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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作者：叶坦　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世界范围内有关石田梅岩心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迄今为止似尚无对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思想及儒学的关系进行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石田梅岩经济思想的重点分析，以期对上述缺憾作出部分弥补的尝试。一、石田梅岩的生活时代与思想渊源德川时代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始的“心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町人的哲学”中蕴积的商人精神分不开，心学的兴起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认识梅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渊源，是研究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基础。石田梅岩1685年9月15日生于丹波的桑田郡东县村（今龟冈市东别院町东挂），名兴长，通称勘平，号梅岩。1692年他到京都商家当“奉公”（学徒、小伙计），1699年辞归乡里。1707年再度上京，在吴服商黑柳家当学徒，后升小掌柜。1727年辞去，1729年在京都车屋町御池上町初开讲席，此即心学发端之时。1739年7月《都鄙问答》刊行。1742年正月，他在大阪开讲席，并与神道家问答。1744年5月《齐家论》（亦称《俭约齐家论》）刊行，是年9月24日去世，27日藏京都鸟边山延年寺。主要著作《都鄙问答》和《齐家论》，及其后学编辑的《石田先生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石田先生事迹》（以下简称《事迹》）等。石田梅岩活跃的享保时期，是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统治时期，这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町人势力勃兴。《语录》卷一五记载：“世间一统，自元禄迄宝永年中，金银山积，因繁昌而生奢侈，其余风残存至今。奢侈风行而庆长年中风俗可知。“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以及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的武士生活，与工商业者建立的货币经济之间产生矛盾，首先表现为幕府和诸藩财政危机的加剧。因此德川吉宗进行幕政改革，即著名的“享保改革“。改革一改此前的“文治主义”，以奖励武艺、禁止奢侈游惰、提倡俭约为宗旨，振兴产业以图增加收入。这是一场以武士为本位的改革，从町人来看，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的不振和经济不景气。这一时期，对于发展起来的町人阶级来说，也是受到锻炼的重要时期。研究德川时代的著书，大多对这一时期有所记载。竹中靖一对“石门心学”经济思想有系统研究，其《石田梅岩的时代》文指出：“江户时代是町人勃兴的时代。在文化诸方面有创造性的工作，几乎都是町人做的。元禄文化是真正活跃的町人文化。由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也是从町人之中、由町人之手、为了町人以倡言町人之道而创立的思想体系。石田梅岩最初开讲席的享保时期，是日本逐渐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的时期。“（见古田绍钦等编：《石田梅岩的思想》，第12页）日本自战国以来，勃然兴起的町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建立起全国规模的“商业社会”。但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呈现出一定的畸形性。享保改革不顾町人的激烈抵抗，试图维护封建秩序，采取“重农抑商”的方针。享保时期的思想家，许多依旧从武士本位的立场出发，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他们强调“町人无用论”，并主张抑制其利润追求，以荻生徂徕为典型代表。徂徕《政谈》强调武士归农和抑制町人为第一要务。武士的“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思想，在林子平的思想中很突出，其《上书》说：“町人仅以吸取诸人之禄为计，此外无益者也。”另外，如高野昌硕的《富强六略》等，也倡言“商业无用论”。然而，基于町人立场的论点和主张也逐渐多了起来，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代表町人利益的许多著书，如西川如见的《町人囊》（享保四年）、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享保十三年）等等，而在深刻性、系统性等方面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石田梅岩的论著。思想家的新论与町人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町人以大阪的批发商为中心，强调以“本商人”自勉，逐步确立起所谓“町人之道”。透着重信用的“正直之道”的町人风姿，在井原西鹤那里已有描绘。在西川如见的《町人囊》中，显现了町人的自我意识。在“本商人”意识中产生出强劲的道德性能量，通过石田梅岩而得到反省、自觉和体系化。寻求在封建性秩序中町人的生存正道，对町人进行教化，是石田梅岩的强烈意愿。“这可以说是由新兴町人的转变所产生的精神的自觉，因此是石门心学创立的意义之所在。“（《石田梅岩的思想》，第39页）。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作者：王子今　【摘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现代经管启示从孔子开始作者：周毅　　　研究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和未来社会，尤其是对于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是中国乃至世界学者常创常新的恒久课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一书的作者唐任伍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首先要从研究儒家文化开始。东亚一些被称为儒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的崛起，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单纯地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作用来探寻经济起飞的根源，显然缺乏充足的说服力，具有协调、和谐人际关系，营造和平、宽松的经济发展氛围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中具有重大的作用。　　