始皇陵外城垣以内2.13平方千米为研究对象，利用先进的遥感探测技术和区内以往的遥感图像资料，结合多数据融合方法，完成了秦始皇陵区和陵园研究区的高光谱遥感考古信息、陵园航空全色、航空彩红外遥感信息的考古处理研究，深入分析提取研究区内各类浅层文物遗存异常信息。此子课题项目组组长、副组长分别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谭克龙高级工程师、万余庆高级工程师。　　为完成这个子课题，共有7家单位联合攻关：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考古队、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西安中飞通用航空公司、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遥感工程技术中心等。研究人员共28名。　　重中之重的高光谱探测技术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租用一架飞机对秦皇陵地区进行“高光谱飞行探测”，摸清这一地区地下文物分布的基本状况，是此次秦皇陵勘探的重中之重。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安装高光谱仪器，通过它来接收从秦陵及其周围反射回来的各种光的信息并记录，形成影像图，再根据影像特征来识别相关的文物信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周小虎工程师介绍，我国这次将争取把它发展成未来考古的标准技术在全国推广。　　2003年3月19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利用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的技术仪器对陵区60平方千米扫描飞行，地面分辨率3.6米，日航64波段、夜航1波段，共获得7G数据。然后利用信息提取方法，包括常规图像处理方法和高光谱专项分析方法，对得到的数据进行考古解析。　　这一天的航测数据为这次遥感考古打下较好的数据基础。目标区内一般规模较大的文物遗存在高光谱图像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对部分影像特征不明显，规模较小的遗存，通过简单的处理方法也可以识别。但是也有少量文物遗迹的信息很微弱，虽然使用各类方法处理，效果仍然不佳，原因是本次高光谱图像象元分辨率较低，出现混合象元使遗存信息弱化。　　全色遥感的老照片发挥新功能　　对全色摄影图像的立体观测和解析测图是揭示古文物遗存空间信息的有效手段。但是，我国1957年(大跃进)和70年代(农业学大寨)对陵区文物遗迹损毁最为严重。大规模的平整土地，铲平了绝大多数坟墓和各类古建筑遗址，尤其在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的年代和地区，对平整土地时出土的文物往往缺乏系统保护、记载和清理，甚至存在无视出土文物，随意破坏的现象。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航空遥感考古的难度，降低了常规遥感考古工作的精度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全色摄影图像对考古效果显著，尤其是对具有微地形、微地貌特征的文物遗存有独特的优势。

哪些古币值得收藏哪些古币值得收藏古钱币在市场上价格相差很大，有些虽然年代久远，如秦半两、汉五铢等，但因出土数量多，所以价格低廉。那么，哪些古钱币值得收藏呢？　　刀币、布币。我国钱币有近5000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春秋战国的刀、布等，秦代的外圆内方钱，唐代的通宝，宋代的年号钱，清末的“宣统通宝”。齐燕赵等国的刀币、韩魏秦等国的布币等年代久远，价格贵。　　短命政权钱币。短命王朝或农民起义时的铸币，流通时间短，发行量少，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靖康通宝”、“靖康元宝”是宋钦宗时期铸造的，他在位16个月就被掳往北国，“靖康”钱铸量很少，“靖康通宝”更为罕见，已属国家一级文物。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铸有“永昌通宝”，此钱币铸量少，且流通使用时间极短，存世稀少，因而很珍贵，被钱币收藏爱好者视为珍品。　　存世数量少的钱币。唐代叛将史思明占领洛阳后铸有“得壹元宝”，后发现“得壹”两字不吉利，改为“顺天”，铸“顺天通宝”，这两种钱币传世很少，“得壹元宝”尤其罕见。　　文化价值高的钱币。汉代王莽新朝时的“货泉”、“布泉”等钱币，用的是垂针篆。北宋仁宗时所铸的九叠篆书体“泉体通宝”，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字，为收藏珍品。

田野考古田野考古field archaeology 考古学中获取实物资料以供研究的工作阶段。包括考古调查、考古发掘与室内整理。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考古调查主要是为选择发掘对象及选定地点，并确定发掘的方法而进行的调查研究。一般通过事先查阅文献资料，利用地图、地名学成果及航空或卫星照片等遥感材料，取得遗迹、遗物的线索。在实地踏查中则通过观察地形及地面现象，利用各种自然断面寻找遗迹和遗物，并借用探锤、使用磁力探察等科学技术了解地下情况。考古发掘是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掘。依据地层学原理，依照遗址中文化层的层次作井然有序的发掘，以正确判断遗存间的相对早晚关系（见考古年代学）。对于墓葬，则注意清理葬具、尸骨和随葬品。遗址的发掘通常采用开掘探沟或探方的方法，发掘中用照相、测绘、文字记录等各种方法记录文化层堆积情况和遗迹、遗物状况，并收集、登记出土物。发掘的原则是要能够根据记录和出土物恢复遗址和墓葬的原貌。对重要遗址有时还制作模型，或建立遗址博物馆保存现场。室内整理是对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系统分类，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制定各种遗物的相互关系及相对年代，分析各类遗物的用途和制作技术，并进行其他方面的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田野考古报告。田野考古是考古学形成的关键，20世纪田野考古向水域延伸，又形成新的分支水下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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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宫殿——理查德·艾尔曼—第九部：共同的面孔第21章　“巧合”与“偶然” 　　“偶然”和“巧合”也许是英语中经常使用、但却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两个词。特别是当那些以科学家自封的学者们在遭遇出乎其预料或对某一未知事物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时，这类词汇便成为他们毫不犹豫的首选。当我们将南、北美洲的东海岸线和欧、非两洲的西海岸线拼合在一起时，它们简直可谓天衣无缝，但长期以来学者们不愿提出大胆的、有创意的猜想和假说，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它们当然不是巧合：在几百万年前，这两块陆地曾经是紧密相连的一体。居住在大西洋两岸的古代民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统治者埋葬在阶梯形金字塔中，是否也是一种巧合呢？在索尔·海耶达乘着“日神号”从埃及航向加勒比海之前，专家学者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类词汇。　　弗雷德，霍伊尔在其大作《天文学的前沿》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偶然”是一个极易被滥用的概念”。当我们面对事实时，我们应该具有设法加以解释的勇气而非对其熟视无睹。“偶然”和“巧合”显然是不加思考地避开难题的最佳借口。事实上，人们不断地说：“它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对谁也解释不了的事情强加解释，实在是对时间的浪费。”显然，这种措词对人类的进步而言，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人类相信一切事物都被偶然所主宰，那么，我们今天仍然会同那些猿猴一样跳跃在树枝上；如果将气象、洪水、疫病和日月蚀，全都视作巧合或偶然，那么，人类又何以创造日历、种植谷物、算计四季的迁移，发明药物以及学习钻木取火呢？面对在大金字塔之外的地方，诸如玛雅金字塔、日本金字塔、中国金字塔、欧洲金字塔，以至火星、金星上的金字塔现象，我们的学者们仍然固步自封，甩不开智能上致命的儒怯，一如他们曾经不断地做过的那样用“偶然”和“巧合”之类的词汇证明着他们的冥顽不化。　　■精心策划的骗局　　在世界各地的金字塔中，都发现了神秘的木乃伊。但今天，已经没有人对此感到大惊小怪了，因为科学早巳确证，只要将尸体放进金字塔，一段时间之后，它就“自然木乃伊化”考古学家证明，我们今天在金字塔中发现的木乃伊其实只是金字塔的入侵者。正如埃及人发现吉萨金字塔一样，来到中美洲的人发现了马雅人的金字塔，但发现者们偶然洞晓了金字塔所具备的奇异的保藏能力。人类固有的追求永生的愿望，让他们将马雅人用完贮藏品后抛弃的建筑物，当作了王者的墓地。　　别的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认为，将尸体贮藏在这些巨大的建筑物里，决非出于某种偶然。　　马雅人为何容许将金字塔作为墓葬？是为了蒙蔽世人，让我们无法看清金字塔的真正秘密吗？……在亚特兰提斯或南极洲时，马雅人并不需要此种伪装。但当他们移居到了新的地方后，这种策略就被发现是必要的了，而且，它确实是极为有效的：我们被骗了5000年之久！　　诚然，这个骗局极其可能是有意布置的，但看上去更显得可信的是，当后来者见到此庞大建筑时，就将其当作了为某些伟大的统治者所修建的纪念碑庙，或者将其当作了安葬某些特殊的死者的陵墓。我们可以巨石篱(stonehenge)作为例证：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巨石篱是在督伊德教派的人们到达不列颠之前便已建成，它本来是马雅人用来观测星辰、预算日月蚀和计算四季迁移的一座计算系统——同我们今天的电子计算机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当马雅人迁离此地后，便废弃了它。后来，督伊德人来到了不列颠，他们对这座伟大的建筑物原本的用途自然难以理解，便将其当作了传说中天神的神殿。自此开始，督伊德人即将其死者安葬在巨石篱的四周，并在围墙内进行宗教仪式。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在巨石篱和其四周的墓葬中不断地发掘出督伊德人使用过的各种神器，学者们就理所当然地、错误地相信巨石篱仅只是督伊德人的一座祭神用的庙宇。也许想弄清巨石篱的真正用途，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位天文学家和一台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吧？

