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船考 封越健 漕运制度是明代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由水路转运南方粮赋供应京师百 官俸禄、军饱和宫廷消费。舟船是它的基本条件之一。运送漕粮的舟船，明 代史籍中称为漕船、粮船或运船，也有与民船相对而称为军船，又把运粮北 上的称为重船，归返的称为回空船只，或简称回空；或因其船式称为浅船、 遮洋船。漕船由漕运衙门统一管理，有一些专门规章制度。本文仅就有关问 题作一些考证。 一、漕船的种类和式样 明初曾从太仓海道运粮至辽东、天津，永乐十三年 （1415）停止海运， 实行河运，但还保留了由海道运粮到蓟州等仓。隆庆、万历之际又短暂地实 行过淮安到天津的海运。因此，明代的漕船有海船和河船两种。 1.洪武、永乐时期的海运船 洪永时期的海运船有一千料海船和四百料铅风海船两种 （料为船只载重 单位、若干料船即为载重若干石），除明初 《诸司职掌》记载了修造这两种 船所需物料外，其它史籍中对它缺少记载，大约不久就失传了。万历 《明会 典》卷二○○ “船只”中既不把它归入海运船，也不归入粮船，而且无以名 之，只将它别为一项，列于各种船只之首。但它又说： “永乐初，漕江南粟， 一由海道至直古 〔沽〕口，入白河，抵通州，??海运用遮洋船。”《天工 开物》卷九则记载： “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次者曰钻风 船 （即海鳅）。”这两种说法略有不同，但都说洪永时期的海运是用遮洋船。 而实际上永乐十八年 （1420）遮洋船才开始专用于蓟州海运①，并非洪水时 期漕运江南粮食的海船。 明前期登州曾专设海船运送布花、钞锭至辽东赏军。登州卫原设海船一 百只，因罢海运，至 （正统）十三年（1448）减八十二只，止存一十八只， 岁拨五只装运辽东赏军花布、钞锭。②这里所说 “罢海运”，即是永乐十三 年停止洪武以来漕运江南粮食的海运。因此登州卫的海船即是洪永时期海运 所用的海船。嘉靖中龙江提举司主事李昭祥撰 《龙江船厂志》卷二载：“按 海船者，即元之运船也。元都燕，挽东南之粟由海道入直沽。国初因之，永 乐十二年会通河成而海运罢，然犹用之以输辽东之花布，以备倭夷之侵扰”， 也说明 “输辽东之花布”的海船即是“挽东南之粟”的海船。《名山藏》卷 五○亦说： “海运罢，其海船以运布花于辽，及改为遮洋船通蓟（州）、永 （平）运”。可见，运布花于辽东的海船就是原来漕运东南粟的海船，而遮 洋船是经过改造的另一种海船。这样，我们大致可以推定，洪武到永乐十三 年运送江南粮食到辽东、天津的海运船，即是后来登州卫输送辽东布花钞锭 之海船。这种海船正德四年 （1509）一度以布花折价陆运停罢，五年复造， 嘉靖三年 （1524）奏罢，到李昭祥时 （嘉靖三十年任龙江主事）已经“尺度 无考”，李昭祥以 “海船之不可废，??因访其遗制，图以俟考焉”，为我 们留下了这种海船的图样 （见《龙江船厂志》卷二）。 关于明初海船，另一可知的情况是永乐时工部尚书宋礼提到过一千料海 船需用 100人驾驶②，其它情况便一无可知了。 2.隆庆、万历之际的海运船 （附两头船） 隆庆五年 （1571）因徐、邳一带黄河淤阻，运河不通，海运之议纷起。 山东巡抚梁梦龙在淮安买米2000 石，雇淮安海雕船五只，每只装米400 石， 用 12人撑驾③，又在胶州买小麦二批各600石，分别雇灵山岛船三只、四只 装载④，从海道运往天津。次年正式奏准实行海运，因海船未及打造，在淮 安雇船300 只，运漕米 12万石，以平定宁静安全为号分为六小总，每号运正 粮 2万石，每船400 石，运至天津⑤。这次所雇淮船，应也是海雕船，属于 

