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我邦以神、儒、佛三道，为道德之标准，维持世道人心。自西学日兴，旧学日废，若不究其由来，未足施救济之策也。以余所见，“仁义忠孝节操廉耻”八字，实为儒道之要旨。
明治八年中，文部省议废汉学科，以斥儒教，厥后政略所及，迄至今日，陷溺日深。在文部省亦初无废意，因定各学科年限卒业，谘问于汉学教师，教师答曰：“洋学非我所知，在汉学，虽生涯专修，未有究竟，难定年限。”因之议废。
余谓此迂儒之论也。岂不闻孔子所云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孟子所云“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是学皆在幼时。三十曰壮，则行所学以济时也。程子谓：“《中庸》之书，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言终身学之而不尽，其于普通科，岂无卒业之期哉!俗儒不知时务，妄作迂论，遂至切要之学，废置不讲，以致今日之祸，罪不容于死。
虽然，文部省亦有罪焉。当时俗儒，虽有此议，必系心醉西学，不识道德之本原，其在文部大臣以下，满朝名臣贤相，皆出于汉学之门，何以顿忘此躬修之实学乎?实为遗憾!语曰“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者，从此浮薄子弟，蔑视汉学，不知其如何而可。道德凶而廉耻灭，小则判一身之邪正，中则关一家之盛衰，大则系天下之安危，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既往不可复咎，为今之计，回狂澜于既倒，以矫正世道人心，上安天子之宸襟，下增国民之福利。道德之教，所关甚巨，地方长官已具文申详文部大臣，定以儒教主义为后来学科之准则。讲究儒教主义，德之本原，实今日之急务也。设定二种教育，一曰真理，一曰现理。真理者，出于天理之公，合夫性命之正，即所谓正心、诚意、修身之学，形而上之教也；现理者，成于人类之私，得夫气形之利，即所谓立身、兴家、富国之学，形而下之教也。古人曰“衣食足而知礼节”，又曰“无恒产者无恒心”，实人世之常态。此真现理二种，不可一日或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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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居东海，古号神洲。是以神道之昭垂愈著，民心之爱戴愈虔，凡忠君爱国之忱，罔不敬神之诚而焕发也。其功如斯，若能尽诚尽敬，开明布教，克复前征，斯精灵感格，有求必孚，其灵效之显赫，当更有进者矣。
皇政维新，百废俱兴，唯于阴阳寮，未见复设，无他，维新事业，多创建于兵马倥偬之际，既又侵入欧美文物，汲汲模效西学，无暇复古。况西人蔑视神道，创论为无，故习西法者多惑其说，信口妄谈，谤毁神祗。由是渎慢之风，行于家庭则侮父兄，行于府县则侮官吏，行于国中则侮君上，败人间之秩序，害社会之安宁，方今天下之通弊也。察其弊所由来，皆由神道息微，以致人心狂妄，不知畏敬，极其所至，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可不慨叹乎！
方今圣明在上，独断万机，大臣各进谠言，以相辅佐，复开贵族院、众议院，问国民之舆论，以定国是，是所谓君从相、从士、从庶民，从之时也。然谋于野而不谋于天，询于民而不询于神，未始非圣代之缺典也。古者命相则卜之，出师则卜之，求贤则卜之，礼曰“卜筮者，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是也。古时我国有行之者，即阴阳寮之属也。今朝堂之官吏，二万六千人，皆立君子之位，独阴阳寮职，不闻复古，稽于古时，所称神随国者，其教既废，其名亦殆将灭绝矣。
余虽不肖，深为之惧，意欲修复阴阳之术，推阐感格之诚。然言之则罪犯僭越，不言则罪获冥明，其罪均也，则宁言之。不若使神国之称，得践其实，内可与四千余万生灵，同沾幸福，外可使欧西各国，昏昧而不知神道者，得闻此灵明玄妙之真理也。爰此，敢陈兴复阴阳寮一议。
呜呼！所愿当道君子赞成此议，振兴舆论。得复阴阳寮之古职，不唯本邦之幸福，实足发世界之光辉也！


以上文章皆出自明治时代儒者高岛吞象，此人尤精于《易》，也是我学《易》的启蒙。
附其人断卦日记一则
亲友某氏，以商业旅行，托余代襄其事。一夜深更，其伙友某突来哀诉曰：“有一疑事而不知所措，请一占为解。仆穷厄，今朝有一商来，领受金三百元，藏之簟笥。忽失锁钥，至夕检取，不见其金。或疑遗忘他所，搜索不得，于是检查朝来出入及在家者，其人皆夙所信任，无可疑者。遗失所由，实不可知。”筮得大有之家人。
爻辞曰：“九四：匪其彭，无咎。”
断曰：卦名曰大有，知未出外，而在家中可知也。又以卦拟全家，上卦者为二阶。爻辞曰：“匪其彭，无咎。”“匪”者，盛玉帛之竹器，子宜速还，检二阶之竹器，必可得之也。
某谢而去，少顷来报曰，果发见之于二阶之竹器中也。


文章难得，顶帖一。另说一点是，日本到学儒厉害，但是却排斥“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