西方著名学者诺思认为，任何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成功，除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正式规则的改变外，还不能忽视文化的非正式规则的功能效应。小托马斯也曾说过，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技术或经济资源、织织结构、发明创造的作用；经营管理的成败与否在于文化。日本一位学者倡导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引进文化论，经营和管理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国的佩鲁指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作用，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马克斯·韦伯在风靡全球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著名假说：新教伦理在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甚或全部现代文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创造财富和发展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至高无上的光荣奉献的精神源于伦理动因。　　唐任伍教授旁征博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比较研究各种文化中描述道，中国古代文化与印度古代文化、欧洲古代文化、阿拉伯古代文化相并列，同为世界文化史上富于特色的、影响巨大的文化系统，是今日中国文化之“根”和“源”。长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诸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本主义思想、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无神论倾向、任人唯贤的原则、舍身取义的节操等，继续成为中华民族奋进不已的精神动力。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启示。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迥异，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唐任伍教授不无乐观地希望，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起了重要历史作用。17世纪以前，儒家伦理精神维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在21世纪，儒家文化是中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智慧资源。在未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仍然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智者的启迪。正如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指出的，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生活下去，那就必须退回去，回到公元前6世纪，以便从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中受益。　　唐任伍教授在他的新作中精辟地分析道，儒家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表现为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天学”文化，也不同于印度佛教的“鬼学”文化，而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儒家提倡的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在中国加入了WTO的今天，骨子里流淌着儒家文化滋润的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同样是儒家文化“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作者：叶坦　大凡燔经绎史者不能不注重出土文物——“历史一”，这恐怕也是其他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共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要求以考古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来印证书籍文献；到饶宗颐等人则又有加，提出“三重证据法”，将出土文物分为“有字”和“无字”两种，认为不能忽视后者的史料价值。我们知道，研究方法的改进、理论视角的变换等，都可能对以往的一些“成论”带来冲击；而出土实物与文献资料的互证则可能从根基上修正或改写以往的学术史，不可不慎。也恰恰如此，有价值文物的发现或出土，便促进科学研究的进步乃至“革命”。如，若没有王懿荣1899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发现甲骨文，导致殷墟考古发掘产生近代考古学，带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划时代发展，大概就难有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7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汉帛书（1973）、睡虎地秦简（1975）、曾侯乙墓战国初期简（1978）、以及近年尹湾汉墓简牍（1993）、荆门郭店战国中晚期楚简（1993）等等的发现，对典章、律法、官制、学术等研究颇具价值，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面世以来，由于楚简中的儒道典籍学术价值颇高，许多学者投入了研究。庞朴先生发表《古墓新知》（《读书》1998年第9期）等文章，说郭店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还说这可能提供儒道两家关系的“一个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大信息”，确有振聋发聩之益。他还列举了儒家反对“有为”的材料，又说“不过在竹简儒书中还未发现提倡无为的话。这些有同有异之处，大概便是当时儒道的界限所在。”