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damer：精神科学中的真理（1953）
导读：张旺山

精神科学（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到底是什麼样的一种研究，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实在很难清楚的告诉别人：精神科学中的「真理」是什麼？我们从它们身上又能得到什麼？当然，像国民经济学或艺术学这类的精神科学领域，由於研究对象非常明显，基本上不太会引起问题。但哲学的情况就不是如此了：哲学家不追求清楚明白的结论，反倒是要说出精神科学的研究中所碰到的成问题、有待进一步反省的东西。
I
现代的「科学」概念，是由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定下来的。由於自然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得以越来越能支配自然，因此人们也期望精神科学（探讨人与社会的科学）能发挥类似的效果：让我们得以支配人的、历史的世界。自从我们因受益於科学而越来越能支配自然以来，我们在文化上所感到的不适 (das Unbehagen an der Kultur) 乃是不减反增的；也因此人们对精神科学有更多的期望。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值得认识的东西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能处理的，尤其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非但不能处理那最值得认识的东西，即「最终目的」，反而是对自然与人的手段之一切支配都必须服务於这些目的！因此，人们便期待精神科学与其中的哲学能够提供这种不同种类与不同等级的知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为什麼在这「科学昌明」的今日，人们不再谈所有科学在使用科学的方法时所展现出来的共通点，反倒是要谈那使我们一方面觉得精神科学极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却也问题重重的独特的东西。
[38] 1. 究竟是什麼东西使精神科学成为「科学」的？我们真的能够将「研究」这个概念直接就运用到精神科学上吗？因为，一般所谓的「研究」，指的乃是「发现新的、尚未为人所知的东西（真理）」或「开辟一条达到这些新的真理之确定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事后加以控制的道路」，但这一切在精神科学这里似乎都是次要的事情。似乎艺术家的直觉比「研究」之讲究方法的精神，更能产生丰硕的精神科学知识。人们当然也可以说：这一点适用於所有研究领域中的原创性贡献。问题是，讲究方法的自然研究却能不断产生新的洞见，这让人难免会认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在於方法的运用。

当然，精神科学的工作也必须运用方法。同样的，精神科学的工作之所以不同于科普性质的文学，也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可检证性，— 但这一切所涉及的，基本上乃是「材料」、而非由材料得出的结果。在精神科学的工作里，科学并不能由其方法去确保真理。在这里，业馀爱好者的非学术性著作，有可能比在极为严谨地讲究方法的材料运用中包含更多的真理。这一百年来精神科学的发展固然始终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但其最强烈也最根本的冲动，却非来自这些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伟大激情，而是来自浪漫主义与德国观念论的精神。在浪漫主义与德国观念论里，存在著一种对於启蒙与科学中的方法之界限的活生生的认识。
2. 精神科学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乃是因为人心有一种对真理的需要 (Wahrheitsbedürfnis)；但精神科学真的满足了这种需要了吗？当精神科学以研究和理解的方式不断深入探讨历史的广大空间的时候，它们固然将人类的精神界域扩展到了人类过去的整体上了，但这样做却不仅无法满足当前的真理追求 (Wahrheitsstreben)，反而使得这种真理追求本身变成是成问题的。产生於精神科学中的历史感，使得人们对於变动不居的标准习以为常，并因每个人都运用自己的尺度而导致不确定感。事实上，尼采在其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已经意识到了：历史对生命不仅有好处，也有坏处。而到处都看到历史的制约性的历史主义，则摧毁了历史研究的实用意义。历史主义的精鍊的理解的艺术，削弱了追求绝对的评价的力量，而生命之伦理上的实在性就存在於这种力量中。历史主义的知识论上的极诣乃是相对主义，其后果则是虚无主义。


