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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讲学著述。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著述，留下的文字数千万计。在讲学教育方面，朱子门人当中至少有25人担任过各地州县学教授乃至太学博士等职，还有其他一些门人为官时曾主管和整顿官学教育，此外朱子门人创建和讲学的书院也至少有34所。⑩这些门人在学校和书院教育过程中积极推行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传播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子学义理，他们的这些努力极大地扩大了朱子学在当时教育领域的影响，为朱子学在后来教育以及科举领域的制度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著述方面，也有不少朱子门人学术造诣较高，并热衷于著书立说。《朱子实纪》曾记载朱子门人中有著述的为58人，而据本人考证为91人。这些著述大多已经散佚，除了曾记录朱子语录之外，现存著述的至少有27人。现存的部分是我们研究朱子门人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这些著述多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多是对四书、五经的注疏，学习理学的心得体会，师生朋友的往来书信以及各类诗文、史学著作等，与朱熹本人的著述一起构成了朱子学派的基本文献资料。
六、兼学现象普遍。在大部分时间里，当时的学术政治环境是相对宽松的。道学各个流派纷纷出现并迅速传播，因此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一个学生曾向多个学派学习的兼学现象。如曾向陆九渊与朱熹问过学的就至少有35人：万人杰、王遇、包扬、包约、包逊、石宗昭、石斗文、吕祖俭、刘尧夫、刘定夫、刘孟容、朱季绎、孙应时、杨楫、杨方、李修己、李伯诚、周伯熊、周良、赵彦肃、赵师雍、赵师蒧、项安世(陈荣捷《朱子门人》中以为项世安)、俞延椿、胡大时、郭逍遥、诸葛千能、曹建、符叙、符初、傅梦泉、舒璘、曾极、曾祖道、潘友文。(11)此外，朱子门人当中有不少人还曾向其他学者如张栻、吕祖谦等问学。
考察朱子门人的兼学现象，可以较客观地揭示朱子门人的知识背景并非仅仅只是朱熹的学问，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从学朱熹之前还曾跟随当时的其他学者学习，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方面因后来问学朱熹而逐渐扬弃，另一方面也为朱子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冲击，这种冲击既表现在朱熹本人思想的成熟方面，也表现在朱熹之后朱子学的继续发展方面。此外，还有极少数门人问学朱熹之后转向其他学派。
七、学派贡献的差异化统一。朱子学体系庞大而复杂，朱子门人群体的学派贡献各有侧重各有差异。
就朱子门人在朱子学派当中的地位和影响来说，以蔡元定与黄干为首大弟子。蔡元定是朱熹生前最重要的弟子，被全祖望称为“领袖朱门”(12)。他具有较高的形上思维能力，作为朱熹的对话者，不仅协助朱熹主要学术著作的编撰，而且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朱子学的研究领域，并对朱子学的传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个儿子均为朱子门人，在朱子经学哲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黄干则是蔡元定去世之后一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最重要的朱子门人，他在朱子学派当中特别是朱熹去世之后具有重要影响，除了传承朱子学之外，还有两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一是朱熹之后散居各地的朱子门人主要围绕黄干而凝集成一个学派，二是黄干通过道统论的方式从理论上论定了朱熹在理学道统谱系中集大成者的地位，这点为朱子学的继续推广和最终官学化奠定了理论依据。此外，还有一个能够说明蔡、黄二人在朱子门人群体中重要影响的实例，即在名为记录朱熹语录的《朱子语类》当中却录有其他朱子门人所记录的蔡、黄语录，这说明在不少门人那里甚至认可了蔡、黄二人在朱子学派中仅次于朱熹的导师地位。(13)
就朱子门人的具体贡献来看，除了蔡、黄二人以及前面讲学著述部分提到的门人之外，朱熹的重要门人还有很多，他们的学派贡献体现在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在朱熹经学体系的继续完成与注疏方面，成就突出的有修撰《书集传》的蔡沉，编修礼书的黄干与杨复，修撰《春秋集传》与《春秋集注》的张洽，撰成《诗童子问》的辅广以及《木钟集》的作者陈埴等人；在朱学义理的精致化解释方面，有撰《北溪字义》的陈淳，撰《性理字训》程端蒙等；朱熹之后在几个地方形成了朱子学的聚会讲学中心，包括以李燔、胡泳为首的南康，以甘吉甫为首的临川，以黄干、郑文遹等为首的建阳，还有杨楫常与杨复聚会讲学；朱子学的推广者除了各地聚会讲学者之外，还有在四川传播朱子学的度正、在永嘉地区推广朱子学的叶味道与陈埴等；在朱子学的制度化过程中通过上书等途径发挥直接推动作用的弟子，如刘爚、任希夷等。此外，包括上述一些门人在内的《朱子语类》中记录朱熹语录的93位门人，均可视为朱熹逝后的重要门人。而学派贡献并非特别突出的其他朱子门人，则为一般门人。
2012年11月30日 04点1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