儒道关系历来是学术思想史的复杂问题，而且在许多论题上两家的界限也不大容易厘清，例如“天”“人”、“性”“理”、“道”“德”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无为”都是道家学说的典型话语，以此作为道家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应是很有道理的。庞先生即以此作为儒道两家的分界，并进一步把关键点定在反对“有为”与提倡“无为”的差距上。他列举了简书中“父孝子爱，非有为也。”（《语丛三》）“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为也，弗得之矣。人心不能以为也，可知也。”（《性自命出》）等材料，说明儒家一般反对有为。另外，简书中有关儒道联系，我还看到如《语丛一》的1号简和104号简都有“凡物由望（裘锡圭先生按：疑当读为亡、无）生”等，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老子的“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不过，此次整理出的简书中的确没有儒书使用“无为”的话语（不知被盗楚简中是否有），但文献材料则不然。我想列举一些儒书中单纯使用“无为”语辞的例子（不包括其他类似道家的论点），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探讨。先来看儒家经典集成“十三经”之例 ——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周易•系辞上》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无？！《毛诗•王风•兔爰》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毛诗•陈风•泽陂》天之方？，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毛诗•大雅•板》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礼记•礼运》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礼记•中庸》

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作者：赵凌云一、中国古代经济理论史上的“李约瑟之谜”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于1954年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说：“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俐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呢?”1969年，李约瑟又用更精炼的语言重述了这个“谜”：“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与命运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着惊人的类似。李约瑟是基于中国古代科学、科学思想、技术及医学的发展提出这个“谜”的。我想，如果他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他会将经济思想涵盖在这个“谜”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辉煌的发展，产生了诸多足以构成近代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理论元素。但这些理论成果最终处在“前科学”的形态，而未能发展成具有“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果这个“谜”的提出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说明并解开这个“谜”需要回答下述三个问题：1．光秦诸子百家是否形成了与大约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的经济思想相媲美的经济思想？2．中国古代是否产生过足以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元素?3．中国古代经济理论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科学”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与古希腊学者类似的经济思想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给予肯定的回答。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仅举几例：公元前645年以前，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而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则鄙视手工业和商业。范蠡提出了谷贱伤农的概念，表明他已认识到价格机制对生产者的激励作用。他创立了一个经济循环学说，在《计然》中，他根据天文学成就，将“天道循环”引起的年岁丰歉现象与整个社会经济情况联系起来。李悝与色诺芬大约同时代。他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这一观点与色诺芬观点类似，但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而色诺芬只是认识到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等等．可见，与古希腊学者同时代，甚至更早的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的，有些且具有超前性。三、中国古代的“自由主义_”经济思想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沦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难怪日本学者桑田幸三在他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中发出感叹：“司马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进一步说，熊彼特的思想，他的动态论、发展理论的内容，在《货殖列传》中已经有了。司马迁确是一位仰之弥高的伟人。”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作者：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四川重大考古发现罗家坝：巴国灭亡之地？作者：苑坚　《扬子晚报》消息：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疑为巴国王陵的豪华墓葬的发掘，令考古专家们欣喜不已。“我们希望这次发现能为解开巴文化中的一些谜团找到直接证据。”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高大伦说。　　巴人历史和巴人文化在更多意义上还只是一种传说，因为现有的文献中，关于巴人和巴文化的记载少而零散。巴人大约4000年前就生活在重庆、湖北、四川境内。