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唐国公的个人资料

王邦维：“都广之野”、“建木”以及“日中无影”. “都广之野”、“建木”以及“日中无影”. 发布时间：2010-04-27 09:33 一、“周公测影”与“地中” 五年以前, 2004年10月,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及学术思想讨论会”,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这篇文章后来刊载在2005年第4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对于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题目,我实在是外行,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王炎先生提示我,拙文中有一处地方,提到《山海经》讲到的“都广之野”。在《山海经》中,都广之地也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且也是“日中无影”。古代的“蚕丛”、“瞿上”,加上“都广之野”,实际上都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范围内,几个地名之间互相关联。王炎先生希望我就此做更多一些讨论。以下的意见,也就从这一点展开。在那篇文章里,我的问题,是由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义净的书中一句话引发而起。义净在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讲到夏至之时, 在南海(今东南亚地区)和印度以及中国不同的地方,日影长短不同,但在中国的洛州,却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没有日影,称作“洛州无影”。从天文学角度讲,这是无法解释的一件事。义净为什么会这样说,曾经让国内外所有的研究者困惑不解。我最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后来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在河南登封的古观星象台的院内,在唐代或者更早,建有一座“周公测景台”(测景即测影,景影是一个字),当地人称这座台为 “没影台”,上面的石表,在夏至之时,就会出现“无影”的现象。登封古代在洛州境内,今天也仍然属于洛阳市的一部分。我以为这正是义净所说的“洛州无影”。而且,我还认为,现在看见的这座建于唐初的“周公测景台”,因为特殊的设计,夏至之时可以“无影”,是因为古代中国有人把这里视为“地中”,也就是“天下之中”,虽然实际上日下有影,但却希望通过以人工造成的“无影”来表达一种特殊的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理念。这个问题,牵涉到古代中国人讲的“地中”的概念和怎么测量日影。《周礼·地官·大司徒》讲: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荫。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地中”具体在什么地方,《周礼》没有讲,但汉代郑玄对此有所解释,郑玄引郑司农即郑众的话讲: “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当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 唐初的贾公彦对上引《周礼》测影以定“地中”的一段话以及郑玄的注又有一段疏解: “郑司农云:颖川阳城地为然者,颖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1〕阳城即今登封市的告城镇,古代在洛邑的地域之内,唐代属于洛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尤其是早期,洛邑以及后来的洛州或者洛阳是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周公营洛”是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测影”一事联系在一起,应该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周公度景”,地点是不是就在今天的告城镇可以讨论。但这样的举动,在定居的古代文明中,大概都会有。从“地中”而推衍为“天下之中”,后代因此而逐渐演绎发展出丰富的政治及文化意义。“无影”的想象和设计,也是由此而起。但“地中”和“天下之中”的观念,其实不仅限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甚至不限于中国。二、“都广之野”与“建木” 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先民以自己居住之地为天下的中心,其心理态势完全可以理解。在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内,古代曾经存在有不同的族群,因此也有不同的“天下之中”。有意思的是,与洛邑相对,在古代有“都广之野”,即今天的成都一带,也曾经被认为是“天下之中”。“都广之野” 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有关《山海经》的文章或书已经有许多,大多都自称是研究著作,也大多富于想象而难以求证。这一点,倒与过去讲的《山海经》“恢怪不经”的特点十分相似。古人“恢怪”可以理解,今人仍然“恢怪”,则是一件有趣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山海经》“恢怪不经”,确实给人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和发挥的余地。这当然也很有趣。四川大学已故的蒙文通教授,对《山海经》中涉及“天下之中”,即《山海经》所涉及的地域和地理位置有过很好的分析。他认为,整个山海经中 ,有三个部分与此有关,即《五藏山经》之一的《中山经》,四篇《海内经》,《山海经》最末,《大荒经》后的《海内经》。蒙文通先生对比分析各篇所叙述的地区的地理位置,认为: 《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① 蒙先生更倾向于指巴、蜀地区。尤其是“都广之地”。与“天下之中”相联系,蒙先生更说明,《山海经》属于“西南文化系统”。对《山海经》内容的解释,有无数不同的意见,迄今为止,我以为还是蒙先生的研究最为简明,最为平实,也最为透彻。除了“天下之中”,我对《山海经》书中的内容,感兴趣的还有“建木”,因为与建木相关的,不仅有“天下之中”,还有“日中无影”。《山海经》讲到“建木”,共有三处地方。第一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2〕第二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3〕接下来就是有名的“巴蛇食象”一条。第三处是《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焉。......有九丘,以水绕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 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即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嗥爰过,黄帝所为。”〔4〕晋代的郭璞对“都广之野”的解释是:“其城(域? )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之所出也。”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为《山海经》原文,而“天下之中”应作“天地之中”。〔5〕无论如何,《山海经》中的建木看来似乎是一种神树。先秦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至晚到秦汉之际,建木就与“日中无影”联系在了一起。《吕氏春秋·有始》讲: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6〕《淮南子·墬形训》则讲: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7〕郭璞的注,根据的大概就是此前的解释:“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 但建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与上古时代“建中”的举动有关,古代的首领在居处之地,立木杆旗帜以号众,这种木杆旗帜在甲骨文中被称为 “中”。这是一种解释,有一些道理。不管怎么说,“众帝所自上下”,建木无疑是很神圣的一种东西。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在会议提供的参考资料中,我正好读到四川大学林向教授的文章《“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林向教授讨论到古代中国的南方地区测量日影的各种方式,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代表的就是传说中的建木,建木“是古蜀人心目中‘天下之中’的社树,是古蜀人心目中沟通天地的‘天梯’,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够。‘建木’的来历与神圣性还因为它是蜀王‘敬授民时’的‘ 立杆测影’的‘杆’,所以要把它作为祀典中最中心的仪仗之一。”因此,在林向教授看来,建木的功能之一,是测日影。为什么“日中无影”就意味是“天下之中”呢?这个问题,我还没完全想清楚,我觉得,这事值得做更多的思考。三、“天下之中”与“日中无影”:观念从何而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不妨把眼光再放宽一点来做思考。古代的先民,注意或者说在意自己所处地方位于世界上的什么位置,是很自然的事。把自己所处的位置看作是“天下之中”,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去年在我的课上,我曾经跟上课的几位研究生讨论过“洛州无影”的问题。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中国之外,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例子。一个例子来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历史上也曾经是人类古文明的中心之一。在巴勒斯坦,传说中的雅各之泉(Fountain of Jacob)在夏至之时也是“日中无影”: MountGerizim, in the centerofPalestine,was undoubtedly invested with the prestige of the Center, for it is called“navel of theearth”. A tradition preserved by Peter Comestor relates that at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suncasts no shadow on the“ Fountain of Jacob”(nearGerizim). And indeed, Peter continues,“sunt qui dicunt locum illum esse umbilicum terrae nostrae habitabilis.”〔8〕这段话中文可以翻译为: 在巴勒斯坦的中心,格里兹姆山(Gerizim)无疑被赋予中心的声望,因为它被称作‘大地的肚脐’。PeterComestor书中所保留的一个传说讲,在夏至之时,在雅各之泉,阳光照射之下是没有影子的。的确,Peter继续讲道:就是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作我们所居住的大地的中心。这最后的一句话,原文是拉丁文,英文的翻译则是: They arewho call thatplace to be the cen-ter ofourhabitable land。在耶路撒冷,还有所谓的“复活柱”,夏至之时也是“无影”的: We must speak briefly about a very lofty column,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whichmeets one coming from the sacred places northwards. This column is setup on that spot where a dead young man came to life again when the Cross of the Lordwas placed on him, andmarvellously in the summer solstice atmidday, when the sun comes to the centre of the heaven, it casts no shadow; forwhen the solstice ispassed, which is the 24th ofJune, after three days, as the day gradually lessens, it first casts a short shadow, then a longer one as the days pass. Thus this column, which the brightness of the sun in the summer solstice atmidday, as it stands in the centre of the heaven,shining straight down from above, shines upon all round from every quarter, proves that the city ofJerusalem is situated in themiddle of the earth. Whence also the Psalmis,t prophesying on account of the sacred sites of the Passion and the Resurrectionwhich are contained within thatAelia, sings: ButGod, ourKing, before the ages haswrought salvation in themidst of the earth, that is, in Jerusalem, which, being in the middle, is also called the navel of the earth.〔9〕这段话翻译成中文是: 我们必须简单地讲一下在这座城市中心的很高的一根柱子,这根柱子面对从北方的圣地而来的某人。柱子竖立的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位已经死去的青年,当主的十字架放置在他身上时,他就复活了。神奇的还有,在夏至日的中午,当太阳升至天穹的中央,阳光下没有影子。夏至过去,也就是6 月24日,三天以后,白天渐渐变短,出现短短的日影,然后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影变得更长。因此,在夏至日的中午,当太阳位于天穹的中央,光辉从上方直射下来,照到每一处角落,这根柱子证明,耶路撒冷城位于大地的中心。因为这是位于爱利亚(Aelia)城①内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圣址,一位赞美诗人由此也就预言而且吟唱到:主啊,我们的王,当岁月在大地之中成就拯救以前,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这座位于中心的城市也被称作大地的肚脐。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约在北纬31至于40度之间,耶路撒冷约在北纬32度,在北回归线以北。这样的说法怎么产生的,尚不清楚。我这里引用的只是学者的论述,原始材料出自哪里,我目前没有条件去查考,当然更没有可能做实地的考察。② 不过,这里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外国,中国中原地区的先民与巴蜀地区的先民,都把“天下之中”与“日下无影”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做考虑。这其中有必然性吗?似乎是有的。因为可以想象,对于上古时代的先民,太阳对于判定方向、方位和时间,是最重要的条件,有决定性甚至神圣的意义(指南针要晚得多)。立杆测影,既可以知道一天的时间,还知道一年的节候,还可以判断方位。从情理上推断,立杆测影,对于所有古代的先民,是都会有的事。在先秦时代测量日影的圭表出现之前,更原始的天文测影根据,只会是木竿。唐初义净在南海和印度旅行,见到的也还是木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日下无影”,本来是一个在地球的回归线范围内每年都可以一见的普通的现象,古代的先民,如果是居住在北回归线以北,理论上讲,是见不到这种现象的,但他们中一些族群,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赋予其某种神圣的意义呢? 四、结语在这次会议中,王炎先生发言时讲到:三星堆的那根“金杖”,也许就是“立竿测影”用的神圣的“法器”,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西亚北非式的“ 权杖”。这倒是一种新的说法。我的确以为,这不像是“权杖”,应该是一种具有神圣象征的物品,但是不是“立竿测影”,我也没有把握。如果证据更多, 也许可以知道得多一些。不过三星堆是目前我们所知上古时代成都平原最发达的文明遗存。上古时代传说中的“都广之野”,无疑也与三星堆有一定的联系。“蚕丛”、“瞿上”这些地名,也都位于“都广之野”。成都平原上古时代的先民,曾经也有过“天下之中”的观念。这种理念,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古代的不同地区,固然不一样,后来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世界上各个文明发展的路径,如果仔细考究,其实常常有不少相同之处。过去讲中华民族,讲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一般想到的都主要是关中和河洛一带,但实际的情况其实复杂得多,中华文明的来源多元,现在已经是共识。“都广之地”当然也是中华文明的来源之一。这里所说的来源,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建木”和“日中无影” 就是证据之一。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么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或者解释?怎么能有更多的材料,或者有新的发现,或者对传统文献做出新的理解。中原以外地区新的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最值得注意。本文真正解决的疑点虽然不多,但通过以上的讨论会,希望有助于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参考文献〕〔1〕周礼注疏:卷十〔A〕.十三经注疏〔C〕.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 1980,上册, 704. 〔2〕〔3〕〔4〕〔5〕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79, 280, 445-448, 445转引. 〔6〕〔7〕诸子集成〔M〕.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6,第6册, 126,第7册, 57. 〔8〕Mircea Eliade: TheMyth ofThe EternalReturn orCosmos andHistory, ChapterOne, The Symbolism of the Center. 〔9〕JamesRoseMacpherson (trans. ), The Pilgrimage ofArculfus in theHoly Land, XIII of the Book I. 〔作者简介〕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1。

王邦维：“都广之野”、“建木”以及“日中无影” “都广之野”、“建木”以及“日中无影” .发布时间：2010-04-27 09:33 一、“周公测影”与“地中” 五年以前, 2004年10月,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及学术思想讨论会”,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这篇文章后来刊载在2005年第4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对于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题目,我实在是外行,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王炎先生提示我,拙文中有一处地方,提到《山海经》讲到的“都广之野”。在《山海经》中,都广之地也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且也是“日中无影”。古代的“蚕丛”、“瞿上”,加上“都广之野”,实际上都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范围内,几个地名之间互相关联。王炎先生希望我就此做更多一些讨论。以下的意见,也就从这一点展开。在那篇文章里,我的问题,是由唐初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义净的书中一句话引发而起。义净在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讲到夏至之时, 在南海(今东南亚地区)和印度以及中国不同的地方,日影长短不同,但在中国的洛州,却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没有日影,称作“洛州无影”。从天文学角度讲,这是无法解释的一件事。义净为什么会这样说,曾经让国内外所有的研究者困惑不解。我最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后来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在河南登封的古观星象台的院内,在唐代或者更早,建有一座“周公测景台”(测景即测影,景影是一个字),当地人称这座台为 “没影台”,上面的石表,在夏至之时,就会出现“无影”的现象。登封古代在洛州境内,今天也仍然属于洛阳市的一部分。我以为这正是义净所说的“洛州无影”。而且,我还认为,现在看见的这座建于唐初的“周公测景台”,因为特殊的设计,夏至之时可以“无影”,是因为古代中国有人把这里视为“地中”,也就是“天下之中”,虽然实际上日下有影,但却希望通过以人工造成的“无影”来表达一种特殊的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理念。这个问题,牵涉到古代中国人讲的“地中”的概念和怎么测量日影。《周礼·地官·大司徒》讲: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荫。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地中”具体在什么地方,《周礼》没有讲,但汉代郑玄对此有所解释,郑玄引郑司农即郑众的话讲: “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当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 唐初的贾公彦对上引《周礼》测影以定“地中”的一段话以及郑玄的注又有一段疏解: “郑司农云:颖川阳城地为然者,颖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1〕阳城即今登封市的告城镇,古代在洛邑的地域之内,唐代属于洛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尤其是早期,洛邑以及后来的洛州或者洛阳是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周公营洛”是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测影”一事联系在一起,应该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周公度景”,地点是不是就在今天的告城镇可以讨论。但这样的举动,在定居的古代文明中,大概都会有。从“地中”而推衍为“天下之中”,后代因此而逐渐演绎发展出丰富的政治及文化意义。“无影”的想象和设计,也是由此而起。但“地中”和“天下之中”的观念,其实不仅限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甚至不限于中国。二、“都广之野”与“建木” 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先民以自己居住之地为天下的中心,其心理态势完全可以理解。在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内,古代曾经存在有不同的族群,因此也有不同的“天下之中”。有意思的是,与洛邑相对,在古代有“都广之野”,即今天的成都一带,也曾经被认为是“天下之中”。“都广之野” 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有关《山海经》的文章或书已经有许多,大多都自称是研究著作,也大多富于想象而难以求证。这一点,倒与过去讲的《山海经》“恢怪不经”的特点十分相似。古人“恢怪”可以理解,今人仍然“恢怪”,则是一件有趣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山海经》“恢怪不经”,确实给人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和发挥的余地。这当然也很有趣。四川大学已故的蒙文通教授,对《山海经》中涉及“天下之中”,即《山海经》所涉及的地域和地理位置有过很好的分析。他认为,整个山海经中 ,有三个部分与此有关,即《五藏山经》之一的《中山经》,四篇《海内经》,《山海经》最末,《大荒经》后的《海内经》。蒙文通先生对比分析各篇所叙述的地区的地理位置,认为: 《山海经》全书三个部分所说的“天下之中”,都与中原文化所说的“天下之中”迥不相同。它所指的是巴、蜀、荆楚地区或者只是巴、蜀地区。① 蒙先生更倾向于指巴、蜀地区。尤其是“都广之地”。与“天下之中”相联系,蒙先生更说明,《山海经》属于“西南文化系统”。对《山海经》内容的解释,有无数不同的意见,迄今为止,我以为还是蒙先生的研究最为简明,最为平实,也最为透彻。除了“天下之中”,我对《山海经》书中的内容,感兴趣的还有“建木”,因为与建木相关的,不仅有“天下之中”,还有“日中无影”。《山海经》讲到“建木”,共有三处地方。第一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2〕第二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3〕接下来就是有名的“巴蛇食象”一条。第三处是《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焉。......有九丘,以水绕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 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即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嗥爰过,黄帝所为。”〔4〕晋代的郭璞对“都广之野”的解释是:“其城(域? )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之所出也。”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为《山海经》原文,而“天下之中”应作“天地之中”。〔5〕无论如何,《山海经》中的建木看来似乎是一种神树。先秦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至晚到秦汉之际,建木就与“日中无影”联系在了一起。《吕氏春秋·有始》讲: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6〕《淮南子·墬形训》则讲: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7〕郭璞的注,根据的大概就是此前的解释:“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 但建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与上古时代“建中”的举动有关,古代的首领在居处之地,立木杆旗帜以号众,这种木杆旗帜在甲骨文中被称为 “中”。这是一种解释,有一些道理。不管怎么说,“众帝所自上下”,建木无疑是很神圣的一种东西。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在会议提供的参考资料中,我正好读到四川大学林向教授的文章《“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林向教授讨论到古代中国的南方地区测量日影的各种方式,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代表的就是传说中的建木,建木“是古蜀人心目中‘天下之中’的社树,是古蜀人心目中沟通天地的‘天梯’,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够。‘建木’的来历与神圣性还因为它是蜀王‘敬授民时’的‘ 立杆测影’的‘杆’,所以要把它作为祀典中最中心的仪仗之一。”因此,在林向教授看来,建木的功能之一,是测日影。为什么“日中无影”就意味是“天下之中”呢?这个问题,我还没完全想清楚,我觉得,这事值得做更多的思考。三、“天下之中”与“日中无影”:观念从何而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不妨把眼光再放宽一点来做思考。古代的先民,注意或者说在意自己所处地方位于世界上的什么位置,是很自然的事。把自己所处的位置看作是“天下之中”,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去年在我的课上,我曾经跟上课的几位研究生讨论过“洛州无影”的问题。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中国之外,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例子。一个例子来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历史上也曾经是人类古文明的中心之一。在巴勒斯坦,传说中的雅各之泉(Fountain of Jacob)在夏至之时也是“日中无影”: MountGerizim, in the centerofPalestine,was undoubtedly invested with the prestige of the Center, for it is called“navel of theearth”. A tradition preserved by Peter Comestor relates that at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suncasts no shadow on the“ Fountain of Jacob”(nearGerizim). And indeed, Peter continues,“sunt qui dicunt locum illum esse umbilicum terrae nostrae habitabilis.”〔8〕这段话中文可以翻译为: 在巴勒斯坦的中心,格里兹姆山(Gerizim)无疑被赋予中心的声望,因为它被称作‘大地的肚脐’。PeterComestor书中所保留的一个传说讲,在夏至之时,在雅各之泉,阳光照射之下是没有影子的。的确,Peter继续讲道:就是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作我们所居住的大地的中心。这最后的一句话,原文是拉丁文,英文的翻译则是: They arewho call thatplace to be the cen-ter ofourhabitable land。在耶路撒冷,还有所谓的“复活柱”,夏至之时也是“无影”的: We must speak briefly about a very lofty column,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whichmeets one coming from the sacred places northwards. This column is setup on that spot where a dead young man came to life again when the Cross of the Lordwas placed on him, andmarvellously in the summer solstice atmidday, when the sun comes to the centre of the heaven, it casts no shadow; forwhen the solstice ispassed, which is the 24th ofJune, after three days, as the day gradually lessens, it first casts a short shadow, then a longer one as the days pass. Thus this column, which the brightness of the sun in the summer solstice atmidday, as it stands in the centre of the heaven,shining straight down from above, shines upon all round from every quarter, proves that the city ofJerusalem is situated in themiddle of the earth. Whence also the Psalmis,t prophesying on account of the sacred sites of the Passion and the Resurrectionwhich are contained within thatAelia, sings: ButGod, ourKing, before the ages haswrought salvation in themidst of the earth, that is, in Jerusalem, which, being in the middle, is also called the navel of the earth.〔9〕这段话翻译成中文是: 我们必须简单地讲一下在这座城市中心的很高的一根柱子,这根柱子面对从北方的圣地而来的某人。柱子竖立的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位已经死去的青年,当主的十字架放置在他身上时,他就复活了。神奇的还有,在夏至日的中午,当太阳升至天穹的中央,阳光下没有影子。夏至过去,也就是6 月24日,三天以后,白天渐渐变短,出现短短的日影,然后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影变得更长。因此,在夏至日的中午,当太阳位于天穹的中央,光辉从上方直射下来,照到每一处角落,这根柱子证明,耶路撒冷城位于大地的中心。因为这是位于爱利亚(Aelia)城①内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圣址,一位赞美诗人由此也就预言而且吟唱到:主啊,我们的王,当岁月在大地之中成就拯救以前,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这座位于中心的城市也被称作大地的肚脐。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约在北纬31至于40度之间,耶路撒冷约在北纬32度,在北回归线以北。这样的说法怎么产生的,尚不清楚。我这里引用的只是学者的论述,原始材料出自哪里,我目前没有条件去查考,当然更没有可能做实地的考察。② 不过,这里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外国,中国中原地区的先民与巴蜀地区的先民,都把“天下之中”与“日下无影”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做考虑。这其中有必然性吗?似乎是有的。因为可以想象,对于上古时代的先民,太阳对于判定方向、方位和时间,是最重要的条件,有决定性甚至神圣的意义(指南针要晚得多)。立杆测影,既可以知道一天的时间,还知道一年的节候,还可以判断方位。从情理上推断,立杆测影,对于所有古代的先民,是都会有的事。在先秦时代测量日影的圭表出现之前,更原始的天文测影根据,只会是木竿。唐初义净在南海和印度旅行,见到的也还是木竿。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日下无影”,本来是一个在地球的回归线范围内每年都可以一见的普通的现象,古代的先民,如果是居住在北回归线以北,理论上讲,是见不到这种现象的,但他们中一些族群,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赋予其某种神圣的意义呢? 四、结语在这次会议中,王炎先生发言时讲到:三星堆的那根“金杖”,也许就是“立竿测影”用的神圣的“法器”,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西亚北非式的“ 权杖”。这倒是一种新的说法。我的确以为,这不像是“权杖”,应该是一种具有神圣象征的物品,但是不是“立竿测影”,我也没有把握。如果证据更多, 也许可以知道得多一些。不过三星堆是目前我们所知上古时代成都平原最发达的文明遗存。上古时代传说中的“都广之野”,无疑也与三星堆有一定的联系。“蚕丛”、“瞿上”这些地名,也都位于“都广之野”。成都平原上古时代的先民,曾经也有过“天下之中”的观念。这种理念,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古代的不同地区,固然不一样,后来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世界上各个文明发展的路径,如果仔细考究,其实常常有不少相同之处。过去讲中华民族,讲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一般想到的都主要是关中和河洛一带,但实际的情况其实复杂得多,中华文明的来源多元,现在已经是共识。“都广之地”当然也是中华文明的来源之一。这里所说的来源,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建木”和“日中无影” 就是证据之一。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么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或者解释?怎么能有更多的材料,或者有新的发现,或者对传统文献做出新的理解。中原以外地区新的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最值得注意。本文真正解决的疑点虽然不多,但通过以上的讨论会,希望有助于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参考文献〕〔1〕周礼注疏:卷十〔A〕.十三经注疏〔C〕.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 1980,上册, 704. 〔2〕〔3〕〔4〕〔5〕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79, 280, 445-448, 445转引. 〔6〕〔7〕诸子集成〔M〕.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6,第6册, 126,第7册, 57. 〔8〕Mircea Eliade: TheMyth ofThe EternalReturn orCosmos andHistory, ChapterOne, The Symbolism of the Center. 〔9〕JamesRoseMacpherson (trans. ), The Pilgrimage ofArculfus in theHoly Land, XIII of the Book I. 〔作者简介〕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1。

关于历史探索令人着迷的地方。第一节　为什么会形成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这一荒谬观点　　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曾经长期影响包括专业学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解放前，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1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考古发掘了殷墟。1959年，在徐旭生的主导下，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以上三个遗址都非常重要。这三个遗址比较有特点，仰韶文化遗址，是军阀割据时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殷墟遗址是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首次主持发掘；二里头是新中国徐旭生为寻找夏墟偶然发现，当时他认为是早商遗址。　　一、殷墟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的重量级砝码。对大家影响最深刻的，是殷墟遗址。这里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记录了大量的文字的发现，证明从殷墟开启了中国信史。但殷商并非农耕社会族群建立的政体，而是来自东北区域的游猎＋牧养＋物品交易生业策略的社会族群。这个问题留到后面再讲。殷墟遗址　　比较具有误导性的，是仰韶遗址和二里头遗址。　　二、仰韶文化的定义，对地理中国彩陶文化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误导。由于地理中国的彩陶文化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并进行了命名，这导致了对彩陶文化定义的误区。对绝大多数非专业领域的人来说，以为发现彩陶的遗址就是仰韶文化遗址，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彩陶文化是一个远超当今地理中国的考古文化现象。从逻辑上看，这是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问题。彩陶文化是“属”，仰韶文化是“种”，“属”的范围大于“种”。打个比方，你不能说某一部分人是中国人民，但你可以说某一部分人属于中国人民。放在考古里，仰韶文化是彩陶文化的一部分，但你不能把彩陶文化定义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既不是彩陶文化中最早出现的，它不具有文化起源性质；另外，仰韶文化也不是地理中国彩陶文化的中心。但长期以来，包括某些专业学者在内，混淆逻辑概念，往往用仰韶文化去分析、论证、概括、总结发现的其它彩陶文化，得出的某些结论肯定不正确，当然，在仰韶文化这个“种”（注意它不是“属”）下面，部分文化遗址受其影响是存在的。这种认知，也必然导致将地理中国彩陶文化的辉煌，当成仰韶文化的辉煌，形成文化错觉。在这里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半坡文化（姜寨遗址）和马家窑文化属于彩陶文化，它们是受河南渑池仰韶村仰韶遗址的仰韶文化传播影响吗？感兴趣的同学可自行找资料深入分析思考。前仰韶文化为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大地湾遗址　　三、二里头是夏都的观点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初衷寻找“夏墟”的徐旭生，偶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他认为是早商遗址。而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包括考古发掘工作简报，也将其视为早商遗址。至今，曾主持二里头考古发掘20年的前队长许宏，仍然认为二里头是早商文化遗址。但早在1959年，安志敏和石兴邦同时提出了洛达庙和东干沟类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遗存的观点；许顺湛1960年提出二里头遗址下层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的观点，不过并未引起人们重视。　　重大转机发生在1977年11月18日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后改名为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这次会上来了个“搅局者”邹衡教授。在会议前，对二里头形成了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商汤都城西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二里头文化存在夏商两种文化”。但在上午赵之荃作完二里头的报告后，下午邹衡的发言成了重磅，期间先后发言两次约6小时，直到晚上8时会议才结束，引起与会人员议论纷纷，甚至“全会震动”。为什么呢？因为邹衡在会上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而当时，无论是主持了郑州商城和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的安金槐，还是首任主持二里头发掘的队长赵芝荃，都是主张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从两位考古工作者1977年的观点，反映出当时的考古发现中，认为二里头一、二期和三、四期的文化应该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宝墩遗址出现的陶盉陶豆（该遗址活跃在4500－4200年前，废弃在3700年前）　　至于以安金槐、赵芝荃为代表的部分专业学者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与中国考古学家在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注重并坚持进行器物的类型学分析有关。但考古学家们在做类型学分析时，长期把陶器的演变作为重中之重，因为陶器的演变比较敏感，二三十年间就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性，能够连续反映文化的演变及传播影响。但比较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几乎全部忽略了对玉器、铜器等社会上层阶级使用器物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或许还因为在狭义中原（指河南范围），这类器物出现太晚有关，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在狭义中原都没能形成体系性或规模性玉礼器文化。“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始终没有大量用玉的习惯，这与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北方的红山文化形成反差……夏商周三代是河南地区玉器最为发达的时期”（引文出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河南卷》）。直到发掘二里头遗址，出现了龙山文化以来的部分同类型玉礼器，才具有了可以进行玉礼器、青铜器的文化、技术比较或分析的物质条件（这是河南龙山文化，李伯谦认为是二里头文化源头的王湾三期、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考古都不具备的器物）。三星堆陶盉，该遗址有2.6米不间断文化地层，4800年前至2600年前之前，文明被摧毁于埋藏坑的3200年前左右。　　四、部分古文献的误导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就是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均在黄河流域和洛河流域之间。这是“中心论”者最喜欢引用的古文献，但他们对《史记·六国年表》里“禹兴于西羌”就可以做到视而不见。另外他们也不愿意思考，汉代的司马迁（约公元前 145年出生）写《史记》，离“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的起点公元前2070年已经近2000年了，距西周的结束，也已经600多年了。在离他如此遥远的这个时间范围内，他依据什么写三代史呢？应该只能是文献和传说。这靠谱吗？从文献角度理解，那是不是秦朝以前的某些文献更靠谱？比如说后来发现的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之类。至于传说，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意义，甚至可能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真相，但传说与传说之间也打架，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和结论，拿其中的某些传说来支持“中心论”，那当然就更不靠谱了。四川成都青白江出土陶盉，三星堆文化范围考古出土陶盉　　但是，从考古角度，刘莉教授在谈到为什么会形成中华文明起源中心论观点时说：“这样一个古代中国文化发展范式得到中外考古学家的认可，不仅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所致，也因为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观点关注中原地区”。那么我们结合至今为止地理中国的考古发现深刻反思，你会发现什么？二里头二期后段出现的早期陶盉（3700年前以后）晚至二里头四期陶盉（3500年前左右），形制由细瘦高演变成矮胖粗，传播到三星堆，还能变成细瘦高吗？好神奇

