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大顺💥的个人资料

冯学荣：张献忠真的杀光四川人了吗我们有许多文艺青年，从各种野史里，经常读到这么一则“历史”，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盘踞四川多年，把四川人全部杀光了，所以导致清朝建立之后，四川省空荡荡，没有人了，所以只能“湖广填四川”，云云。试问，历史上的张献忠，他真的杀光四川人了吗？答案是：没有。我们换个角度问这个问题：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真的有能力把一个省的人口，全部杀光吗？答案是：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很简单，因为人是会跑的，人是会躲的。且不论杀光所有人是否符合你的利益，退一步而言，就算你真的有心杀光所有人，你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有限的。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这个道理有多简单：假设我派你去完成一个任务：把泰山上的虫子，全部杀光，请问，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吗？你完成不了。因为，泰山的面积，虽然也不算太大，但是，你要把山上所有躲在土里的虫子全部杀光，你是做不到的，你如果硬着头皮去做，那么，你必须雇佣数百上千人，日以继夜地筛查，剿杀，复查，翻土，结果，哪怕是费上几个月的时间，恐怕你都完不成这个任务。

张献忠：张献忠‘屠蜀’被夸大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也叫张献忠的在《中国国家地理》17年7月号72页明确说，张献忠‘屠蜀’被夸大了。他依据确凿历史事实，文献，得出客观结论。他说，‘张献忠的军队三次大规模入川，知道大西政权建立都没有大规模的屠杀行为。在攻城略地中存在因为报复守城者儿进行屠杀的行为，总体比较理性，能够将顽抗者和归降者区别对待。’在攻城略地中存在因为报复守城者而进行屠杀的行为是比较多见的。

张献忠吧吧主竞选：NO.0001号候选人

可惜闯王功败垂成，未能光复大夏但他的英勇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如果张献忠没有屠川，那是谁杀了那么多四川人？是明军的一项政策原创：苏昊天涯看点昨天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大幅缩减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争议话题，究竟是谁造成了四川人口减少的局面？是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是明末四川的地方统治者？还是进入四川的清朝征服者？后世很多人都把这笔账算在了张献忠的头上，他们认为暴戾的张献忠才有可能做出如此残暴的事情。其实，关于张献忠有没有屠川，笔者之前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分析，首先张献忠的军队并非后世相传的那般残暴，并非以屠杀为乐。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确实杀了不少人，但是是有针对性的，这些人是被称作“五蠹”的恶霸乡绅，所谓“五蠹”指的是衙蠹、府蠹、豪蠹、官蠹和学蠹，他们为害乡里，张献忠此举反而深得人心。此外，张献忠没有屠川的动机，因为他在1643年年底第二次入川，此时李自成已经横扫中国北方，张献忠自知难以与之抗衡，便主动入川另立根据地。而张献忠要以四川为根据地，则不可能在四川滥杀无辜，否则一来不得民心，不能长久立足，二来，杀了那么多四川人，谁来供养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所以，张献忠很有可能没有屠川，那么如果张献忠没有屠川的话，那么四川为何人口锐减如此之多呢？在清朝初期有“湖广填四川”之说，说明四川的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必须从其他省份移民以充实四川。其实，原因有很多，有天灾和瘟疫，崇祯年间，四川经常发生蝗灾和旱灾，还有水灾，而大灾之后一般都有瘟疫，所以自然灾害和瘟疫造成了很大量的人口损失。另外一方面，战争造成的饥荒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明朝后期，四川不仅仅受到农民战争的影响，还有很多其他的农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四川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争影响，而战争势必破坏生产，而没有农业生产，自然会产生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口减少。当时，除了上述的几个原因之外，战争本身造成的人口损失是最大的原因，而明军和清军又是造成战争减员的两大力量，本文主要讨论明军是如何造成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明末，很多明军的军纪败坏，甚至连明朝内阁大学士文震孟都承认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明朝平贼大将军左良玉的军队也是出了名的坏，他们在四川“剿贼”时“所至焚劫，村集为墟。”“左兵所过，奸淫剽掠，鸡犬不留。”然而，除了军纪败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十分重要，明军的一项政策导致了明军几乎都会选择屠杀平民。这项使百姓遭殃的政策就是“割首献功”，明军记功时以斩首多少而论，而这些军纪败坏的明军又不是农民军的对手，自然不可能在战场上收获多少敌军的首级，于是他们便选择斩杀手无寸铁的百姓来冒功。比如明朝郧阳巡抚陈良训“诡称杀贼累万，验问皆良民。”更有甚者，还有的军官用妇人的首级来冒功，明军副总兵赵大胤“报斩首五千，验之皆妇人首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可见，明军的这项政策导致了很多无辜百姓被军纪败坏的明军杀害冒功，而动辄几千上万的首级，也正说明了明末四川人口为何减少如此之多。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

李自成和张献忠谁为抗明贡献最多？

张献忠一把火烧了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吓得崇祯皇帝赶紧下罪己诏 1635年正月，七十二营农民军头目相会于荥阳，商议如何共同对抗明朝官军，最终在李自成的建议之下“计唯有分兵，各随所向立效”，众头目分配了分兵进军的路线，农民军的目的是让明朝官军疲于奔命，希望最终能够有所突破。荥阳大会之后，张献忠和高迎祥等人按照计划离开河南，进攻江北地区，而当时绰号“闯将”的李自成还在“闯王”高迎祥的麾下，所以当时张献忠和李自成可以说是一起行动的。当时，明朝官军将防守农民军的重点放在河南和陕西一带，对江北地区则防守十分薄弱，所以当张献忠和高迎祥的军队袭击江北地区时，明军猝不及防，丢失了很多城池，而农民军则直逼明朝的中都——凤阳。

张献忠攻克城市靠两招，但是逃跑只有一招，而且屡试不爽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4月17日张献忠是明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与李自成齐名，李自成因“闯王来了不纳粮”而著名，而张献忠似乎更多的是以“杀人魔王”的形象而深入人心，其实杀戮并不是张献忠仅有的标签，仅仅靠杀戮是不可能在明末乱世立足的。前面，笔者的一篇文章讲到张献忠行军打仗有三大特点，今天还讲三点：攻克城市靠两点，还有一点用于逃跑。在农民军起义初期，农民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能够填饱肚子、躲避官军的追杀是农民军们的最大愿望，至于那些富庶繁华、防守严密的大城市，这些农民军想都不敢想。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农民军越打越多，而且有不少明军“反水”投身到农民军中。到了崇祯末年，农民军和明朝官军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转变，而且农民军的攻城技术和能力随着官军的加入也得到了长足的提高。农民军不断地攻克一些大城市，而张献忠也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张献忠攻克城市主要靠两招：计取和力克。所谓“计取”，就是说张献忠通常会派一些精明强干的士兵，化装成各色人等，进入想要攻打的城市，一方面打探消息，另一方面也作为内应潜伏下来，然后大军赶到，里应外合，趁明朝守军混乱之际一举攻克城池。比如，1635年正月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张献忠就是先“密遣壮士三百人，伪为商贾、车役，先入凤阳”以为内应，入城后等待时机，放火破坏、散播谣言，大军再趁势杀到，里应外合，攻克了凤阳。又比如1642年攻克庐州，张献忠也是“遣贼作商贾，分伏城内”，还在半路杀死了前去庐州视察的明朝学使，命人假扮学使，堂而皇之地进入庐州城，最终一举将其攻克。当然，计取不可能一直使用，用多了明朝官军也渐渐“免疫”了，既然不能计取，那么只能力克了。到了崇祯后期，农民军人数众多，而且攻城战术和装备也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这就为力克奠定了基础。通常，张献忠会先派兵将城池团团围住，然后在用“飞梯”、“冲车”强攻，挖地道、埋火药则是对付城墙的好办法。再往后，农民军也掌握了火炮等武器，便可以使用火炮轰塌城墙，然后再攻取城市。但是，这两招也并非百战百胜，如果打不过，那么就得撤退，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被明军追杀，那么这个时候张献忠还有一个杀手锏，可以保证将军队的损失降低到最低，而且多次使用，屡试不爽。明末，除了极个别的军队，很多明军都纪律涣散，而且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贪财爱钱，所以张献忠就利用明军的这个弱点来阻止追兵，“献忠他遁，虑追兵蹑至，多以金帛遗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穷追。”每次逃跑的时候，张献忠总是命人在路上扔下很多金银财宝，而明军看到这些宝物，都会去抢着捡拾，而置逃跑的农民军于不顾。所以，这样张献忠总是能够顺利逃脱，有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趁明军混乱不堪打个回马枪，转败为胜。所以，张献忠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一个鲁莽的粗汉，但是这个汉子也是粗中有细，并非一味靠蛮力，而正是有了这几个特点，才让张献忠能够坚持到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在明末乱世之中取得一席之地。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

张献忠是著名的抗明英雄，为何一到夏天就变得特别消停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4月18日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多，但是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作为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张献忠就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不过这个特色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反面的，比如“杀人魔王”。但是客观的来说，张献忠还是有很强的能力的，他的军队也特别有特色，他特别擅长使用骑兵，也特别重视骑兵的发展，而且也善于用计策智取，除了这些特点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很少在夏天打仗。纵观张献忠的作战过程，会发现张献忠一到夏天就相对消停，那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天气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夏季炎热，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尤其是长江沿岸，一到夏天就酷暑难耐，湿热的天气让人没有一点动弹的欲望，恨不得在地上挖个坑躲进去。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在湖广地区时，每到夏天就“潜伏山谷，俟秋而动”，夏天在山里乘凉，渡过炎炎夏日再出山“搞事情”。而且夏天对于张献忠来时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那就是夏天特别容易下雷暴雨，而古代的道路都是尘土，可没有今天的柏油和水泥路，所以一下暴雨，道路就会泥泞不堪，这种情况特别不利于行军。而张献忠作为“流贼”，自然对行军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一旦道路泥泞导致行军速度放慢，很有可能导致很大的损失。所以，从天气角度来说，张献忠选择在夏天躲在深山里纳凉。其次，夏天是疾病高发期，农民军数量众多，那么多人吃穿住行在一起，一旦有人生病，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疾病，而且夏天酷热，食物也不易保存，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集体食物中毒，造成非战斗减员，势必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所以这也是张献忠考虑的一个因素。最后一个问题，则是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吃饭问题。夏天，湖广地区的一些农作物还没有成熟，而过去一年的存粮也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的时期，而这个时候还要满足大量军队的供给是十分困难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没有粮食吃的话，造成的后果就不仅仅是战斗力降低的问题了，很有可能造成兵变，所以选择一个地方避暑，休养生息，减少消耗，也能够减少粮食的消耗。当张献忠活跃在湖广地区时，夏天总喜欢到武当山周边的郧襄山区修整，因为此地“北连宛、洛，西接汉南，西南通巴蜀”，是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冲，一旦形势变化，张献忠能够很快出击，应对变化。另一方面，这块山区的地形特殊——崇山峻岭和大河森林围绕着一块平旷的田地，可以让大军在此地修整耕种，而且还有银矿和金矿，可以采集金银补充军饷开支。综合以上几个原因，张献忠选择夏季修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

