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发不出去？？

同许多有成就的小说家一样，金庸的武侠创作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仅在于技巧的磨练，也在于小说的表现主题不断的进步。本文将试图探讨金庸的小说思想是如何随着长足的人生而进步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一文中，金庸强调“技巧并非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因为个性和感情是金庸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本文就重点从这两项内容中去发掘金庸创作的思想脉络， 探讨他在武侠创作中所体现的思想历程。现在就从其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谈起。　　（一)　　　　1955年，金庸创作出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看得出他的是非观念受了些传统演义小说的影响：小说中杀清兵都采用痛快的语气，没有一个满鞑子给人留下好印象。而红花会的英雄们个个是侠骨柔肠的英雄好汉。红花会“反清复汉”的行动似乎仅在于决策上的失误：陈家洛不该盲目信任乾隆，而以改变统治者种族身份的方式夺回汉人统治名义的计划也太过简单幼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集传统文化气质与现代思想素质于一身的天才小说家，金庸已敏感地意识到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悲剧性，他塑造出一位具汉人血统的清室皇帝乾隆，以他的自私的阴险的本性来推动他亲弟弟、另一位具典型士大夫道学性格的反清首领陈家洛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悲剧。金庸虽意识到汉室思想的落后，又忍不住仍有汉族正统的观念，因而全书的价值判断显得相当模糊。民族主义事实上与小说政治主题貌合神离，而个人英雄主义仍屈居民族政治信仰之下。本书作为处女作，非但在描写和结构上粗糙生硬，且没有形成明确的历史批判观点。　　　　但主人公陈家洛还是该引起重视。此人的个性有着不必要的矛盾，非但在爱情中屡屡顾此失彼，且竟愿为实现可笑的政治计划而将心上人拱手让人。“反清复汉(明)”的思想在今人看来十分自大荒唐，陈家洛不适时宜的计划和手段更让人不以为然，但金庸仍宣布陈家洛是他最喜爱的男主人公之一，这是为什么?注意一下本书＜后记＞，金庸提到王国维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这使我意识到金庸喜欢陈家洛的原因。　　　　第十九回陈家洛夜闯少林寺，老方丈天虹与他谈经说法。陈家洛认为“佛家当普渡众生，不能忍心专顾一己”，老方丈便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相信了老婆婆的话出手相救，老婆婆趁机脱身，那人却因救人而自困．陈家洛便回敬他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　　　　“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这16字曾使我受到极大震动。相关续集《飞狐外传》中陈家洛出场，胡裴见他面有“郁郁”之色，他是在为香香公主的不幸而追悼自悔，还是在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伤悲?这令我想到金庸在封笔武侠之后三年写的一部传记《袁崇焕评传》，其中倾入作者在所有小说中难以表现出的激情，可见他对袁崇焕这一类人的爱意之深。广东文人袁蛮子在金庸笔下，也就有陈家洛那“不合时宜的执拗”的味道。袁崇焕不是不知道与满人议和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崇祯的疑忌，但只要是有利于全民族大局的，便奋不顾身去做。这就是所谓“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思仇录》中陈家洛关于仍让乾隆做皇帝，只是以汉人的名义统治天下的计划虽然可笑，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热血，犹使人感动。我总觉得他的身上岂止有王国维这些老乡亲的影子?中国千百年来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英秀人才其思想和精神在陈家洛口中这16个字上，都可见之一斑。可惜由于全书价值判断不明确和写作技巧的粗糙使这一主题不能得到充分适当的体现，但从此，这种积极人世、为国立身请命的思想和气概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生主题之一。从陈家洛至袁承志、郭靖、张无忌、萧峰……，金庸的技巧不断地进步，思想更趋向深刻现实，但这一主题始终明朗清晰地屹立着。既便是在深刻进行历史、文化批判与反思的压卷之作《鹿鼎记》中仍占一席之地。一生反清复明的陈近南被主子杀害，但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原则。金庸很动人地描写他的临终遗言，以韦小宝的悲伤抒发他深深的悲恸。金庸对这些为大众终劳一生的先辈们，是一直敬仰的。　　　　第二部的《碧血剑》继承了上一部一样的题材特征，同样是汉族人与外族人之间的抵制与对峙，但场面转移到乱世的明末清初，场面更宏大。主人公袁承志自发愤报国到灰心退隐，一生的经历总的来说过于顺利，个性缺乏力度，欲图体现其父袁崇焕的精神气度是不成功的。但他毕竟起到了一个视角的作用，使小说在主人公艺术形象单薄、人生主题漫无目的的不利条件下，对于历史有了明确的洞察和批判。小说中极力描写汉人集团----李自成集团或崇祯皇室内部的四分五裂，统治者自大狭隘的可鄙性格，又描写出异族集团强大的整体力量，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历史现实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主题政治思想，仅成为历史人物的客观局限、或个人英雄主义的某种表现方法。种族意识也不再支配小说的是非观念。今后的创作岁月中，民族一律平等的大同思想变得越来越明确。

