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与早期文化交流
陈亚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从齐家文化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有倒钩矛、空首斧、弧背刀、骨柄铜刀、铜牌饰等，这些铜器并非是直接输入品，而是本土独立制作的模仿品。这些文化因素的输入与强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东扩密切相关。
［关键词］齐家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Ｋ87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9162（2018）04－0076－06
［ＤＯＩ］10．16783／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ｓ．2018．04．010
　　一、前言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Ｓｅｉｍａ－Ｔｕｒｂｉ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是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之一［1］，发源于阿尔泰山地区，横跨欧亚草原，东起南西伯利亚，经乌拉尔山，西至乌克兰草原，南界大致在中国西北，有研究称在越南北部也有分布［2］（ＰＰ．59－112）。主要发现集中在塞伊玛和图尔宾诺两个墓地，塞伊玛墓地位于俄罗斯奥卡河左岸，经过1912－1929年间的数十次考古发掘，共发现青铜器112件。图尔宾诺墓地位于俄罗斯卡马河右岸，研究者一般将其分为Ⅰ区、Ⅱ区，其中Ⅰ区发现墓葬200余座，出土器物3128件，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最大的墓地；Ⅱ区出土青铜刀、斧、软玉环和燧石等［3］（ＰＰ．2－5）。另外还有列什诺耶、罗斯托夫卡等20余处墓地，大多集中在西西伯利亚的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游地区［4］。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典型铜器有倒钩矛、空首斧、弧背刀、马头刀、铜匕、环形饰品、鱼钩等，大部分采用锻造工艺制成，少部分为铸造［5］。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自发现以来，对其年代的认识分歧较大，大多数学者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末期［6］（ＰＰ．33－34），美国学者ＬｏｕｓｉａＧ．Ｆｉｔｚｇｒａｌｄ－Ｈｕｎｔｅｒ则认为在公元前二千纪初期［7］。俄罗斯学者切尔内赫依据Ｃ14数据定在公元前22—前18或17世纪［3］（ＰＰ．168－251）。邵会秋和杨建华则提出流行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6—15世纪，形成年代或许更早一些［8］（ＰＰ．73－92）；高江涛认为应在公元前2000－1600年，盛行年代则在前1900－1700年［9］。
　　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就其来源和传布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齐家文化是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一，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大量考古发现为探索早期冶金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齐家文化发现铜器与欧亚草原文化关系密切的共识已得到基本认同，其中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就齐家文化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铜器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二、齐家文化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
　　齐家文化发现铜器共计140余件，其中可以确定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有铜矛、铜斧、弧背铜刀、骨柄铜刀、铜牌饰、铜锥等（图一）。
　　（一）铜矛
　　共3件。沈那遗址发现了一批极为重要的齐家文化遗物，其中铜矛的刃部呈蕉叶状，叶尖浑圆，中部有脊，脊两侧有翼，呈片状，銎部较宽，下部饰三道凸弦纹，在刃和銎的结合处有一倒钩，发现时銎部有柲的残留，刃部长61．5、宽19．5厘米［10］（ＰＰ．240－241）。1993年，青海大通县朔北藏族乡永丰村的村民在河道挖沙时发现一件铜矛，后被当地文物管理所征集［11］，这件铜矛呈蕉叶形，矛头中部起脊，刃部有棱，横截面为橄榄形，銎部下端饰两道凸弦纹，底部有一圆形穿孔，倒钩的一侧有一耳，一面扁平，一面凸起［12］。甘肃省博物馆藏有1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矛，矛头圆盾，倒钩部分有系耳，长30厘米。
　　（二）铜斧
　　共3件。齐家坪遗址出土1件，长方形銎，器身厚重，斧身附双耳，銎口饰有凸棱［13］，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岷县杏林遗址出土1件，红铜铸造，刃部锋利，有缺口，口部有一小耳，长13、宽5、厚11厘米［14］。青海化隆下半主洼墓地也出土1件［15］。

　　（三）弧背铜刀
　　共3件。岷县杏林遗址出土1件，弧背，刃部略凹，刀锋有使用残迹，把端有一小耳，柄部向下弯弧，柄端下缘有一个圆形穿钮，长22、刃宽3、把长9．5、厚0．7厘米［14］。康乐商罐地也发现2件铜刀，形制与杏林发现铜刀相似。
　　（四）骨柄铜刀
　　共3件。临夏魏家台子出土铜刀的背部镶嵌于一段骨骼中［16］。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遗址发现2件骨柄铜刀，均出土于墓葬，骨柄的使用说明铜器作为生产工具的使用更加广泛和普遍［17］。
