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点正事吧，同时在五代和柴荣吧都贴了这个贴，主要是把五代会要后周的内容整理了一下，考虑新人看起来方便(会有新人吗？希望有吧)自己翻译了一下，如果有错误请指正。

五代会要
原书共五十卷，今仅三十卷，卷一至六记宫中制度、卷七记乐、卷八记礼、卷九记刑、卷十至十一记天文、卷十三至二十四记官制、卷二十五至三十记民族与周边关系。五代时期史料贫乏，王溥之《五代会要》系统考察这一历史时期典章制度沿革，且以丰富的史料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补充，尤其是该书从各朝皇帝实录中所引之诸朝诏令、奏议颇多，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存最早版本为清武英殿聚珍本，光绪年间有江苏书局本，后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乃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参校武英殿本、沈镇本和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收藏的传抄本及新、旧《五代史》《册府元龟》等而成。

卷五
周显德四年五月诏：“今后每遇入阁，其待制官、候对官及文武臣寮，非时所上章疏，并须直书其事，不得隐情但云某人有武，某人能理人。某处所官吏因循，某州县刑狱冤滥，某事利于国而未举，某事害于民而未除，经营四方者术策何施，裨赞万几者阙遗何补，何人说正之士，何人诈伪之端，当竭言之，朕自详览。其待制、候对官，今后于文班内轮次充，不在祗取刑法官。”
译文:在周显德四年五月，周世宗发布诏令说：“从今往后，每次官员们进入朝廷议事，无论是待制官、候对官还是文武官员，如果他们有事情要上奏，必须直接说明事情的具体情况，不能隐瞒真相，只是简单地说某人有武力，某人能管理人。如果有地方官员办事拖沓，有州县的司法案件处理不当，有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还没有去做，有害于民众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负责管理各地事务的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人应该补充什么遗漏，有哪些人是正直的，有哪些人是欺诈的，都应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我会亲自详细审阅。至于待制官和候对官，今后将在文官中按顺序轮流担任，而不仅仅从刑法官员中选拔。”

周显德元年，河阳奏，汜水县民家生紫芝数茎，以进。至三年，颍州进白兔。《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陶谷进紫芝白兔颂。》
周广顺元年正月五日制书节文：“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崇饰虚名，朕所不取。苟致理之未洽，虽多瑞以奚为。今后诸道所有祥瑞，不得辄有奏献。”
翻译:后周显德元年，河阳上报说，汜水县有百姓家里长出了几根紫芝，于是献给了朝廷。到了显德三年，颍州又献上了一只白兔。翰林学士、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陶谷写了一篇《紫芝白兔颂》来歌颂这件事。
后周广顺元年正月五日的制书（后周太祖诏令）里说：“做帝王的，最重要的就是以道德来教化百姓，而不是追求那些虚名。如果国家治理得还不完善，就算有很多吉祥的征兆又有什么用呢？从今以后，各地如果有祥瑞出现，都不许随便上报和献给朝廷。”

周广顺二年五月，车驾亲征充州。御札宣示沿路侧近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不得离本州府来赴朝觐，其随驾一行供顿，并取系省钱物准备，差使臣勾当，仍预告报一路州县，并不得别有排比。其随从臣寮、外内诸司，官中已有供给，州县亦不得别有破费祗供。其要载动用什物车乘，亦已指挥备办。如阙少之时，候见宣命即供应，祗不得预
前排
比。如表私有人小小取索，并不得应副。或军部及诸色人，于路途店肆买些须食物，先还价钱。两京留司百官，祗于递中附表起居。时热，不用差官至行在沿路所指挥事件。车驾回日，亦依此施行。
周广顺二年（952年）五月，后周太祖亲自出征攻打充州。皇帝下诏书通知沿途各地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不要离开本州府来赶朝见皇帝。皇帝随行的人员和物资供应，都由朝廷的财政部门准备，派专人负责安排，提前通知沿途的州县，不要另外搞什么排场。皇帝的随从官员和各部门的人员，朝廷已经安排好了供给，州县也不用再额外破费。皇帝出行需要的车辆和物资，朝廷也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有什么短缺，等接到通知再供应，不要提前准备。如果有人私下里要求一些小东西，也不要答应。如果军队或各种人员在路上的店铺买东西，要先付钱。留在京城的官员，只需要通过驿站送上问候的奏表就行。天气热，不要派官员到皇帝行军的路上去指挥安排事情。皇帝回来的时候，也按照这个办法办。