金庸声称《碧血剑》实质性的主人公第一位是袁崇焕，第二位是金蛇郎君，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故事很吸引人。他就象《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因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对待而进行残酷的报复。此人先为了报家门血海深仇而进行疯狂的报复，甚至随处玩弄不相干的女子，后因爱上了仇人的女儿而放弃复仇计划，却也因此反遭仇人暗算，但他对爱情至死不渝。死后仍能找到继承人完成遗愿，并维护自己的尊严。尽管他的主要故事仅占两个章回，且都由当事人回忆而得，但丰富的个性光辉远远盖过了其他人。为什么要这样投入地深刻描写一个杀人如麻、正邪兼杂的人?陈家洛以社会的功利观点压迫自己的生活需求，最终一无所获；金蛇郎君收发皆由心性，却体现出极大的干涉力。前后只相差一年，金庸的思想体会有了多大的变动?　　　　像许多中国文人一样，金庸一方面努力坚持个人在社会中积极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出于敏感的艺术情趣，对浪漫与自由的个性充满了幻想和渴望。倘若使人性的发挥得到充分的自由，就必须去掉一切世俗的道义观念，甚至善恶之分也是一种束缚。当然这也产生极大的破坏力。金庸曾说过小说不是道德教科书，若不以道德来衡量，金蛇郎君就是明确的正面形象。他体现出一种叛逆性格强大的杀伤力和生命力，充满对命运的不屈的抗争和对激情的向往。袁崇焕与金蛇郎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同时成为从未出场的实质性第一第二主人公，完全说明由此时起，两种不同的人生愿望----积极于功利社会的价值追求同自由浪漫的天性需求的对峙。早期作品中显然是前者占了上风，但慢慢随着年岁的积累，二者之间此消彼长。　　　　在《射雕英雄传》中，这两种人物同时被进一步加以渲染。首次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英雄人物，而其他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体现出最鲜明的个性。作者的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非但开创了以人生成长为主线的武侠小说风格，人物形象描写都突出重视个性的色彩与发展规律，比起以前两部要进步得多。郭靖看似继承了陈家洛、袁承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他的英雄主义明确是出于对正义和人道的捍卫，当他死守襄阳时想的主要是别让生灵遭到涂炭，而没有同岳飞一样“还我河山”的雄心。当他长大成人踏人中原后，也许被薰着了些种族意识，这也是历史人物的必然发展规律，但他仍尊拖雷为义兄，尊成吉思汗为大汗。不象袁承志，虽已体会到皇太极有汉人不及的仁义与才能却仍要刺杀他。人道的东西从此时起正式影响金庸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抉择。　　　　郭靖与黄蓉的成熟形象还出现在续集《神雕侠侣》中。这两人性格互补，搭配得很有趣。黄蓉的任性甚至自私被发展到自作聪明的狭隘中，她处处提防杨过怕养虎贻患，而郭靖有所谓“外愚内慧”，关键处总比黄蓉高上一层。这又体现出金庸对世人的一种看法：自做聪明的人总是反被聪明误；而看似愚钝的人因为天性纯朴，往往无往不利，至少绝不会象陈家洛那样背缚沉重煎熬的人生。想来这就是金庸将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再降低的原因。知识虽是启蒙开化之物，但所知越多，犹其所谓道义礼教对精神灵魂的束缚也越大。主人公们不识字，没有了正统文化对精神的束缚，在处世时就往往随遇而安，个性更有发挥的余地。这同金蛇郎君夏雪宜不分善恶的行径用意是一致的。　　　　当然此种观点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鲁迅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批判过“人生罪恶识字始”的论调。文明的创始意义不能因为它的副作用而完全抹杀。金庸也只在主人公视觉中体现这一迷惘。他只是意图对这一人类的歧途现象进行反讽。就象萨特有无数崇拜者，《等待戈多》一直盛演不衰，但自杀的虚无主义者毕竟不多一样。这一思想一直固执地延伸到后期的杰作《侠客行》中，反讽的意味被发挥得如水银泻地，奥妙无穷。用后来金庸发现的佛教用语来说，这就是人认识过程中的“所知障”。当然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们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也是基于写实。本来就是舞刀弄枪的武人，没机会和兴趣念那么多的书。

