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日期的危险性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次政治或宗教的运动。归根结底，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母亲顺服的儿子。他们仍旧是国王、皇帝、公爵统治下的顺民，并不出言抱怨。
     不过，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彻底转变了。他们开始穿五颜六色的服装，讲丰富多彩的话语，在装饰一新的屋子里过着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一心一意地盼望天国，把所有的思想与精力都集中在等待他们的永生之上。他们开始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说实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确成就非凡。
     我经常告诫你们，要警惕历史日期的危险性。人们总是从表面上看待历史日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随着时钟“咔哒”一声，文艺复兴就此开始了。于是，城市和宫殿一瞬间被渴望知识的灿烂之光照得透明透亮。
     事实上，很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划出这样一条截然的界限。13世纪当然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我想问问，13世纪是否仅仅就是一个充斥着黑暗与停滞的时代呢？显然不是！人民活跃异常，大的国家在建立，大的商业中心在蓬勃发展。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屋顶之旁，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纤细塔尖高高矗立，炫耀着前所未有的辉煌。世界各地都生机勃勃。市政厅里满是高傲显赫的绅士们，他们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来自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正为争夺更多的权力与他们的封建领主斗得不可开交。而行会成员们也仿佛突然醒悟到“多数有利”这一重要原则，正在以市政厅为角斗场，与高傲显赫的绅士们决一高下。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趁机混水摸鱼，竟捉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闪闪的鲈鱼，还当着那些又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弟兄的面，架锅生火、加料烹调，大吃大嚼起来。
     当长夜降临，灯光昏暗的街道让辩论了一整天政治与经济问题的雄辩家意兴阑珊。为活跃气氛、点染市景，轮到普罗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国的游吟诗人登场了。他们用磁性的声音诉说着他们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谣唱颂浪漫举止、冒险生涯、英雄主义以及对全天下美女的忠心。与此同时，青年人再也忍受不了蜗牛似的进步，成群涌入大学，由此引出另一番佳话。


大学的兴起
     不过在中世纪，情形却与现代截然两样。一位聪明人对自己说，“看啊，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告诉别人！”这样一当他能在哪里聚集起几个听众，他便开始不辞劳苦、不吝口舌地传布他的思想，活像一个站在肥皂箱上摇唇鼓舌的现代街头演说家。如果他才思敏捷、言语生动，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人们就围拢来，听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他的演说沉闷乏味，人们也仅仅是耸耸肩膀，继续赶路。渐渐地，有一帮青年人开始固定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辞。他们随身还带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一听到仿佛很重要、很睿智的话语，他们便忙不迭地记录下来。某日，天公不作美，老师正讲在兴头上，突然下起雨来。于是，意犹未尽的老师和他的青年学生们一起转移到某个空地下室或者干脆就是“教授”的家，继续讲演。这位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席地围坐。这就是大学的开始。
     在中世纪，“Unibersetas（大学）”一词，原意就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联合体。“教师”意味着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房子里执教则无关紧要。
     作为例子，我要告诉你们发生在9世纪的一件事情。当时，在那不勒斯的萨莱诺小城，有许多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吸引了许多有志从医的人们前来求教。于是就产生了延续将近1000年的萨莱诺大学（直到1817年才关闭）。它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医学智慧。这位伟大的希腊医生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曾在希腊半岛广施医术，造福于当地人民。