张献忠谷城投降，陷入低谷，那么他是如何走出人生低潮的呢？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4月21日明末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从崇祯年间起义，到最终建立大西政权，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他的起义生涯可谓起起伏伏，多次投降明朝，后又反复叛明，这固然和其狡猾的个性有关，但是张献忠更多的还是从形势的变化来考虑自己的行动方向。崇祯十一年（1638年），张献忠又一次来到了人生的低谷，这一年朝廷调遣左良玉、陈洪范等人率领大军进攻张献忠驻扎的郧襄山区，张献忠率部迎战。但是，左良玉已经是张献忠的老对手了，对张献忠了如指掌，所以张献忠的计策被左良玉识破，结果张献忠大败。张献忠本人在作战中额头中箭，所幸自己的养子孙可望拼命将其救下，才得以逃脱。但是整支部队损失惨重，兵马死伤无数，又被明军尾随追击，张献忠部过了很久才摆脱了明军，回到郧襄山区的谷城修整。然而，祸不单行，农民军的另一支重要军队——李自成部也在川北战败，损失惨重，这无疑增加了张献忠部的压力，因为明军不需要再去顾忌李自成部。正在张献忠焦头烂额之际，想到了一个屡试不爽好的办法——诈降。当时负责剿灭农民军的最高长官是“六省军务总理”熊文灿，他昏庸无能、贪财，无力用武力平定农民军，所以他一向希望通过“招抚”手段来平定农民起义，在取得了对张献忠的胜利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而这正中张献忠下怀，于是张献忠“假借招安名色”诈降熊文灿。但是投降后的张献忠并没有闲着，而是想着如何东山再起。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主要干了三件事情。首先，张献忠保持了自己部队的相对独立，并且从熊文灿那里索要了不少军饷。张献忠投降后，表面上对明朝官员们“跪拜有礼节”，但实际上却“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而且坚决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谷城。而且“投降”后张献忠就向熊文灿索要十万人的军饷，但是熊文灿哪里能够拿出这么多钱，但是又不得不给钱，于是熊文灿给了两万人六个月的军饷。而张献忠得到军饷后，依然不足，便在当地征粮，并且征收渡口税等，在合法的外衣下补充了军队的收入来源。其次，张献忠在谷城附近大肆扩充自己的军队。崇祯年间，天灾人祸，到处都是饥民，张献忠便打着“官军”的旗帜，将这些饥民招揽到自己的部队中来。除了基本的战士之外，张献忠还注意吸收一些知识分子以弥补军队智囊的不足，本地的潘独鳌、徐以显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投入了张献忠的麾下。有了战士和智囊的补充，张献忠部队的实力不降反增。最后，有了足够的人数之后，就是提高军队的质量，而张献忠采取的办法就是训练。张献忠和潘独鳌等人研究了孙吴兵法，并用来训练部队，“每日自上而下，循环不已”。在装备上，张献忠的部队还制造了三眼铳、狼牙棒等武器装备，整支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熊文灿连忙派遣左良玉等人前来镇压，但是此时的张献忠经过一年多的修整，已经今非昔比，不久“良玉大败奔还，军符印信尽失，弃军资千万余，士卒死者万人”。在谷城大败之后的张献忠无疑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但是他却使用了“诈降”的权宜之计，并且暗中努力，不断积攒自己的实力，终于走出低谷，并且一举击败明军，重新走上人生巅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

抗明英雄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还不忘设置一个从九品小官，专门管这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1周前明末乱世，群雄纷争，虽然没有像东西晋、唐朝之后那样出现数十个形形色色的大小国家，但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个农民起义领袖也建立了两个政权，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沙场征战之后，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在1644年和1645年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他们成了大顺朝和大西朝的皇帝。在笔者之前的文章中为大家描述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设置情况，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张献忠的这个大西朝长什么样。大西政权的中央机构和明朝类似，基本照搬明朝朝廷的设置，也设有内阁、六部和御史等部门，李自成的大顺朝也设有六部，只不过李自成的六部被称作“六政府”，改换了个名字。与明朝不同的是，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也设置了丞相这一职务，张献忠任命早年加入农民军的原明朝诸生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入川后投降的原明朝进士严锡命为内阁学士、右丞相，政事都出自汪兆龄之手。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设置了地方政权和官员，虽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仅仅局限于四川一隅，但是各级官员的设置却一点不马虎。据史料记载，大西政权的地方政府设置为府、州、县三级，各级主官分别为知府、知州和知县，和明朝设置几乎如出一辙，从传之后世的文献记载来看，大西政权的官职十分完备和细致。除了这些朝廷高官和各级地方官员之外，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甚至连十分低级的官员都设置了，可谓考虑得十分细致。据《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中有一方大西政权的官印，名叫“都纲之印”，据史料记载，这个“都纲”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那么这个官职是管什么的呢？根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所以，这个“都纲”是一个管理佛寺和寺僧的官员，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九品芝麻官”了，古代官员从正一品开始，一共分为九品十八级，每个品级里面分正、从两级，像一般的知县基本是正七品官员。张献忠设置“都纲”一职，一方面说明张献忠对于政权建设的细致，并没有因为自己地处一隅而敷衍了事，另一方面也说明张献忠对于佛教等宗教事业的重视，还专门设置了官员来对佛寺僧人进行管理。这一点在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似乎并没有记载，这也体现了张献忠粗中有细的一面。而张献忠要任命这么多的文官，势必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所以张献忠在成都还曾经两次按照明朝科举制度那样开科取士，录取了一百多名进士，同样也有状元、榜眼这样的称呼。由此可见，张献忠对于建立政权还是十分用心的，毕竟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说，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有着完备的官职设置，甚至连从九品这样的小官都设置了，而且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统治地域不大，但是政府机构的设置却是十分的完善。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明史·职官志》

第五十一章　王朝暮光从四十七岁盛年出任政府首揆，直至1582年溘然长逝，张居正当国的十年，从吏治、国防、财政、民生各个方面挽回了自正德朝以来江河日下的颓势，这十年成了明王朝暮色中最后一抹耀眼的光辉。在给徐阶八十岁生日所上的一篇寿序中，张居正曾这样总结这十年间的治绩：“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廪，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 这十年的国库储备，超过了本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任何一个时期，仅以张居正去世不久后的一项统计，首都粮仓的粮食储备就足够满足此后十年之需。《明史·万历纪》如是记述万历新政的成绩：“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清代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张居正十年施政治绩斐然。有慈圣皇太后的鼎力相助，又有司礼监大珰冯保的悉心合作，张居正的改革颇显得心应手。后世学者习惯于拿他与十一世纪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作比，但王安石是个理想主义者，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难免阻碍重重，而张居正则是个实干家，“凡事耐得了烦”。改革既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实际推行时却从未大肆张扬，一切都在遵从祖制的前提下进行，这使得万历新政的各项措施有了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在张居正看来，改革要雷厉风行推行，必得靠高度集中的权力去推动。甫任首辅，他就以京察着手整饬纪纲、澄清吏治，责令政府官员中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自纠过失，借此排除了一些喜欢“以言干政”，有可能对改革构成障碍的官员，这些人中不乏公认的品行才能超卓之士，但以他的说法，则是“芝兰当路，不得不锄”。1573年开始实行的考成法，使都察院、六科这些相对独立的监察系统也全都落入了他的掌控。距本文故事两百多年前，太祖高皇帝为本朝设立的一套文官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反过来也可以掣肘大官。具体地说，帝国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治理，各部主官，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至从二品。六部的监察机关则为六科，任官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一个都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却有权对本部乃至国家大事行封驳、纠劾之责。张居正的考成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政府各部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为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以此为蓝本再制作两本，一本送都察院及各科备注，一本送内阁查考。各部院的注销文册如有欺蔽，科臣有权弹劾检举，六科有欺蔽，则由内阁检举。在高拱时代，首辅通过弄权使一部分言官成了夹袋中人物，而张居正则是通过“综核名实”，从制度上使这些风裁卓绝的言官们全都落入了他的掌握。《明史》张居正本传对他这十年的治绩仅寥寥数语，大抵还是人云亦云地说他以霹雳手段使“政体为肃”：“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其实揽权只是这个政治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充分放权给各部，在他执政的十年间，六部的尚书们基本上没大的变动，吏部方逢时，户部王国光、殷正茂，兵部谭纶、王崇古，刑部王之诰、吴百朋，工部朱衡、李幼滋等，俱为一时之名臣。他们中除了一人被免职，二人死于任上，其他人都是到退休年龄才致仕。而用杰出将领戚继光、李成梁确保帝国东北边境安靖，用潘季驯治理河道等等，无不体现了张居正的知人善任。他注意到了驿递方面的腐败，进行了整顿。他阻止了皇家废除死刑的念头，主张严峻刑法。他还注意到了这个时代学风空疏，游谈之士只知聚党束手空谈，主张严格控制生员数量，不许创建书院，不许群聚徒党，重申国家大事人人都可以议论，惟独读书人不许的所谓祖制。从文官集团到民间的士绅阶层，他撬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得罪了太多人，改革也如逆水行舟愈益艰难。在他有生之年，尚可开动权力的履带勉力推进，一旦故去或不再在位又何以为继？他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透出一股悲壮和绝望气息：“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 种种改革措施中，又以1576年开始在南方某些省份逐步推行的清丈田亩和条编法更为触动豪门的利益。国初，各府州县有记载田亩的“鱼鳞册”和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在明中叶以后已与事实多有不符，豪门大户多有隐匿不报，以致税粮大量流失。而升斗小民则在丁粮之外又须承担力差、银差压力越来越重。在张居正看来，豪门利益的急遽扩张已经侵蚀国家财政至入不敷出的境地，大量社会资本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长此下去，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解体。张居正承认，全国性的田地普查以及把名目繁多的各种差徭编为一条，计亩征银，老百姓得到了很多实惠，而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在推行过程中，各省集体性的阻挠时有发生。但在首辅铁腕之下，全国性的耕地丈量还是以皇帝的名义开展了。半个多世纪后的顾炎武指出，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思路大体是利于下不利于上、利于百姓不利于士大夫，他才会在死后那么快地被清算，“祸发身后”。其实，早在张居正的各项改革铺开不久，文官集团对他的攻击就开始了，1576年初，巡按御史刘台的一封要求皇帝“抑损相权”的上疏，让张居正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伤心不已，因为这个猛烈向他开火的御史竟然还是他在1571年任主考官时取中的一个进士。张居正为推进新政，各项改革预设了一个遵从祖制的大前提，这一权宜之计不过是为了把改革的障碍减少到最低程度，偏偏刘台就先攻这一处软肋——“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一连五六个“祖宗之法如是乎”的排比句式在行文气势上固然排山倒海，其所论却也并非全无根据。尤为让张居正怵然于心的，是他对“考成法”的质疑。刘台说，本朝的一切政事，一向来是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阁臣有举劾之权。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行的考成法，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其基本的理路是，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这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内阁衔列翰林，只是皇帝的顾问班子，其职司所在不过是从容论思而已，怎么可以举劾科臣？刘台指出，张居正考成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胁制科臣”，让他们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在去年发生在辽东的一场战役中，身为巡按御史的刘台因越权上奏军功，撞到了张居正“综核名实”的枪口上，以违制妄奏受到严旨戒饬。但在劾状中他避而不谈此事，只是举了一班因上书言事、被放外任或谪戍的官员名单，给座师扣上了“摧折言官，仇视正士”这顶帽子。对个人私生活及道德操守方面的指责，也击中了张居正的一处软肋。尽管张居正一向标榜自从任首辅以来闭门却扫，于公务活动之外从不与士大夫交接，间或与一二亲故相过从，也从不议论时政，但在经济方面他也并非全无污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家远在江陵，无从管束，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积习所致，腐败的空气在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笼罩一切，侵蚀一切。行贿者无所不用其极，北京送礼不成，便跑到江陵首辅的老家去送，张居正与友人信中所说的“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当没有夸大的成分。刘台质问的“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实非无的放矢。其他诸如把辽王府第占为己有、遣锦衣卫军士建坊、为子弟谋举乡试等各项指控，当也可一一坐实。张居正有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对敬修、嗣修、懋修三人期望尤高。帝国不成文的规矩是，大臣子弟可为荫生，再行补官，不应该再与寒士争进取，因为他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舐犊情深的张居正不愿他的儿子们当荫生，想尽办法罗致优秀青年做儿子们的伴读，让他们走乡试、会试这条出身的大路。在刘台看来，这也是他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女谋利益，不合祖宗法度。刘台认为，凡此种种，皆证明首辅是在“威福自己，目无朝廷”。刘台最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了这封攻势凌厉的疏状：他考中进士时，张居正是总裁，他后来分任部曹，又是张居正荐举之下改为御史，张居正实是有恩于他，自己之所以敢讼言攻击恩人，实在是君臣谊重使他顾不上私恩，“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要是真这样的话，他就是死了也是不朽的。刘台是大公无私全然为国家前途着想，还是为报复去年因违制妄奏受到的戒饬？张居正倒不一定要去搞个明白。既然刘台提出要裁抑自己的权力，那就只好让他让路。张居正对皇帝说：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唯有一去以谢刘台。皇帝安慰他的老师，勿介浮言，命鸿胪寺送去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以示眷怀。在接下来发下的一道手谕中，皇帝责骂刘台为“畜物”，又派司礼监到内阁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 张居正让刘台免去了廷杖的耻辱，只给了他一个削籍为民的处分。时人都以为首辅宽宏，张居正自己也说，廷杖会摧折士心，他不忍这样对待一个言官，哪怕是他说错了话，“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但张居正对这个背叛自己的门生实是恨到了骨子里，几年后，他得着了一个机会，查实了刘台在辽东任上受贿的事实，终于把他流戍浔州了事。目下圣眷方隆，皇帝、太后对首辅的倚重无以复加，且不说都察院和六科的言官们已在制度上为内阁所轭制，即便有人敢不自量力站出来说一句首辅的不是，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而张居正在夺情后的几年里，对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敏感。史传称“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张居正最憎恨的是那些自以为饱读诗书的游谈之士，他认为，正是这群不知国事艰难，空发议论的书生使得一个时代的学风变得浮而不实。这种偏执和有失宽厚的想法使他在1579年初作出了一个结怨于天下士子的决定，禁止私创学院和聚徒讲学。首当其冲的是四处讲学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何心隐，就在这年春天，何心隐在祈门遭到张居正的门生湖广巡抚王之垣的逮捕，半年后被乱棒打杀于大堂之上。据说何心隐在巡抚大堂上傲然不跪，冷目对着王之垣，讥笑他不过是位秉上司之意的奴才，“你岂敢杀我，又怎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何、张的这一节公案可以追溯到16世纪50年代初，当时，离开胡宗宪幕的何心隐来到京城，通过好友耿定向会见了时为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何心隐向来以才学自恃，见面之际与张开了一句玩笑：公居大学，知大学之道吗？何心隐之学传于颜山农，颜又传于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王艮，王学的这一分支讲求一切求诸本心，弃绝假道学，何心隐这样向张居正发问，本非轻薄之意，而只是那个时代学者们见面相互考量学问的意思。但城府极深的张居正凛然作答道：观你意时时欲飞，但飞不起来！这句话中透出的隐隐杀机让何心隐打了一个冷颤，后来他这样对耿氏兄弟说：此人日后必当国，杀我者此人也。

