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年间就有这么一个大庸官。当时朝廷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连逢年过节给官员们的福利都要专门开会讨论一下：发，还是不发。有人主张开源，说发吧，大家伙提着裤腰带等半年了，就等着这回吃顿饱饭了；有人主张节流，说不能发，我们应该号召大家跟朝廷一起共度难关，裤腰带紧一紧就不觉得饿了。
开源派反驳说，钱不是省来的，钱是……
节流派振振有词：钱不是省来的，是大风刮来的？
两派在会议室吵得不可开交，皇帝只好宣布改日再议。会后，节流派单独觐见皇帝，说“天下财货，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所谓开源，不过是把百姓口袋里的钞票，拿到国库里而已。并谆谆教导皇帝，说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在家里，老子和儿子关起门来做生意，老子亏了，儿子就赚了；儿子亏了，老子就赚了。无论如何，这个财富是不会增长的。
皇帝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小孩子，当时被这种无知且无聊的雷语给雷得外焦里嫩。清醒过来之后，一脚把节流派踹到洛阳写书去了。
尽管如此，皇帝还是比较厚道的。为了支持节流派搞创作，不仅几乎搬空了自己的皇家图书馆，还先后派了三位大员过去协助。然而，这并不足以安抚节流派被政治流放的痛苦。有时候，悲愤不是化作力量，就是产生消极情绪。有人曾经专门统计过，从开始创作，到最后成书，节流派创作组平均每天更新不过四百字。由此可以想象，他们如果不是消极怠工，就是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肯定是把每个字推了又敲，敲了又推，每天都推敲不已。
众所周知，埋头码字而不参加社会活动，就好比闭门造车。所以节流派为了体验生活、激发灵感，经常欣然“携妓往就”，就什么？就“耆英会”。据调查，这个组织由洛阳十三名在职或离休官员组成，他们隔三岔五一起喝点小酒吃顿便饭，顺便讨论一下诸如“民以食为天”、“女人是水做的”等社会问题。活动经费由“公使钱”支付。所谓公使钱，就是现在的招待费。这时候节流派想到的不是如何节流，而是为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因为耆英会很是节俭，每次聚会酒到半酣，菜不过百味，公使钱多有剩余。在节流派的倡导下，他们资助了一位“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的奇人，在河边为奇人买了一套豪宅。于是就有了流传至今的《铁板神数》和《梅花易数》。这两本书已被列为现代预言学家必读教材。
节流派虽然人在洛阳，耳朵却一直听着京城的动静。经常写信给朋友或粉丝，既联络了彼此的感情，又发泄了自己对新法的不满。这种信千篇一律的婆婆妈妈，无非是自己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用暖气，码字不戴眼镜等等，要以身作则将节流进行到底。当然，那时候除了暖气，空调和眼镜都没出现。话说回来，即使当时出现了，也会被节流派斥为“奇技淫巧”。他会戴着眼镜在空调房里安静地写文章，来批判这种社会“异常”现象。因为他在《训康示俭（写给康儿的关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的重要讲话）》中就曾经指出：“怪哉！‘近岁’风俗尤为侈靡，农夫蹑丝履，走卒类士服”。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情——贱民就是贱民，要“贱”得自觉！农民工穿名牌鞋，大头兵打扮得跟“白领”似的，这社会不是乱套了吗？还有没有尊卑之别？还讲不讲等级观念？
在节流派眼里，被“牧养的小民”穷死饿死都行，就是不能有钱。足“衣食之费”，勉强能养活老婆孩子就行了。如果让他们“稍稍蓄聚”，那么“心意之欲”就会越来越多，去吃喝嫖赌，而“罪不知节用”，就想挣更多的钱，“是以富而俞贪”，“未可知其所终也”。
十五年过去了，在皇帝驾崩、太后摄政之后，当节流派重新踏上政治的舞台执掌权柄之时，便着手尽废开源派的新法。他很急，他已经垂垂老矣，他要在有生之年让国家体制回归他认为正常的轨道。第一件事，是驱逐追随开源派的官员，把他们一贬再贬、直贬到穷乡僻壤去劳动改造。第二件事，是不拘一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反对新法曰德，能废新法曰才。于是，有一个人脱颖而出，他在别人异口同声地说“不可能”的时候，只用了五天便全废京城范围内大小郡县的免疫法，重新恢复了差役法。
（郁闷，不知道有什么词犯J了，全篇发不上来）

语含讽刺呀，看来你是喜爱介甫的

就直接说王安石，司马光，蔡京

我去。。。。。楼主的头像明显和我是一个系列的。。。
楼主你在哪找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