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用“清疏有致”四字赞美日本的榻榻米居住环境，其实也是对日本人审美意识的一种概括。事实上，在日语里，“美丽”这个词兼有“洁净”的意思，同样，“洁净”这个词也兼有“美丽”的意思。由此可见，日本人是把洁净与美丽互为条件地看待的，换句话说，只有洁净的东西才可能是美丽的，而美丽的东西则一定是洁净的。 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洁净”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前提性的位置，这与推崇“浑厚华滋”的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美术于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打开日本美术史，即可发现，不管哪个时代，不管何种绘画样式，不管人物、花鸟，还是山水，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画面绝对的干净。这说明，“洁净”已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不论是现代的东山魁夷、横山大观，还是古代的表屋宗达、尾形光琳、长谷川等伯，都是如此。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中国画家到了日本以后都染上了这种洁癖，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粗犷混沌劲儿不见了，变得秀气、细腻、朦胧起来，粗头乱服的汉子煞有介事地作起大家闺秀，真是为难了他们。不过这也没有办法，日本人只认这种风格，只肯为这种绘画掏腰包，中国画家若想在日本生存，打入日本绘画市场，只有画这种风格的画，否则就难以为继。不过，将之完全归结于商业动机也不确切，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已在日本多年的中国画家告诉我，在中国作画和在日本作画，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在国内画的自以为风格明丽的作品，带到日本后，画面就显得暗淡无光，而在日本画的，画面自然就很清爽，这是因为日本的空气纯净、日照充足、背景鲜艳的缘故。 中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画派——“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是留日族，他们在日本留学，不仅学到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还受到了日本美术清丽朦胧风格的感化，回国后，趁着新文化运动的气运，搞出这么一个画派。“岭南画派”以典雅明丽的色彩、轻灵的笔墨，表现朦胧淡雅的意境，而将传统中国画的“浑厚华滋”置于一边，因此而饱受主流画坛的诟病。撇开民族文化自尊心之类不谈，单从审美趣味上讲，正统的中国画家也无法欣赏“岭南画派”，不欣赏“岭南画派”，也就是不欣赏在他们看来精致有余、大气不足的日本画。这毫无办法，中国绘画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浑厚华滋、气韵生动，是它的最高境界，至于朦胧淡雅之类，不过是次一级的品格，东瀛美术家专注于此，反映了骨子里的小家子气——这是许多中国画家的看法。 当然，日本的美术并非只有明丽淡雅的一路。我早就注意到，日本的茶道中那些价值连城的陶器茶具，乍一看极为随意，粗头乱服，甚至怪模怪样；我也发现，日本人对那种层层厚涂、色彩混合的洋画（油画）颇为着迷，哪怕有点脏兮兮也不在乎，比如油画大师佐伯佑三的作品，在日本就十分有“人气”（受欢迎），他以专门描绘
巴黎
街头肮脏破旧的墙壁出名，在他的系列组画中，巴黎的破墙上每一道漏痕、裂缝和污迹，都有肌理毕现的刻划。 这种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难解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都不会是单一的，都是阴阳互补的结果。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长文，叫《阴翳礼赞》，将日本文化的微妙特点，定义为“阴翳”，认定日本人所喜爱的“雅致”当中，“包含了一些不洁的、非卫生的成分”，文章历数日本房屋的昏暗、光和影，那种“人的污垢、油烟和风雨留下的污痕”的色调和光泽，微明中的漆器，还有衣服裹着孱弱身驱的“幽鬼般的”女子的美，不遗余力地证明日本人“喜爱深沉暗淡的东西，而不是浅薄鲜明的东西”。谷崎的论述尽管有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地方，毕竟指出了另一种事实。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阴翳”这种事实本身，都与“洁癖”紧密纠缠，谷崎对“阴翳”不遗余力的挖掘和阐述，实际就反映了洁癖倾向。有一天，当我的目光在这些貌似粗糙的陶器或画面上久久逗留时，我终于发现，这种粗糙甚至脏乱，都是刻意追求、不懈努力的结果。看一看日本的陶艺师匠和画家们为了取得这种效果而花费的心思和功夫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种“阴翳”，这种“不洁”，归根结底，还是洁癖的产物呀！ 

日语里有一个令人发噱的称呼——“恐妻家”。这自然是调侃的说法，怕老婆即使可以成名，也没有真的能够成家的，但从这种奇特的称呼方式中，同样可以窥测日本人的洁癖。 日本人喜欢以“家”称呼各种人：作家、宗教家、教育家、运动家、冒险家、音乐家、野心家、读书家、爱好家、好事家……简直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精通中国古代文化的朋友也许会泼我冷水：“大惊小怪，这种说法我们中国古已有之，小日本不过是从这儿偷去的罢了。”不错，早在两千多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有“百家”之说，但认真追究起来，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个虚数，使用的范围也很小、很笼统，而且主要限定在学派上，比如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在对中国的“家”文化的学习和引进中，日本显示了其一贯的青出于蓝的劲头儿。“家”输入东瀛以后，慢慢地发扬广大起来，最后终于出现了中国不曾出现过的“百家争鸣”景观，然后，它又返销到中国——这个“家”文化的发源地。现在我们也是动不动这个“家”那个“家”的，其实都是受惠于日本人的再创造。 从动辄以“家”相称的习惯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分类和整理的格外爱好。