众神的宫殿——理查德·艾尔曼—第八部：金字塔的宇宙图景第十九章　天狼星之谜　　我们知道，金字塔都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构思建造的。由于古埃及的天文学没有知名度，这个见解看起来不是有点儿勉强吗？天狼星是少数与金字塔相关的星球之一，不过，恰恰是这种对天狼星的关注倒使人感到相当奇怪。因为，人们要从孟菲斯城观察天狼星时，只有在尼罗河泛滥初始、贴近地平线的茫茫晨曦之中才能见到它。在埃及有一本内容详细的历书——公元前421年的，够让人感到迷茫的！这本历书以天狼星升起(初显为7月19日)为难，并且确定年周期为3．2万多年。我们承认，古代的天文学家不是没有时间观察太阳、月亮和天体，天长地久，最后，他们协商一致，认为所有的天体经过大约365天的运行又在同一个地方就位。可是，从天狼星的数据推导出第一本历书来，这不荒谬吗？彻头彻尾的荒谬！因为，他们与太阳和月亮打交道容易得多了，而且也可以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天狼星历书》看来完全是一种纯粹假定的产物，一种概率计算，因为它确实从来没有能预报过星球的出现：尼罗河泛滥和与之相关的现象，即天狼星在晨曦笼罩的地平线上出现，纯系偶然。尼罗河不是年年泛滥的，况且尼罗河不总是在同一天泛滥的。究竟为什么出现一本《天狼星历书》呢？这方面也再次出现一种古代的文献资料？有没有被古代祭司作为秘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经文资料或者承诺呢？　　■撑天的巨柱　　西班牙诗人桑帝拉纳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戴程德在他们的著作《暗姆莱特的石磨》中，对从古埃及乌纳斯法老墓中的象形文字——金字塔经文——里发现的与岁差运动相关的比喻．使用的是一种专业术语，他们将之称为“哈姆莱特的石磨”的古代科学语言。这一语言同经文其他章节的文字相比，可以说毫无共通之处。　　在古埃及，其语言使用的基本思考工具之一，便是4根擎天校的“宇宙图”(Cosmicdiagram)。这4根擎天柱是用来将因为岁差运动带来的世界性年代的4条线视觉化。天文学家们将此4条线命名为“秋分、春分、夏至、冬至的分至经线”，同时断定其是从天空的北极降下，并将星座分割为4大块。每2160年作为一个周期，太阳都会以这些星座作背景，在春分、秋分的分点，以及夏至、冬至的至点，成为惯性地分别升起在4条线上。　　金字塔经文中，赋予了宇宙支柱图许多变形，且如许多史前神话所内含的大量天文学资讯那样，岁差运动与天空戏剧性崩坏的图像也是完全地相重叠。在金字塔经文中曾暗示，“天空石磨大乱”所指即是，每2160年，星座的十二宫就有一次轮回，并造成一个坏运势环境，肇始天空异变，地球也因之而面临大灾难。　　从这段记述我们便可以对此有所了解：　　　　自己创造。已的太阳神雷——亚檀姆，本为万种及人类的神。后来他开始老化，狗头变银色，肌肉变金色，头发变藏青色，于是人类起来反抗他的统治。　　对于人类的反抗，年老的太阳神亚擅姆(从他，我们可以联想到阿兹特克族中嗜血的第五纪太阳神托纳提乌)开始了他对判乱的惩罚行动。他决定消灭大部分人类。这个任务他交给赛克梅特(Sekhmet)来执行。赛克梅特的特征是有—个满身沾血的恐怖狮头，他有时从身体里喷出火来，并以虐杀人类为其乐事。　　这场大毁灭进行了很久，直到雷的介入，才最终拯救了“残余”的生灵；这些被拯救者，便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太阳神雷是以发动一场大洪水的方式介入的，口中干渴的母狮喝下洪水后便睡着了，等到醒来时，早巳对这种毁灭失去了兴致，于是和平便降临了饱经摧残的世界。　　与此同时，雷决定不再介入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对与人类在一起，我已深感厌烦。大部分的人类都已被我杀光，剩下的几个已引不起我的兴致……” 　　这之后，太阳神雷骑上了将自己变为一条母牛的天空之女神奴特(奴特是为了接下去的岁差运动的比喻存在的)的背上升空而击。　　后来，母牛开始“昏旋、颤抖，因为她离开地面太远了”这里的情节，同冰岛的安姆洛迪神疯狂旋转石磨，使轴棒颤动的传说极其相似。母牛因这不安定的状态而向太阳神抱怨，于是太阳神命令道：“将我的儿子修放在奴特的身下，成为天空的支柱守护我。蜘蛛与黄昏同时退场。修，你将母牛载上你的头，并安定母牛的身体。”当修按照雷的吩咐做完上述事情后，很快地，“上面的天空与下面的地便形成了”。正如古埃及学看华理士·布奇爵士在其古典名著《埃及人的诸神》(The Gods of the Egyptians)中说的那样：“母牛的4只脚，从此成为了天空4个方位上的4根支柱”。

众神的宫殿——理查德·艾尔曼—第五部：石头的天书第十五章　永恒的奇迹　　埃及金字塔是过去的历史中最有象征意义的奇迹。呈几何形状的庞然大物，自古以来默默地耸立在一望无垠的大沙漠上，成为古代奇迹最为典型的代表。从现代化的开罗饭店驱车行驶20分钟，就到了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在它面前叹为观止。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对他的希腊同胞说，他认为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就是伟大的金字塔。　　为了一睹金字塔的雄姿，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来到埃及。凡是最初看到金字塔的人，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奇迹。尽管周围环境很乱，有卖水的小贩、当地导游及赶骆驼人的干扰，但他们丝毫无损于金字塔的雄伟气魄。白天，高大的金字塔挡住了太阳的照射，形成一个巨大的阴面，犹如日落黄昏的景象；夜晚，在月光的映照下，金字塔变成了一个离奇古怪的幻影。　　这座巨大的金字塔虽然被它的设计者建低了31英尺，但仍不傀为埃及境内80座金字塔中最高大的一座。它的顶尖离岩石底座曾达到481．4英尺高，可惜现在它顶部的12层石级已经不复存在了。金字塔底部两端最长曾达756英尺，整整覆盖了13.1英亩的面积。胡夫法老在第四期代开始执政，历史上称这个朝代为“古王国”时期。胡夫的父亲叫斯尼费鲁，他也曾在开罗以南56英里处建造过一座叫密杜姆的金字塔，后来这座金字塔坍塌了。在密杜姆以北30英里处的达歇，斯尼费鲁法老还建筑了另外两座金字塔：本特金字塔和北部的“石头金字塔”。正是这位法老继承了和三朝代的佐塞法老建造金字塔的传统。佐塞法老在开罗以南20英里的萨盖拉建造了“台阶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离“宙王国”的首都孟菲斯城不远。　　佐塞法老的金字塔是在公元前2780年建成的，一个世纪之后，胡夫法老的金字塔也开始建造。这座金字塔建成之后，因其表面覆盖了一层平滑、闪光的石灰岩块而闻名退还。如今，这座最大的金字塔已破烂不堪。在它附近的图拉采石场里，所有的石灰岩块几乎都被后来的一些建筑者取走了。据传这些石块大部分都被用来建造十三世纪古开罗城的城墙或其它建筑物。　　大金字塔上的230万块石块大部分都采自吉萨附近的石灰岩采石场。部分精细雕凿的石块是从尼罗河上游东岸，几英里以外的图拉采石场拉来的。除此之外，埃及人还用了一些花岗岩，尤其是大金塔内室的用料都是花岗岩。埃及人认为花岗岩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坚硬结实。但花岗岩很难开采和雕凿，而且离这最近的阿斯瞪花岗岩采石场，还要向南走500英里的路，因此在修造金字塔时，很少使用花岗岩。　　大金字塔上的每一块石头平均重2.5吨，有些甚至重15吨，最小的也不低于1．5吨。因此大金字塔虽然已成了一堆废墟，但它仍然显得巨大无比。　　大部分关于大金字塔的奇妙推测都与金字塔的建筑细节情况有关。古代的人为何要建造这种样子的金字塔？金字塔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建金字塔是为了什么目的？　　■惊人的方位　　1880年末，现代建筑学之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对大金字塔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指出大金字塔最惊人之处在于其方位上。因为其各个棱线都汲为正确地面向东西南北，各方位的误差也都在5分(1分是1度的六十分之一)以内。这一误差仅相当于肉眼见到的满月的六分之一大小，这是非常精确的观测技术。虽然卡夫拉王和门考拉王的金字塔方位，也正确地面向东西南北，但总不及大金字塔来得正确。　　这一精确度还反映了埃及人的高超的观测技术，更令人惊奇的是埃及人竟然能在大金字塔这么宏伟的古迹上保持这样高的精确度，显然埃及人是有其重要的意图的。　　其水平度的正确度也令人震撼。因为其误差仅1．5英寸(约3．8公分)，即使是现代的建筑也难以与其媲美。　　建筑上最值得人感叹的，大概是外壁石头的精妙组合吧！因为这些石头都很像艺术品般地，紧密地重叠着，其空隙小得甚至无法放人一根头发。