[39] 对於「所有的知识都受到推动现在的历史与社会力量所制约」这一点的洞识，却不仅只是对我们的知识信仰 (Erkenntnisglauben) 的一种理论上的削弱，而是同时也意味著我们的知识在面对时代的种种意志势力 (Willensmächte) 时处於某种事实上的无防卫能力状态。精神科学被这些倾向所利用，被人根据其知识在社会、政治、宗教等等方面上所具有的权力价值 (Machtwert) 加以估价。就这样，精神科学加重了权力施加在精神上的压力。精神科学远比自然科学更没有抵抗任何种类的恐怖（统治）的能力，因为在精神科学里并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像在自然科学里那样以如此令人羡慕的确定性区分开真伪与对错（区分开 das Echte und Recht 与 das zweckhaft Verborgene und Vorgebliche ）。也因此那将精神科学与所有研究的常规 (Ethos aller Forschung) 连结起来的「最终的伦理上的共通点」(die letzte sittlicheGemeinsamkeit) 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估算过精神科学中的真理所带有的这些疑虑 (diese Bedenken) 之整个的「成问题性」(Bedenklichkeit) 的人，通常都会在一群自然研究者与思想世界受到自然科学决定的门外汉的圈子中，首先诉诸於一个无可怀疑的证人：伟大的物理学家 Hermann Helmholz 早在大约一百年前就已经谈过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区别。他在思考精神科学的特殊性质时所怀有的正义感与他那高瞻远瞩的优越性，直到今天都还值得我们尊敬。他固然也由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衡量精神科学的工作方式、并由自然科学出发加以描述，因而难免也认为精神科学藉以获得其结果的那种颇合乎直观的（跳跃式的）推论 (der ahnungsvolle Kurzschluβ) 无法满足他的逻辑上的需要。但他却也看到了：这确实是精神科学藉以达到真理的方式，而我们也还需要有不同种类的人性条件去进行这种推论。在进行这种推论时，我们在记忆力、想像力、节奏感 (Takt)、艺术感 (musische Sensibilität) 与世界经验等方面所需的一切，当然是与自然研究者所需的装备属於不同种类的，但这一切毕竟还是某种的「工具」，只是这种工具无法被人为造设出来，而只能透过一个人将自己置入人类历史的伟大传统 (sich in die groβe Überlieferung der menschlichen Geschichte hineinstellt) 中而增长。因此，在这里发生效力的，并不只是启蒙的古老口号「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而是还包括恰恰相反的东西：权威。
千万不能误解这句话的含意：权威并不是那种要求盲目服从并禁止思考的权力之优势。毋宁说，权威的真正本质乃是基於一点，即：在他人中预设优越的、超过自己的判断的洞见，不仅不是非理性的、甚至可以是理性本身的一项诫命。[40] 「服从权威」意味著洞察到：他人 — 从而也包括由传统与过去中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 — 有可能比人们自己看到某种更好的东西。每一个在年轻的时候寻找过通往精神科学的道路的人，都会亲身体验到这一点。我个人年轻时，就曾自认为对某个学术问题知之甚深而与经验老到的学者进行争辩，后来突然由他身上学到自己从未意识到的东西而不禁很不服气地问他：您怎麼知道这一点的？而他的回答则是：当您跟我一样老的时候，您也会知道的。


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哪个自然科学的教师或学生会将这当作是一个回答？我们多半说不出，为什麼一个初学者的某个古典语言学上或历史学上的猜测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节奏感」的问题：节奏感固然可以透过与事物的不断交往而习得，却无法传授或证明给你看。尽管如此，情况几乎总是：经验老到的教师对、而初学者不对。当然，在谈这些特殊的真理条件时，我们绝不能忘掉一点：我们在面对研究时也并没有任何绝对确定的标准藉以区分开真正的贡献与空洞的自以为是，甚至我们往往会怀疑自己，我们所说的，是否还真的包含著我们所以为的真理。
II
「倾听传统并置身於传统中」，这显然是精神科学所走的真理的道路。甚至对於我们身为历史学家所达到的那个「传统」的一切批判，最终还是为了要让我们得以接上那个我们置身於其中的「真正的传统」。因此，「制约性」(Bedingtheit) 并非对历史知识的一项伤害，而是真理本身的一个环节。如果人们不想毫无厘头地受制於这种制约性，就必须将这制约性本身也一并加以思考。在这里，消灭某种「独立於认知者观点的真理」的幽灵 (Phantom)，正是「科学」份所当为之事。这正是我们的有限性的标记：唯有随时记住我们的有限性，我们才能够免於虚妄。那种相信历史的方法具有客观性的天真信念，就是这样的一种虚妄。但取代这种信念的，却不是某种虚弱无力的相对主义。我们自己是什麼以及我们可以由过去中听到什麼，都不是 beliebig 也不是 willkürlich 的。
我们在历史上所认识到的东西，最终还是我们自己。精神科学的知识，总带有某些「自我知识」(Selbsterkenntnis)。人在自我知识上最容易产生错觉，[41] 但正确的自我知识却也是对人的存在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精神科学中想要由历史传统中听到的，不应该只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我们自己，而是还应该听到某种不同的声音：我们应该感受到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可以将我们带出自己之外的「碰撞」(Anstoβ)。因此，我们真正应该推动的，并不是那种四平八稳、完全满足我们的期望的研究，而是应该认识 — 针对我们自己 —：哪里将会有一些新的碰撞。


