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雅父 宁波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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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最乐 对于最为孔夫子所器重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颜回,阳明先生是极为敬仰的。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至偏远的贵阳修文龙场驿时,生活资料匮乏,且无安身之地,他想到了颜回。“岂无数尺榱,轻裘吾不温。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以论。”颜回虽居陋巷,却有一颗诚挚执着的好学求道之心,这让阳明先生敬佩和感动。他曾对门人们说:“道者在默识,德者在默成,颜子以能问于不能,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此最吾侪难的。”在阳明先生眼里,颜回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年,但却因德行的光辉而得以永生,远胜过那些庸碌无为地活了百年的人。 至于那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得到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的曾点,阳明先生也极为仰慕。王阳明学生近斋(朱得之,字本思)回忆:老师每与门人游山,童冠云从。遇佳胜处,师盘坐,冠者列坐左右,或鸣琴,或歌诗,或质疑,童子在后,俯伏潜听,真机活泼,蔼然“吾与点也”之意。这样的情境,经常出现在阳明先生的生活中。《琅琊题名》中,阳明先生如是记载:正德癸酉冬旱,滁人惶惶。迺正月乙丑,雪;丁卯,大雪。太仆少卿白湾文宗严森与阳明子王守仁同登龙潭之峰以望,再明日霁,又登琅琊之峰以望;又登丰山之峰以望,见金陵、凤阳诸山皆白,喜是雪之被广矣!回临日观,探月洞,憩了了堂,风日融丽,泉潏鸟嘤,意兴殊适,门人蔡宗兖、朱节辈二十有八人,壶榼继至,遂下,饮庶子泉上。及暮,既醉,皆充然有得,相与盥濯咏歌而归,庶几浴沂之风焉!后三月丁亥,御史张俅、行人李校、员外徐爱、寺丞单麟复同游,始刻石以纪。 无疑,颜回的淡泊、曾点的从容,深深地影响着阳明先生。《王阳明全集》中,粗略统计,提及颜回和曾点的,不下二十处。如: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秋来万木发天声,点瑟回琴日夜清。” “若时乘大化,勿愧点与回。” “孔圣固惶惶,与点乐归咏;回也王佐才,闭户避邻鬨。” 阳明先生向往孔颜之乐,践行孔颜之乐,且对孔颜之乐的本质有极精准的认识。 “心之安处便是乐。”阳明先生的话实乃至理名言。一名医生,花了数小时抢救病人;一名学生,花了一小时解出一道难题;一名警察,经一番恶斗将坏人绳之以法。纵然身心疲惫甚至受伤,心里也是乐的。反过来,见死不救,知难而退,临危退怯,表面上日子过得轻松了,内心实际上也会因良知受谴责而感到痛苦。试想,如果颜回上有老下有小,需要他努力劳作方能保证衣食无忧,如果曾点游山玩水时适逢家国有难,那时的他们,又岂能坐视不管?如果坐视不管,乐从何来?所以,阳明先生认为,孔颜之乐,其实质是素其位而行。他在为山东乡试所做的范文中指出“急于救民者,固圣贤忧世之本心;而安于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颜子之不改其乐,而孟子以为同道于禹、稷者。诚以禹、稷、颜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后世各徇一偏之见,而仕者以趋时为通达,隐者以忘世为高尚,此其所以进不能忧禹、稷之忧,而退不能乐颜子之乐也欤!”阳明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出则安定地方,退则隐居山林,闲则讲学论道,无入而不自得。因此,纵然后半生疾病缠身,阳明先生的心是敞亮的,是快乐的。 阳明先生说“心之本体即是乐。”阳明先生更常说“心之本体即良知。”故,乐,来自于心安;而心安,必定是来自于“致良知”。一个致良知的人,他的心一定时时处于“乐”的状态。一个尽了孝道的人,尽管会因为父母老死或者病死而悲伤,但他没有遗憾、无需愧疚,因为他的心并无不安。反过来,弃自己的父母于不顾的,哪怕平时过得很轻松很快乐,当他面对父母的离世,他的心中必定会有愧疚不安。这样的人,他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致一分良知,便少一分私欲,少一份痛苦,多一份快乐。正如阳明先生在《徐昌国墓志》里提到颜回时所说的:“夫颜虽既竭吾才,然终日如愚,不改其乐也;此与世之谋声利,苦心焦劳,患得患失,逐逐终其身,耗劳其神气,奚啻百倍!”(注:徐昌国为徐祯卿,姑苏四大才子之一) 为善最乐!