古代巴人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古老文明。但在2000多年前，他们却神秘地从长江中上游地区消失了。巴人没有可分辨的成形文字体系，所以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考古专家们虽然历经种种努力，还是没有找到多少有价值的考古学实物证明。传统上认为，巴国的文化中心在三峡一带。所以，三峡工程开工前后，全国考古界在三峡开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集中的考古行动，试图破解巴文化之谜。数百位考古人员历经近20年的苦苦搜寻，虽然找到了许多巴文化遗址、零星的文物和许多小型墓葬，但从来没有找到巴国王侯一级的墓葬，巴文化和巴国仍然深藏在历史的谜团中。　　文物考古工作者过去在长江三峡流域、嘉陵江流域曾多次发掘出巴人文物。高大伦说，自从宣汉罗家坝巴人遗址被发掘后，古代巴人主要生活区域被重新定义，即北至秦岭大巴山南麓，东至湘西、鄂西（含三峡），西至嘉陵江流域。　　历史上传说，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了川西的蜀国后挥师剑门关，直取长江中游的巴国，几个月后，被逐到嘉陵江流域的巴国无声地灭亡了。而罗家坝遗址正位于嘉陵江的支流渠江岸边，墓群中出土了大量被砍杀、被箭镞射死的士兵，这是否表明罗家坝与巴国的灭亡有某种未知的联系呢？　　高大伦说，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礼器、兵器、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中，有的器物是多件套的，这都是巴文化的特点。此外，器物反映了巴文化组成的多元性，有巴、蜀、楚与中原文化。在传统上认为比蜀还要落后的偏远的川东地区，能够找到这样丰富的巴人遗存，的确是令人吃惊的，这表明巴人与外界的交往是极为频繁的。通过初步勘查，罗家坝是大型墓葬群与遗址结合在一起的巴人遗存，这对全面深入探讨巴文化内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高大伦说，希望罗家坝豪华墓葬的进一步发掘，能给巴人文化的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向的探讨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向的探讨 -------------------------------------------------------------------------------- 作者：高翔、刘凤云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4-10 23:54:53发布)　　阅读2614次【内容摘要】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二者间的交融与冲突曾直接影响着王朝盛衰、世代隆替，同时，也左右乃至规定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方向。就历史而言，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两种文化间建立起比较稳定、全面的接触关系，其特点是游牧南进与农耕重心南移；降及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形式，都促使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趋势。【关键词】文化圈民族融合一体化本文将对古代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并对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扩散或发展方向予以粗略分析。一、两种文化圈的出现与政权对峙文化圈是特定文化比较稳定的存在区域，其内部具有相对统一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形，《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ｆěｉ＠①"。[1]代夏而起的商本属东夷，经辗转迁徙至河南东部以后，发展了农业生产，甲骨文中有"王大人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的记载，在殷墟出土的石斧、石刀也反映出耕作已成商人普遍的生产方式。在商末兴起的周是以农业著称的部落，它为抵御西北游牧的骚扰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其首领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2]在公元前11世纪，周卒以农耕强盛，灭掉商朝，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在其内部通过宗法制的分耕建立了初步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井田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生产方式。尽管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割据，但作为各国共同存在基础的农耕文化却在彼此竞争中获得长足进步：铁器使用日益广泛，牛耕开始推广，农学理论出现，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秦汉时期，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以及儒家独尊地位的形成，中原农耕文化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开始在意识形态、道德风尚等诸多方面以一体化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北方游牧文化圈的出现年代，迄今为止尚无确切资料，但有关游牧部落的活动却史不绝书，如甲骨文记载：公元前1310年前后，由商王武丁率领的军队曾与北方异族展开长达数年的战争，将其阻于边塞以外，这一民族即是名扬后世的游牧部落鬼方。战国秦汉时，匈奴成为北方游牧的主体，约在秦末汉初（公元前209年稍后）[3]，单于冒顿歼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第一次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政权，《史记》称："自淳维以至头曼千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4]由此可以推断，在公元前13世纪以前，蒙古高原就已成为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降及秦汉，形成一体化社会形态，开始以统一姿态与南方农耕文化并存。冒顿统一塞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异常深远的意义，它使中国在具有两种不同类型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长期对峙的政权组织，即"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尽管以后中原和漠北都有过人世代谢，聚散离合，尽管元朝曾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总的说来，清朝以前，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未得到根本改变。