纠正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错误史观，必须从理清二里头起源开始原创2022-02-10 23:57·首条平话第一节　为什么会形成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这一荒谬观点　　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曾经长期影响包括专业学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解放前，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1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考古发掘了殷墟。1959年，在徐旭生的主导下，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以上三个遗址都非常重要。这三个遗址比较有特点，仰韶文化遗址，是军阀割据时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殷墟遗址是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首次主持发掘；二里头是新中国徐旭生为寻找夏墟偶然发现，当时他认为是早商遗址。　　一、殷墟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的重量级砝码。对大家影响最深刻的，是殷墟遗址。这里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记录了大量的文字的发现，证明从殷墟开启了中国信史。但殷商并非农耕社会族群建立的政体，而是来自东北区域的游猎＋牧养＋物品交易生业策略的社会族群。这个问题留到后面再讲。殷墟遗址　　比较具有误导性的，是仰韶遗址和二里头遗址。　　二、仰韶文化的定义，对地理中国彩陶文化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误导。由于地理中国的彩陶文化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并进行了命名，这导致了对彩陶文化定义的误区。对绝大多数非专业领域的人来说，以为发现彩陶的遗址就是仰韶文化遗址，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彩陶文化是一个远超当今地理中国的考古文化现象。从逻辑上看，这是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问题。彩陶文化是“属”，仰韶文化是“种”，“属”的范围大于“种”。打个比方，你不能说某一部分人是中国人民，但你可以说某一部分人属于中国人民。放在考古里，仰韶文化是彩陶文化的一部分，但你不能把彩陶文化定义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既不是彩陶文化中最早出现的，它不具有文化起源性质；另外，仰韶文化也不是地理中国彩陶文化的中心。但长期以来，包括某些专业学者在内，混淆逻辑概念，往往用仰韶文化去分析、论证、概括、总结发现的其它彩陶文化，得出的某些结论肯定不正确，当然，在仰韶文化这个“种”（注意它不是“属”）下面，部分文化遗址受其影响是存在的。这种认知，也必然导致将地理中国彩陶文化的辉煌，当成仰韶文化的辉煌，形成文化错觉。在这里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半坡文化（姜寨遗址）和马家窑文化属于彩陶文化，它们是受河南渑池仰韶村仰韶遗址的仰韶文化传播影响吗？感兴趣的同学可自行找资料深入分析思考。前仰韶文化为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大地湾遗址　　三、二里头是夏都的观点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初衷寻找“夏墟”的徐旭生，偶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他认为是早商遗址。而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包括考古发掘工作简报，也将其视为早商遗址。至今，曾主持二里头考古发掘20年的前队长许宏，仍然认为二里头是早商文化遗址。但早在1959年，安志敏和石兴邦同时提出了洛达庙和东干沟类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遗存的观点；许顺湛1960年提出二里头遗址下层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的观点，不过并未引起人们重视。　　重大转机发生在1977年11月18日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后改名为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这次会上来了个“搅局者”邹衡教授。在会议前，对二里头形成了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商汤都城西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二里头文化存在夏商两种文化”。但在上午赵之荃作完二里头的报告后，下午邹衡的发言成了重磅，期间先后发言两次约6小时，直到晚上8时会议才结束，引起与会人员议论纷纷，甚至“全会震动”。为什么呢？因为邹衡在会上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而当时，无论是主持了郑州商城和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的安金槐，还是首任主持二里头发掘的队长赵芝荃，都是主张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从两位考古工作者1977年的观点，反映出当时的考古发现中，认为二里头一、二期和三、四期的文化应该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宝墩遗址出现的陶盉陶豆（该遗址活跃在4500－4200年前，废弃在3700年前）　　至于以安金槐、赵芝荃为代表的部分专业学者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与中国考古学家在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注重并坚持进行器物的类型学分析有关。但考古学家们在做类型学分析时，长期把陶器的演变作为重中之重，因为陶器的演变比较敏感，二三十年间就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性，能够连续反映文化的演变及传播影响。但比较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几乎全部忽略了对玉器、铜器等社会上层阶级使用器物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或许还因为在狭义中原（指河南范围），这类器物出现太晚有关，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在狭义中原都没能形成体系性或规模性玉礼器文化。“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始终没有大量用玉的习惯，这与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北方的红山文化形成反差……夏商周三代是河南地区玉器最为发达的时期”（引文出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河南卷》）。直到发掘二里头遗址，出现了龙山文化以来的部分同类型玉礼器，才具有了可以进行玉礼器、青铜器的文化、技术比较或分析的物质条件（这是河南龙山文化，李伯谦认为是二里头文化源头的王湾三期、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考古都不具备的器物）。三星堆陶盉，该遗址有2.6米不间断文化地层，4800年前至2600年前之前，文明被摧毁于埋藏坑的3200年前左右。　　四、部分古文献的误导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就是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均在黄河流域和洛河流域之间。这是“中心论”者最喜欢引用的古文献，但他们对《史记·六国年表》里“禹兴于西羌”就可以做到视而不见。另外他们也不愿意思考，汉代的司马迁（约公元前 145年出生）写《史记》，离“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的起点公元前2070年已经近2000年了，距西周的结束，也已经600多年了。在离他如此遥远的这个时间范围内，他依据什么写三代史呢？应该只能是文献和传说。这靠谱吗？从文献角度理解，那是不是秦朝以前的某些文献更靠谱？比如说后来发现的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之类。至于传说，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意义，甚至可能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真相，但传说与传说之间也打架，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和结论，拿其中的某些传说来支持“中心论”，那当然就更不靠谱了。四川成都青白江出土陶盉，三星堆文化范围考古出土陶盉　　但是，从考古角度，刘莉教授在谈到为什么会形成中华文明起源中心论观点时说：“这样一个古代中国文化发展范式得到中外考古学家的认可，不仅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所致，也因为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观点关注中原地区”。那么我们结合至今为止地理中国的考古发现深刻反思，你会发现什么？二里头二期后段出现的早期陶盉（3700年前以后）晚至二里头四期陶盉（3500年前左右），形制由细瘦高演变成矮胖粗，传播到三星堆，还能变成细瘦高吗？好神奇

宝墩遗址再次论证二里头文化来主要来源应该是古蜀范围成都新津宝墩遗址展馆开馆央广网1月21日 17:45 　　成都1月21日消息（记者昌思荣）1月21日，宝墩遗址展馆开馆，"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向公众开放。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毅，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旭光，以及相关领导出席活动。宝墩，是人们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4500年前，古蜀宝墩先民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种下一粒稻谷，从此开启了跨越千年的璀璨文明。宝墩遗址展馆位于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地跨宝墩村、双石村、龙马村。遗址距今约4500—4200年，是成都平原发现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为目前发现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城址之一。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在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6月25日，宝墩古城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作为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和城市文明起源地，是成都平原迈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明证，被誉为"中华文明之光，长江上游文明之源"。在宝墩遗址展馆开馆仪式上，新津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建平在致辞中表示：为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新津将主动承担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持续深入推进宝墩遗址保护传承、研究利用、展示推广，守护好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努力将宝墩遗址打造成为文物保护新标杆、天府文化新名片、文旅融合新样板，不断彰显宝墩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影响力。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毅，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旭光，新津区委书记唐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共同为宝墩遗址展馆揭幕。随后，召开了宝墩文化研讨会，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通过视频的方式分享了他对于宝墩文化活化传承的独特见解。参会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文明视野下的宝墩、宝墩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宝墩文化的活化传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和观点分享。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天府农博精品旅游线路"。线路以"二十四节气"为主要课程体系，以天府农博岛、张河果园子社区、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安西渔博镇、观音寺为五大研学旅行体验场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新津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资源优势，加强交流，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快考古及文化遗产信息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共同推动新津尤其是宝墩遗址区域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利用与展示。

二里头文化花边装饰溯源　（作者：李永强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二里头文化中存在相当数量的花边口沿装饰，这种花边装饰自二里头遗址一期时开始少量出现，二、三期大量盛行，四期基本不见，趋于衰落［1］。该装饰主要用于圆腹罐的口部，其他器形少见。除二里头遗址外，在二里头类型的其他遗址和墓葬中也普遍存在这种花边装饰。这种装饰风格极具特色，与麦粒状绳纹一道，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典型标志。但花边装饰不见于该地区的先行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存在明显过渡性质的新砦遗址，发掘者明确指出“器口极少饰花边”［2］。花边装饰的来源目前还不清楚。本文试就其来源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省略）结论：　　陕西东部的东龙山文化［12］，存在相当数量的花边装饰。该文化中的花边装饰分布地域广，见于商州区东龙山［13］、紫荆［14］、西安老牛坡［15］、蓝田泄湖［16］、华阴横阵［17］、洛南龙头梁［18］等多处遗址。主要饰于圆腹罐、束颈深腹罐、单把圆腹罐的口沿，形式多样，包括锯齿状、绦索状、宽条状等。其制作方法和形式特点，与二里头类型中的同类花边装饰基本相同。但其形式比二里头类型早期的花边形式要多，且更复杂，饰花边的器形也多于二里头类型。东龙山文化的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相当，地域相邻。因此，二者共有的花边装饰存在源流关系。笔者以为，二里头类型的花边装饰来源于东龙山文化［19］。试析如下。　　1. 花边装饰起源于客省庄文化，属东龙山文化中的土著因素。就目前所见，花边装饰最早出现于客省庄文化临潼康家［20］、商南过风楼［21］等遗址，广泛用于盆、盘、鼎、缸等器物的口沿部位。东龙山文化承袭客省庄文化而来，陶器中的花边装饰作为本地的土著因素自然在东龙山文化中继续沿用。东龙山文化老牛坡遗址单个灰坑中花边口沿罐占比高达60%［22］，东龙山遗址据统计，240件陶罐中，共有花边口罐43件［23］。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窥见花边装饰在东龙山文化是何等盛行。　　自二里头文化被二里岗早商文化替代后，花边装饰在二里头文化中心分布区内就极少见到了，反倒是在陕西东部地区继续存在。在东龙山、老牛坡甚至是关中的耀县北村［24］的商代遗存中，都可见到花边装饰的孑遗。这说明，花边装饰这种土著因素一直被当地人保留，得以沿用较长时间。这可作为花边装饰起源于陕西东部地区的一个旁证。　　2. 两地存在文化交流的传统。陕西东部与豫西地区共处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至迟至仰韶时期起，相互之间就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至龙山时期，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相近的文化传统、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上述地区文化面貌趋同、发展进程同步、发展道路一致。　　在龙山时代，陕西东部的客省庄文化与豫西龙山文化就存在一定的交流。在华山周围地区的遗址中，发现一组具有豫西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风格的陶器群。如横阵遗址出土的甑（H84），底部和近底部穿有密集的圆孔，与三里桥的甑相同；斝(T18：4a)，敛口直腹，腹壁两旁带鋬，与三里桥的斝相同；小口高领折肩瓶、单耳杯等器物也与三里桥的同类器相同。陕西东部的客省庄文化在接收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向周边地区辐射自己的影响，输出进步文化因素。向东，可越过崤山，到达豫西地区。三里桥遗址［25］出土的双耳罐、三耳罐等器物与客省庄文化中的同类器相同。　　进入二里头时期，陕西东部东龙山文化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有着更频繁的文化交往。东龙山遗址出土的觚、器盖、小口鼓腹壶、罐形甑等器物，均为泥质陶，器表多磨光，黑皮陶多，一般都为轮制，制作精巧规整，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物完全相同。毫无疑问，这组器物来自二里头类型。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相互的。东龙山文化在接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向二里头文化辐射自己的能量，对二里头文化产生影响。二里头出土的束口小圆罐（Ⅱ·ⅤT104∶21）［26］，与东龙山遗址所出的花边罐（M57∶1）［27］形制作风完全相同；二里头出土的单耳圆腹罐（ⅣH63∶34）［28］与东龙山遗址C型Ⅳ式罐［29］风格一致。二里头文化上述两类罐极有可能来源于陕西东部地区。东龙山文化中的上述两类罐，其口沿部位往往装饰有花边。据此可以推定，花边装饰和单耳罐、圆腹罐一道，从东龙山文化传播至二里头文化。　　3.两地存在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线。就目前所知，东龙山文化分布的陕西东部地区，是二里头文化最西端。那么，两地的地理交通路线究竟如何呢？笔者以为，可能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是溯涧河向西，越过崤山北段的余脉，进入三门峡段黄河谷地，再逆黄河、渭河向西，可进至华山左近。此为北线。二是溯洛河向西，经洛南盆地到达商丹盆地，此为南线。有了实际的交通路线，文化传播就不至流于空泛。　　北线沿途分布着众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自东向西有渑池鹿寺［30］、郑窑［31］、陕县西崖村［32］、七里铺［33］等遗址。七里铺遗址西去不远，就是东龙山文化南沙村遗址。东龙山文化与上述遗址二里头文化共有一组陶器，包括敛口罐形鼎、亚腰大口尊、单把花边罐等器物，形制风格基本相同。据上分析，这条交通路线的存在基本可信。　　南线二里头文化遗址不多，溯洛河向西有宜阳庄家门、洛宁坡头等遗址。受材料所限，目前还无法探讨这两个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比较它们与东龙山文化面貌的异同。但它们还是透露了一丝线索，即南线也疑问，这组器物来自二里头类型。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相互的。东龙山文化在接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向二里头文化辐射自己的能量，对二里头文化产生影响。二里头出土的束口小圆罐（Ⅱ·ⅤT104∶21）［26］，与东龙山遗址所出的花边罐（M57∶1）［27］形制作风完全相同；二里头出土的单耳圆腹罐（ⅣH63∶34）［28］与东龙山遗址C型Ⅳ式罐［29］风格一致。二里头文化上述两类罐极有可能来源于陕西东部地区。东龙山文化中的上述两类罐，其口沿部位往往装饰有花边。据此可以推定，花边装饰和单耳罐、圆腹罐一道，从东龙山文化传播至二里头文化。　　邹衡先生在分析夏文化的来源时曾经指出，花边罐不见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但这类花边罐究竟来源于何处，没有明确结论［34］。现在得益于陕西东部的新发现，这一学术问题可望获得解决。　　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地处我国东西、南北交通的中心，是周边文化的交汇点。正是在广泛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中，该地区吸收了大量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陕西东部地区一直是古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新石器文化发展较为先进的地区之一。进入二里头时期后，分布于陕西东部的东龙山文化，通过文化交流，向二里头文化输入了花边装饰、圆腹罐等文化因素，为中原夏王朝的最终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历史文献告谱吗？提供一篇文字给大家换换思路孔子还有直系后代吗？　　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距2021年已经2572年。　　我们再来看一条过时的新闻（2008年）：“综合新华社消息 (记者刘宝森) 据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的最新统计，正在进行第五次修订的《孔子世家谱》最新收录的孔氏族人预计将超过200万人。孔子后裔已繁衍至第八十三代”。也就是说，到2008年，孔子后裔繁衍至第83代。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我们就再给加上2代，85代。　　用孔子出生距今的时间2572年，除以85代，会是什么结果呢？2572÷85＝30.25（年），孔子世家的代际传承，仅从平均数字看就是每一代间隔30.25年。这种情况会是真实的吗？册封孔子后裔始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封孔子的第8世孙孔腾为奉祀君。我们也可以算算这8代人的代际传承平均间隔。551－195＝356年，我们假设八世孙后面还有2代，算10代人，356÷10＝35.6年。也就是说，孔子至后10代的代际传承平均年是35.6年，意味着即使从平均来看，孔子的后代都是晚婚晚育的榜样。　　我们再看看被曹操灭三族的孔融的情况。孔融生于公元153年，死于公元208年，其逝年距孔子出生公元前551年为551＋208＝759年。孔融据传是孔子的20世孙，即使加上孔融后面还有2代，那么算22代。759÷22＝34.5（年），也就是说，从孔子到孔融各代之间，平均代际传承是34.5年。　　再举一个普通群众的家族代际传承例子作为比较。某家族康熙42年（1703年）从湖广填四川，到2021年经过了2021－1703＝318年，谱系记得非常清楚，至今家族里最小的是15代，我们减去一代，就是14代。他们的代际传承平均间隔是318÷14＝22.7岁。这一看就是个正常的数值。　　把孔氏的代际传承平均间隔35.6年（前8代）、34.5年（前20代）、30.25年（总数85代）与普通群众家族的代际传承平均间隔22.7年（14代）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情况一目了然，孔氏的代际传承是不可靠的。而且，大家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靠前，代际传承的平均间隔年就越大。　　这可以推导出两种可能：一是孔氏世系有遗漏，应该大于85代；二是孔氏世系不靠谱，孔子已经没有直系后人，所谓的后人都是伪托附会。考虑到孔氏的名头“衍圣公”，为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结合看孔子到孔融的代际传承平均34.5年，第二种可能应该更大。　　从推理上看，孔子最大可能已经没有直系后代。现在的所谓孔氏后裔，血统上都是假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孔子有直系后代，但不在已知的孔氏后裔范围内。　　下面附一段度娘资料，供大家参考并思考。　　“衍圣公，为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始于1055年（宋至和二年），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改封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　　册封孔子后裔始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封孔子的第8世孙孔腾为奉祀君，自此孔子嫡系长孙便有世袭的爵位，之后的千年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直至1055年（宋至和二年）改封为衍圣公 [1] ，曾一度改为奉圣公，后又改回衍圣公，后世从此一直沿袭封号。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称号，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1] 孔子第77代孙，袭封31代衍圣公孔德成，成为末代衍圣公，首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衍圣公是中国封建社会享有特权的大贵族，宋代时相当于八品官，元代提升为三品，明初是一品文官，后又“班列文官之首”，清代还特许在紫禁城骑马，在御道上行走。其居住的衍圣公府（今孔府），是全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第。曲阜孔氏家族受历代帝王追封赐礼，谱系井然，世受封爵。　　衍圣公因得益于先祖孔子荣耀，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世代腾黄、地位显赫的特殊公爵，与朝廷互相依偎，故而经久不衰。”

三星堆与二里头：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陈小三）

百年百大考古现中有夏都遗址吗？原创2021-11-02 10:03·首条平话看看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落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年代的遗址只有三星堆和二里头。三星堆时间跨度4800-3000年前，二里头时间跨度3735-3530，三星堆时间范围包含了整个夏年代，二里头约200年落在夏年代的尾声，并跨入了商年代。在二里头突然出现的大量人口、龙山以来的玉礼器文化、青铜技术来源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有的考古学家年论证分析二里头传播影响早于一千多年即已存在的三星堆，这样的论证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考古实证的巨大的文化相似性，但更符合逻辑推理的的难道不应该是三星堆传播影响二里头吗？我们也不禁要反思一下，三星堆仁胜村墓地出现4300年前左右的良渚玉礼器；4100年前开始修筑城墙；保守估计3800年前左右出现青铜器物（高骈、仓包包等地不是埋藏坑中的）；3600年前修建了当时地理中国最大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单层占地近1000平方米，两层使用面积近2000平方米。请思考，从5000年前到3000年前，三星堆什么一直只能是文化被动接受者？而且又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既然文化可以传进蜀地，为什么就不能传出蜀地？难道外部连接蜀地的地理通道是二极管，只能单向导通？

理性认识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发展近来贴吧有些言论太伤眼睛。确实感到匪夷所思。如果人傻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傻的情况下，理性交流已经失去意义。在地理中国，早就已经认为文化文明的发展是多元一体，傻13的中原中心论早就丢进了垃圾桶。但还是有那样的二五零，以为自己掌握着宇宙的真理。语言还特别低俗、恶心，像还没有进化过来。我建议，以后对不是认真理性讨论问题的帖子，根本不需要再去关心回复。在它药都不能断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是华佗。贴吧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定义历史。我们是基于业余爱好，在此认真学习讨论。还是保持我们每个人的理性吧，为是华文明的探源做出自己的努力。

夏朝起源不在河南的铁证：龙山乏玉2020-08-28 08:42·首条平话给还在河南寻找夏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家们提个醒，不要再白费功夫。就截至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夏的起源肯定不在河南。不管是总结出来的新密新砦＋王湾三期＋王城岗遗址，还是打包河南龙山文化所有遗址，都无法对应文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早中期，也不可能孕育出夏晚期的二里头。建设二里头的施工队跋山涉水来自别的地方。 ——算是题记近日，笔者为了调查新石器时代以来到龙山文化结束期间，各地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发展状况，专门查阅了玉石器的发掘出土情况。虽然以前翻阅各类考古发掘报告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新石器以来，河南范围玉石器出土比较匮乏，但匮乏的程度仍超乎意料。查阅的书名叫《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田凯，副主编唐际根、侯俊杰、高西省。全书一共15分册，每册编选240件玉器。河南省单独编在第5分册，部分省份单独成册，部分省份按地域关系合编在一册。《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编者的话之一《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编者的话之一查阅和统计的范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到龙山文化结束，收入本全集玉器的编选情况。河南卷只有8件，第9件就是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了。山西卷52件，陕西卷29件，甘肃卷58件，山东卷35件，湖北卷39件，浙江卷146件，江苏卷53件，安徽卷66件，广东卷22件，北京卷2件，河北卷5件，湖南卷13件，青海卷57件，宁夏卷6件，新疆卷26件，内蒙卷81件，辽宁卷52件，广西卷2件，四川卷15件，重庆卷11件（未列出的省区，需要数据可跟贴）。此时间范围内，河南进入编选的玉器，玉璜2件，玉饰2件，玉铲3件，绿松石1件。没有出现二里头的玉璋、玉柄形器、玉壁、玉斧、玉刀、玉戈等礼器、兵器，以及用作装饰品的玉环、玉镯、玉玦等等。从河南入选的玉器器型分析，最大权重是玉铲，共3块，最小权重当属4号玉饰，因为其加工粗糙，文化意义不明。鉴于1号绿松石在中国玉器历史早期以及至今在部分民族的文化中所占重要性，入选也有必要。也就是说，在此时间段内，能够入选的最高等级玉器是玉铲，这说明河南科学考古没有发现比玉铲更高等级的玉器。对应代表晚夏的二里头所反映社会组织，身份地位，王权象征等的重要玉器，在二里头之前一件也没有出土过。以下是编选的8件玉器图片：01河南仰韶文化玉璜02河南仰韶文化绿松石03河南屈家岭文化玉璜04河南屈家岭文化玉饰05河南龙山文化玉铲06河南龙山文化玉饰07河南新石器时代玉铲08河南新石器时代玉铲

玉文化起源（摘录自海曲上人文章）唐兴作家、社会学者、思想者　　以下文字和图片摘自网友海曲上人的360个人图书馆文章，文字和图片版权均属原作者。放在这里作为资料，方便大家了解玉文化的起源。转摘目的是公益性质。如原作者认为侵权请及时告知，转贴者立即删除。　　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玉器就出土东北。吉林省双塔遗址出土的玉环　　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玉器位于吉林省洮南县的双塔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10000年前的精美玉器。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精美玉环　　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新时器时代遗址出土了9000多年前的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管、玉珠、玉璧、玉环、玉锛和玉斧等。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出土的玉雕人面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8000多年前的玉玦、玉斧、玉锛等，并出土一件精美的玉雕人面。　　中国东北地区除了这三处遗址外，在许多地方都出土了不同年代的精美玉器，那么玉器的起源地在中国东北吗？中国东北出土的玉器虽然年代较早，但是都非常精美，一种文化必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中国有三大玉产地，新疆和田玉、青海昆仑玉和辽宁岫岩玉，在国外有缅甸玉、巴基斯坦玉、墨西哥玉和俄罗斯玉，这俄罗斯玉矿石位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就是俄罗斯玉。俄罗斯玉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玛尔塔遗址是最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位于现今贝加尔湖一带白河左岸伊尔库茨克州乌索里斯克区玛尔塔村，1928年2月7日发现。经过碳14测定，距今为24000年—25000年。那个时代的古人类已经会用彩色石头—玉和方解石来制作装饰物。小塞雅村遗址出土的燧石刮刀　　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边区北面哈卡斯（唐朝时的黠嘎斯，属安西都护府）有个村子叫小塞雅村，考古学家曾在那里发现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村落，距今33000年—34000年。这是安加拉河以西，阿尔泰-萨彦岭地区最古老的遗址，比著名的玛尔塔遗址还早10000年。这个小塞雅曾经出土过十分珍贵的史前文物，其中有件原始的燧石刮刀，器形不大，但颇具特色：略带S形，有圆孔，片状器物。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玉乃石之美者”。燧石，也属石之美者，所以也可以把这个“原始燧石刮刀”视作玉器。再者，燧石刮刀中心的圆孔，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可以用来穿绳，挂在颈部。于是乎，刮刀就不仅仅是工具，而成了某种饰物。中蒙俄交界的阿尔泰山　　在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的杰尼索夫洞，洞长110米，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阿尔泰山是中蒙俄三国的交界山脉，在俄罗斯的一侧，清朝时称作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发现了北亚古人类最早的遗迹，出土了相当精美的玉镯、玉环和坠饰等。展现出了现在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风采，其年代测定为距今45000年—50000年。杰尼索夫洞遗址出土的玉镯残片　　在杰尼索夫洞里这个文化层中，除了发现许多石器、骨器等工具和饰物外，还有颠覆我们想象的发现，那就是两段相连的玉镯。但是这件手镯重要之处在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运用了专门的磨制技术及相应工具，即古人说的 “他山之石”，其中研磨、钻孔和最后的抛光都应当用了专门的工具，有些人认为这个玉镯不会超过20000年，因为太先进了，但确实出现在50000年前的旧石器文化层中，太神奇了！当今阿尔泰三大族群分布：蓝色的为突厥族群、绿色的为蒙古族群、红色的为通古斯族群　　曾经在此居住的洞外的原始人是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洞内的原始人是黄种人，叫作杰尼索夫人，也就是阿尔泰人，后来演变成了三大族群：定居在蒙古高原中西部的突厥族群、定居在大兴安岭西侧的蒙古族群、定居在白山黑水之间的通古斯族群。通古斯族群把玉石文化带到了中国东北，传遍了世界各地。　　我们都知道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来，逐渐会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发现了“玉”这种特别的石头，并赋予了一些内涵，这样，人类就有了文化，从阿尔泰人中可以得知，五万年前的人类就产生了文化。　　转贴者补记：（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文章）从东北亚视野，探索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 距今8000—7000 年前) ，中国东北兴隆洼遗址，俄罗斯滨海地区鬼门洞及日本福井桑野遗址出土相类似玉器，包括玦饰、匕形器、弯曲条形器等组合。同样的技术在兴隆洼和桑野出土的玦饰上被证实。因此，从空间、时间、玉器组合及制作技术，证实在7000 年前后，中、俄、日上述三处的遗址可能存在共同玉器文化的因素。　　一、8000 多年前原生玦饰玉文化在辽海一带已经形成。在距今8000—7000 年间，玦饰范围已突破辽海地区进入河海平原及山东丘陵一带，是东亚最早玦饰的分布圈。二、早期玦饰的传播，是玉器组合的扩散。距今6000—5000 年前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鬼斧神工，其背后的技术长期以来为世界考古学界所关注。　　二、鬼门洞遗址出土玉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Primorskiy) 的鬼门洞洞穴遗址是归属到鲁德纳亚文化( рудн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 的范围，在这里出土的玉器组合明显与中国东北地区和日本海沿岸同期间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的丝绸存在吗？蜀锦非遗工匠再现三星堆丝织品原貌2021-09-11 15:59·环球网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很多青铜器物的表面，附着大量黑色的灰烬物质，这些物质是什么呢？经过检测，研究人员意外发现，这些物质里含有丝蛋白。在殷商时期的其他遗址中，考古人员曾发现很多青铜器上有用丝绸包裹后、再埋藏的痕迹。那么，三星堆人是否也用丝绸织物包裹青铜器呢？经过半年多的研究，中国丝绸博物馆和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发布了研究成果。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海亮：当时青铜器首先带了八九样品（回杭州），据我们统计，应该40%以上都是含有丝织品的。和其他遗址、墓葬等场所出土的丝绸成品不同，三星堆的“丝绸”以另外一副面貌出现在考古人员的面前，增加了检测难度。