阳明先生与酒 有人问我阳明先生是否喝酒。我心想,你对阳明先生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阳明先生乃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人,而绍兴黄酒天下闻名,他的人生又岂能少得了“酒”元素。再说了,有《王阳明全集》中随处可见与“酒”有关的诗文为证呢。如: 夜雨山翁家偶书 山空秋夜静,月明松桧凉。 沿溪步月色,溪影摇空苍。 山翁隔水语,酒熟呼我尝。 褰衣涉溪去,笑引开竹房。 谦言值暮夜,盘餐百无将。 露华明橘柚,摘献冰盘香。 洗盏对酬酢,浩歌入苍茫。 醉拂岩石卧,言归遂相忘。 此乃阳明先生弘治壬戌年告病归越后的诗篇。生动形象地记录了阳明先生养病中不忘游山玩水更不忘喝酒助兴的情景,读来如临其境。同样,他在杭州西湖养病期间,日子也过得非常滋润。 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其二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阳明先生被贬谪到贵阳修文龙场后,生活困顿,凡事需要自力更生。即便生活如此艰辛,酒依旧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粮。不但能用来喝,也能让人忘却烦恼和忧愁。如: 居夷诗西园 方园不盈亩,蔬卉颇成列。 分溪免甕灌,补篱防豕踣。 芜草稍焚薙,清雨夜来歇。 濯濯新叶敷,荧荧夜花发。 放锄息重阴,旧书漫披阅。 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 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 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 待到朝廷重新起用,阳明先生的报国之志得以再次抒发,讲学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在滁州任太仆寺少卿,在南京任鸿胪寺卿,在赣州任巡抚的时候,正是他人生的讲学巅峰之一。即便政事军务缠身,他也不忘与门人弟子徜徉于山水间,边喝酒边论道,无比惬意。如: 琅琊山中三首其二 狂歌莫笑酒杯增,异境人间得未曾。 绝壁倒翻银海浪,远山真作玉龙腾。 浮云野思春前动,虚室清香静后凝。 懒拙惟余林壑计,伐檀长自愧无能。 通天岩 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 但得此生闲,尘寰亦蓬岛。 西林日出暮,明月来何早。 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栖云楼坐雪二首其一 才看庭树玉森森,忽漫阶除已许深。 但得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 琼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檐欲堕针。 却忆征南诸将士,未禁寒夜铁衣沉。 阳明先生的酒量有多好,不得而知。也许一般,毕竟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也许有如孔子所说的“唯酒无量”。不管怎样,他对酒是真爱。出门经常会带上酒。如: 本觉寺 春见吹画舫,载酒入青山。 云散晴湖曲,江深缘树湾。 寺晚钟韵急,松高鹤梦闲。 夕阳摧暮景,老衲闭柴关。 有时甚至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如: 石屋山诗 云散天宽石径通,清飙吹上最高峰。 游仙船古苍苔合,伏虎岩深绿草封。 丈室寻幽无释子,半崖呼酒唤奚童。 凭虚极目千山外,万井江楼一望中。 阳明先生对酒的钟情,可爱状与常人无异。 喝酒有很多重境界。我个人认为最低境界当为“豪杰不误事,文人不下流”,而最高的境界则为“豪杰创伟业,文人留诗篇”。阳明先生虽然酷爱喝酒,但非但没有误事,反而创下了三不朽的伟业。足见他的才华天纵,也可见他在喝酒上的理智。他的学问宗旨是“致良知”,就算是喝酒也不例外。有史书记载,(阳明先生)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见过,张燕行酒,在侍诸友弗肃。酒罢,先生曰:“诸友不用功,麻木可惧也。”纵然是喝酒,他也不许自己和学生忘了良知。 阳明先生生命中最后一次沾酒应该是病逝前几天。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他想最后一次品尝家乡的美酒。只可惜,当弟子将酒滴至他的嘴唇边,身体却做出了排斥反应。如今,人们在绍兴洪溪阳明先生墓前祭奠先生的时候,都会在坟前洒上几杯酒。人们知道,阳明先生生前是酷爱喝酒的。
圣人是个老病号!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一代大儒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青龙铺,享年57岁,临终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字遗言。王阳明在立德、立言、立功上都有伟大建树,放眼古今中外,文武双全能到如此高度的大思想家,罕有第二个。尤其难得的是,王阳明的丰功伟绩全是在拖着病体中完成的,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青少年时期的王阳明,身体状况并不差,甚至可以说非常出色。常“率同学旷游,体甚轻健,穷崖乔木,攀援如履平地。”即是明证。但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的那一次坠马,可能给他带来了肺部内伤。王阳明的诗文《坠马行》详细记载了事由和病情。“我昔北关初使归,匹马远随边檄飞。涉危趋险日百里,了无尘土沾人衣……疲骡历块误一蹶,啼鸟笑人行不得。伏枕兼旬不下庭,扶携幼子或能行。勘谱寻方于油皮,同窗药里罗瓶罂。可怜不才与多福,步履已觉今令轻……”没有充足的史料说明这次受伤对他健康状况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自此王阳明的身体确实开始走下坡路。 十三年(1500年),王阳明忽患咳嗽之疾,经过治疗逐渐康复。或许是因为年轻过于自信,他忽略了需要慢慢调理的医嘱,擅自停药,埋下祸根。弘治十五年(1502年),因为经常熬夜读书,出现呕血症状。我相信那时的他一定在求医问药。但正德元年(1506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让他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正德初年,武宗昏庸,刘瑾擅权,王阳明因上疏救人而触怒刘瑾,被打入锦衣卫大牢。大牢内阴冷潮湿,短衣少食,对本就身体状况不佳的王阳明是种严酷的摧残。随后的四十廷杖更是几乎要了他的命。许多年后,王阳明的朋友兼学生黄绾给朝廷上疏为王阳明鸣不平时称“廷杖毒决,碎*折脾,死而复苏。”尽管之后他曾在家乡绍兴和杭州西湖边养病,但随着被贬谪到偏远的贵阳修文龙场,他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在给父亲的家信中提及“男迩来精神气血殊耗弱,背脊骨作疼已四五年,近日益甚。”。据此推算,应该就是在修文期间开始有此症状。那时的修文龙场,可谓处于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本就羸弱的王阳明初来乍到时必定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兼之缺医少药,所以身心备受折磨。他在贵贬谪期留下的诗文《却巫》中有“卧病空山无药石,相传土俗事神巫”,在《雪夜》中有“渐惯省言因病齿,屡经多难解安心。”都是对当初不堪情形的描述。所幸,他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击倒,他时常思考“圣人居此,更有何道”。