考古专家谈阿房宫考古成果发布后的是是非非考古专家谈阿房宫考古成果发布后的是是非非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考古工作队领队李毓芳说，她连日来“已被国内个别所谓的专家弄得头都疼了”。12月15日下午，在西安西郊浓雾笼罩下的阿房宫前殿遗址考古工地，这位年届60岁的考古专家仍领着她的一拨儿人忙乎着。提起近来阿房宫遗址考古成果发布后引来的是是非非，她说：“我可以肯定并且斩钉截铁地说，阿房宫前殿遗址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痕迹，通过考古，项羽当年烧的是秦咸阳宫的建筑，而不是阿房宫的前殿！”“根据发掘现场的考古资料，没烧的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了。”　　前不久，阿房宫考古工作队就一年来前殿遗址的考古试掘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李毓芳等专家作出“至今没有发现红烧土，项羽放火焚烧阿房宫至今缺乏考古学依据”等初步推断，本报12月6日一版、7日二版对此作了连续报道。之后，有部分专家发表言论对此提出质疑，个别媒体甚至指责本报等媒体“报道不留丝毫余地，文字斩钉截铁，轻率地将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史说翻案，这种极为浮躁的、缺乏理性精神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考古事实明确说明项羽没有烧阿房宫　　“我们在前殿遗址上钻探了2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一平方米打下5个探孔，探眼打到原来台基的夯土地面，就没有发现一点红烧土的痕迹，表明这个前殿遗址就没被项羽烧过！”同李毓芳一起参加过汉长安城、秦兴乐宫(汉时扩建改名为“长乐宫”)等遗迹考古发掘的阿房宫考古队队员、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建峰说，时代比阿房宫晚了200年的汉长安城遗址36平方公里范围内，发掘时遍地都是焦土和黑灰土，有些残存柱洞全变成了木炭；城里的长乐宫发掘发现红烧土堆积非常厚。这是当年西汉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烧的。　　李毓芳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阿房宫前殿遗址里不但没有发现一点红烧土，没有发现一个秦代的瓦当和瓦当的残块，而且也没有发现秦代建筑物倒塌的堆积层，只存在汉代的文化堆积层。我们最近又挖了两个新坑，发现了在汉代台基地面之上的唐代及其以后的保存较好的文化堆积层，说明这个前殿遗址台基上就没有秦代的建筑。”她告诉记者，《史记》中记载的项羽“烧秦宫室，三月不灭”，这里的“秦宫室”应当是指“秦代的建筑宫殿”，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项羽当年烧了“秦宫室”的哪一部分，只有通过考古工作的事实来说明。　　李毓芳告诉记者，他们曾在秦咸阳都城一、二、三号遗址发掘时，发现过大块的红烧土、炭灰和硫渣，通过考古发掘，项羽当年烧的是秦咸阳宫的建筑，而恰恰在阿房宫前殿遗址上，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痕迹，说明项羽就没有烧这里的建筑。　　“农民取土说”不成立　　有人提出“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是不是把项羽烧阿房宫后留下的秦代堆积层给取土拉走了”的观点。对此，李毓芳告诉记者，经调查，农民平整土地是解放后的事，经访问当地76岁的老农，当地农民没有在前殿遗址上动过大土，平整土地是在“上天台遗址”那一带，距前殿遗址的最东边沿还有1公里多远；考古队就此也展开过钻探，只在其中部偏南处发现一个农民取土壕，而其余大面积地面没有多大变化。　　李毓芳说：“我们在前殿遗址上发掘表明，这里有汉代文化堆积层，还有比其更晚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堆积层，这些堆积层都在前殿遗址的顶部存在着，农民取土也只能是先取最上面的土，后取下面的土，不可能把最上面晚代的土层(汉代或唐以后的土层)留着，去穿过这一土层，拉走其下面的早的土层。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考古不能死抱史书　　“考古就是利用留下的与人类相关的遗存，包括动植物留下的遗迹来说明和研究历史，而运用考古资料不断地去修改和完善古文献的记载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更确切地说明历史。你不能死抱着史书上的那一点东西，拿古文献去套原来的那些东西，不顾考古资料去想当然！”李毓芳愤愤地说。　　“凡是到发掘现场参观过的，凡是了解我考古发掘和研究水平的同行，都没有对这次前殿发掘成果提出异议；而对此提出异议的，都是一味信服杜牧的《阿房宫赋》诗的！事实胜于雄辩。那些认为项羽烧了前殿或阿房宫的专家、学者，他们最好能到现场来参观考察一下，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李毓芳说。　　提起是否是为项羽“翻案”？李毓芳说：“前殿考古资料已经摆在这里了：没烧！应当是翻案还是不翻？项羽复仇的烈火已经把秦咸阳宫给烧了，用不上给项羽去翻案。”　　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副局长、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孙福喜博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史记》中的“秦宫室”不是只指阿房宫一处，除秦咸阳宫外，秦始皇在关中地区修建的离宫别馆多达200多处，司马迁这个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　　李毓芳研究员希望借本报郑重纠正一下一些媒体的有误报道：第一、“谁会吃饱了撑的，抛掉红烧土，再堆上1米多高的‘浮土’”这句话报道有误；第二、“诸多专家认为她说‘阿房宫没烧过’太草率了，事情已经传到了国家文物局，要她写报告”有误，她说，国家文物局最近并没有要求她写报告，只是省文物局让西安市考古所把一年来的试掘情况给报一下；第三、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说：“如果宫殿建成，金银财宝会被洗劫，可怎么连一个破碗片都不见呢？”有误，她觉得，这是记者在采访时由于南北方口音的不同将“连一个瓦当和瓦当的片儿都不见呢”误听成了“碗片”所致。（

古埃及文化古埃及文化　人们每每说到古埃及时，除了对她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抱以敬意外，还会被奇特的尼罗河文明深深吸引。金字塔、木乃伊、象形文字和太阳历，这些古埃及的文化结晶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极为珍贵的部分。要在此完整述说整个古埃及文化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们来看看古老神秘的埃及文化的几个关键词，这牵涉到一些传说：木乃伊　曾经火爆一时的好莱坞大片《木乃伊》（The Mummy ，又译为《盗墓迷城》），给无数影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部电影及其续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叛逆的祭司和法老之妻之间发生了恋情，结果引发法老的震怒，法老之妻被制作成木乃伊后埋葬，而祭司则被下了狠毒的诅咒严刑囚禁起来。三千年后，人们在寻宝时不慎释放了已经变成充满怨恨的恶魔的祭司，结果引发了一场人间灾难……而这部意外地达到4亿美元票房的电影实际上只是上世纪70年代同名电影的重拍，当然，精彩的电影特效和连续的情节高潮是它成功的最大原因，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神秘的木乃伊题材对现代人人来说，具有着非凡的吸引力。　简而言之，木乃伊就是通过涂敷香料保存下来的尸体。古代埃及人相信人的生命不会终结，即使在“死”后，生命仍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延续，而尸体就是灵魂栖息的场所。因此，为了保护死者的肉体，古埃及人研制出了一套极为先进的防腐方法。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古埃及人没有留下有关木乃伊制作方法的文字记载，不过后人的研究推论出了一套“木乃伊理论”，这或许能够解释古埃及人的神奇高超的医学秘密。　根据希罗多德和狄奥多勒斯的说法，木乃伊制作主要采用埃及某些地区特别是奈特龙洼地出产的氧化钠使尸体完全干燥，之后吸出脑髓，向脑部注入药物，然后再取出内脏，仅仅留下心和肾。再后用椰子酒和捣碎的香料洗净体腔，注入树脂或者是浸过树脂的亚麻布等物，原样缝好。这样当然是不够的，尸体还将全部埋入氧化钠中干燥70天，之后进行清洗，涂上油膏和香料。最后的步骤是用上等的亚麻布将尸体严密包裹起来，在亚麻布上涂满树脂。　古埃及人并不会把内脏随意处置，所有被切除的内脏全部要经过干燥处理，然后用亚麻布包裹，装入瓶中，置于墓室内。当然，要想完全按照这套法子来制作木乃伊，并不容易，这大约需要消耗掉1000多米的优质亚麻布，普通的平民是没有如此财力的，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如此。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留存至今的木乃伊相当稀少。　木乃伊的制作工艺说明了古埃及人能够规模化地生产相关用品，比如充作干燥剂的氧化钠和优良的亚麻纺织品。古埃及人无疑掌握了丰富的化学和医学知识，并且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并且被允许解剖尸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间接证明古埃及人的宗教观和欧洲人大相径庭，要知道，在古希腊，解剖尸体是重大罪过。　木乃伊让想像力丰富的人们设想到了一种永生的方式，冯·丹尼肯认为：在诸神重返时，将唤醒沉睡的木乃伊。事实上，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保证人的新鲜血液在零下195摄氏度下不受时间限制地保存下去，并且还有人进行了冷冻人体的研究——患病的人体被保存在专门的冷冻场所里，待医学破解病因，便将人解冻。这无疑是非常大胆的设想，更加大胆的设想就见诸于电影和电脑游戏了：木乃伊被描绘为一种复生了的怪物，它拥有巨大的力量，能给人带来疾病和不舒适感，是十分可怕的对手。我们在《木乃伊》系列电影里已经见识到了木乃伊那夸张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无数电子和电脑游戏中，木乃伊更是常见的敌人。早在FC游戏《双截龙》里，木乃伊就作为最终BOSS之一存在；PC大作《博德之门Ⅱ》里，木乃伊能令玩家染病并且迅速损失生命值直至死亡；而由电影改编的游戏《木乃伊》也借着强劲的影院票房和巨大的影响力登陆游戏机和电脑。今天，木乃伊已经成为和吸血鬼同样经典的电影和游戏题材，它被赋予了背离原始含义的新内容：邪恶而强大的亡灵。美国人哈德著作的小说《木乃伊复活之迷》生动地描绘了木乃伊的复生故事。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禅衣素纱”定名之误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禅衣素纱”定名之误朱冰摘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之329-6号文物长期以来被冠名为“禅衣素纱”之名且被广泛引用，影响很大。笔者对此一定名之错讹从佛学用语的传入、先秦文献的解释及其后文献的引用等多角度进行了考证，指出这一定名之无根据，并考出了这一定名错讹之由来始自“褝衣”之误写为“禅衣”。笔者指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329——6号物品正确的定名应为“素纱褝衣”，可通称为“蝉翼纱”。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禅衣素纱”是一件知名度很高的文物。这件纱衣见于马大侯利苍夫人墓，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49克，折叠后不盈一握。它是西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更是楚汉文化的骄傲。这件纱衣问世以来，几乎所有文献在引用这件材料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禅衣素纱”这一定名，且解释和引用十分混乱，有以白居易《缭绫》诗描写之织物特征解释“禅衣素纱”织物特点者，有称“禅衣素纱”这一名称来自马王堆出土谴册者，亦全部始引自《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研究》报告，目前笔者尚未发现这一名称引自其他文献。因此可以推定，“禅衣素纱”这一织物之定名，源自马王堆一号汉墓考古报告和织物分析[1]。笔者认为，这一定名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但辗转引用，范围甚广，实应予以更正，其准确的定名应为“素纱褝衣”。古文献中无“禅衣素纱”之物名，只有“蝉翼纱”、“素纱”、“禅衣”之物名。查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素纱”物名，有“禅衣”物名。但从未见“禅衣素纱”之物名。 “素纱”之物名，最早见《周礼·天官·内司服》：“素纱”。纱，古代又作沙、□，是质地轻薄稀疏的丝织物，织物表面分布有均匀的方孔，东汉许慎《说文》谓“方孔曰纱”，至唐，其中最轻薄透明的又称“轻容”。纱在古代一般为丝织，但也有葛纱，组织结构为平纹交织，其透空率一般为75%左右。素纱一般为未经染色的纱织物。“蝉翼纱”一词笔者目前能查到最早的出处见于明清小说中织物名称：《九尾龟》154回：三人一色的都穿著闪光纱衫，蝉翼纱裙。《红楼梦》：凤姐儿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万福花样的。《花蕊夫人》：孟昶回头看夫人，见穿着一件淡青色蝉翼纱衫。《春闺野史》：现在到了夏天，他家平常悠闲无事，身上穿着一件银红蝉翼纱衫，内衬贴肉小坎肩。现代文学作品和其他文献中，蝉翼纱一词很常见：《永远的尹雪艳》：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外国文学作品所见：《红头发安妮》：“你绝对应该穿白色蝉翼纱的那件”。从以上文献可知，蝉翼纱是中国古代纱织物固有品种名称和词汇，并为国外文献引用，而古文献中从未见“禅衣素纱”名。什么是禅翼纱蝉翼纱实为纱之轻薄者。纱，如上文所述，其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内司服》，蝉与纱的词汇组合见于东汉，史游《急就篇》：“绨络缣练素帛蝉”，这里所说的“蝉”是纺织品的一种，故与纺织品列在一起，当指蝉翼纱，颜师古注：“蝉谓缯之轻薄者”，更明确指明“蝉”属于缯的一种，而缯是古代对丝织品的统称。《唐韵》云，罗，一名蝉翼。罗是纱的一种，由绞纽的经纱和纬纱交织而成，为绞经织物。《唐韵》解罗为蝉翼，符合罗织物稀疏轻薄的特点。以上文献可知，所谓蝉翼纱，从织物组织法角度分析，凡平纹、方孔之经纬平织物皆可称纱，但其经线可为平经，亦可为绞经。从织物风格角度分析，则凡轻薄稀疏而外观露透者，亦皆可称蝉翼纱。其色彩，据上述所引文献，可有银红、淡青、白色等，有较良好的染色性能。而“素”在中国古代称织物时，一般均指未经染色之织物。而上述文献中，无论是否染色者均称蝉翼纱，并未特别强调其色彩，更从未见“蝉翼素纱”之命名。

