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澄清，这里可能存在一个稻草人谬误。马克思主义从未简单地认为“抓方向”（比如管理、风险决策等高级脑力劳动）没有价值。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资本论》）
“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资本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完全承认，“抓方向”或者风险决策作为一种复杂脑力劳动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但是他真正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如何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一是风险决策和管理的劳动报酬，二是凭生产资料占有的剥削性收入。马克思批判资本家通过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难道就等于否定资本家本人可能从事的管理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吗？不是这样的，马克思要揭示的是，资本家的收入远超过其管理劳动所应得的报酬，其超额部分正是来源于剥削。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区分的是管理的劳动和资本的收入。
风险决策的脑力劳动当然有价值，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但马克思主义要问的是：他们的亿万身家中，有多少是您口中“抓方向”这项劳动的报酬，又有多少是您凭借资本所有权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部分？在老马的语境下，资本主义下的“抓方向”是二重性的。一方面具有生产性，有组织管理的生产和经营比混乱的生产经营更高效，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再赘述。但另一方面则是剥削性，“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资本论》）
我虽完全同意“抓方向”的管理劳动是复杂高强度的，在创造价值的部分也允许获得较高的报酬，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复杂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但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顶级管理者（zbj）的巨额薪酬真的仅仅是他“抓方向”这份复杂劳动应得的工资吗？他决定裁员，是否是在执行资本的意志通过牺牲工人来保障利润？他设计996并打击工会，是否是在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他的KPI是利润率和股东回报，是否意味着他的所有决策，无论多具有“战略眼光”，其根本目的都是最大化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试问，他们的巨额收入中，究竟有多大比例是作为“乐队指挥”应得的高额工资，又有多大比例是剥削职能所分得的剩余价值？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是：假设老总的收入，是您公司内部最高级程序员的几十倍，但劳动强度和复杂度真的达到了他们的几十倍吗？还是说，这巨大的差额，本质上来源于凭借资本赋予的权力，对广大劳动者创造的集体财富进行的制度性占有？请把这两笔账算清楚。

对事不对人，假设你是一个有能力的经理人，你应得一份高薪，你同时是公司的所有者，你占有全部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后者，而非前者。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将二者捆绑或者混淆，用“能力”的正当性来为“所有权占有”的剥削性辩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