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元君主制”说的是东汉一种特有的君臣关系，即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到“二重君主观念”，后来被各家学者引用，有称为“二元君主制”的，有称“二重君主观”的。其本质源于东汉的“门生故吏”关系，也与汉朝的察举征辟制有关，也与东汉地方豪族大姓这种社会现象有关。总之，“二重君主观念”是在东汉现实存在的，且对整个东汉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有专门的一小节说二重君主观念，复制如下：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为县令或县长。】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时得召见，【天子有事，用赐玺书。】高第【成绩好者。】得入为公卿。【如张苍、申屠嘉等。东汉益重，或自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为三公。】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惟三辅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惟每岁尽，须派员至中央（丞相府）上计，“计簿”即治理成绩之统计与报告书也。】得兼地方军政。【西汉有郡尉，为地方武官，而辖于太守。东汉省之。】
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汉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岁乃得迁守、相，【郡曰“守”，国曰“相”，权位略同。】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东汉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西汉刺史吏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验。东汉不覆关三府，权归刺举之吏。】位任益尊。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模仿封建时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讨董卓，太守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汝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功曹郅恽曰，“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曲为直。此既无君，亦复无臣。”【会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狱，仓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州、郡又得称“本朝”。司隶从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贡器帝廷。”豫州从事尹宙碑：“网纪本朝。”】
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岛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
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嵩曰：“若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
甚至即已进身为中央宫，仍多为其举主【即其旧日太守，所由察举而得进身者。】去官奔丧。【吴匡、傅燮等；已详前。】
又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仅为一谒轻去其官，较之奔丧，抑又甚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很多时候第一个是举荐他的人或曾录用他为府吏的地方长官就是他的第一个君主（府主）。另一个则是天子，但是以天子为君主是有前提的，就是他离开第一个君主（府主）之后，被天子任职，那么他就是天子的臣，天子就是他的君主，而之前的君主则成为故主。
《三国志 刘表传》引《傅子》中韩嵩和刘表的对话说的很清楚。
【嵩对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祐，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迁零陵太守，还称朝廷、曹公之德也』。】
这段话说了几个层次，1、【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在韩嵩作为刘表的臣时，他的君只有一个就是刘表，为刘表生，为刘表死。而不会为天子死，因为天子此时不算他的君。
2、【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倘若天子任命韩嵩官职，那么天子就变成了韩嵩的君，而刘表则变成“故主”“故君”，此时的韩嵩就为天子生，为天子死，不再为刘表死。换而言之，这时韩嵩就是朝廷之臣，而不是地方官刘表的臣。
二重君主观说开了就这么简单，很容易辨别。朝廷可任命的有三公、刺史、州牧、太守、县令，但是这些三公、地方官的府吏僚属则是府主自己任命的。
又如臧洪【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对于臧洪来说，张超就是他的君主。虽然后来被袁绍扣留，但依然心系“故主”张超，此时臧洪则是张超的“故吏”，所以【超遂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要知道，东汉时期，门生故吏对于故主（第一任君主，并非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
韩嵩是刘表的从事中郎。臧洪是张超的功曹，这才叫【故君】、【故吏】。
在府吏的观念里，第一个任命他们的府君的地位大于天子，选择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府君。
府吏之于府君，是以道义联系的。后汉乃至汉末，世人的概念里，府吏侍府君如父，是忠孝的体现。所以不会轻易背叛府君。
《后汉书戴就传》【（戴）就据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当以死报国。卿虽衔命，固宜申断冤毒，柰何诬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戴就【仕郡仓曹掾】。
其次，还有一种关系就是XX举荐YY为孝廉，也可视为XX是YY的故主，YY是XX的故吏。
案《后汉书赵咨传》【（赵咨）复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皓，咨之故孝廉也，『注咨为敦煌太守时，荐皓为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皓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其为时人所贵若此。】曹皓曾被赵咨举孝廉，所以，曹皓放弃了天子授予他的印绶，宁可罢工不给天子打工了，也要送赵咨到东海。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辞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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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史大纲》的观点说明，在二重君主观念的影响下，“国家观念之淡薄”即天子地位被弱化，很多人眼里没有天子，亦或说天子的地位、身份、死活并不那么重要。平时就不太重要，更不用提天下纷乱时，其身份、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这就导致了献帝在回到洛阳之后【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闲。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不仅没房子住，没吃的，而【州郡各拥强兵】却【委输不至】，因为州郡地方府吏他的君是府主，豪强又有很强的宗亲关系，【逐次代之以家庭】，至于天子，天子是什么？
【《献帝纪》曰：“傕令门设反关，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饥渴流离。上以前移宫人及侍臣，不得以谷米自随，入门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为食赐宫人左右。傕不与米，取久牛肉牛骨给，皆已臭虫，不可啖食。”】
因为天子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所以也就能明白李傕等人为何会如此虐待献帝。
所以，在这种时代观念之下，天子实则是没有太大号召力、影响力的。

