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频率：翻译的频率和每次翻译的数量不确定。
2.关于内容
（1）有些我自己不确定的翻译，会在中文后面加上括号包起来的英文原文；
（2）由于本人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一些西班牙语内容我直接换成对应的英文字母，而不是给出西班牙语原文。同样，人名维持原样（西班牙语直接换成英文字母），少量会加括号标注；
（3）序言讲的是2014世界杯上的事情。
3.经有吧友指点，得知近期的足球周刊上有这本自传的连载。我没有去证实过。这里告诉一下各位吧友：这也是一种可能可供选择的阅读苏牙自传的方法。
4.仅供吧友交流，不做商业用途，请勿转载。

在事情发生的一瞬间我就知道了。
当Gordin进球之后我大喊“球进了！”，但我的内心却在慢慢关闭。我很高兴我们进球了，为队友高兴，也为我们将要晋级而高兴。但我不愿再想——想意味着接受自己做的一切及其后果。
我让大家失望了。我的教练Oscar Tabarez，“大师（El Maestro）”，在更衣室里脸色铁青，因为他知道我会怎样。我不敢看队友，不敢看“大师”。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抱歉。他告诉我赛后记者问他球场上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他什么都没看见。

我的队友们试图告诉我情况或许没那么糟。但我一点都不想听。还有两天我就要离开巴西，但在我脑子里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第二天我在训练中仍处于这种无意识的否认状态，什么都不愿去想，更不用说面对道歉的需要和接受我需要帮助的事实。
训练刚以结束，“大师”就把我叫到一边。他有新消息。“这是我有史以来要告诉球员的最糟糕的事情。”他几乎讲不出话来。在那一瞬间我心想，禁赛可能是十场、十五场甚至是二十场，但他接着说：“九场。”这比我所担心得好一些，但他还没说完：“而且你不能进入任何球场。你现在就得离开。你必须离开球队。”

我想留下来继续支持我的队友。及时我不上场比赛，我也想以哪怕很小的方式尽力去弥补。但酒店里有来自国际足联的代表，球队经理Eduardo Be
lz
a已得到通知我必须尽快离开球队。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比罪犯还差。你可以惩罚一名球员，可以禁止他比赛，但你怎么能不让他与队友在一起？
九场比赛的禁赛可以了解。但被罚离开并且不能靠近所有球场？我没有苦的唯一原因是在教练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站在他跟前。

随后在酒店有一个与球队的见面。我想在午餐期间与队友讲话，但我做不到。我本打算站起来告诉他们要坚强、要继续战斗，但我就是做不到。
如果这九场禁赛仅适用于乌拉圭国家队的比赛——我渐渐意识到，这意味着我将错过两届大赛和在两年内不能在国际赛场上登场——或许我仍会申诉，但至少我能理解。禁止我为利物浦队出场，可我在英格兰的禁赛从未阻止我为乌拉圭队出场啊？禁止我去看我九岁、十岁的侄子们的比赛以及儿童联赛（Baby Football）？禁止我进入全世界所有的球场？告诉我不能去工作？甚至阻止我绕球场周围慢跑？这一切在我看来仍不可置信。在仲裁法庭的判决下来之前，国际足联的权力真就有这么大。

国际足联以前从来没有因为铲断腿、或者像Mauro Fassotti在1994年世界杯上对Luis Enrique那样打碎别人的鼻子而这样惩罚过一名球员。他们声称之所以这么严厉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Zinedine Zidane（齐达内）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用头顶撞了Marco Materazzi（马特拉齐）并受到了禁赛三场的处罚。
或许我是一个容易的目标。但是我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容易的目标。我犯了这个错误，这是我自己的错。这是第三次发生了。我需要与
正确的
人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帮助。

在我于2013年因牙咬Branislav Ivanovic（伊万诺维奇）被禁赛十场之后，我质疑了双重标准以及为什么没有考虑实际上没有人受到伤害。对球员的伤害比其他一些事情要小太多。有时英国足球以拥有最低的
黄牌
数为傲；但是如果你可以铲断别人的腿并且不被出示黄牌，那么你的黄牌数肯定会是最低的。当他们可以声称拥有最少的损害球员职业生涯的犯规时，这才事值得骄傲的。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让一个职业球员受过伤。去知道咬人让很多人震惊，但相对来说那几乎无害。或者至少在我卷入的事情中是无害的。当伊万诺维奇在安菲尔德卷起衣袖向裁判展示牙印时，他的胳膊上几乎没什么印记。我所有的牙咬都不像Mike Tyson（泰森）咬Evander Holyfield（霍利菲尔德）的耳朵那样（惨烈）。

但是这些并不是说咬人是正确的。
在2010年，当我回家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我咬PSV Eindhoven（埃因霍温）队中场球员Otman Bakkal的牙印时，我哭了。那时我刚当上了父亲，一想到女儿长大后悔看到我做的事，就让我无比沮丧，比任何事情都要沮丧。我的妻子Sofi当时就在看台上，她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她看到录像时她问我：“当时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必须得尝试着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在一场比赛中，肾上腺素水平会上升到很高；脉搏在加速，有时大脑的思考会跟不上节奏。球员的压力会上升，并且没有减压阀（release valve）。在2010年那场比赛里我很沮丧，因为当时我们在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里与对手僵持成平局，而且当时我们队的石头很不好，最终也导致我们的经历Martin Jol被解雇。我生自己的气，也讨厌当时场上的局势。我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对，但我在场上感觉好像我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感觉一切都很糟糕的局面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我。这种沮丧的感觉达到了一定的界限，以至于我再也控制不住。
2013年发生在伊万诺维奇身上的事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击败切尔西才能保留住进军冠军联赛的机会。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一旦输球就意味着没有机会了。我在比赛里表现得不好。我因为手球送给了对方一个点球，我能感到一切正从我们的指缝间划过。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很紧张，对自己很生气。我在球场上对自己说：“你怎么能那么笨手笨脚？”以及“你怎么能错过那么好的机会？”