　（五）铜牌饰
　　共1件。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灰坑出土（编号Ｈ9：3），原报告定为条形铜器，两面的长边上具有凸起的直线圆棱，中间有凸起折线人字形纹，一端有圆孔，长6．7、宽2厘米［18］。
　　据师赵村、大地湾、柳湾遗址的层位关系，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马家窑文化，而早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Ｃ14测年的结果基本确定了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83－前1630年之间［19］（Ｐ115）。互助总寨遗址属于齐家文化早期阶段，岷县杏林和康乐商罐地遗址属于齐家文化晚期阶段的遗存。虽然部分遗址未能完整的发掘，根据已有的研究大致确定这些铜器应该属于齐家文化早期和晚期阶段的遗物，因数量发现较少，不能准确揭示其流行年代。
　　三、来源分析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时段上的文化遗存比较研究是考古学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比较有利于判断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明之间的关系，解释事物间的一些特殊现象，并能归纳总结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20］（ＰＰ．1－8）。在这一方法基础上，本文将齐家文化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与邻近地区的发现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确定其来源、传布情况等（图一）。
　　中国境内散见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矛共15件，其中考古出土6件，其余皆为采集品。齐家文化发现的3件倒钩矛的形制极为相似，单系耳，倒钩与系耳位于异侧，叶脊不分叉，仅见一道凸脊，与陕西、淅川下王岗、南阳等地发现的属于同一类型［21］。沈那铜矛发现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发掘者认为是齐家文化时期遗物，有学者则认为属于卡约文化的遗物，但这件铜矛出土于灰坑，根据伴随物应属于齐家文化毋庸置疑［22］，且考古发现的卡约文化铜矛的叶部较窄，为柳叶状，中脊部多为圆形［23］。大通发现铜矛和甘肃省博物馆藏铜矛与沈那发现的为同一类型，且与沈那出土铜矛形制和地域相似，应为齐家文化遗物。齐家文化所见的铜矛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发现的绝大多数铜矛的形制较为一致，但与塞伊玛、图尔宾诺墓地发现铜矛的形制相比，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如塞伊玛、图尔宾诺发现的倒钩矛的叶锋尖锐而齐家文化铜矛的叶锋圆钝，足以说明齐家所见这类矛并非实用武器；另如塞伊玛－图尔宾诺矛的叶脊处多为呈“山”字而齐家所见无明显分叉［24］（ＰＰ．658－679），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矛的倒钩与钮均在同侧而齐家文化所见均在分侧。
　　齐家文化所见空首斧属于带耳系统，可以分为单耳、双耳两类。齐家坪发现的铜斧为双耳，这类铜斧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较为常见［25］，鄂尔多斯地区也发现同样形制的空首斧，属于西岔文化，两侧附有双耳，圆銎、素面［26］（ＰＰ．70－80）；《绥远青铜器》中收录的一件形制与这些铜斧极其相似［27］。岷县和化隆地区发现的单耳空首斧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也较为常见，境内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28］（Ｐ64）、张家坡墓地、洛阳北窑、昌平白浮等地也有发现。新疆山北路墓地（前2000－前1200年）发现的空首斧无耳，形制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风格较为相似。另外在尼雅北部遗址、流水墓地出土了双耳的铜斧［29］。酒泉干骨崖墓地发现一件空首斧（编号Ｍ19：4），整体近长方形，顶部有一椭圆形，上下贯通的銎孔，正面刃部横切面呈圆弧形，纵切面近圆锥形，弧形刃，銎孔下端有一窄台面，长10．1、顶宽4．8、刃宽3．7、顶端厚3．35、銎部外部长轴4．65、内部长轴3．3、外短轴3、内短轴1．8厘米［30］（Ｐ184），属于四坝文化。诺木洪遗址也发现类似空首斧3件，刃口弧形，顶端有椭圆形的銎部，斧身中部饰一周三角形纹，上饰一周乳丁纹，銎口饰宽0．7厘米的凸棱，銎内还保存一段残木柄，长10．7、宽4．8厘米［31］。中国境内的空首斧来源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的铜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柄部有动物的雕塑，主要见于塞伊玛、图尔宾诺墓地［32］
（Ｐ218）；还有一类的刀身部位安装骨质或木质的柄，有双刃和单刃两种形式［3］（ＰＰ．61－71）。齐家文化发现的这类铜刀与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出土一件（编号Ｈ105：3）形制相似，刀柄两侧有凹槽，长15．9厘米。同样形制的铜刀在天山北路墓地也出土1件，长20厘米。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同样类型的铜刀的数量最多，可惜资料未能全部公布。酒泉干骨崖墓地中发现此类铜刀3件，柄部较长，背部微弧［30］（ＰＰ．185－186）。刀背部装柄的一类铜刀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也有发现。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铜刀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铜刀（编号Ｆ20：18），整体呈长条形，凸背，刀锋圆钝，长12．