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还需要补充一个段，即《群魔》1871年至1872年在《俄罗斯通讯》连载时被编辑卡特科夫要求删去的一章《在季洪那里》，后来这一章以《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为名单独出版。这部分讲述了斯塔夫罗金接受沙托夫的建议，拜见居住在城郊的季洪大主教（这个人物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都以18世纪俄罗斯的圣季洪大主教为原型），向他讲出了早年在彼得堡荒淫无度的生活，他在那里强暴了十一岁的少女马特廖莎，当他看到马特廖莎将投缳自尽时，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静静等候了四十分钟。从此之后，他便以一种自我惩罚、自我毁灭的方式寻求宽恕，但他又不希望得到任何人的宽恕，尤其不接受基于信仰的来自基督的宽恕。他出于一种高贵的自傲，首先就是自己决不宽恕自己。他告诉主教，要发表一篇自述，供述所有这一切。但主教对他说，更大的牺牲是放弃这一自傲的举动。斯塔夫罗金的回答很奇怪：“我若是听您的，就会有个归宿，我就会养儿育女，成为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假日还来到修道院。”斯塔夫罗金始终没有真诚的忏悔，在这里可以听到克莱斯特一篇短篇小说结尾的回音：“即使下地狱，也不忏悔。”在一桩更大的罪行中，他要彻底毁灭自己。


德国老师后来有些奇怪，他觉得陀斯妥耶夫斯基思考的是“上帝死了”之后的问题，是欧洲人的困境，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人似乎没道理有这类焦虑。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准确回答，后来想想，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定义的“虚无主义即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同样是：我们不再有任何确定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我们也不知道一种善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没有任何对于善好生活的希望，我们可以否定一切，包括自己。
      《群魔》刻画的就是早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就已然出现的价值虚无的背景下以斯塔夫罗金为核心的一群虚无主义者的群体肖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临终前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中，总结了虚无主义者的特征（这一总结海德格尔在其“尼采”讲授课的《欧洲虚无主义》一章开头曾加以引用）：“这类人不守安分，不满于任何持存之物，不相信自己的故乡土地和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力量，彻底否定俄罗斯，也否定自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否定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整个知识阶层，这个业已脱离了我们民众土壤的阶层）。这类人不愿与自己的民众同胞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确实真诚地为这一切所折磨”。不能简单地认为陀氏在对虚无主义者进行批判，虚无主义不是文化现象，而是形而上学的必然运动；不存在批判虚无主义这回事情，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只谈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斯塔夫罗金在陀氏晚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演变为伊凡这一角色，他以讲出震惊了整个后来思想界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而闻名。为人们所知的是，陀氏为整部书的章节划分花费了三个月时间，而创作这篇渎神（颂神？）之作只用了三个星期。深谙俄罗斯精神特质的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说过这样的话：“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名虚无主义者正是从他的无神论中造出他的神性绝对物的。”
      从二十岁起就被《群魔》纠缠的加缪在相隔一定的历史距离后，做出了更普遍、更感性的描述：“这些灵魂不能够爱，又为不能爱而痛苦，虽有愿望又不可能产生信仰，这也正是今天充斥我们社会和我们思想界的灵魂。”并且坦承：“他们同我们相像，都有同样的心灵。”加缪将《群魔》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基里洛夫的自杀逻辑“谁如果仅仅为了战胜恐惧而自杀，谁就证实了人的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谁就立刻成为上帝”成了《西绪福斯的神话》的核心。
      在小说结尾，陀斯妥耶夫斯基仍旧遵从基督教的救赎观念，描述了一种复活的期待。（《罪与罚》和未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以类似的情景结束。）通过教育了群魔们的教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临终忏悔，陀氏讲述了路加福音中的一个故事：附身于病人的鬼被驱逐出去，附在一群猪身上，猪群狂奔，落水而亡，病人坐在耶酥身旁，已经康复。通过这段经文，陀氏表达了《群魔》的主题：当虚无主义彻底败坏了人的肌体而自我毁灭之后，人将获得新生。虚无主义的群魔使自身成为对新生的献祭。这一逻辑在尼采思想中的对应物是对超人的呼唤，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具体规定为“无救之为无救，正指示了得救之路”以及“另一个开端”的思想。
      回头说说这本小说的译名。小说的德译名是Die Dämonen，或者也被解释性地称为Geister。Dämonen是一个源于希腊语的词，是人神中介的精灵，在基督教传统中则用来指称撒旦及其附庸诸魔，德国十八世纪古典主义运动时期却又成了天才的代名词。Geister的词根为精神（Geist），一般译为精灵，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副标题就用了此词，即“一本献给自由精灵之书”。娄自良先生译作“鬼”似不如“群魔”更妥。