成圣的志向,强大的神经,让他度过了两年的艰辛时刻。 刘瑾倒台前,或许是有人举荐,或许是朝廷认为人才难得,王阳明得以复出,任庐陵知县。刘瑾倒台后,王阳明仕途更为顺利,官位一路提升。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守仁被擢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此后数年,一直在炎热潮湿的赣南征战,身体每况愈下。多年后,他在给学生黄绾的书信中提及“贱躯患咳,原自南、赣蒸暑中得来,今地益南,气类感触,咳发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复可药。” 因为健康原因,王阳明数次向朝廷提交辞呈。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乞休致疏》中写道:“臣自待罪鸿胪,即尝以病求退;后惧托疾避难之诛,辄复黾勉来此。驱驰兵革,侵染瘴疠,昼夜忧劳,疾患愈困……前后一岁有余,往来二三千里之内,上下溪涧,出入险阻,皆扶病从事……念福薄之有限,怜疾疗之无期;准令旋师之日,放归田里……臣不胜哀恳祈望之至!” 正德四年(1519年),在《乞放归田里疏》中写道:“且臣比年以来,百病交攻;近因驱驰贼垒,瘴毒侵陵,呕吐潮热,肌骨羸削;或时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惺,手足**,已成废人……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放臣暂归田里,就医调治。倘存余喘,尚有报国之日。臣不胜感恩待罪恳切哀望之至!” 正德十五年(1520年),在《水灾自劾疏》写道:“且臣忧悸之余,百病交作,尪羸衰眊,视息仅存。”在《四乞省葬疏》写道:“臣旦暮惶惶,延颈以待,内积悲病之郁,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旧病弥笃,方寸既乱,神气益昏,目眩耳聩,一切世事皆如梦寐。今虽抑情强处,不过闭门伏枕,呻呤喘息而已。岂能供职尽分,为陛下巡抚一方乎?” 嘉靖六年(1527年),在《辞免重任乞思养病疏》写道:“顾臣病患久积,潮热痰嗽,日甚月深,每一发咳,必至顿绝,久始渐苏。乃者谢恩之行,轻舟安卧,尚未敢强,又况兵甲驱劳,岂复堪任。夫委身以图报,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轻出,至于偾事,死无及矣。”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生命的最后一年),在《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中写道:“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乍,遂患咳嗽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伏林野,虽得稍就清凉,亲近医药,而病亦终不能止,但遇暑热,辄复大作。去岁奉命入广,与旧医偕行,未及中途,医者先以水土不服,辞疾归去。是后,既不敢轻用医药,而风气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 王阳明素有豪侠之气,而给朝廷的这些上疏中,语气近乎乞怜,足见疾病之严重。当然,他数次向朝廷提出辞呈,也不全是怜惜自己的生命。“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是王阳明的人生信条。事关社稷安危,黎民幸福,他绝不会束手旁观。他之所以提出辞呈,不是拒绝为朝廷出力,而是不想因为病体耽误国家大事。而在有合适的人选顶替之前,他从来没有因为健康原因而懈怠过片刻。 王阳明人生的最后几年,疾病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他。平日与人写信一般只讨论学问的他偶尔也会向亲友诉说自己的病痛。嘉靖四年(1525年),在给堂弟王守礼的书信中他提及“我自月初到今腹泻不止,昨晚始得稍息。然精神更是困顿,更须旬日,或可平复也。”在给学生黄诚甫的书信中,他写道“贱躯自六月暑病,然两目蒙蒙,两耳蓬蓬,几成废人,仅存微息。”嘉靖六年(1527年),给学生黄绾的书信中他又说自己“多病积衰,潮热痰嗽,日甚一日。”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自觉去日无多,开始为叶落归根做打算,在给学生黄绾的书信中他写道:“病躯咳患日增,平生极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乡,遍身皆发肿毒,旦夕动履且有不能。若巡抚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为归休之图,待罪于南、赣之间耳。”只可惜,朝中小人嫉妒王阳明的功劳和威望,巴不得他早日病故,故意拖而不办他的辞任疏。王阳明终究还是客死在归途。 我特别敬仰王阳明,不只是因为他的成就,更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普通人有头痛脑热的小毛病,便已精神萎靡、意志消沉,若是得了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的重大疾患,那还管得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使命。而王阳明,凭着一副虚弱的身躯,却终成一代圣贤、一代人豪。他的人生秘诀,即是他的学问宗旨:致良知。王阳明曾如此告诫弟子:“为学工夫最难处,惟疾病患难。患难中意气感发,尚自振励;小疴薄瘥犹可支持。若病势稍重,精神昏惫,又处逆旅,即意思惝恍无聊,鲜不弛然就縻者。此皆区区尝所经历……”如果,每个人在患病时除了积极治疗外,依然能够不忘良知,不但能够减轻对疾病的担忧,平添一份乐观和勇气,更能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我们离圣人也就不远了。
大儒王阳明的智慧人生(原创) (一)立志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大人物,人们提及他时一般都誉之为“三立完人”、“圣人”。王阳明的成圣之路并不平坦,但一路的坎坷并未摧毁他强大的意志与神经。因为,成圣是他青少年时期就立下的终极志向。年谱记载,王阳明十二岁那年,曾与老师探讨“何为人生第一等事?”。鉴于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几年前已高中状元,故老师说读书登第是人生头等大事,而年少的王阳明却不以为然,说:“恐未是,当读书做圣贤耳。”令老师大吃一惊。18岁时,返乡途中拜谒大儒娄谅后,更是坚定了他学为圣人的志向。王阳明最终的成就和他青少年时期的非一般志向有很大关系。 据说,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是有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的。调查对象是一群智力、学历、环境等各方面都差不多的人。调查结果表明,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有较模糊的目标,10%的人有清晰而短期的目标,只有3%的人有清晰而长期的目标。 25年后,调查结果显示:3%的人25年来都不曾更改过目标,他们朝着目标不懈努力,25年后他们几乎都成为了社会各界的顶尖人士。10%的人,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短期的目标不断地被达成,生活状态稳步上升。60%的人,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能够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似乎都没什么特别的成就。