专家建议：草原文化应是中华文明三大主流之一专家建议：草原文化应是中华文明三大主流之一 -------------------------------------------------------------------------------- 作者：李欣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31 7:15:17发布)　　阅读2607次　　人民网呼和浩特7月24日电记者辛阳报道：辽阔的草原，是我国远古先民长期繁衍生息的地方。位于大青山南麓的大窑遗址，距今约有50万年，记述了原始先民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反映了以聚落形式定居的农业生活；匈奴建立的草原上第一个统一政权，创造了草原游牧文化的雏形，而后的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演变出了北方草原上朝代更迭、民族兴衰、文化相承、融合的沧桑岁月。　　草原文化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明。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有关专家提出：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之一。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课题组有关专家表示，在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已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对于草原文化的研究相对滞后，特别是把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尤为不够，这是中华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憾。草原文化并非“荒蛮”、“粗野”的文化，它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制、艺术、风俗、生态等系统、深刻的内涵，是人类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文化成果，而且具有雄厚气质、开拓禀性、智慧灵气和委婉青海的独特风格和魅力。　　课题组有关专家介绍，在以往的论述及研究中，经常从中原文化“正统”意识出发，忽视、排斥甚至贬损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别有用心地割裂草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联系，为“中国以长城为界”制造依据。然而，草原文化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原内地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发展活力，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所不可缺少的。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李欣玉）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 作者：贺卫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4-19 1:40:33发布)　　阅读3228次【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关键词】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中国文化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移民实边”，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关于历史上游牧文化区和农耕文化区界线的主要观点从很早起，人们就对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有了初步的认识。当然，古人主要还是通过对不同时代游牧民族的认识，获得了一些文化区域方面的知识。在秦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区主要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带，其核心地区当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而处于黄河上游地区的今天的甘肃、青海和宁夏地区。从考古发掘来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属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区域。但是，从古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早期游牧民族的活动和分布来看，基本上属于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游牧经济区。目前的学术界对于历史上游牧文化区的划分，虽然并没有形成定论，但是，从有关的研究论著中，仍然能够发现各家观点的明显不同。

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作者：郑君雷内容提要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近年来西方学者则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认为游牧专门化的动因包括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方面，其中Khazanov对于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近东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大陆、欧亚北部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游牧业起源情况的总结代表了西方学者近期的整体性认识。本文首先对这些情况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基本取向进行了评述，并且指出了其在中国游牧业起源研究问题上的启示意义。关键词西方学者游牧文化欧亚草原起源评述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业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 Nomadic Alternative(游牧选择)》①(1993)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②，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③。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一一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④。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仁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已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⑤。

