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有一著名批评：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在中国“个人在自身内没有固有的即定的内在生活（即真正的宗教生活。笔者注）”。黑格尔有言：
“中国的宗教不是我们所说的宗教，因为对我们来说宗教意味着精神退回到自身内……在这种场合人便从其和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退……能够使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但在中国宗教并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为真正的信仰只有在个人孤身退隐、使自己能够独立于任何外界强权时才可能具有。在中国，个人并没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独立性”。
黑格尔这里所谓“中国的宗教”是指儒教和道教，但本文下面会阐明，他的这一批评对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也完全成立。

黑格尔这里言明了何谓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能使个人取得超越任何外在关系外在强权的精神独立」。不消说世界三大精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黑格尔认为同中国宗教一样同属东方自然宗教的印度佛教，他也承认它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真正的宗教所具有的这一特征。
黑格尔指出，具有超越性——这当然包括对一切社会关系的超越——和精神性的意识是“不受‘自然’和有限存在的限制的高超地位——回到灵魂内的意识。这种因素本来包含在佛教中，传播到了中国，使中国人觉察了他们生活状况的非精神性，和拘束他们意识的那种限制”。
拘束中国人的那种限制首先和主要是传统中国种种异己的非理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对人的奴役。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没有客观化，且传统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试图和强行用家族伦理原则来规定家族之上之外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这使得中国人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处于极度病态和非人性的非理性状况，「使得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为政治和行政强权及诸多一己之私的相互利用、算计和对抗所支配，是绝对异己的」。
不幸的是，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提供任何能使中国人超越异己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摆脱其奴役的精神资源，传统儒、释、道三教均不具有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性，都无这种能力。就儒家或儒教来说，黑格尔对儒教的本质和缺陷有透彻认识。
黑格尔指出，中国人崇拜的最高对象：“天”不是印度和西方宗教的彼岸世界，“中国人的天并不具有在尘世之上的独立王国的形式，它本身并不是那种理想国，如我们所认为的天使和灵魂生活于其中的天那样，……这里正相反，一切都在尘世上”。
“天”是此岸尘世中的东西，也是“完全空洞的东西”，它是“纯然无规定的抽象普遍性”，“是一切自然的和道德的联系的完全无规定的总和”，故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归结为一种道德的生活”，这种“道德的生活”不过是皇帝和各级官吏的“履行职责”，即尊奉世俗的三纲五常这些伦理义务。
显然，儒教没有在现世生活之外之上的真正的宗教生活，儒教不是真正的宗教。
我们知道，在精神领域中传统中国人所知道的最高东西只是道德，对在道德之上的更高东西一无所知。
中国人没有彼岸世界的观念，没有灵魂不朽的观念，没有解脱和拯救的观念，中国人无论对印度人的求寂灭解脱还是对西方人的求灵魂救赎都非常陌生，中国人没有宗教生活。
儒教不是真正的宗教，那道家或道教呢？黑格尔认为，与儒教或儒家不同，道家有一定的思想性：道家“使自身沉入内在性，致力于思想，并寻求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乃是直接的自然意识“之返回自身”，这构成了“对直接的自然宗教（主要指巫术，亦包括儒教）的最初超越”。
黑格尔所言的这种超越表现为，“道”已不像儒教的“天”那样是一直接的自然实存，而是某种纯粹本质纯粹思想似的东西；“道”也不像“天”那样停留在完全的抽象之中空无任何规定，而是有了某种内容，比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
但黑格尔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更高的精神宗教在这里达到了，道的规定仍是完全的抽象，生命、意识和精神在这里都见不到”。“道”没有精神性，“道”所具有的那一内容仍是抽象的，如此抽象的东西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彼岸的精神王国。
具体说来，“道”所具有的内容或规定只是一、二、三、阴阳、万物这些最抽象的理智范畴，这些抽象观念完全不具有客观实体性，没有生命，不是能知的意识，更无从谈什么精神性，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的那种完全超越了一切有限物、有限理智和有限关系的具有客观实体性的纯粹精神性的绝对人格，故“道”完全不足以构成对此岸现世的克服、超越。
我们知道，道家追求某种不死或不朽性，但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道家对超自然超现世的具有客观实体性的精神实体完全无知，故只有精神宗教才可能有的纯粹精神的不朽性（如灵魂不朽）它是完全无知的；
某些道家幻想肉体生命不朽，这完全是无理智的自然迷信；某些道家（如庄子及其追随者）把其所追求的超越、不朽想象为个体生命消溶于气、阴阳、道这些东西之中。
但这些东西只是抽象本质抽象观念，其内容甚至只是无定形的感觉东西（如气，阴阳也只是阴阳二气），皆不具有客观实体性，更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没有客观实体性的东西谈何不朽！
以上讨论表明，尽管道家或道教对儒教形式上有所超越，但如黑格尔所言，它仍是没有精神性的，不是精神宗教，它对传统中国绝对异己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权力不可能有什么克服、超越。