周显德五年九月，赐宰臣、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宴于玉津园，张教坊乐。《先是，上以前代有赐百官观稼之事，复以是岁秋成，念内臣之劳倦，故有是命。》
周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后周世宗请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官员在玉津园举行宴会，还安排了教坊的音乐表演。【之前，皇帝想到以前历代皇帝有请百官观看庄稼收成的事情，今年秋天丰收了，皇帝又想到这些官员们平时工作辛苦，所以才下命令举办这次宴会。】

周广顺三年七月敕：“内外文武臣僚，遇永寿节辰，皆于寺观起置道场，便为斋供。访闻皆是醵金，所宜减损，以足公私。今后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等共设一斋，枢密使与内诸司使、副等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其馀前任官员及诸司职掌，并不得更开置道场及设斋。
周广顺三年七月，后周太祖下令说：“朝廷内外的文官和武官，在遇到永寿节(太祖生日)的时候，都在寺庙和道观里设置道场，进行斋戒和供奉。我听说这些都是大家凑钱来做的，应该减少一些，以满足公私的需要。从今以后，中书省和门下省以及文武百官共同设置一个斋戒，枢密使和内诸司使、副使等共同设置一个斋戒，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共同设置一个斋戒。其他的前任官员和各司的负责人，都不能再另外设置道场和进行斋戒了。”

周广顺元年六月敕：“以薰风等门为京城门，明德等门为皇城门，启运等门为宫城门，升龙等门为宫门，崇元等门为殿门。”
周广顺元年六月，后周太祖下令：“把薰风等门定为京城的城门，明德等门定为皇城的城门，启运等门定为宫城的城门，升龙等门定为皇宫的宫门，崇元等门定为宫殿的殿门。”

第五卷结束

五代会要七
周显德六年正月，枢密使王朴上疏曰：
臣闻礼以检形，乐以治心。礼乐者，圣王之大教也，形体顺于外，心气和于内，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治定必制礼，功成必作乐，一人作之于上，万国化之于下。政令不严、功力不劳而天下理者，礼乐也。行政者礼也，成礼者乐也，故圣人尽心焉。
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宾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
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泊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邈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馀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
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县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夫伪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至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黄钟之宫，调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能备，其馀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曾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二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
八十四调，曲有数百，今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则是黄钟宫声，其馀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乐者，上本古典，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寸、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并上进。
乃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叶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钟，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好，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枯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旋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凌夷。
汉初制氏所调，唯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传。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乐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沉重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
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国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长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代郊庙所奏，唯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馀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

唐太宗爱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厢之韵皆调。自安、史乱难，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馀，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还，知音殆绝。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常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据枢密使王朴条奏，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较孝孙、文收之九变，积累黍以审其度，听音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簴，足洽箫韶。
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又命大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庙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与新曲调声韵不叶，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若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
从之。