金缕玉衣金缕玉衣　　汉墓出土文物中最知名的可谓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汉代皇帝和贵族，死时穿“玉衣”（又称“玉匣”）入葬。它们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编缀起来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缕玉衣”。　　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共有十八座，而金缕衣墓只有八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它用一千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设计精巧，作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国内外的考古界。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 东园”。这里的工匠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解放以来，汉墓中所发现的玉衣已在十件以上，其中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二件、定县西汉中山孝王刘兴的一件、江苏省徐州东汉彭城靖王刘恭的一件、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曹操的宗族曹某的一件，共5件，已经完全复原。以满城汉墓的二件为例，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 片，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 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从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米，共用玉片 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制作一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通过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有一定的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大小和形状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编缀玉片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且使用九窍器塞其九窍，可谓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许多盗墓贼，以致“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已化作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黄肠题凑黄肠题凑　　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　　黄肠题凑一名，取自《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日；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由此可知，黄肠题凑是设在棺椁以外的一种木结构，它是由黄色的柏木心堆垒而成。黄肠是堆垒在棺椁外的柏木，用柏木构筑的题凑即为黄肠题凑。它和梓宫、便房、外藏椁等构成了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而其他的皇亲国戚及高官大臣只有经过天子的特赐才可享用。　　　　“黄肠题凑”一句，取自《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由此可知，黄肠题凑是设在棺椁以外的一种木结构，它是由黄色的柏木心堆垒而成。“黄肠”是堆垒在棺椁外的柏木，用柏木构筑的“题凑”即为“黄肠题凑”。它和梓宫、便房等构成了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而其他的皇亲国戚及高官大臣只有经过天子的特赐才可享用。

帛画 1949年，在长沙东南郊楚墓中发现了一幅画在白色丝帛上的绘画，后来定名为《人物龙凤图》帛画。这就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　　这幅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画，是葬仪中使用的旌幡，虽然已经斑驳模糊，但依然能够看到画中所描绘的情景：画中一位侧身妇女，阔袖长裙，双手合十，像在祈祷。妇人头顶上有一只腾空飞舞的凤鸟，尾羽向上卷起，左边一条体态扭曲的龙，正向上升腾，因为有一只足已经剥落，看上去好像只有一只脚，所以曾经被误认为是*\(传说*\只有一足)。对于这幅画的内容，研究者有多种推测，有人认为，这个妇人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前头的龙凤正引导她升天，有的认为这幅画描绘了女巫在为墓中的死者祈祷并以龙凤引导升天的巫术绘画。还有专家认为，凤与龙的争斗代表了善与恶的斗争，女子正在为善良战胜邪恶而祈祷。究竟何者为确，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这幅画是用流畅挺劲的线条勾勒出来的。有些部分填了墨色，也有些染色的痕迹。人和龙凤的造型都有一定的装饰性。画中没有背景，但饱满而富有动感的构图仍使画面显得完整而充实。　　在《人物龙凤图》帛画发现24年以后，在与其相近的一座楚国墓葬中又发现了另一幅帛画。画中有一位头戴高冠的男子，一手握缰绳，一手执长剑，驾着舟形的长龙前进。这幅作品被定名为《人物御龙图》。专家认为，这个男子可能是墓主人，画面表示死者的灵魂正在生归天国。因为在当时的楚国，流行死后升天的意识，它与《人物龙凤图》不仅时代相同，内容也比较近似，好像是姊妹篇。两幅画的表现方式也很相近，所不同的是，这幅《人物御龙图》所画得人和动物都更加写实，比例关系与现实中的人物更接近些。这也反映了在战国时期绘画表现手法已经不止一种，有的比较写实，有的更具有装饰性，而且，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绘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画的基本表现手法。　　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绘画的理论论述和绘画记载。《韩非子》中提出画犬马难，画鬼魅易的观点，并记载有位画家为周君画筛米用的簸箕，上面画有龙蛇、禽兽、车马与杂物。屈原《天问》里也记有在楚庙和祠堂里的壁画中，画满了“天地山川神灵”和“古圣贤怪物形事”等充满神话幻想的形象。　　在纸出现以前，帛画不断地发展。到西汉时期，帛画的画面更加丰富，线条健挺流畅，形象刻画细腻，色彩富丽，表现技法纯熟，帛画达到了高峰。

国内考古出土木质文物维护方式探讨国内考古出土木质文物维护方式探讨邱圣芬* 摘要关键字:考古,饱水木质,文物保存随著对文化资产的日益重视,无论是在教育或保存上,总是不断重复的讨论著相关的议题.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每一种出土的文物都有其代表的象徵与意义;在史前文化的研究方面,陶器及石器的种类及型制可以作为研究文化类型的依据,而瓷器,玉器或贝器等,除了可以了解史前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外,更可以作为文化交流或交通交换体系的依据.在木器方面,由於是生物性的材质,易受微生物的分解,而不易达到保存的目的.但近年来,台湾的历史考古研究增加,要发现埋藏在地底下的木质文物机会日渐增多.在整体的考古出土的木构件保存方面,主要可分为三个部分:1.出土木质文物的前置处理方式;2.出土木质文物的脱水加固处理方式;3.出土木质文物的後续维护保存. 当挖掘工作的同时,将木质文物暴露於环境条件变动的地表上时,木质内涵养的水分容易快速蒸发,造成木质文物急速乾缩.另外,水里或土里的化学物质与微生物会侵害木质文物的木质部,危害到碳水化合物的部份,细胞壁会产生更多孔隙且弱化,最後变得薄而脆.退化的过程始自於木质文物表面,逐渐向内部延伸.维护泡水或出土的考古木质文物,首要目标在於防止文物本身因水分迅速散失而导致的毁坏,如表面的龟裂,变形,弯曲,缩水变小,甚至最後分散成片. 在国内有不少的考古案例,曾经出土过木质遗物,但因为数量仅占挖掘的很少部分,故相关的研究工作屈指可数.在1995年的「澎湖古沈船发掘案」中,发现了沈船的构体,又於2001-2003年的「淇武兰遗址抢救工程」挖掘了5000馀件的木质遗物.大量的木质文物出土,虽显示了出土木质文物在国内的重要性,但也暴露其保存经验之严重缺乏,也因国内尚无处理案例可循,「淇武兰遗址」的木质遗物,目前也只进行试验性的保存处理.对於考古出土器物的处理,台湾需要有一套因应本土的基本处理模式.有鉴於台湾对於木质文物出土後处理方法的经验欠缺,本文针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及案例作探讨,并试提出适用於台湾的处理程序. *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古迹保存研究所研究生 -1- Study on Conservation of Wooden Excavations Chiu, Sheng-fen* Abstract keyword: archeology , waterlogged wood, antiquity conservation Recently, accompanying more and more respect on cultural properties, the topics of antiques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in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actions are growing widely. Almost every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contains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Studying on the potteries and stone tools maybe interpret ethnic culture types. Understanding the porcelains, jade articles, and shell tools will provide the evidence about the civiliz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lthough the wooden properties are also indispensable for archeology, the preservation of organic tissues of wood after excavated is always a challenge. In view of the raise of excavation cases in Taiwan,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hould be set up for incoming future. Right now the most popular procedure includes three steps: First, the emergency process after buriers dug out immediately. Second, to increase the physics strength of the wooden excavations. Third, the follow-up procedures for completely wood preservation. While the dig keeps working, the wooden excavation usually exposed in air. The water content of woody tissues evaporates faster than before. This may cause rapid shrink on wood materials. Wood drenched in water or buried in the humid condition.