最后看看三教中的佛教。前面说过，黑格尔指出，印度佛教对一切直接的实存、对一切有限物如有限理智有限关系等是有某种实质性的超越的。
当然这种超越是消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知，犹太教基督教的神亦即其超越的精神皆有能力克服、否定直接实存着的实在世界，而建立一个来自其超越的绝对精神的理性的现实世界。
这个现实世界由于是超自然超现世的精神的客观定在，因此是合乎普遍理性的道德的人性的世界，如为犹太教律法所建立的古犹太社会及根本上源于宗教改革的近现代西方社会。
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高度人道和理性众人皆知，但为犹太教律法所建立的古代犹太社会的文明人道却不像前者那样为人熟知。这里不妨举个例子：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申命记》规定，犹太人之间每七年必须无条件地豁免一切债务；并且，犹太人无论男女，如果卖身给犹太人为奴隶，在第七年应无条件地让其自由，且必须把羊、五谷、酒赠送给他（她）（《申命记》第15章））；
我们还应知，这种人道法规在《申命记》、《利未记》中是很多的，故黑格尔称在上古犹太人那里“真实的道德和正义现在出现了”，要知道黑格尔对任何一个东方民族都未说过这种话。
相比之下，由于佛教所追求和达到的超越真理只是一种抽象的绝对实体，而不是精神性的人格（如犹太教基督教的神），故佛教没有能力为自己建立一个合乎超越理想的现实世界，因为只有具有客观实体性的精神东西才有这种能力。
但佛教确实为意识提供了一个对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关系的逃避之所，能够予意识以一种消极的自由；现世生活的苦难、对现世的绝对异己的东西（如极端非人性的种姓制）和自然的恐惧，能够在这里得到解脱。
印度人追求解脱，他们也确乎在佛教（某种程度上还应包括印度教）中得到了某种解脱，尽管这种解脱还没有现实、积极的意义。
故可知，印度佛教确乎提供了一种对异己的非理性的社会关系的消极超越。
但佛教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学习印度佛教一千年的最终结果是佛教的彻底中国化，具有超越性的真正的印度佛教在中国几乎完全消失，剩下来的只是几家中国化的佛教，其中最有代表性亦最有影响的乃是彻底中国化的佛教：禅宗。
禅宗是彻底儒教化了的佛教，它为绝对非人性的、完全是有限的现世意义的传统礼教与人性、及与人生的超越意义的对立、冲突提供了这样一种调和，这种调和把非人性的传统礼教与人性的对立说成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同时称对人生超越意义的寻求只有在现世伦理纲常的生活中才能达到，这显然是对儒教伦理纲常的一种精巧辩护。
禅宗自诩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儒教伦理纲常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完全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它连佛教达到的对社会的消极超越都不是。
佛教的这种消极超越固然可说是一种逃避，但其本身在精神领域中却有某种并非虚妄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植根于佛教达到了一种在自然和现世生活之外的具有独立自为的存在的抽象实体，这使得佛教对绝对异己的现实的逃避本身能够构成一种在世俗的生活方式之外并与之对立的生活方式，因而它确乎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超越。
禅宗则不然，它是佛教的彻底中国化儒教化，它的精神、它所追求的境界连对现世生活的形式的独立性都没有，它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因此无法构成与儒教精神和伦理的任何实质性区别，它对儒教伦理、对传统中国社会没有任何超越。
至此，我们依据黑格尔的某些认识充分阐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都不是精神宗教，它们对传统中国社会、对绝对异己的儒教伦理皆无任何超越。
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的这一状况导致了一严重的不幸后果：
没有精神宗教，就没有内在的超越的精神生活，这使得大部分中国人对异己的社会关系国家政治不能有丝毫的超越或逃避，使得中国人不得不完全依靠社会关系生活，这迫使中国人只能、只知道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中寻求和要求承认，使得中国人病态地爱面子现象不能有丝毫的缓解或超脱。
有精神宗教信仰的人则不然。精神宗教所信仰的神是超越一切有限物如种种感觉、抽象观念、有限的理智和关系的有绝对的客观实体性的精神东西，甚至是有绝对的客观实体性的人格（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这种东西只能是无限内在于每个人心灵中的东西。
黑格尔有言，在精神宗教的崇拜中，“意识摆脱了自己的有限性，成为对其本质的意识”；在崇拜中，“主体否定了自己，而认绝对实体为存在，为自己的本质和实体”。
就是说，被崇拜的精神宗教的神就是每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和自我：
具有绝对的客观实体性的精神之我，尽管它常常且首先被表象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此即宗教信仰的形式），故精神宗教的信仰者能够在他与其所信仰的神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宗教生活的诸形式，如读经、祈祷、默想、忏悔、禁欲苦行等——中得到对自己的最高的绝对的肯定或承认。
因为，精神宗教的神是每个人的具有绝对的客观实体性的本质之我精神之我。