第五十章　居正夺情小皇帝现在的确还没有察觉自己对元辅张先生的恶感，他内心里蛰伏着的那只恶虎还没有醒来。所以他畏惧张先生，但也须臾离不开张先生。先生身体一有不适，他就会焦虑异常，先生偶感腹疼，他会在母亲的示意下亲手调制椒汤面端给先生食用。这种敬重与依赖在1577年秋天首辅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时达到了极致。按本朝惯例，内外官员的父母去世后，自闻丧之日起必须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得与闻公务，期满以后方可起复，是为“丁忧”。若有官吏秘不发丧，就有可能遭到削籍为民的处罚。当张居正按例咨行吏部报告丁忧时，朱翊钧大为不安。这年他已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但他还是无法想象国家大事和自己的教育如果缺了这位张先生会是如何模样，于是在与两位太后商量后，他决定破例慰留张先生，让之“夺情”留任，在职居丧。张居正守制丁忧的报告经吏部送呈御览，在司礼监“大伴”冯保的协助下，一道不许他解职的谕旨飞快地发转吏部。当下司礼监和内阁正在蜜月期，冯保当然不愿意他在内阁的这位老搭档离任，自然奔走甚力。张居正接旨即上疏请求回江陵，以尽人子孝道，向皇帝剖示心曲说，“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皇帝说，首辅的一番笃孝至情他也十分感动，可是当年皇考宾天之际嘱先生尽心辅导，先生一身实系社稷安危，行事大可不必为一些常规所束缚。张居正第二次请辞，皇帝半是命令半是恳请地让他留下，毋得再奏。皇帝还跟吕调阳、张四维两位阁臣说，就是首辅再上百本，他也不会批准此事。吕、张两人都是张居正援引入阁，平时在张面前讷讷如伙计，心里边巴不得首辅走了可以按序递升一级，但在小皇帝面前都顺风推舟，说内阁少不得张先生主持。在向皇帝发出第三次申请时，张居正心里已拿定了不离开京城的主意。在内阁的群殴中好不容易胜出担当政府首揆，任职五年至今，目下正是各项改革纲举目张之时，焉知他心底下不在埋怨父亲死得不是时候？但本朝向来以礼治天下，以纲常为士大夫奉行的唯一法则，惮于群议汹汹，他又不得不把戏做足。这次递上去的《三乞守制疏》，一派政治家的宽宏大气，论文章之做法实在是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皇上以为国家之事非臣不能办，“此殆不然也！”我哪里有什么卓荦超世之才，全都是皇上幸而用之罢了！今日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办事官员，哪一个不是臣引荐的呢？他们的才能，个个都是一时之选，如果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那么臣就是暂时离开了，也像没离开一样，又何必专任一人，让天下的贤者发挥不出他们的才能呢？张居正此疏还提到老家年已七十二岁的老母，素来多病，父亲故去后日夜倚门而望，盼他早归，如果老母因相见无期，郁郁怀思以致病倒，那臣心又如何自安！君臣两人心照不宣地把这场愈来愈逼真的戏继续做下去。在最后一道批示上，皇帝说，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社稷苍生留先生。为体现眷眷之意，皇帝决定，即日起即由司礼监派遣堂官一名，随同首辅的儿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驰驿前往江陵营葬张父，葬毕即接张先生的老母来京侍养，以成全首辅的一片孝思。在司礼监太监带去的另一份亲笔谕旨中，皇帝称，这一番主意实出于圣母皇太后的“惓惓恳留至意”。既然“君命不可以屡抗”，张居正不再坚辞还乡，理由一是，“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理由二呢，皇帝大婚在即，先帝之托付与国家之大典，莫此为重。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就是回到了老家又于心何安？为了避免授人口实，行事一向慎密的张居正提出“辞俸守制”，即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对这些要求皇帝自然无不应允，为此特意传旨内府：“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 所有这些来往文件都经由六科廊房发抄，以使在京大小官员都得悉“夺情”事件的全部真相。但令朱翊钧始料未及的是，尽管前戏已经做足，“夺情”这一有违常例、有悖常情的做法还是在文官集团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先是经办此事的吏部尚书张瀚就很想不通，他认为首辅“夺情”必将使纲常扫地。张瀚是在首辅的破格提拔下才出任吏部主官的，平时办事也唯内阁是从，一向被认作是张居正的私人。可是皇帝夺情的诏书都已经颁下好久了，他还是故意延缓不办。不仅如此，他还在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的哄抬下，带着他们到首辅私邸劝告张居正离职丁忧。就在参加这次劝告行动后，张瀚突然因他事被劾勒令去职，并被罚俸三月。都察院和六科的言官们已因不久前实行的考成法偃声息气，这次发难的竟是两位翰林院的词臣和两名刑部官员。严格说来，翰林院官员的工作是以文墨供皇帝差遣，纠察风纪并非他们的职责所在，参奏大臣实有超越职权之嫌，再者，这两位翰林官员，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还都是首辅在隆庆五年取的进士，算是张居正的门生，由他们上疏问责实也容易落下目无尊长的口实。但文官集团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熟读圣贤之书，对历代兴亡得失了然于胸，为了维持纲常以使社稷江山永固可以不惜得罪于最高当局，又遑论私情！吴中行上疏称，首辅父子一别十九年，音容不接，于今天人永隔，为人子者不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实在不近情理，首辅自己常说圣贤义理、祖宗法度，他现在这样做又置祖宗之制于何地？这吴中行也算个磊落君子，上疏以后把底稿交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愕然，问他这奏疏送上了吗，吴中行答：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司天监官员报称，那些日子天上突显彗星，状如白虹，从西南尾星、箕星直射东北，诡谲万状。翰林检讨赵用贤拿“星变”说事，说为了避免“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首辅必须带头执行守制丁忧，实在不行的话，至少也应该仿照先朝成例，令暂还守制，倒不一定真要守满二十七个月，视实际情形可以下诏让他提前回朝。刑部的两位官员艾穆和沈思孝随后跟进。艾穆是湖南平江人，和首辅算得上有同乡之谊，他也豁出去了。他们的联名上书语气更加激烈：陛下让首辅夺情的理由是为天下社稷，可是社稷所重，莫如纲常，首辅更应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还谈何社稷之安？三国时徐庶闻听母丧，请辞于刘备时说“臣方寸乱矣”，张居正难道不是爹妈养的，处此“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又何以对天下后世？陛下如果真的爱护张居正，就应该爱之以德，让他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官员受参奏期间，例应停止一切公务活动，归家等候处置。张居正转到了台后，二传手冯保却没闲着，几经来回，皇帝朱批终于下达，参张的官员一律严惩，尤其是这四人，假借忠孝之名藐视今上，更当予以廷杖之责以示儆戒。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跑到张居正处求情也没有用，新科状元沈懋学与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同年好友，想通过这层关系施救，也遭到拒绝。吴、赵各被责打六十杖，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城。吴中行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医生赶来才救了他一命。赵用贤是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廷杖过后大腿上脱落下来的腐肉足有手掌大。艾穆、沈思孝受刑更重，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遣戍边疆。一想到父亲的去世竟闹出如许波折，引得门生和同乡都纷纷向自己攻击，张居正真有些感慨系之，私下里他抱怨说，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连严分宜都比不上了。这般恫吓果然起到了预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楞头青效飞蛾扑火，即使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就在四位犯官被廷杖的当日，在刑部观政实习的一个叫邹元标的年轻人竟然呈上一疏，继续指出夺情的乖谬。宫中太监生怕这又是骂首辅的折子，不敢收递，邹元标为了让疏状上达御览，竟然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年轻人说话无所顾忌，他一上来就批评首辅“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皇帝敕谕中慰留首辅的一句话，“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也被他拿来借题发挥。邹元标质问，放眼朝廷，难道真的没一个人可以辅翼圣志了吗？现在是首辅父死要丁艰，犹可挽留，说句难听的话，万一首辅不幸死在了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也一直摇摆不定么？进而他又抓住张居正上疏中的一句话“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大做文章，一个人唯有恪守五常之道，才能叫做人，如果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之，他怎么还可以配称为人？邹元标到底年轻不经世事，对首辅的这封弹劾近乎人身攻击，可以想见皇帝的震怒。处置意见很快就下达了，旨意明了直如白话文：“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邹元标被廷杖八十，谪戍贵州都匀卫。他的屁股都被打烂了，包了一张新剥的黑羊皮，腐肉才得以重生，却终生落下了跛脚的残疾。到了天启年间，曾在1576年的夺情之议中被张居正赶到贵州的邹元标——此时已升任左都御史——在一次进侍经筵时摔倒，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 正是这个邹元标后来建议朝廷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追复官职，并予葬祭。至此，当年愤世嫉俗的反张英雄已是个老成持重的大臣，有感于各政治派系抢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不止，他提出和衷共济的政治主张，“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有人认为他已经没有年轻时的那种无畏和气节了，邹元标笑着说：大臣和言官不同，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的，只要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问题，就应该护持国体不动摇，哪能和少年人一样的冲动？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地理解了当年的张居正，并为自己年轻时的孟浪暗生悔意。此是后话，不提。倒张官员大批辞职，抗议转入了地下，民间出现了大量诽谤首辅的传单，内容多有荒诞不经，甚至有控告他谋逆不轨的。南方还流传开了一份据说出于已落职闲居的前应天巡抚海瑞之手的《劾张居正疏》，后来才查实是宁国府一个生员冒名。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该生员一经查获即在狱中被鞭笞而死。皇帝发出了“再及者诛无赦”的狠话，沸扬一时的风波起码表面上是消歇了下去。到了年底，居丧期满，张居正换上布袍、牛角腰带——所谓“青衣、素服、角带”——回阁照常办事，皇帝如是安慰：“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这次会见后，皇帝命加赏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酒饭一桌，再着宫中按时送去柴米油盐等日用品。 1578年是十六岁的万历皇帝的大婚之年，在吏部和司礼监的共同操办下，一切筹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进行中，婚典须得两名问名纳采使，按资望钦定正使为英国公张溶，副使为张居正。为此，司礼监传慈圣太后懿旨，让元辅暂易吉服，以红袍玉带这样的服用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大婚，也就意味着他成年了，慈圣太后自毋须再住在乾清宫行监护之责，在耳提面命了一大堆诸如“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的话后，她还是放心不下这个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儿子，把监护的责职也一并移交给了首辅。婚礼举行之际，正值辽东一场小规模的战事捷报传达，大婚加上大捷，1578年的京城沉浸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在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太后看来，此乃天地祖宗默佑，更证明了他们勉留首辅的正确。按照事先向公众作出的承诺，在脱下参加婚礼的吉服后，首辅就要换上素服角带回江陵老家葬父。皇帝自然还要挽留，但这一回张居正知道要是再不成行的话真不好向天下人交待了。皇帝同意给假一月，办毕葬事即刻奉母还京。行前，张居正担心内阁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办事不易，再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这样内阁已有四个大学士了，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间，凡是重要的政务，皇帝还是派飞骑送到离京千里之外的江陵请首辅处置。有一种说法，张居正行前曾有过请老师徐阶出山暂代首辅的想法，但顾念徐阶是以前首辅下野，资历还在自己之上，日后不好安置，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四十九章　笼中小鸟在万历皇帝朱翊钧人生初年的记忆中，元辅张先生乃是知识、智慧和天地间秩序的象征。张先生长脸剑眉，不怒自威，一部美髯几乎垂到腹部，在十岁的朱翊钧的眼里，他的脸上就写着本朝的典章制度乃至历代的兴亡得失，再加张先生是先皇指定的三个顾命大臣之一，除了担任政府首揆，还兼管自己的功课，怎不让他既敬且畏？