27%的人,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25年来生活过得不如意,常常失业,靠社会救济,并常常报怨他人、报怨社会。 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人为杜撰的心灵鸡汤。但无可否认,目标(志向)对于个人有强烈的激励、暗示、约束和教育功能。并且,细细一想,目标和志向,两者还是有点区别的。目标更像是一个外在的远处的东西,像灯塔;而志向是发自内心的,更像是自持的一盏明灯,其功能更显著、动力更强劲。王阳明自己有远大志向,在教育子弟时也就特别重视“立志”。他于贵阳修文的贬谪期结束时,临别之际赠了篇诫勉文章《教条示龙场诸生》给当地学子,以四事相规劝: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立志排在第一位。 王阳明在文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个人认为,立志不算什么难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立过志。 我儿时就立过宏志大愿。当年还在乡村初中读初一的我,因一篇命题作文《我的理想》,受到了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表扬。我想我一定是震撼到了他,毕竟我的理想是做共和国的总理。那时,我读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故事,特别尊崇他。但高中的时候,我的志向变了,我迷上了物理巨人爱因斯坦,因为觉得相对论实在太伟大,尽管我一点儿都不明白它的意思。我的志向不可谓不大,但时至今日,我依然一事无成。 其实,王阳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曾警告学子:“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我的平庸在于不能持之以恒,在于不肯勤学。而王阳明,终其一生,都不曾改变志向。为了实现志向,他不顾嘲讽和打击,不顾羸弱的身体,他苦读圣贤书,更勤学圣人该有的本领。 另一方面,立志又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立志如培根,培下什么根,基本决定了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所以,如果是出于私欲立下功名利禄之志,则很可能会走歪路错路。王阳明在给学生黄诚甫的信中,曾有一段忠告:“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这真是振聋发聩的醒世恒言。因此,我们必须立圣人之志。 圣人之志?有人一定会问:不是孔夫子、王阳明这样具有近乎完美人格的人才当得起“圣人”的称呼吗?尤其是王阳明,罕见地完成了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凡人怎么可能成为圣人?事实上,按王阳明的观点,良知天赋、人性本善,人人生来便具备圣人之资。只要守住良知,只要肯致良知,即便是凡人做凡事,也是个小圣人。圣人,不在于轻重,而在于成色。一个有良知的人,如一心治病救的医生,不啻为一个圣人;,一心教书育人的教师,不啻为一个圣人;一心保国安邦的战士,不啻为一个圣人。哪怕是一个快递员,能够一心为客户提供精诚服务,他何尝不可以是一个圣人。故,王阳明才说“满大街都是圣人”。故,成功的人生,当从立圣人之志开始。
大儒王阳明的智慧人生 (一)立志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大人物,人们提及他时一般都誉之为“三立完人”、“圣人”。王阳明的成圣之路并不平坦,但一路的坎坷并未摧毁他强大的意志与神经。因为,成圣是他青少年时期就立下的终极志向。年谱记载,王阳明十二岁那年,曾与老师探讨“何为人生第一等事?”。鉴于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几年前已高中状元,故老师说读书登第是人生头等大事,而年少的王阳明却不以为然,说:“恐未是,当读书做圣贤耳。”令老师大吃一惊。18岁时,返乡途中拜谒大儒娄谅后,更是坚定了他学为圣人的志向。王阳明最终的成就和他青少年时期的非一般志向有很大关系。 据说,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是有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的。调查对象是一群智力、学历、环境等各方面都差不多的人。调查结果表明,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有较模糊的目标,10%的人有清晰而短期的目标,只有3%的人有清晰而长期的目标。 25年后,调查结果显示:3%的人25年来都不曾更改过目标,他们朝着目标不懈努力,25年后他们几乎都成为了社会各界的顶尖人士。10%的人,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短期的目标不断地被达成,生活状态稳步上升。60%的人,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能够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似乎都没什么特别的成就。27%的人,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25年来生活过得不如意,常常失业,靠社会救济,并常常报怨他人、报怨社会。 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人为杜撰的心灵鸡汤。但无可否认,目标(志向)对于个人有强烈的激励、暗示、约束和教育功能。并且,细细一想,目标和志向,两者还是有点区别的。目标更像是一个外在的远处的东西,像灯塔;而志向是发自内心的,更像是自持的一盏明灯,其功能更显著、动力更强劲。王阳明自己有远大志向,在教育子弟时也就特别重视“立志”。他于贵阳修文的贬谪期结束时,临别之际赠了篇诫勉文章《教条示龙场诸生》给当地学子,以四事相规劝: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立志排在第一位。 王阳明在文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个人认为,立志不算什么难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立过志。 我儿时就立过宏志大愿。当年还在乡村初中读初一的我,因一篇命题作文《我的理想》,受到了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表扬。我想我一定是震撼到了他,毕竟我的理想是做共和国的总理。那时,我读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故事,特别尊崇他。但高中的时候,我的志向变了,我迷上了物理巨人爱因斯坦,因为觉得相对论实在太伟大,尽管我一点儿都不明白它的意思。我的志向不可谓不大,但时至今日,我依然一事无成。 其实,王阳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曾警告学子:“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我的平庸在于不能持之以恒,在于不肯勤学。而王阳明,终其一生,都不曾改变志向。为了实现志向,他不顾嘲讽和打击,不顾羸弱的身体,他苦读圣贤书,更勤学圣人该有的本领。 另一方面,立志又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立志如培根,培下什么根,基本决定了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所以,如果是出于私欲立下功名利禄之志,则很可能会走歪路错路。王阳明在给学生黄诚甫的信中,曾有一段忠告:“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这真是振聋发聩的醒世恒言。因此,我们必须立圣人之志。 圣人之志?有人一定会问:不是孔夫子、王阳明这样具有近乎完美人格的人才当得起“圣人”的称呼吗?尤其是王阳明,罕见地完成了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凡人怎么可能成为圣人?事实上,按王阳明的观点,良知天赋、人性本善,人人生来便具备圣人之资。只要守住良知,只要肯致良知,即便是凡人做凡事,也是个小圣人。圣人,不在于轻重,而在于成色。一个有良知的人,如一心治病救的医生,不啻为一个圣人;,一心教书育人的教师,不啻为一个圣人;一心保国安邦的战士,不啻为一个圣人。哪怕是一个快递员,能够一心为客户提供精诚服务,他何尝不可以是一个圣人。故,王阳明才说“满大街都是圣人”。故,成功的人生,当从立圣人之志开始。