显然，一个人若得到了这种最高的绝对的承认，他对自己能否在他人、社会那里得到承认及得到多少承认就不会太在意；并且，在社会关系是异己的，在他不能在社会中得到对自己的客观承认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拒绝这个社会，回到自己的神那里，在那里他能得到对自己的最高的绝对的承认，且没有任何东西任何力量能阻止他这样做，因为精神宗教的神内在于每个人的自我中，这样的神或自我是超越了一切现世力量的。
我们知道，这就是在信奉精神宗教的民族那里可以见到的出世修道生活，这就是宗教生活——出世修道生活是其最极端的形式——的精神和社会功用。
以上讨论还可以启示我们，并非只有精神宗教才能在社会关系之外之上予我们以一种超越社会关系的精神的自我承认，艺术、哲学甚至科学研究都能提供某种程度的精神承认。
我们知道，在艺术、哲学或科学领域确有所成就的人往往不大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甚至不太在乎别人加给自己的某些荣辱，其行事做人要比一般人自由潇洒和超然得多。
在乎别人的看法，无非是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但在艺术、哲学和科学领域有成就者，这种成就已使其得到了高于其在社会关系中所获承认的精神的自我满足自我承认，相比之下，他人和社会的承认与否承认多少自然就不重要了。
艺术和哲学所以能提供与精神宗教类似的某种精神承认，其原因是，艺术、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绝对精神作为主观的东西，它是在精神或心灵自身内，作为客观的东西，它对精神或心灵显现为一具有客观实体性的对象，故绝对精神乃是精神在自身内对自己的具有客观实体性的绝对关系，在这一自身关系中精神得到了对自己的客观的绝对的肯定或满足。
科学——当然不包括艺术、哲学之类的精神科学——不属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为何它也能提供某种精神的自我承认？答案是，科学研究具有某种精神性。
诚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无精神性的东西，如外部自然，并且科学研究活动是非精神的纯理智活动，不涉及人的欲望、情感和意志，但我们也应知，真正的科学既具有某种客观性实体性同时也是一种自身关系自身规定，具有客观实体性的自身关系自身规定只能是精神性的东西。
我们知道，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主观概念之后是客观概念，而客观概念的一个意义是，它是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内容及其来历的一种纯粹的绝对的考察。客观概念由主观概念发展而来，主观概念则是具有客观实体性的自身透明的绝对自我，是对这种绝对自我的最纯粹最抽象的考察。
故可知，客观概念及近代科学既具有客观实体性，它自在地亦是一种自身关系自身规定，因此事实上具有某种精神性。为何科学研究能提供某种程度的精神的自我满足自我承认，缘由在此。
人是意识和自我意识，但更是且应是精神，只有精神才具有真理性，才能给人以解放和自由。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所以能使人得到种种精神满足和承认，从而使人能程度不等地摆脱异己的社会关系的奴役予人以自由，正是因为它们都是精神性的东西。
但我们也应知道，艺术、哲学和科学所提供的精神满足精神承认是不充分的，它们无法与精神宗教提供的精神承认媲美，它们不能取代后者。
黑格尔说过，艺术固然是绝对精神，但由它的形式（感性直接性）所决定，它不适于表达最自由最内在的精神（《精神哲学》第559~562节），故它所能提供的精神的自我满足自我承认是有限的。
黑格尔视哲学为绝对精神的最高形式，但哲学这种绝对精神是有缺点的。哲学只是关于精神和绝对精神的知识，作为知识它是无生命无精神的理智形式的东西，它不是活生生的精神，它不能像精神宗教的神对它的信徒那样给人以绝对的精神安慰和对抗强权、邪恶甚至是死亡的勇气，就像美学研究不能代替艺术鉴赏和创造一样。