第四十七章　两虎相争（一）政治强人高拱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大的威胁竟然一直蛰伏在自己身边。对张居正他不是没有过警觉，他们在嘉靖时代的国子监就一个是祭酒，一个是司业，搭档过好一阵子，后来又在隆庆皇帝登基前同为讲官，此人行事之果敢、心思之缜密常令他暗暗赞叹，但向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的高拱自信能驾驭得了。到头来他发现，正是这过度的自信毁了他自己。也是张居正入阁后刻意保持低调，不显山露水的韬光之术，才会让高拱有错误的判断。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称张入阁之初“于朝堂倨见九卿”，为众人畏惮，事或有之，却不在隆庆初年，而是万历年间张出任首辅后的事了。当此时也，杨博、陆树声、葛守礼一班老人尽退，阁臣中的吕调阳、张四维都是他所汲引，何况九卿。然而在张居正初入内阁的1567年，同班六位阁臣中，有会试时的房师、国子监时的上司，凡事哪轮得到秩位最末的他出头。继而首辅失位，高拱去而复来，内阁的纷争让他慨叹人情风俗之“可骇”，更伤心于士习骄惰、法令难行。但当国家有事，帝国北部边境出现难得一显的和平的曙光时，他坚决地和高拱站在了一起，顶住了汹汹群议，主张诏许俺答封贡、互市，再加在前线的王崇古、方逢时举措有方，终于使困扰本朝近两百年的“北虏”问题得以解决。1570年停战协议的签订，使帝国的北部边境葆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安靖，此功至伟，高、张的精诚合作实起了很大作用。然而高拱在1569年重返内阁后对前首辅徐阶的无情打击确曾深深伤害了他。徐阶提携张居正，并在离任之际以家国之事相托，这在嘉靖、隆庆年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因为这层关系，高拱重执权柄后对徐阶发动清算时，于情于理张居正都要站出来为徐阶说话。但他又不想因此与高拱搞得剑拔弩张，只得一次次给经办案件的官员和门生故旧去信，委婉曲折嘱咐他们妥善处置。这些信大都欲言又止，词意闪烁，其意图不外乎既能让徐阶全身而退，又不得罪高拱，即所谓“存老之体面，玄翁之美意，两得之矣”。在给门人梁梦龙的信中，他甚至解释这么做的苦心，保全徐阶其实也是为高拱着想。在田产充公、两个儿子被充军后，徐阶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张居正为徐阶到了老境还受此折辱深感愧疚。然而高拱已然对他起疑，一次在内阁直房，高拱问，外面传言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要他出面维持，到底有无此事。经张居正竭力剖白，高拱才承认这是一个误会。到了1571年，内阁几乎成了高拱的一言堂，张居正的处境更加艰难，这年徐阶生日时，张居正在信中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随着大学士们纷纷去职，到了这年底，内阁只剩高拱、张居正二人，真成了“周召夹辅”之势，这两个执政理念和性情相去不远的政治动物终于因靠得太近愈来愈提防对方。时势使然，以往的谨慎小心不一定再管用，张居正已在准备背水一战，只因其为人深沉，他还在静以待变，寻找对方的漏洞。1572年初，礼部尚书潘晟致仕时，张居正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于不经意间偶露了心底峥嵘。白首相知，犹按剑也，况他人乎？然义命之学，窃尝闻之矣。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待后来高拱落败，张居正却又把责任归之于势利小人的中伤，翻覆之间，正可见出其人心计之深沉：“不穀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 1572年夏日某一天，隆庆皇帝朱载垕坐朝时突感身体不适，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嘴角抽搐着，吐露出一连串谁也不懂的声音，随后整个身体就瘫软下来。这明显是中风的症状。司礼监秉笔太监离他最近，赶紧上前扶住，朝班位置靠前的一班大臣也抢前搀扶。回到乾清宫，皇帝紧急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及一个月前刚入阁的高仪入宫。当高、张等入觐时，皇后、皇贵妃在帷后正掩泪不止，虚龄才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跪在御榻左下侧，神情茫然。斜倚在御榻上的皇帝已人事不省，内监向三位大学士宣诏，宣毕，帷中传出皇贵妃口谕：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要尽忠为国。次日，皇帝龙驭上宾。三位大学士聚哭内阁直房，高拱更是哭得差点背过气去，捶胸顿足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三大臣以国家的未来相互期许，尽心辅佐幼主，渡过眼前难关。然而令高拱始料不及的是，在嘉靖驾崩到新帝即位的半个月时间里，司礼监人事的突然变动几乎搞得他措手不及。新帝即位，即颁中旨到内阁，诏授司礼监冯保为掌印太监。冯保在嘉靖朝已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宫中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隆庆皇帝在位的这些年里他屡次想升任掌印太监，但擅于权术的高拱担心驾驭不了，推荐了资历稍浅的陈洪。陈洪罢职后，高拱又绕过冯保，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孟冲继任。因此之故，冯保对高拱实有切齿之恨。高阁老愤怒了，声色俱厉地训斥传旨的小内侍，问这所谓的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皇帝年纪还小，一切都是你们在背后捣的鬼吧。此话经添油加醋传入宫中，已全是对皇帝的诽谤，再加有人检举——东厂的特务侦察机构现正由冯保掌握——大行皇帝宾天之日，高拱曾在内阁说过这样的话，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皇后和皇贵妃——她们一个是皇帝的谪母，一个是生母——能容忍为臣子者这样狂妄跋扈吗？高拱还在按着他预想的思路出牌，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上升到了内阁与司礼监之争的高度，称自己这么做的目的正在于扩大内阁权力。因此在奏折发出前，他向阁中的两位成员张居正和高仪作了通报。高仪明哲保身，不想这混水，不支持也不反对，张居正则高调支持。史传称“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又称“保与居正定谋逐拱”，由是观之，当高拱准备为内阁而战时，他阁中的张居正已经倒戈相向，与他的攻击对象结成了联盟。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都给发动了起来，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之逮捕法办。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对冯保骤获新职的来路表示质疑：如果这旨意来自先帝，为什么不预先公布，偏偏要留到驾崩后？如果是陛下的意思，陛下现在哀痛方深，又哪顾得上一个中官的任命？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冯保矫诏。高拱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雒遵抓住冯保在皇帝视朝时站在御座边这一细节，攻击冯保欺主幼冲失礼至极，他质问道，冯保不过一侍从之仆，居然在朝会时立于天子宝座一侧，那么请问，文武群工是在拜天子呢，还是拜一个阉人？虽与冯保缔结了同盟，考虑到与高拱之间的复杂关系，张居正决定坐收渔人之利。当京师充满着山雨欲来的惊悸时，他以奉诏视察大行皇帝陵寝为由离开了是非中心。即便是结束视察回到京城，他也以不堪旅途劳累染病为由，不到内阁视事，也不参加朝会，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但闭门不出的他却比任何人更警觉地关注着这场交锋。高拱胜了，他大不了以那套“义命之学”强撑下去，若是冯保胜了，日后的政局就要靠他来收拾了。皇帝幼冲，本朝又无后宫当国之先例，日后施展抱负的空间大着呢，这一前景让他兴奋莫名。 1572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庚午，天还未明，皇帝召百官到会极门集合。官员们相互交换着紧张、不安或兴奋的神色，连日的纷争应该有个解决了吧。时辰一到，随着皇帝升驾，高拱抬眼看去，只见小皇帝的身边依然站着冯保，这一刹那的注视，高拱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冯保当着众官员的面，宣读了据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母亲共同署名的诏书：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日，“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在这份诏书中，高拱被控妨碍皇帝行使其权力和威逼皇室。他被剥夺了官秩，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河南原籍，在那里，他将在地方官员的长期监禁下居住，如非皇帝恩准不得离开一步。巨大的打击让高亢了一辈子的高拱一下子委顿下来，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了。《明史·高拱传》叙述至此写道，“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这相掖而出的背影，倒也是近六年来内阁之争的一个绝妙的收尾。但据历史学家朱东润先生披览有关这一日发生事件的多家记述，认为张居正并没有出现在会极门。以周圣楷《张居正传》考之，则言张居正尚在大峪岭视察陵寝未归京城，“比归而拱已去位矣”。而张居正在接受十九日的召见后呈献的答谢文件《谢召见疏》中，则自称事发时他尚在病假中，“祗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召臣入。”事实上，这一日张居正是否出现在会极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借力施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顺利登上了内阁首揆之座。