正确理解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有三大命题,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心即理,意即良知天赋、人性本善,无心外之理、心外之物、心外之事。但如果对此的认识只限于良知天赋,想当然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便容易认情为性、恣意妄为。知行合一,意即人的道德实践应是天理良知的自然展现,任何不符合天理良知的行为皆因私欲而起,人应当时时克除私欲。知行合一,是对歪解“心即理”的后学的紧箍咒,读来朗朗上口,但容易被当成口号空喊。基于这样的担忧,王阳明晚年着重提倡“致良知”。王阳明曾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知,致良知既是阳明心学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阳明心学思想的逻辑终点。 “致良知”三字,看似简单,但初学者要真正全面理解“致良知”的内涵,尤其是“致”字,却并不容易。 王阳明曾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里的“致”,可解释为“推广扩充到”。如人有孝心,可及于父母公婆;人有爱心,可及于他人甚至于小动物;人有进取心,可及于正当的事业乃至体育运动。从字面上来看,“致良知”是最简易的工夫。但事实上,王阳明曾指出:“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可见,致良知也是最难的工夫。若不肯“致”,即便良知天赋,也只是一种浪费,也只是个愚不肖。正如王阳明所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眛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也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 既然良知天赋,则圣愚的差别就在一个“致”上。普通人若能切切实实地致自己的一分良知,便离圣人近了一分,致自己的十分良知,便是十足的圣人。 但如果简单地将“致良知”理解为致固有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不够全面。王阳明曾说:“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言下之意,固然人人都有良知,但良知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步开悟,而这必然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达成。可见“致良知”还有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致良知”是终生不可停的“事上磨”的大学问。有人以为王阳明在倡导读书和学习上有点消极,以至于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是极大的误会。王阳明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他根本不是要戒人穷理。只是,朱子学者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是在向外求理,即便人持有恭敬之心,毕竟也只是对知识和物理的恭敬,而不像致良知,是对生命和良知的敬畏。朱子学者似乎终生有读不完的书,格不完的物,待到自觉学已有成,已垂垂老矣,故终其一生只有学问,少有事功。而“致良知”,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特别有针对性、特别持久、特别容易见效、特别系统的学习。所以他曾自信地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此言不虚。有良知的人,欲致其治病救人的这份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与医术相关的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不光肯学,还尽力学得精,正所谓惟精惟一。有良知的人,欲致其在国防科技上报效祖国的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相关科学技术。哪怕在家当一名家庭主妇,若要致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公婆的良知,一定也会努力学习有关家政、烹饪、理财和护理等知识技能。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与孟子所说的“凡有四端(作者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极为相近。孟子的“扩而充之”,扩即是致良知的第一层含义,充则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可见王阳明根本不是要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更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良知天赋,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王阳明自身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正是得益于“致良知”。倘若他终生埋头读书,或许便只是个大学者,甚至只是一个老学究。 因此,“致良知”的本意,即不断地致天赋的良知于万事万物,不断地学习以使良知愈发开悟。如此,则工夫越精,本体越明;本体越明,工夫越深。大道至简至易,易知、易学、易成。可惜王阳明去世后,弟子们都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宗立派、扬名立万。于是众说纷纭,门派林立,坏了药方,乱了宗旨。语言越详,离圣学越偏,析理越精,圣道则越晦。他们虽是弘扬阳明心学的功臣,也是王学遭人诟病的罪人。他们最大的错误便是将“致良知”看得太简单,以为良知现成,忽视了“致”字。至于后世学者,动辄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王阳明本人,则是道听途说、不明真相,乃至信口开河、污蔑圣人。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实乃千古真理!
