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邵 方(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重庆400031)[摘 要] 关于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游牧与农业的分离，其中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混合经济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游牧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第三，中国北方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北方青铜时代，人们已生活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方式中。第四，在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中国北方游牧兴起的重要原因。[关键词] 中国北方；游牧起源；混合经济；青铜文化[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4)01-0144-06一、 游牧与农业的分离二、 关于游牧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层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1]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3]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4]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5]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6]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7]

以上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类型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在生产工具中，细石器所占比例较大，显示当地的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区人群更依赖畜牧或者狩猎。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受挫造成的。从部分聚落由河边台地迁移至谷地的断崖上，可推断为这是由于人口增长带来剧烈的资源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另外，从阿善三期的细石器与骨角器在生产工具中的比例明显增加而磨制石器(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减少来看，似乎表明当时人们在农业活动方面受到挫折，从而增加了对狩猎或者畜牧的依赖。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畜牧业原来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面的挫折会使得人们加重对另一方面的依赖。西方学者大都同意欧洲的农业起源于西亚。[13]西亚一万年前就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西亚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前有一个长达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这正是农业孕育或起源的时期。[14]中石器时代晚期的纳吐夫文化不少遗址已有建筑及初具规模的村落遗迹，仍以狩猎采集为主，但正在向农业方向发展，并有了畜牧的萌芽。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只经历了两千年，随后进入了约三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三千年，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种植小麦和牧养绵羊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已经成熟，并开始向四周扩散。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已进入了定居农业发展阶段，包括蒙古草原和中亚。房子为半地穴式，石锄、石磨盘、石杵和牛、羊骨骼的出土表明，内外蒙古草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一致。中亚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是哲通文化和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两者在经济类型上均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受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总之，新石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居民和他们南部的邻居一样，过着以定居农业为特色的经济生活，还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表明新石器时代存在游牧部落的客观证据，至于游牧民族的形成就更晚了。[15]三、青铜时代与游牧的兴起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大量乌兰察布岩画显示，在青铜时代乌兰察布草原出现了车辆，其车形不仅与我国殷商时期的车形大致一样，也与中亚各地青铜时代的车形相仿。“游牧养畜业促进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物质文化的建立。这一时期已经发明并启用了一些运输工具，例如，鞍桥和用来载人运货的各种兽力车、活动住所——毡包车的出现，就是这种终年游牧的特殊标志……(内蒙古乌兰察布)岩画上可以见到一些四轮车和双轮车的图像。带有幅条的四轮车，车轮被固定在两根简单勾画的车轴上，在车的前部画一个从圆心辐射出一些直线的大圆，这显然是用来表示毡包车的圆顶。车辆由两对挽畜牵引，挽畜颈上套轭，轭的中间与单辕相连。”[16]在乌兰察布岩画中的四轮车和双轮车，是乌兰察布草原新的物质文化标志。在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已发掘的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墓葬中，也发现大量的以动物文饰为特色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武器、车马器和随身装饰品。这些墓葬中还有大量的以草食动物马、牛、羊为主的殉牲。[17]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带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在这些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品，随葬的陶器也非常少。武器与马具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武器主要有短剑、刀、镞，以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镳等。根据这些考古遗存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已采取了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生活方式。主要证据如下：首先，文化遗存大多出于墓葬，而绝少发现居住遗址；其次，墓葬中多有马、羊骨随葬，除饮牛沟发现一具猪骨随葬外，其他墓葬中都不见猪骨；再次，可被用于翻土的铲、收割谷物用的长方形带孔石刀，以及加工谷物的工具如杵、臼，几乎从考古遗存中消失。这与《史记》中所描述的汉初匈奴人的经济生活相符。而肉、乳与乳制品已成为匈奴人的主食。[11]（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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