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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屈原系列之——端午、屈原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纪念屈原系列之——端午、屈原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      端午起于远古节气夏至,本是源于天文节气与生殖崇拜。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魏晋以后,自沉于岳阳汨水的屈原进入端午传说,最终形成端午起源纪念屈原的“历史”之“既成事实”。历史上,屈原与端午的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所标拔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忧患意识、《天问》怀疑精神、独立不羁敢为人先精神等湖湘精神传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并远播东南亚及海外华人地区,影响世界。今天,在以胡**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弘扬屈原精神与湖湘传统精神,其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伟大复兴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 端午与夏至    一般传统认为,端午又作端五、端阳、女娲节、沐兰节等,汉族传统节日,流行中国大多数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始载于《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指五月的第一个五日。五、午甲金文皆作“X”,二者通。《国语.晋语六》之夷阳午,《左传.成公十七年》作夷阳五。《说文》:“五,......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段注:“阴阳交,午也。”    端午起于远古节气夏至,本是源于天文节气与生殖崇拜。黄守愚《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之《释“中”》与《日之观测与“立中”》对于远古夏至问题及夏至与生殖崇拜祭祀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发现古人认为一年之内阳气至隆在夏至日中时刻,古人在此时刻举行生殖崇拜祭祀及远古沟通天人的宗教祭祀。古人于夏至日中时刻炼剑、炼镜、采药等等,都是为了取得至极之阳气,沟通天人,以解阴毒之气。据《三国志.魏志》的记载,景初二年,曹魏赐倭“铜镜百枚”。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光丰古坟出土一面“三角缘神兽镜”铭文:“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做镜,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自宜孙,寿如金石兮。”景初是曹魏明帝年号,只用了三年(公元237-239年),并无景初四年,当是日本人或者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工匠所制作的。《论衡.率性篇》:“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丙与午于方向并属南,于五行并属火,日中时刻,阳气至极。《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日中阳隆。”《黄帝内经灵枢.营卫生会》:“日中而阳隆。”马王堆帛书周易《二三子问》:“日中而盛。”于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极至的时辰制镜,为的是在最好的时间取火。可见古人制镜特地注明“五月丙午之日”不是没有来历的,是对于远古节气夏至这一时令的选择。   古代天文学家将黄道分成十二次,以十二地支相配,北方玄 (字库无此字,左木旁右号字)为子,南方鹑火为午。北斗星由七颗恒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斗身,古曰魁、斗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构。天璇、天枢相连成直线并延伸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构成北极星区。古代,十分重视北斗星。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可以利用它来辨明方向。因为找到了北斗星,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其次可以根据它来定季节,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为春;斗柄指南,天下为夏;斗柄指西,天下为秋;斗柄指北,天下为冬。”每天在黄昏固定时间观测,斗柄指向哪一地支名,相对的就是哪一月或某一季节。譬如斗柄指寅,则为正月;当斗柄指在午则为五月。夏至在五月,当斗柄指在午的正中方向,则这天正是夏至。夏至很早就已经被古人观测发现,《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这就是关于夏至较早的文献记载。端、斗即为一物。《说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属皆从斗。”今天民间还把斗形器具叫做端或者叫做端子。端又有斗柄指南之意,《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凡南方正门,皆谓之端。”端午即斗柄指向正南方“午”。
大明王朝——中国海权的中衰 ————转贴 大明王朝——中国海权的中衰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有陆权和海权之争。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陆权文化占了很大的上风,但是生活在明朝之前的中国统治阶层,也都相当注重国家海权的维护。古人云:人要有鲲鹏之志,鲲是传说一种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可翻江倒海,吞云吐雾,而鲲出水可  化为大鹏,翱翔于九天之上。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先秦,那时的人就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敬畏。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大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549年夏天的长江上,即楚康王以舟师伐吴。《文献通考》记有:“用舟师自康王始。”水战不仅限于江河,甚至发展到海上作战。吴王夫差十一年(公元前485年),“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说明春秋时的齐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1】而在秦朝,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更可透过寻仙觅药那种神话的迷雾,显露出人们对发展海上交通的向往和追求。到了宋元时期,中国的海权意识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中国海权正统的时代即将来临……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2】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使得航海的安全性大幅度的提高。在制度方面,宋帝国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互市舶法”。对于进口货物,首先到官署登记,缴纳一定的入口关税,之后再流入某些特定的市场。为此,宋帝国在建国之初在广州,明州和杭州设立市舶司,后来推广到泉州,密州板桥等广大地方。商人出关,要先到当地市舶司详细登记此次出航所带的人员,货物内容数量,航行方向,航线以及出航时间,之后领取官方发放的“引”作为许可证,并要求在航期内回港登记。对于对外贸易,政府实际上是鼓励和扶植的。为了招徕外商,政府甚至允许有条约的国家商人进入内地经商贩运,并命令市舶司“给防船兵仗”,以保护外商安全。对于本国商人出海经商,政府同样给予鼓励,如《宋史.食货志》记载:“……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统治宋朝皇帝们,“重农”并不“抑商”,宋神宗曾说:“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朝统治者是相当注重海上贸易的,而保障正常的海上贸易则需要强大的造船业的支持,造船业的强大也就推动了宋朝海权的强大。而到了元朝,中国的海上力量则更加强大,元朝创办了规模空前的漕运和海运,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元朝政府还曾派遣使者到达过苏门答腊岛、斯里兰卡和南印度地区以扩大元朝的影响,元朝的商人还逐步掌控了与阿拉伯的香料贸易,马可·波罗在其游记里所描绘的拥有300名船员的巨型船只就是当时元朝的商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前朝留给朱明王朝的是一笔相当宝贵的财富,然而,朱明王朝却没有好好的利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海禁使得中国的海权迅速衰落,最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继任者——清王朝。   明帝国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不可否认的是,明朝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明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面,却有了相当大的倒退,统治者在海权观念上的倒退,直接埋葬了先人所开拓出来的海权,致使在若干年后,曾经的世界一流海上大国却无力保卫自己的海疆,大清帝国的水师在日不落帝国的新式战舰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最终落得半殖民地社会的地步。   说道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皇帝,或许正是他平民背景的缘故,朱元璋的治国理念相当落后,他是农民出身,这就注定了他治国思想的保守,更加没有任何的商业思想,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他做出了对中国海权消极影响最大的决定:海禁和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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