第四十六章　道德英雄的末路户部主事海瑞在1566年冬天犯颜直谏，使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道德英雄。1567年初隆庆皇帝登极，他被无罪开释，官复原职，不久又改兵部，擢尚宝丞，调大理寺，又后调任两京通政司左、右通政，从正六品升到了正四品。如此频繁的调动，且又是无甚实权的职位，看来，高层对如何安置使用这个有着巨大声名的官员也是踌躇再三。1569年年初的京察中，海瑞在写给皇帝的述职权报告中对无休止地升他官衔又不让他做具体工作表示了不满，说自己现任的职务只不过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压力，亦无责任，做这样无聊的事情还不如回老家去，他请求分配一个能具体负责的官职。这年夏天，海瑞终于得到了一个报答君恩的机会，出任应天十府巡抚，驻扎苏州。以举人出身获任素来号称难治的南直隶最富庶地区的巡抚，不说在本朝历史上极为罕见，即便是特旨简任也显然是超擢之恩，可见朝廷对之寄予的厚望。吏部和文渊阁在几经观望后赋予他这样的重任，乃是因为海瑞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的治绩和直言抗命的精神已使他在公众眼里成了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他们看中的正是他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其身上独有的道德感召力。海瑞的新职一经发布，苏松地区一些在经济和个人生活上有污点的官员就因害怕不能见容于这位性情古怪的上司，纷纷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显赫的权贵人家则特地把朱红色的大门漆成黑色，以免过分招摇，驻在苏州的一个负责监督江南织造的宦官甚至自动减少了出行时的舆从，把轿子的规格由八人减为了六人。凡此种种，正可以见出新巡抚大人声势之威猛。然而上任伊始声势如此隆重的海瑞在巡抚任上只呆了八个月就遭参劾黯然落职，其关键正在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海瑞身上那种“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作用至为微薄，“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而导致他去职的直接诱因，则是他干涉了他治理辖区内的土地所有权，从而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广泛积怨和攻击。本朝中叶以后，农村土地开始被大量兼并、集中于放高利贷者之手，地方缙绅以远远高于官方规定的利率进行放款，当借款人无力偿还时他们所抵押的土地即为他们合法占有。随之形成的一个现象是穷者愈穷，财富急遽集中到有产者手中。作为一个在圣贤典籍培养下成长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作用的文官，海瑞一上任即有抑制富户、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他曾这样说过，要想天下清明安定，一定要实行井田，不得已而为限田，又不得已而实行均税，尚可存古人的遗意。正是这种道义冲动使他作出了把因高利贷而发生所有权变更的田产还归原主的命令，从而酿成一个引起朝野侧目的争端，最终导致他的仓猝落职。海瑞在辖区内推行他的退田政策，首当其冲的豪门大户即为前首辅徐阶家族。徐家的家庭成员，据说有数千之众，这个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据当时人统计，当在二十万亩至四十万亩间。如此大量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形式上虽有契约文书作法律的证明，但这一掠夺性的行为的背后则是升斗小民的耻辱和愤怒。徐阶的一个弟弟和三个儿子为此在地方积怨甚深。徐阶任首辅的时候，地方官员为示好于首辅尚可将此类诉讼争端强行压下，等到徐阶一落职闲住，再加新入阁的高拱正愁抓不到把柄重治其罪，前首辅纵容家人横行乡里倾并田产的丑闻就全都被揭发了出来。素称铁面无私的巡抚大人即将到任，自感岌岌可危的徐阶授意他的儿子给张居正写信，请他出面维护。张居正一面告诫徐阶家人，一面安慰他们说，一待海瑞到任，他会作书嘱托此事。他担心的是徐阶年事已高，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波折。海瑞到任不久，正是重返内阁的高拱着力推翻徐阶所制订政策的敏感期，这对徐阶家族来说实又是火上加油。甚感不安的张居正给当地官员朱大器写信，嘱他着力斡旋，他又不好明着对海瑞施政过多责备，只好委婉地说，“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 说起来徐阶对海瑞还有救命之恩，1566年冬天海瑞因犯颜上书被系狱中时，刑部主张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正是徐阶将此事压置，才使他有机会在隆庆皇帝登基后东山再起。然而海瑞并没有循私放徐阶一马，他逮捕了徐阶的弟弟徐陟，并责令徐家退出多占的田地。不久。高拱命前知府蔡国熙会同办理徐家一案，徐阶的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两个儿子也充军远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张居正还要苦心调护，希望在不得罪高拱的前提下保住徐阶，他写信给蔡国熙替徐阶说情，说自己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又说徐阶任首辅时并无显过闻于天下，把他三个儿子悉数逮捕，太有失朝廷优礼旧臣之义。海瑞在办理徐家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再次使他获得了舆论的好评，如果他见好就收，以这种惩一儆百的方式使缙绅大户有所戒惧，主动退出多占的田产，那么他辖区内的这次土地改革或许有望成功。但新巡抚实在是过于操切了，徐家退田后，他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止，把这项工作全面地铺展了开来。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受理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集披露，他在任期间每天收到此类诉讼的禀帖达三四千件之多。他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田产纷争案件的包围。民间有关资产的争执向来头绪纷繁，案情复杂，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调查其中细节，听取申辩，实难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以一己之力与庞大巨人作战，又焉能不败。到1569年末，参劾海瑞的奏疏雪片般送至御前，所参劾的理由大至施政失措、有失大吏体统，小至其私生活的细枝末节，吏部综合这些疏状后得出的结论是，巡抚应天十府海瑞实为“志大才疏”，不宜再任此要职，建议调任闲曹。 1570年春天，海瑞改任南京粮储，虽官秩不变，但由巡抚一方的大吏到留都户部的闲官，贬谪之意是再明白不过了。愤愤不平的海瑞以病重为由辞职还乡，在这之前发出的奏疏中，他痛骂“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第四十五章　复出徐阶去位，李春芳代为首辅。来自扬州府兴化县的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其才能比之徐阶、高拱相去甚远，是一个平庸的好心肠的官员。陈以勤则是一个研究《礼记》的学者官员，爱发议论而少实干精神，张居正处身这一帮进退雍容的大僚中，其内心的焦虑可以想见。在他看来，当下纪纲法度的颓坠，实与宋元时代无异了，而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文官集团集体来担负，光耍嘴皮子功夫不干实事的官员实在太多了。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徐阶去位一个月后，痛感积弊日深的张居正就按捺不住上了《陈六事疏》，就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提出种种主张。比之二十年前初入翰林院时所上的《论时政疏》，此文已尽去文士的浮华之气，呈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质朴和实干精神。然而内阁排名中李春芳和陈以勤都在他的前面，凡事还轮不到他来拿主意，他还得再熬几年才能实现“一飞而振”的抱负，此疏送呈御览后，只等来“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字的朱批，说不定还是来自首辅李春芳的票拟呢。聊以安慰的是，吏部、兵部的主官杨博、霍冀还是看到了他所陈的六事切中时弊，着力予以支持，一时间士习人情小有变化，“浮议渐省，实意渐孚”。边务问题也已经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在张居正和杨博的竭力主张下，谭纶、戚继光这两位讨破倭寇的名将被调到北方抵御强寇，谭纶由总督两广军务召回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召为神机营副将，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1569年，内阁人事再度变动，先是9月间赵贞吉入阁，再是年底高拱重返中枢。赵贞吉在1550年的北京危机中被严嵩驱逐出京，贬为荔波典史，此时已回升至礼部左侍郎，皇帝见他言谈侃侃，乃命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资历比任何一个阁臣都要老，入阁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其人虽有才具，却视同僚为后辈，举止难免傲慢，与其他阁臣相处难免隔膜。高拱重回内阁则是因为吏部尚书杨博致仕后，没有能压得住的主官，于是命他回到内阁兼掌吏部事。此后，用人行政的大权悉操于高拱之手，他很快成为了实际上的政府首揆，无人能当其锋。有关高拱重获起用有多种传说的版本，一说是张居正策动，一说是“丹阳大侠”邵方之功，一说是高拱借助了内监的力量。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和《明史·张居正传》都言之凿凿地称，张居正与司礼监李芳策划了高拱的再度入阁，目的是借此抑制赵贞吉，并抢夺李春芳的首辅之权。但据历史学家朱东润分析，李春芳这个首辅始终不曾独揽朝政，张居正对于蓟辽边境人事上的安排，也不曾受到李春芳的牵制，实无倒阁之必要，赵贞吉个性倔强，张居正与之同事当然会有不快，但赵年事已高，引高拱抵制赵贞吉，这样引虎拒狼的事怎么会是张居正这样的精明的人做得出来的？人称“丹阳大侠”的邵方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人到底有何神通，竟能奔走公卿，对朝政上下其手，实在是一个谜。有证据表明，高拱和徐阶相继离开内阁后，这个邵大侠先是跑到徐阶那里洽谈复职的事，徐阶没有拿他当回事，他便又跑到了高拱那里。也不知他与高拱密谈了些什么，作了什么交易，就在他与高拱接洽后入京不久，高拱又获起用了。邵大侠凭三寸不烂之舌轻松搞定此事，所以在当时就“名倾中外”。但也有人认为，一个在野之人怎么能够安排中枢阁臣的进退？这个邵方不过是一个政治流氓、投机客和交通中外的恶棍，1572年张居正当国后，就让应天巡抚张佳胤把他除掉了。种种迹象表明，高拱这次重获信任进入内阁，实是靠了宫内力量的支持。朱载垕得了政治厌恶症，对国事毫无兴趣，每天都由滕祥、孟冲、陈洪等一班亲近的太监陪着到处游幸，作长夜饮，从高拱出任首辅后推荐陈洪任司礼监太监来看，高拱再度入阁正是有赖于陈洪一帮人的支持。尽管如此，凭张居正对高拱的了解，他对后者的重回内阁还是有相当的期待，以为与高拱乃生死之交，这份情谊实在子弟父兄之上。高拱实在是个干练的行政官僚，他以阁臣兼掌吏部，到部后即令吏部司官把所有官员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档案中注明业绩和表现，这样官员的调动和提拔全都可以按图索骥。又严肃纲纪，杜绝跑官要官，吏部气象顿时一新。为了加强边关防务，他又提出加强军事专门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兵部司官不可轻加变动，地方督抚和兵备道须从兵部遴选。这样一个善于用权的大臣重新入阁，最感威胁的莫若赵贞吉了。高、赵两人，年龄相近，资历相埒，又都恃才自傲，一下就耗上了。为了制衡高拱手中官员的任用权，赵贞吉做通了李春芳的工作，趁左都御史王廷致仕，提出兼掌都察院。以监察权对用人行政权，正可谓旗鼓相当。内阁的纷争中，中立派陈以勤第一个提前退出。论关系，高拱与他是裕邸讲官时期的同事，赵贞吉是他的同乡，张居正则是他的门生，他哪边也不能得罪，只能一走了之。接下来，在1570年11月吏部与都察院会同举行的对科道官员的考察中，赵贞吉不敌高拱的凌厉攻势，也致仕回籍了。对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的这次考察，实是高拱为泄三年前因得罪言官落职的一次有意报复，赵贞吉一开始就不赞成，但这一提议既经皇帝首肯，他也只得硬着头皮来办。双方都是借着考察的名义竭力排斥对方阵营的言官，最后赵贞吉因被劾“庸横”不得不引咎辞职。黯然出京的赵贞吉在最后一次疏辩中负气地说，“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他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臣真庸臣也。”但若论“横”，谁也比不上高拱。他最后的请求是解除高拱兼掌吏部的大权，以免他借此广植私党。但以后的事已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1571年6月，李春芳在任首辅三年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提出辞职。据说他是因阻拦高拱对前首辅徐阶的报复行动而遭到攻击的。随后不久，新入阁的殷士儋也因高拱不相容遭到驱逐。连着赶跑四个阁臣，到了这年底，内阁实际上只剩高拱、张居正二人。高、张二人本来私交不错，这一来位置实在靠得过近了些，高拱不免猜忌，张居正更是感到威胁和不安。这年底高拱六十大寿，张居正在一篇序文中给高拱戴高帽把他比作历史上辅佐成王的“周公”，有意缓和紧张气氛。史传对于高拱的评价是忠于谋国而度量不足，这一点在他重返内阁后对徐阶的打击报复上可窥一斑。三年前，徐阶不让他参与发布遗诏一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他一来就“尽反阶所为”，把遗诏起用的官员再来了一次罢黜，把入狱待斩的方士全都免死。高拱的理由是，起复议礼得罪的官员，将会使先帝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五年，寿数六十有余，晚年抱病而亡，应该也算是善终，归之为方士所害，那就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诬蔑先帝不得善终。张居正是1567年遗诏发布的参与者之一，他又没有力量阻挡高拱这么做，这杯苦酒只能默默饮下。但他不会像其他那些阁臣那样一走了之，他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第四十四章　混战嘉靖去世时，在西苑直庐的阁臣唯徐阶一人，高拱、郭朴等同僚都不在场，遗诏的起草实为徐阶一人。徐阶绕开了其他阁臣，把他素来看重的翰林学士张居正拉进来秘密参与其事。遗诏草成，嘉靖已人事不省，所以，虽是以皇帝名义发布实行的“德政”，实际上是首辅徐阶对嘉靖一朝弊政的一个总清算：废止斋醮、土木、营织和珠宝采购，起复了在议大礼和李福达一案中罢遣的官员。这就是日后徐阶离开内阁后张居正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以遗诏名义推行的这些政策，尤其是把言事得罪的诸臣一概复官，都大得人心，一时所有的好感与赞誉都落到了首辅徐阶身上。这一来阁臣高拱、郭朴不乐意了，起草遗诏这样的大事，你绕开同班的我们不说，却拉一个门人来做，这难道仅仅是疏忽吗？怨气积聚成愤怒，继而成为仇恨，郭朴甚至在背后说，徐公诽谤先帝，连杀头都够了。 1567年，即隆庆元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到一个月，又进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正式入阁。不久又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同时入阁的还有他参加丁未会试时的房师陈以勤。这样一来，此时的内阁，加上早先在阁的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共计六人。张居正入阁并接连获得升迁，当然是因为他曾担任裕邸讲官的经历，但更关键的还是在于首辅的荐举。① 六位大臣中，张、陈是新人，李春芳是好好先生，郭朴是高拱同乡，唯高拱马首是瞻，最不安分的是高拱。高拱与张居正是国子监时的同事，当时一个是祭酒，一个是司业，后来又同为裕邸讲官，东宫僚属向为大学士的候补人，两人因此惺惺相惜。高拱虽也是徐阶荐引入阁的，但素负经济之才的高拱不满徐阶独断专行，自己只担了一个辅政的空名头，再加他曾任裕邸讲官九年，与当今皇上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对徐阶的做法越来越不满，积怨也日深一日。张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深的关系，现在还没有轮到他出露头角，就在他入阁后不久，徐阶、高拱之争就上演了。首先向高拱发动攻击的是一个言官，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胡检举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间，偷偷溜出西苑十庐回西华门的家中，有失阁臣的职守。因胡应嘉和徐阶同乡，高拱认为他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以高拱牙眦必报的性格，这笔账自然记在在徐阶身上。这年正逢六年一期的京察①，7由吏部尚书杨博主持。按照成例，吏部尚书对言官没有降黜的权力，偏偏这一年京察有好几个言官被去职，因杨博是山西人，山西籍的官员却没一个降黜的，这激起了言官们的公愤，认为有营私舞弊之嫌。这回又是胡应嘉弹劾杨博。京察是吏部在都察院、吏科给事中的监督下进行的，身为吏科给事中的胡应嘉事先不提出异议，事后再行弹劾，这一自相牴牾的行为显然有违常规，皇帝责令内阁进行议行。在高拱、郭朴竭力主张下，胡应嘉遭到革职的处分。处分决定一经公布，在京城言官中激起了强烈反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于北宋时的权臣蔡京。御史郝杰攻高拱“无宰辅器”，又有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等联名上疏。徐阶为息事宁人，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建议减轻对胡应嘉的处分，改革职为降调建宁推官。言官们自然不满意。高拱也不满意，吵着要徐阶拟旨对为首的言官予以廷杖。徐阶夹在中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高拱又唆使御史齐康对徐阶纵容儿子及家人横行乡里进行弹劾。欧阳一敬又劾齐康，齐康再反劾。一时朝中烟尘弥漫，你咬我，我咬你，乱作一团。刚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对言官们的兴风作浪顿生恶感，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对齐康的胡乱咬人，连获释后调大理寺的海瑞也看不下去了，为徐阶辩护说，徐阶在嘉靖时代没有把皇帝从方士们的包围中拉出来，畏威保位的过错或许是有的，但自执政以来，为国计民生忧心操劳，件件事都办得头头有绪（“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齐康这么做实在是甘心作鹰犬，其罪比高拱还要大。得罪言官们的结果，是高拱、郭朴接连致仕。按理说，内阁的两个刺头已去，徐阶的位置现在应该坐稳了。但都察院和六科言官仗着有首辅撑腰言多过激也激起了皇帝的反感，再加徐阶对皇帝私生活多有阻谏，皇帝嘴上不说什么，惯会看脸色的内侍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第二年7月，皇帝要巡幸南海子，徐阶提出反对，皇帝坚持要去，徐阶就以辞职相要挟。这时一个叫张齐的给事中在徐阶背后推了一把，对他进行弹劾，于是皇帝就顺水推舟地同意的徐阶的辞职报告。虽然陛辞时皇帝对首辅说了许多褒美的话，赐给白金、宝钞、彩币，又给予“驰驿”的待遇，徐阶自己也明白，他在北京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想不明白的是，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怎么一转眼说败就败了。内中的关节，还是张居正看得明白，老师之败，乃败在结怨于内廷，所谓“谗言外哄，中人内构”是也。这是隆庆二年七月间的事。在回江南老家前，徐阶把国事家事向他素来倚重的张居正作了一个交底。徐阶的三个儿子，在江苏老家无休止地敛财，确实也闹得太不像话了，以至在京城做首辅的老子也时常被人抓住攻击的把柄。现在自己下野了，只得托有门人之谊的张居正在危急关头予以关照了。送别故师出京，张居正感从中来，对政治机器中人的意志力的渺小又加深了一层体会，他写给徐阶的这封信，后人读来也不能不动容。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徐阶的预感是对的，他的大麻烦还在后头。

