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帖子的原内容进行了一些纠正和加长后将它发在这里）
卡尔.波普尔在其两本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对柏拉图主义、前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哲学、政治和历史性批判。
作为现代西方民主意识形态的“科学”拥蹩，波普尔以其耳目一新的的“证伪主义”论断奠定了现代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而被世人广为所知。
在波普尔眼中，马克思主义并非列宁所说的那般：“并非一种世界观，是一种（马克思带给我们的）新的科学”。正相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完全被历史文本证明 —— 一方面，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可证伪性，技能被经验事实检验并可能被推翻。真正的知识增长不是通过证实，而是通过“猜想与反驳”实现的（类似于黑格尔的“关于否定物的｀劳动｀”）。顺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中存在着许多有关“必然”的历史语言，诸如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可实际上，这些预言都是无法被证伪的。波普尔甚至犀利地指出，相比起去相信马克思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各种弊端以及将来行将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科学的认识论，不如认为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以特定方式“解释过去”，从而使其逃避了被经验检验，从而丧失了科学性，沦为一种可以自我证伪的伪科学，陷入传统意识形态游戏的自我消化和疯狂生长；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文明的历史进程深受人类自身知识增长的影响，而知识的未来增长在逻辑上是无法预测的（这样的论断与康吉莱姆以及青年福柯非常接近，即科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一种连续的过程，而是不断断裂地，阶梯式的在矛盾中攀升）。既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知识，我们也就无法预测由知识驱动的历史进程。如此，便可以抛出这样一个会令左派大颜失色的结论：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可预测的历史规律。值得一提的是，波普尔对此也具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发现“规律“，而是研究具体的、有限的趋势，哪怕这种趋势也极易改变。
这番“科学的理论”成为了冷战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阵营批判“极权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武器。
很快，此时被称为“红色年代”的欧洲的诸多左翼学者都对此做出了回击。在这之中，反而是一名在当时颇受争议、甚至在死后都遭到无数新左翼学者抛弃与批判的哲学家的回应最为响亮有力——此君便是路易.阿尔都塞，整个20世纪里可以说最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换句话说，他的理论包括他本人，以前在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中，不，哪怕是整个世界哲学史，都留下了绝对浓墨重彩的一笔。哪怕再过去50年，100年，200年，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重新回顾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依然无法“悬置”阿尔都塞而去单独讨论马主义。
阿尔都塞指出，那些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熏陶下、被所谓的理性包装过后的科学并非波普尔所说的那般具有严谨的“可证伪性”。在波普尔的语境中，他早已结构性的将“理性的科学”置于一种“无法被驳倒”的神性的地位（日丹诺夫体系？）——毕竟“可证伪性”的否定不就是一种前置式的绝对肯定吗？可是波普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阿尔都塞在这里自信地挑明，这些科学，这些数学公式，这些伟大的物理现象，当所有在推导和演算着的具有过人天赋的科学家们面前，他们能够对自己所正在进行的事业保持一种“可证伪”的态度吗？或者说，在学术体系高度结构化的当下，“科学真理”的诞生不到最后一刻，也就是那个神圣的理性对象在被刊登上权威期刊，被实在的实验观测到的，被生产利用之前，祂就不是科学的。换言之，在波普尔的理论延伸下，科学似乎不是一个实在的过程，它在“可证伪”的漩涡中被还原为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这个确切无比可以被证伪的结论才是波普尔想要的，如此，那些令人胆战心惊、同时携着部分学术浪漫气息的研究过程本身被无意识地“抛弃”了。
在此之后，有关“证伪主义”是否适用于马主义的论战还在进行。例如，那名曾经提出“交往行为理论”的尤尔根.哈贝马斯曾与波普尔的弟子汉斯.阿尔贝特，就社会科学的逻辑展开激烈辩论。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我们真正要探讨的，是为什么，那名被许多“左翼人士”，尤其是当今的简中互联网，所大力贬低与批判的阿尔杜都塞居然会主动驳斥波普尔的理论。要知道，波普尔的这套理论最适合被保守派用于攻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首当其冲。但是按照“新左翼们”一贯的看法，“西马”是反对和拒绝“苏马”的，尤其是在斯大林死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期，而我们的阿尔都塞则是被称作“上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代表”。
这是否自相矛盾了呢？一名反对“苏马”的的“西马”居然会选择捍卫残存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在那群“新左翼”的口中倒显得有些“特别特”了。
（评论区接后文，vx公众号：阿尔都塞与猫）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哲学理论”，也不是早期的自己所提出的“理论实践”，而是纯粹的“实践”。在哲学的场域中，在哲学这样一个吊诡地没有可“标榜”的对象的政治的科学中，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当第一名勇士敢于喊出罢工的口号，当第一枚来自反动派的子弹洞穿无产阶级的血肉时，在阿尔杜塞眼中，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存在了——相对于“喜欢编造故事给自己看”的哲学来说就已经不存在了。
从列宁的角度来看，阿尔杜塞的回应与态度简直就是他原来观点的复制性回声——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就曾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完善成一门科学而并非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相比起让左翼耗费大量精力，一字一句地在理论的场域去反驳保守派和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如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直接的、神圣的历史科学。列宁认为，意识形态会消散、会崩解，而且意识形态容易受到上层建筑的刻意引导和利用，因此，理性的科学更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保存于历史未来的发展长河中，祂所受的来自于某个个体的污染也会得到有效的抵御。列宁会拥有这样的想法并非偶然，并且值得玩味的是，阿尔杜塞产生这样思想的理由与列宁产生了高度的重合：晚年的列宁看到了表面上力量庞大的苏维埃背后其实存在着大量的裂缝与缺口，很多时候，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神圣性的保持并非来自于一种或多种相互作用的实践——这也与革命后苏联的国家结构开始固化有关——而是来自于一种暴力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刻意引导，来自于高喊的革命口号的“讯唤”。同时在阿和列的眼中，列宁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尊无害但有用的不可被侵犯的“左翼图腾”，但是两人都清晰地意识到，列宁也只是普通的人民大众的一员。
想必明智的读者们已经看出，仅凭以上我的论断，并不能推出对于阿尔都塞主义的完全的保卫，尤其是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但是，在这里，我是想借用阿尔都塞对于波普尔的“可证伪论”之反驳来来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西马”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可以被抨击来或者抨击去的抽象的符号。
一方面，阿尔都塞本人就不能完全算作一名西马派系的人，尤其考虑到他本人所遭受的来自于其阵营中哲学家的攻讦与批判。而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只会因为西马的一部分被他人所总结的思想语句而对西马产生鄙夷的态度，尤其在西马缺少实践的情况下——不是没有实践，而是说原马克思主义教旨，或者庸俗马克思主义中被传统定义的具有暴力性质的实践被大大排除在场了。但是各种性质的实践终归还是有的。在舆论的作用下，这般简陋的看法也会被不断的酝酿和发酵，直至现在彻底在一部分人的思维领域被败了名声。
我认为阿尔都塞，与他的幽灵背后的西马是不该被如此抹黑的，至少不应该被埋葬在一堆混沌而又灰蒙蒙的意识形态之下。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再到后马克思主义，我并不能得出一个十分完备且得体的结论。究竟哪一位先前的思考可以带领我们度过那条宽阔且汹涌的历史之江抵及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可以回答。