正确理解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有三大命题,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心即理,意即良知天赋、人性本善,无心外之理、心外之物、心外之事。但如果对此的认识只限于良知天赋,想当然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便容易认情为性、恣意妄为。知行合一,意即人的道德实践应是天理良知的自然展现,任何不符合天理良知的行为皆因私欲而起,人应当时时克除私欲。知行合一,是对歪解“心即理”的后学的紧箍咒,读来朗朗上口,但容易被当成口号空喊。基于这样的担忧,王阳明晚年着重提倡“致良知”。王阳明曾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知,致良知既是阳明心学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阳明心学思想的逻辑终点。 “致良知”三字,看似简单,但初学者要真正全面理解“致良知”的内涵,尤其是“致”字,却并不容易。 王阳明曾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里的“致”,可解释为“推广扩充到”。如人有孝心,可及于父母公婆;人有爱心,可及于他人甚至于小动物;人有进取心,可及于正当的事业乃至体育运动。从字面上来看,“致良知”是最简易的工夫。但事实上,王阳明曾指出:“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可见,致良知也是最难的工夫。若不肯“致”,即便良知天赋,也只是一种浪费,也只是个愚不肖。正如王阳明所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眛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也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 既然良知天赋,则圣愚的差别就在一个“致”上。普通人若能切切实实地致自己的一分良知,便离圣人近了一分,致自己的十分良知,便是十足的圣人。 但如果简单地将“致良知”理解为致固有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不够全面。王阳明曾说:“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言下之意,固然人人都有良知,但良知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步开悟,而这必然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达成。可见“致良知”还有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致良知”是终生不可停的“事上磨”的大学问。有人以为王阳明在倡导读书和学习上有点消极,以至于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是极大的误会。王阳明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他根本不是要戒人穷理。只是,朱子学者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是在向外求理,即便人持有恭敬之心,毕竟也只是对知识和物理的恭敬,而不像致良知,是对生命和良知的敬畏。朱子学者似乎终生有读不完的书,格不完的物,待到自觉学已有成,已垂垂老矣,故终其一生只有学问,少有事功。而“致良知”,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特别有针对性、特别持久、特别容易见效、特别系统的学习。所以他曾自信地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此言不虚。有良知的人,欲致其治病救人的这份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与医术相关的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不光肯学,还尽力学得精,正所谓惟精惟一。有良知的人,欲致其在国防科技上报效祖国的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相关科学技术。哪怕在家当一名家庭主妇,若要致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公婆的良知,一定也会努力学习有关家政、烹饪、理财和护理等知识技能。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与孟子所说的“凡有四端(作者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极为相近。孟子的“扩而充之”,扩即是致良知的第一层含义,充则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可见王阳明根本不是要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更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良知天赋,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王阳明自身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正是得益于“致良知”。倘若他终生埋头读书,或许便只是个大学者,甚至只是一个老学究。 因此,“致良知”的本意,即不断地致天赋的良知于万事万物,不断地学习以使良知愈发开悟。如此,则工夫越精,本体越明;本体越明,工夫越深。大道至简至易,易知、易学、易成。可惜王阳明去世后,弟子们都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宗立派、扬名立万。于是众说纷纭,门派林立,坏了药方,乱了宗旨。语言越详,离圣学越偏,析理越精,圣道则越晦。他们虽是弘扬阳明心学的功臣,也是王学遭人诟病的罪人。他们最大的错误便是将“致良知”看得太简单,以为良知现成,忽视了“致”字。至于后世学者,动辄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王阳明本人,则是道听途说、不明真相,乃至信口开河、污蔑圣人。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实乃千古真理!
