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涉及到“二次元”范畴讨论难免陷入一种前定的范式，即，或带有本身身处“二次元”范畴之外的难以避免之歧视与困惑，或又因为身处“二次元”范畴之内而难免过分趋势向其所特有虚拟叙事模式之气质，但同时在此二者间亦包含有一种完全身在局外、漠不关心的态度，需要注意到，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二次元”缄默的反对，其在中国式的部分家长中具有体现。因此，“二次元”本身无论作为何种文化形式还是类意识心形态，迫切地需要被置于在客观且合理的框架下接受主动的思考，毋宁说，构建一种合适于“二次元”的体系。若该框架能够完满包含于“二次元”自身的本质以及核心之布展，甚至包含有未来可能形式和内容之填充。故此，笔者尝试使用马克思之“辩证法”来为“二次元”文化的虚拟之特性构建一种可行的分析语境。
关于“二次元”之讨论，其经常引人困惑的是榷待商定的具体之定义。在现实反应层面上，“二次元”的组成机构包括动漫公司、出版社、影视公司，这些是将“二次元”之魔域（一种被虚拟的语境）的虚拟性质无限展开的必要生产之所，在这些结构性的组成部件下，是具体之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之人的活跃之思维，与其表面上运作的没有温度的结构大相径庭。从最先的雏形，即早期游戏市场发展下之泛文化，例如街机游戏、赛璐珞艺术等，进而发展为当今的庞大经济、文化和特殊之社会现象杂合体，与其现实耦合虚拟相互填充之特性息息相关——这便来自于结构下的活生生之人之完备体系，这般的形式可以说是与其运动之发展互为被建构之对象，同时，这般生长模式也是后资本主义时代下日本的特定产物，故而具有类似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一性——当然，这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下进行讨论了。
除生产之必要的机构外，还存在不可或缺之观众，站在耀眼舞台下和目不转睛注视于五彩斑斓屏幕之群体，以及被观众所异质性凝视与崇拜的“演出组”——负责生产梦境般画面之画师，生产甜美与故事性声音之配音演员，生产信仰之偶像。“演出组”被镶嵌在特定形式下进行出演，与背后发挥着作用之机构，共同生产着虚拟之故事与梦境。这般来看，连“虚拟”本身的在场都可以目的性地被生产了。
当然，这并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生产，任何形式的创作者，无论轻小说、动漫、漫画、美少女游戏还是特定范畴下的人工智能，都需要考量与之付出相匹配的客观的收入——人毕竟是需要生活的，而生活就需要柴米油盐。受制于文化发生之必须在场的市场规则，仅仅“为爱发电”之形式无法得到再扩展而注定死亡，即使是从此获得了外来资金支持的创作，其也难免重新陷入“再生产”的语境中。这也映出了“二次元”文化发展的另一个特性：矛盾性被视作必然之对象的市场形式。任何忠诚与为之狂热的粉丝都会希望于自己支持的IP可以得到资本的发展，并非资金是“二次元”文化之骨骼，在于资本的扶持是“二次元”文化形式发展和布展之必要条件——只有充足的资金，才可以播送出高质量的动漫，出版书书籍，制作游戏。故此，在机构、“演出组”，观众（粉丝）之后的之后，存在有形的、与虚拟相互掣肘、象征暴力之资本与市场，同时，“演出组”与机构之生产也是以资本的收入为目标，而观众们则心甘情愿掏出自己的价值以换取哪怕一丝的虚拟之可能性。
于是，对于虚拟之可能性场域的打造和其再生产的实现便成为了资本的首要目的。
如此，从一种政治经济学，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分析视角，我们自然而然转移到对于“虚拟之可能性”的分析。哪怕是在背后支撑整个生产机构的资本市场，也是因为其所支撑的机构具有可以被剥削的具体之价值，因此在在场于表象下的资本市场背后，也依然存有一种抽象之欲望，而这般抽象之欲望却完满地经过再生产可以转换为剥削之价值——这般的现实与虚拟之性质完全是一体两面，而且是互相反对的两面，即一种后现代特有的深层矛盾之上浮体现。
我们需要疑问，“虚拟之可能性”如何转换为市场生产的驱动力，毕竟在“二次元”的范畴内，并不存在“实际生产”之包含——动漫、漫画、游戏都不可算作马克思语境下“生产力之再生产”，当然，此处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需要另外一种框架的可能性，因为我们需要考量文化本身的单位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发展的新生产力。
谈及虚拟，“逃避现实”的标签总是无法被脱掉，但是身处“二次元”范畴内的主体也不得不承认，即使他们是在将“二次元”无论是作为信仰还是爱好，尽管有在努力生活和融入社会性，其总是无意识中滞留有“对于现实之反感与厌恶”，逃避的欲望来自于对于某物中厌恶，这般对于主体的侵犯使得其逃避欲望之生出。

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便是象征着当时的资产阶级左翼共和力量之文化体现，彼时的王朝贵族纷纷破碎陨落，变成民主共和制度装饰的无害之花边，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仅仅只作为一种表面上的“暗流涌动”，封建王朝的陨落并不意味着保王党派的陨落，在这200年间无数势力纷争交手，共和民主之中兴的局面并没有按照大部分左翼思想家和作家的预期出现，正相反，迎接他们的是无数革命果实的被偷窃，一座又一座封建的思想之塔拔地而起，人们依然被困在象征着自由的穹顶中无法脱身。可以说，在该情况下的自由之浪漫是被应孕而生的，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借由浪漫之惊叹、飞扬之思想与自由之光辉，在文化领域内不停对抗着封建的荼毒与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剥削与侵害——而这怎么也不能是一种对于惨淡现实之逃避了，先是逃避，之后进化为反抗。这在哲学路线下表示为一种从黑格尔之辩证法的理论唯心主义，再到以叔本华尼采、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生命意志哲学和人本主义当中，形而上的理论不再是服务于历史和社会之抽象概念，而是真正回到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当中。如此，一种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常被讨论的人之具体概念，便被生产出来了。可以说这般的对于人之概念的重新讨论，也来自于已经死亡的浪漫主义运动之额外溢出。