考古证实三星堆和良渚有文化技术交流唐兴作家、社会学者、思想者三星堆里有文字等 3 人赞同了该文章　　在最新一期的考古公开课中，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证实了两个问题，分别来自玉礼器文化和青铜技术的认识问题。一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有文化交流（玉礼器）；二是三星堆的青铜器是本土铸造（青铜技术）。良渚玉琮三星堆玉琮寺墩遗址良渚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为公元前2790年左右　　其实这两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但有的人故意往别的地方引。　　首先，关于三星堆和良渚文明的关系问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某，总是把三星堆文明放在商晚期，并且说是通过良渚文明通过中原传到了三星堆。但是三星堆仁胜村墓的发现，已经把三星堆玉器出现的时间提升了4300年前左右。这既是当年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的发现，也是在下一直强调的，但不论在考古专业领域，还是三代史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都故意装瞎忽略这一重大发现。　　其次，关于三星堆的青铜技术问题。同样，因为八个坑的出现时间可能在3200－3000年前之间，就把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出现时间定在所谓的商晚期，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三星堆经过碳测年的时间，分布在5000年前－2600年前之间，几个坑的时间，只是证明了这个文明被摧毁的时间，并不是三星堆文明产生的时间。在此之前，三星堆已经发展了2000年左右。冉宏林在考古公开课中明确判定，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盲芯（就是比如神树树干、树枝内不能掏出来的土芯）的分析，确认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是本土铸造。而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我早已经比较分析了，三星堆的青铜技术起源是可能上推到保守的3800年以前，3735年前才出现的二里头之所以出现了成系列的龙山文化（5000年前－4000年前左右）玉礼器，就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的文化移民，在3700年前左右，大量人口进入了二里头，从而创造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的文化和技术来源，主要来自于三星堆。二里头单扉青铜铃　　但在王某人的分析中，三星堆的青铜技术，竟然来自殷墟技术。你相信吗？你不觉得可笑吗？如果三星的玉礼器文化(社会高端文化)都能从二里头得到，为什么又要通过殷墟去获得青铜技术呢？为什么不从二里头获得？这有逻辑吗？既然必须从殷墟获得青铜技术，为什么不获得甲骨文呢？这讲逻辑吗？三星堆、二里头、殷墟青铜铃比较

百度百科：南佐遗址南佐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南6公里的后官寨乡南佐村，考古调查初步判断南佐遗址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5200年至4600年。 [4]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是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为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资料。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发布南佐遗址，属于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南佐遗址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南佐行政村王嘴自然村，遗址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5200年至4600年 [4] 。遗址分布于董志塬西北部两条沟壑之间的塬面上，以一座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建筑为主，尚有小型房址。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揭露面积1300多平方米。南佐遗址遗址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7米不等。遗址暴露有墓葬、白灰面房址和灰坑等遗迹，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圆角长方形或“吕”字形，面积为16平方米左右，居住面和四壁抹白灰面。祭祀习俗：发掘出的大型夯筑祭祀性殿堂建筑，方向162º，长方形，前堂后室，南北长33.5米，东西宽18.8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墙体为纯净的黄土平地板夹夯筑，墙体外侧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南部敞开，无墙。室内抹有白灰面，室外三面墙基下有散水，且经烧烤。墙外堆积较杂乱，内有大量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炭化粮食等。布局结构：遗址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围合，面积约30万平方米，紧邻夯土台外侧发现2道环壕，核心区东、南、北三面约1000米处还发现外环壕遗迹。南佐遗址(5张)南佐遗址现存9处大型夯土台基，北部1处大型建筑一号基址已发掘。一号基址为地面建筑基址，长方形，长33．5、宽18．8米。三面有夯筑木骨墙。房址中央有东西向隔墙，将房址分为两部分，墙体开三个宽1．6米的门道，通连前后，形成前堂后室结构。后室近隔墙有大灶，墙上抹草拌泥，并经烧烤。房址地面为白灰面。房外有散水台，台外还有排水沟，台、沟均经烧烤。在一号房基周围分布着若干小型房址。历史价值编辑：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结构宏伟，与秦安大地湾大型建筑基址相近，表明它是泾、渭地区又一处高等级的中心遗址，对研究中国仰韶文化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主要文物：出土有陶器残片及石斧、石刀、纺轮、骨笄、匕、镞、针等。陶器主要有平沿小口尖底瓶、宽平沿盆、盘、罐、缸、瓮等，通常在宽沿盆内彩绘各种图案。纹饰多为横篮纹和绳纹，有少量为方格纹。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和少量黑色。重要意义：该遗址发现的大型殿堂式建筑，对研究仰韶文化晚期泾、渭地区的社会形态及其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同时发现的大量炭化粮食（稻、粟、稷等），是我国古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材料，对研究农业起源、农作物的种植与分布交流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南佐遗址是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探索早期国家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兵策儒剑（作者）：南西伯利亚Afontova Gora遗址的惊人发现：玉器、细石器的起源与Y-Q关系唐兴作家、社会学者、思想者3 人赞同了该文章以下文字作者是兵策儒剑先生，转载自他的新浪博客，其文字版权为原作者所有。因转帖者认为对探索玉文化起源有一定意义，故转载于此，仅是公益行为。如认为侵权，请立即告知，发贴人立即删除。南西伯利亚Afontova Gora遗址的惊人发现：玉器、细石器的起源与Y-Q关系 (2013-12-08 21:13:34) href="javascript:;">转载▼ 标签：玉器玉璧细石器文化叶尼塞河遗址分类：历史基因密码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寒冷多雪，人烟稀少，容易保存古人类遗骨。除了在西伯利亚一个洞穴内发现丹尼索瓦人的牙齿和指骨，最近国际研究又在南西伯利亚 Mal’ta 和 Afontova Gora两个地方发现两个古人类遗骨，其年代分别在2.4万和1.7万年，经测试结果 Mal’ta古人类Y-DNA属于R单倍群,mtDNA属于U单倍群，而Afontova Gora古人类Y-DNA结果为Q1a1-F1215（2013新树命名），mtDNA为R*。从分子人类学角度分析将放在下一篇博文论述。本篇先来看看这个Afontova Gora遗址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以下资料主要取自于俄罗斯的一个网站：《Afontova Gora - Афонтова Гора》 1 Afontova Gora位置 Afontova Gora遗址属于旧时代晚期，年代1.7万年左右。在叶尼塞河河谷旁边，这个年代正是某次冰期严寒年代的一部分，极地冰川估计离此不远。下图为遗址所在地：下面地图显示Mal’ta 和 Afontova Gora的位置，红圈（27）号是Afontova Gora，红圈（29）号是Mal’ta：下面照片是离Afontova Gora不远的叶尼塞河一段：2 细石器文化起源在博文《中国新石器文化之“外来文化”影响与时代分段》一文中已经说到：“5万-1.4万年以内，走出非洲的现代地球人或趁末次冰期的间冰期期间数次北上，这段时期的石器文化人群或与现代人之间存在某些血缘关系，比如4万年前的北京田园洞人。但相信他们也基本上没有能活过1.8万年前的末次盛冰期。”同时也已经提到了北方存在的“细石器文化”以及其开始年代几种说法。然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2-1.8万年）的叶尼塞河谷发现许多细石器，如下面几张图所示：1 - 石叶刀 5 - 是刮刀 Photo: 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Source: The Hermitage Museum, Saint Petersburg2 - 可能是石锛 3 - 砍切工具 6 - 尖工具 7 - 尖钻工具 Photo: 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Source: The Hermitage Museum, Saint Petersburg1 - 针2 - 打火石或狩猎工具 Photo: 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Source: The Hermitage Museum, Saint Petersburg 西伯利亚这个遗址的发现，使我相信细石器确实在2万年前就已经有了。细石器文化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甚至可以延续到铜石并用的时代。我国细石器文化广泛分布于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一带。细石器文化传统可能与当时人类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有关。而Afontova Gora这个地方明确地把细石器与Y-Q系联系了起来，使我相信细石器文化很有可能也确实发源于Y-Q系人群，并传播于其他族群 3 玉器文化起源细石器文化起源或许以前很多人已经有猜到，但是玉器文化起源就更另人震惊了！看下图物件也是Afontova Gora叶尼塞河谷出土，明显属于玉器，而且属于玉璧！(Note the advanced technique shown in the lower left bead. Getting a hole that size, and leaving such a narrow band around it requires very good control of the material - Don ) Photo: 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Source: The Hermitage Museum, Saint Petersburg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在中国分布极广，它是玉器的最基础形制之一。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玉璧、玉瑗、玉环3种，有时候也包括玉玦。从考古出土的实物看，古人在制作玉器时，对于玉璧的孔径与器体的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因此今天我们习惯上把宽边小孔径的圆状器统称作璧，而窄边大孔径的称为环，一般不再用“瑗”这一名称。玉璧是中国玉器中出现最早并一直延续不断的品种，是很重要的瑞玉，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用玉选料极精，制作工艺极细，花纹形式多变，饰纹种类极为丰富，使用范围大增，数量也属历代之冠。玉石被人们发现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境内特别是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代表了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四川广汉地区早期文化遗址和西北齐家文化遗址的玉璧也引人注目。下图是浙江良渚文化玉璧：再看下图，仍然是Afontova Gora叶尼塞河谷出土：这种三联孔玉环，在东北红山和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中都有发现，下图是红山文化区出土的三孔连在一起的玉环：下图凌家滩（上排）和红山（下排）玉器对比，可以看到第二列是两孔相联的玉璧：下图是安徽凌家滩出土的内外嵌套的玉璧：这种形制的相似，不禁让人立即猜想中国红山等地的玉器与叶尼塞河谷2-1.8万年的玉璧存在起源上的渊源关系！叶尼塞河谷的发现立即把玉器的历史推前了1万多年，让人重新思考末次冰期（LGM)之前人类的活动。红山文化的前身，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有玉玦、玉斧、玉锛等玉器出土。更进一步，红山文化主人也是Q，因此不可避免地猜想玉器确实应起源于Y-Q系，并伴随Y-Q系迁徙而传播。除了中国有玉器外，古埃及和美洲也都有玉器！新西兰毛利人也有玉器。

【转载】邓聪：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玉玦的传播——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鬼门洞遗址个案分析谈起唐兴作家、社会学者、思想者5 人赞同了该文章本文系转载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的文章，文字和图片版权均属原作者。放在这里作为资料，方便大家了解玉文化的起源。转摘目的是公益性质。如原作者认为侵权请及时告知，转贴者立即删除。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玉玦的传播——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鬼门洞遗址个案分析谈起 2017-09-20 16:41 〔内容提要〕从东北亚视野，探索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 距今8000—7000 年前) ，中国东北兴隆洼遗址，俄罗斯滨海地区鬼门洞及日本福井桑野遗址出土相类似玉器，包括玦饰、匕形器、弯曲条形器等组合。由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实验证实鬼门洞的玉玦是通过砂绳切割技术开口，这是一种以砂、绳子和水结合，对玉器加工的技术。同样的技术在兴隆洼和桑野出土的玦饰上被证实。因此，从空间、时间、玉器组合及制作技术，证实在7000 年前后，中、俄、日上述三处的遗址可能存在共同玉器文化的因素。最后，讨论了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玦饰的起源和传播关系: 一、按现今东亚玦饰整体分布，8000 多年前原生玦饰玉文化在辽海一带已经形成。在距今8000—7000 年间，玦饰范围已突破辽海地区进入河海平原及山东丘陵一带，是东亚最早玦饰的分布圈。二、早期玦饰的传播，是玉器组合的扩散。一、前言最近30 年，中国东部沿海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中国玉器是由软玉( nephrite) 所制成，矿物成分Ca2Mg5( OH)2( Si4O11)2。软玉的摩氏硬度高至6.5，在石器时代未有金属的工具，如何制作玉器，一直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谜团。最新考古学发现显示，中国东北地区距今8000 年前，已出现十分精美的玉器。距今6000—5000 年前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鬼斧神工，其背后的技术长期以来为世界考古学界所关注。近年，笔者因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较多的机会直接观察大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笔者其中一项研究成果是从实验考古及玉器微痕的对比，证实一种以绳子结合解玉砂( abrasive) 的切割技术( string sawing technique) ，广泛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制作上被使用。然而，这种砂绳切割技术是否仅仅是史前中国地区内一种特殊现象呢? 为此，笔者开始关注东北亚，特别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日本列岛等地区早期的玉器资料。2004 年，笔者首次在日本绳纹时代( Jomon) 很有代表性的金津町桑野遗址( Kanazucho，Kuwano Site) 出土玉器上，确认了砂绳切割痕迹。日本桑野遗址与俄罗斯沿海地区鬼门洞( Chertovy Vorota) 隔海相望，两者玉器组合十分相似。这样，究竟鬼门洞遗址是否存在相同的工艺技术，一直是笔者希望解决的问题。 2015年6月，笔者荣幸地参与了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召开的“考古学的科际综合方法: 最新资料和展望”国际会议(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 in Archaeology: Latest Updates andOutlook)。在会议期间，我们就东北亚的砂绳切割技术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因篇幅所限，本文集中于鬼门洞遗址的分析。这篇文章希望以实验考古方法和出土玉器上微痕的分析，论证鬼门洞遗址出土的一些玉器，同样存在砂绳切割痕迹，并进一步结合中国东北、日本海大约同时期的玉器，进行初步的对比研究。请大方之家多多指教。

龙山文化古玉器之迷古玉界：龙山文化古玉之谜 2020-08-13 19:00 龙山文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最初的命名是根据1928年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而提出的。1949年后，考古界对遗址及发掘物加以研究，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将龙山文化主要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 1、山东龙山文化属于黄河下游地区新时器时代晚期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东部、中部和江苏省淮北地区。考古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发现玉器较多，主要出土地点有：山东日照县两城镇、胶县三里河、洒水县尹家城、滕县里庄、临沂罗庄湖台等。 2、河南龙山文化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东部、西部和北部一带，考古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一前2000年。发现玉器较少，主要出土地点有河南郑州大河村和河南安阳后岗等处。 3、陕西龙山文化属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初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客省庄，考古界或称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也称为客省庄文化。主要分布于陕西渭河、泾河流域地区。考古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一前2000年。发现玉器较少，主要出土地点有：陕西西安客省庄、神木县石峁和延安市芦山峁等处。龙山文化泛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接下来的夏、商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玉人面，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表情庄重。龙山文化玉璋龙山文化玉器的用料大多采用透闪石软玉，莫氏硬度在6—6.5，玉料来源一般认为是就地取材或就近取材，晚期不排除有部分使用新疆和田玉的可能。龙山文化玉铲龙山文化玉器工艺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剔地阳纹，也叫压地或减地阳纹。这种工艺做一条阳线，首先要刻出两条阴线作为阳线两边的轮廓，然后在分别剔除两边多余的部分将阳线凸起，最后还要平整除去部分的表面，工序相当复杂。同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以细如发丝的单阴线为特点，红山文化玉器以宽而浅的U型粗阴线为特点，工艺远不及龙山文化玉器。商代玉器的双勾阴线只是龙山文化玉器工艺的第一步；西周玉器双勾阴线加斜刀“一面坡”也只是龙山文化玉器工艺的一步半；直到现代制玉也也因其工艺复杂，要求高而很少使用阳纹。龙山文化玉簪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器型主要有钺、斧、铲、刀、凿、圭、璋、琮、璜、璧、璇玑、冠饰以及鸟形器等肖生玉，其中圭、璋、璇玑、冠饰均为前期少见的新型玉器。河南龙山文化玉器发现的器型较少，主要有璧、环、璜、玉饰等。陕西龙山文化玉器的器型有多孔刀、璋、牙璋、圭、琮、璧、璜、戈、斧、铖、铲、锛、璇玑及人面、虎首、蚕、蝗、螳螂等肖生器。山西龙山文化玉器的器型主要有琮、瑗、铖、梳、臂环、管及步摇等，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用具和装饰等四类。湖北石家河文化玉器有人面、兽面、玉鹰、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龙山文化玉锛综上所述，龙山文化玉器所饰的抽象变形纹饰，极其耐人寻味。所见有在玉簪上的变体兽面纹、玉头饰上的变形夔龙纹、玉璇玑的漩涡形以及玉锛等器上饕餮纹等。这些纹饰都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似有似无之感。这种抽象变形的艺术风格，反映了龙山文化玉器的独特面貌，更使人感到古玉之神秘莫测。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文章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夏文化”专题之二 |张莉：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 ——考古学的视 2018-10-24 09:18 通过综合分析夏代（考古学体系中的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的考古资料，张莉在文中探讨一系列不见于文献记录的夏代史迹：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崩溃和突变，整个黄河流域仅额济纳河交流区和黄土高原两处得以延续原先的龙山传统；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则以此为契机在二里头时代（夏代后期）崛起，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重组与变革，并奠定了早期中国政治和思想基础。。。张莉，生于1982年，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校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亚大陆青铜时代考古以及社会复杂化。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 ——考古学的视角文| 张莉（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秋之卷）古代典籍中的夏代历史是早期中国社会顶层设计理念的重要源头，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关键参照物，也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大热点。然而，夏代作为三代的肇始王朝，其相关文字记载相对缺乏，即便是在春秋时期，孔子已有夏史“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的感慨；至太史公之时，则以《史记·夏本纪》通篇不过三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夏代四百余年的历程，更多的夏史信息早已湮灭于历史的烟云。而即使是有幸保留于文字记录的夏史内容也多语焉不详，如刘绪先生即洞见文献典籍中的夏积年与夏世系明显不匹配，存在已知夏王平均在位时间过长的现象；李旻先生则指出文献中的夏王名表在少康之前可能有着相当的缺失，自少康以降，夏王世系的记录才开始翔实。另一方面，通过文献流传至今的夏史记录也有着明显的共性。孙庆伟先生将见于文字记载的夏史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茫茫禹迹”“禅让与世袭”“失国与中兴”“孔甲乱夏与桀放南巢”。其中，“禹迹”，尤其是其中大禹成功治水的相关记载，在夏代相关史料中颇为突出，后者不仅是《禹贡》的核心内容，在《史记·夏本纪》中亦占据了过半篇幅。另一方面，典籍所载录的夏史也符合早期中国文献的普遍规律，即记载内容与权力活动紧密相关、以腹心地区统治者的视角为中心、集中于宫廷史、并强调一脉相承，此外的夏代史事则基本绝迹于文献记录。鉴于文字所载夏史的“不完整性”和“片面性”，是否还有可能还原更为全面的夏代历史？是否存在文献以外的、探索夏代史迹的可能呢？考古学是通过物质材料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正如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所言：“考古学即为历史学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被赋予了“证经补史”的重任，上世纪初“疑古”思潮中对大禹事迹等夏代相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的质疑，更是促使寻找和印证传世文献所见夏代史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基于物质材料的考古学研究同基于文字记载的文献研究是本质上客观对等的、探索古代历史的另一条路径，有着独立于文献之外的自身推演逻辑。即便在完全没有相关出土或传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学研究也可以自成体系地提供关于古代历史的多方面信息，甚至可以进一步成为检视文献文本的参照物。而考古学独立于文献之外的研究体系，对于探索文字记录匮乏的夏代历史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除了用于文献所记夏史的按图索骥，考古材料更能够自成体系地、较为客观全面地呈现不见于文字记录的夏代史迹。因此，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出土材料，以期重现不见于文献记录的夏代社会嬗替。夏代所对应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之间，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时代的肇始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本文所取二里头时代的年代据二里头遗址附近的灰嘴遗址最新测年结果，因此，本文对夏代史迹的考古学探索集中于二里头时代及其之前的龙山时代晚期。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丝绸的发现及其意义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坑和2号坑的发现“一醒惊天下”。201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六个坑，即3至8号坑，它们的发现“再醒惊天下”。关于这些坑的属性和功能，学界有“祭祀坑”“埋藏坑”“器物坑”“祭祀埋藏坑”等不同称呼，为了便于表达，本文采用影响最广的“祭祀坑”，年代也采用相对统一的商代晚期的观点。在此框架下，对丝绸的发现及其意义进行诠释。任何考古新发现，不是验证便是颠覆已有的认识。时隔三十五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新材料，或是补充直至完善、或是修订甚至颠覆过去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种种猜想和结论。其中，丝绸是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具有重要意义。对1号坑和2号坑出土的青铜残片、完整器（图1）进行全面排查，在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十三类器型、四十多件器物上发现大量矿化丝绸印痕，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图1 发现丝绸印痕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青铜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先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土样中发现长宽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经显微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残留物。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经过对土样和青铜器表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丝绸痕迹。其中包括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素蛋白信号存在。随后，又在3号坑大面具耳朵旁土样、8号坑青铜残片上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素蛋白信号，也佐证了6号坑可能有过丝绸。8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长宽约1.8×0.8厘米，面积约91平方毫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着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郭建波，蔡秋彤《三星堆遗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及其考古学价值思考》，《中国文物报》2021年8月4日）。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展开叙述—— 如何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哪些品种的丝绸？三星堆祭祀坑使用大量丝绸是否合理？在祭祀语境中的丝绸意味着什么？

“华夏”最初指的什么地方？　　很早就有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夏”通“下”，遂公盨（被认为是商代，出土地点不明）铭文中记载“天命禹敷土”，诗经（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长发》中写道“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这都是说的同一件事，只是前者无地点，后者有地点，这个地点就是“下”，也就是说，可能晚到春秋中叶，“夏”和“下”都是不分的。联系上下左右都是表方位的字，它可能指向了一个方位。　　另外，还有对阳字的理解，古代称山之南水之北为阳。从古至今，秦岭是中国境内东西走向的一座山脉，秦岭山系是作为南北标志线的，而华山属于秦岭山脉。但从命名上，可能对这一东西走向的山系，华的命名早于秦。所谓华，其实就是后来的秦岭，所谓的华阳，就是指现在的秦岭之南。查百度，它的表述是这样的：“华阳(huà—)①古地区名。因在华山之阳得名。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带。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即记载此地区历史。　　联系以上两段内容，华夏＝华下＝华阳，其实就是指的秦岭以南成都平原为主的地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很明显，华夏是怎么来的，它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就不言自明了。　　既然“华夏”在秦岭之南，那么结合至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三星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遗址，该怎么给它定位，已经昭然若揭。　　在下其实不太愿意从文献角度论证考古遗址，还是更注重从考古实证和考古现象去分析问题。聊记于此，欢迎大家讨论。

关于殷商族群起源的探索分析　　从考古发现分析，殷商是东北南下的游猎＋牧养＋贸易的军事化组织社会族群。它好比满清打败大明农耕社会族群入主中原。整个殷商史，就是一部游猎社会族群对农耕社会族群的屠杀与奴役史，从头到尾都是血淋淋的。考古发现也颠覆了传说、古文献和传统认知。殷商族群和满族是同一文化的先后传承群体，它们之间具有文化相似性或构成文化认同，至于族群人种是否保持了血统上的延续性，目前笔者尚未探寻到答案。随着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广泛使用在考古中，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一、从文献和传说中发现端倪　　殷商社会的族群属性，通过古文献和传说也能窥见一二。《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巢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与满洲始祖传说非常相近，三仙女沐浴，佛库伦吞食神雀带来的朱果而怀孕，生下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不仅满洲如此，在满洲地区其他的古民族都有来自始祖卵生的传说。扶余和高句丽都有类似传说。从这里，我们也能发现殷商族群与后来的满族的文化相似性。　　关于商先祖的传说。比如说“王亥服牛”：说亥是商始祖阏伯的六世孙，冥的长子。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促使农业迅速发展，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成为了现今商业用词的来源。后来有易氏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又比如说“王亥训马”，说王亥把野马驯化成了可以骑的家马。这两个故事，反映出来的是，作为牧猎社会族群的商，赶着牛车与农耕社会族群进行物质交换；王亥训马，则反映出商已经是一个掌握了家马养殖技术，并已经将马驯化为骑乘工具的社会族群。殷商追尊王亥庙号为“商高祖”，殷墟甲骨文中称“商高祖王亥“、“高祖王亥”。　　《荀子·成相篇》中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世本·居篇》中也描述：“契居亳，昭明居砥石”。可见砥石商朝人最早居住地。砥石在哪里呢？《淮南子·墬形训》曰：“辽出砥石。”高诱注解中说：“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水经注》也曰：“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南流，入于海”。可见砥石就是辽河的发源地，位于西辽一带。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载：“昔高辛氏游牧于海滨，留少子灭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紫蒙在哪里呢？《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紫蒙川在营州西北……秦汉之间东胡邑于紫蒙川”。可见，紫蒙也是位于西辽河一带。　　殷商政权灭亡之后，商人去了哪里呢？其中大量的商人留在了原殷商势力范围，西周在这里分封了卫、郑、宋等国，以安排殷商移民。还有一部分回到了东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箕子，箕子率领殷商遗民退回了辽东和朝鲜，建立了箕子朝鲜。周武王在灭商后，为了防止殷商贵族重新南下，于是将召公分封到了燕地。在燕国的北部，有一个孤竹国，传说为商朝初年，封同宗血亲为君的国家。孤竹国位于唐山，曾出土玉璧、玉圭、玉钺、玉冠等，有国内专家学者认为是殷商孤竹遗物。在春秋时期，孤竹国成为燕国的边患，后经齐桓公北伐走向衰落，不见于史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隐含的秘密，三星堆是夏都吗？原创2021-10-20 10:08·首条平话　　时值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了“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附于文后）。　　这百年以来的一百大考古发现，无疑反映了考古和历史专业学者群体的总体认识，应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然，这种认识是基于至今为止的地理中国考古发现得出的，不排除以后还可能有新的重大发现（比如说刚刚开始发掘的西安太平遗址、某考古小队长透露郑州新发现重大遗址之类等等）。　　从年代分布来看，“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旧石器时代有5项入选，新石器时代有33项入选，夏商时期有10项入选，两周时期有15项入选，秦汉时期有16项入选，三国至隋唐时期有9项入选，辽宋金元时期有9项入选，明清时期有3项入选。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向纵深拓展，遗址格局的逐步清晰、历史文化内涵的日益丰富也同样反映在100个入选项目中。　　从地域分布来看，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历史底蕴丰厚、素有“文物大省”“考古大省”之称的河南与陕西分别有14项和11项入选，河北、山东、湖北各有6项入选，山西有5项入选，北京、浙江、江西、湖南、甘肃各有4项入选。　　这些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星堆太恐怖，还有新发现