2004六大田野考古新发现公布 2004六大田野考古新发现公布 -------------------------------------------------------------------------------- 责任编辑帅霁　 2005-1-13 8:51:08 早报综合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于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和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并推出2004年度全国6项重大田野考古新发现。近日引起轰动的“周公庙考古发掘”因为尚未得出考古结论，还需进一步挖掘，所以没有被列入。推出的6项考古新发现分别为：“北福地史前村落遗址”、“二里头遗址宫墙遗迹”、“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凤翔西汉码头仓储建筑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和“景德镇明清瓷窑遗址”。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介绍，此次在论坛上亮相的6大考古发现，是从去年全国1000多个考古新发现中选取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发现。白云翔告诉记者，这6大考古发现贯穿史前时期、汉唐时期和明清时期，每一项发现都是该阶段中最具有学术突破性的。此外，植物考古学研究技术也成为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据介绍，通过这一技术已基本建立了我国原始农业起源的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新模式，即北方地区旱作农业、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和华南地区块茎类作物农业。白云翔还表示，论坛选择的考古发现都是基本结束了挖掘或者是完成了阶段性挖掘的项目，因此近来备受关注的周公庙考古发现没有出现在论坛上。“周公庙的挖掘工作2004年10月份才刚刚开始，许多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才能弄清楚，入选的几个重要考古发现都是基本完成了挖掘的，或者连续多年一直在做，它们都有了一定的考古结论。而周公庙的工作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自2001年举办以来，目前已是第四届。链接: 2004六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按年代顺序) 华北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该遗址中的房址、祭祀场和陶刻面具等对探索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生死不弃的东方文明乐土———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这项考古所发现的特点不同、分布密集、年代集中的4大片埋葬区域，对认识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古代都城的风气之先———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基本明确了“华夏第一都”的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还发现了车辙、大型夯土基址、夯土墙和绿松石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卫汉帝国的大型仓库———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所发现的建筑基址属西汉时期，可能是当时的“百万石仓”，推测应具有仓储转运、存储和军需守备等多重作用。其结构保存完整。大唐盛世的皇家园林———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这项考古对太液池遗址的西岸、北岸、南岸和池中岛屿进行了连续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史以及中外古代园林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再现瓷都的辉煌———江西景德镇市明清瓷窑遗址。这项考古出土了一批明代御器厂的窑炉遗迹和一大批落选御用瓷器碎片等，获得重大成果。

文物修复难在何处文物修复难在何处　　据广东省博物馆透露，目前广东的文博系统中，所有的文物修复人才加起来，不过十几人，可他们面对的却是140多家博物馆和众多文物单位数十万件文物。广东省博物馆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文物修复人才青黄不接已经很多年，不仅广东，全国都这样，这方面人才太缺乏了。　　广东省博物馆莫鹏副馆长告诉记者，以青铜器为例，省馆内现在亟待修复的藏品就有100多件（不包括出土的青铜器），每一件的修复工作，最快也得两个多月，而馆内仅有7名专业修复人员，这些人员即使集中所有的精力处理，最快也需要17年，而馆内乃至整个广东还有许多别的文物同样急待“治疗”。他说：“不但原来完好无损的藏品需要修复，那些已经修复好的藏品也需要重新修复。” 　　专家介绍说，一般文物出土时就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保护处理，公开陈列的文物都是经过修复的，文物修复“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一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目的是恢复藏品本来的面貌，避免文物继续劣化。在广东各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许多是经过专业人员的妙手修复才得以重放光彩的。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国内仅见的丝缕玉衣，出土时2291片玉片散落一地，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专家白荣金带回北京，经过三年的修复，由玉片、丝缕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之后，才终于还其原貌。　　多种因素使文物修复人才萎缩　　文物修复人才为何会如此稀缺？省博物馆莫鹏副馆长认为，老一辈的专家有的逝世，有的退休，大部分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中青年的修复人员有不少已转行、出国，现在有学历的年轻人由于职称、待遇问题又不爱干文物修复工作。学历高消费也是一个原因，有学历的不愿意干，而一些具备一定技术的人又苦于无学历进不来。这些因素导致文物修复人才不断萎缩。　　还有专家认为，培养的时间长也是一大原因。这是一门精妙的科学，要求很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周宝中教授认为，从业人员“既要掌握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相关技术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要精通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理论和修复保养、分析检测各类文物的实践技能，还应具备一定的文物、历史、考古和博物馆等社会科学的业务水平及绘画和雕塑艺术美学修养”。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在正式从事修复工作之前，最少都得专业培训一年的时间，即使学的是文物相关专业也如此。一徐姓工作人员说：“我具体是搞文物复制的，原来学的专业是美术雕塑，所以上手较快，尽管这样，我还是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文物使用、保护、鉴赏等基本知识的培训，再跟随专家实践了半年方上手。我的同行非常少，很多人耐不住都转行了。” 　　培养高素质文物保护科技人才刻不容缓　　周宝中教授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文物保护科技人才刻不容缓，同时还需尽快建立专业资格认证制度，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技术问题”，“随意将新技术引进文物保护领域乱‘修’，反而造成对文物的破坏。就像医生必须有行医执照一样，对文物保护科技人员也必须建立资格认证制度”，“以确保文物安全和妥善保护”。　　广东省博物馆莫鹏副馆长说，省里很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今年4月广东省文化厅曹淳亮厅长提出尝试在高校设立文物保护相关专业的设想，培养技术性人才，包括高级技师，大专或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人才。莫副馆长还透露，投资9个亿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现正国际招标，新馆将建立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配备专业技术人才20人以上。但上述设想、计划变成现实还得经过好几年的时间。兼任中国文物修复委员会常务理事的莫鹏建议，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要改革文博系统的职称评审制度，最好建立文物修复人员专用的系列职称，解决职称与待遇问题。要解决文物传统修复工艺的失传问题，日本称民间修复专家为“国宝”，他建议给具有专长的专家配备两三名有志于从事修复工作的青年，特别要重视民间工艺的父子相传。广东省最好成立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把人才、财力、物力相对集中起来，统筹处理省文博系统的文物，这还可以辐射邻近地区，如广西、海南等地的文物保护。

百年收藏(宋路霞)-8 三、青铜--------------------------------------------------------------------------------　　钟鼎之国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的估计。

百年收藏(宋路霞)-7 小校经阁传奇 --------------------------------------------------------------------------------　　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百年收藏(宋路霞)-5 二、甲骨--------------------------------------------------------------------------------　　一项伟业，两个冤魂　　在我国龟甲骨片的收集和研究上最先建立功勋的，是清末的王懿荣和刘鹗。王懿荣最先发现“龙骨”上刻画的印痕是文字，并确定是殷商时代的文字；刘鹗继王懿荣之后不仅收集龟甲骨片，而且是第一个将龟甲骨片摹拓刊印成书的人。可惜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惨，一个是投井殉节，而且是全家殉节；另一个则远谪边地，客死乌鲁木齐。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晚清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赏戴二品顶戴、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等职。一生“好古成魔”，尤其酷爱金石文字，又有书、墨癖。凡是古籍、字画和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京城里的收藏大家，如太傅常熟翁同、工部尚书吴县潘祖荫、翰林院编修山东潍县陈介祺等，均常与之相切磋。中进士之后，王懿荣“既回翰林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中采隐然，负时重望”。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　　1899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2两，王氏亦如数收购。1900年春，范氏又带来了800余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王大人照例全数购下。后又有一个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模样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荣亦全数购下。于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赚钱，每有所得，便携之登门，时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达1500余片。　　刘鹗在后来印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到这一过程：“龟板已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注：当时古董商故意把安阳说成汤阴，以图掩盖和垄断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属之古庸里城，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粘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余，始渐离晰，然后置盆盎以水荡涤之，约两三月，文字方得毕现。”又说：“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 　　王懿荣好古成癖，他把买下的龟甲骨片逐一摊开来，在家里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说，是早于先秦时代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但到了孔子，又发出“殷礼不足征”的感叹。他带着这样的疑问对龟甲骨片进行了研究，最后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而且是商代后期来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也就是史籍上讲的“殷人典册”！这一惊人的发现，使河南安阳一下子热闹起来，古董商趋之若鹜，大家专找有字甲骨，而被挖出的无字甲骨却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他成了揭示甲骨之迷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史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正如后来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所说：“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遗憾的是王懿荣这位著名学者，未能和他的同辈与后人一同分享殷墟开发的喜悦，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在庚子之乱中投井殉国了。　　王懿荣死后，清王朝赠其谥号“文敏”。他留下的龟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儿子卖给了他生前好友刘鹗，计1000余片；赠送给天津新学书院25片，由美国人方法敛摹写，编入《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出版；另一小部分，在王氏后人手中，计103片，1939年由唐兰先生编为《天壤阁骨文存》一书。