据我的推测，写作此书时金庸的写作思想正处于重要的转折阶段。他的道德观念开始产生极大变动。他试图对传统中善与恶的区分概念，婚姻爱情的正统观念进行挑战。洪七公与欧阳锋凄凉大笑、互拼而亡，传达出一种迷悯的心态：孰恶孰善、孰是孰非?杨过与小龙女反叛性的师生恋更体现出他激进的挑战意识，非但是对男大女幼的婚姻爱情观进行挑战，更对中国传统的伦理贞操观念进行挑战----他让尹志平强奸了小龙女，小龙女明白真相后竟也只有“迷迷糊糊”这样一种对“贞操”毫无观念的心态。这一设想从根本上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在续书中对原有思想进行改革是很难行得通的，题材中的价值观念在前一部书中已经定性，如果续书忽然面目大变，又难以从原书中的设想里彻底摆脱出来，创作思想上就出现混乱，人物举止就不明不白，甚至加上写作技巧本身没有成熟，故事就行不通了。上述提及的东邪西毒们的结局潦草无味就是个例子。最主要的还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故事缺乏吸引力。即使加上杨过断臂、小龙女跳崖的情节也鼓不起读者的兴致。杨过从一个小孩子长大一跃而成师父的情人，这个过程中没有爱欲的互相吸引，只有夸张的难舍难分的姐弟之情。两人在个性上体现得不和谐，尤其是小龙女这样生性淡泊无欲无求的女子，如果想激发她的爱情心理，必须表现出她内心的激情与渴望，可是就在小龙女跳崖后，在16年的相思中，她竟然仍保持得淡泊无欲，心平如镜，怎么可能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杨过是金庸喜爱的人物之一，也许是因为他身上具有的自由活泼的灵性。可惜因为功利性的创作观念占了主导地位，缺乏描写的可信度，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显得生硬牵强，而爱情正是体现他个性决定他命运的主要线索，因此比起以后的令狐冲，杨过要稚嫩很多。但至少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物比及郭靖、袁承志、陈家洛等一干人的进步，就是他看待世界好坏的方法是以心而论的，并不是以所谓堂皇的是非观念、义气伦理而论的。他甚至拜了西毒为义父。杨过最终退隐江湖，是个地道的隐土，这一类型也是金庸笔下的理想人物之一。