第四十三章　蛰伏当徐阶与严嵩的阁权之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时，来自湖广江陵的张居正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青年翰林。他是1547年会试中式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年二十四岁。日后在本朝历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如李春芳、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等都是他丁未年会试的同年。这些人中有以后的杰出政治家、一流学者、立功边关的将军和弹劾权贵的忠谏之臣，其得人之盛在本朝开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也罕见其匹。张居正虽年少成名，但跻身于这一群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当中，他最初的光芒并不耀眼。当他初入翰林院时，内阁大学士唯有夏言、严嵩二人，然而当其他进士们的目光还停留在诗词文章上时，他的注意力已移向了实际的政治层面。随后发生的夏言落败被杀、严嵩上台弄权等一系列事件，让这个新科进士亲眼见识了内阁实乃一血腥之地。这个机敏的年轻人开始揣摩，如何在权力场中从容缓进，如何借势发力，又如何在斗争中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徐阶进入内阁后，深为严嵩猜忌，不久首辅次辅就形同水火。处于劣势的徐阶在隐忍中积蓄力量，首先注意到了这个来自湖广的年轻人，深相结纳。张居正在内阁第一、第二号人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徐阶待他不薄，他与首辅严嵩的关系也很不错，为之代笔了不少应景诗文，进献过称颂严府“三瑞”的诗歌。一个刚入仕的青年士子，写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也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事实上严嵩也只是欣赏青年张居正身上的文学才华，视之为一个专事应酬诗文的作家，而徐阶则早就看出了他是一个日后堪当大任的经国之才，着意栽培。三年后，庶常馆散馆，张居正例赐翰林院编修，官阶正七品。此时徐阶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是他正式的老师。期间张居正曾向嘉靖上过一道《论时政疏》，指出政府的臃肿痿痹、血气壅阏之病，这份最初表露其政治天赋的奏疏不像言官们的弹章一般指斥人事、咄咄逼人，没有开罪于任何一方势力集团，但也如同投向深崖的一颗石子般无声无息。当政治触觉灵敏的张居正意识到，固执己见的皇帝不会接纳任何不同的意见，他再也不发表诸如此类的时政评论，只是一心在翰林院埋头于朝章国故的研究。死水般平庸的日子最能销磨一个慨然以廓清天下为己任的年轻人的锐气，好在他有异于常人的去实现抱负的强大的意志力，“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藉长风，翩翩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北寇南倭，天下不靖，皇帝为求长生术闭目塞聪，尚算清醒的徐阶却又束手无策，把精力全都放到了精治青词上来逢迎帝心，政局的混浊让他心灰意冷。1554年，张居正的心理和情感又受到了一次重大打击，和他同年会试及第的杨继盛因弹劾严嵩竟被附入张经一案被处死。失望再加惧祸，他已决心引退了，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前，他给次辅徐阶写了一封长信，对徐“内抱不群，外欲浑迹”近乎固位希宠的和事佬做法隐隐表示了不满，寄希望于他“披腹心，见情愫”，“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自称要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做一个“沉沦滓秽”的人物了。这一年他正好三十岁。但这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压抑时期的一时激愤之言罢了。回到老家，游武昌，登衡山遍历名胜，虽有诗酒风流足可以怡情，但对热衷于权力的他来说，最牵念的还是京城的帝阙。在他看来，当下政治的糜烂，已不下于汉唐末世，“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自嘉靖中叶开始的无穷无尽的加派，已经对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让帝国坐在火山口上。时日渐移，他也认识到了当初离开京城写给次辅那封信是多么不成熟，与次辅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实在是浅薄多了，在研读《晋史·七贤传》其间写下的一则笔记中，他这样说，一个人无论是为个人求不朽，还是为国家致太平，都要等待合适的时机——“遇适其位”。而这群魏晋时期的磊落奇异之士对他的最大启示，乃在于让他认识到了人生的胜利某种意义上就是意志力的胜利，“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只要心有所惬，执于一念，所有的中伤、诽谤全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在他的内心已经暗暗生成了一种东西，那就是，为了权力，他什么都可以舍弃，包括亲情、友情和常人汲汲以求的声名。他已决意做这样的一个孤尚者、独行者。于是，在江陵老家只待了三年，他又回了京城。“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这首充满着悲壮气息的《独漉篇》当是作于1557年他再度北上途中。回到翰林院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如是评述时局，自述心迹。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 1557年的朝局还是晦暗不明，皇帝一意修玄，首辅继续大权在握，次辅还是不动声色精心织撰青词，但外表的平静下已经孕育着骚动，以“磊落奇伟之士”自我期许的张居正已在暗暗积蓄力量，准备一飞冲天。

