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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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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自仁宗、宣宗朝后,阁权渐重。到了夏言当政之时,内阁建制最终完备起来。
明世宗继位伊始,夏言便上疏请明世宗时常召内阁大臣相与议论裁决。即使君王有自己的主意,也必须要和内阁商议后才能实行。嘉靖十八年(1549年),夏言成为内阁首辅,务张阁权,军国重事皆亲自取裁,次辅就像他的下属一样,言官都听从他的命令,形成一套以夏言为首的集权系统。此时的内阁已经等同于中书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打击宦权
夏言大力打击宦官势力。他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提出“内阁专一拟旨,司礼监专一进奏”。他查革冒功荫职在锦衣卫的宦官亲属,反对宦官过多干预司法,打击皇庄管庄太监,取缔了矿场镇守太监,并罢免了不合格的留都守备太监。
杜绝壅蔽
世宗即位,夏言上奏《请遵祖训以端政本疏》,提出君主必须广耳目、不偏听,杜壅蔽而通达下情,以防蒙主窃权,刑赏失当。夏言还重视言官在朝廷大政、整肃朝纪方面的作用。对于给事中的选拔,他认为他们不仅要满足司马光所言“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的要求,还应当敢于直谏、勇于担当。
整顿吏治
明朝中期,吏治败坏,贪腐之风盛行。夏言力图反腐倡廉、杜绝请托、严惩奸党,希望以此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在嘉靖二年(1523年),他提出对于贪官不应仅仅罢官了事,还应进行经济处罚,并在贪官的家乡大加宣扬,以示耻辱。
除了贪官,还有一些庸官也在尸位素餐。为此,夏言主张实行严格的官员考核选拔制度。在实际政务活动中考察官员,罢免不称职的官吏。在他的建议下,朝廷恢复了孝宗朝“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制作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官员的履历表,并进呈皇帝”的旧例。
查革冒滥
正德年间,冒功滥封现象非常严重,不仅使朝廷纲纪败坏,而且使国家仓储空虚、边备废弛。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上《重明诏惩奸党以隆新政疏》,奉旨查革冒滥。最终,他查革五府、锦衣卫等亲军卫所冒滥旗校共三万一千八百余名,岁省粮储数十万;加上查革的冒滥工匠人役、杂流人员,共十四万八千七百名,岁减槽粮百五十万二千余石。十几年过后,明世宗问大学士李时太仓库所储,李时回答说:“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查革冒滥给朝廷开支节省带来明显效果。
军事
巩固边防
明朝中期,兵备废弛。士兵大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市井无赖,军官则都是世袭产生的、不熟悉军事的纨绔子弟。夏言针对这一严峻现实,提出了“慎选将臣,充实宣府、大同、榆林等地边防军的粮食储备,加强对战马的管理,罢黜军中冒滥人员”这四大主张。此后,夏言还上了关于御边十四策的《备虏事宜疏》。
招抚叛军
在对待各地叛乱的问题上,夏言总体主张剿抚兼施、侧重招抚的策略。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青羊山起义爆发。十月,起义被镇压后,朝廷派夏言去处理善后事宜。夏言首先详细地调查了诸将功罪,刑赏公允。其次,他赦免了投降的义军将士。夏言认为,山中居民多是良民,只因官府处理不当才激成大乱。经过夏言的努力。世宗发布了《钦有贴文》,对于除陈卿以外的所有义军“不复追究”。夏言请求世宗赈济青羊山这一饱受兵灾之苦的地区,同时设立县治,发展生产,以便让百姓安居乐业。
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变。世宗紧急调兵平乱,却未能攻克大同。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说服世宗停止攻城,仅罪“首恶”。不久,夏言又力排众议,建议派遣大员前往大同,以便调查功罪、安抚军民、赈济穷困。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礼部侍郎黄绾执行此事,从而较妥善地处理了大同兵变。
经济
清查庄田
正统以来,诸王、勋戚和太监以各种名义扩建皇庄,侵占民田,并向佃农征收每亩五分、七分乃至二钱的高额银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奉旨查勘顺天等八府的各项庄田,总计查得皇庄二十九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退还了正统至成化、弘治、正德各朝侵占的民地共二万二百二十九顷二十八亩,缓解了社会矛盾。他在查勘庄田过程中,还提出了彻底罢除皇庄和限制勋戚田土的主张,可惜未被采纳。
限制官商
夏言提出革除那些假借“皇店”“皇盐”之名牟利的官商,让他们全部在户部登记,接受管理。他还建议宫中的日常用度不再从官商处购买,而是由户部提供。
发展农业
夏言提请明世宗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嘉靖九年(1530年),他请求世宗把后宫附属的庄田改为“亲蚕厂”和“公桑园”,并通过皇帝亲自耕种、后妃亲自养蚕的仪式,劝勉百姓发展农业生产。[1]
文化
奏议典礼
嘉靖九年(1530年),夏言上疏援引《周礼》和明太祖即位之初的诏书称,应当冬至在南郊的圜丘坛祭天,夏至在北郊的方泽祭地,有力支持了明世宗天地分祭的主张,得到了世宗的嘉许。[1]
发展教育
夏言任礼部尚书时,致力于发展教育。主要有以下四条措施:(1)增加边远地区的科举名额,在当地增设儒学,促进了边远省份的文化发展。(2)提高提学官的地位。