完蛋，王朴这篇考证雅乐这么长，感觉超出我的能力了

我是音乐白痴，对其中大量的古乐术语完全没有涉猎，求真正懂行的大佬帮忙来校对

五代时期后周显德六年正月，枢密使王朴上疏说：
我听说礼仪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人的内心的。礼仪和音乐，是圣王的伟大教化手段。行为在外表现得端正，内心就会平和，而国家这样还不能治理好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国家安定后必定要制定礼仪，功业成就后必定要创作音乐。一个人在上位倡导，万国在下位接受感化。不用严苛的政令、不费太大的力气，而天下就能治理好，靠的就是礼仪和音乐。管理政务靠的是礼仪，完成礼仪靠的是音乐，所以圣人对此尽心尽力。
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通过外物表现出来，声音和谐后，又反过来影响人的心灵。所借助的外物，大小是有一定数量的。九是成数，所以黄帝吹九寸长的管子，得到黄钟的声音，作为音乐的开端。把管子的长度减半，就是清声；加倍，就是缓声；用三分损益法来计算，就能产生各种相生的声音。十二次变化后又回到黄钟，这就是声音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依次排列为均，每均有七调，合起来就是八十四调。将这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用来敬奉天地，祭祀祖宗，协调君臣关系，接待宾客，弘扬政治教化，淳厚风俗。通过这些来描绘功德，告知神明，让百代之后的人知道国家的治理之道。
从周朝往上，都是遵循这样的道理的。从秦朝开始，旋宫的声乐就废弃了。到东汉时，虽然太子丞鲍邈兴起过，但人亡后音乐也就消停了，没有继承的人。从汉朝到隋朝，历经十代，几百年间，只保存了黄钟宫这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只用了七声，其余五律被称为哑钟，因为不用的缘故。
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于恢复古代的礼乐之道，于是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于是旋宫八十四调又在当时出现了，悬挂的乐器也没有哑的了。由此可知唐太宗的功绩与三皇五帝是相同的。安史之乱后，京都成为废墟，乐器和乐工，十不存一，所用的歌奏，渐渐出现了很多错误。到了黄巢之乱后，乐工和乐器都尽了，招募不到，文字记录也丢失了，召集官员详细商议，终究不知道它的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照《周官考工记》的文字，铸造了十二个镈钟，二百四十个编钟；处士萧承训校定了石磬，现在悬挂的乐器就是这些。虽然有乐器的形状，但没有相应的和谐的声音。到了伪梁、后唐，历经晋与汉，都是在位时间不长，没有空闲来顾及礼乐。到了十二个镈钟，不问声律宫商，只是循环敲击，编钟、编磬只是悬挂着而已。丝、竹、匏、土等乐器，仅有七声，演奏黄钟宫一调，也不能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就泯灭了。音乐的缺坏，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
陛下天资文武全才，统治中原地区，想恢复三代的风气，亲自视察悬挂的乐器，亲自考听，知道它已经丢失，深深触动了陛下的内心。于是命令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超过一个月就调品了八音，粗略地加以和谐。因为臣曾经学习过律历，所以宣示古今乐录，让臣来讨论。臣虽然不聪敏，但不敢不奉诏。于是依照周朝的法则，用黑黍来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作为黄钟之管，与现有的黄钟的声音相应。按照上下相生的方法推算，得到十二律管。因为众管互吹，使用声音不方便，于是制作了律准，十三根弦来发声，长九尺张弦，每根弦都像黄钟的声音。以第八根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根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根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根弦七尺一寸二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根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根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根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根弦五尺六寸三分归于本音之律，七声依次相应而不乱，于是就形成了调。每均有七调，声音有十二均，合起来就是八十四调，歌奏的曲子，由此产生。旋宫的声音很久就断绝了，一天就补上了。这是臣的独到见解，恐怕还不够详细，希望下到中书门下，召集百官及内外懂音乐的人来比较它的得失，然后按照调来制曲。
八十四调，曲子有几百个，现在存在的只有九曲而已，都称为黄钟宫。现在详细考察它的音数，其中有三曲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了各种调，大概是传习的错误。唐初虽然有旋宫之乐，但到了用曲的时候，大多与礼仪文章相违背。既然不敢用唐朝的作为标准，臣又学识浅薄，力量单薄，不能全面探究古今，也希望召集多闻懂礼乐的人，上依据古典，下顺应常道，确定它的义理，在哪个月举行什么礼仪，应该用什么调曲，声音的长短，几变几成，议定后制曲，才可以长久使用。所补充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以及所确定的尺寸、所吹的黄钟管、所作的律准，恭敬地一并上进。

