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牛士白居易》发后，楼主跟贴说“讽喻诗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传统，这个名称没记错的话就是创始自白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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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评甚当。“讽喻诗”的知识产权毫无疑义属白居易，虽然讽喻是自《诗经》以来的传统，但有心为之，并从创作实践上升到理论自觉的只有白居易。在此理论指引下，其倡导的新乐府还形成名噪一时的运动。尽管昙花一现，但历朝历代都不乏师从者。
像南宋有范成大等诗人继承衣钵，民国时的新文化运动也不难发现其影响，到天纵伊夫上学时期更由于其现实主义的标签符合体制需要，使白居易一跃而成为和李杜齐名的大诗人。
但“讽喻诗”的思想性强于艺术性也是不争的事实。过于偏重诗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固然能让诗能更好地成为政治的工具，但概念化的写作带来的诗情诗意诗味的缺失，读起来就索然寡味，很难引起读者阅读的美感和情感上的共鸣。因此，真正在读者心中为诗人赢得广泛声望的并不是他自我看重的讽喻诗，而是他的自谓的感伤诗、闲适诗。前者的代表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等叙事长诗，后者则是他描写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尚实、尚俗的小诗。事实上，他近三千首诗中十之七八都属这类。某种意义上就如同开创讽喻诗的伟大传统一样，他在“闲适诗”上也属开宗立派，而这最为苏轼、袁枚等一大批士大夫看重欣赏。虽然当时动静不如新乐府大，流传之广也不及感伤诗，但里面不乏传世之作，值得回味。
譬如他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雪花飘飘的日子，能和老友围炉而坐，饮酒述谈，该是多么诱人、温馨、温暖的场景。
再如《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把春光拟人化，富于情趣，且蕴含哲思，意境深邃。
　　还有《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良辰美景，寄情于景、以景作情，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真令人忍不住置身其间，流连忘返。
最后那首《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语意双关，把男女欢爱之事抒写得很如此含蓄，富有朦胧之美。大概这可算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朦胧诗的先声。
从上述几例中不难看出，《琵琶行》后的白大诗人一改前辙，过起了诗意的生活，实现了诗意生存。不是优游、饮酒，就是依红偎翌，要是只看这些诗，真令人羡慕得流口水。只不过切莫被诗人表面上的闲适误导，实际上他有太多的尘世之心放不下，而且俗不可耐。这也从他一些诗作中不难看出。例如掉个牙齿就写《齿落辞》感叹，头发有一撮白了就《对镜吟》自怜、还不厌其烦地把工资收入都写进诗里拿出来晒，堪称是诗坛上独一无二的奇葩。就像是当斗牛士半途而废一样，其实他也闲适得半心半意。　

传统士人总是在儒道之间，很难完全偏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