大明军神王阳明的智信仁勇严 成功的男人肯定不止一个家。像大思想家王阳明,他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同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古往今来,细数中国历史,懂排兵布阵能摧城拔寨的名将很多,懂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名帅也不少,但能达到“智信仁勇严”这一标准的将帅却少之又少。其中,智慧高明到能熟练应用战略战术思想的可称之为军事家。而拥有系统军事思想,能够在军事思想和行动中体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则是伟大的军事家。以此为标准,王阳明堪称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大军事家。有人质疑他的军事舞台不像郭子仪、岳飞、戚继光那么大。但是,伟大的军事家主要以思想取胜,以战略战术的艺术性取胜。如同兵圣孙武、近人蒋百里,军事舞台的大小有无根本不影响他们的历史地位。 王阳明并非职业武官,自己也从不以军人自居,他谦称“将略平生非所长”,他渴望“我心惟愿兵甲解”。但身为儒者文官,他一生最看重的事业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然,在朝廷在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一介儒生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明中叶军事舞台的中央。他短暂的四年军事生涯(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四年,嘉靖七年),剿灭巨寇、平定宁王之乱,为明王朝换来了数十年的安宁。令人称奇的是,他组织指挥的战役无一败绩。不光是明代,不光是中国,放眼古今中外,能够身兼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并且都做到极致的,绝无仅有。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王阳明到底拥有怎样的“智信仁勇严”。 (一) 王阳明的智 二甲第七名的科举成绩或许无法说明王阳明的博学多才,但“全能大儒”、“儒家圣人”、“三立完人”这些身后荣誉足以证明其超群的智力。其在军事智慧上的过人之处,主要体现在他的视野广而深。王阳明能够跳出战争本身看战争,他更多地着眼于战备、人才培养和使用、士气、人心向背等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他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家,他同时还是名杰出的政治家。所以,他更关注战后地方治理、民风建设、教育教化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单就军事智慧而言,王阳明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陈言边务疏》、《武经七书评》和各类公文中。 在《陈言边务疏》中王阳明提出了八条足以重振大明军威的原则: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其立意之高远,有人评价未必在孙子十三篇之下。王阳明的军事生涯,充分贯彻了这八条原则。仅以“蓄材以备急”为例,就足见王阳明的高明。他分析之前剿匪失利的原因在于“每遇盗贼猖獗,辄复会奏请兵;非调土军,即请狼达,往返之际,辄已经年;糜费所须,动逾数万;逮至集兵举事,即已魍魉潜形,曾无可剿之贼;稍俟班师旋旅,则又鼠狐聚党 ,复皆不轨之群。良由素不练兵,倚人成事;是以机宜屡失,备御益弛,征发无救乎疮痍,供馈适增其荼毒,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他深知“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假闾戍以兴师。”他想到了一条可常之策:选拣民兵。在《选拣民兵》中他提到“教习之方,随材异技;器械之备,因地异宜;日逐操演,听候征调。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进止金鼓之节。本院间一调遣,以习其往来道途之勤。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如此,则各县屯戍之兵,既足以护防守截;而兵备募召之士,又可以应变出奇。盗贼渐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无恐,然后声罪之义克振,抚绥之仁可施,弭盗之方,斯惟其要。”他就地选材,以减少战斗准备时间;他重视民兵建设,让他们和平时期劳作、战时上阵杀敌,避免了调请狼兵时的劳民伤财。王阳明有高明的人才观,他以“忠勇”作为最主要的选材条件。在《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中他提到“朝廷用人,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苟无事君之忠,而徒有过人之才,则其所为才者,仅足以济其一己之功利,全躯保全妻子而已耳”。所以他常勉励将士不畏牺牲精忠报国。精壮青年,甚至老弱病残,经他之手,因才使用,加之以刻苦操练,战斗力倍增,故常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武经七书》是一部军事教科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和《李卫公答问》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王阳明生性豪迈,素有报国之志,自幼便喜好研读兵书,还常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实操演练”。孩提时便喜好呼唤一帮小伙伴玩“打仗”游戏,过一把“大王”瘾;高中进士观政工部时,利用督造威宁伯王越墓的机会,组织民夫演练阵法;宴会宾客之余利用茶几上的杯盏果核等进行排兵布阵。他熟读兵家典籍之余还略加了些点评,于是《武经七书评》在不经意间问世。胡宗宪拜读《武经七书评》后曾无限感慨:“启而视之,丹铅若新,在先生不过一时涉猎以为游艺之资,在我辈可想见先生矣。退食丙夜读之,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武经七书评》对胡宗宪的影响很大,难怪徐光启说“(王阳明)先生之于胡公,殆仿佛黄石于子房”。 兵者诡道,王阳明可谓活用三十六计的典范。纵观其平叛剿匪的经历,除了无可避免的正面交锋,王阳明至少应用了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以逸待劳、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笑里藏刀、欲擒故纵、擒贼擒王、上屋抽梯、反间计、苦肉计,用得随心所欲,令人拍案称奇。有人诬王阳明为人狡诈,尤其在设计全歼池仲容团伙时言而无信,这是迂腐无知的伪善。对于反复利用诈降来谋取利益,心存僭擬割据之志,滥杀无辜,罪大恶极的巨寇,以计诛杀,是良知使然,是正道。 王阳明及其传人,对于明中叶以后的军事有极大的影响。王阳明的徒孙徐渭(季本的学生)为胡宗宪抗倭寇、擒海盗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位徒孙唐顺之(王畿的学生)则为戚继光贡献了著名了鸳鸯阵,此后戚家军所向披靡。至于王阳明的民兵思想,对曾国藩组织“团练”影响深刻。 (二) 王阳明的信 诚信乃立身之本。王阳明是儒家圣人,自身修养工夫笃正,为人诚信。他也深信“人性本善”、“人人生而有良知”。对于真心悔过前来投诚的匪徒,他言出必行,给他们生路。或将他们充实到军伍,或下令地方官员安排他们的出路,从事各类生计。如果地方官员安置不当,或存心歧视刁难,王阳明都会严厉批评并责令整改。故,当初被逼上梁山的匪徒,冲着如此坦诚的王大人,都能弃恶从善,改过自新。 虽然战功显赫,但王阳明不居功自傲,不掩人之善,不袭下之能。身为将帅,他要替朝廷和自己树立威信。威信来自于公正,包括为人公正、赏罚公正。所以每次战役一结束,王阳明便积极为各级将士向朝廷请功。在捣毁南赣贼巢后,他上疏“伏乞皇上特加劝赏,以作兴勇敢之风。庶几日后大举,臣等得以激励人心。”如果朝廷吝于赏赐,王阳明不惜冒着政治风险为将士鸣不平。在《升赏谢恩疏》中他提到:“惟赏及微劳,则有功者益劝;罚行亲昵,则有罪者益警。近者闽、广之师幸而成功,其方略议于该部,成算出于朝廷;用命存于诸将,戮力因于士卒。臣不过申严号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褒赏,增其禄秩,锡以金币,臣实不胜惭汗惶恐之至!”他要朝廷做到公正,做到有功必赏。如此,才能不令而行,不怒自威。