第四十二章　恐惧症皇位终于落到了嘉靖的第三个儿子，裕王朱载垕身上，时为隆庆元年的1567年，他已经三十岁了。朱载垕的继位看似顺理成章，回头看去却是一路凶险迭出。嘉靖生有八子，五子早夭，成年的只有次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1539年，嘉靖已经把时年四岁的次子载壑立为皇储，十年后，刚行过成年礼的太子突然暴病而亡，自此以后，一心追求长生术的皇帝听信方士们的“二龙不相见”之说，一直没有再立太子，只是把朱载垕封为裕王，把他的弟弟朱载圳封为景王。而他的这位弟弟却野心勃勃，一直觊觑着东宫之位。首辅严嵩对朱载垕也非常冷淡，他应得的岁赐三年都没有兑现，又不敢向嘉靖去提，只得送银一千两给严世蕃，才得补发。直到1561年景王前往湖北德安归藩，朱载垕的太子身份还是没有最后确定，而只是名义上的储贰。据张居正日后披露，大约在1562至1565年间，嘉靖曾经有过立景王为太子的打算，令内阁找出“成祖之于仁宗故事”。本朝历史上的第三任皇帝成祖朱棣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改立汉王朱高煦，所谓“故事”即是指此，多亏徐阶为之从容辩解，才打消了嘉靖的这一念头。直到1565年景王在封地死去，对朱载垕的威胁才彻底消除。嘉靖虽然大半生事鬼不事人，晚年又坚僻怙过，性情越来越古怪，但他的干练和英断也被同时代臣民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公认。他崇信道教，在一帮方士的包围中日事斋醮，然而还是牢牢地握着权杖，至死都没有松手。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先后出任首辅的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俱是一时之选，他们没有一个能挣脱嘉靖的控制就是证明。但朱载垕与乃父的专权、弄权完全不同，长年在父权加君权的高压下战战兢兢度日，连父皇的脸都不敢抬头来看，他几乎得了权力恐惧症。即便是做了皇帝，拥有了无上的威权，在他也还是一种痛苦不堪的体验。据说朱载垕临朝时从来都不发一言，所有的批答和政令发布全都交给了大学士们，他自己则如同泥塑菩萨一般象征性地高踞御座。这样的情形一直有三年，以致大臣们都心生不满，有一个尚宝丞上疏如是质问：“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 因即位不久就诏令户部购买珠宝，一个叫詹仰庇的御史批评皇帝：“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样几近攻击的话要是放到嘉靖时代，这个御史早就受廷杖了，但朱载垕只是把他的奏疏“留中不发”。这人甚至还管起了皇帝的私生活。朱载垕与皇后的感情不好，皇后分居别宫后抑郁成病，他又上疏教训起了皇帝：先帝给陛下挑了这么贤淑的一个妻子，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怎么就不听先帝遗命，笃宫闱之好呢？皇后移居别宫都快一年了，抑郁成疾，陛下连看望一眼都没有，要是皇后万一不测，那不是有伤圣德吗？这种事涉宫禁的话，在嘉靖时代怕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但朱载垕居然还有心情给他作一番解释，说皇后无子再加多病，心情不畅，夫妻分居两宫只是为了便于将养身体，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复杂，云云。当然这不是朱载垕的智力出现了什么问题，他只是厌恶与政治相关的一切，厌恶日讲，厌恶朝会，甚至连操于自己之手的驾驭大臣的权柄也一并厌恶，而对一切有益于他舒展心灵的东西，诸如美酒、女人、宫苑、秋千、珠宝、珍玩、佳肴他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爱。朝政反正有徐阶、高拱、郭朴一帮干练大臣在，他乐得放手逍遥。所以他享国的六年间，内阁权重更甚于嘉靖时代，形成了“政事倚成于内阁”的局面。阁臣们自徐阶以下，虽一个个都怀济世之才，但对权力的热衷却导致内阁中混斗不断，其情形恰如孟森所说，“多挟意见，无和衷之美，所形成一朝之政治，即诸阁臣意见之用事”。下一章上一章

第四十一章　“海主事” 嘉靖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末境。他的体力和心智都在无可奈何地走向衰竭。他因求仙而得病，加重的病况又使他变本加厉地地投身到求仙斋醮中去。西苑香烟袅袅，督抚大吏争上符瑞，朝章国政却全都弃置到了脑后。这情形让一个叫海瑞的户部主事看不下去了，买好棺材准备好后事，拼着一条命不要上疏直谏了。海瑞说，臣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其责任最为重大，要名副其实，也只有委托臣工，使臣工尽心陈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说。从前汉文帝是贤良君主，贾谊还痛哭流涕而上疏言事。并非是苛刻责备，因汉文帝性格仁慈而近于柔弱，虽有美德，仍不免于怠废。陛下天资英明，超过汉文帝远甚。然而汉文帝仁义宽恕，节用爱人，使天下钱粮丰富，几乎达到不用法律刑具的境地。陛下治国时间不长，就被狂谵想法牵涉，把刚毅圣明的本质误用了。以致一心学道修行，倾尽民脂民膏滥兴上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律纲纪废弛，毁坏了国家名器。二王不得相见，人以为薄情于父子，猜疑诽谤杀戮污辱臣下，人以为薄情于君臣，在西苑尽情享乐不返回大内，人以为薄情于夫妇。再加官吏贪污骄横，盗贼滋蔓炽烈，请陛下看看今日之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对于皇帝斋醮不止，海瑞批评说，自古圣贤留给我们的训条，修身立命的说法是“顺受其正”，只要顺理而行，所受的便是正命，从没有听说过所谓长生不老的说法。历史上的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圣人中的典范，他们没一个能永生在这个世界的。连授给陛下长生术的陶仲文都已死了，陛下又怎么能够独自求得？至于仙桃、天药这些东西，最是荒诞不经，那都是奸邪的方士们编造出来蒙骗陛下的呀，您竟然会相信他们，以为是真的，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此这般激愤的话在重疴中的嘉靖听来如同一剂猛药。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可气且可恨的是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竟然还称自己“不胜愤恨”。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嘉靖读毕这封奏疏，果然大怒，把奏疏扔在地上，吩咐左右，赶紧把他逮住，不要让他跑了。太监黄锦在一旁说，此人素有痴名，上疏时自知冒犯天威必死，早就让人买好了棺材，他是不会逃的。嘉靖默然了好一会，又取扔在地上的奏疏，读之又读，长叹道，此人可比历史上的忠臣比干，但我不是纣王啊。召徐阶等商议禅让帝位给皇太子一事时，自感委屈万分的嘉靖说，海瑞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我病得这么厉害，又怎么能够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要不然又岂会遭受这个人如此责备辱骂呢？徐阶眼见皇帝将不起，却也不敢劝他退位，只得百般安慰。余怒未消的嘉靖命把海瑞下诏狱，追究幕后系何人指使，寻又下刑部论死。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见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疏陈请将海瑞释放。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一百。徐阶有心为本朝留下一点忠良的种子，迟迟不签署死刑令，于是海瑞继续被关押在刑部大牢里，命悬一线。整个1566年，嘉靖的病情都没有好转的迹象。他想回到湖广承天府的出生地重聚生命的元阳，又想南幸兴都取药，每次都被徐阶劝阻。徐阶认为在皇帝目前的健康状况，已经不起旅途的颠簸，还是安居西苑静摄为好。1566年12月，嘉靖在服用了方士王金所献的丹药后，因药性过燥导致内火加重，病情再度恶化。本朝自开国以来十一帝，除了武宗晏驾于豹房，其他没有一个驾崩于宫外，为防万一，徐阶力劝嘉靖回到宫中。1567年1月23日晨，已经昏睡在榻人事不省的嘉靖被抬回他离开二十余年的大内寝宫。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正午时分，服过无数仙丹，经过无数斋醮，又领受过无数上天恩赉的皇帝终于在执政四十五年后，于凄厉的寒风中去世。在临死前发布的诏书中，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皇帝刚去世，还没来得及把讣告发布天下，刑部大狱一个消息灵通的提牢主事已经提前得知了皇帝驾崩的消息，特置办了一桌酒菜来到关押海瑞的牢房。海主事因抗忤皇帝斋醮入狱，随着皇帝驾崩，不仅会无罪开释还会得到提拔重用，所以他前来先行结纳。海瑞以为主事送来的是他在尘世间的最后一顿饭，吃过后就要绑赴西市，所以也就不客气地恣情吃喝。等到酒足饭饱，提牢主事凑在他耳边说，皇帝刚刚驾崩，先生马上就可以出去获得大用了。海瑞问，这是真的？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海瑞放声大哭。他哭得实在太伤心了，几次晕倒在地，把吃下去的酒菜也全都呕吐了出来。

第四十章　徐阶出场（二）帝眷日衰，儿子又不争气，严嵩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开始放下身段示好于次辅。某日，他在府中摆下酒宴，专门宴请徐阶。他把家人都叫了出来，让他们向徐阶跪拜，端起酒杯对徐阶说：我已是一个不中用的老人了，说不定哪天说死就死了，我的家人全都拜托给你了。慌得徐阶赶紧辞谢了。此时皇帝身边最为宠幸的方士是蓝道行，此人对严嵩素无好感。1562年，某日扶乩时，若有所思的皇帝突然发问：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向皇帝进言的好机会，在他的操纵下，乩盘上的字迹显示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当皇帝追问“不肖”指谁时，蓝道士就一一历数严嵩父子弄权的罪状，还诳称这都是来自于乩语，是上天某个神的晓谕。这一招对嘉靖果然管用，但他还有疑虑，于是问。既然严嵩罪行如此沉重，上仙何不殛之？蓝道行答得更巧妙。留待皇帝自殛。嘉靖颇有所动，放弃严嵩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就在蓝道行向皇帝进言后不久，一个叫邹应龙的御使在宫中一个内侍家避雨，听说了这件事，他意识到倒严的机会来了，回去即刻上疏检举严氏父子种种不法。他知道严嵩任政府首揆十余年，其势力如大树盘根错节，轻易撼不动，选择了严世蕃为突破口，并顺带着举报了其家人和幕客。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钜……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要索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邹应龙说，方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日事掊克，以致内外百司不得不搜刮民脂民膏来满足他们无穷无尽的欲望，如此下去，“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他建议皇帝，应该将严世蕃斩首，以作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至于其父严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也应该让他告老还乡了。最后，邹应龙保证说，他所检举的全都有事实可据，但有一言不实，他情愿一死以谢天下。这个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注定要一疏成名。十多年间，弹劾严氏父子的言官和大臣如王宗茂、赵锦、杨继盛、吴时来、董传策、张翀等前赴后继，皆劳而无功，或贬或死，独有这个御史看准了时机，一矢中的。1562年6月，严嵩内阁倒台。嘉靖降旨严嵩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审讯。几个月后，判处严世蕃和他的两个儿子严鹄、严鸿及一个叫罗龙文的幕客充军边远地区。邹应龙则因弹劾有功擢升通政司参议。当判决下来时，时为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的三十八岁的张居正（位居国子监祭酒高拱之后）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他的欣喜之情：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