与浪漫主义不谋而合的是，“二次元”文化本身便充斥着一种对于彼岸之虚拟世界的无限追寻。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经论述了叙事对于二次元文化之根基的作用——毋宁说，叙事便是二次元文化展现的核心方式。叙事如此之重要的原因，同样在于“二次元”文化本身也诞生于一种空无，不同于外在的，由实在之物衍生出相应的本质与核心概念，在这里，是由已经提前给定的概念衍生出扩展的内容与实在。叙事的方式越多样化，内容之色彩越明艳，故事发展之逻辑越严谨，其本身所结合至叙事的总体便越复杂，叙事与现实之贴合度便越高——在现实之逼迫于侵犯下，主体对于彼岸之追求愈发激烈，但这番追求不能成为“海市蜃楼”，当主体彻底承认现实之不在场，其离脱离“二次元”也便不远了，故此，虚拟向现实之靠拢是必要的，这来自于对于主体之意识理智的蒙蔽之需求。而现实是多样复杂的，当一种文化形态需要去以“真实”本身为原初的动力扩展时，现实中在场的结构与意识形态难免会对其发生“涌现”之作用。此刻，在虚拟与现实即将交叠的那一瞬间，叙事便开始了。
这般，我们便能深刻地理解为何对于虚拟之现实在场的迫切需求可以化为一种催促资本发生作用之生产价值。借用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我们可创作出内容的血肉，若要是这般的血肉运动起来，能够成为叙事发生真实的作用，我们依然需要一副坚实的框架，即掌握了所有文化生产资料的资本市场。这个同样可以被解读一种无奈，在当代后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任何一种形式的虚拟文化创作都无法离开资本市场本身的运作，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下，任何资本市场形式的框架都是被一种无形的外力强制性地嵌入到这些创作形式当中的，因此这意味着虽然二次元文化本身是一种基于虚拟之平地上的模糊的大厦，但其仍然有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控制的风险。甚至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前下结论：当对于虚拟之文化的创作形式本身沦为一种新的再生产之方式，那么其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此处的死亡并非我们对其缄默不言便能够逃避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它已经变为一种所有“二次元”文化受众所需要去被强迫去面对之“死亡”的黑夜——在这般的黑夜下，没有虚拟之可能性，只有经由资本主义市场包装而成的虚拟之可能性，这绝非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能在”，而是马克思语境下的“死亡——历史的终结、辩证法失去对于否定性之反作用而空转，可以说，此处的可能性早已经被资本主义之“再生产”无情地掏空了，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能指，一种可以被资本和市场所贩卖的虚假的虚拟文化形式——虚假的虚拟文化，多么讽刺的称谓。

但是，正如海德格尔的死亡可以被化作“对于自身出境之次在的逃避之外的直视”，黑格尔之无限否定性的“死亡”总是会成为绝对精神之“死亡驱力”推动着辩证法循环的上升，“二次元”文化行将面对的死亡同样具有一种镜像式的突破口，即对于死亡本身的突破，而突破也来自于死亡本身的逼迫——一种以虚拟为介质的革命模式，更何况上世纪红色年代的日本中那些参与了激进左翼运动的人士后来也参与与推动了日本动漫文化的发展，例如高达系列。尽管“二次元”文化中左翼革命代表着现实之革命在场遗忘和失败，但在虚拟文化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存在可以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分庭抗礼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实在的运动力量？同时因为二次元自身的特性，所以在虚拟之场域的最后之革命同时交叠有文化意识形态和实在运动——何其悲情，被逼迫到这般的地步，俨然一副赛博格形式的革命。