事实上，类似“家”的表达方式在日语里比比皆是，比如“道”——茶道、书道、柔道，“化”——自动化、现代化、空洞化，“式”——西洋式、日本式、速成式，“力”——支配力、生产力、想象力，“性”——偶然性、可能性、创造性，“界”——新闻界、出版界、艺术界，“型”——流线型、标准型，“感”——紧张感、优越感，“观”——世界观、人生观、科学观，“线”——生命线、交通线、饥饿线，“论”——方法论、认识论、唯物论……，溯本穷源，这些表达方式虽然大部分都是来自西语，但两者焊接得如此熨贴，则不能不归功于日本人。我们中国人今天能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现代生活接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上世纪初现代日本语词汇的大规模输入。 这确实是日本人的绝活，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热衷于、并且善于分类和整理的了，日语里表示这种意思的词汇也特别发达，有“整理”、“整顿”、“整备”、“片付く”（念作ＫＡＴＡＺＩＫＵ）、“まとめる”（念作ＭＡＤＯＭＥＲＯ），等等。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整理归拾上，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得到的回报，往小里说是家庭生活的精致美观，往大里说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 研究江户史的日本学者发现，早在１７世纪初的江户初期，日本就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村的文献。所谓村的文献，包括“检地帐”、“名寄帐”和“宗门帐”，就是每年登录的有关土地拥有、年贡和户籍之类的文献。据调查，当时日本每一村的户数平均为60户，连这样的村落都具有建立文献的能力，不能不令人吃惊。这固然说明了当时的日本教育普及的程度之高，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人对整理和分类的特殊爱好。 物极必反，分类整理过细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看一看日本的武术、相扑、书道、绘画、舞踊各界，其中的门派、流派之多，技法之繁琐，规矩之复杂，简直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性格粗放的中国人很难适应这样的精细。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１９１６年）里写到的中国武术与日本武术交手时遇到的麻烦，其源盖出于此。中国的武术在项目上没有那么多的区分，比赛规则也比较简单。日本则不然，武术的项目多如牛毛，并且各有极严格、极繁琐的规则，不得越雷池半步。小说中这样写道，日本裁判对前来打擂台赛、欲与日本柔道高手一比高下的中国武士萧熙寿作了这样那样的规定：“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头锋，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到交手时，萧熙寿果然动辄得咎，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只好退出比赛。 相扑在外国人看来，只是一种有趣的摔跤运动罢了，其中的名堂之多，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别的且不说，光是擒拿的技术，就有一百多手，推、拉、挤、搬、闪、按、提、摔、绊……，每一个动作，都有清楚的界定，其中的差别，可能就是细微的一点点，犹如大葱与大蒜，但也不容互相混淆。对这样的繁文缛节，中国人往往难以忍受，《留东外史》里中国的武林高手郭子兰这样批评日本的剑道：“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黄文汉对此更是作了高屋建瓴的评判：“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 

过分地迷恋分类整理，容易使人着眼小处，钻牛角尖，一叶障目。前不久同一位精通中文的日本汉学家聊天，他说中文里有“回旋”这个词，日语里也有，但意思有差别，“回旋”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是“盘旋”，二是“可进退，可商量”，表示做事有弹性，游刃有余，不一条道走到黑。而在日语里，“回旋”就是“原地旋转”的意思。这个小小的发现很有价值，颇能说明中日两国人的不同的国民性。 江户时代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曾这样比较印度、中国和日本三国的国民性：“若论国民性，印度人是‘幻’，中国人是‘文’，日本人则可以‘质’或者‘绞’来代表。所谓‘绞’就是过于正直和认死理的意思，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头脑相当简单、正直，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日本人是理解不了的。” 这番话无疑有美化日本人的倾向，但用“绞”来形容日本人，倒是贴切的。依我看，所谓“绞”也是洁癖心理的一种表现，日本艺人做活精雕细琢、追求完美、一干到底的狂热劲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日本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认真与投入，都证明了这一点。鲁迅也认为，日本人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他从启蒙救亡、国民性批判的角度，高度肯定了这种气质，认为中国人“非学不可”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认真的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 最能体现这种“绞”的，是古代日本武士的切腹，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大量的描写，一件如此残忍痛苦的自裁行为，能够完成得那么漂亮得体，除了武士道的坚强信念之外，还有武士对切腹礼仪本身的执着——就像高度敬业的日本的匠人对手里的活一样——在起作用，这个十字型刀口拉得到位不到位，美观不美观，是所有品位高尚的武士所关注的，因为这关系到武士生命价值的最后实现，纵然痛苦之极，元气耗尽，也要集中最后的精力，漂亮地完成切腹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