三星堆文物秘密：出土“夏文化”类型的青铜铃商代青铜单翼铃在三星堆遗址陆续出土作者：敖天照（三星堆工作站）（资料来源：四川文物2009 年第2 期）　　1970年冬，真武村配合广汉县开展“改渠、治河、灭螺大会战”中，在月亮湾台地冷家院子侧的倒流堰水沟弯道上“截弯取直”，新挖一段水沟时，出土了不少青铜器，被村上作为废铜交中兴公社（今南兴镇供销社废品收购站，转卖给成都乐器厂，换成锣鼓等乐器作宣传队使用。其中有青铜铃1件，被挖沟村民拾得，后来才作废铜交收购站，笔者于1976年11月3日到中兴公社废品收购站拣选文物中，发现这件残铜铃型制古朴，当即按收购价款，收回交文化馆保存。　　铜铃为直筒形铃腔，横断面呈柄圆形，高10.2厘米，其下为直敞口，下口纵径14.2、横径11.5、腔壁厚0.4厘米，上部平顶呈楠圆形，顶上中部有长3、高0.7厘米的纵向条形钮，纽两侧各有1厘米见方的穿孔，腔壁外表两面各有一扁梯形凸线方框纹饰，纹饰间一侧有似翼的棱脊，棱脊长7、宽1.52、厚0.5厘米，腔壁一面下部已残缺。现藏广汉市文管所，藏品号01097（下图）。三星堆月亮湾台地冷家院子附近出土青铜铃　　2004年2月21日，三星堆商代古城内，真武村月亮湾台地的旅游通道上，因平整路基，被村民曾修廷等在搬运推走的路土回填中发现一青铜单翼铃，铃腔为直筒形，下大上小，腔壁斜直，横断面呈楠圆形，高7.7厘米，铃腔下部为直敞口，下口纵径11.5、横径9.2、腔壁厚0.12—0.15厘米。上部为椭圆平顶，顶上中部有长4.2、高0.6、厚0.3厘米的纵向条形纽，纽两侧和各有0.9厘米见方的穿孔，腔壁两面外表各有一扁梯形凸线方框纹饰，纹饰间一侧有似翼的棱脊，棱脊下端已残断，残长4.6、厚0.120.15厘米，腔壁一面下部残缺。铜铃发现后已交三星堆博馆收藏，藏品号为00624（下图）。三星堆月亮湾台地冷家院子附近出土青铜铃　　以上两件青铜单翼铃都出土在三星堆遗址的冷家院子附近，据村民燕开忠说，1970年出土的各种铜器装在一件大铜容器内，因残缺严重，已一并作废铜交废品收购站了。这两件铜铃的形状，大同小异，顶部均有条形钮，纽两侧方穿，可能是挂铃舌或系铜铃之用，型制与河南僵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单翼素面铜铃类似。但腔壁凸线方框纹饰，有如山东、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阔腔式青铜镜壁上纹饰风格。而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二十余件Ba型窄双翼铃逗异。其时代当在二里头夏文化之后，相当于商代早期，应是三星堆遗址发现最早的青铜乐器。器物比较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参见：山西陶寺出土陶铃石家河出土陶铃：石家河出土陶铃二里头出土青铜铃：二里头出土青铜铃之一二里头出土青铜铃之二二里头出土青铜铃之三二里头出土青铜铃之四安徽肥西出土青铜铃：安徽肥西大墩孜出土青铜铃安阳殷墟出土青铜铃：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青铜铃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青铜铃：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青铜铃之二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青铜铃之三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青铜铃之四

夏朝真的存在吗？兼谈三星堆与二里头的文化关系问题原创2021-02-27 10:13·首条平话夏朝肯定存在，并且诞生在龙山文化之后。现在有人说二里头是夏都，你相信吗？一个3750年前才刚刚起步的遗址，远远落在夏年断代的后期，其出现在距北方龙山文化消失近300年后，却又出现龙山文化系列玉礼器，一期即出现简单的青铜小刀，那它是从哪里接受的龙山文化和青铜技术？它的文化源头在哪里？夏的早中期又在哪里？　　从1986年发现三星堆后，一方面因为青铜器文明独领风骚，只能根据埋藏坑年代和先入为主对比某些殷商器物把它归到晚商。一方面，在考古实证上，它却和4300年左右消失的良渚文化渊源密切，玉文化至少出现在4300年前，也就是龙山文化中期。如果算上它的文化来源营盘山遗址，玉文化甚至上推到接近5000年。但是，很遗憾又很可笑的是，当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现的时候，许多专家认为三星堆重度受到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但是其中又发生了一个例外，就是全力弘扬支持二里头是夏文化的北大考古学教授邹衡，在全面否定了首先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遗址不是二里头的文化文明来源之后，又否定了山西、陕西、山东等传统认为可能是夏文化来源的地方。却偏偏纠结于三星堆和二里头的比较之中。他的比较和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我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四川这个地方的文化同中原文化，特别是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是说，文化是怎么传播的。两件相同的器物在不同的地区发现应该怎么理解。例如陶盉，它同二里头的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关于它的年代问题，是不是就跟二里头文化一样呢？从盉的形制看，应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即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一期。三期的盉在这里很少见到。然而，二里头二期、一期的年代是相当早的，根据碳十四的测定，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但现在的碳科学测年只支持二里头在3750年前左右）。三星堆的盉是否与此同时呢？那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三星堆和二里头的陶盉比较。陶盉经历了由细长向粗矮的发展，也就是说后期陶盉是粗矮型　　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按照以前的说法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根据现在的新分期，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　　“然而，三星堆出土的盉、豆的制作是比较粗糙的，远不如二里头出土的工艺精湛的盉、豆。” 　　…… 　　“最后，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我还是坚持黄河流域中心论的思想。现在尽管全国各地都发现有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文化，但差不多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三星堆文化也不例外。当然，中原的古代文化也受到各地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各地方的古代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构成都起过积极作用。但最早的中国古代文明应该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我认为就是黄河流域的夏商文明。”这似乎反映出，在1986年的学术会议上，可能出现了文化传播方向的探讨和争论，结果当时迫于外部环境和某些权威，当然是中原论者占了上风。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头脑要抗拒，脚步很诚实的案例。邹教授已经去了没有烦恼的地方。但他的性情确实有可爱的一面。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好。三星堆出土青铜铃二里头出土青铜铃。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二期的铃和发现的三星堆非两坑埋藏的铃非常相似，是同一文化产物　　另外还有一个2000年夏天走了的考古工作者，就是保护三星堆的第一代文化馆员敖天照老先生。他40岁之后才接受正规的考古学知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半，经过严文明等著名考古大家的培训之后，留在他脑子里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所有文化文明都是从中原四射传播的，所以每当他在三星堆考古有新发现的时候，最爱用的标题就是”三星堆发现了商周什么遗物“之类。但由于他对三星堆的真实真心付出，以及退休后还在不断学习探讨。老有家此后写了好些翻案文章，基本观点就是，三星堆青铜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时期。作为老人，对此他还是有所保留。如果不客气点，那就是二里头文化文明的来源就是三星堆。包括现在尚在体制内的专业领域的一些领导，其实心里都已经非常明晰这个观点。但他们说话还是相当有保留。且不说已经仙逝的李学勤等大家在文章中打隐语，主持两坑发掘者之一的陈显丹后来对三星堆的器物断代有不同意见，又比如说高大伦、雷雨等正当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在深藏功与名地做着隐讳的宣传。是啊，这个观点太颠覆了，直接否定了相当相当大一部分专业学者一生的努力，作为同仁于心何忍？　　翻过2000年之后，讨论二里头影响三星堆的专家们越来越少，有些新锐开始写翻案文章，比如陈小三教授，他非常认真仔细地收集了目前所发现的青铜牌饰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了三星堆牌饰比二里头牌饰更早的明确结论。二里头是移民文化，怎么可能一出现就影响三星堆？这样的观点不是笑话吗？但某些失去学术精神的人，不愿实事求是面对考古发现和现象，还在抱着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论的观点，昧着良心打胡乱说。　　止于目前的全国范围的考古发掘实证和现象，最大支持三星堆移民创建了二里头文化。所以，如果要了解真正的夏文化，请您到三星堆参观吧。抱着一颗本真的心，不要听讲解员基于官方的解说，深度融入细细感受，你一定会被华夏先祖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能所折服，相信你会有比到过任何一个博物馆或考古遗址更多的收获。

从四川汉砖看三星堆文化传承汉砖，遗韵之美。 2019-05-16 10:00 本文授权转载自不饰 ID：bushi2013来源：最陶瓷微信号：zuitaoci 图文版权归属原作者，仅限交流学习东汉时期流行在四川等地的画像砖墓，是一种在墓壁上镶嵌具有浓郁绘画韵味的画像砖的墓葬，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上，是我国最有特色的古代墓葬之一。汉砖画创作大刀阔斧，线条刚劲沉稳，古朴浑厚。其内容有现实生活，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祥瑞图案，战争场面等。无论是车马出行、动物异灵、历史人物，其体态和动势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当时人们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　　2015 年，为持续实施 “三星堆遗址2011～2015 年度考古工作规划”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在2012～2014 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勘探和发掘，新发现了包括青关山大型建筑群、青关山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拐角的一批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城址的布局与遗址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厘清和认识。　　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　　青关山台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高台地上，北濒鸭子河，南临马牧河，土台呈二级台地状，最高一级高出周围地面4～5米，这里也是整个三星堆城址的最高处。 2005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人工铲探，发现青关山二级台地系人工夯筑而成。同年，对青关山台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考古试掘，在第二级台地南部揭露出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的南部一角（编号F1）。 2012～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青关山台地进行了进一步勘探，发现整个青关山台地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其中第二级台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将 2005 年回填保护的青关山 F1 揭开并对其持续进行了追踪发掘，截止2015 年初夏，一座长逾 65 米，宽近 16米，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的红烧土建筑基址已基本暴露出来，这座编号为F1的大型建筑，整体建筑于夯土台基之上，基址平面基本上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走向，与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号祭祀坑方向一致。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 F1 由多间 “正室” 以及相对应的 “楼梯间” 组成，柱网密集，推测当属干栏—楼阁式一类建筑，墙基和 “檐柱” 底部均由红烧土块垒砌并夹杂有大量的卵石，红烧土块大多成形似砖，推测应为异地预制， 10 余处红烧土墙基、 “檐柱” 和室内夯土地面中有掩埋玉璧、石璧和象牙的现象，应为房屋修建过程中的祭祀活动所致。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墙基内包含物以及建筑形制判断， F1的使用年代大约为商代（三星堆三期），这是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也应属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之一，当属三星堆最高等级的建筑。三星堆F1建筑复原示意图及发掘遗址　　2013年秋冬，在F1以北约3米处又揭露出一座与其走向相同，面积略小的长方形红烧土建筑遗存，编号 F2，这座建筑尚存大面积的红烧土倒塌堆积，推测下面的基址保存状况应该好于F1，经局部解剖得知， F2倒塌的红烧土直接叠压于F1基址所在的夯土台基下，时代应早于F1，或为F1的前身。青关山宫殿复原图1 　　2015 年度，根据勘探线索在 F1 东面的青关山二级土台的东南部上进行了试掘，初步揭露出另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 F3 的北半部。 F3 的开口层位和走向与F1相同，亦仅存红烧土建筑基址，基址平面呈长方形，长逾20米，宽度已近 10 米，北墙与西墙内侧有类似于F1的锯齿状红烧土 “檐柱” ，室内夯土地面中也有掩埋象牙的现象，推测是与F1同时存在的另一座大型建筑。青关山宫殿复原图2 　　勘探显示，在F1、 F2、 F3等大型建筑以下，青关山土台还普遍存在着3～4层厚薄大致相同的红烧土堆积，各红烧土层又分别叠压于夯土台基之上，总厚度超过4米，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青关山土台存在着三星堆城址各个时期的最高等级建筑，这里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三星堆王国的 “宫殿区”所在地，甚至一直都是。　　青关山城墙　　201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青关山二级土台在 2013～2014 年度发掘的基础上分别向北、向下进行了揭露和清理，结合现场勘探，在土台中部发现一宽约20米、底部与一级土台地表齐平的大沟状凹地，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青关山二级土台一分为二，以南为原始的青关山二级土台，大型红烧土建筑群位于其上，以北则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夯土埂，大约三星堆四期偏晚（西周时期）开始直至汉代才将这个大凹地逐渐填平，土台与土埂相连成为了一体，演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个发现，修正了 2013 年关于大沟状凹地南北两部分同属青关山二级土台的认识，同时也促使我们意识到大沟状凹地以北的土埂极有可能是一段掩埋于地表下的夯土城墙。　　经垂直于夯土埂走向的探沟试掘，最终确认了其 “城墙” 属性（暂命名为“青关山城墙”），这道残长140米、顶部残宽 10～15 米、残高近 3 米的夯土墙体，始筑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其由外至内、分块斜向堆筑的筑墙方法与真武宫城墙、月亮湾城墙和西城墙北段基本一致，而与我们所了解的青关山人工土台的水平夯筑方法区别较大。青关山城墙与 2013 年度发掘确认的真武宫城墙（外廓城北城墙中段）位于一条直线上，应为外廓城北城墙的组成部分——北城墙西段。青关山城墙(即三星堆古城北城墙)剖面　　探沟发掘中，在青关山城墙墙体下还发现了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夯土台，台面上清理了一批三星堆一期的土坑墓葬、陶器坑和形制较大的建筑，丰富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　　在对大沟状凹地上部的清理过程中，于⑧b层下发现一个长径约3米，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的不规则圆形器物坑（编号 H105），该坑灰黑色填土中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出土大量可复原陶器以及部分残玉器、金箔饰、绿松石器、兽牙、铜渣等，推测该器物坑应与礼仪性活动有关。　　李家院子城墙　　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台地西缘地表下（小地名李家院子），呈东北——西南走向， 2015 年度经勘探发现，后经探沟试掘，确认为始筑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堆筑城墙，其南端与仓包包城墙西端近直角相连，现存长度约150米，宽约20～25米，外（西）侧壕沟与月亮湾城墙共用，筑墙方法与仓包包城墙和外廓城南城墙基本相同，此外，还发现有城墙修筑时的施工通道，城墙内侧（东坡）有补筑现象。三星堆城墙遗址发掘现场　　马屁股城墙拐角　　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台地东北角，大部位于地表以下，呈拐角状，勘探显示该拐角南接东城墙北段地下延伸部分，西延约20米长并可直线对接真武宫城墙（北城墙中段），东侧和北侧分别有壕沟相通。 2015 年，经反复勘探和探沟试掘，确认该拐角由外廓城“东城墙北端” 和 “北城墙东端” 残留构成，始筑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筑墙方法与东城墙南段比较一致，应为外廓城的东北角。　　青关山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拐角的确认，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对青关山土台、仓包包台地和外廓城东北角的认识，加之十二五期间新发现并确认的真武宫城墙和仓包包城墙，基本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北城墙问题（由西至东分别由“青关山城墙 ”——“ 真武宫城墙”——“马屁股城墙拐角北城墙段”构成），从而大致合围出比较完整的三星堆外廓城，并在外廓城的东北部率先闭合出一座小城（这个小内城由“东城墙北段” 、 “仓包包城墙” 、“李家院子城墙”和“马屁股城墙拐角北城墙段”合围而成，暂命名“仓包包小城”），现有情况表明，仓包包小城各道城墙均始筑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夯筑方法也与始筑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月亮湾城墙和西城墙北段等区别较大，仓包包小城的确定，使得三星堆城址尤其是城址北部的布局和营建过程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月亮湾城墙展示面　　2015 年度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所获颇多，带 “宫殿区” 性质的高等级建筑群、外廓城北城墙以及三星堆城址的布局与演变，是数代三星堆考古人孜孜以求的对象，它们的发现、试掘和初步确定，必将对三星堆城址的布局、营建过程以及功能区域的了解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5版　作者单位：雷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一档讲述伪历史的考古节目《隐秘的细节》　　度娘是这样介绍这部系列节目的：《隐秘的细节》是一档知识考古节目，一面铺陈宏大的中国古代地理图景，同时展现细微的古代生活场景。第一季聚焦商周文明，从隐秘的细节，看可爱的中国。　　本人第一集看了约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里面充满了对中原中心的狂妄自恋自大，而对历史真实发展的理解谬误百出。当然，部分专家学者的资料性言论还是很有学习意义的。特别要警惕的是，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以及由此得出的错误结论。比如，对商王朝的权力群体的族群性不作分析，把所谓的七次迁都理解为对土地耕种地力的下降等等，认为殷商的七次迁都才最终确定了农耕民族能够完全定居的观点。那按电视节目的理解，我们又怎么解释良渚的5300年－4300年不换地方呢？　　基于前提的失实，导致错误的结论太多了。就好比说了一个谎，就得用千万个谎去圆是一样的道理。这样的节目误国误民，流毒贻害无穷。　　希望理性的朋友们共同分析，揭露这档节目的历史欺骗。

三星堆发现的夏代青铜器

专开一贴：我们来谈谈考古中的河南水稻　　首先上资料：了不起的贾湖遗址　　重点：在8000年前，贾湖遗址就出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　　次重点：贾湖遗址发现的麦粒是800年前的。　　值得思考的问题：水稻种植技术从哪里来的？种植水稻的贾湖人来自何方？

塞伊玛一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林梅村(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

资料：三星堆大事记（1929-2000.2）广汉三星堆大事记 (1929-2000.2) 陈显丹（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三星堆遗址自1986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重大发现以来，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在海内外的不断展示，使”三星堆古蜀文明”让更多的、非学术界的人士所知晓。三星堆博物馆的开放使人们纷至沓来，亲睹这一世界文化瑰宝。为使大家了解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现、发掘、探索、保护方面的文物考古工作，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星堆的关怀，同时也为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古蜀文化，特将三星堆遗址自发现至今的一些重大事迹予以整理介绍。一、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现及发掘　　1929年春，衣民燕道诚在三星堆月亮湾燕家院子溉田挖水坑时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300余件。这部分玉器除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广汉市文管所收藏部分外，其余不知下落。　　1931年春，华西大学D•C•Grahan、林铭均教授等确定月亮湾出土的玉器为先秦之物，并将大部分玉器收归华西大学博物馆。　　1933年秋，由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华西大学教授林铭均、D•C•Grahan、D•S•Dye等人组成了月亮湾考古发掘队，着手准备至现场发掘。　　1934年春，月亮湾考古发掘队在广汉县县长罗雨苍主持下在燕家院子的旁边首次进行了考古发掘，由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D•C•Grahan教授任技术顾间。发掘工作历时两月，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及磨石等文物600余件。　　1936年，由D•C•Grahan将1934年的发掘成果整理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并将其命名为“广汉文化”。　　1951年由四川省博物馆杨有润、张盛装组成的调查小组恢复了对月亮湾一带的考古调查，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由四川省组织的专家首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等人对遗址进行了再次考查。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祜、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除调查月亮湾及鸭子河一带外，还调查了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新繁水观音遗址。调查简报发表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认为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　　1958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对鸭子河、马牧河之间的台地及三星堆附近进行了调查，涸查中采集了许多陶、石器标本，最后将其发表在《文物》1961年11期。根据调查认为该遗址出土器物具有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出土器物的特征。其时代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当晚于春秋之初。　　1963年春，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月亮湾的燕家院子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石器。此次发掘成果后由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马继贤教授整理发表在《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5期。　　1980年5月，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与广汉文化馆敖天照主持了三星村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发掘面积125平方米，出土了许多陶石器标本。为此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正式发掘。　　同年11月26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组对三星堆遗址第I发掘区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队由王有鹏、陈德安、陈显丹、敖天照、莫洪贵等人组成，由王有鹏负责。发掘工作至1981年5月25日结束。发掘1100平方米。发现房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以及大量陶器、玉器、石器等。通过这次发掘，大体认识和了解三星堆遗址出土物的特征和古蜀人居住房子的结构及葬式。为此将该遗址正式定名为“三星堆文化”。发掘情况及命名情况发表在《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98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出动直升机对发掘出的房屋遗址、墓葬、灰坑等进行总体的空中拍摄，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史上利用航空器材对考古遗址进行拍摄的首例。　　1982年4月，由陈显丹、敖兴全在三星堆堆子的南部主持了一次小规模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文化层直接迭压在新繁水观音遗址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关系，从而确定新繁水观音遗址属三星堆文化的一部分。这次发掘还发现了不少的动物牙齿和禽类骨骸。经初步鉴定为猪、鹿、鸡等家禽、家畜，从而说明三星堆古蜀人早就掌握了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养殖业技术。　　1982年7月，在陈显丹、陈德安的主持下，对南兴乡的真武村、王家院子、三星乡的仁胜村等处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分布已延伸到南兴乡以外的三星乡，其分布远远超出过去所掌握的范围。　　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陈显丹、陈德安再次对1982年4月的发掘点进行扩方发掘，发现露天马蹄形窑一座。这对研究古蜀王国的内部分工和陶器制作的专门职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84年3月至5月，由陈显丹、陈德安主持发掘了紧邻鸭子河边的西泉梁子。发掘面积175平方米。出土了大拭的陶石器和房屋基址、红烧土遗迹、石壁的成品和半成品。初步推断这一区域可能属古蜀王国石器的加工制作场所。同时发现一件三足陶鬻，这一件器物的造型与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出土的陶鬻有着极其相同的特征。它有可能说明早期的古蜀文化在龙山时期就与其他地区有文化交流。　　1984年12月至1985年10月，由陈德安主持调查三星堆的东、西”土埂＂。通过调查，初步确认东西两条“土埂＂属古蜀王国古城的东、西城墙。　　1986年3月至5月，为配合四川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学生的实习，和培训德阳地区的文博干部，由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广汉市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的I、II、III区间同时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达1325平方米，文化层厚达250厘米，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也是收获最丰富的一次。这次发掘可分16个地层单位。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末周初，揭示了三星堆遗址距今5000年前至3000年前间的沧桑史，由此也检验了三星堆遗址自1980年以来发掘的所有资料及时代的推断。这次发掘为建立早蜀文化时代的标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出土的大量玉器、石器、雕花漆器、陶塑动物及40余座房址和109个灰坑等，为全面了解研究古蜀人的社会背景及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宝贵资料。　　1986年7月18日，砖厂职工在三星堆遗址第II发掘区取土时发现了一号祭祀坑，并报考古队。在遗址整理发掘资料的陈德安、陈显丹二人即刻现场组织实施保护发掘计划。一号祭祀坑为长方形，坑口长450-464、宽330~348厘米．在坑口东南壁正中及东南壁东侧、西南壁南侧，各开有坑道与坑口垂直相通，坑内掩埋的器物有铜器、金器、玉器、珑珀、石器、陶器等共420件，另有骨器残片10件，象牙13枚，较完整的海贝62枚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发掘工作至8月14日结束。　　1986年8月14日，在结束一号祭祀坑发掘的当日，砖厂工人又在一号祭祀坑的东南约30米处取土中，挖开二号祭祀坑南角，暴露出铜头像一件。陈德安、陈显丹二人闻讯后即保护现场，一方面组织抢救发掘准备工作，一方面向主管部门汇报。8月20日开始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9月17日结束野外发掘。二号祭祀坑为长方形土坑，坑口长530、宽220~230厘米，无坑道，坑内堆放的遗物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是小型青铜器物、饰件、玉戈、玉璋、石戈、小铜人像、眼形器、兽面、铜璞、铜铃、神殿、金笚、金笚鱼形饰等，中层全部为青铜器，主要有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神树及各种青铜头像及面具，上层全部堆置象牙。二号祭祀坑出土遗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绿松石3件，石器15件，另外还出土象牙器残片4片，象牙珠120颗，虎牙3枚，象牙67枚，海贝约4600枚。