杨不风的另一个文章：
在德国逛书店
荷尔德林塔旁边的“女士书店”门口依然摆着阿伦特的画像，威廉大道上的旧书店Bader照旧常常把新到的哲学旧书摆在狭窄的楼道旁，不过，在图宾根大学攻读人文学科的中国学生已经不像先刚博士在此求学那阵子那么缺乏淘书经验了。先刚博士曾于2007年8月份的《文景》上发表过一篇《图宾根书店琐忆》，细细回味了在此处遁迹于书林的乐趣，不过显然，他的淘书功夫不如而今几位晚辈后学高超。那会儿，图宾根的弗兰克（Manfred Frank）教授——一流的德国唯心论研究者、综合英美分析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向他炫耀在无人识货的杜塞尔多夫坊间寻获了一本施莱尔马赫1859年版《辩证法》，现在，一位中国同学却能够不无得意地告诉弗兰克教授，自己在图宾根只花了0.5欧便买到了著名学者瓦尔特·舒茨（Walter Schulz）——这位舒茨的份量可从一件小事上略见一斑：1958年他拒绝了前往弗莱堡接任海德格尔教席的邀请，一生都在图宾根任教——的名作《德国唯心论在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完成》。如果弗兰克教授得知另一位中国同学也就是在这里淘到一套1817-1828年初版的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作品集，所费不过30欧，一定更会称赞中国学生的眼力，羡慕中国学生的运气。甚至，中国学生淘书经验的增长还表现在，有男同学冒险跨进了“女士书店”的大门，于是知道，不是门口抽烟的阿伦特画像让男士望而却步，这家书店根本就是“男士免进”。
好读书、好藏书的人在德国是要享福的，尽管我认识的朋友里有的是老道的书虫有资格来谈谈在德国逛书市经验，但我这个眼力不尖、见识不济的书中菜虫也忍不住要越俎代庖，评点一番短短半年来在这里寻书购书的收获。
不过，要谈论德国书市的行情，却得先做点准备功课，说明一下德国一般的经济情况，否则，即便是那些相对价格已经十分低廉的书籍，按汇率将它们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也要让国内的朋友瞠目结舌。只有将书籍价格与其国民收入略作比较，然后再反观国内，才能对德国书市有个适当的印象。