科学是关于无精神性东西的同样无生命无精神的理智知识，它给人带来的精神满足和承认其局限就更大更明显了。
科学、艺术和哲学作为在种种程度上能使人摆脱异己的社会关系的奴役，给人以精神承认予人以精神自由的东西，它们还有更明显的局限。
这就是，成为科学、艺术或哲学领域的专家是需要一定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的客观条件的，这就决定了大部分人不可能成为科学、艺术或哲学领域的专家，不可能在这些方面有造诣有成就，故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给予人的精神承认精神自由是大部分人无缘享有的。
但宗教由于它的感性表象的形式，它是面向大众面向大部分人的，并且宗教信仰所能给予人的精神承认精神自由还是有活生生的生命的。
故可知，对大部分人，对一个民族，能使其摆脱异己的社会关系的奴役获得精神的自我承认或自由的方式只能是宗教，能使大部分中国人能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不得不特别要面子的窘境的方式只能是宗教；由于中国没有精神宗教，故对大部分国人来说，其特别要面子的状况是没有办法缓解或摆脱的。
至此，我们依黑格尔的某些思想阐明了中国人特别爱面子的两个基本原因：1.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没有客观化；2.中国没有精神宗教。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人所以常常只是为面子活着，常常是只要面子不要里子，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没有里子：客观的实体之我和内在的精神之我。
所谓客观的实体之我，是指个体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有客观性实体性的被承认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其人格的客观、具体的实现，是要求承认这一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性或人性的具体化和客观化。
所谓内在的精神之我，是指个体在其内在的精神生活中对自身的具有绝对实体性的肯定、承认。
由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没有客观化，致使中国人没有被客观承认有客观保障的权利，故中国人没有客观的实体之我；由于中国没有精神宗教，致使大部分中国人没有精神生活，故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实体性的精神之我。
这两方面原因就使得大部分中国人在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中除了求动物般的生存外，其真正的社会性要求只能是寻求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性：
要求承认之形式的一般的满足，即只是单纯的要面子，而无法要里子，甚至不知道人应该有里子应该要里子。
社会关系属黑格尔所说的客观精神，宗教属绝对精神。依黑格尔，一个民族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是一致的和统一的，绝对精神是客观精神的根据和真理。
据此可知，导致中国人特别爱面子的那两种基本原因应当有同一个根源，并且这一根源在汉民族的绝对精神方面。我们下面就来考察这一点，而黑格尔精神哲学仍会给我们以决定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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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个毛线球

黑格尔嘴里有信仰的欧洲人，犯罪率远高于我们，不论是未成年人犯罪还是家暴，各个层面的犯罪率都远远高于我们，很显然他们所谓的信仰都是勾批，和中果的仁义礼智信比起来一文不值

黑格尔这个精神分裂症， 跟吧里那群瑙摊的精神游牧半兽后代没什么区别，就差没写出星球大战前传了

典型的自从得了神经病，精神都好多了

精神正常的时候反倒默默无闻，自从精神出了问题，立马一鸣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