资料：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小三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原创新华社2021-04-18 19:34:18 三星堆遗址的“上新”，引发各界围观和热议，也掀起又一轮对考古文化的探究热潮，其中，三星堆和二里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从中原文化代表的二里头，到带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撞脸”的文物、“夸张”的面具、“奢侈”的祭祀……其中经历了什么，又昭示着什么？这是2019年10月16日拍摄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安摄新华社记者就此近日采访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这是3月1日拍摄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大棚内的工作舱（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记者：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到，其中不少与二里头文物几乎“同款”，两个遗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各自具有哪些特征？这是2019年10月16日拍摄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安摄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偃师境内，遗址现存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距今3700多年前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1959年至今的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呈现出明显的“王朝气象”，目前已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成组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发现来看，两地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器物，比如都出土有陶盉、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但祖型却在二里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类似文物年代更早、工艺难度极高。这几类器物都是高级别、高规格的礼器，代表一定的礼制。考古人员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工作（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雷雨：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之一，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似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独特性青铜神像、金杖、面具、神树等，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为，包括“燔烧”、器物分层、填土夯筑等“复杂”过程十分罕见。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戈（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王巍：这两个遗址都是青铜文明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现在考古学界基本上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邑性遗址。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礼制，包括宫殿的布局、中轴线的布局、前后几进院落这种宫室制度。这种宫室制度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比如今天的紫禁城，都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延续的影子。二里头创造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这些铜容器后来成为商周时期贵族用来表明身份的礼器。三星堆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最大特色是出现一批与信仰有关的一系列用具，比如总高度在2.6米的铜人立像、大型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黄金面具、金杖等。记者：二里头与三星堆，是否有文明层面的某种关联？有哪些交流的痕迹？王巍：三星堆出土有大量深受夏商王朝影响的青铜器和玉器，比如发现夏商王朝创立的用璋、戈等仪仗化的器具，发现了在夏商王朝时期受到重视的铜铃等，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明显早于三星堆青铜文化繁荣阶段，两个地方相距千里，相对独立，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但从两地部分出土文物的相似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影响明显。从器物特征和所代表的内涵来看，二者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上层礼制方面。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盉（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联系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有渊源关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二里头和三星堆在地理空间上一北一南、一东一西，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王巍：商王朝发明的比如铜尊、铜罍在三星堆有比较多的出土。尤其是牙璋，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很多手里持着牙璋。它的神坛，下面有一个立兽，立兽顶着几个小人，小人头上顶着的最神圣的东西恰恰是商王朝创造的铜尊或者铜罍，显然三星堆对铜尊铜罍非常尊崇。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能否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区在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程。到了夏商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铜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个便是玉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的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王伐蜀”的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雷雨：三星堆这次的考古新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发现之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极具地域特点，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出土后我们看到来自周边的各种文化因素，有长江中游的、长江下游的、甘青地区的，占比最大的仍然是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即便三星堆最具特色的神像和面具仍然可以在长江、黄河流域古文化中找到溯源。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明有什么联系，三星堆文化在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器类的独特性正是中华文化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特质的最好表达。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青铜纵目面具（3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赵海涛：至少从36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蜀文明交流、互动，直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是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并存发展，通过频繁紧密的文化交流，最终走向一体化的生动体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说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就有着比较多的交流，这种交流改变了成都平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模式和内涵，开启了成都平原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程而变迁的新阶段。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青铜面具（3月5日摄）。该面具高72厘米，宽132厘米，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所有面具中体量最大的一件。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雷雨：三星堆文化来源本身就是多元的，中原夏商时期的礼制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影响，比如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的尊、罍这样的礼器。还有包括一般平民使用的陶器：陶盉、高柄豆、觚型器等，都能在中原文化里找到。这些显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明中的“一体”性，“多元”体现在它本土的一些东西，比如青铜群像、面具、神树、金杖等。这些东西加上与中原相似的那套东西，完美地在三星堆融合在一起。在今年新发现的文物中，一件“青铜顶尊人坐像”是比较典型的，尊是中原的典型礼器，古蜀人把它加以改制，目前看到尊的附件至少有两条龙形饰，这是前所未见的，最特别的是在尊底部有一个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我觉得是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把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证明都是龙的传人。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青铜大立人（3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记者：综合网友的诸多疑问，比如有无文字、三星堆文化是否受到境外文明的影响，甚至联想到“外星人”，专家怎么看？雷雨：有些人觉得三星堆应有文字，只是目前没发现而已，有些人认为三星堆没有文字。我个人倾向于前一种，三星堆文字如果书写在当时已有的布帛等有机质载体上便难以保存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希望在某个“祭祀坑”里出现“奇迹”。“外星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星堆的很多出土文物造型奇特，但那不是“外星人”，实际是有一些艺术夸张的神像。“西来说”并无证据，倒是发达的丝绸产业彰显富庶，通过贸易或进贡，象牙、海贝、珠宝等从包括南海沿岸乃至更远地区来到三星堆均有可能。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电脑现场查看新发现的象牙雕，并进行记录（3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王巍：关于是否受境外文明的影响，我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正常的，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受到西亚的影响。我们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境外文明因素对三星堆的影响。但是，要论证三星堆接受了境外文明的影响，一定要有具体的证据。象牙和海贝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三星堆就与印度或其他地方有关联。象牙，以当时此地的气候条件，有象牙非常正常。至于海贝，殷墟就曾出土了大量海贝，与三星堆几个“祭祀坑”基本同时。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并不出自印度洋，而是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内拍摄的具有人类形象特征的青铜器（3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李贺摄记者：这两个遗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山一角，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专家们最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哪些？王巍：对二里头来说，最值得关注的谜团首先是王陵所在。原来只发现遗址中的宫城，现在发现“井”字形的道路把遗址中心部位分成了9个格，每一个格里都有高级贵族居住和墓葬，这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中间一个宫城、周围都是老百姓的格局。我们也期待是不是有更高级的墓葬，跟王相联系、相匹配的等级；第二是文字，因为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应该有很长的发展过程。对三星堆来说，我关注的点有三个：首先是到底有没有文字；二是三星堆发现的这些坑里的东西，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三是此地是否跟境外文明有联系。赵海涛：二里头经过62年的发掘，虽然已经呈现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早期王朝景象，但目前只揭露了遗址1.6%，还有大量的空白地区等待继续发掘，大量问题有待广泛、深入研究。比如学界以及公众普遍关心的，二里头这么大的都城，目前只发现了宫城和中心区域内部的围墙，300余万平方米的遗址外围，有没有城墙或者壕沟等防御设施？我相信，随着工作理念、思路的拓展，多学科引入以及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从考古遗存中提取的信息会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广泛和精细程度越来越高，对二里头社会生活面貌的了解可能会超出原有的想象。雷雨：三星堆是“正在进行时”的考古项目，我知道公众一般会关注“祭祀坑”里的器物，当然这个没错，但除了这些精美的器物，我建议公众可以把一些关注点投入到我们对考古信息和历史信息提取的成果方面，比如土壤、植物、动物、古DNA、一些微痕的分析等，毕竟器物能够反映的只是少部分人。如果能提取出来，土壤里蕴藏的信息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3000多年前三星堆一带的环境、气候、动物，包括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是不是完全是本地产的？会不会有一些是通过贸易过来的。至于宫殿区、作坊区、高等级墓葬区的调查与勘探对于全面构建三星堆古城完整体系至关重要，考古人正在不断接近令人仰望的真实历史。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的金面罩（3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文物不言，自有春秋。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又一实证。由此，我们看到，文物和遗迹还原的、因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的历史细节；我们感悟，中华文明基因就在交流融合中传承延续；我们感慨，中华文明悠悠上下五千年，多元兼容造就中华民族强大张力；我们感动，几代考古人砥砺前行，耕耘考古事业，还原历史真相。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内参观（4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刘梦琪摄抚今追昔，我们循着“满天星斗说”，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给予我们坚定、从容和自信。

夏朝真的存在吗？兼谈三星堆与二里头的文化关系问题　　夏朝肯定存在，并且诞生在龙山文化之后。现在有人说二里头是夏都，你相信吗？一个3750年前才刚刚起步的遗址，远远落在夏年断代的后期，其出现在距北方龙山文化消失近300年后，却又出现龙山文化系列玉礼器，一期即出现简单的青铜小刀，那它是从哪里接受的龙山文化和青铜技术？它的文化源头在哪里？夏的早中期又在哪里？　　从1986年发现三星堆后，一方面因为青铜器文明独领风骚，只能根据埋藏坑年代和先入为主对比某些殷商器物把它归到晚商。一方面，在考古实证上，它却和4300年左右消失的良渚文化渊源密切，玉文化至少出现在4300年前，也就是龙山文化中期。如果算上它的文化来源营盘山遗址，玉文化甚至上推到接近5000年。但是，很遗憾又很可笑的是，当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现的时候，许多专家认为三星堆重度受到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但是其中又发生了一个例外，就是全力弘扬支持二里头是夏文化的北大考古学教授邹衡，在全面否定了首先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遗址不是二里头的文化文明来源之后，又否定了山西、陕西、山东等传统认为可能是夏文化来源的地方。却偏偏纠结于三星堆和二里头的比较之中。他的比较和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我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四川这个地方的文化同中原文化，特别是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是说，文化是怎么传播的。两件相同的器物在不同的地区发现应该怎么理解。例如陶盉，它同二里头的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关于它的年代问题，是不是就跟二里头文化一样呢？从盉的形制看，应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即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一期。三期的盉在这里很少见到。然而，二里头二期、一期的年代是相当早的，根据碳十四的测定，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但现在的碳科学测年只支持二里头在3750年前左右）。三星堆的盉是否与此同时呢？那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三星堆和二里头的陶盉比较。陶盉经历了由细长向粗矮的发展，也就是说后期陶盉是粗矮型　　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按照以前的说法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根据现在的新分期，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　　“然而，三星堆出土的盉、豆的制作是比较粗糙的，远不如二里头出土的工艺精湛的盉、豆。” 　　…… 　　“最后，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我还是坚持黄河流域中心论的思想。现在尽管全国各地都发现有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文化，但差不多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三星堆文化也不例外。当然，中原的古代文化也受到各地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各地方的古代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构成都起过积极作用。但最早的中国古代文明应该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我认为就是黄河流域的夏商文明。”这似乎反映出，在1986年的学术会议上，可能出现了文化传播方向的探讨和争论，结果当时迫于外部环境和某些权威，当然是中原论者占了上风。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头脑要抗拒，脚步很诚实的案例。邹教授已经去了没有烦恼的地方。但他的性情确实有可爱的一面。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好。三星堆出土青铜铃二里头出土青铜铃。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二期的铃和发现的三星堆非两坑埋藏的铃非常相似，是同一文化产物　　另外还有一个2000年夏天走了的考古工作者，就是保护三星堆的第一代文化馆员敖天照老先生。他40岁之后才接受正规的考古学知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半，经过严文明等著名考古大家的培训之后，留在他脑子里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所有文化文明都是从中原四射传播的，所以每当他在三星堆考古有新发现的时候，最爱用的标题就是”三星堆发现了商周什么遗物“之类。但由于他对三星堆的真实真心付出，以及退休后还在不断学习探讨。老人家此后写了好些翻案文章，基本观点就是，三星堆青铜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时期。作为老人，对此他还是有所保留。如果不客气点，那就是二里头文化文明的来源就是三星堆。包括现在尚在体制内的专业领域的一些领导，其实心里都已经非常明晰这个观点。但他们说话还是相当有保留。且不说已经仙逝的李学勤等大家在文章中打隐语，主持两坑发掘者之一的陈显丹后来对三星堆的器物断代有不同意见，又比如说高大伦、雷雨等正当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在深藏功与名地做着隐讳的宣传。是啊，这个观点太颠覆了，直接否定了相当相当大一部分专业学者一生的努力，作为同仁于心何忍？　　翻过2000年之后，讨论二里头影响三星堆的专家们越来越少，有些新锐开始写翻案文章，比如陈小三教授，他非常认真仔细地收集了目前所发现的青铜牌饰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了三星堆牌饰比二里头牌饰更早的明确结论。二里头是移民文化，怎么可能一出现就影响三星堆？这样的观点不是笑话吗？但某些失去学术精神的人，不愿实事求是面对考古发现和现象，还在抱着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论的观点，昧着良心打胡乱说。　　止于目前的全国范围的考古发掘实证和现象，最大支持三星堆移民创建了二里头文化。于是你也见不到专家们大张旗鼓地表达二里头影响三星堆了，也看不到他们反驳相反的观点了。他们故意把三星堆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不研究不讨论，就像驼鸟把头埋在沙子中，装着不知道。　　如果要了解真正的夏文化，请您关注三星堆，到三星堆参观吧。抱着一颗本真的心，不要听讲解员基于官方的解说，深度融入细细感受，你一定会被华夏先祖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能所折服，相信你会有比到过任何一个博物馆或考古遗址更多的收获。

夏朝真的存在吗？兼谈三星堆与二里头的文化关系问题　　夏朝肯定存在，并且诞生在龙山文化之后。现在有人说二里头是夏都，你相信吗？一个3750年前才刚刚起步的遗址，远远落在夏年断代的后期，其出现在距北方龙山文化消失近300年后，却又出现龙山文化系列玉礼器，一期即出现简单的青铜小刀，那它是从哪里接受的龙山文化和青铜技术？它的文化源头在哪里？夏的早中期又在哪里？　　从1986年发现三星堆后，一方面因为青铜器文明独领风骚，只能根据埋藏坑年代和先入为主对比某些殷商器物把它归到晚商。一方面，在考古实证上，它却和4300年左右消失的良渚文化渊源密切，玉文化至少出现在4300年前，也就是龙山文化中期。如果算上它的文化来源营盘山遗址，玉文化甚至上推到接近5000年。但是，很遗憾又很可笑的是，当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现的时候，许多专家认为三星堆重度受到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但是其中又发生了一个例外，就是全力弘扬支持二里头是夏文化的北大考古学教授邹衡，在全面否定了首先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遗址不是二里头的文化文明来源之后，又否定了山西、陕西、山东等传统认为可能是夏文化来源的地方。却偏偏纠结于三星堆和二里头的比较之中。他的比较和结论是这样的：　　“首先，我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四川这个地方的文化同中原文化，特别是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是说，文化是怎么传播的。两件相同的器物在不同的地区发现应该怎么理解。例如陶盉，它同二里头的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关于它的年代问题，是不是就跟二里头文化一样呢？从盉的形制看，应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即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一期。三期的盉在这里很少见到。然而，二里头二期、一期的年代是相当早的，根据碳十四的测定，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但现在的碳科学测年只支持二里头在3750年前左右）。三星堆的盉是否与此同时呢？那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三星堆和二里头的陶盉比较。陶盉经历了由细长向粗矮的发展，也就是说后期陶盉是粗矮型　　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按照以前的说法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根据现在的新分期，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　　“然而，三星堆出土的盉、豆的制作是比较粗糙的，远不如二里头出土的工艺精湛的盉、豆。” 　　…… 　　“最后，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我还是坚持黄河流域中心论的思想。现在尽管全国各地都发现有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文化，但差不多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三星堆文化也不例外。当然，中原的古代文化也受到各地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各地方的古代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构成都起过积极作用。但最早的中国古代文明应该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我认为就是黄河流域的夏商文明。”这似乎反映出，在1986年的学术会议上，可能出现了文化传播方向的探讨和争论，结果当时迫于外部环境和某些权威，当然是中原论者占了上风。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头脑要抗拒，脚步很诚实的案例。邹教授已经去了没有烦恼的地方。但他的性情确实有可爱的一面。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好。三星堆出土青铜铃二里头出土青铜铃。比较可以发现，二里头二期的铃和发现的三星堆非两坑埋藏的铃非常相似，是同一文化产物　　另外还有一个2000年夏天走了的考古工作者，就是保护三星堆的第一代文化馆员敖天照老先生。他40岁之后才接受正规的考古学知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北京脱产学习一年半，经过严文明等著名考古大家的培训之后，留在他脑子里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所有文化文明都是从中原四射传播的，所以每当他在三星堆考古有新发现的时候，最爱用的标题就是”三星堆发现了商周什么遗物“之类。但由于他对三星堆的真实真心付出，以及退休后还在不断学习探讨。老有家此后写了好些翻案文章，基本观点就是，三星堆青铜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时期。作为老人，对此他还是有所保留。如果不客气点，那就是二里头文化文明的来源就是三星堆。包括现在尚在体制内的专业领域的一些领导，其实心里都已经非常明晰这个观点。但他们说话还是相当有保留。且不说已经仙逝的李学勤等大家在文章中打隐语，主持两坑发掘者之一的陈显丹后来对三星堆的器物断代有不同意见，又比如说高大伦、雷雨等正当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在深藏功与名地做着隐讳的宣传。是啊，这个观点太颠覆了，直接否定了相当相当大一部分专业学者一生的努力，作为同仁于心何忍？　　翻过2000年之后，讨论二里头影响三星堆的专家们越来越少，有些新锐开始写翻案文章，比如陈小三教授，他非常认真仔细地收集了目前所发现的青铜牌饰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了三星堆牌饰比二里头牌饰更早的明确结论。二里头是移民文化，怎么可能一出现就影响三星堆？这样的观点不是笑话吗？但某些失去学术精神的人，不愿实事求是面对考古发现和现象，还在抱着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论的观点，昧着良心打胡乱说。　　止于目前的全国范围的考古发掘实证和现象，最大支持三星堆移民创建了二里头文化。于是你也见不到专家们大张旗鼓地表达二里头影响三星堆了，也看不到他们反驳相反的观点了。他们故意把三星堆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不研究不讨论，就像驼鸟把头埋在沙子中，装着不知道。　　所以，如果要了解真正的夏文化，请您到三星堆参观吧。抱着一颗本真的心，不要听讲解员基于官方的解说，深度融入细细感受，你一定会被华夏先祖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能所折服，相信你会有比到过任何一个博物馆或考古遗址更多的收获。