中古前期独领风骚的北欧造船技术作者：真宫寺津　　中世纪时代，欧洲人的造船技术分为南北两种风格。中世纪前期，以北欧人的造船术最富特色。　　北欧地区水域宽广，居民们很早就建造了船只作为水上交通工具。考古学家曾在丹麦发现了许多属于青铜时代的船只的图画。这些图画有的刻在岩石上，有的刻在武器上甚至男子的剃须刀上。画中船只船体较长，船首十分高大，类似天鹅颈状，上面还刻有各类动物头像，船只中央画着一株竖立起来的树木。在日德兰南部的约尔斯普林沼泽地区，发掘了一只大约建造于公元前后的船，与青铜时代的图画船颇为相似。船身细长，长达42英尺，结构精巧，宛如一艘竞赛快艇。每块船板都很窄，不用钉拢，而是合了缝之后再绑缚在骨架上。中世纪早期，北欧船又有一些新的发展。1863年，在丹麦的尼达姆地区发现了两艘大船。其中一艘现存石勒苏维格的一个博物馆里，船长60多英尺。此船已显示了北方船不同于南方船的三个特点：　　1.船板“塔接”法（Clinker—built），即船板相叠而成，而地中海船舶是“平接”（cravel—built），船板合缝拼平，所以表面光滑。　　2.尼达姆船是“双头”，即船首和船尾都高昂，造型没有什么区别，而南方船只的头尾很不一样。　　3.无甲板。船主要靠桨来推动，还没有桅和帆。此船略带圆形，只有一个粗糙的龙骨。　　8世纪，维京人的船开始发展为帆船。在瑞典果特兰群岛上所留下的一系列这个时期的雕刻中，已发现帆不是一小块布，而是满面的方帆，帆面还涂有红蓝等条状色带，成为一种夺目标识。帆的下底系得很松，没有置一根横桁。从8世纪末开始，维京人驾驶着帆船向各个方向的海洋推进。他们迁徙的范围很广，是当时世界上优秀的航海民族。在英格兰他们被称为丹麦人，在法兰克、意大利他们被称为诺曼人，在罗斯、爱尔兰他们被称为瓦兰几亚人。他们还敢到远海去冒险，航迹往西达到了冰岛、格陵兰岛，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甚至到了北美洲的陆地上。毫无疑问，他们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是与具有先进的造船及航海技术相联系的。　　已发现的一些船体很能说明维京船的特点。典型的是挪威的两艘船。一艘是1880年在挪威的戈斯塔德找到的。另一艘是1903年发现于挪威的奥塞伯格。两地都在奥斯陆附近。据鉴定，奥塞伯格船建造年代约800年左右，是一艘长型船，长21米，宽4米，船身只有1.5米高，因而是干舷低、吃水浅，适宜于在近海水域中航行。戈斯塔德船则是一艘典型的战船，宽度虽与奥塞伯格船同样，但长达24米左右，深2米左右。后来在丹麦哥本哈根北面的一河口处发现了5艘双艄船，年代约为10世纪，船上装满了石头等物，据分析是有意沉下封锁水道以防入侵者。虽为同一船型，但式样、体积及年代都各有不同。其中的大船肯定是帆船而非划船，吃水深，船舷较高，可能是运兵船。　　根据各种船体材料分析，诺曼人的船只大约有如下特点。这些特点大多是在前述尼达姆船时代形成的，也有部分是在9至12世纪间进一步发展而新出现的。　　1.船体为长船状，但中部要比南方地中海的长船宽得多，船的头尾接近对称，都呈尖翘状，离海面很高，称为双头船（double—ends）。整个地看船身，为平滑弯曲的线条，从高船首到中间的近乎圆形再到高船尾，曲线很优雅，头尾都似蛇龙昂头，遇到危险时还可将头尾去掉。　　2.动力以扬帆为主，兼以划桨助推。“有一根或者最多两根张着纵帆的桅杆”，桅杆一般立在中心处，如戈斯塔德船桅杆就树立在中心处一块形状象鱼的坚硬石块上，并有支桅索。为了抗击北部海域上的大风，维京人船上设置的大方帆（单帆）一般都用皮革制成，或用加进了皮革条的布制成。船上还设计有帆脚索，可以牵动帆顶风的那一面，使船在横风的情况下仍能顺风航行。专门设有固定船桨的装置，如戈斯塔德船每侧均有16个桨洞，从船舷的上边穿下，形似锁孔，扬帆不用桨时，用滑动的形似梭状的木栓将桨孔盖住，以使水不进入。桨片上也置有盖板，划桨时将盖板撤走。

维京长船摘录自《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作者：戴尔.布朗翻译：金冰运送武士前往欧洲、北非、小亚细亚以及北美洲的维京长船大多出自技术娴熟、临海而居的造船师之手，它们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起技术的构造也令人叹为观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考古发现生动地记录了维京船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1世纪期间的发展过程。下图展示的是一些按时间发展顺序排列的维京船只的截面图和侧面图。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维京船发展的一些变化。实际长度如图下方的比例尺（单位：英尺）维京船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海上掠夺和远航所设计的战船，一类是用来运送货物的商船。战船轻而窄，速度较快。两侧布满桨洞。当逆风行驶或需要用力划桨的时候，桨手可以轻而易举降下船帆。相反，货船船身又高又宽，且桅杆固定不动。但两种类型的船只在建造技术上都有一共同点：即船身外面包裹着一层船板或称列板。船板间的空隙由动物毛和植物纤维制造的绳索填塞。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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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疯狂憎恨祖国的汉奸之祖－－－中行说 [转帖]疯狂憎恨祖国的汉奸之祖－－－中行说由于自私和怨恨的心理，是汉奸历史最悠久的成因。记得第一个汉奸是中行说，可被奉为汉奸的祖师，当之无愧！他是西汉文帝的宦官，代地人。对匈奴的风俗很熟悉，大臣们推荐他陪嫁公主去匈奴和亲，他不肯（倒也理解，2200年前的漠北没人想去）并威胁道：你们一定要我去，我就与朝廷为敌。他真是很认真的实践了。多次引领匈奴南下，抢劫财物，掠夺人口为奴，给自己的家乡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种汉奸是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了。现在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只要他认为受了“委屈”，不由分说，大骂国家，从制度到历史，无所不及的大有人在。当然，洋人会乐观其成，间或给有功的几块骨头，害的小汉奸们眼红，愈加卖力。这种汉奸的最大特点是“主动”的！“香蕉人”里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