王异为了给太守韦康报仇舍弃儿子就是这个意思 对吗

本质封建残余，所谓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反过来说之我主公的主公不是我的主公
也反映了东汉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其实并不高

弘农王被鸩杀天下没什么太大反应。袁氏在京者被杀，天下瞬间蜂拥而起了。如果不知道二重君主观的话，就很难理解当时天下人的反应。
按《后汉书 董卓传》董卓之所以杀弘农王，是因为听闻关东起兵讨董【及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
【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袁绍的号召力说穿了源于他袁氏家族的号召力【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非他个人魅力。
当关东盟军以袁氏之名讨董、桥瑁诈作三公檄书，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时，韩馥又问【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在韩馥这样的袁氏故吏的认知里，这是的矛盾仅仅局限于袁氏和董氏的矛盾，与天子（国家）无关，或者说关系不那么大。他倒不是鶸且傻，而是袁氏这种大豪族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很多时候是会威胁到皇权的。
如韩馥所说【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韩馥决定将冀州让渡给袁绍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韩馥曾是袁氏【故吏】，其次才是【才不如本初】。
这【门生故吏】的号召力是很强的，强到即便坐镇京师，身携天子，且能行废立之事的董卓都不敢轻举妄动。
【董卓购募求绍。时侍中周珌、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琼等阴为绍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购之，埶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
在二重君主观念的作用下，即便天子，其号召力都远不如当时的袁氏。所以，这就是袁绍为何看不上献帝的原因【天子之立非绍意......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因为他袁氏家族的影响力远超当时的献帝,献帝在袁绍身边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即便曹操拥有献帝，但面对背靠袁氏家族影响力的袁绍，在号召力、舆论方面其作用是很小的，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董卓死后，又是袁氏这些门生将董卓扬了。【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
学术界普遍看法是“东汉政权是在豪族的支持下建立的，豪族是东汉政权的社会基础。东。”（刘秀本就是南阳豪族）比如杨联陞、余英时、林剑鸣等都持这种观点。实则，东汉豪族已经有了门第观念，士庶之分已经非常明显。世代为官使得东汉出现了许多“世族”，世族这个称呼就是指这个家族世代为官而垄断权利。这种世族在《后汉书》里比比皆是。学术界有种普遍开发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官员需通经入仕（虽然不是所有人都通经入仕），进而造就了师徒、门生。能够通经入仕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豪族子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在研究了汉代的官僚构成时发现，汉代官僚绝大多数出身两代为官家庭。足可见其家庭背景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从东汉豪族形成和发展看，不是有文化就能成为豪族，而是豪族一般都兼具有文化。
《后汉书 袁绍传》【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谢承书》曰：“虞父舒，丹阳太守。虞通《五经》，东海恭王之后。”）
《三国志 袁绍传》【绍自号车骑将军，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遣使奉章诣虞，虞不敢受。】
袁绍从一开始就看不上献帝，一是因为献帝之立非绍意，是董卓立的。二献帝本身不是灵帝顺位继承人，名不正。《三国志 袁绍传》引《献帝传》说沮授差点将袁绍说服，后来被郭图、淳于琼一顿哔哔，袁绍又不要献帝了。与《袁绍传》相反，但结局一样，袁绍最终还是没有要献帝，本质看，他就是打心底里不想迎献帝，恰好郭图、淳于琼能摸准他的想法。

檄吴将校部曲文里面说得很清楚了，盛孝章，君也，而权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