5厘米，永登蒋家坪遗址曾发现一件马厂时期的铜残刀［33］（ＰＰ．111－161），这两件铜刀的发现是探索境内铜刀起源的主要证据。吕学明通过对北方地区先秦青铜刀的全面梳理后，提出“西北地区领先一步成为技术的输出者；中原地区紧紧跟随，以自主创新为主；东北地区不甘落后，注重融合吸收”，且“东北区铜刀的风格和类型与西北区接近，受西北区影响更大”［34］（Ｐ42），可以看出西北地区铜刀对中国境内铜刀发展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现的铜牌饰与在博罗季诺出土的铜牌饰纹样如出一辙，均为镂空的青铜制品，由于目前发现的均为残件，具体形制和用途尚不清楚，但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铜器，另一类则是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影响下由本土工匠铸造的仿制品。通过对齐家文化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与境内其他地区发现的比较，齐家文化发现的这类铜器从形制、纹样等均有别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本身的青铜器，应该属于本地仿制品，可以称之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
　　对齐家文化发现的8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铜矛3件、铜刀2件、铜斧2件、铜牌饰1件）进行成分分析，检测结果显示6件为红铜，2件为青铜，如青海大通铜矛含铜（Ｃｕ）99．102％、锡（Ｓｎ）0．26％、其他0．638％，铜矛和铜牌饰为模制而成，铜斧和铜刀为铸造而成。中国境内发现的13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矛中7件为红铜、5件为砷青铜、1件为锡青铜［35］。据《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中对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353件铜器的检测，其主要配方为纯铜（8％）、砷青铜（24．1％）、砷锑青铜（11．3％）、铜银合金（2．5％）、银铜合金（3．7％）、锡青铜（24．4％）、锡砷青铜（23．5％）。铜、锡的冶炼技术向外输送的方向最有可能是从东到西，即从阿尔泰到乌拉尔山，再从乌拉尔山到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从西向东的金属流通尚未有证据［3］（ＰＰ．118－128）。在青铜时代早期，金属需要热锻和冷锻才能最后定型，而到青铜时代晚期，大多数金属制品都用双范制造，冷锻仅占了少部分［36］（Ｐ76），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正处于锻造工艺向铸造工艺过渡的阶段，大多数青铜器采用锻造技术制成，这与齐家文化既有铸造也有模制的制作工艺差异较大。齐家文化的冶铜经历了从红铜到青铜的过程，应该处于中国冶金史发展的初期阶段。初步统计，西北地区发现铜器超过1500件，铜器合金成分多样，有红铜、锡青铜、铅青铜、砷青铜以及三元、四元合金铜，早期以红铜器为主，晚期以青铜器为主，大致经历了红铜到青铜演进的历程［16］。这一结果也显示出，齐家文化中所见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成分存在较大差异，更进一步推测这些铜器应该属于本土独立制作，并非直接输入品。
　　四、早期文化交流
　　公元前2000年左右，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进入今新疆地区，随之这一文化发生转移，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四坝文化、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中也有与其相似的文化遗存，甚至在中原商王朝地区也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37］（Ｐ132）。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器在甘青地区仍然是单一线路的传播，在“自西向东”的线路中，应该是以“四坝－齐家文化”为据点，北向内蒙古、朱开沟逐渐影响；南向关中挺进。塞伊玛－图尔宾诺发现的倒钩矛的叶锋尖锐而齐家文化铜矛的叶锋圆钝，中国境内发现的倒钩铜矛与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区发现的存在较大的差异，应不属于工具类或具实用性，当具有礼仪或者仪仗功能，这一推测目前还缺乏更多的田野考古资料证明，但至少说明这些铜器并非是舶来品，而是本土改造的仿制品。塞伊玛－图尔宾诺人群是活动于森林地带武装化程度很高的狩猎人群，他们有着发达的冶金术，自己铸造高质量的工具武器，并沿着河流迁徙移动，对周围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侵占或破坏了其他部落的领地，这可能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能够一直向东挺进的基本动力。
　　齐家文化中所见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无疑是本地生产，但其文化因素是受塞伊玛－图尔宾诺影响所致，这种因素的直接来源应该是与其邻近且关系密切的四坝文化。四坝文化中发现的权杖头、马头刀、弧背刀、空首斧等具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特征［38］，其绝对年代距今3950－3550年，下限与齐家文化的下限基本重合，且齐家文化中发现的诸多因素（尤其是皇娘娘台遗址）与火烧沟遗址、西城驿遗址的关系密切［39］。可见，齐家文化人群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新疆东部地区和四坝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