但对我们的工作而言，对这二项疑虑 (Bedenken) 的反思也具有一些直接的实践上的后果。想要促进精神科学的人，事实上并没有太多可以著力之处：精神科学对人类所能有的帮助，是极为不确定的，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控制其贡献的标准。而「我们真正应该推动的，并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研究」这一点则迫使我们必须面对一项几乎不可能解决的课题、一项再怎麼自由的行政管理形式都无法满足的课题：去认识那我们由於眼前已经有了自己的道路因而没有看见的新而富生产力的东西 (das Neue und Fruchtbare)。
III
我们由以上的反思便可明白，为什麼精神科学的处境在大众时代中会如此艰难。在一个已经全面组织起来了的社会中，每一个利益团体都会各自根据其社会与经济权力的尺度，使尽浑身解数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学术研究自然也逃不出这「利益压力」的天罗地网。这一点，自然研究者心知肚明。
如果说，自然科学所面临的主要是「外在压力」（外患）的话，则精神科学的压力乃是一种「内部的压力」（内忧）：有将「符合这些势利之利益的东西」当作就是「真的」的危险。由於精神科学的工作带有一个「不确定性」的环节，因此，对它们而言，他人的赞同尤其重要。具有「权威」的专家更是如此。因此，精神科学家常会不自觉地迎合舆论的判断（如政治史的写作中的「祖国利益」：不同国家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常有极为不同的记载）。[42] 他们固然不是出於影响的考量而有意这麼做的，而是出於一种内在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规定了他们的立场。但这样的事情实在很容易就倒转了过来，以致於一个人不自觉地就在寻求将自己放在有利於舆论效果的立场上。


重要的是：这不是一种由於人性弱点而产生的暂时的败坏，而是我们的时代的标志正是由这种一般的人性弱点发展出了一套权力与支配施行的体系。以「媒体」为例：掌握媒体者，不仅可以决定什麼要公开、什麼不要公开，甚至可以为自己的目的而操纵舆论。正是因为我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远较启蒙运动所设想的更加依赖，媒体这个权力工具才会具有这麼有魔力的强度。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依赖性、并在他事实上不自由之处相信自己是自由的，那他可要好好看他管自己的枷锁了。甚至就连恐怖统治也是建基於：被恐怖统治者恐怖统治自己。「理性本身是可以贿赂的」：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纪所做出的最要命的经验。
精神科学既然特别在自身身上有此经验，因此也就特别具有防卫「权力的诱惑」与「对其理性的贿赂」的可能性。因为，它们的自我认识使得它们不会再期望更多的科学去成就它们迄今都无法成就的东西。「完成了的启蒙」这个理想反驳了自己，而也正因此精神科学获得了其特殊的使命：在进行科学的工作时，随时记住自己的有限性与历史的制约性并抗拒启蒙的自我神化。精神科学不能不对「由自己产生的影响」负责。面对所有的舆论操纵，精神科学则对家庭与学校施加一种直接的影响力於成长的人类上。精神科学在自己的真理中，留下了自由之永不磨灭的痕迹。
柏拉图：存在於 logoi （言说）中的科学乃是灵魂的营养，正如食物与饮料是身体的营养。「因此，人们在购买科学（知识）时同样要小心，不要被说服而买到了不好的商品。事实上，购买知识的风险要比购买饮食来得大得多。因为，…[43] 。但知识却不能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中带走，而是不可避免地：人们一旦支付了价格，就直接地将知识接纳进灵魂本身之中并受其教导：无论是教好还是教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讲这些话是要警告一个年轻人，不要毫不犹豫地信任当时一位令人惊讶不已的智者所说的话。他看到了（存在於言说中的）知识所带有的介於诡辩术与真正的哲学之间的那种分歧的立场 (zweideutige Stellung)。但他也看到了「对的决定」(der rechte Entscheid) 在此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我们可以将这个知识运用到「精神科学中的真理」这个问题上。精神科学之所以在科学的整体中构成一个特殊的部分，乃是因为：在精神科学中，就连它们所宣称的或真正的知识，只要它们由自己本身转向了人的教养与教育，便会直接决定所有人类的事物。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在精神科学中区分开真与假，科学所能利用的手段，除了言说、还是言说。然而，却也正是在这种手段中，人在真理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取得了它的位置。构成精神科学之「成问题性」的，事实上正是其殊胜之处：精神科学就是 logoi，就是言说，并且「只是」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