可是在这般的革命发生之前，并不意味着其他形式革命的缺失——毋宁说，“二次元”文化本身就属于一种非常规的革命形式。对于此观点论述，我们有需要去援引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糅合之角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在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完备地横空出世之前，就已经存有相关之运动的靠拢了，即分工形式的出现与装配进手工业工场，当然，拨除开马克思讨论时所带入的工场手工业语境，这般的 论述依然适合于所有其他类型之生产和再生产。如此这般，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此刻的“二次元”文化生产形式还没有完全沦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之一，但已经具有向其靠拢的趋势，但这般的趋势并非无法阻挡。在传统定义下的“二次元”文化，也就是一种异质于旧文化形式、基于互联网和媒体传播的虚拟内容形成气候之前，对于虚拟的寄托于对于彼岸的明目张胆的追寻总是需要借用诗歌、文章于电影之形式，但在此之后，虚拟文化被承认了其合理的存在，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暴力机关都或多或少针对性地设立相关法规便是证据之一——诚如福柯所言，被规定，便是对象入局，加入人类所谓理性家族的必要一步。虚拟之合理性确立之前，人总归是要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所谓参与生产，购置必要的生活资料，进行人际交往，完成与某人偶然的相遇，或爱人、或师生、或挚友，而这些行为无时无刻不是在社会的语境下进行的，而这也意味着无法脱离被剥削，被迫进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但是虚拟文化的理性被承认后，所有这些原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借以操纵各个主体进行劳动生产的方式却是会被否定诸多，从另外的侧面来看，这也是从差序格局之乡土中国到原子化现代中国城市生活的必然发生。
这表现为，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了，相比起与实在的异性开启一段不稳定的感情，远不如忠心于不具备背叛功能的虚拟对象，这也就间接滑向了低生育率的陷阱，同时虚拟之特性会反作用于主体的价值观——将底层视作运转之原料的宏观叙事正在土崩瓦解，这在日本的体现最为显著。没有超前的消费和对于后代劳动主体的接续，没错，在资本主义的视角下，下一代人不过是下一代上层建筑用以维持这庞大世界生产之工场运作的新的必要部件。而这一切来自资本家的美好期许似乎要被“二次元”文化给全盘否定了，既然虚拟的代替了实在的，那谁来维持必要的生产之运转呢？

这般看来，“二次元文化”早期的革命生命力便被体现出来了，尽管这依然是一种被迫的革命性，来自于主体对于大环境的逃避，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般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其作为一种后现代思潮发生之重要平台之一。但是资本市场的适应性却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因果云雾下，市场的兼收并蓄完美地适配于各种新生的社会组件，例如文化和教育很早就被它收入囊中，成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支架。正如前文所言，资本市场通过自身的分配与生产作用结合于虚拟文化本身对于现实回归之必要的特性，再一次绕过了最底层的创造之思维，成为了整个虚拟文化再生产之环的核心，在资本市场试图干预的那一刻，“二次元”文化就会因为自身之特性彻底与对方相捆绑，如今的它们也的确是尴尬地无法脱离对方之存在——难道动漫迷能忍受一个没有精美动漫被大公司制造的世界吗？难道那些闪闪发光之偶像的光辉是可以脱离她脚底下被资本提供之大舞台而单独存在吗？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对于“二次元文化”所谓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批判便是从这里开始的，因而会得出有关“要革命，要成为左派，就必须抛弃二次元之迷梦”的荒唐结论，这当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把其作为一种结论搬上台面却又是完全不严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唯物辩证法之核心要义了。以黑格尔的话言之，便是这只能算作一个本质在展开时的环节，却不是过程整体，而有人把这些切片则单独提取出来，然后高喊“看啊，我发现了真理！”。
既然“二次元文化”已经沦为资本市场连轴运作的部件之一了，那其又该如何继续发挥其革命性呢？或者说，这般的革命性还能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不是一种意识心形态下的非理性的乐观之见解，而是这般革命性在“二次元”文化场域的再发生是事件发展之必然，是否定之否定 的再上升——资本市场用鬼迷心窃的物质否定了虚拟之可能性，那为何虚拟就不能借由革命之力量对于资本市场那一套东西进行再否定呢？但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之物质性形式的沉沦现象依然是普遍的，虽然他们逃脱了被资本主义隐性控制的大致生活方式，但他们又被镶嵌进了消费的陷阱中，为了响应内心里的某种号召，表达对于某名角色之疯狂的爱，主体被这些虚拟的事物牵着走，将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于“谷子”、周边和服饰的购买中，这些对于附着有虚拟性质之实在商品的倾斜，随着资本市场在“二次元文化”领域的完善，逐渐会填补之前因为现实生活的劳动缺位——购买生活资料的钱转变为了购买周边的钱。

闹嘛了二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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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都是商品拜物教，当然你也不排除真有人能做到纯看番而且不花任何钱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