　　虽然我们强调早期青铜文化中的外来文化以北方草原地区文化因素较多，如刀、空首斧、平板斧、矛、权杖等，也有一些是中亚地区的文化，如单层的环饰、铜泡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铜器始终并未形成典型的铜器组合而影响中原文化的铜器传统，这种现象与青海尕马台出土齐家文化铜镜是今新疆天山北路地区、中原史前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融合的产物如出一辙，同样应是早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汇的产物，黄河上游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之一。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互动与交流，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且促进了以新疆东部地区、甘青地区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冶金文化圈的逐渐形成。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麦类作物、绵羊等家畜、冶铜技术均来自域外，受其影响，逐渐形成所谓的“彩陶之路”［40］、“玉石之路”［41］、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等［42］（ＰＰ．256－273）。
　　欧亚大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历来是双向的，欧亚草原文化在输入东亚地区的同时，东亚地区的诸多文化也随之向西传播。在乌拉尔地区墓葬中曾经出土少量的白玉环，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前1300年，略晚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时代，这些白玉环极有可能是来自齐家文化或者是北方地区同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至于具体材料的来源，境内发现的同类玉器没有检测报告，不能明确其来源，但用玉的传统最早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境内是肯定的。
　　毋庸置疑，早期文化的交流互动是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前身与基础［43］，同时也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西北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缓冲地带，也是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不断碰撞的地带。

　　五、结语
　　甘青地区是探索中国早期铜器起源的关键地区，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通过对齐家文化中具有明显外来特征的铜器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初步确认了齐家文化中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并认为这些铜器并非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直接输入品，而是受其影响独立制作的模仿品。这些文化因素的输入与强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东扩密切相关，只是齐家文化中所见的这类因素受邻近的天山北路地区、四坝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而东部所见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因素又是以齐家文化为媒介传布的，有些甚至是齐家文化的遗物，如淅川地区发现的倒钩矛。这一过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是人群迁徙和流动的结果，也与全球气候干冷化引起的资源不均和人口扩张，农业生产方式的瓦解和游牧化过度密切相关［44］（ＰＰ．60－72）。无论是铜器类型还是相关冶金技术，齐家文化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从齐家文化的渊源研究中可以发现齐家文化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表明齐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关键意义。所以，在认识齐家文化时，应将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45］，如齐家文化与周邻诸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在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齐家文化在形成与发展中与周围的文化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不仅丰富了自身文化，而且为后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华夏文明增添了新的因素，增强了华夏文化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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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近几年在考古界很火，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文化向中国传播了青铜技术。当然，如果传播进来，很大的可能还是沿着新青甘这样的一个通道。

我以为你去年就能弄明白
虽说有点晚了
不过找到资料值得赞扬
话说我时不时会留意下三星堆的贴吧

人类早期为了获得食物不断迁徙，一部分高智人驯服马匹，利用马代步，形成了游牧部落，整个欧亚大陆就是一个文明熔炉，游牧民族学会了播种草籽，蓄养牲畜，偶然中发现了小麦也适合人类食用，寻找适合的平原种植小麦，脱变为更先进的农耕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