在我咬Chielline（基耶利尼）之前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以1-0领先。如果我打进了那个球，如果Buffon（布冯）没有做出那个扑救，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什么都不会做。
但是我错过了那个机会。
压力逐渐增大，我心里的恐惧与生气也在膨胀：“我们要出局了，这都是因为我。”这很令人窒息。你没有意识到你所做的事情或者你可能做的事情的重要性。我不是在为我做的事情辩护——没人可以——我只是试着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仍在试图向自己解释，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当比赛之后你的心跳不再那么剧烈时，很容易回头看说：“你怎么那么笨？比赛还剩二十分钟了。”但当时在场上肾上腺素飙升、紧张情绪增加，你甚至都不会意识到比赛还剩多久。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个球我没打进，我们要出局了。”
在那种情况下会有球员说：“好吧，我们要出局了，但是我在对阵英格兰的时候打进了两粒精彩的进球。我是场上的焦点。”我本可以请求被换下：“我的膝盖又开始疼了，我在上一场比赛中打进了两球。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不会那么想。我想要更多。这种感觉很难解释。在你做了所有事情之后，你不想就在这里结束；我想要更多，我根本不敢去想失败。并不是我想赢；而是我需要赢（it’s not that I want to win; it’s that I need to win）。对于失败的恐惧遮盖了其他的一切——甚至很明显地至少有两万双眼睛在盯着我；并不是好像人们都看不见我。我脑子里的某个开关关闭了（something closes down in my brain），逻辑已经不起作用了（logic doesn’t come into it anymore）。

后卫也知道这一点。在英超里，当我与像Johnny Heitinger（海廷加），以前在阿贾克斯效力、当时在埃弗顿队，或者富勒姆的Philippe Senderos，当时Martin Jol是他们的球队经理，这样的球员交手时，我知道事情会怎样。开场五分钟之后，Senderos在球离开后会踢我脚踝的后侧。“哦，对不起。”他说。我就想：“是的，Martin Jol已经告诉过你我是怎样的，你这样做也是他告诉你的。”
这种急躁源于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正常的。但它由于在重要比赛中表现不佳而升级时，那我就可能有问题了。那天对阵切尔西的比赛中我表现很糟糕；我在那场与埃因霍温的比赛中表现很差劲；对意大利的比赛中我错过了一个可能让我的祖国失去世界杯中的席位的机会。每次急躁的程度都超出一般水平，压力变得太大，然后我就有行动了。

不上场比赛的人或者从来没有上场比赛过的人很容易说：“你刚才不应该发脾气。”但是压力会促使你做出你从来想象不到的事情：吃得更多、吃得更少，做出与平时不同的举动。有时在比赛之后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想踢足球并享受自己，可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巨大的压力？”但压力确实是存在的。我很难不去将重大比赛过分戏剧化。我想达到这样的状态：仍然能够倾我之所有，仍然在意比赛，但也能上场比赛，不会那么紧张，以至于基本上在赛前就在脑子里将比赛过一遍（living the game）。

虽然已经有三次咬人的情况了，但我还是有改进，我变得更冷静、更成熟，虽然这听上去很奇怪。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曾因为用头顶撞（head-butted）裁判而被罚下。当时我跑了五十米去争论一个判罚，我被出示红牌，所以我用头顶撞了裁判。我为此而感到羞愧。
我与Sofi的关系帮助了我不少。我一直说我家里有最好的心理专家。但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在告诉我这不够，我必须去找专业人士。

在牙咬基耶利尼之后有一段日子里我不想与任何人说话——我回到Montevideo，窗户都遮上，心情沮丧而且不想去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Sofi和我一起去了乡下，渐渐地我们开始谈论一切，我终于开始接受发生了什么以及我需要做什么。Sofi对自己很生气，因为她觉得以前没有更加坚持让我去寻找帮助。她对我说：“所以现在你会听我的？”这一次我感觉没有其他办法，我采取了主动。
我做了研究，找到了正确的人。如果我在利物浦，我可能回去找与我谈过的人；如果我已经与巴塞罗那签约，我可能会在俱乐部里寻求帮助。但当时我还不确定自己会去哪里（almost between clubs），所以我自己去找了人来帮助我。这仍感觉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但我感受到人们在帮助我去理解我没有必要把一切都放在心里，我没有必要感到在球场上我有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已经在学习如果去处理累积起来的压力。我一直更喜欢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与别人分享，即使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精神伴侣、并且与我分享一切。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把话讲出去，一些压力就会释放出去，我的大脑会变清澈，感觉也会更好。不要把事情都憋在心里；不要一切都自己一个人承担。
当我们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一个老问题开始：“为什么？”
“Luis，为什么你会那么做？”我仍然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处于理解这个问题的正确道路之上。

慢慢地，国际足联禁令的荒谬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必须得计划好所有事情，防止狗仔队、甚至哪怕是一个粉丝拍到一张我与足球有关的照片。

我必须要考虑如果有一张我在球场里锻炼的照片被曝光会发生什么。

以上三句话是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