要看书市的行情，自然先要了解新书的价位，虽然我们平日逛得最多的是旧书店、旧书网。刚到图宾根时便听朋友推荐，威廉大道上有家纯粹的学术书店Willi，主售哲学和神学类学术书籍。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在图宾根新教神学院度过了他们最具思想爆发力的一段年轻岁月，现任教皇本笃16世曾在图宾根天主教神学系任教，哲学与神学本也就是融入德国文化血液中的酵素，图宾根有这样专门的书店自然不足为奇。而且细说起来，Willi偏向于哲学，有位我们认识的店员Hartmann先生便是在图宾根拿了哲学硕士学位，离Willi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有家同样知名的Gastl，店主则偏好神学。但由于我专业、兴趣所在，且将Gastl按下不表，单说Willi。
话说当时德国最出名的出版社之一Meiner出版的一套精装六卷本黑格尔主要作品集正打特价，49.98欧。纯墨绿色的绒面封皮，上面嵌着红条金字，Willi将其摆在橱窗里展示。这套黑格尔作品集收入了黑格尔生前自己以著作形式撰写并出版的著作，计有《耶纳时期批判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科学》（即俗称《大逻辑》）、《法哲学原理》和1830年《哲学全书纲要》，以黑格尔协会1968年开始重新编订的全集本为依据（第五卷《法哲学原理》据“哲学图书馆”本），乃是最好的版本。我便兴冲冲地跑去Willi，迫不及待将其揽入怀中。那是第一次进Willi，不大的两个进间，四壁的书架大致按出版社摆放图书。因为几家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如Meiner、Suhrkamp和Reclam，所出经典普及图书均以书系形式呈现，是其标志性出版物，各自以醒目的独特颜色加以标识，像Meiner的“哲学图书馆”书系纯为天青色，Reclam六十四开本的口袋书或鲜黄色或橙红，Suhrkamp的则多为黑色或其他深色，所以Willi的书架望过去几大块醒目的单色，蔚为壮观。
这类特价书都有时限，这套黑格尔集如今就已涨回原来的138欧。不过如此低折扣的出版社特价版书籍并不少见，在Willi的橱窗里一直可以看到慕尼黑版三十三卷本精装歌德全集，售价199欧。特价书主要集中在那些举世闻名的作家、思想家身上，也不限于德国人，我也曾在Willi看到弥尔顿、艾伦·坡等英语作家的德译特价作品。想必这些作家的作品需求多、销量大，所以能够以低廉价格惠及读者。著作权过期当然是个原因，不过许多德文书籍尤其是全集的编纂工作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编辑版税十分高昂，书价也就相应水涨船高，例如上文提及的新编黑格尔全集每一卷售价便近两百欧。所幸出版社又能以那些最权威、最优良的版本为底本推出一些低廉的特价版，特价期一般至少持续半年，实在是替读书人着想。甚至一些卷轶浩繁的辞书、工具书也会有特价，比如在1909-1913年首次出版，至今经过四次重编，现共计十卷、一万多页的《宗教的历史与现状》（Religion in der Geschichte und der Gegenwart，简称RGG），原价2250欧元，去年秋天便推出一个九卷小开本特价版，售价498欧。


我关注的基本是学术类书籍，Willi书店十步开外另有一家Osiander，则陈列种类繁多的泛文化类图书。Osiander是图宾根规模最大的书店，四百多年历史，分有三处门面。Willi附近的是总店，上下三层，店内装修非常现代，好比上海的季风、北京的风入松、杭州的枫林晚，面积要大许多。一楼大厅里陈列的多是文学文化类畅销书，大致翻看一下价格，多在20欧、30欧上下，例如去年荣膺权威德语文学奖——德国图书奖的乌韦·特尔卡普（Uwe Tellkamp）的《塔》，一部描写东德衰亡的巨作，精装，976页，定价24.8欧。

这部由前《明》周刊记者和编辑Stefan Aust撰写的小说1985年初版时便以其大量翔实严格的细节描写掀起轰动，1997年和1998年两次再版，去年则推出一个全新修订和扩展的特价版，672页，不过10欧

（10， 11,12 楼为一段。 12楼《》中明后还有一镜字。）

Zimmer最让我们喜欢的是老先生和老太太的慷慨与厚道，卖给我们时常常按原订价格打五折。开头说到的那套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和瓦尔特·舒茨的名作，朋友就是在这里淘到。更奇的是，进了店门右手边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架子，上面铺了一摊书，全都一元一本。第一次去Zimmer我便撞见一套十卷本的康德作品集，最通行的Wilhelm Weischedel编辑本，收录了康德生前发表的所有著作，WBG1970年代的印熬，新书49.8欧，这套虽然缺第一卷前批判时期著作，却比大白菜还便宜。另有一套Suhrkamp旗下的Insel出的十二卷本里尔克全集，缺了五本，至少有我想看的《马尔特手记》。
我们隔三岔五便去Zimmer，以至于那里的哲学类好书已经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当然，历史、艺术和文学类的书籍还不计其数。好几次问主管录入信息和查询的老奶奶，某本书还有没有，她都面带笑容地说：“已经被你的中国同学买走了。”
Zimmer去得多了，以至于我们买稍贵点的旧书都觉得舍不得，其实老先生几乎在做慈善事业，不能说明一般行情。别家的旧书几乎不会有低于5欧的旧书，多数都在10欧以上。威廉大道上的Bader书店也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价格比Zimmer高许多，其实挺公道。曾经去斯图加特北部的路德维希堡逛过一次旧书展，参展的旧书店老板们不知是欺人不懂行，还是仅仅凑热闹展览一番，书价动辄成百上千，却未必是什么好书。只有Bader的老板在角落里摆了一个小摊位，笑眯眯坐在那里，尽管价格比在店里时高了一些，但相比之下也可见其实在。
图宾根老城********局对面还有一家Ecker书店，一间非常古旧的房子，想必是19世纪的建筑，墙壁是用巨大的石块垒砌，室内空间呈拱形。面积特别大，地上一层再加一间地窖一般的地下室，同样堆满了书，可惜好书不多，而且价格不厚道。我初来时不懂行情，在那里找到本Manfred Frank的书，还有一本雅斯贝尔斯的成名作《尼采》。书里都有阅读过的划痕，价格却都将近10欧。后来才知道，这类一旦有了划痕的书，价格就会缩水很多，多不会超过5欧。况且这家的书堆在地窖，暗不见天日，书里一股除不去的霉味，后来我便再也没去光顾过。


