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老师前几天提到话剧《雷雨》笑场事件，并撰写过一篇帖子，可惜因故没有能够发出来。今晚，我通过百度查看了媒体事后刊载的一些评论文章，觉得该事件有着非常典型的分析意义。个人感触最深的是两点：一是杨立新为何不先问问学生“为什么会笑场”就愤怒地连发5条微博，表示这样的公益演出不演也罢；二是媒体包括后来的评论家，也大都没有去到观看演出的学生中进行调查就发表议论。他们很遗憾地失去了及时取得第一手鲜活资料的好机会。
当然，现在来看那些评论，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故摘录于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戏剧评论家刘莐认为，杨立新不满学生观众笑场，这事儿值得深思。《雷雨》笑场事件，不应一味恼怒于年轻观众，如何让年轻观众在经典里找到自己、找到真正心灵在场的体验，才是戏剧人应该深思的问题。

也有评论家设想，如果曹禺复生，他会否写出一个新的剧本，或者重塑他的《雷雨》？任何戏剧一定有它产生的历史环境，什么是可以超越历史环境而永存的？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在另外一个历史环境中，它的本意一定会因某种折射而变形。作为话剧表演的创作者，应该做出某种思考。

谈及《雷雨》“笑场”事件，作为北京人艺的副院长，濮存昕说，“是永远的《雷雨》，为什么？它里面那种大师的，只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科夫，这一等级的人才能写出的什么？怜悯。我们没有把怜悯做好。艺术还是无止境的，你用对曹禺先生这部作品更深层地开掘，去体会的话，我不相信经典慑不住未来人。保护真诚，我们制度重新的完善和设置，怎么调动、激发，这是改革核心的出发点，有了这个，创作就得上去啦。”

八十多年前，巴金是流着眼泪读完《雷雨》的。这是因为这位伟大的读者一下子感受到了弥漫在《雷雨》中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后来曹禺在给《雷雨》写的序言中，强调了他的悲悯情怀：“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还有评论家认为，作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之作，《雷雨》是一部悲剧，观众最好的反应不是笑场而是寂静。一部悲剧的《雷雨》为什么会遭遇年轻人的笑场？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只把板子打在年轻人的身上。不可否认，在浮躁和功利的当下，年轻观众艺术修养、文化积累以及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种种缺失，但是我们并不能夸大这种缺失，甚至于因此否定年轻人对话剧好坏的判断。《雷雨》再经典，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代背景，脱离了观众，那也只能是曲高和寡。

遭遇笑场，“杨立新们”忿忿不平的心情可以理解。因为演员的表演需要观众的共鸣。但《雷雨》需要年轻人的视角，这是《雷雨》继续流传下去的一个关键。因为将来的《雷雨》是要演给这些“公益场”的年轻人看的。

别忘了，这群年轻观众是享受着快餐文化长大的，崇尚娱乐至上。在多元文化竞相发展的今天，他们还能冒着酷暑主动走进传统剧场看话剧，是希望借此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本身就值得肯定。

文艺从业者不能因噎废食，应耐得住寂寞，担得起责任，经常走到年轻人中间，去推广这门艺术，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闹情绪、撂挑子。

更有评论家从哲理层面分析，人常道不破不立，是破了之后自然会立呢，还是以立带破？这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就像乔布斯不是诺基亚的反对者，只不过他立起了“苹果”，诺基亚自然而然被“破了”。我们追求“破”还是追求“立”，这是一个选择。在我看来，不是不破不立，而是不立不破。与其反对馒头，不如创造一个可以取代馒头的食品，否则，是要饿死人的。如果我们还没有想好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价值就打算抛弃原有的价值，这不叫创新，这叫败家。

人艺著名导演李六乙近日则在微博上开炮：“不能简单地指责学生。人艺这些年观众‘爆笑’的戏还少吗？老子天下第一、永远正确、艺术圣殿……真正的艺术会被这样玩死的！静静心想想为什么被笑。”

万方（曹禺之女、剧作家）：人艺的风格不会特别离谱，不会是搞笑的方向。对他们来说，演保留剧目是职责，但怎么演，怎么面对新的观众，也会给他们提出新的课题。经典一方面有着时代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它超越时代的东西。这个事件也给严肃戏剧，给创作者提了个醒，要看到经典的时代性和超越时代的东西。去嘲笑90后观众脑残是没意义的，人家愿意来看经典已经不脑残了。90后生活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他们面对严肃的东西确实有困难的地方，但不能简单地放弃这些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