　　当萧峰刚出场时，借着段誉的眼光，已给他打上了“英雄”的标记，但是他在读者心中真正成为英雄，却是从他承受一连串命运的打击开始的。杏子林中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世被揭穿，他被逐出丐帮。很快阴差阳错地背上冤案，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聚贤庄的厮杀中，最惨的是为了访明身世真相中了马夫人的奸计，误杀了心上人阿朱。为了完成阿朱的嘱托照顾她的妹妹阿紫，两人一齐来到北方，无意中多次相救辽王，被封南院大王。可是辽王命令南院大王必须南征大宋，萧峰不从苦苦劝谏，辽王反生疑忌，用计使阿紫骗萧峰喝下毒酒，萧峰被辽王抓住。中原武林闻讯以为萧峰此举证实他绝不可能是契丹人，便同段誉虚竹一行带人攻打上京救出萧峰至雁门关；雁门关宋国守军却拒不开门，辽王率大军追至关外，虚竹段誉在十万军马中将辽王擒获，萧峰逼他立誓赎身，辽王只得当众宣誓终其一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辽王讥刺他可去向大宋皇帝邀功，萧峰朗声说自己身为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今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于是“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从萧峰的故事中，同时又看到作者本人对早期陈家洛时代民族思想的否定。由于一些外族人的入侵，或者一些异族人的落后而产生的血统思想是不
正确的
，人性的好坏，世事的取舍不能因人的民族血统而论，象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就是契丹人。《天龙八部》中历史局限下敌对国双方的民族偏见十分严重，汉人一旦风闻萧峰是契丹人，就立即认定他是“
大奸大恶
之徒”，很快集合计谋擒杀他，废去他的帮主之位。待到萧峰背上杀父杀母杀师的冤案，汉人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合起来，在聚贤庄进行聚歼。冤案不是主因，他的血统才是引发他们愤怒的根本关键。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一个人命运的悲剧上。而在这种历史性的人物悲剧命运之上，更体现出一种对历史本身的悲剧意味的发掘。小说末尾处一心想做大燕皇帝的慕容复发了疯，戴着纸做的高冠坐在土坟上，命令小孩子们对自己山呼万岁，凄清的感慨中有些许象征意昧。这纸做的高冠与土坟的宝座，让我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座右铭：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帝王将相、王图霸业，到头来还不是尽归尘土。萧峰之死惊天动地的一响之后，只余下几声淡淡的凄凉的回音。

有一段发不出去

作者在全书中采用的手法主要是反讽，在如同一张白纸般单纯的石破天眼中，这个世界自寻烦恼无事生非，莫明其妙。我很惊奇地发现一旦反讽手法与神话结构相结合，会产生怎样强烈的启发效果。在石破天眼前呈现的，实则是一个满地狼藉、丑态百出的世界，只不过丑恶被淡化了，文字描写一反往常的丰满绵实而以疏谈平和的节奏出现，淡淡的禅机微微闪现。譬如这样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人生观，丁不三：“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便是白痴，白痴就是该死。”又如叮叮当当：“他见到美貌姑娘居然不会轻薄调戏，哪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真嫁了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呆木头，做人有甚么乐趣?”世人的人生观一般不会夸张到这个地步，可是的确有某一种人生观的影子。在对世界一无所知的石破天看来，一切世人世态都显示出多余的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为什么那么爱面子?为什么要讲虚假的礼节?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杀人?为什么要处处留心?为什么别人会以为他是坏人?他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旁人却总以为是反话。为什么要有仇恨?为什么因恨而自毁?为什么人总是忽喜忽怒，心地难测?这种反讽意味体现出一种对朴素人生观的需求。虽然此书是充满夸张的，但题材的底子却比以前的作品大为现实。比如石清夫妇，是中国传统的平凡美满伉俪的典型，金庸所描写的情侣夫妻中，以这两位最接近中国人的形象。又如关于侠客岛与赏善罚恶使，他们对江湖上无论巨细的隐私秘事都了如指掌，是民间传说中对侠客描绘的传统特征，而赏善罚恶，就是民间文学最原始的心理需求。还有其他像长乐帮人为躲避灭帮之灾而甘心受一个武艺低微的坏小子的恶意凌辱，种种自重身份的武人讲究虚伪礼节爱好面子等等，如果去掉武侠的身份因素，在生活中都是很普遍的事例。所以小说读来虽觉夸张有趣，但毫不觉得荒诞。生活中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只是有单纯洁白的石破天相对照，可笑的特征就凸浮出来。甚至智慧识见都成为一种束缚，侠客岛包括两位绝顶聪明的岛主在内集天下武林才智人士钻研数十年都解不开的武学之谜，他一日之间就看明白了。其实他也没想明白什么，只是因为不识字，无意中接受了字形图形的刺激，神功就练成了。上文讨论过金庸经常写主人公不识字的原因，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引起的，但本书中体现的反是一种对文明的反讽，由于文明社会中经验沉积的束缚而限制了人性与识见的自由。也许金庸的思考方式中也掺杂了某种佛教禅宗的思想，但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反讽过程中，没有具体对象的肯定。　　　　从这种温和的，对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作者金庸本人对世人的感情仿佛已由绚烂而归平淡，仿佛中年人多经沧桑的心境不再象少年时有炽烈的感情冲动。但是本书的题材底子虽然是不乏现实的，其表现内容却毕竟趋向哲学性的抽象，仅停留在人生的表面线条上。为此金庸接下来又创作了一部与《侠客行》全然不同的深入刻划人性细节的作品，它对于一个不断乐于突破自己的作家而言，是可喜而又成功的尝试。