文中首段提及先刚的《图宾根书店琐忆》 ， 如下：

图宾根书店琐忆
□ 先 刚 《文景》
      图宾根大学已有五百三十年的历史,得益于其精神气脉,这个小城的出版业和书坊业也颇有渊源。歌德、席勒和很多浪漫派诗人的诗集都是由图宾根的柯塔(Cotta)出版社出的。这些诗人们三番四次地光临这个内卡河畔的偏僻小城,虽说一方面是为排印、稿酬之类事情操劳,但另一方面,老柯塔的邀请也多少让他们感到一点点荣幸。哲学的时代兴起之后,图宾根成为德国人文科学著作的出版中心之一,骄傲地与莱比锡、法兰克福、汉堡这些文化都市分庭抗礼。费希特的大部分著作、谢林的全部著作、荷尔德林发疯前唯一出版的小册子《虚泊翁》(Hyperion)及其后来由路德维希·乌兰德和古斯塔夫·施瓦布最先整理的作品集也在柯塔出版。后来柯塔出版社搬迁到了斯图加特,但一百多年过去了,每当提起柯塔,人们习惯上还是把它与图宾根联系在一起。柯塔之后,扛起图宾根出版业大旗的是摩尔(J. C. B. Mohr)出版社。近代以来,图宾根出版的学术精品更是数不胜数。即以哲学为例,新康德主义、马克斯·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由图宾根的出版社包办。