百年收藏(宋路霞)-4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文博事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筹备建立博物馆。截至解放前夕，故宫内一般文物尚有150余万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时代的法书名画尚不足20件。这样，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就急需得到民间珍藏的支持。国家鼓励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的政策，使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解放初期，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无论什么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会一致响应。向政府捐献文物的工作，虽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出面主持，结果却是群情激昂，此起彼应，几乎形成了一个捐献运动。　　在各地的文物捐献工作中，不少地方组织偏重于精神鼓励，如颁发一纸奖状。只有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发奖状，而且给予奖金，这使收藏家及其后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愿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这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正确决策。当时上海刚刚经过国民党的“二·六”飞机轰炸，偌大一个上海，财政上十分困难。然而当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向陈毅同志建议实行物质奖励时，陈市长当即拍板同意拨款。这使得江南一带的民间珍藏源源不断地被带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当公藏成为主流的时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红红火火的群情激奋的年代，私人收藏几乎成了不那么荣耀的事情，这就加重了捐献者的心理代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原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把几十年间收集珍藏的“百家画梅”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们吟咏和绘画的题材，自从宋朝杨补之、元末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之后，历代画家擅画梅花的不乏其人。陈叔通费尽心血，汇集、精选了历代102家共计109幅梅花图，其中有杨补之、王冕、唐寅、陈录、王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昆、扬州八怪等人的杰作。陈录专画梅花凡30年；弘仁的别号就叫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郑板桥的那幅，他自己的题词是：“一生从不画梅花”，可见弥足珍贵，收集起来谈何容易！陈豪是陈叔通的父亲，他的梅花图自有独特的风骨。这一个系列，可称之为集明清两代梅花图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长，与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员公议，将其家在小孙庄的祠堂及30余亩地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其祖上历经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余箱、共计6万余册捐赠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余种丛书均极为珍贵；还有其他文物，捐献共计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捐给浙江大学，共1944册，内中稿本、钞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余种。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于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计有大小书箱300余只，书籍44000余册，还有柳亚子私人信札400余包，其中有许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贵的现代史料。　　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朱家氵晋、朱家濂兄弟，先后向国家捐献了家藏古书画、碑帖、藏书、明清紫檀家具等文物数万件，以目前拍卖行情估算，价值数亿元。　　金山姚石子捐书5万余册，内中有崇祯本《松江府志》，为海内孤本；其他如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等，均为不易购求的珍本。　　宁波萱荫楼的最后一位主人李庆城，将家藏古籍2800余种、30431册，分装236只书箱内，全部捐献国家。萱荫楼藏书为天一阁、大梅山馆、抱经楼、墨海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流出的，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将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全部捐献国家，改属厦门大学。该馆拥有图书7262册、杂志4654册、剪报15000份、图片6000张、地图302幅、文物标本121件。地处峰巢山的土地11．6亩，也一并捐献了。

千古之谜金字塔千古之谜金字塔相传，古埃及第三王朝之前，无论王公大臣还是老百姓死后，都被葬入一种用泥砖建成的长方形的坟墓，古代埃及人叫它“马斯塔巴”。后来，有个聪明的年轻人叫伊姆荷太普，在给埃及法老左塞王设计坟墓时，发明了一种新的建筑方法。他用山上采下的呈方形的石块来代替泥砖，并不断修改修建陵墓的设计方案，最终建成一个六级的梯形金字塔——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字塔的雏形。　　在古代埃及文中，金字塔是梯形分层的，因此又称作层级金字塔。这是一种高大的角锥体建筑物，底座四方形，每个侧面是三角形，样子就像汉字的“金”字，所以我们叫它“金字塔”。伊姆荷太普设计的塔式陵墓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座石质陵墓。　　左塞王之后的埃及法老纷纷效仿他，在生前就大肆为自己修建坟墓，从此在古埃及掀起一股营造金字塔之风。由于金字塔起源于古王国时期，而且最大的金字塔也建在此时期内，因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又被称为金字塔时代。　　古代埃及的法老们为什么要将坟墓修成角锥体的形式，即修成汉字中的金字形呢？　　原来，在最早的时候，埃及的法老是准备将马斯塔巴作为死后的永久性住所的。后来，大约在第二至第三王朝的时候，埃及人产生了国王死后要成为神，他的灵魂要升天的观念。在后来发现的《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的话：　　“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　　金字塔就是这样的天梯。　　同时，角锥体金字塔形式又表示对太阳神的崇拜，因为古代埃及太阳神“啦”的标志是太阳光芒。金字塔象征的就是刺破青天的太阳光芒。因为，当你站在通往基泽的路上，在金字塔棱线的角度上向西方看去，可以看到金字塔象撒向大地的太阳光芒。　　《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的话：“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你，以便你可以去到天上，犹如拉的眼睛一样”。后来古代埃及人对方尖碑的崇拜也有这样意义，因为方尖碑也表示太阳的光芒。　　古埃及所有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是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　　这座大金字塔原高１４６．５９米，经过几千年来的风吹雨打，顶端已经剥蚀了将近１０米。但在１８８８年巴黎建筑起埃菲尔铁塔以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这座金字塔的底面呈正方形，每边长２３０多米，绕金字塔一周，差不多要走一公里的路程。　　胡夫的金字塔，除了以其规模的巨大而令人惊叹以外，还以其高度的建筑技巧而著名。塔身的石块之间，没有任何水泥之类的粘着物，而是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上面的。每块石头都磨得很平，至今已历时数千年，人们也很难用一把锋利的刀刃插入石块之间的缝隙，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倒，这不能不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　　另外，在大金字塔身的北侧离地面１３米高处有一个用４块巨石砌成的三角形出入口。这个三角形用得很巧妙，因为如果不用三角形而用四边形，那么，一百多米高的金字塔本身的巨大压力将会把这个出入口压塌。而用三角形，就使那巨大的压力均匀地分散开了。在四千多年前对力学原理有这样的理解和运用，能有这样的构造，确实是十分了不起的。胡夫死后不久，在他的大金字塔不远的地方，又建起了一座金字塔。这是胡夫的儿子哈夫拉的金字塔。它比胡夫的金字塔低３米，但由于它的地势稍高，因此看起来似乎比胡夫的金字塔还要高一些。塔的附近建有一个雕着哈夫拉的头部而配着狮子身体的大雕像，即所谓“狮身人面像”，西方人称它为“司芬克斯”。雕像高２０米，长５７米，一只耳朵就有两米高。除狮是用石块砌成之外，整个狮身人面像是在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上凿成的。它至今已有４５００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刻成狮身呢？在古埃及神话里，狮子乃是各种神秘地方的守护者，也是地下世界大门的守护者。因为法老死后要成为成太阳神，所以就造了这样一个狮身人面像为法老守护门户。　　第四王朝以后，其他法老虽然建造了许多金字塔，但规模和质量都不能和上述金字塔相比。第六王朝以后，随着古王国的分裂和法老权力下降以及埃及人民的反抗和有些人的盗墓，常把法老的“木乃伊”从金字塔里拖出来，所以埃及的法老们也就不再建造金字塔，而是在深山里开凿秘密陵墓了。

话说汝窑(稿件来源：新华网) 话说汝窑 -------------------------------------------------------------------------------- 　　北宋以来，由于汝窑青瓷工艺的迅速传播，先后在豫西和豫西南各窑口相继烧造青瓷，为了赢得信誉，除注重技术的交流、引进其他窑口的先进工艺技术外，各窑还根据自己的擅长有所创新。汝官窑以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晶莹多变取胜。民窑则以刻、印花卉图案的装饰来表现，不同的窑口，在瓷面的装饰方法及其艺术风格上各有千秋。如：宝丰清凉寺窑，为北宋宫廷烧制的御用汝瓷，不仅制作讲究，工艺精湛，而且釉药浑厚，光泽柔和，其釉面装饰独具特色。因汝瓷内有玛瑙为釉，其色光泽莹润多变，出现天青、豆青、卵青、粉青、天蓝、月白、虾青、艾青等。釉面的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纹，器表还有鱼鳞状的开片，更显得造型古朴。釉面在阳光下观察，釉中多布红斑，有的如晨日出海；有的似夕阳晚霞；有的象雨过天晴；有的如长虹悬挂，真可谓珠联璧合，巧夺天工。宝丰窑的刻花工艺别具一格，既先用刻花手法刻出轮廊、花叶筋脉用蓖划纹加以映衬，这种工艺效果显得主题突出，纹饰富有立体感，此类产品应系宝丰窑的最佳制品，其线刻龙纹装饰，更应是宝丰清凉寺窑之佳作。　　宝丰窑民用瓷的装饰，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以印纹居多，纹饰清晰，碗内模印花卉纹饰均在六等份或十等份的框线之内，每格安排一组折枝花卉，构图严谨，图案规范。缠枝和折枝菊花纹较多，碗心多印团菊，波浪纹中除以圆圈形为主以外，也有别的图案，有的用海螺加以点缀，印纹中多为阳纹，并以蓖点纹加以衬托；阴纹印纹者，轮廊线条较粗，不加其他装饰，只有花叶轮廊，装饰效果呆滞，因此产量有限。　　由于汝窑采用支钉托烧的叠烧技法，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独特装饰风格，使之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窑口之一。特别北宋以来，瓷业昌盛，各窑口相互竞争，汝窑印花青瓷工艺，传遍四方。汝瓷的装饰，丰富多彩，在民间倍受欢迎，所以各地竞相仿制。从目前考古调查获知，河南地区宋元以来为民间烧造青瓷的窑口，有原汝州地区的临汝窑、鲁山窑、宝丰窑、郏城（即今郏县）窑，还有许昌五楼村窑，禹县钧台窑、新安城关窑、宜阳窑、内乡大窑店窑以及黄河以北的焦作窑、鹤壁窑、安阳窑等，这些窑口，各具有不同规模，其装饰技法和艺术风格亦各有特色。　　临汝窑位于汝州的中心区域，其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其印花青瓷绝大部分是凸起的阳纹，叶、脉也多以点线纹表现，纹饰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其内容有云山禽鸟、海水游鱼、也有各种花卉图案，构图严谨，疏密有致，图案清晰，做工精良。题材有“莲生贵子”中的裸体婴童，“宝塔秋菊”、“缠枝牡丹”、“盛夏竹叶”、“白莲出水”、“鱼鸭游戏”、“牡丹莲花”、“转纹折迭”等。在表现手法上，更是独具匠心，有的花朵盛开，有的含苞欲放，有的海水波澜滚滚，有的则细水涓涓，风平浪静，还有的鱼鸭水中漫游，给人以宁静感觉。其造型为当时日常生活实用品，既实用且富于装饰，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　　新安窑的刻花装饰工艺精湛，图案清新富丽，在同类窑中工艺出众。产品以犀利的刀锋，流畅的线条，在同一件制品上内外刻花，更显得潇洒自如。另外该窑的贴花莲瓣灯、百折洗、刻花莲瓣碗的制作，不仅造型优美俊秀，而且修坯工整精细，显示了新安城关窑制作工艺技术的高度水平。　　宜阳窑产品也善于装饰，器物除一部分光素无纹外，刻花和印花者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的划花或刻、划兼作，以及划、刻、剔的制品。在装饰纹样中，以花卉为主，另一种是海水游鱼，花卉题材可分：缠枝、折枝、交枝花卉、团菊纹和莲瓣纹等。除此之外，尚有海水波浪纹和游鱼水藻纹。前者用放射状的波纹，并以蓖点衬托，象征着凶涛逐浪；后者则在印有两尾鱼的身旁印上水藻阳纹加以映衬，游鱼形象，生动自然，水藻则显平静，颇有静水漫游的气息。