沙船类型，其船形，据当时直隶巡按李栻说： “今岁海运皆雇募滨海地方捕 鱼船及沙船，其制尖首阔腹，深舱高舷，上无棚楼，平安镇板，与南方河船 大略相似。惟其尖首阔腹而上无棚楼，可以破浪而不鼓风，惟其高舷深舱而 平安镇板，可以重载而不近水，且掌驾无有隔碍而帆樯便于转旋，河海俱为 便利。”⑥ 隆庆六年 （1572）经漕运总督王宗沐奏准，从次年起每年海运淮、扬二 府漕粮20万石，造船436 只 （内有把总座船10只），每只载粮600石，并 装水、什物等约200 石，最大装载量估计可至 1000石，每船用 12人，分别 于湖广、仪真打造，15年改造一次⑦。万历元年 （1573）这种海船初次海运， 漂没6 只，海运随即停止。经王宗沐奏准，这种海船改用于河运⑧。但因“海 船重而浅船轻，彼此并壅”，不便航行，万历二年直隶巡按萧泮建议将它改 作战船或变卖，但未获批准⑨，次年经户部题准， “改海船以疏河道”⑩， 这种海船才退出了河运。 弘治时大学士丘濬提到过一种用于海运的两头船，他说：“臣家居海隅， 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 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又 “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11）。这种两头船 “未 之前闻也，其说始见于丘文庄公” （12），但丘璿提出后，许多书都提到这 种两头船，并都画出了图样，如 《筹海图编》、《武备志》、《三才图会》、 《龙江船厂志》等。这种两头船未见实际使用，只有嘉靖时一度议行海运， 协助筹备海运的崔旦提出要用两头船 （13），但那次海运最终未实行，这种 两头船也始终未成为实物。 3.遮洋船 遮洋船用于从天津到蓟州的海运。现将万历 《明会典》卷二○○所列遮 洋船和浅船的式样列为下表，以便比较。 续表 项 目 遮 洋 船 浅 船 备 注 龙口梁 阔1太尺，深4尺8寸 阔1 丈深4尺 使风梁 阔1丈5尺，深4尺 8 寸 阔1丈尺，阔3尺8寸 后断水梁 阔6尺，深6尺 阔9尺，深4尺5寸 遮洋船 《漕船志》作阔 9尺5寸 两厥 各阔4尺5寸，共9尺 共阔7尺6寸 从上表可知，遮洋船长 （头、底、梢长之和）共8 丈2 尺，阔 （使风梁 阔） 1 丈5 尺，较浅船长 1 丈 1 尺，阔 1 尺，各部分都较浅船为大，其船 式介于洪永时期的大海船和浅船之间。 早期的遮洋船 “南京并直隶各卫岁运蓟州等仓粮三十万石，驾船三百五 十只，用旗军六千三百人” （14），每船载重量在800 石以上，需用 18人， 有较多的海船特征， “旧设遮洋船以从海运，船大人众，载米亦多”（15）， 而且 “梁阔底深，闸河水浅难行”（16），不适于内河航行，因而成化二十 三年 （1487）十月奏准： “悉改为潜船而均派其人米之数” （17）。这里所 谓漕船，即是浅船，嘉靖时漕运总督俞谏说：遮洋船 “成化间又因海道不便， 始自小直沽开通新河一道。 当将遮洋海船每二只该旗军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只，旗军六千三 百名。时船只、运道虽改，卫所官军俱仍旧役” （18）， 《通漕类编》卷二 亦载：遮洋船 “原系火船三百五十只，后改作中样浅船五百二十五只”。经 过改造，巨船载重五百余石，用十二人，后来称为五百料遮洋船 （19）。《明 会典》所载遮洋船式样，即是经过改造后的式样，它仍较内河浅船为大。《明 会典》卷二七又载： “（成化）二十三年，令改造遮洋运船为浅船，从新河 趱运，其运粮并人夫，亦照浅船例均派，每船旗军十名”， “该造遮洋运船， 照依浅船里河木料一例打造”，把经过改造的遮洋船当作与浅船一样了。但 