而在自己的权限之内,王阳明必定做到“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赏罚公开公正。 将帅的威信乃治军之要。王阳明的诚信,换来了巨大的威信,为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王阳明的仁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但,兵者,又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兵者,君子不得已而用之。历史将王阳明推上了明中叶军事舞台的中央,但身为君子儒,王阳明用兵,以保家卫国,匡扶正义为己任。不同于人屠白起这一类战争狂人,王阳明从不以征伐杀人为能事。他是内圣外王的典范。在治理地方时施行的是仁政,在军事上亦是如此。 圣人以万物一体为仁。王阳明有圣人胸怀,菩萨心肠,他的理念是“救人先于杀人,攻心先于攻城”。即便实力占优,也绝不轻易大开杀戒。他深信,即便是盗贼,人性中依旧保有些良善。所以,发兵征剿之前,身为心学大师的他总是通过檄文苦口婆心地劝人弃恶从善、弃暗投明、戴罪立功,或是通过盗匪寇的亲友进行规劝或者传达朝廷的善意。在《告谕浰头巢贼》中,他煞费苦心奉劝乱贼浪子回头“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在《征剿八寨断藤峡牌》中,他告诫将士“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黩武多获为功”、“除临阵擒斩外,其余胁从老弱,一切皆可宥免”。攻心救人,减少了敌对力量,成功避免了盗匪寇等因走投无路而与官兵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成功避免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胜,这是军事胜利的最高境界。 对于从逆官员,王阳明出于特殊时期朝廷用人需要,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需要,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上奏朝廷“各官甘被囚虏而不能死,忍受贼贿而不敢拒,责以人臣守身之节,皆已不能无亏;就其情罪轻重而言,尚亦不能无等。”,恳请“皇上大奋乾刚,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庶几奸谀知警,国宪可明。” “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顽梗”。王阳明深知要使地方获得长治久安,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民风民俗。他通过设立县治、制定乡约、兴办学校来教化民众、净化民心。这眼光,是一般的军事家难以企及的高度。须知,如今中国的2000多个县里面,经王阳明上奏朝廷设立的至少有三个: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至于王阳明创设或讲学过的书院,则有十多处。他在教化民众上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军事成就。 (四)王阳明的勇 王阳明智勇双全。他的忠勇来自于十二岁时立下的圣贤之志。史料记载,15岁的他几乎单枪匹马就敢出去考察边疆。考察归来后,王阳明不动声色地写好给皇上的上书,说只要给他几万人马,便可出关讨伐鞑靼。此事虽因状元父亲王华的阻扰而无疾而终,但已能充分体现王阳明的胆略。35岁时,为声援戴铣等言官仗义上疏,不惜得罪人称“立皇帝”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进而被廷杖并下诏狱。47岁,身为南赣巡抚的王阳明在去福建公干途中,听闻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他在身边并无精兵强将的情况下,立即决定召集各地的散兵游勇讨伐宁王,并在短短数十天内平定叛乱。王阳明的忠勇,比之历史上任何一位名将,都毫不逊色。至于在军队校场,三支神箭箭箭命中靶心,就此降服前来捣乱的北军将士,则证明,王阳明不光有胆略,也有不凡的箭术。都说谢安是个大智大勇之人,但谢安在听闻前线大捷时是刻意压制内心的狂喜假装淡定(木屐底上的屐齿被门槛碰断的小细节“出卖”了他),而王阳明在战局不利或最终大功告成时的淡定(继续安心讲学),才是真正的大勇。(旧时王谢堂前燕,王在谢前面,果然!) (五)王阳明的严 王阳明心地仁慈宽厚,为人和易乐坦。盗寇作乱,他首先反思的是朝廷和地方的工作是否有不足。地位低下的廉吏退休,他发文表彰其美德,并要求地方官员措置银两和米粮以示关怀。学生大热天听课不敢用扇子,王阳明极为开明:“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作道学模样。”他经常哭奠遥祭战死的将士、早逝的部下和学生。无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师长,有血有肉的圣人。但,身为巡抚大人、身为四省军务提督,他必须宽严相济,恩威并施。因此,无论是政务军务,无论是对将士百姓、还是敌人,他都既讲人情,也重法纪。这种宽以待人、严以治军的风格,充满了对百姓的爱、对将士的爱,甚至是对敌人的爱。以下公文最能体现王阳明的风格: “盖前日之招抚,专以慈爱恻怛为念者,乃是本院怜悯两府之民无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爱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于今日用兵,却须号令严明,有功必赏,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两府之民,使之立功赎罪,以定其良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恶,是乃帅师行军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胜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员务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后,再无成功,本院亲临分地,定先将监军督军等官明正军法;其推托避事,不肯奋勇杀贼头目,通行斩首,决不虚言。” “仍督平日与贼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惩改,及此机会,立功自赎;果能奋不顾身,多获真正恶贼,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维新之赏。若犹疑贰观望,意图苟免,定行斩首示众,断不虚言,本院数日之后,亦且亲临地方,躬行赏罚,仰各上紧立功,毋自取悔。 ” 各官在途,务要肃整行伍,申严纪律,禁缉军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参随官詹明赍执各官原领令旗令牌,监军而回。但有违令侵扰于人者,即行斩首示众。” 法令严酷,军纪严明,同王阳明的仁义一样,是王阳明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重要保障。 智信仁勇严,王阳明兼而有之。无疑,他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军事家。即便军事舞台不够大,也无妨后人给予他的这一高度评价。至于战略战术安排之精当,书籍中更是有大量记载,此等细节这里不提也罢。只不过,王阳明哲学思想上的伟大成就,掩盖了他的军事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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