秘色瓷：臣庶不得使用秘色瓷：臣庶不得使用　　晚唐五代的越窑有一种"秘色瓷"。从前人们提到它，都沿用宋代文献，说这种瓷器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钱氏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臣庶不得使用。至于它的釉色，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秘而不宣，后人只有从诗文里领略它非同一般的风姿。唐人陆龟蒙吟咏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人徐夤赞叹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诗歌、文献的描写越是优美，越引得人们去考证、猜想，以致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而秘色瓷究竟"秘"在何处，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也就越发加剧了这种瓷器的神秘感。　　1987年，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的轰然倒塌，塔基下的地宫暴露出来，一批稀世之宝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其中有令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骨舍利，有唐懿宗供奉给法门寺的大量金银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尤其重要的是，同时还出土了记录所有器物的物帐碑，让文物考古专家明明白白地知道了出土物的名称。　　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叫古陶瓷专家眼前一亮。　　这几件瓷器，有八棱瓶和圆口、花瓣形口的碗、盘等，共同的特点是造型精巧端庄，胎壁薄而均匀，特别是湖水般淡黄绿色的瓷釉，玲珑得像冰，剔透得如玉，匀净幽雅得令人陶醉。　　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撩开了。专家们恍然大悟：秘色瓷我们并不陌生，它原来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只是从前相见而不相识罢了。那种八棱瓶，陕西的唐墓里出土过，故宫的学者在越窑的遗址采集到过；杭州的吴越国钱氏墓群，出土的秘色瓷更丰富，更精美，釉色更青幽。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还有一件盘子贴着金银箔的装饰，行话叫做金银平托。在古代，金和玉被看作最高级的材质，把瓷器烧成玉色，又在上面加饰金银，这种器物的地位可想而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很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年的脑筋。而细想想，这个"秘"字又包含了多少实的与虚的内容。这样极富深意的名称，恐怕只有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的聪明的唐代人才琢磨得出吧？

神奇的洛阳铲神奇的洛阳铲　　人们在参观秦俑坑时，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当年秦俑坑考古发掘队是凭什么先进的仪器才发现了秦俑三个坑？其实在发现过程中并没有使用什么先进仪器，考古工作者凭的仅是手中一把小小的“洛阳铲”，用它探明了一号俑坑的全部范围，并探出了二、三号俑坑和秦陵附近近400座陪葬坑墓。　　小小“洛阳铲”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说起“洛阳铲”，还是先说一下北邙山。北邙山，位于古都洛阳以北，滔滔黄河以南，洛阳汉时名叫阳城。公元前180年，有个叫刘章的人，被汉文帝封为阳城王。刘章看中北邙山是块风水宝地，死后便埋葬在这里。随后，历代洛阳权贵也都争相到这里筑墓。洛阳一带民间有这样的传说“薨于苏杭，葬于北邙”，又有诗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若黄金无买处。”偌大的北邙山到处是墓葬，这可难为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虽可凭三寸不烂之舌为丧家选下墓穴地块，但他们对墓穴地下情况却不能判定。以至送丧家灵柩下葬时，下面还有旧墓穴的墓套墓的闹剧。这对办丧事的人家来说，是大不吉利的事，也是非常忌讳的事。然而，这种情况却屡屡发生。没办法，风水先生只好在墓穴选定以后，让人掘地三尺看看地下情况，这也太烦人了。清嘉庆年间，北邙山金家沟里有个马铁匠发明了一种马蹄形的铁铲，人们叫它“搡铲”。它的外形为2寸宽半圆形铲头，高不到一尺，上端安上2米长的竹竿，下探时能把地下的东西原样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下钻，就得到不同层次的土壤，经过不同地层土壤的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分析，如果是经后人扰动过的熟土，地下可能就有墓葬。如果碰上异物，提上来一看就知地下有什么东西。有些经验丰富者只要铲下去，凭发出的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了解地下情况。清朝末年，洛阳一带的盗墓贼就用这种工具来寻找北邙山上的古墓。　　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洛阳大规模投资建设一批重工业基地。为了不破坏地下文物，基建前要了解地下情况。这可急坏了洛阳市市长，如用打井那样的钻机，工期势必旷日持久。巧的是，从邙山上下来了一批搡铲工，向市长毛遂自荐介绍了搡铲的历史和用途。当时前苏联建筑专家阿列克塞耶夫露出不屑的神情。可是经洛阳铲钻探后得知的情况，和挖开土层结果完全一样。阿列克塞耶夫这才大为惊讶，连声佩服说：“哈拉少！哈拉少！（好！好！）”。回国时，还特意带走了两把洛阳铲。　　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洛阳铲便被进一步加以改进定型，成为考古工作者的专用工具。1954年，洛阳举办考古钻探训练班，在文物考古界全面推广了这个钻探利器，并正式命名为“洛阳铲”。这种工具虽然发展缓慢，但它所有的轻便、灵活、易于携带和适用广泛等特点，是其它工具所没有的。秦俑坑和国内其他文物遗址一样，也都是靠洛阳铲探出了地下遗址的内涵。如此简陋的工具，在文物考古中竟有这么大的威力，难道不神奇吗？可是它的发明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手工铁匠，中华民族无愧是一个勤劳智慧的优秀民族，而秦俑奥秘的揭示，又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

毁誉参半"洛阳铲" 毁誉参半"洛阳铲"　　编者按说来是个奇闻，早年盗墓用的洛阳铲，解放后却成了文物工作者考古和建设勘探的必备工具。新华社河南分社两位女记者从中发现新闻，写出了一篇有很意思的稿件《毁誉参半"洛阳铲"》。精明的旅游商品开发商如果能从中产生更新发现，说不定有一天洛阳铲还能开发成一种洛阳独有的旅游纪念品。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古来有之，司空见惯，评价一把小小铲子的历史功过，世界上还不多见，而"洛阳铲"就是这样毁誉参半、功过分明的幸运者。　　洛阳铲在中国田野考古中广泛运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考古钻探技术，而究其来由，它的发明者竟是盗墓者，百年来，无数古墓被盗掘在洛阳铲下。　　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讲究厚葬的达官贵人们，非常重视墓穴的修建，以致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的稠密"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一些洛阳人愤怒地说"盗墓者正是借用洛阳铲的威力，才使洛阳的古墓今天'十墓九空'，甚至'九九空'。大量的珍贵文物被盗流失，洛阳铲难辞其咎。" 　　洛阳铲与其它铲子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半圆筒形的而不是扁的，而且至今只能手工制造，唯一能制造洛阳铲的地方在洛阳市东郊，这里有四五家手工作坊，生产的洛阳铲销往全国各地。走进一家老字号，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四十多种型号的半圆筒形铲头，较常见的铲头长三十厘米，直径六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腊木杆或接上绳子后，洛阳铲甚至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提起后，铲头的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通过对土壤的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葬等情况。　　映着火红的炉火，五十多岁的范俊青正忙着煅制毛坯，铁锤溅起的火花甚至飞到了他的脸上。他说他的手艺是祖传的，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二十道工序。范说，洛阳铲是个怪物，看似个半圆筒，其实它不圆也不扁，只能用手工打制，最关键的是成型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带不上土。过去有几家机械厂试图生产，但都没有成功。　　洛阳古代艺术馆馆长赵振华曾用三年的时间对洛阳铲及洛阳的盗墓史进行过调查。他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侵略，近代洛阳大规模盗掘古墓之风也随即兴起，盗墓的重要工具-洛阳铲便应运而生了。　　据他调查，洛阳铲的发明者是以盗古墓为生的洛阳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如果活到今天,李鸭子该有一百二十岁了。七十多年前，李鸭子偶然发现一个搭棚子的人挖坑插棚杆时，用的是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铲子往地下用力一戳，提起就带出不少土来。　　李鸭子灵机一动，这样的铲子探墓肯定比钢锨容易多了。于是他用纸贴着铲子撕了一张图样，回家后找铁匠琢磨打造了一把，果然好用，洛阳铲就在盗墓者手中传开了。　　洛阳铲的功用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一九二八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在中国著名的殷墟、偃师商城等一座座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辩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　　洛阳铲几乎成了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赠送的礼物就是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即使物探、航拍等现代科学技术已被运用于考古工作中，但洛阳铲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反映的地下情况最直接"，考古学家叶劲松说。　　神奇的洛阳铲还是建筑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它能使工人轻松而准确地打出各种尺寸的深洞，再灌注水泥和钢筋，形成坚固的灌注桩，支撑着各种各样的建筑以及公路、铁路的路基。洛阳的一个著名的记录是，洛阳的探工曾用洛阳铲为宜洛煤矿成功地打过百米深孔。