如果对题材的表现力不够充分，没有可信度，那么讽刺就会掉价，变成浅薄的骂人。我们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金庸惊人的对题材的识见力和表现力。韦小宝这些妙不可言的法门在各处都行得通。甚至官方的一套拿到帮派教会中也行得通，表明中国的封建文明表面统治秩序的虚伪与腐朽。而各政治势力内部的你争我斗，尤其以神龙教为典型的内讧局面，证明中国政治传统性格中的窝里斗已经是深入骨髓的恶疾。其他附带的如民族血统论之大言凿凿，皇室正统论之声嘶夺理，看来仅是政治集团夺权的借口。甚至中国妇女骨子里的卑微奴性，象双儿本来就甘做奴才，倒也罢了，如苏荃、方怡，阿珂原先是如何的强硬，仅因韦小宝一次无赖的同床强奸就屈服了，这些女人们象宋江一样，终究是奴才。幸亏韦小宝虽是无赖，真正的心地却十分纯良，否则这些侠女们真不知要掉多少价。　　　　韦小宝武艺低微，高超武功在他眼里远不及赌博可爱，所有武艺高强之人在他的成功人生面前都是失败者，很能表明金庸对过去数十年的武侠神话的反省甚至否定。韦小宝也不识字，堂堂正正的所谓侠义道精神，也全不及无赖的手段管用。这既是对现实的回归，也是对现实的批判。金庸发掘积蓄多年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复有前一部《笑傲江湖》矛盾的隐晦。技巧上也达到顶峰，结构布局庞大有机，合拍合缝，视角开阔，展然有序。　　　　

又有一段发不出去

好文章，严伟英先生这篇文章极为精彩细致，里面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希望楼主今后多给我们捧场，在此谢过了。

当萧峰刚出场时，借着段誉的眼光，已给他打上了“英雄”的标记，但是他在读者心中真正成为英雄，却是从他承受一连串命运的打击开始的。杏子林中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世被揭穿，他被逐出丐帮。很快阴差阳错地背上冤案，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聚贤庄的厮杀中，最惨的是为了访明身世真相中了马夫人的奸计，误杀了心上人阿朱。为了完成阿朱的嘱托照顾她的妹妹阿紫，两人一齐来到北方，无意中多次相救辽王，被封南院大王。可是辽王命令南院大王必须南征大宋，萧峰不从苦苦劝谏，辽王反生疑忌，用计使阿紫骗萧峰喝下毒酒，萧峰被辽王抓住。中原武林闻讯以为萧峰此举证实他绝不可能是契丹人，便同段誉虚竹一行带人攻打上京救出萧峰至雁门关；雁门关宋国守军却拒不开门，辽王率大军追至关外，虚竹段誉在十万军马中将辽王擒获，萧峰逼他立誓赎身，辽王只得当众宣誓终其一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辽王讥刺他可去向大宋皇帝邀功，萧峰朗声说自己身为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今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于是“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抱歉，24楼发错。删除，谢谢

哈哈，多谢楼主夸奖，在下一定多多努力！

吧里人气低迷……咋办？

光靠几个热心的前行者是不够的……

挺好的

拜读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