考古发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于距今约4500年前　　引者题记：根据此文内容，我们似可理解，至少从4500年前，在中国历史地理版图上，至少存在两大类三种生存策略方式的组合，一类是农耕为主的生存策略，分为稻作农耕和旱作农耕生产模式，一类是牧业为主的生存策略，也就是后来的游牧民族主体社会族群从事的活动。那么我们在分析以上时间范围内的社会冲突又融合，应该以考虑到更多类型的社会矛盾冲突和文化融合。但从我们现有的传说和古文献来看，反映的基本只是农耕文化内部的斗争与融合，这肯定是不准确的，也必然导致我们的历史研究进入误区。考古发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于距今约4500年前发布时间：2020-08-07 文章出处：新华网作者：杨一苗、白妮民　　通过研究陕西省北部榆林地区多处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期间，生活在此区域人们的肉类“食谱”经历了从野生动物为主到以牛、羊等家畜为主的变化，据此可以佐证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形成于距今约4500年前。　　今天的陕北榆林地区地处中国农牧交错带，西北边是欧亚大草原牧区，东南边是农耕区，属气候环境和生业变化的敏感地带。近十几年，随着这一区域基本建设和考古项目的开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联合发掘了3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初步建立榆林地区从仰韶晚期到龙山时代后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期间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胡松梅介绍，考古工作者在这些遗址中收集了大量人骨、动物骨骼及植物资料，通过动物考古学研究发现，在距今约5000年至4500年仰韶晚期的大古界、杨界沙等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以野生动物为主，包括草兔、狍、雉等。而家养动物主要是猪和狗，比例一般少于40%，没有可以确认的绵羊和黄牛。　　胡松梅说，时间再向后推移，在龙山时代早期贾大峁和庙梁2期遗址中，发现了黄牛和绵羊的骨骼，但数量较少，说明这一时期畜牧经济的雏形开始形成，当时的生业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畜牧、狩猎和采集为辅的多种生业模式。　　而到了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龙山晚期和夏代早期，在石峁、木柱柱梁等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中家畜的数量一般都达到了80%以上，且主要以家养绵羊和山羊、黄牛及家猪为主，其中羊和牛占到总数量的60％以上。　　从动物种类及家养动物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区域畜牧经济的成分在龙山时代逐步上升，农业经济相对减弱，在这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中国北方逐渐形成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农牧交错带。胡松梅说，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位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古代文化之间，对这一区域史前时期文化及经济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欧亚与中原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转]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初探（乔虹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初探乔虹（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西宁８１０００７）　　摘要：本文依据现有考古发掘资料，对青海境内的出土铜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初步认为青海齐家文化铜器具有地域特色鲜明、文化面貌复杂多元的特点。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与西北地区乃至中国早期铜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青海；齐家文化；铜器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６.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１０２－（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４０－０７　　齐家文化１９２３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并以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命名。齐家文化东起陕西渭水上游、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北达宁夏和内蒙古，南抵甘肃文县，是甘青地区，也是我国最早使用铜器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冶铜业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目前，发现铜器的齐家文化地点１０余处，总数已超过２００件，器型简单，以装饰品和小型工具为主，质地包括青铜、砷铜、红铜等。　　一、青海齐家文化铜器的考古发现　　青海境内的齐家文化东起甘青交界的河湟流域，西至青海湖北岸，北到湟水支流大通河流域，南至黄河支流隆务河沿岸的广大区域内，共发现５０５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约４２００～３６００年。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主要发掘了乐都柳湾墓地与遗址，大通上孙家寨墓地、黄家寨墓地、长宁遗址，贵南尕马台墓地，互助总寨墓地和金禅口遗址，平安东村墓葬，尖扎直岗拉卡砂石料场处遗址，西宁沈那遗址，同德宗日墓地，化隆纳卡遗址，民和喇家遗址和清泉遗址等１４处地点。　　目前，青海最早的铜器发现于齐家文化。上述已发掘地点中，湟水流域占８处，其中５处地点（柳湾遗址、总寨墓地、沈那遗址、长宁遗址、金禅口遗址）出土铜器１８件，柳湾、黄家寨、东村三处墓地未发现铜器；黄河流域占６处，３处地点（宗日遗址、尕马台墓地、喇家遗址）出土铜器５３件，直岗拉卡砂石料场处遗址、清泉遗址、纳卡遗址未发现铜器。上孙家寨墓地和沈那遗址资料未发表，出土铜器情况不详。柳湾墓地位于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东面的湟水河北岸。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１年发掘齐家文化墓葬３６６座，未发现铜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为配合柳湾博物馆建设而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在齐家文化层中发现一件铜镞，是目前青海齐家文化所见仅有的铜制武器类［１］。　　互助总寨墓地位于海东市互助县湟水支流沙塘川河下游的沙塘川镇。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清理齐家文化墓葬１０座［２］，出土６件铜器，包括铜刀、骨柄铜锥、骨柄铜刀各２件，均为小型工具，骨、铜复合是该墓地铜器突出的特点。Ｍ７规模大、随葬品丰富。除随葬铜刀、骨柄铜刀、铜锥各１件外，还有陶器、石器、骨器４００多件，仅细石器达２５０件，也是出土工具最多的一座墓葬。　　长宁遗址位于大通县长宁乡，湟水支流北川河二级阶地。２００６年发掘３０００平方米，清理房址１５座、墓葬６座，灰坑及窖穴１５０个，出土陶器、玉石器、骨器等文物近２０００余件。仅Ｈ３２发现一件铜环，已残断［３］。　　金禅口遗址位于海东市互助县加定镇大通河右岸二级阶地，东北与甘肃省天祝县隔河相望。２０１２年发掘２８５平方米，清理房址５座、灰坑１５个、墓葬１座及窑址２座。出土各类遗物２３０余件，其中铜器６件，４件出自房址（泡、镞各１件，残铜器２件），灰坑和文化层各发现１件（耳环、指环）［４］。　　贵南尕马台墓地位于海南州贵南县拉乙亥乡，地处黄河南岸第二级台地。１９７７年清理墓葬４４座，出土铜器４２件，包括泡２５件、环８件、指环７件、镯１件，是目前青海境内齐家文化铜器最丰富的一处地点［５］。随葬铜器墓葬共９座，Ｍ２７铜器数量最多［６］，１０件铜泡置于左臂手腕处，另随葬２件铜环。墓主人为成年男性，为未被扰乱的俯身直肢葬。Ｍ２５是整个墓地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之一［７］，除随葬著名的七角星纹铜镜外，在左手腕处有２枚铜泡，头骨处有１枚铜泡和２件陶器，颈部放置由１１枚海贝、５８３枚骨珠及１６枚绿松石组成的串饰。墓主人系成年男性，葬式为未被扰乱的俯身直肢葬。Ｗ１６内葬周岁婴孩，肘骨上带有６件铜环，铜器总数仅次于Ｍ２７和Ｍ３５［８］。　　宗日遗址位于海南州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黄河北岸的第一、二阶地上。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共清理墓葬３４１座、灰坑及祭祀坑各１８个。出土铜器１０件，主要是装饰品［９］。遗址第二文化层出土铜器３件，包括铜环、铜饰、残铜器各１件；４座墓葬出土铜器７件，其中铜环４件、铜饰２件、残铜器１件。Ｍ１２２系瓮棺葬，随葬品较丰富，随葬３件铜环，是出土铜器数量最多的遗迹单位，此外还随葬骨刀和绿松石珠饰。Ｍ８０随葬铜饰、残铜器各１件，另随葬海贝若干枚①。　　喇家遗址位于海东市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黄河河谷地带北岸的二级阶地上，是齐家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面积达６７.７万平方米。从１９９９年发掘至今，面积逾８０００平方米，仅在文化层中发现１件残铜器。　　沈那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未发表，零星刊布的资料可见有环２件、矛和铜饰各１件。　　二、青海齐家文化铜器种类及特征　　经初步统计，考古发掘铜器７１件，征集铜器１件。铜器器形普遍不大，可辨器物共６７件，主要分为装饰品、小型工具、武器等，无法辨别器型的残铜器５件（表一）。附表一：　　装饰品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共５７件，数量最多的是泡和环，可见镯、镜及其他饰物。　　铜泡：共２６件，尕马台２５件，金禅口１件。系用薄铜片制成。圆形或椭圆形，中部略凸，边缘对称有两个穿孔，个别铜泡边缘饰一周凸起的联珠纹。尕马台Ｍ２５：１［１０］，径３.５、厚０.１厘米。平面呈圆形，周边饰有一周凸起的连珠纹。金禅口Ｆ４：１［１１］，长径残长２.３、短径２.１、厚０.１厘米。平面呈椭圆形，素面。长径边缘各有一个穿孔，其中一孔残。　　铜环：共２６件，分别出自尕马台、宗日、沈那、长宁、金禅口。由粗细不均的铜丝或铜片钮圈而成，分为单圈闭合、单圈未闭合及螺旋形多圈三种形制，直径１.９－４.３厘米。尕马台Ｗ１６：１［１２］，最大径４.７厘米，重２.９克，系用铜丝钮圈而成，呈椭圆形。铜丝一端尖细，一端粗圆，两端叠合。金禅口Ｈ７①：１［１３］，长５.７、宽４.１、厚０.３５厘米。由铜丝卷曲而成，一端呈尖状，两端未闭合。　　铜镜：１件。出自尕马台Ｍ２５，置于人骨胸前［１４］。直径９、厚０.２５厘米。铜镜正面磨光，背面饰七角星纹，各角之间饰斜线纹。中间有半圆形钮，已残。“镜边缘钻有两个小孔，双孔上结系着一圆木，应为镜柄……镜柄甚朽，无法采集”。该铜镜是迄今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饰花纹的青铜镜，堪称齐家文化的青铜艺术精品。　　铜镯：１件。出自尕马台Ｍ３７［１５］。已残断，残长７.６厘米。采用扁平铜条卷制而成，铜条横断面呈椭圆形。　　铜饰：３件。出自宗日和沈那遗址。宗日Ｔ１５：④［１６］，已残。平面呈三角形，长１.１、宽０.９厘米。　　小型工具：６件，分为刀和锥，均出自总寨墓地［１７］。　　铜刀：４件。按刀柄质地细分为连柄铜刀和骨柄铜刀。连柄铜刀：２件，分别出自Ｍ５和Ｍ７。Ｍ７：４，长１１.４、宽１.６、厚０.１厘米。片状，刀身与刀背连为一体。两面开刃，一头平，柄端卷屈成筒形，可用以穿绳系挂。骨柄铜刀：２件，分别出自Ｍ１和Ｍ７。Ｍ７：５，残长１３、宽２厘米。刀体镶嵌于骨柄内，双面开刃，刃部有使用痕迹。　　铜锥：２件。出自Ｍ１和Ｍ７。长条锥形。Ｍ１：３，残长７、径约１厘米。　　武器：２件，仅发现铜镞。柳湾和金禅口遗址各１件。镞身扁薄，平面均呈三角形。柳湾铜镞［１８］，长３.４、宽１.５厘米。略起中脊，两翼突出、稍长，短铤并带三锋。金禅口Ｆ１ｄ：４［１９］，残长２.９、宽２.２、厚０.３厘米。尖部较圆钝，下端缺失。器表锈蚀较严重。　　铜矛：２件，一件出土于西宁沈那遗址［２０］，另一件由大通县文物管理所征集。两件铜矛形制相似，矛叶呈阔叶形，前锋圆钝，中起厚脊，骹较长，骹口处饰凸弦纹，系耳与倒钩分置两侧。沈那铜矛长１.５、宽１９厘米，保存完整。大通铜矛长３４.２、宽１１厘米，矛叶上方有残缺［２１］。　　铜器：５件。出自宗日、金禅口、喇家遗址。均已残，无法分辨其器型。宗日Ｍ８０：３，平面呈三角形，中间起脊，残长８.７、宽２.２厘米。Ｔ２８④：２，长２.２、宽１.０厘米，形似铜刀残片［２２］。　　现有考古材料表明，在河湟两地齐家文化铜器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迄今共发现铜器地点１５处（发掘地点１４处，大通文管所收藏铜矛），其中湟水流域占９处，黄河流域占６处；湟水流域略多于黄河流域。从铜器数量来看，黄河流域铜器５３件，明显多于湟水流域；从铜器种类来看，装饰品、工具、武器及大铜矛地均发现于湟水流域，黄河流域只有装饰品。　　从年代上看，已发掘的１４处地点中，年代偏早的黄家寨墓地、长宁遗址、金禅口遗址，柳湾墓地、宗日遗址、喇家遗址等所发现铜器略多于墓葬。柳湾墓地是青海境内已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齐家文化墓地，清理墓葬３６６座，未发现铜器；２０００年在遗址区发现１件铜镞。喇家遗址是齐家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发掘，揭露面积达８０００平方米，仅发现１件残铜器。位于祭祀土台顶部的Ｍ１７［２３］，形制特殊，等级较高，随葬三璜联璧等玉器达１５件，未随葬铜器。马家窑文化没有生产、使用玉器的习俗，而与其年代相当或稍早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及良渚文化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用玉礼制体系，到齐家文化时又出现了使用玉壁、多璜联璧、玉环、玉刀、玉斧、玉锛等现象，这种重玉和葬玉的礼制制度与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等中原玉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喇家遗址地处青海最东边的黄河谷地官亭盆地，是中原文化率先进入河湟谷地的第一站，除了发现丰富的玉器外，还出土陶盉、陶斝等等，这都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柳湾墓地和喇家高等级的墓葬，未随葬一件铜器，究其原因，一是可能与当时的文化传统和丧葬礼制有关；二是与铜器传播路径及传入当地的时间有关。　　齐家文化沿袭马家窑文化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模式，但个别遗址开始出现麦类遗存。小麦原产于西亚，随着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东传进入我国。目前，在青海黄河流域尚未发现齐家文化时期麦类植物遗存。喇家遗址发现以粟黍加工的面条。宗日遗址虽未发现植物遗存，但通过对人骨Ｃ和Ｎ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宗日人主要以Ｃ４类粟黍为主食［２４］。金禅口遗址发现大、小麦遗存［２５］，经检测，碳化小麦种子最早年代（２０３０－１８９０ＢＣ）晚于碳化粟种子的最早年代（２２００－２０２０ＢＣ）①，这是目前青海省境内有确切测年数据年代最早的麦类遗存，由此可以初步推断，该遗址所在地区种植粟黍早于麦类作物。此外，长宁发现大麦遗存，木炭测年为２２００－０００ＢＣ，也是青海年代较早的麦类作物（２６）。近年来，在河西走廊的西城驿遗址、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均发现有大麦和小麦遗存。长宁和金禅口均位于湟水流域，刚好处于河西走廊进入青海湟水流域的北川河和大通河，似乎暗示着与铜器共存的麦类作物遗存进入青海的路径即首先传入湟水流域，尔后再到黄河流域，因受现有考古资料的限制，这种推断还缺乏有力的证据，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河湟两地所表现的差异性，一方面与目前所做的考古工作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与两地所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或同一文化对两地影响的程度不同有关。　　青海齐家文化铜器大多数出自墓葬，而铜器又集中于少数墓葬中。随葬铜器墓葬的数量、规模、葬式均不同于普通墓葬，随葬品数量相差悬殊。总寨墓地１０座墓葬出土各类遗物３００余件，其中铜器６件，分属３座墓葬；尕马台墓地４４座墓葬出土各类遗物１３３８３件，其中铜器４２件，分属９座墓葬。铜器随葬于少数墓葬中，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稀缺资源被极少数人所控制。　　总寨１０座齐家文化墓葬中，墓室长度超过２米的墓葬有４座（２男１女１母子合葬），其中２座出土铜器，随葬品明显多于普通墓葬。如Ｍ７规模最大［２７］，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２.４５、宽０.７、深１.２米，除随葬３件铜器外，还随葬陶器、石器、骨器４００多件，是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１０座墓葬中７座是二次葬，仅３座是未扰乱的仰身直肢葬（２男１女），２座男性墓均随葬有铜器。尕马台墓葬，通常边长为２米左右，所有随葬铜器墓葬的边长均超过２.２米。随葬铜器的９座墓葬，除１座为瓮棺葬外，７座为单人葬，其中未被扰乱的俯身直肢葬有４座（３男１女），另１座为双臂略有扰动的俯身直肢葬；其他３座为局部扰乱的俯身直肢葬（２男１女）；剩余１座是成年女性与小孩合葬墓，为二次扰乱的俯身直肢葬。无论是俯身直肢葬，还是仰身直肢葬，特别是未扰乱的直肢葬在当时可能属于比较高规格的葬式，代表了社会地位较高、少数特殊人群的丧葬习俗。　　因性别不同，所随葬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也存在差异。随葬铜器的男性墓主人数量和种类均比女性墓主人的丰富。总寨随葬铜器的墓主人均为男性，出土铜刀和铜锥，属小型工具，未发现装饰品。尕马台随葬铜器的９座墓主人中男性占４座，铜器２８件；女性３座（包括１座合葬），铜器７件；Ｍ３７性别不详，铜器１件；Ｗ１６为瓮棺葬，铜器６件。出土铜泡２５枚，出自４座墓，墓主人均为男性。镜也出自男性墓葬。１５件铜环（包括指环）出自５座墓，其中３件分属２座女性墓，４件出自成年女性与小孩合葬墓，６件出自瓮棺，２件出自男性墓中，１件出自性别不详的成人墓，可见铜环多出现在女性或小孩墓葬中。　　李新伟曾专门撰文指出，在史前时期，社会上层远距离获得稀缺资源，是其获得和维持特权的方式之一［２８］。稀缺资源不仅包括高级物品的制作，还包括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等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掌握的知识。齐家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冶铜业的出现与发展，加速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铜器作为当时非常珍贵的资源，为极少数人所控制，成为权力、财富及地位的象征，他们不仅生前拥有铜器，而且在其死后还将葬于墓内，其中包括极个别年龄很小的婴幼儿。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男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慢慢降低，男性逐渐取代女性成为社会的主导，重要的社会资源也开始由男性掌控，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渐渐形成，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埋葬习俗以及随葬品都表现出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　　社会上层对稀缺资源的需求所形成的交流网对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东西方文化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交流和碰撞，西方青铜文化中的铜器、绵羊、小麦等传入中国，东方农业文明中的彩陶、玉器、粟黍等不断向西传播。青海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迁徒的重要通道，青铜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阔叶形倒勾铜矛就是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实证。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分布于欧亚草原东部的一支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东起南西伯利亚，西经乌拉尔山，直迄乌克兰草原，倒勾铜矛、弧背刀、套管空首斧是其典型器物，年代为ＢＣ.２２００－ＢＣ.１８００年。迄今我国发现至少１６件倒勾铜矛［２９］，出土６件（西宁沈那遗址１件、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４件及安阳宜家苑墓地１件），非出土１０件（河南、山西、甘肃各２件，陕西、青海、辽宁、国博藏各１件）。林梅村、梅建军、刘瑞、高江涛等多位学者对将我国境内发现的倒勾铜矛及其与塞伊玛—图尔宾诺之间的联系进行阐述与研究①。林梅村研究认为，沈那铜矛与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倒勾铜矛相比，器身较宽，矛锋圆钝而非尖锋，“山字脊”消失，倒钩与系耳异侧，仿制于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倒勾铜矛，故称之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勾铜矛”，年代为ＢＣ.２０００－ＢＣ.１７５０年。沈那铜矛器形硕大，圆锋，红铜制，应该不是实用器，而属于礼仪性器物。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铜矛沈那与齐家文化铜器差别大，不是齐家文化的器物，而属于卡约文化。２００８年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Ｈ１８１出土的４件倒勾铜矛，与沈那倒勾铜矛形制一致。从地层堆积可以判断，倒勾铜矛的年代应不晚于西周，不早于龙山文化。部分学者认为沈那铜矛年代大约属于卡约文化中晚期，下王冈铜矛与沈那铜矛形制相似，由卡约文化传播而来。［３０］。　　近年来，多位专家学者对青海齐家文化铜器进行了检测分析（表二）。宗日遗址地层中３件铜器均为铜合金，成分比较复杂，铜饰为砷铜（含铅？）、残铜器为锡青铜（含砷？）、铜环为砷铜（含锡？）。金禅口６件铜器，泡为锡青铜，其余５件均含砷，其中２件含砷量２％～０.５％，１件接近２％，２件超过２％。长宁遗址铜环为含砷的类锡青铜；沈那遗址残铜器为含砷较高的砷铜，铜矛则为红铜［３１］。尕马台２３件铜器检测结果表明，１２件铜泡均为不含砷的锡青铜，铜镜是锡青铜；其余１１件测试样品（镯和环）中砷铜４件、类砷铜４件、红铜３件，均含一定量的砷，个别样品砷含量超过２％，其他样品砷含量２％～.５％［３２］。上述检测标本共３６件，以锡青铜数量最多，达１６件；其次是砷铜１０件，其中２件含铅；再次是红铜５件，其中２件含砷；还有类砷铜４件及铅青铜１件。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合金铜器成份比较复杂，锡青铜、砷青铜、红铜等多种合金并存；锡青铜和砷青铜（包括类砷铜）数量相差无几，含砷铜器所占比例很高。附表二：　　从器类合金成份可以看出，１３件铜泡均为不含砷的锡青铜，铜镜是锡青铜，２件铜矛均为红铜。各类环状器（包括环、指环、耳环、镯）的合金比较复杂，数量最多的是砷铜或类砷铜，共１２件，合金中除砷、铜外，还含有铅元素；红铜指环２件，其中１件含砷；镞和残铜器的合金是砷铜或类砷铜。通过对不同器类的合金分析可以看出，铜泡的锡青铜合金技术比较稳定，其他器物的合金比较复杂。由于检测标本数量有限，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齐家文化的冶铜工艺，但从中折射出古人已经开始对不同合金材料的性能有了初步了解，并有意识地加以筛选和利用。　　砷铜是人类发展史上使用的第一种合金。世界早期文明发达的地区，砷铜使用的年代都早于锡青铜。整个欧亚大陆都看到使用砷铜的现象。早在ＢＣ.４０００年后的伊朗Ｓｕｓａ地区就已开始使用砷铜，公元前４０００年以后，砷铜得到迅速广泛的使用，直到ＢＣ.２２００年才逐渐为锡青铜所替代；南亚印度山谷的ＣｏｐｐｅｒＨｏａｒｄ彩陶文化（ＢＣ.２６５０－ＢＣ.１１８０年）和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Ｈａｒａｐｐａｎ）（约ＢＣ.２３５０－ＢＣ.１７５０年）均发现有使用砷铜的现象。中国砷铜最早见于齐家文化和陶寺文化，西北地区发现较多的砷铜遗存。齐家文化的宗日遗址、金禅口遗址、长宁遗址、沈那遗址、尕马台墓地、磨沟墓地均发现砷铜，四坝文化的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酒泉干骨崖等墓地，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南湾、五堡、焉不拉克、黑沟梁等墓地以及新疆西部的尼勒克县也发现砷铜或砷铜的冶炼遗迹。离欧亚草原更近的新疆地区所发现的砷铜以天山北路墓地年代最早，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部分遗存的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二千纪初期［３４］。上述地点以宗日遗址的砷铜年代最早，同时在宗日遗址和尕马台墓地附近发现铜、砷矿，具备本地起源的矿源条件［３５］。张旸根据现有考古资料进行推测，认为中国的砷铜最早可能出现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而后影响了四坝文化，大约到公元前１９世纪左右，砷铜继续西行，传播到了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地区［３６］。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青海砷铜传播的路线可能经湟水、祁连山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地带乃至新疆地区，或经黄河传播到甘肃东南部。近年来在河西走廊张掖西城驿遗址发现砷青铜和冶炼遗存［３７］，为我们研究甘青地区砷铜来源提供了新资料，需要重新审视湟水流域砷铜的来源，并且与黄河流域、河西走廊之间砷铜源流、冶金技术交流等相关问题。　　通过对测试标本的金相组织观察得知，宗日铜环、铜器残片［３９］和尕马台铜镜、铜镯系铸造成型，尕马台铜泡系热锻加工成型，局部采用冷加工的技术工艺［４０］。两种成型技术并存，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一定的成型工艺，而且铸造可能是当时比较常用的制铜工艺。　　与青海相邻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秦魏家、临潭磨沟等齐家文化铜器对比可以看出，两地存在诸多共性，如器型不大，以装饰品和小型工具为主，锡青铜、砷铜、红铜、铅青铜等多种合金并存，采用铸造与锻造的加工工艺。但甘青两地铜器亦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甘肃铜器在数量和器型上要比青海略胜一筹，仅磨沟墓地铜器数量超过百件［３８］。甘肃齐家文化发现削、匕、钻、凿，管饰、月牙形项饰、铜叶等器物不见于青海。喇叭形耳环是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铜器，在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四坝文化、新疆天山北路、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均有发现，至今尚未在青海齐家文化，以及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青铜文化中发现，说明当时虽然与周边文化存在着交流与互动，但青海铜饰可能已形成了自身的装饰风格。青海红铜数量少，砷铜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甘肃，特别是年代较早的宗日砷铜，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反映了青海齐家文化冶铜业发展的地域特征，同时对探讨青海、西北地区乃至我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对青海齐家文化铜器的初步认识　　青海境内铜器最早出现于齐家文化。铜器器形不大、便于携带，以装饰品为大宗。作为贵重原料，铜已开始用来制作高消耗性兵器。大部分铜器制作简单、质朴无饰，个别器物装饰简单的三角纹、联珠纹等几何纹饰。铜器更多地用于人身装饰，而不是生产活动，体现了以铜饰身的发展特点，对后来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及诺木洪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海齐家文化铜器合金成份比较复杂，多种合金并存，含砷铜器所占比例很高，红铜所占比例小，凸显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当时人们掌握了一定的冶铜技术，采用锻制和铸造成型，并对合金材料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对不同的器物采用不同的合金材料进行制作，但技术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合金成份不太稳定，表现出铜器制作早期阶段的技术特点。宗日砷铜的来源对探讨西北地区乃至中国砷铜与欧亚草原、南亚砷铜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国早期冶铜技术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证据。　　齐家文化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进入阶级社会的转折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模式的改变，新资源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为男性掌控新资源提供了契机，导致男女地位发生改变。墓葬制度反映了社会等级的分化现象。随葬铜器的墓葬虽然数量少、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葬式特殊，且墓主人多男性，说明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已初步形成。　　青海地处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合部，是藏彝走廊的重要通道，与周边文化保持着不间断的碰撞与交流。青海境内齐家文化所发现的玉石礼器、粟作农业、铜器、小麦、驯养动物、海贝等，反映了与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及南亚等地多种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复杂多元的青铜文化。　　齐家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头，青海齐家文化铜器是中国早期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但目前仍有诸多问题尚不清楚，如青海境内齐家文化冶铜发展的脉络不甚清晰，特别是宗日砷铜源自本地还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以现有的考古成果还很难定论。因目前尚未对齐家文化的冶炼遗址展开调查或考古发掘工作，无法得知当时采矿、选料的技术与方法，难以确定铜器产于本地还是由外传入境内。对出土铜器未做全面系统的检测分析和深入研究，难以科学地考察冶金技术的发展演变特点。此外，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东疆青铜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及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及交流方式，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和南亚青铜文化交流联系的模式及传播路线等等问题，还有待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并在更新的考古成果上加以论证。－－－－－－－－－－－－－－－－－－－－－－－－－－－－－－－－－－－－－－－－－－－参考文献：［１］［３］［１８］［２６］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现文明［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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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灭的印度河古城哈拉帕［转］湮灭的印度河古城哈拉帕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考古学教授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　　印度河古城哈拉帕坐落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早在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挖开了覆盖着这座城市的泥土和垃圾，让这座古城展露真容，印度河文明从此倍受世界瞩目。当时的人们万万没想到，在这条大河所冲积而成的平原上，曾经有如此大的一个帝国繁荣昌盛。　　哈拉帕最早的定居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800年，那个时期史称“拉维时期”。那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正在建造世界上最早的金字形神塔和装饰精美的神庙，埃及人正在建造陵墓来埋葬统治者，并用大量金银财宝陪葬，而那时的哈拉帕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平民和上流人士都从商品生产及其交易中盈利，这些商品琳琅满目，有棉花、羊毛织品和手工艺品等。　　在哈拉帕遗址的南北两侧，考古学家发现了其他较小的农耕群落，但这些群落终究没有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城镇。研究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赤陶、石制小串珠和镯子之类的工艺品。赤陶饰物的佩戴者可能是儿童和成年平民，而那些颇有异国情调的石头或贝壳饰物，很可能只有上流人士才能佩戴。　　在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600年，哈拉帕一跃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实际上，它已发展成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城镇：拥有两个以围墙封闭的区域，面积超过了25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在它的周围，许多村庄也应运而生。这个时期被称为“果德迪吉时期”。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种正式的书写符号――早期印度河文字。在众多陶器碎片和印章上的陶土印记中，都有这种文字的身影。使用印章的目的，是商人为了明确仓库或成捆货物的所有权，通常把盖有自己印记的陶土牌系在绳索上，或贴在紧闭的门上，以免他人侵占。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发现的印章仅寥寥数枚，可以推断在当时只有具有相当权力的个人或团体才能使用印章，比如地主、商人、宗教领袖等。　　通过发掘，考古学家还找到了其他证据，揭示了“果德迪吉时期”的经济演变，特别是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立方体石灰石砝码，重1.13克，这个砝码与后来印度河流域城镇中的标准度量衡直接相关。发现表明，在整个印度河流域，当人们还普遍采用以重量碗定价值之积的两个世纪，哈拉帕就率先确立了这种测量方法。　　在拉维时期和果德迪吉时期，许多宗教符号以及陶器上的仪式图案开始出现，遍及哈拉帕和印度河流域的各个角落，这反映出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信仰的传播，井逐渐趋向融合。此时，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正使用武力征服各地，而在早期印度河流域定居点中，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征服性的模式存在。看来，哈拉帕的早期居民充分利用了拉维河沿岸富饶的农牧业土地来维持生存，井通过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加强贸易，逐渐积累了经济和政治实力然后通过宗教而非战争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　　大约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哈拉帕进入完全城市化的时期，史称“哈拉帕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约公元前1900年。在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尽管哈拉帕似乎缺少军队，但它却一直是印度河流域规模最大、最强劲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之一。在春天和夏末的交易季节里，哈拉帕接待过数百位商人，这些商人把周围农村的成千上万人吸引到这座城镇里来。住在哈拉帕城里的人口随季节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在4万－8万之间。富裕商人和生意竞争刺激了哈拉帕的多项新技术发展，还进一步扩大了贸易网络。　　以前的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价1750年，印度河流域的城镇是突然被人们放弃的。但是，考古学者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在哈拉帕发展的后期（即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300年），实际上还有人居住。事实上，下水道和城墙年久失修的迹象证明这座城市已人满为患，城市的法治秩序轰然崩溃。　　如今，哈拉帕镇约有两万人，面积仍为古代哈拉帕的1/3。尽管印度河流域精英文化的众多象征业已消失，但其城镇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和重要的工艺技术仍然延续了下来，比如继续生产陶器、彩瓷以及铜器与青铜器等。所以说，博大精深的印度河文化，仍有许多有待探索的奥秘。

从青铜铃探索三星堆的青铜时代源起　　三星堆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是龙山文化灭亡后唯一延续龙山文化的重大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第一个拥有大量黄金并使用黄金的遗址，第一个拥有巨量印度洋海贝的遗址，第一个拥有巨量象牙的遗址，第一个比较全面具象表达中华文明起源的遗址，从考古现象看，也是周以上重大考古遗址中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最多最密切的遗址。三星堆极大可能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历史认知出了问题，它可能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夏朝夏都。　　现在网上有两种不正确的认识，一种是对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器物感到惊诧，认为不是本土文明，可能是外来的；一种是故意矮化歪曲打压，把它说成是古蜀地区的地域文化文明，是带有很强巫文化的落后部落，目的就是不能让其动摇可笑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心论这个观点。这两种认识都不是实事求是。　　大家所见到的三星堆文物，目前主要是两个埋藏坑，加之发现的另六坑器物出土后，大家看到坑里出土的文物将更多。还会让有的人继续惊诧，还会让有的人继续故意的矮化歪曲打压。原因就是一方面它出土的文物可能还将继续让人下巴掉到地上，因为造型可能依然超出认知；另一方面，所有埋藏坑的埋藏时间，对应的是殷商晚期的大约武丁时期（现在说一、二号坑的埋藏时间不同期，我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一些人还会坚持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是晚商文明。　　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只要一个人想知道，总是能找到资料学习，并得到正确的答案的。我很高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学爱好考古，并且在认真学习考古的知识。　　下面就是我对三星堆青铜文明起源的学习分析，欢迎大家一起探讨。我相信只要不预设立场，不自带偏见，阅读到以下的资料，对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起源，一定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止于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部分遗址有铜器或铜残件出土。比如说齐家文化范围早期出土了青铜器，石峁遗址出土铸造铜器的石范，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和铜器口沿残片，天门石家河出土铜器残片，新密新砦出土铜器残片，登封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山东龙山文化范围杨家圈、三里河、尧王城等遗址出土铜锥等制品。但总体看，没有任何龙山文化遗址被视为进入了青铜时代。龙山文化最富有特色的成就，是玉器文化。体现在丰富的象征王权政治、身份等级，代表宗教、艺术发展到相对高度的系列玉器制品大量出现。马家窑林家出土青铜刀石峁环首青铜小刀刀范陶寺出土青铜器介绍之一陶寺青铜器介绍之二陶寺出土红铜铃　　比较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以上龙山文化遗址中，虽然已经发现了青铜器，但均在比较接近的时间段相继灭亡。也就是说，以上遗址中，没有一个可以称作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作为集龙山玉文化之大成者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三星堆了。后来的齐家文化范围遗址，在进入4000年前左右，也相继发现了铜器和青铜器，但青铜器的合金复杂，显然没有形成固定的材料和配比。另外，出土青铜器的遗址，没有一个出现比较成形表达政治含义的青铜器，基本都是青铜器工具和小的生活用品，而且出土了铜器的遗址明显呈线性分布，很明显是在一条中继线路上，它的一端连着中西亚，一端连着三星堆。也就是说，齐家文化范筹，至今没发现任何一个可以称作王都的遗址。汉代与汉代以前地区与外界交通示意图　　但3750年前出现的二里头遗址，在龙山文化灭亡之后（时间上人口与文化已经没法与二里头直接续接），狭义中原根本没有体现龙山玉文化的遗址的情况下（考古学家邹衡直接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来源自河南龙山文化），既继承了龙山文化的玉礼器文化，同时是至今被大多数考古界认为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这确实是一件怪事，非常令人不解。这文化延续和继承缺失的一环，究竟在哪里？　　下面让我们的目光回到三星堆，看看邹衡是怎么谈论三星堆与二里头的文化关系问题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了解到，二里头早期的陶豆、陶盉，竟然出现在了三星堆。为什么二里头早期会向三星堆传播文化呢？特别是在我们明确知道二里头不是原生民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它自身的人口和文化来自哪里呢？邹衡论河南等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　　从以上来看，二里头向三星堆文化传播辐射不成立，它的龙山文化特征也不可能来源自河南龙山文化。　　1986年三星堆偶然发现两个器物埋藏坑，其造型特异的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但由于两坑器物埋藏于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许多人错误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受晚期殷商的影响，其青铜器造型是古蜀地方文化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否实事求是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也会意识到，即使两坑青铜器埋藏于晚商时期，作为神庙宗社中的神、祖形象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青铜器物，肯定不是短期制造，而是长期积累长期供奉形成的，那么由此推论，很多的青铜器也不可能是晚商才制造出来，它应该产生在更早的漫长年代。但是，考古界也好，历史研究学者也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人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　　好吧，即使这样，那么不是出自两坑的青铜器，又该怎么认识呢？据最新得到的消息，三星堆已经识别和整理出两千多件一期的文物，可见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可能证明三星堆的一期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落后，从它的遗址出现良渚文化玉器来看，至少三星堆在4300年前已经进入玉器时代了（良渚4300年前灭亡了），如果要算上它的源头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玉器，古蜀的玉文化已经有5000年。　　古中国的礼仪文化非常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用于祭祀、巫医、乐舞的陶鼓、陶铃、陶埙等实物出土。其中铃是一种重要器物，自仰韶文化早期出现开始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有延续，材质有陶质、石质和铜质三种。其中的陶铃，形制虽小，却也出土了多种。　　1992年元月，甘肃省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的村民陈世杰在地表50厘米挖出陶铃、陶纺轮、陶角状器各1件。其中陶铃呈突鼓台面状，高5cm，直径10cm，上下台面中心及侧壁有四孔，通体全施划纹和锥刺纹组成装饰图案。扁圆形，陶质，内装陶质小球，摇动时能发出清脆的响声。似为齐家文化时期童子之玩具或祭祀法器，或可视其为古代打击乐器。见下图：甘肃陈家河老村出土陶铃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铃1件，高5.6厘米，现收藏于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见下图：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收藏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早期网纹陶铃1件,高5.4厘米,铃口长径9.9厘米,短径3.8厘米。见下图：山西陶寺出土陶铃　　新密新砦出土陶铃1件，其形制和陶寺出土的陶铃有些相似。见下图：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样式及拓片　　195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出土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铃1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见下图：湖北石家河出土红陶铃　　又，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1件，其形制和出土的陶铃相似，是目前所知出土最早的铜铃，也是被认为龙山文化出土的唯一铜铃。见下图：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　　二里头遗址据说已经出土12件青铜铃，全部是出土在二期及以后，其一直延续出现，先后时间长约200 年。这里选取其三号墓出土的为其基本样式，见下图：河南二里头M3出土单扉青铜铃河南二里头M3出土绿松石龙和青铜铃　　另外，在安徽肥西也出土了两件青铜铃，和二里头的样式非常相似，见下图：安徽肥西大墩孜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铃，其中两坑出土43件。而早期出土的青铜铃，不是出自两个埋藏坑。据原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敖天照介绍，分别出土于月亮湾台地和冷家院子附近等地点。见下图：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的单翼青铜铃，由于不可明说的原因，虽然当时被断代在早商，但却和二里头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的制造年代，至少不晚于早商，更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商早期就要向三星堆传播青铜技术？而且这个模糊的早商对应哪个遗址呢？不论是偃师商城还是郑州商城，至今都没有出土青铜铃，而晚商殷墟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又与三星堆的差异非常大。再联系到三星堆青铜铃和二里头青铜铃非常相似，那么是否可能是二里头向三星堆传播了青铜技术呢？接着我们又再思考，一共四期约250年，二期（相当于3700年前左右）才大发展的二里头，它的青铜技术来源是哪里？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向三星堆传播包括青铜在内的技术文化？它为什么不就近大发展？而它就近发展的望京楼等，却没有发现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单翼青铜铃并非孤件，且早期的都不在两个埋藏坑内。从文化因素上分析，比如马家窑的青铜小刀，这类孤证没法证明掌握了青铜技术，但三星堆出土多件同一形制的青铜铃，反映出它非常可能已经掌握了青铜技术。另外，结合其它遗址发现早期青铜铃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二里头就是高等级贵族墓中，可见此物件虽然小，但反映了其宗教或文化的重要意义，是青铜早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就是说，别地方同等级的墓葬，在三星堆同样具有，且不是孤例。　　我们再把三星堆的青铜铃与殷墟的青铜铃对比，形制差别相当大，从技术流入来说，三星堆如果是晚商时期从商人那里得到青铜技术，青铜铃的形制是不是更应该和殷墟相似呢？而它，为什么却更和二里头相似？殷墟青铜铃样式见下图：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青铜铃　　即使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铃也根本不同，反倒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三星堆青铜铃的造型变迁。比如说，从单翼式变成了双翼式和无翼式，从普通型变成了艺术写生型。还有就是铃身装饰纹更加丰富，整体艺术造诣更加高超。但唯有悬挂的提梁一直精致小巧，与殷墟的青铜铃提梁绝不相同。见下图：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双翼兽面纹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兽面纹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花瓣式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鹰鸟式青铜铃　　下面我们再综合比较一下三星堆和二里头青铜铃，见下图：三星堆青铜铃组合图二里头青铜铃组合图　　经过以上青铜铃的比较，从技术层面分析，三星堆、二里头、肥西均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青铜单翼铃，可见三者的青铜技术在年代上应该最接近，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的传播交流。从造型上分析，我个人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时间排序，青铜单翼铃的出现，应该是三星堆最早，二里头次之，肥西最晚。　　我们再看看商代各处的青铜铃的样式，见下图：二里头和安阳青铜铃样式比较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1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2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3 　　从上面粗略比较分析，进一步印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和殷商文化的青铜铃风格差异很大。这也可以反证二里头、三星堆、肥西三地的青铜铃应该是接近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可以视为“二里头文化”器物，或者更准确在说，是“三星堆文化”器物。　　下面做个小小的总结：　　对照以上图片，大家不难看出，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与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非常相似。从形制上分析，我个人的观点，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年代上可能比二里头、肥西都要早。如果从器物类型学来看，三者之间，三星堆是源，二里头和肥西是流。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青铜铃，很大可能源自三星堆。　　同样，对照三星堆和殷商青铜铃的比较，且不说三星堆早期青铜铃的风格与之差异非常大，可以肯定不是殷商的青铜技术或青铜文化影响到三星堆，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即使三星堆后期的青铜铃（出自两个埋藏坑），埋藏时间上已到殷商晚期，也与殷商青铜铃没有相互影响关系，其实是在自己早期的风格上继续演变，并且风格多样，艺术造诣相当高，远超殷商青铜铃的艺术水准。　　对比肥西和二里头的青铜铃，他们之间更加高度相似，从制造工艺流变上看，肥西顶端的提梁更细小精致，更大可能是受二里头的影响，且制造时间更晚。　　再对比山西陶寺红铜铃和二里头的青铜铃，我们也可以明显观察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传承影响的痕迹，其实是两个系统。从陶寺曾出土和它的红铜铃相似的陶铃看，陶寺的红铜铃的制造时间比陶铃晚得不多，这也印证了铃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一旦有铜就要生产，可以等同视为掌握炼铜铸铜技术的时间点。　　把石家河的陶铃和三星堆、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相比较。从造型上看，更加接近。也就是说，有可能后三者的源造型有可能来自石家河的陶铃。联系到三星堆文化里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我们似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铃的文化源，有可能来自石家河。　　从以上分析，我们似可认为，三星堆青铜铃受到石家河陶铃的影响，三星堆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二里头青铜铃的源头在三星堆，肥西的青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产物。鉴于二里头族群社会的来源不可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其又与三星堆器物有众多相似，特别是二里头二期的陶盉、陶豆和牙璋等玉器，考古学家邹衡认为与三星堆的极度相似，有部分学者曾得出了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的可能。经过本文的论证，大家应该明白，其实是以前搞反了，二里头二期才刚刚大发展起步，怎么可能就立即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呢？其实质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向二里头传播。　　在高大伦和郭明合著的《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中，认为三星堆至少和二里头同期出现了青铜牌饰，这反映出，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根本不是受商时期的传播影响。从青铜牌饰的分析看，虽然在谈到青铜牌饰的时候，大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牌饰是受二里头传播影响，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陈小三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就把视野放得更开，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综合比较，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牌饰比二里头的早。那么也就有一种可能，三星堆比二里头更早掌握青铜技术。　　综上，三星堆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重大遗址之一。二里头非常大的可能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移民创建。