水晶头骨之谜-(结束语) 结语　未来--------------------------------------------------------------------------------　　从中美洲回来，我们回味着此行获得的关于水晶头骨的所有信息。寻找水晶头骨真相的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一片新的天地。头骨对我们自以为是毫无疑问的世界观发出了挑战。　　水晶这种物质本身就对我们所学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提出了疑问。而头骨则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它使我们认识到万物在精神上是一个整体，由一个共同的生命力支持着，甚至一些我们认为是无生命的物体实际上也是活生生的。　　水晶头骨招引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方法不过是感知这个世界的无数方法之一。它们对我们关于现实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向我们暗示有几层看不见的微妙的世界在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作用。　　头骨把我们引到美洲土著人当中，印第安很多部落的长老们都知道水晶头骨是被其他行星或者其他空间的生物带到地球上来的，并曾经一度被保存在大西洋洲。那些生物有一天还会重返地球。土著部落的长老们还给我们讲述了他们来自天外的祖先和从前的世界几次毁灭的传说。这个说法对我们已知的人类文明的历史提出了质疑，为我们看待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未来的命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眼光。　　参加过危地马拉的聚会后再回到我们的现代社会，我们开始用崭新的方式来看待熟悉的世界。我们仿佛刚刚离开了现代社会一段时间，而现在又回到这里时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实质。我们见到的情景非常令人震惊，仿佛第一次见到一样。许多人也同样感觉到了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的文明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科学技术和文明对“进步”的传统理解，似乎并不能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西方文明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发挥它的作用了。　　现在我们的文明深深地陷入矛盾之中。把问题抛开不去想似乎更容易一些。表面上一切都很好。我们开着汽车、乘着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供选择，五光十色的广告满天飞，刺激着人们更多的消费。但是随着文明巨轮的飞转，其他动植物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世界。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无穷追求最终无异于自杀，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对地球的生态环境是破坏性的。　　水晶头骨使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世界越来越热，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永远会有呼吸的空气吗？永远有足够的食物吗？永远可以过舒适的生活吗？　　不论我们认为水晶头骨是远古还是现代的产物，无论我们是否像美洲土著人那样相信水晶头骨是外星人在人类处于危机之时带来的，无论我们是否像玛雅人一样相信在2012年12月21日现在的时间大轮回将结束，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地球，或者至少是人类很快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不过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水晶头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地球和宇宙的自然力量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考虑我们行为的后果。我们的所作所为至关重要，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重要的一方面。正如唐·阿莱坚德罗所说的：“外面世界的污染也是内心世界的污染。”我们需要从现代生活的紧张压力下解放出来。这些压力污染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切断了我们与内容丰富的真实的大自然的接触。　　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没有饥饿、贫穷和绝望的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在生命之轮中安居于自己的位置的世界。　　水晶头骨催促我们醒来。它们代表着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构想。它们使我们领悟到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让我们在树木、沙石和大地中发现人类的影子。它们使我们想起地球母亲赐予我们的礼物，提醒我们人类是神奇世界的一部分。　　切诺基人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全人类所有的颜色，骨头是白色的，骨髓是黄色的，瞳孔是黑色的。同样柔软的皮肤覆盖着我们的身体，同样温暖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同样的脉搏在我们体内跳动。不论年龄、种族和背景，我们都是相同的，我们的头颅中都是一样的头骨。　　不仅如此，水晶头骨说我们都是托身于物质躯壳的精神，我们相互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水晶头骨说，我们必须尊重我们体内的和我们四周的精神力量。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内心的和平，为自己与他人相连而感到幸福。　　不管水晶头骨到底来自何方，它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警告：我们必须尽快纠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必须尽快拯救自己、拯救星球。我们可以不听从它们的告诫，不过这样我们的时日也就所剩无几，人类最终也不过是个头骨而已。我们也可以听从头骨的告诫，让神灵指引我们，让地球上到处都变成人间天堂。

水晶头骨之谜-(二十五) 第25章　聚会--------------------------------------------------------------------------------　　第二天早上，帕特李乔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现在可以去参加危地马拉的聚会了。这个聚会将在几天内举行，所以我们必须立即启程。　　杰米主动提出开车送凯瑞和我去机场。杰米开车像不要命似的，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中左躲右闪，我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儿了。当我们驶下高速公路时，杰米解释说，她的老师曾经告诉她，当一切物体都作加速运动的时候，就会出现另一个时间。她说：　　“按照我们的传统这叫‘加速的时间’，据说可以到达分离的第四世界的尽头和平静与启示的第五世界的开端。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加速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此时告诉你们关于水晶头骨和我们的起源的故事的原因。　　“只有水晶头骨中的所有知识和信息进入每个地球人的心中，平静与启示的第五世界才能降临。”　　杰米问我们是否也发觉在这会儿历史似乎的确加快了步伐。正在她飞车的节骨眼上我们当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她又说，在加速的时间里，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对于物质世界中我们自以为可以控制的那些方面。据预言说，由于“隔离的心灵”，我们相信一切答案都在外部世界中隐藏，于是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来解决问题。　　杰米的这番话忽然使我想起里昂·西卡特罗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摄像时说的话。在我们忙着安装录音机、麦克风和摄像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的祖先曾预言过科技将统治世界。预言说，科技进步和物质发展将以一个加速度前进，进步得太快以至于对我们产生消极的作用。里昂说话时用手向上划了一个弧线来说明他的话。他说他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在以我们的心灵难以适应的速度进步。他特别指出了最近计算机互联网的开发，航空技术像地面交通一样普遍的应用，还有我们的一些人类和动物基因实验取得的进展。里昂说我们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几乎达到了最大速度，但是精神领域的进步却相当缓慢，这实在是很危险的。　　里昂补充说，科技进步本身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科技的力量。他认为，科技的进步必须起始于一个正确的观念，即尊重一切生命，不仅从地球索取，更要向地球贡献的观念。他说：“科技必须与对地球的保护意识。对一切生物的爱护和尊重相协调。”危险的是，我们目前并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把科学技术当作可以独立于有生命价值的东西来开发。　　里昂还警告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新的奴役必将出现。只不过这次我们大家都要沦为奴隶。我们最终都会变成“机器的奴隶”。我们当时坐在一堆摄像器材旁边，我开玩笑地说，我已经沦为我的摄像机、麦克风和个人电脑的奴隶了。里昂严肃地继续说道，人类已经开始用科技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了。他说，我们开始培育这种生命体，不断发展它的潜能，但它最终是拥有自己的生命的个体。一旦我们让这种潜能释放出来，让它在世界上自由行动，我们将无法控制它如何完结。他说，这就好像滚一块石头下山一样，——旦放手，就再也无可挽回了。虽然我们知道它最终一定会停下来，可停在何处却无从预料。里昂认为，这种新的生命体将从我们的科技中诞生，最终成为我们的主人。它将驱使我们，而我们则用自己的身体供养它。　　当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我开始理解里昂的话了。机场上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为了跟上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严格的时间表而疲于奔命。有人一手握汽车方向盘，一手拿着移动电话在打电话，急匆匆驶入机场。有人一边走向停机坪，一边还大声打着手提电话，以盖过飞机轰鸣的声音向对方保证自己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机场大厅里，汽车租赁柜台、货币兑换柜台和托运行李处里面，各种工作人员坐在电脑面前埋头工作。他们不时

水晶头骨之谜-(二十四) 第24章　龟岛与水晶头骨方舟　--------------------------------------------------------------------------------　　第二天我们就飞往亚利桑那州，去见一位名字叫做布鲁哈雷的切诺基族巫师。据说此人见多识广，知道不少关于水晶头骨的事情，是仅有的几个通晓水晶头骨传说的人之一，而且他的学识远不止于北美土著人世代相传的那些知识。据他说，这些水晶头骨的历史广涉全世界许多地方，是一笔人类共有的神秘遗产。虽然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但是哈雷现在显然打算“与大地的孩子们分享人类历史上这一真实的故事”。　　关于这位巫师，我们只知道他是美洲土著部落当中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据我们所知，这主要是因为他作出了与外人分享部落的历史和秘密的决定。据他众多的助手说，按照规定这些秘密知识只有部落内最有天分的成员才能学习，在此之前还从未出部落的茅屋。哈雷答应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一般也只有本地的切诺基族和其他土著部落的成员通过巫师的检验后才能了解。这些成员必须遵从祖先的传统，“走过真知的神圣道路”，并按照祖先留下的训示生活，才能获得这些神秘的知识。　　我们听说在美洲土著部落中与外人分享部落的秘密是十分受非议的行为，这是因为许多土著人觉得欧洲人已经从他们那里掠夺了太多的东西，而现在又企图抢走他们祖先留下的最神圣的知识。不过现在各个土著部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些人想保护祖先的传统和知识，使它们不受侵害，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在，是把各族的秘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的时候了，因为这些秘密将使全人类受益。哈雷的助手告诉我们，哈雷就持这种观点。　　不过他们警告我们说，心不诚是不能学习这些神秘知识的。这些知识一开始听上去似乎有些古怪和疯狂，因此只有那些能以开放的心态听下去，并且不急于下结论的人才能学习。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可能会对这些秘密感到震惊。切诺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的传说在他们自己看来虽然是真实的历史，可对于那些不熟悉土著人的世界观的人，或者不愿背叛自己一贯所知的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置信。因为这些“真知”也许包括了我们前所未闻的一些思想，它们会冲击我们的习惯思维，令我们感到十分不安。他们告诉我们，要想正确地学习这些真知，我们必须暂时放弃那些先前固有的、稳妥的和熟悉的观念，勇敢地迈进一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这里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从前想当然的一些事情原来并非它们表面所显现出的那样。　　哈雷是个行踪不定的人，我们几次打电话想采访他，都没有找到。所有上面这些有关土著人秘密知识的事都是我们从哈雷的助手们那儿听说的。他们还告诉我们，哈雷说如果我们真心想了解水晶头骨，就应该亲自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他的诊所去找他。　　当我们到达凤凰城的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迎接我们的是干燥的沙漠之中一片翠绿的草地，仿佛修剪过一般。若是再有一片海滩，整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处十分迷人的度假胜地。我们驱车穿过城镇，心里揣摩着这个传奇人物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他会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布鲁哈雷答应接受采访并可以摄像。克利斯和我都觉得，要是给这个不同寻常的地道的切诺基族人在沙漠的红岩边照一张侧面像，效果一定特别好：侧面像中的他会显示出超越时间的古老智慧，像这红色的沙漠一样迷人。太阳从他身后落下，用金色的光芒勾勒出他线条分明的轮廓，他睿智的脸庞神情凝重，黑色的眼睛中透着智慧和果敢，黑发在风中飘舞着。　　我们看到哈雷的诊所时不由得吃了一惊。那是幢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好像一家跨国公司的总部一样。在我们的想象中，一个睿智的印第安老巫师的诊所可完全不是这样的。楼里空调机嗡鸣着，墙壁粉刷得雪白，仿佛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哪里像一个土著巫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