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经常听到工作中接触的外国友人提到西方人的契约习惯和意识，反复思考后，才终于明白了重法治的西方人和重人治的东方人处事观念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
在西方社会，人们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完善的社会，把各种纠纷和问题事先做了相当周密的预测，并相应地制订了各种处理意见的条文，并让大家都了解这些处理意见都是怎么样的。当纠纷出现时，就套用预先设定好的条文加以处理。这就是西方人契约形式的基本精神。可以说西方的法制也是基于这一原理形成的。
西方人处理纠纷时的做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负责处理纠纷的人，让当事人先承诺：万一无论如何双方难达成协议时，最终必须服从纠纷处理人的决断。
所以，在实际处理问题时，纠纷处理人就做两件事：一是参照各种已制定的条文来帮助当事人梳理解决所面临的纠纷；二是实在不行时，就拿出纠纷处理人自己的意见，亮出当事人的承诺书，迫使他们就犯，以此平息纠纷。
再回国头来看看东方，或者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事先制定系统周密的处理意见的习惯，更没有普及这些处理意见的做法。当事人之间无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时，往往习惯于找相对有威望的人士来调解，而这种有威望的人通常由某个相对德高望重的人来充当，如某村或某一家族的长老等。也可以说这是构成中国社会人治的基本要素。说白了，最终是依靠某人的威望来解决问题。
因为人治社会主要是靠有地位的人的德望来解决问题，所以当有地位的人缺德了，就失去了震慑的威力，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明治维新（1868年）之前，日本人明白中国人创造的“德”这种观念非常重要，可以用来治国。于是拼命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又发现西方的“法”这东西极具威力，可以用来完善社会。于是又贪婪地加以吸收采纳。东西合璧，终于建设成了当今相当和谐的日本社会。
一个东方之国，如果和日本相反，原本该有的“德”继承不下来，又学不会西方的“法”，那么这个国家就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国度。

我认为根本上的观点差异并不多，差异主要在表现形式。

个人认为并不是法治与人治的缺失，而是两种并存并且界限模糊，越俎代庖的事太多，人们就看到了不公正

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确实是在邯郸学步。但这是我们这个阶段必然形成的后遗症，无法摆脱。只能寄希望于自愈。
出于成本、效益考虑，村（社区）自治多数鸡毛蒜皮之事全部依靠法治不现实，还得靠人治。所以，恢复起阳明当知县时的里老、宿德调解、教育是根本之策。但要实现这个，前提条件是要有里老，要有宿德，人们要相信他们。而我们又活在一个坏人都变老了、扶不起的时代；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不管别人的时代，活在一个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凡是都要用金钱衡量的物质时代，活在一个不信道德力量，信奉能挣钱就是能人，就是有德之人的时代。所以，目前，比较悲哀的是：法治靠不住，靠不起，想要靠人治，恐怕也不现实。于是，维稳、信访这个怪物横空出世。
讲法治，也有前提条件，那就是公民拥有普遍的契约精神和社会诚信道德体系的完全建立。但这个不是经济建设那样的朝夕之功，可以一蹴而就。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改变人心是最首要的，也是最难的，最耗费时间的。若无两三代人的持续教化，很难有完全成熟的法治社会前提条件。
要改变这一切，前提条件是唯有复古。人人致良知，重建心灵的最高信仰。其次，才是法制层面的完善和遵循。而这又与发展进度、收入差距息息相关，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社会中造出大量中产阶级，当社会普遍不再关心物质、金钱时，才会把目光重新投到灵魂层面。现在的心即理是物理，那时候的心即理才是天理。

看看西方现代社会，富人的孩子以后是富人，中层的孩子以后是中层，穷人的孩子以后是穷人，法治的社会，资本加的孩子以后是资本家……建议你多看看西方与东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和这些斗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差异在于西方是把事情层层分解，东方是归纳总结。所以讲道理是东方在行，干实事是西方在行。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法治也好人治也好，都是方法，何须取舍。

楼主你好，我和你在私信里讨论的问题你怎么不继续了啊？

旧的形态被抛弃，新的形态还没有建立。中国是唯一一个被输出的大国。
连韩国人都能向中国输出形态，已是国不国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