玉映流光，4300年前的三星堆　　据已有的考古探索，三星堆遗址上限约4800年前，下限约2600年前，续存时间约2200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是新石器时代以来非常罕见的一个重要考古遗址。按照其文化演变情况，又大致分为四期，高大伦先生制作了一个三星堆分期表，并对每期的遗存情况和特点作了简要的概括。三星堆遗址各期重要遗存表（高大伦）　　目前，三星堆正在全力以赴，火力全开发掘新发现的六个埋藏坑，此六坑与前两个埋藏坑位于同一区域，均在称为三星堆的高台地边沿之下。为方便科学发掘，已经搭建了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大棚。据说八个坑构成了一个北斗七星的现象（有点像十罐九星的传说，哈哈），大略各坑位置的示意图如下（标黄框的是1、2号坑）：三星堆8个埋藏坑方位示意图（图片来源：古史微先生）启动发掘仪式，从第3坑开始　　本次考古受到高度重视，考古大腕云集，大量最新科技设备已经就位，许多人也对其抱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引述三个人的表达如下：　　曾经在三星堆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当年我们所有田野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与两个祭祀坑不期而遇。如今我已年过花甲，有幸见证祭祀坑的发现，这必是一片中国考古的新天地！因为，三星堆的深刻内涵和丰富的考古学内容，是中国青铜文化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雷兴山：“中国每年举行的考古仪式有上千个，但三星堆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可能会永远铭刻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因为这是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吹响的号角，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古蜀文明的再次彰显天下，意义非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同样把三星堆即将开始的发掘称为“历史性的时刻”，并预言“如果做好科学全面的考古工作，有朝一日，三星堆的最新考古一定会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六个坑，很大可能要发现很多新东西，也可能会引发重要新认识，但如果几个坑的时间还是埋藏在对应的殷商晚期，我们能得出正确的考古结论吗？我想，这是很考验我们考古工作者的，是否能坚持学术精神，是否能坚持实事求是。　　其实，从三星堆现有的考古发现，就足以推翻很多偏见和错误认知，但现实材料摆在那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不过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缓慢改变的痕迹。比如说，对曾经的仁胜村考古发掘，三星堆自身也在努力修正观点，从年代和与外部文化的联系上去纠正人们的错误认知。对三星堆仁胜村墓地的年代认识三星堆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图谱　从当年仁胜村墓地的发掘看，根本没有人意识到其对三星堆的重要意义。绝大多数人只依据两个埋藏坑的埋藏时间，有意或无意地把三星堆的青铜文明定位在殷商晚期，甚至得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来自殷商传播的错误结论。笔者已在头条号发文《从青铜铃探索三星堆的青铜时代源起》正本清源有力反驳，证明三星堆的青铜技术起源比二里头早，可以看成是中国第一个开创青铜时代的社会族群。　　还有一个错误认识，就是认为三星堆一期非常落后。事实是不是那样呢？同样，仁胜村的考古就可以作出强有力的反驳。目前三星堆博物馆就作出了比较明确的结论，仁胜村墓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其实，如果从考古实证看，三星堆仁胜村墓的年代，比较确定应该是4300年前左右。为什么会有这么肯定的结论，因为它出土的文物，包含了大量的良渚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在4300年前左右就灭亡了，有关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从常识理解，最晚不能晚过它的灭亡年代。下面我们看看三星堆不是出自两个埋藏坑，又表明其时代性的部分玉器。三星堆早期玉璋（龙山文化早期）仁胜村出土石锥形器（良渚晚期风格）仁胜村出土玉斤（良渚晚期风格）仁胜村出土玉圭（龙山文化风格）仁胜村出土玉镯（龙山文化风格）仁胜村出土玉锥形器（良渚晚期风格）仁胜村出土玉矛（龙山时期自身特点器物）仁胜村出土玉壁（龙山早中期风格）仁胜村出土玉蜗旋状器（龙山早中期自身特点器物）　　仅从以上的玉器，年代大约都在4000年以上，更准确点应该是在4300年左右，我们应当认识到，与其它同期的重大龙山文化遗址相比较，三星堆的一期并不落后，而要相比同期中原，特别是狭义的河洛之间，比如说王湾三期、新密新砦和王城岗（这三个遗址被某些人不正确地认为是二里头人口和文化的来源，但邹衡多年前就否定了二里头的文化继承自河南龙山文化），即使这些遗址到灭亡都没能出现以上玉器，那就更是先进得多了。　　可以说，至少4300年前，在我们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兴盛以来，三星堆就没有落后过，而且体现出非常强大的文化集成性，不仅发现了良渚风格的器物，还几乎汇聚了各个重大龙山文化遗址的文化器物和文化现象，这体现出当年的三星堆社会族群是何等开放，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　　李学勤老先生曾这样评价三星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早已经声闻天下，但是这项发现的重要价值，要等到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得到充分的估量。像三星堆以及巴蜀文化这样的发现，应该和历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等一样，列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灿烂的中国文明，系各民族、地区人民所共同缔造。文明起源的研究，是现代科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之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他以上的评价，仿佛埋下一个巨大的彩蛋，也许他心里早有一个答案，只是他的身份和外部环境不允许他说出来，于是只好采取委婉的表达。等到后人弄清楚了，才反映过来，哦，原来李学勤先生生前早认识到了。如果在下对李老先生的隐语斗胆理解没错的话，他应该是认为，三星堆就是我们传说和文献中的第一个朝代：夏。　　而当年关于仁胜村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表了一篇《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玉石器初步研》，居然没有引起考古和历史工作者的重视，真是一个悲剧。为方便大家读到文章，现附之于后。

从青铜铃探索三星堆的青铜时代源起首条平话2020-10-15 09:45:00 　　止于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部分遗址有铜器或铜残件出土。比如说齐家文化范围早期出土了青铜器，石峁遗址出土铸造铜器的石范，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和铜器口沿残片，天门石家河出土铜器残片，新密新砦出土铜器残片，登封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山东龙山文化范围杨家圈、三里河、尧王城等遗址出土铜锥等制品。但总体看，没有任何龙山文化遗址被视为进入了青铜时代。龙山文化最富有特色的成就，是玉器文化。体现在丰富的象征王权政治、身份等级，代表宗教、艺术发展到相对高度的系列玉器制品大量出现。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雕像《青铜时代》　　二里头遗址既继承了龙山文化的玉礼器文化，同时是至今被认为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　　1986年三星堆偶然发现两个器物埋藏坑，其造型特异的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但由于两坑器物埋藏于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许多人错误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受晚期殷商的影响，其青铜器造型是古蜀地方文化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否实事求是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也会意识到，即使两坑青铜器埋藏于晚商时期，作为神庙宗社中的神、祖形象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青铜器物，肯定不是短期制造，而是长期积累长期供奉形成的，那么由此推论，很多的青铜器也不可能是晚商才制造出来，它应该产生在更早的漫长年代。但是，考古界也好，历史研究学者也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人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　　好吧，即使这样，那么不是出自两坑的青铜器，又该怎么认识呢？比如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铃。　　古中国的礼仪文化非常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用于祭祀、巫医、乐舞的陶鼓、陶铃、陶埙等实物出土。其中铃是一种重要器物，自仰韶文化早期出现开始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有延续，材质有陶质、石质和铜质三种。其中的陶铃，形制虽小，却也出土了多种。　　1992年元月，甘肃省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的村民陈世杰在地表50厘米挖出陶铃、陶纺轮、陶角状器各1件。其中陶铃呈突鼓台面状，高5cm，直径10cm，上下台面中心及侧壁有四孔，通体全施划纹和锥刺纹组成装饰图案。扁圆形，陶质，内装陶质小球，摇动时能发出清脆的响声。似为齐家文化时期童子之玩具或祭祀法器，或可视其为古代打击乐器。见下图：甘肃陈家河老村出土陶铃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铃1件，高5.6厘米，现收藏于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见下图：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收藏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早期网纹陶铃1件,高5.4厘米,铃口长径9.9厘米,短径3.8厘米。见下图：山西陶寺出土陶铃　　新密新砦出土陶铃1件，其形制和陶寺出土的陶铃有些相似。见下图：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样式及拓片　　195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出土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铃1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见下图：湖北石家河出土红陶铃　　又，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1件，其形制和出土的陶铃相似，是目前所知出土最早的铜铃，也是被认为龙山文化出土的唯一铜铃。见下图：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　　二里头遗址据说已经出土12件青铜铃，全部是出土在二期及以后，其一直延续出现，先后时间长约200 年。这里选取其三号墓出土的为其基本样式，见下图：河南二里头M3出土单扉青铜铃河南二里头M3出土绿松石龙和青铜铃　　另外，在安徽肥西也出土了两件青铜铃，和二里头的样式非常相似，见下图：安徽肥西大墩孜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铃，其中两坑出土43件。而早期出土的青铜铃，不是两自两个埋藏坑。据原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敖天照介绍，分别出土于月亮湾台地和冷家院子附近等地点。见下图：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的单翼青铜铃，由于不可明说的原因，虽然当时被断代在早商，但却和二里头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的制造年代，至少不晚于早商，更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商早期就要向三星堆传播青铜技术？而且这个模糊的早商对应哪个遗址呢？不论是偃师商城还是郑州商城，至今都没有出土青铜铃，而晚商殷墟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又与三星堆的差异非常大。再联系到三星堆青铜铃和二里头青铜铃非常相似，那么是否可能是二里头向三星堆传播了青铜技术呢？接着我们又再思考，为什么一共四期约250年，二期（相当于3700年左右）才大发展的二里头，它的青铜技术来源是哪里？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向三星堆传播包括青铜在内的技术文化？它为什么不就近大发展？而它就近发展的望京楼等，却没有发现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单翼青铜铃并非孤件，且早期的都不在两个埋藏坑内。从文化因素上分析，比如马家窑的青铜小刀，这类孤证没法证明掌握了青铜技术，但三星堆出土多件同一形制的青铜铃，反映出它非常可能已经掌握了青铜技术。另外，结合其它遗址发现早期青铜铃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二里头就是高等级贵族墓中，可见此物件虽然小，但反映了其宗教或文化的重要意义，是青铜早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就是说，别地方同等级的墓葬，在三星堆同样具有，且不是孤例。　　我们再把三星堆的青铜铃对比一下殷墟的青铜铃，形制差别相当大，从技术流入来说，三星堆如果是晚商时期从商人那里得到青铜技术，青铜铃的形制是不是更应该和殷墟相似呢？而它，为什么却更和二里头相似？殷墟青铜铃样式见下图：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青铜铃　　即使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铃也根本不同，反倒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三星堆青铜铃的造型变迁。比如说，从单翼式变成了双翼式和无翼式，从普通型变成了艺术写生型。还有就是铃身装饰纹更加丰富，整体艺术造诣更加高超。但唯有悬挂的提梁一直精致小巧，与殷墟的青铜铃提梁绝不相同。见下图：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双翼兽面纹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兽面纹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花瓣式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鹰鸟式青铜铃　　下面我们再综合比较一下三星堆和二里头青铜铃，见下图：三星堆青铜铃组合图二里头青铜铃组合图　　经过以上青铜铃的比较，从技术层面分析，三星堆、二里头、肥西均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青铜单翼铃，可见三者的青铜技术在年代上应该最接近，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的传播交流。从造型上分析，我个人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时间排序，青铜单翼铃的出现，应该是三星堆最早，二里头次之，肥西最晚。　　我们再看看商代各处的青铜铃的样式，见下图：二里头和安阳青铜铃样式比较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1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2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3 　　从上面粗略比较分析，进一步印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和殷商文化的青铜铃风格差异是很大的。这也可以反证二里头、三星堆、肥西三地的青铜铃应该是接近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可以视为“二里头文化”器物，或者更准确在说，是“三星堆文化”器物。　　下面做个小小的总结：　　对照以上图片，大家不难看出，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与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非常相似。从形制上分析，我个人的观点，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年代上可能比二里头、肥西都要早。如果从器物类型学来看，三者之间，三星堆是源，二里头和肥西是流。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青铜铃，很大的可能来源是三星堆。　　同样，对照三星堆和殷商青铜铃的比较，且不说三星堆早期青铜铃的风格与之差异非常大，可以肯定不是殷商的青铜技术或青铜文化影响到三星堆，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即使三星堆后期的青铜铃（出自两个埋藏坑），埋藏时间上已到殷商晚期，也与殷商青铜铃没有相互影响关系，其实是在自己早期的风格上继续演变，并且风格多样，艺术造诣相当高，远超殷商青铜铃的艺术水准。　　对比肥西和二里头的青铜铃，他们之间更加高度相似，从制造工艺流变上看，肥西顶端的提梁更细小精致，更大可能是受二里头的影响，且制造时间更晚。　　再对比山西陶寺红铜铃和二里头的青铜铃，我们也可以明显观察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传承影响的痕迹，其实是两个系统。从陶寺曾出土和它的红铜铃相似的陶铃看，陶寺的红铜铃的制造时间比陶铃晚得不多，这也印证了铃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一旦有铜了就要生产，可以视为掌握炼铜铸铜技术的时间点。　　把石家河的陶铃和三星堆、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相比较。从造型上看，更加接近。也就是说，有可能后三者的源造型有可能来自石家河的陶铃。联系到三星堆文化里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我们似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铃的文化源，有可能来自石家河。　　从以上分析，我们似可认为，三星堆青铜铃受到石家河陶铃的影响，三星堆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二里头青铜铃的源头在三星堆，肥西的青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产物。鉴于二里头族群社会的来源不可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其又与三星堆器物有众多相似，特别是二里头二期的陶盉、陶豆和牙璋等玉器，考古学家邹衡认为与三星堆的极度相似，有部分学者曾得出了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的可能。经过本文的论证，大家应该明白，其实是以前搞反了，二里头二期才刚刚大发展起步，怎么可能就立即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了呢？其实质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向二里头传播。　　综上，三星堆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重大遗址之一。二里头非常大的可能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移民创建。对后者的论证，请参见本人今日头条撰写的《二里头和三星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系列头条文章。

从青铜铃探索三星堆的青铜时代源起首条平话2020-10-15 09:45:00 　　止于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部分遗址有铜器或铜残件出土。比如说齐家文化范围早期出土了青铜器，石峁遗址出土铸造铜器的石范，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和铜器口沿残片，天门石家河出土铜器残片，新密新砦出土铜器残片，登封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山东龙山文化范围杨家圈、三里河、尧王城等遗址出土铜锥等制品。但总体看，没有任何龙山文化遗址被视为进入了青铜时代。龙山文化最富有特色的成就，是玉器文化。体现在丰富的象征王权政治、身份等级，代表宗教、艺术发展到相对高度的系列玉器制品大量出现。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创作雕像《青铜时代》　　二里头遗址既继承了龙山文化的玉礼器文化，同时是至今被认为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　　1986年三星堆偶然发现两个器物埋藏坑，其造型特异的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但由于两坑器物埋藏于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许多人错误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受晚期殷商的影响，其青铜器造型是古蜀地方文化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否实事求是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也会意识到，即使两坑青铜器埋藏于晚商时期，作为神庙宗社中的神、祖形象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青铜器物，肯定不是短期制造，而是长期积累长期供奉形成的，那么由此推论，很多的青铜器也不可能是晚商才制造出来，它应该产生在更早的漫长年代。但是，考古界也好，历史研究学者也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人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　　好吧，即使这样，那么不是出自两坑的青铜器，又该怎么认识呢？比如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铃。　　古中国的礼仪文化非常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用于祭祀、巫医、乐舞的陶鼓、陶铃、陶埙等实物出土。其中铃是一种重要器物，自仰韶文化早期出现开始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有延续，材质有陶质、石质和铜质三种。其中的陶铃，形制虽小，却也出土了多种。　　1992年元月，甘肃省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的村民陈世杰在地表50厘米挖出陶铃、陶纺轮、陶角状器各1件。其中陶铃呈突鼓台面状，高5cm，直径10cm，上下台面中心及侧壁有四孔，通体全施划纹和锥刺纹组成装饰图案。扁圆形，陶质，内装陶质小球，摇动时能发出清脆的响声。似为齐家文化时期童子之玩具或祭祀法器，或可视其为古代打击乐器。见下图：甘肃陈家河老村出土陶铃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铃1件，高5.6厘米，现收藏于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见下图：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收藏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早期网纹陶铃1件,高5.4厘米,铃口长径9.9厘米,短径3.8厘米。见下图：山西陶寺出土陶铃　　新密新砦出土陶铃1件，其形制和陶寺出土的陶铃有些相似。见下图：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样式及拓片　　195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出土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铃1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见下图：湖北石家河出土红陶铃　　又，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1件，其形制和出土的陶铃相似，是目前所知出土最早的铜铃，也是被认为龙山文化出土的唯一铜铃。见下图：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　　二里头遗址据说已经出土12件青铜铃，全部是出土在二期及以后，其一直延续出现，先后时间长约200 年。这里选取其三号墓出土的为其基本样式，见下图：河南二里头M3出土单扉青铜铃河南二里头M3出土绿松石龙和青铜铃　　另外，在安徽肥西也出土了两件青铜铃，和二里头的样式非常相似，见下图：安徽肥西大墩孜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铃，其中两坑出土43件。而早期出土的青铜铃，不是两自两个埋藏坑。据原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敖天照介绍，分别出土于月亮湾台地和冷家院子附近等地点。见下图：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的单翼青铜铃，由于不可明说的原因，虽然当时被断代在早商，但却和二里头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的制造年代，至少不晚于早商，更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商早期就要向三星堆传播青铜技术？而且这个模糊的早商对应哪个遗址呢？不论是偃师商城还是郑州商城，至今都没有出土青铜铃，而晚商殷墟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又与三星堆的差异非常大。再联系到三星堆青铜铃和二里头青铜铃非常相似，那么是否可能是二里头向三星堆传播了青铜技术呢？接着我们又再思考，为什么一共四期约250年，二期（相当于3700年左右）才大发展的二里头，它的青铜技术来源是哪里？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向三星堆传播包括青铜在内的技术文化？它为什么不就近大发展？而它就近发展的望京楼等，却没有发现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单翼青铜铃并非孤件，且早期的都不在两个埋藏坑内。从文化因素上分析，比如马家窑的青铜小刀，这类孤证没法证明掌握了青铜技术，但三星堆出土多件同一形制的青铜铃，反映出它非常可能已经掌握了青铜技术。另外，结合其它遗址发现早期青铜铃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二里头就是高等级贵族墓中，可见此物件虽然小，但反映了其宗教或文化的重要意义，是青铜早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就是说，别地方同等级的墓葬，在三星堆同样具有，且不是孤例。　　我们再把三星堆的青铜铃对比一下殷墟的青铜铃，形制差别相当大，从技术流入来说，三星堆如果是晚商时期从商人那里得到青铜技术，青铜铃的形制是不是更应该和殷墟相似呢？而它，为什么却更和二里头相似？殷墟青铜铃样式见下图：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青铜铃　　即使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铃也根本不同，反倒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三星堆青铜铃的造型变迁。比如说，从单翼式变成了双翼式和无翼式，从普通型变成了艺术写生型。还有就是铃身装饰纹更加丰富，整体艺术造诣更加高超。但唯有悬挂的提梁一直精致小巧，与殷墟的青铜铃提梁绝不相同。见下图：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双翼兽面纹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兽面纹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花瓣式青铜铃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鹰鸟式青铜铃　　下面我们再综合比较一下三星堆和二里头青铜铃，见下图：三星堆青铜铃组合图二里头青铜铃组合图　　经过以上青铜铃的比较，从技术层面分析，三星堆、二里头、肥西均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青铜单翼铃，可见三者的青铜技术在年代上应该最接近，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的传播交流。从造型上分析，我个人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时间排序，青铜单翼铃的出现，应该是三星堆最早，二里头次之，肥西最晚。　　我们再看看商代各处的青铜铃的样式，见下图：二里头和安阳青铜铃样式比较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1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2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3 　　从上面粗略比较分析，进一步印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和殷商文化的青铜铃风格差异是很大的。这也可以反证二里头、三星堆、肥西三地的青铜铃应该是接近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可以视为“二里头文化”器物，或者更准确在说，是“三星堆文化”器物。　　下面做个小小的总结：　　对照以上图片，大家不难看出，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与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非常相似。从形制上分析，我个人的观点，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年代上可能比二里头、肥西都要早。如果从器物类型学来看，三者之间，三星堆是源，二里头和肥西是流。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青铜铃，很大的可能来源是三星堆。　　同样，对照三星堆和殷商青铜铃的比较，且不说三星堆早期青铜铃的风格与之差异非常大，可以肯定不是殷商的青铜技术或青铜文化影响到三星堆，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即使三星堆后期的青铜铃（出自两个埋藏坑），埋藏时间上已到殷商晚期，也与殷商青铜铃没有相互影响关系，其实是在自己早期的风格上继续演变，并且风格多样，艺术造诣相当高，远超殷商青铜铃的艺术水准。　　对比肥西和二里头的青铜铃，他们之间更加高度相似，从制造工艺流变上看，肥西顶端的提梁更细小精致，更大可能是受二里头的影响，且制造时间更晚。　　再对比山西陶寺红铜铃和二里头的青铜铃，我们也可以明显观察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传承影响的痕迹，其实是两个系统。从陶寺曾出土和它的红铜铃相似的陶铃看，陶寺的红铜铃的制造时间比陶铃晚得不多，这也印证了铃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一旦有铜了就要生产，可以视为掌握炼铜铸铜技术的时间点。　　把石家河的陶铃和三星堆、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相比较。从造型上看，更加接近。也就是说，有可能后三者的源造型有可能来自石家河的陶铃。联系到三星堆文化里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我们似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铃的文化源，有可能来自石家河。　　从以上分析，我们似可认为，三星堆青铜铃受到石家河陶铃的影响，三星堆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二里头青铜铃的源头在三星堆，肥西的青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产物。鉴于二里头族群社会的来源不可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其又与三星堆器物有众多相似，特别是二里头二期的陶盉、陶豆和牙璋等玉器，考古学家邹衡认为与三星堆的极度相似，有部分学者曾得出了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的可能。经过本文的论证，大家应该明白，其实是以前搞反了，二里头二期才刚刚大发展起步，怎么可能就立即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了呢？其实质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向二里头传播。　　综上，三星堆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重大遗址之一。二里头非常大的可能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移民创建。对后者的论证，请参见本人在今日关条撰写的《二里头和三星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系列头条文章。