还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已经久仰图宾根学术出版重镇的盛名,后来有机会去图宾根大学继续深造,自然早早打定了要在这里的书店淘宝的主意。出于在国内时的习惯,我把目光首先放到了旧书店上面。到图宾根后的第二天,我就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嗅觉找到了博物馆旁边的Bader旧书店。书店分两层楼,进门就是霉味,一切都古色古香的样子。哲学类书籍靠着转梯直抵天花板和二楼,由于地势狭窄,楼梯侧都堆满了书,一不小心就会踹翻一堆,从楼梯上翻滚下来。刚开始我好不欢喜,以为这下可大有搞头了,但仔细一本本地翻来端详,才发现这些书要么没多大价值,要么残缺不全,稍有价值的旧书标价又贵得离谱!简直是巨大的失望。当然,事情也不是这么绝对,只要有耐心和精力,总还是能挑出一些好书的。我有一个在海德堡上学的朋友就时不时伙同几个朋友远道而来专门在Bader书店买旧书,一次都要采购五六百欧元,而且因为买得多,听他说还可以跟店家砍价到八折。至于我注重的各种经典著作在这类书店却很少有令人满意的供货,偶有看中的,标价也可以去买新书了。后来一想,真有什么好书,店家早就抢先送到有藏书嗜好的教授那儿请功去了,剩下的也不知道被其他淘书高手们搜刮过多少遍,哪里能留下什么好货给我们。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导师Manfred Frank教授掏出一本破旧不堪的书,施莱尔马赫的《辩证法》(1859年的版本),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是他在杜塞尔多夫的旧书店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还说这样的机会只有在杜塞尔多夫才能遇得上(言下之意那儿的人都不识货),而如果是在图宾根就绝对没有可能了。杜塞尔多夫号称莱茵河畔的艺术文化之都,在老师看来,那里淘书的人都不及图宾根的精,那么我们这些待在图宾根的穷学生就更没有什么希望了。后来我又去逛过了其他的一些旧书店,印象基本类似,慢慢地就对这类旧书店失去了兴趣,渐渐把重心放到了那些正式的书店上面。
      图宾根书店密度之大,即使在德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初到这里,感觉书店就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年的北京海淀图书城也有这个密度,但毕竟只限于那个方寸之地,而图宾根的书店却是遍布全城——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城市实在也很袖珍。泡在各个书店里仔细琢磨,渐渐看出它们各自的风格。有以规模取胜的,比如Osiander,居然有三家分店,而且占的场地都很大,书的品种也特别多,跟超市一般。这类书店属于综合性的,什么书都有,但正因为这样就没有什么侧重的图书类别。除此之外,图宾根的大部分书店都是所谓的“特色书店”,即主要出售特定领域的书籍。比如,有些书店侧重于旅游烹饪等生活类书籍,有的专营各种教材,有的专注于文学类书籍。哲学系老会馆和荷尔德林塔之间还有一个“女子书店”,我一直没进去看过,大概是因为常年摆放在书店门口的那张叼着烟的汉娜·阿伦特的招贴画让我感到抵触的缘故吧。


我自己经常光顾的还是学术类书店。这类书店也是讲资历和名气的,通常它们都会在自己的店名上标明自己有多少多少年历史,墙壁上也经常挂满了书店创始人以及过去年代的老照片。对于德国的书店而言,由于订货体制很发达,所以不存在货源问题,任何一本书都既可以在这个书店买到,也可以在另一个书店买到。订货需要三到五天的时间。当然,尽可能多的“现货”也是必要的,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去等待,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那种一眼看到心仪的好书就立马掏钱付账,揽书入怀的感觉。在同等供货的情况下,书店们各自拥有的固定客户——财大气粗的教授们——之多寡就很重要了。这方面自然是Gastl最有人气,它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老城中心,古朴的建筑首先就为自己平添几分重量。这个书店虽然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它特别善于跟学术名流搞好关系,所以教授们要买书的时候都习惯性地首先走进这家书店。每当学生问某某书在哪里可以买到的时候,教授们惯常的回答是:“你去Gastl问问看……”在Gastl,每隔一两周就要办沙龙,办学术讲座,请一些名牌教授来泡咖啡,闲聊,讨论时下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或者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某一本新著。在过去的年代,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舒尔茨、狄特尔·耶尼希,神学家汉斯·昆、于尔根·莫尔特曼都是这家书店的常客。而追星族是无处不在的,有教授露面评论或亲笔签名的书总是要卖得快一些,而读者和学生们也因此及时地接触到各种重要的最新出版物。这的确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在我离开德国前不久,Gastl甚至接手了德意志银行旁边一家超市的门面而开了一家分店,这家书店的成功是显然的。
其他学术书店缺了这份底气,只好琢磨别的办法。做广告是最方便的。在图宾根,无论什么场合随手拈到一张纸,背面都可能有某家书店的广告。过去我曾感叹德国人对于纸张的充分利用意识是如此之高,各种宣传纸张都是双面印刷,以至于人们有时想抓张纸过来临时在背面记录点什么东西都很困难。至于各个系每学期印行的课程表小册子(包括对每门课的或详或略的描述),更是几乎每个书店都要来露一脸。这样实际上于学生也很方便,尤其是当他们需要按照课程的要求来购买教材或参考书的时候。教授们要讲授或研读的各种著作,总是在每学期伊始摆在各个书店进门处最显眼的位置。Beneke书店还想出来一个主意,免费送书,特别是可以三个月才结算一次书款,估计这为它赢得了一些顾客。


先刚，1973年生。自1992年至2000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随后赴德留学，现为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现已于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毕业，任教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