个体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其实是不能真正触碰到实质性的意识形态躯体的。关注生活与享乐本身的人会赞成这样的说法；自喻尖锐的哲学家，会认为这只是一种主体性的幻象，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无时无刻不都在接受着来自意识形态的“询唤”；甚至更有超脱者会说，“讨论意识形态存在与否的问题并不重要，这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到了最后，我们甚至需要自问，是否这些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与反对，也是一种异质性的意识形态？
流逝中在场的一秒，可以被视作千万微秒的组成，但在人生尺度的丈量下，它又会被卑微地还原为一滴大海中不起眼的水珠。历史的内容诡谲而又持续奔涌着，在潮汐下坠的那一秒钟，无数股思想交互、碰撞、戕害、升华，最后在一秒的末尾，千万微秒数量级的终点，同时却是不起眼的历史的一个注脚，彼此坠落，化作雨滴，淋漓地落在21世纪的街道上。
人们会咒骂这雨，慌乱的撑起伞或者是将公文包陈于头上，但也会有人赞美，冲进雨的语境中，邀约一段舞蹈——但大部分人对此只是无感。所有这些他们、我们，透过雨滴的遮蔽，恍若身处黑暗的山洞之中窥见了黎明的云彩那般，瞥见了路灯的光芒，那来自于旧日的马克思主义的细微的光辉。到了那时，在昏黄又温暖的灯光下，我们是否会想起那位名为路易.阿尔都塞的老人？

文采这块

好帖没人，不过网上西马和苏马对话语权的争论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阿尔都塞不是在“西马 vs 苏马”那条线上站队，他是在“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这条线上作战。波普尔 等于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逐出科学，而阿尔都塞则是换一套认识论基础，把它重新安进“科学”的位置。两人根本不在同一战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