中华文明探源的最好方式是什么？首条平话 2020-10-06 22:34:54 　　先秦史研究出的书籍汗牛充栋，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却越辩越不清晰，甚至谬误百出。这里面根本的原因就是自说自话，任意拔高，吹牛不打草稿。核心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脑子先有预设定论，再到现实牵强附会找答案。考古不是证经补史，这样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中华文明集地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创新之大成，更不要说还有通过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技术流转、战争影响等与未在这一地理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所带来的新的物质文化碰撞，精神世界塑造。先划一个称为中心的圆圈，坚持中华文化文明只能起源于此，简直属于一级脑部工伤，应该享受最高智伤待遇。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真实发生并正在发生的过程，它不可能以后人的自我意志为转移，也不会以后来加上去的意识形态来决定，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实事求是。　　而要弄清文化文明的起源，我们必须基于考古发现和考古现象，对发现与现象进行理性认知和分析。考古是我们所有工作最基础的部分，而分析推理，技术检测与鉴定等等，是我们后期要做的重要事情。　　对考古发现和考古现象进行分析之前，最重要的，是对同一时代的不同遗址，不同时代的同一（相似）物质文化现象进行充分全面地比较。　　打个比方说，我们发现的双槐遗址和安徽凌家滩遗址，两处遗址均在大约5300年前后，年代上属于同期，我们就可以对这两处遗址进行横向比较。比较它们哪个文化文明的等级更高，哪个更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比如说根深蒂固的玉文化、河图洛书等历史传说的物化反映，对宗教天文地理的理解表达，农耕文化中的某些传统细节体现，整体社会族群的发展规模体量，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的水平等等。双槐树遗址（仰韶文化5300年前后）　　同样，对于新石器末期的龙山文化，我们可以比较在同一时间段，最能代表龙山文化的考古器物和考古现象，也就是龙山文化的要素主要出现在哪些遗址，这些遗址的发展规模，文化先进程度，它们对周边的辐射影响等等，而不是在那里比较几个坛坛罐罐的日常生活器具。我们必须要归纳要提炼，要抓住人类发展的核心表达。就好比若干年后，挖了一个20世纪初的遗址和一个21世纪初的遗址，我们不去用发现的汽车、手机、电脑等器物作比较分析，而是在分析一家人用了几个碗，锅有多大，这能得出哪个文明更先进更强大的正确结论吗？　　如果缺少了充分比较这个环节，我们就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没有空间轴的横向比较，就会盲目自大，自以为是，任意拔高一些遗址，打压一些遗址，出现指鹿为马的现象，误入歧途；没有时间轴的纵向比较，就理不清文化文明的真正源流和在岁月长河中的发展演变创新，找不出我们文化文明的真正脉络。我相信，经过这样的比较分析研究，应该在较短时间内能理清主要线索的。凌家滩遗址（5300年前后）　　以上讲的道理其实很浅显，我相信很多考古和历史学者比我更懂，要让他们讲考古或历史研究理论，一套一套不停歇地讲十天半月也讲不完。但偏偏为什么当前的先秦考古与历史研究混乱不堪，很多方面几乎都要沦为笑话了呢？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术良心问题。学者们，你们坚持学术精神了吗？你们坚持实事求是了吗？　　这是信息爆炸时代，哪个人能一手遮天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表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有物质的，也有文化的，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可能更是文化的。　　除了不能亲临现场参与考古工作，只要一个人愿意，他能掌握的考古和历史的知识、信息，可能并不会比专家学者少，他们的学习钻研兴趣，可能并不比专家学者弱。业余从事某方面兴趣爱好的学习研究，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他们也许没有专业的外衣，但他们都是智商正常的人，在这一点上并不输于专家学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业余分子参与进来，壮大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队伍，但同时，也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学术监督，不再有人盲从所谓的权威。据互联网的报道和生活中所知，已经有多起网友举报学术论文抄袭事件，并令当事人受到相应的惩罚。对专业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学者来说，这种监督当然不是抄袭论文这类低级的违法犯错问题，而是对他们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能力的监督。这要求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要坚守学术良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问题。否则，很可能弄得自己身败名裂，灰头土脸。爱惜羽毛的鸟儿才能远翔，您说是吧？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年代问题　　由于目前三星堆的青铜器主要出土于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的两个埋藏坑，许多人错误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是殷商晚期传到古蜀。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即使两坑青铜器埋藏于晚商时期，作为神庙宗社中的神、祖形象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青铜器物，肯定是一个长期积累长期供奉形成的，那么由此推论，很多的青铜器也不可能是晚商才制造出来，它应该产生在更早的漫长的年代。但是，考古界也好，历史研究学者也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集体智障，没见到一个人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皆直接断代为晚商器物。　　好吧，即使这样，那不是两坑出土的青铜器，又该怎么看呢？比如说，下面出土的青铜铃。　　从以上可以看到，出土的单翼青铜铃，虽然被定在相当于早商，但却和二里头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的制造年代，至少不晚于早商，更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分析，早期怎么可能就向三星堆传播青铜技术了？而且这个模糊的早商会是对应哪个遗址呢？特别是它又和二里头的铜铃非常相似，那么可不可能是二里头向三星堆传播了青铜技术呢？接着我们又可以思考，为什么一共四期250年，二期才大发展的二里头，要迫不及待地向三星堆传播包括青铜等技术文化？它为什么不就近大发展？

关于对文献理解运用的一点个人看法　　这里对文献的理解说两句：　　我在本吧的一个贴子《夏朝起源不在河南的铁证，龙山时代少玉》中已经说了，从5000年前－3750年前之间，河南的考古发现不支持黄帝到大禹的一切传说。原因就在于这段时间内河南的任何考古遗址与同期的其它重大考古遗址比较，其社会族群体量规模，文化文明的发展程度，都差得太远了，简直就是渣渣。特别是在龙山文化如火如荼，各大遗址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影响深刻有力而且非常广泛的情况下，河南却不闻声息，没有任何遗址有相互交流的现象，简直就是一派死气沉沉，整个河南龙山文化，不过是一个打包的结论或虚构的幻象。反倒是见到了比如屈家岭和后屈家岭等文化，持续向中原扩张。这很清楚地表明，这一时间段的河南文化遗址在当时是没有扩张力的。　　如果黄帝的传说出现在河南，形成对其它重大遗址和文化的扩张，那就只能是个笑话。所谓大禹要跑到洛阳旁边去治理黄河或洛水，也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实。治水的故事，很可能发生在长江流域的稻作农耕社会族群中。那也么也由此可以推论。所有和黄帝有关、和大禹有关，以及什么河图洛书之类的故事，非常大的可能发生在别处，但在后来的代代传说中，由原生地移到了中原，移到了河洛之间。　　现在的古文献中的内容，本来就是代际流传记忆传承的结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任何一本古文献书籍，至少成书年代都在西周之后了，其实最早的基本是春秋战国，离传说或文献中夏朝的建立已经一千多年了，这些文献很大可能是根据传说记录下来的，已经经过了至少六七十代人的口述传承和代际演绎。即使如此，如果我们要全面检索有关传说或文献，那也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那么里面涉及黄帝和古蜀通婚，颛顼源于古蜀，禹兴于西羌，黄帝死了塑雕像供奉，等等，是不是也应该深入考察呢？可是你很难见到当今的历史和考古学者引用这些的。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人口迁徙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古代中国最近的一次人口大迁徙，就是湖广填四川。其中的现象有：湖广的一些地名带到了四川，湖广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四川，湖广的方言带到了四川，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300来年间，已经繁衍了十多代人，但至少基本都知道祖辈从哪个地方来的。可见，人类对自己的祖先起源点的记忆，在代际传承中基本是不会丢失或变形的。同样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文献记载大禹姓姒，目前这个姓仍然存在，该姓的人口估计不足十万，在陕西汉中城固、浙江绍兴禹陵乡、浙江萧山、浙江温州、浙江杭州、四川峨眉、四川峨边、云南鲁甸、上海、北京、天津、河南杞县、江苏苏州、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均有此姓，简直就是姓氏活化石。而姒姓目前的主源流只有两个，一个是四川的峨眉山市，在其范围上世纪70年代曾经有较为重大的青铜文明考古发现（当时的断代在春秋战国），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重要遗址没有发掘出来；另一个就是浙江绍兴。特别是在四川峨眉，还有一座小山范围的地名被命名为姒山。这在全国是独有的一个地名中带姒字的。　　以上说了这么多，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在古代，重要的河流、山川命名和地名可能会被带到别的地方，但祖上的发源地在代际传说中基本不会被改变；古代文献基本是根据代际传说演绎作下的记录。对考古而言，永远考古的发现是第一，文献只能作参考。在两者冲突时，要以考古实证为依据。否则，我们就会闹某些考古学家那类到底是“阳城”还是羊圈的笑话。

黄山遗址“千年一遇”，“黄帝真身”呼之欲出　：）黄山遗址“千年一遇” 河南日报客户端发布时间：19-07-1910:24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本报记者张冬云　　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南阳黄山，气候远较现在湿润，植被以落叶阔叶林为主，青冈、胡桃、枫杨等高大优美的乔木间，丛生着茂盛的蔷薇。　　生活于此的先民们，在自然环境优美、土地肥沃的田野里，用独山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其他生产活动，过着较稳定的聚落生活，他们创造了新石器时代文明和独山玉文化，给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5000余年后，黄山只是一处普通小山丘，仅高出周围地表约25米，它东临白河，南距独山约3公里。1959年，黄山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整个山顶与周边坡地皆是遗址分布区。2013年5月，它升级为第七批“国保”。此时的黄山遗址仍是一处普通遗址，名气不出文物圈。　　2018年，黄山遗址迎来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的惊世发现，让黄山“红”出了文物圈。　　2019年4月29日至30日，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南阳黄山遗址发掘与保护专家论证会”，20余名专家形成《会议纪要》称：“南阳黄山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深厚，是新石器时代南阳盆地大型遗址，对研究我国南北文化交流和文明起源等意义重大。” 　　仅仅25天后，2019年5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的“中华文明探源与南阳历史地位考察研讨会”在南阳市召开，50余位专家认为，“南阳黄山遗址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较大型遗址。文化遗存十分丰富，遗址时代跨度相当漫长，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到河南龙山文化，序列完整。遗址的等级相当高，特别是发现了目前汉水流域最高等级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群”。

夏朝起源不在河南的铁证：龙山乏玉首条平话 2020-08-28 08:42:13 给还在河南寻找夏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家们提个醒，不要再白费功夫。就截至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夏的起源肯定不在河南。不管是总结出来的新密新砦＋王湾三期＋王城岗遗址，还是打包河南龙山文化所有遗址，都无法对应文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早中期，也不可能孕育出夏晚期的二里头。建设二里头的施工队跋山涉水来自别的地方。 ——算是题记近日，笔者为了调查新石器时代以来到龙山文化结束期间，各地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发展状况，专门查阅了玉石器的发掘出土情况。虽然以前翻阅各类考古发掘报告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新石器以来，河南范围玉石器出土比较匮乏，但匮乏的程度仍超乎意料。查阅的书名叫《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0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田凯，副主编唐际根、侯俊杰、高西省。全书一共15分册，每册编选240件玉器。河南省单独编在第5分册，部分省份单独成册，部分省份按地域关系合编在一册。《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编者的话之一《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编者的话之二

重大发现：夏朝起源不在河南的铁证，龙山时代少玉　　本贴给还在河南寻找夏朝起源的考古学家们提个醒，不要再白废功夫了，夏的起源肯定不在河南。不管是打了包的河南龙山文化所有遗址，还是总结出来的新密新砦＋王湾三期＋王城岗遗址，都无法对应文献和夏商周断代工作中的夏早中期，也都不可能塑造出文献和夏商周断代中的夏晚期的二里头。建设二里头的施工队肯定来自别的地方。　　先上两幅文字，后面路着贴图片，再后面分析推论。

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划出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 2019-09-06 10:12 　　　　　来源：四川日报　　原标题：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划出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营盘山遗址出土的人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三足陶盉，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三星堆青铜面具。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三星堆博物馆供图桂圆桥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侈口深腹罐。什邡博物馆供图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高大伟岸的青铜大立人像、神秘夸张的青铜面具等文物面前，总有人发出“三星堆简直像外星人手笔”的惊叹。　　这是今人对三星堆瑰丽文明和古蜀先民杰出艺术的一种礼赞。考古显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甘肃马家窑文化为主的黄河文明和以湖北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明，就分别进入四川地区。正是文化的多元和融合，滋养了此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发展与辉煌。　　那早在四五千年以前，这些外来文化又是如何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巴蜀大地？8月21日，“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的数十位考古学者汇集一堂，发布最新考古及研究成果。在近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勘探发掘以及环境、动植物考古等高科技的助力下，古蜀先民从西北甘青地区迁徙和文化传播的线路图正在渐渐清晰。□本报记者吴晓铃　　A 　　距今5000多年前　　他们从西北迁入岷江上游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岷江上游进行中华探源工程的相关调查时，在茂县凤仪镇地处岷江东南岸的三级台地上，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营盘山遗址。在此后的考古发掘中，他们在茂县、汶川等地发现大量带有甘肃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特征的陶器、玉器等文物。　　在三星堆两大祭祀坑1986年横空出世以后，人们开始苦苦探寻：更早以前，古蜀先民生活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在新津发现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间的宝墩古城遗址，和距今3000多年前三星堆刚好可以上下衔接。而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现，更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在这处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距今5300年至4600年间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人祭坑、灰坑和窑址等遗迹，尤其出土的精美陶石器，表明这处遗址已经是当时的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在众多出土文物中，包括带有甘肃马家窑文化特征的彩陶罐、瓶、盆等文化遗存。这种公元前58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以彩陶文化为主要特征，大量水波纹、涡纹、圈纹等富于变化的图案和绚丽色彩，是其典型特点。　　随着考古调查区域的不断扩大，考古人员又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茂县波西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缽、尖底瓶等文化遗存，在金川县刘家寨遗址出土具有明显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的侈口深腹罐、折沿盆等文物。考古学者由此认为，这些遗存应是陇西南向南发展至岷江流域，并在岷江上游的核心地区形成的。而岷江上游地区，应是古代黄河上游文明进入岷江流域的文化通道，也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陈剑表示，根据古气象学研究，全球在距今5000多年前有一次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了洪水肆虐。受气候变化或者其他因素影响，部分马家窑文化人群开始南下，沿着横断山区不断向南拓展生存空间。　　在近年对营盘山遗址的植物考古中，考古人员从土壤中浮选的植物种子里也鉴定出以黍和粟等北方旱作农业结构为主。在距营盘山遗址不远、年代稍晚的下关子遗址，还发现极少量的水稻。考古人员认为，甘青地区的人群最初带入川西高原的农业品种是黍和粟，在经历和当地环境的适应与磨合后，才发展出适应环境的农业结构。　　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史前时期，外部环境往往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营盘山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特别现象——当营盘山遗址在从距今5300年延续至4600年以后就消失了。直到距今3000年以后的青铜时代，人们才开始重新利用此台地。“这可能与距今4000年前的一次气候干冷化过程有极大关系。”陈剑认为，面对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营盘山人群应该是感到了生活不可持续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片生息之地。幸运的是，此次干冷气候影响下，成都平原从沼泽变为平地，营盘山人群极可能就是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迁徙到成都平原。　　B 　　什邡桂圆桥　　古蜀人从山区走向平原的前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蜀先民从岷山峡谷向成都平原渐渐挺进。他们的线路可能有两条：一是从茂县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另一条则是顺岷江而下从都江堰进入平原。前者以桂圆桥遗址等为代表，后者则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提供着考古证据。　　2009年，什邡桂圆桥遗址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在距今50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层，考古人员发现与茂县营盘山遗址特征相似的一批陶石器。成都平原最早的陶器——距今约5000年的侈口深腹罐就出自这里。而从地理位置而言，桂圆桥遗址恰巧地处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相交地带。与此同时，桂圆桥遗址发现的植物种子也表明这里的人们刚从山区直接进入平原。根据种子浮选结果，桂圆桥一期的植物样本结构与川西高原颇为相近，呈现粟、黍搭配的特点。　　什邡和茂县仅九顶山一山之隔。从茂县到什邡红白镇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36公里，距离桂圆桥遗址只有大约70公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两地之间虽然道路险峻，但古代完全可能存在联系通道。在这种假设下，考古人员开始寻找相关线索。　　2016年8月，居住在茂县九顶山山麓的余友强，向考古人员展示了在九顶山筲箕塘发现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石斧。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石亭江上游区域的考古调查中，也在什邡洛水镇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的河流冲击地层中，发现桂圆桥时期的陶片，“这说明石亭江上游峡谷地区，可能存在桂圆桥时期的遗存。桂圆桥遗址一期的先民，应该是翻越九顶山以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进入什邡。” 　　2012年，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现，为古蜀先民从山地走向平原，并最终向三星堆等腹地挺进提供了更多的证据。箭台村遗址位于什邡市区西南，东南距桂圆桥遗址约4公里、距三星堆遗址13公里，遗址时间从距今5000年持续到距今2000年左右。这里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陶器，其中包括三星堆时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鸟头勺等器物，陶片类型70%与三星堆相同。这些发现，引发考古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刘章泽表示，箭台村遗址的发现，把桂圆桥一期、三星堆一期以及三星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地区性文化发展序列，“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古蜀先民从山区到达平原后，从桂圆桥开始发展，在周边的箭台村发展成大型聚落，他们是古蜀先民最终抵达三星堆的前哨。” 　　C 　　文化的多元融合　　滋养出辉煌三星堆　　文化通道的存在，让夏商时期的中原文明以及长江中下游文明也翻越崇山峻岭抵达成都平原，文化的多元和融合最终滋养了古蜀文明的发展与辉煌。　　这从三星堆众多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中能看出端倪。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具有河南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50-1530年）特征的文化遗存，自1929年三星堆在月亮湾燕家院子被发现以来就不断出土，“其中的几件牙璋，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作品。”1976年，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处可能是祭祀坑的遗迹，其中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也被他认为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或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制作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遗存。朱乃诚还发现，同时出土的一件玉刀，是利用二里头文化的残断玉牙璋改制的。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惊天下，其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两件玉璋，“原件应是牙璋，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作品。” 　　和中原文化相似的器物，在此后的发掘及研究中不断被发现。三星堆还出土一件带有明显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盉。在考古学上，将不同考古学文化区分开来的标志，通常使用陶器组合。因为陶器使用最普遍、器形变化最敏感，最能体现区域人群日常生活概况。没想到相隔千里的两地，陶盉造型均是“三条腿、手叉腰、顶上半开”的造型。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陶盉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成都平原从来就没有用陶盉的传统。突然出现器型非常成熟的陶盉以及其他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器物，只能是文化输入的结果。　　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二里头文化之外，三星堆、金沙遗址还发现甘肃齐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石璧。此外，盐亭县曾出土过一组10件的列璧，这种列璧现象也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在朱乃诚看来，目前所知的三星堆文明最初的一批高档次文化遗存分别是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他们一起构成古蜀文明、也即三星堆文明的主要文明因素源。　　这些外来文化元素，极可能就是通过以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　　朱乃诚说，目前营盘山、刘家寨等遗址发现具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汶川县则发现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的遗存，说明在比马家窑文化更晚的齐家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时期，岷江上游这条连接陇西南和川西北的文化通道仍在发挥作用。　　把视野从四川投放到更遥远的陇西南地区，这里分布着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而在天水等地的齐家文化中，还发现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大批二里头文化的高档次文化遗存。由此，一条文化传播的时空通道可以清晰勾勒：河南二里头文化不仅对齐家文化产生了影响，其部分精华也可能随着族群向陇西南的迁徙而转移。当二里头文化进入陇西并融入齐家文化，完全有条件由陇西南通过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并最终促成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偏居西南的古蜀文明从未孤立存在，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先民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着各方文化，最终成为世界青铜文明的一颗耀眼明珠。（责任编辑：陈霞）特别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三星堆仁胜村墓出土玉器形制及发掘报告结论　　1997年11月13日，广汉市三星镇仁胜村砖厂在三星堆遗址西面Dg区取土时，于距地表1.27米深处挖出象牙1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闻讯后，立即会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共同赶赴现场调查处理。从断壁的迹象初步判断，出土象牙处是一座墓葬，象牙是墓内的随葬物，并于次日对该墓进行了清理，编号97GSDgM1。随后又抢救清理了97GSDgM2-M4、M6。根据墓葬暴露的密集程度，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墓葬区，还需继续在砖厂拟取土的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抢救发掘。在发掘申请计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于1998年1月2日至6月26日对部分拟取土区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转载：山西发现石城墙！与石峁遗址相似山西发现石城墙！与石峁遗址相似光明网 08-11 10:34 【山西发现石城墙！与石峁遗址相似】日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忻州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发现一段残长约140米的石城墙，其遗址的内涵和时代与黄河对岸陕西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时代颇有几分相似。从本次发掘情况来看，林遮峪石城始建于龙山时期早期，废弃于龙山晚期，夏商时期基本上已经失去防御功能，至于石城墙结构、遗址聚落布局及墓葬年代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来揭示。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来源：山西发布

夏从天府来，三星堆移民创建二里头偃师有个二里头二里头陶盉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部。西距洛阳汉魏故城约5公里、隋唐东都约17公里、洛阳东周城约24公里，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其位置北依邙山，南面是伊阙，西部的周山与豫西的丘陵地相连，东部岗峦起伏连接着嵩山，四周环山。中部是狭长形盆地，境内有伊、洛、湹、涧四河，沟渠纵横，适于农业耕作。洛阳盆地北介黄河，面对汝、颖；东行出黑石关、虎牢关直达郑州，连接华北大平原；西行出函谷关和潼关可抵西安，连续八百里秦川。洛阳盆地位居其间，山河控戴，制约四方，形势极为险要，这里不仅适宜人类休养生息，而且也是历代建都和兵家必争之地。　　1959年夏，72岁的徐旭生梳理三十余条夏文献，奔赴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调查，经当地人指点，发现二里头，当时认为是商代遗址。而对于什么是夏文化，研究中国古史和考古的学者，民国期间，先后有人提出了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解放后，1959年，安志敏在《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先提出二里头是夏文化。邹衡在《试论夏文化》中，否定了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夏文化的前身。他认为，处于文献中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是夏文化。1977年，在告城遗址学术研讨会上，邹衡力主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均是夏文化。其后虽争议不断，但夏遗址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最近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主持考古发掘近20年，对是否“夏都”未作出明确回答，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他反对存在定论：“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要说它肯定是夏，那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学理上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经过60余年科学考古发掘，探明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最下面的为第一期文化层，最上面的为第四期文化层，皆保存完好。在一期文化层的下面叠压有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四期文化层的上面，局部覆盖着二里冈期文化层，大部分为汉代层和汉代基址，堆积很厚。汉代文化层上面有较薄的近代层，再上为现代耕土层。遗址内发现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王国兴起、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　　据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上下限约为公元前1750—1500年，有约250年完整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年代断定，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夏的断代为公元前2070-1600年，二里头文化处于晚期；另根据古文献，夏朝存在有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二里头约250年，差了近一半。　　在《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二里头一、二号宫殿均始建于文化三期。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上面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坑，下层叠压着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宫殿基址里面包含有二、三期之间的陶片，故能得出宫殿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准确结论。二号宫殿从基址层位上看，叠压在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层之上，并且它的上面发现有三期和四期的路土层和晚于四期的文化层，而二号宫殿基址本身所出的陶片均属于遗址三期，因此，二号宫殿建筑无疑属于遗址三期，而它的废弃年代应当在四期之后。二里头遗址本来就出现于文化定义的夏晚期，而其宫殿的建造时间，又发生在遗址的晚段，那就更晚了，这个现象不好解释。二里头铜铃　　二里头文化一期即已处于青铜时代，发掘出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青铜刀、将军盔、铜范等器物，从出土青铜器看，处在青铜技术正走向成熟的阶段。其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有了较大发展，冶炼和铸造技术产生了跃进式变化，从中国金属技术发展史看，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二里头不冶炼铜矿，而是使用其他地区炼好的粗铜进行熔炼和合金配制。铜矿来源目前还只是推测，但其合金中的铅具有高放射性，为我们探索发现提供了线索。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青铜文化是从外部传入，还是本土滋生，目前还没有结论，本土青铜文化的发展壮大和扩散脉络，也尚未搞清。不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原生青铜文化，都有一个从初期到成熟不断演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里头遗址　　这个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二里头应该是移民城市，它的产生继承自当时某个非常强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既然存在过，就必然留下痕迹，也就是说，应该有对应的遗址存在。如果说二里头是蚯蚓，它的前半截在哪里？如果说二里头是儿子，当爹的又在何方？　　这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放开视野，从时间、空间、文化等不同范畴，到当时尚存在的社会群体中去比较分析，从而找到它真正的来源。

两幅青铜牌饰的演化图，大家觉得哪个正确？　　目前，有具体出土身份和流散在外的青铜牌饰约近20块，身份最确定的有二里头的3块和三星堆的4块以及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的3块。其中特别要说明的是，三星堆的4块，均非出土自被定义为晚商时期的两个埋藏坑，其中2块出土自三星堆高骈的墓葬，2块出自三星堆真武仓包包的墓葬或埋藏坑（系抢救发掘未找到尸骨）。在高骈墓葬出土的除了青铜牌饰，还有一块玉戚，一柄造型比较原始的玉璋，一支玉矛。二里头的3块青铜牌饰均为考古发掘出土。哈密天山北路出土3块的墓葬被判断为约4000年前。　　对青铜牌饰作出比较的两位学者，分别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小三、山东大学考古系王青。下面将二位的青铜牌饰的演化或年代推断图放上来，请大家分析一下哪位作者的更正确。山东大学考古系王青的图：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小三的图：

二里头和三星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二里头的来龙去脉二里头陶盉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部。西距洛阳汉魏故城约5公里、隋唐东都约17公里、洛阳东周城约24公里，东距偃师商城约6公里。其位置北依邙山，南面是伊阙，西部的周山与豫西的丘陵地相连，东部岗峦起伏连接着嵩山，四周环山。中部是狭长形盆地，境内有伊、洛、湹、涧四河，沟渠纵横，适于农业耕作。洛阳盆地北介黄河，面对汝、颖；东行出黑石关、虎牢关直达郑州，连接华北大平原；西行出函谷关和潼关可抵西安，连续八百里秦川。洛阳盆地位居其间，山河控戴，制约四方，形势极为险要，这里不仅适宜人类休养生息，而且也是历代建都和兵家必争之地。　　1959年夏，72岁的徐旭生梳理三十余条夏文献，奔赴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调查，经当地人指点，发现二里头，当时认为是商代遗址。而对于什么是夏文化，研究中国古史和考古的学者，民国期间，先后有人提出了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解放后，1959年，安志敏在《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先提出二里头是夏文化。邹衡在《试论夏文化》中，否定了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夏文化的前身。他认为，处于文献中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是夏文化。1977年，在告城遗址学术研讨会上，邹衡力主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均是夏文化。其后虽争议不断，但夏遗址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最近一任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主持考古发掘近20年，对是否“夏都”未作出明确回答，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他反对存在定论：“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要说它肯定是夏，那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在学理上我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经过60余年科学考古发掘，探明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最下面的为第一期文化层，最上面的为第四期文化层，皆保存完好。在一期文化层的下面叠压有少量的仰韶文化层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四期文化层的上面，局部覆盖着二里冈期文化层，大部分为汉代层和汉代基址，堆积很厚。汉代文化层上面有较薄的近代层，再上为现代耕土层。遗址内发现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王国兴起、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　　据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上下限约为公元前1750—1500年，有约250年完整的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年代断定，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夏的断代为公元前2070-1600年，二里头文化处于晚期；另根据古文献，夏朝存在有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二里头约250年，差了近一半。　　在《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值得注意，二里头一、二号宫殿均始建于文化三期。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上面有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灰坑，下层叠压着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宫殿基址里面包含有二、三期之间的陶片，故能得出宫殿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准确结论。二号宫殿从基址层位上看，叠压在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层之上，并且它的上面发现有三期和四期的路土层和晚于四期的文化层，而二号宫殿基址本身所出的陶片均属于遗址三期，因此，二号宫殿建筑无疑属于遗址三期，而它的废弃年代应当在四期之后。二里头遗址本来就出现于文化定义的夏晚期，而其宫殿的建造时间，又发生在遗址的晚段，那就更晚了，这个现象不好解释。二里头铜铃　　二里头文化一期即已处于青铜时代，发掘出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青铜刀、将军盔、铜范等器物，从出土青铜器看，处在青铜技术正走向成熟的阶段。其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有了较大发展，冶炼和铸造技术产生了跃进式变化，从中国金属技术发展史看，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二里头不冶炼铜矿，而是使用其他地区炼好的粗铜进行熔炼和合金配制。铜矿来源目前还只是推测，但其合金中的铅具有高放射性，为我们探索发现提供了线索。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青铜文化是从外部传入，还是本土滋生，目前还没有结论，本土青铜文化的发展壮大和扩散脉络，也尚未搞清。不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原生青铜文化，都有一个从初期到成熟不断演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里头遗址　　这个现象似乎在告诉我们，二里头应该是移民城市，它的产生继承自当时某个非常强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既然存在过，就必然留下痕迹，也就是说，应该有对应的遗址存在。如果说二里头是蚯蚓，它的前半截在哪里？如果说二里头是儿子，当爹的又在何方？　　这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放开视野，从时间、空间、文化等不同范畴，到当时尚存在的社会群体中去比较分析，从而找到它真正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