实际并非如此。 《明会典》同卷即载嘉靖时“遮洋一总，每船额设旗军一十 二名”，它的造价、木料也与浅船不同。遮洋船完全改为内河浅船是在万历 二十三年 （1595），这年题准： “遮洋海船照依山东总下浅船规式改造，每 船减去运军三 〔二？〕名，止用见军十名领总。”（20） 4.浅船 明代漕运主要实行河运，用于河运的是一种四百料浅船，它的式样已见 前表。这种浅船 “阔欲承载之多，浅欲盘剥之易。原定漕式，过越洪闸，涉 历江河，最为轻便” （21），其船式适应运河水浅的情况，万历初河道总督 万恭说： “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 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又限浅船 用水不得过六拿，伸大指与食指相距为一拿，六拿不过三尺许，明受水浅也。” （22）《天工开物》卷九载有这种浅船的图样，并说它可载米2000 石，按它 的大小，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3）但这种四百料浅船最大装载量远超过 400 石，实际运输中，正额漕粮加上各种附载，可超过七八百石，它的最大 装载量很可能达 1000石，天启时工部尚书王佐曾说：“漕规每船正粮不过五 六百石”，而 “装载私货不啻数倍”，要“今后造船定以千石为限”（24）， 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虽然四百料浅船有规定的式样大小，但各地浅船仍有大小之别。湖广、 江西的浅船因为要涉历长江，比别处为大。万历元年 （1573）督漕参政潘允 端曾以湖广、江西漕船 “深大坚固，二船可抵三船”，建议以此改造别省漕 船，可以节省造船经费 （25）。万历后期虎贲右卫浅船曾 “奉例改造大船由 长江径抵江西水次领兑” （26）。万历中遮洋船改为浅船还特地指明要照山 东浅船式样，可见山东浅船与别地也是不一样的。 四百料浅船每船用军十名，但浙江都司运船“每船或军十名，或十一名， 或十二名” （27），内选一名 “身家有力者”为旗军，又“推一老成者纲领 之，谓之纲司；次纲司者又有拦头、扶柁二人，相协持之；旗甲则管领之。 凡出纳必周，悉于纲司籍记之，余则共利，少则共偿，其赢缩利害亦同也” （28）。这种分工也存在于遮洋船。 早期河船并未统一为四百料浅船。永乐无年 （1403）河运北京的船有三 种： “自淮安用船可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 复以浅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坡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 （29），这次 河运所用系是民船，尚非官府统一打造。永乐十年 （1412）工部尚书宋礼打 造浅船500 只系二百料船，每船用20 人 （30）。 《通漕类编》卷二载：“永 乐至景泰，船料大小无定，其数比今多三之二。天顺以后始定船一万一千七 百七十五艘。”船式大小何时规定史无明载。正统、景泰时船数达二万余只 （详后），远多于天顺额数，因运粮总数大致固定，天顺前船式必定较小。 天顺五年 （1461）漕运总兵徐恭要求改建运河诸闸，因为 “近造粮舟高大， 闸殆不能容” （31），可见天顺时船式已较以前为大。天顺时大量减少船数， 并加以额定，一定规定了一种较大的船式。因此，四百料浅船式应该是天顺 时确立的。 这种四百料浅船船式后来遭到运军破坏。 《天工开物》卷九载：“后运 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 《漕船志》卷三指出：“近来各 船身长■阔，多添梁头，运军利于私载，运官敢于公占”，运军加大船式只 是为了增加私货带运。万历四十七年 （1619）直隶巡按毛一鹭说：每船所载 漕米加以允许附带的土宜最多不过五六百石， “乃今各总船无不可容千石 者”，而其中 “江、广粮船体式愈大，令人骇目”，原因“皆由旗军帮造， 每船变产揭债，有贴至数金者，有贴至百余金者，遂放样长大，恣所欲为”， 以多装私货，沿途贩卖，谋取厚利， “盖彼捐本既重，价利必奢”（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