     还有阿贝拉德，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神父。12世纪初期，他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千名热切的青年蜂拥到巴黎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聆听他渊博的学问。有一些不同意阿贝拉德观点的神父也站出来阐述他们的理论。不久之后，巴黎便挤满了一大群吵吵嚷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有的学生自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赶来。这样，在一个塞纳河小岛的老教堂附近，诞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一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侣为那些想了解教会法律的人编纂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多年轻教士和俗家人纷纷自欧洲各地前来，听格雷西恩阐释他的思想。为保护自己不受该城的地主、小旅店老板和房东老大娘的欺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联合会（即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后来，巴黎大学的内部发生了争吵，原因我们不太清楚。一群对当局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渡过英吉利海峡。最后，他们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为牛津的热情好客的小镇，找到了新家。这样，著名的牛津大学成立了。同样的，在 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发生了分裂。心怀不满的部分教师（同样带着他们的学生）迁移到帕多瓦另起炉灶。从此，这座意大利小城也能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了。就这样，一所所大学在欧洲各地崛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地处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活跃的身影。
     的确，对于我们的时代里那些惯于聆听数学和几何原理的人们来说，这些早期教授们所讲的东西未免有点荒谬可笑。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特别是13世纪，并非一个完全停滞不前的时代。在年轻一代里面，蓬勃的生机和焕发的热情四处洋溢。即便仍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可他们内心是躁动的，急于求知的。正是在这片不安和躁动中，文艺复兴诞生了。


最后的狂热
     同时，在大学里面，老派的经院教师还在孜孜不倦地教着他们的古老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一边阐释《旧约》中隐含的神秘意义，一边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著作里希奇古怪的科学。他们先是惊慌恐惧地旁观事态的发展，继而便勃然大怒。这些人简直走得太远了，真是离谱！年轻人竟然一个个都离开正统大学的演讲厅，跑去听某个狂热的“人文主义分子”宣扬他“文明再生”的新理论。
     他们跑去找当局告状。他们怨声载道。可是，你能强迫一匹脾气暴烈的野马喝水，你却不能强迫人们对不感兴趣的说辞竖起耳朵。这些老派教师的阵地连连失守，人们都快不理睬他们了。不时地，他们也能赢得几场小胜利。他们和那些从不求得幸福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联合作战。
     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旧秩序与新生活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一个面色阴郁、对美怀有极端憎恨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侣是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他发动了一场堪称英勇的战役。每天，他雷霆般的怒吼回响在玛利亚德费罗大厅宽敞的四壁间，警告着上帝的神圣愤怒。“忏悔吧！”他高喊道，“忏悔你们忘记了上帝！忏悔你们对万事万物感到的欢乐！它们是不圣洁的，衰落的！”他耳里开始听到各种声音，眼中看见燃烧的利剑纷纷划过天际。他向孩子们布道，循循善诱这些尚未被玷污的灵魂，以免他们重蹈他们的父辈走向毁灭的歧途。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全心全意地侍奉伟大的上帝，并自诩为他的先知。在一阵突然的狂热发昏之中，心怀恐惧的佛罗伦萨市民答应改过，忏侮他们对美与欢乐的热爱。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书籍、雕塑和油画交出来，运到市场上放成一堆，以狂野的方式举行了一个“虚荣的狂欢节”。人们一边唱着圣歌，一边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与此同时，那位多明我会僧侣萨佛纳洛拉则将火把投向堆放的艺术品，将这些珍贵的物品付之一炬。
     不过当灰烬冷却，发昏的头脑也清醒下来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已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竟使得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刚开始学会去爱的事物。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洛拉，将他关进监狱。萨佛纳洛拉受到严刑折磨，可他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直尽心尽力地过圣洁的生活。他很乐意毁灭那些蓄意与其信仰相违的人。无论他在哪里发现罪恶，消灭这些罪恶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位教会的忠诚儿子眼里，热爱异教的书籍与异教的美本来就是一种罪恶。不过，萨佛纳洛拉完全孤立无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打一场无望的战争。罗马的教皇甚至从未动一根指头来搭救他。相反，当他“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佛纳洛拉拖上绞刑架绞死，并在群众的吼叫欢呼声中焚烧其尸体时，教皇毫无表示地默许了。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无可避免。如果生在11世纪，萨佛纳洛拉将肯定成为一名伟人。可他生在15世纪，所以他不幸担当了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导者。不管好也罢坏也罢，当教皇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了收藏希腊和罗马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博物馆，中世纪确实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