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续接西周王年　　在中国，如果追根溯源，作为对古代器物进行考证和研究的考古学其实早就存在。中国人对古玩的爱好和收藏由来已久，由于所见早期遗物多为青铜和玉、石等材料制成，在过去专门形成了一门学问，称之为金石学。从公元1000年的中国宋代开始，陆续有《博古图》、《金石录》、《考古图》等研究早期金石器物的专著出现。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上独具特色，其种类繁多，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有许多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活动。特别在西周时期，人们在制作青铜器物时，常常在上面留下铭文，或铸就或凿刻。铭文内容有记叙祭典训诰、君王事迹、田猎征伐、盟誓契约等等。这些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宗法礼仪的青铜器铭文是弥补史书缺佚，映证古史传说的重要的材料。　　周武王所建都邑设在“镐”，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的沣水河畔。周镐京，从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来看，位于中国的西部，所以史称“西周”。从周武王克商，到周平王将都城向东迁往洛邑，西周经历十一世，共有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二个周王。从厉王以上开始，史书中无王年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西周年代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司马迁《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给出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基准点，向前推算到周武王克商之年，将西周各王的在位之年排列出来，构成一个西周王朝的完整的年代框架。　　铭刻在成千上万件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在中国，研究青铜器铭文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现存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简繁不一，内容庞杂。[采访李学勤先生：　　就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程来说，青铜器上的铭文，特别是西周时期的铭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青铜器很多都是有铭文的。青铜器铭文在商代前期已经萌芽，商代后期已逐步兴盛起来，到了西周时期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西周时期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目前所见最长的达到497个字，将近500字。这样长篇的铭文就和当时传阅的文献，比如说〈〈尚书〉〉中的一篇差不多一样，价值也可以说相等，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青铜器铭文为我们确定西周王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是，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西周王世和年代的完整记载。　　在古代中国，沿袭着一种礼仪，不得直接称呼当朝国王的名字，称之为“避讳”。这种情形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似乎也有所体现。在这成千篇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很难见到当朝国王的名字；在所有有字青铜器中，同时记有王年、月、干支、月相等时间词语的青铜器只有六十多件；对表示时间月相词语的语义后人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用金文来研究年代，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困难。[采访刘雨：　　古代的埃及在石头上曾有天狼星和太阳同升的记载；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泥板上曾经有过日食和金星的记载。而我们中国的金文里面天下体现出来的这些对于月亮形象的记载是很珍贵的天文资料。通过这些天文资料，我们在青铜器的年代研究和整个年代研究上界定了一个金文的王年，就是说金文可以把某一个王的时代定出一个最低的限度来。]　　利用青铜器年代排序和铭文内容研究得出的西周年表称为“金文历谱”。　　1998年中国研究西周历史和金文历谱的专家多次云集北京，交流探讨青铜器铭文中关于月相等纪时词语的含义，推知西周历法的基本要点。通过对青铜器的外型比较、纹饰分析、铭文字体的演变、出土地层所代表的历史年代排序，再根据考古学中类型学的原则，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对同时记有王年、月、月相、干支等记叙时间词语的六十多件青铜器进行排队。[采访青铜器专家 刘雨：　　这些年、月、日、月相俱全的这几十件青铜器，我们把它放到天文历谱里去，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金文的历谱。这个金文历谱对检验我们安排的西周王年年事有了一个检查的作用。只有我们历谱的安排符合了金文的要求，或者说绝大部分符合金文历谱的要求，那么我们这个王年安排才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为大家知道金文是当时一些时间概念的直接记录、第一手材料。如果这个材料和我们现在人为安排出来的年代发生矛盾，那么我们是要趋靠于金文的王年来作为校正的根据的。]

　　对得到的这样一个青铜器相对年代顺序的分期表，如果能找到其中的某些绝对的年代作为支点，就可以推算出一个完整的西周列王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对中国青铜器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并结合近年来田野考古和天文学的新发现，进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找到了许多重要的绝对年代支点。（片花）　　《史记 晋世家》所记，周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即病逝，武王之子成王即位，其时，成王和弟弟叔虞还未成年。[采访李伯谦先生：　　据历史记载，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一起玩），叔虞大概是他最小的弟弟。那时他（成王）的年龄还很小，玩的时候就开玩笑，因为桐树上掉了一片叶子，他就把它捡起来，削成了一个尖尖的圭的形状。圭就是一种三角形的、长的、玉做的东西。他把桐叶削成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就（对叔虞）说：“把这个封你了，把你封到唐吧！”叔虞封唐，因为唐比较近。这本是开玩笑的，但在一旁的史官听见后马上记下来了。后来史官就对成王讲：“你应该兑现。”成王说：“我这是戏言，是和我弟弟玩时开玩笑的。”史官就说：“你是王，国君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你说了就该兑现。”因此后来成王就真正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到了唐。那么唐是在什么地方呢？按《史记》记载，唐是应该在现在的太原附近。]　　“桐叶封晋”的典故有很大的故事成分，不过，西周时期的晋国的确是周王朝的一个镇守北方要地的重要的诸侯国。　　“晋”就是现在山西省的简称。位于太原市郊的晋祠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最早是为了祭祀周成王之弟，第一代晋侯唐叔虞。但是晋祠所在的山西中部平原并不是晋国的始封之地。真正晋国的始封之地、晋侯家族的宫室、墓地究竟在山西的何处，是千百年来历史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队，在邹衡教授的带领下，根据古文献所载“晋邦之地”的描述，在山西南部的侯马地区进行勘察和试掘。[采访邹衡教授：　　我们是79年在这里调查确定了这个地方是大的遗址。当时在我的脑子里有这种希望，希望这就是首都，但没有这个把握。结果马上第二年就发掘，发掘时发现了不小的墓，是很大的墓。但没有晋侯。这样我们就向国家申请了经费，在那里盖了房子（工作站）住着。我一共在曲村待了16年，一直到前几年我才回来。开始发现的不是晋侯墓，而是整个晋侯遗址。大的遗址确定以后，信心越来越足，到后来就发现了晋侯墓。]　　1992年在天马-曲村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墓葬区，巨大的殉马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铭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埋葬的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晋国”的多位晋侯和夫人。由此考古学家可以推断，晋侯的始封之地就在附近。只不过昔日赫赫的王都，如今已经埋在茫茫黄土之下。[采访李伯谦教授：　　到了92年以后，因为盗墓的关系，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大型的墓葬。从92年到95年我们经过发掘，发现有8组晋侯和他们的夫人的墓葬。当然这个墓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有继续工作。但是仅就我们这几年发现的，这8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上，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的可以对应起来。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既然晋侯的墓地在这个地方，当然他的国都也会在附近。因此根据晋侯墓地的发掘，我们可以完全肯定了天马-曲村遗址就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　　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1994年，著名的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采访上博马承源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