于是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商议。兵部尚书张昭等人商议说：
从前帝鸿氏制作音乐，是用来规范天地，调和人神的，观察八节的风声，测定四时的正气。气的清浊不能用笔传授，声音的好坏不能用口传授，所以凫氏铸钟，伶伦截竹，计算律吕相生的算法，宫商正和的声音，然后传播到管弦，宣扬到钟石。然后天地之情相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乱，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枯竹的韵律，足以敬神；云门、大夏的容貌没有亏损，可以观察德行。然而月律有旋宫的方法，完备于太师的职责，经过秦朝灭学，雅道衰落。
汉朝初年制氏所调的，只保存了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的方法，世上没有人能传下来。汉元帝时，京房善于易学，辨别音乐，探求古代的意义，用周官的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于是立准调，旋相为宫，成为六十调。又用日法分析为三百六十，传到乐府，于是编悬恢复旧制，律吕没有差别。遇到汉朝中途衰落，雅乐沦陷缺失，京房的准法，屡次有人提及，但最终没有成功。钱乐只记住了名字，沉重只列举了说法，六十律法，寂寥无人继承。梁武帝一向精通音律，自己制作了四通十二笛，来叙述八音，又引用古代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到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的，声音相同但数目不同。侯景之乱后，这种音乐又断绝了。
隋朝初年确定雅乐，群臣阻挠议论，多年没有成功，而沛国公郑译根据龟兹琵琶七音，来应对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和谐，旋相为宫，又成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长又减少它的丝数，使它稍微古朴淡雅。隋高祖不重视雅乐，命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郑译、万宝长所奏的八十四调都被废除了。隋代郊庙所奏的，只有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只有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挂着而不演奏。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一直到天命变革，都没有改变。
唐太宗曾命令乐工祖孝孙、张文收整理郑译、宝常所制定的七音八十四调，经过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乐器能够一起演奏，钟磬等乐器也能共同奏响，古代的七始之音得以恢复，四厢的乐韵也都调和。然而，自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咸阳等地遭到严重破坏，那些精美的乐器被毁坏殆尽，演奏的乐工也后继无人，郊庙祭祀所奏的音乐，与南箕星徒有虚名并无实际作用一样，失去了原有的韵味，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懂音乐的人也几乎绝迹了。
我们私下认为，音乐的起源来自人的内心。像夔、师旷这样的音乐大师不可能永远存在，世事也不会永远太平。如果人亡了，音乐也就停止了；如果世道混乱，音乐也会崩溃。如果不深入了解礼乐的本质，又怎么能明白制作音乐的根本呢？我们根据枢密使王朴的奏报，采用了京房的律法，研究了梁武帝的通音理论，考察了郑译、宝常的七均，比较了祖孝孙、张文收的九变。通过积累黍米来审定音律的尺度，通过聆听诗歌来测量情感，依据古代权衡、嘉量等文献，得到了完备的音律和和谐的音乐主旨，并将其应用于钟磬等乐器，足以使音乐和谐美好。
本月十九日，我们在太常寺聚集，又命令大乐令贾峻按照王朴的新法进行教习，以备礼寺使用。对于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庙等大礼，需要使用的十二管诸调，都记载在《唐史》《开元礼》以及近代常用的礼仪中。在广顺年间，太常卿边蔚奉命制定了祠祭、朝会的舞名、乐曲、歌词，太常寺应该有相关的记录。我们担心边蔚所定的与新曲调的声韵不协调，请下令太常寺进行详细检查和校对。如果发现有错误，请太常寺依据新法的声调，重新编写乐章和舞曲，让歌者进行诵读和练习。
后周世宗同意了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