2021年04月22日 05点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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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继位伊始,夏言便上疏请明世宗时常召内阁大臣相与议论裁决。即使君王有自己的主意,也必须要和内阁商议后才能实行。嘉靖十八年(1549年),夏言成为内阁首辅,务张阁权,军国重事皆亲自取裁,次辅就像他的下属一样,言官都听从他的命令,形成一套以夏言为首的集权系统。此时的内阁已经等同于中书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打击宦权
夏言大力打击宦官势力。他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提出“内阁专一拟旨,司礼监专一进奏”。他查革冒功荫职在锦衣卫的宦官亲属,反对宦官过多干预司法,打击皇庄管庄太监,取缔了矿场镇守太监,并罢免了不合格的留都守备太监。
杜绝壅蔽
世宗即位,夏言上奏《请遵祖训以端政本疏》,提出君主必须广耳目、不偏听,杜壅蔽而通达下情,以防蒙主窃权,刑赏失当。夏言还重视言官在朝廷大政、整肃朝纪方面的作用。对于给事中的选拔,他认为他们不仅要满足司马光所言“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的要求,还应当敢于直谏、勇于担当。
整顿吏治
明朝中期,吏治败坏,贪腐之风盛行。夏言力图反腐倡廉、杜绝请托、严惩奸党,希望以此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在嘉靖二年(1523年),他提出对于贪官不应仅仅罢官了事,还应进行经济处罚,并在贪官的家乡大加宣扬,以示耻辱。
除了贪官,还有一些庸官也在尸位素餐。为此,夏言主张实行严格的官员考核选拔制度。在实际政务活动中考察官员,罢免不称职的官吏。在他的建议下,朝廷恢复了孝宗朝“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制作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官员的履历表,并进呈皇帝”的旧例。
查革冒滥
正德年间,冒功滥封现象非常严重,不仅使朝廷纲纪败坏,而且使国家仓储空虚、边备废弛。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上《重明诏惩奸党以隆新政疏》,奉旨查革冒滥。最终,他查革五府、锦衣卫等亲军卫所冒滥旗校共三万一千八百余名,岁省粮储数十万;加上查革的冒滥工匠人役、杂流人员,共十四万八千七百名,岁减槽粮百五十万二千余石。十几年过后,明世宗问大学士李时太仓库所储,李时回答说:“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查革冒滥给朝廷开支节省带来明显效果。
军事
巩固边防
明朝中期,兵备废弛。士兵大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市井无赖,军官则都是世袭产生的、不熟悉军事的纨绔子弟。夏言针对这一严峻现实,提出了“慎选将臣,充实宣府、大同、榆林等地边防军的粮食储备,加强对战马的管理,罢黜军中冒滥人员”这四大主张。此后,夏言还上了关于御边十四策的《备虏事宜疏》。
招抚叛军
在对待各地叛乱的问题上,夏言总体主张剿抚兼施、侧重招抚的策略。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青羊山起义爆发。十月,起义被镇压后,朝廷派夏言去处理善后事宜。夏言首先详细地调查了诸将功罪,刑赏公允。其次,他赦免了投降的义军将士。夏言认为,山中居民多是良民,只因官府处理不当才激成大乱。经过夏言的努力。世宗发布了《钦有贴文》,对于除陈卿以外的所有义军“不复追究”。夏言请求世宗赈济青羊山这一饱受兵灾之苦的地区,同时设立县治,发展生产,以便让百姓安居乐业。
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变。世宗紧急调兵平乱,却未能攻克大同。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说服世宗停止攻城,仅罪“首恶”。不久,夏言又力排众议,建议派遣大员前往大同,以便调查功罪、安抚军民、赈济穷困。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礼部侍郎黄绾执行此事,从而较妥善地处理了大同兵变。
经济
清查庄田
正统以来,诸王、勋戚和太监以各种名义扩建皇庄,侵占民田,并向佃农征收每亩五分、七分乃至二钱的高额银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奉旨查勘顺天等八府的各项庄田,总计查得皇庄二十九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退还了正统至成化、弘治、正德各朝侵占的民地共二万二百二十九顷二十八亩,缓解了社会矛盾。他在查勘庄田过程中,还提出了彻底罢除皇庄和限制勋戚田土的主张,可惜未被采纳。
限制官商
夏言提出革除那些假借“皇店”“皇盐”之名牟利的官商,让他们全部在户部登记,接受管理。他还建议宫中的日常用度不再从官商处购买,而是由户部提供。
发展农业
夏言提请明世宗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嘉靖九年(1530年),他请求世宗把后宫附属的庄田改为“亲蚕厂”和“公桑园”,并通过皇帝亲自耕种、后妃亲自养蚕的仪式,劝勉百姓发展农业生产。[1]
文化
奏议典礼
嘉靖九年(1530年),夏言上疏援引《周礼》和明太祖即位之初的诏书称,应当冬至在南郊的圜丘坛祭天,夏至在北郊的方泽祭地,有力支持了明世宗天地分祭的主张,得到了世宗的嘉许。[1]
发展教育
夏言任礼部尚书时,致力于发展教育。主要有以下四条措施:(1)增加边远地区的科举名额,在当地增设儒学,促进了边远省份的文化发展。(2)提高提学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