第三十九章　徐阶出场（一）杨继盛们全都当作挡道的杂草被一一铲除，躲在西苑帷幕后被方士们包围的皇帝却在追求长生术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早在处死杨继盛前十年，皇帝已经在陶仲文的指导下开始依靠扶乩决定国家事务。扶乩所用的工具是悬挂在沙盘上的一个T字形物件，从T字的长臂吊下一个锥子，两个降神者扶着短臂的两个末端。锥子在沙上写下对祈祷和请求的事情的答复。祈祷和请求的事用金色墨汁精心地写在暗青色的纸上，焚化后向某个道教的神致意。这一套扶乩、降神仪式全是在陶仲文的控制下进行的，他还被认定为沙盘上字迹的唯一的阐释者。这样，这位素性警敏并善于察看皇帝脸色的方士就能凭他的意志决定帝国的有关政策和人事安排。在整个16世纪50年代，陶仲文源源不断地向皇帝提供着获致长生不老的新方法，将近知天命之年的皇帝自愿地作他提供的药物的试验品并乐此不疲。陶仲文不老术的理论依据是，人能够通过自我修炼达至肉体的永生，这种修炼的过程就是提炼内外丹。外丹就是他专门为皇帝制作的把植物和矿物质通过一种古怪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合成物，即所谓的不死药。所谓内丹的提炼，则要靠增强生命的“阳气”来达至。陶仲文为皇帝提供的秘法是，通过与刚刚及笄的处女的交媾来加速内丹的提炼。因为据说这个年龄段的女孩“阴”中的“阳”最旺，这种能量可以通过交媾被吸收。陶仲文为此建议皇帝从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年轻姑娘，1552年，宫廷内设机构为皇帝搞到了八百多个十岁上下的女孩，这些女孩被秘密安置在西苑供皇帝采用。尽管这种非人道的做法召致了大臣们的批评，但挑选“药引”一直没有停止。一些惯会谗媚的官员还竭力赞襄其事，以此邀宠，前浙江参议顾可学，被劾斥归，他厚赂了严嵩，向皇帝进献“秋石秘方”（以童男童女尿液炼制的丹药）得召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还向皇帝报告说，道教典籍中曾提到有一种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物，叫灵芝，历史记载中就有古人食用灵芝成仙的，皇帝听信他的话，派出中使到各名山大川采芝问药。

第三十七章　严氏父子日后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严嵩，入仕之初却是一个颇著清誉的官员。严嵩长得身材挺拔，眉目疏朗，说话中气很足，一见就让人感觉有亲和力。他在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且名次靠前，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他就因病告归。有十年时间，他在钤山读书、写作，过着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正德年间皇帝与大臣们的冲突纷争，丝毫也没有波及到他。十年观望，这个权欲旺盛的人竟然为自己博得了“恬淡”的美誉。积累了声望资本的严嵩复出后很快就进侍讲，再任国子监祭酒，到嘉靖七年奉命到湖广安陆祭告显陵（兴献王的葬地）时，已是礼部右侍郎的身份了。祭告还京，他奏称发生在显陵的种种祥瑞，诸如上宝册及安神床时雨突然停止，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时河水骤涨等等，请求把这一切撰文刻石以纪天眷，马屁拍得龙颜大悦，马上升官为礼部左侍郎，挂南京礼部尚书衔。自1548年夏言被斩首直至1562年，严嵩控制内阁达十五年之久。本朝历史上历任内阁首揆的结局告诉他，如果没有皇帝的信任，再大的权力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掳夺，因此在他担任首辅之初，即便是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也都顺从皇帝的心意。比如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不敢自作决定，这种故作的低姿态使他获得了皇帝的进一步赏识。其他廷臣可能数年也见不了深居万寿宫的皇帝一面，严嵩却独承顾问，有时一日之间有数道御札发下，除了严嵩其他阁臣却不得与闻。而严嵩也俨然以丞相自居，各府部凡有题奏，都要先到他这里口头请示而后草奏。严嵩毕竟年岁已高，精力不似当年旺盛，腿脚也不甚利索，过了八十岁后，经皇帝恩准，他出入禁苑都得坐肩舆。但他还是一天都不肯拉下地去内阁上班。各府部来汇报请示的川流不息，有时不胜其烦，他就说：以质东楼。“东楼”是他的儿子严世蕃的别号，此时已升任工部左侍郎。一时严世蕃在京城那座豪华的府邸俨然成了第二内阁，九卿以下的官员都要排着队才能见到他。与乃父大异其趣的是，严世蕃长得一点也不像他父亲，“短项肥体，眇一目”，这一画像活脱脱一副土匪相。史传称严公子“剽悍阴贼”，依赖父亲在位，对金钱和权力充满着无限的追取热情。尽管貌不惊人，严世蕃却常以天下三大才俊之一自居，自诩精通本朝历史上的一切典故并晓畅时务。不止于此，严公子还是一个有着至高生活品位的享乐主义者，好古尊彝，好奇器，好书画，好醇酒，好美妇。他那座落在京城繁华地段的府邸，堰水为塘数十亩，里面有着无数布置清雅的园亭和连皇宫中都不一定能看到的珍禽奇树。在这个园林式的府邸里，严公子把大宴宾客和处理政务两件事并作了一件来做，边上还有咿呀唱曲的女乐相陪，权力与美色并陈于前，真个是其乐无穷。蒙邀来这个园子的除了一帮狐朋狗友，更多是他父执辈的朝中大僚，严公子在酒宴上非要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才罢休。严世蕃不似他父亲那样谨小慎微，再加其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贪墨、勒索变本加厉。户部每年派发的边饷，按理说全都应该发至各边镇，但实际情形却是朝出度支之门，暮入严府之门，实际送到边镇的不过其四，大头都让严嵩父子占了。卖官鬻爵更是明码标价，凡文武官员迁擢，全都按送钱多少分发官职。一个叫周玄炜的学者在一本叫《泾林续记》的私家笔记中称，严世蕃的妻子在自家府邸挖了一个地窖专门用来存放金银，此窖深一丈，方五尺，四周及底部全都砌以纹石，运了三昼夜才把这个地窖装满。在江西分宜老家的那个地窖，比北京那个还要深广好几倍，藏好金银后又在上面覆土栽树，请园艺大师精心设计，运来太湖石堆成假山，一点也看不出一片花木和亭台下面竟然是金山银山。连严府的家奴、幕客，也都连带着鸡犬升天，变得一个个富埒王侯，刑部主事张翀曾检举说，严府一个叫严年的家仆短短数年间已积累起了数十万身家。严嵩用事的十余年间，整个社会的道德面临着全面滑坡，“风俗大变”，文官集团汲汲守护的传统价值观念被逐次颠覆，盗跖之辈行贿赂而获荐举，守法度者被目为迂疏，巧弥缝者被目为才能之士，有操守的人被视作矫情和偏激，善于奔竞者则被视作干练会办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十余年间，自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徐学诗、王宗茂、何维伯、王晔、陈垲、厉汝进、杨继盛、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以下，对严嵩父子的弹劾一直没有消停过，他们把严嵩父子视作一切罪恶之源，认为这源头一日不堵截，帝国之河就一日不能清澈。这些官员大多都因得罪严氏父子去职，个别如叶经、杨继盛等还遭致了杀身之祸。这一时期，太监们的权力又开始膨胀，司礼监掌握的“批红”之权有时令阁臣们也相形失色。如果说20年代张璁掌权时，内阁诸臣还为司礼监的太监们所尊重，到了30年代夏言掌权时，这些太监已为首辅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恼怒，在权力空间的争逐上他们已渴望与内阁平起平坐，到50年代严嵩任首辅时，实际上他已经需要通过同太监搞好关系来窥测皇帝的喜好了。随着皇帝对道教热情的增加，严嵩要着力搞好关系的还有皇帝近前扶乩作法的道士们。巧合的是，1562年严嵩内阁的倒台，也与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大有干系。

第三十六章　祥瑞、长生术与房中术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朱厚熜是明朝十六帝中享位很久的一位，仅次于在位四十七年的万历皇帝，在他近半个世纪的执政期里，先是以议礼牵动朝臣报复奔竞，中期以后又着迷于通过药物、宗教仪式和道教的养生之术来实现成仙的愿望，致使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转而危机四伏，史传称他“中材之主”，实为言过其实，明朝走向败亡的种种伏笔，在嘉靖一朝早已埋下。最初引诱他走上奉道这条路的是暖殿太监崔文。那是1523年，十七岁的皇帝由贪看“打醮”的热闹发展到了在宫中建醮，且日夜鼓捣不止。经当时的首辅杨廷和、给事中郑一鹏等人阻谏，他的这份兴趣暂时消歇了一阵，但到了第二年，他重新恢复的对宗教事务的热情以令朝臣们吃惊的速度突然燃烧了开来，且势不可挡。在杨廷和苦劝之下，皇帝于1527年生日那天，特发上谕向辅臣们表示，他认识到了人君之长寿不是通过斋醮得来的，禁止一切于身体有害的活动才是长生之道，“一应斋事，悉行禁止”。然而随着他对道教的兴趣越来越浓，早就把当年说过的这些话抛到了脑后，凡事必先行作法请示玄坛，事毕再设坛谢恩。每次斋醮仪式，门坛上的青词都要用赤金书写，把赤金研成屑，再和上泥，装上数十碗，不计其他费用，仅此一项就要用去赤金数千两。负责缮写的中书舍人趁机捞上一把，有知情者披露他们作弊的秘法，用大号的毛笔蘸满墨汁，故意滴入袖管，凡写毕一联，落入袖中的金屑可以有数十铢。皇帝在西内日夜讲道修玄，大多日子都不开荤腥，但寻常的素食又难以下咽，《万历野获编》载，“茹素之中，皆以荤血清汁和剂以进，上始甘之”，以至于要“卖一大第”，才能供皇上一顿素食。史载世宗一次斋醮，“蔬食之费为钱万有八千”。在宫中内侍的举荐下，皇帝特旨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来京，据说此人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由是大蒙宠幸。皇帝对道教最初的兴趣，乃是起于房中术，即某种据说能增强男子生殖力的斋醮仪式和药物。邵道士蒙恩图报，自愿为皇帝打醮求子，并用道家传统的炼丹术为皇帝配制春药。这些春药一般以铅丹（四氧化铅）和砒霜（天然存在的三氧化砷）为主，配以人参、鹿茸、肉苁蓉、海马、淫羊藿等其他物质，做成药丸子或小颗粒供皇帝进食。这些富贪激素并有致幻作用的药物，据说一经服用就会让人感到飘飘若仙，并伴随强烈的性冲动。显然，一个人如果长期服用这种“不死药”，其间包含的毒素会在他身上沉积下来，并最终夺去他的性命。但在十五世纪初叶的明朝中国，人们往往把它助勃起的功用无限放大，而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1536年后，年过三十的皇帝令他的妃嫔们接二连三地怀孕，为他生下了好几个儿子，皇帝把功劳全归于替他打醮和进献春药的邵道士身上，给他官封一品并挂上礼部尚书的虚衔。邵元节于1539年去世，死之前他已给皇帝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此人即湖北黄冈人陶仲文。陶在黄梅县当过县吏，后来又做过辽东库大使，一直是个不入流品的小吏，当他秩满路过京师时，曾去邵元节的真人府拜谒。年老的邵道士正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有心试试他本事，举荐他去宫中捉了一回妖，他居然又是符水又是桃木剑的弄得头头是道。还有一次，一位皇子出水痘，好久没有痊愈，也是陶仲文念咒治好了他。这让他很快博得了皇帝的信任。这年，皇帝有过一次短暂的南巡，往常这样的活动都是邵元节陪同的，因邵已病得厉害，就让陶仲文代为随驾。当车驾往至一个叫卫辉的地方时，一股旋风绕着御驾盘旋不止，经久不去，皇帝吃惊地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说，此兆主火。果然这天夜里行宫发生火灾，烧伤烧死无数宫人，皇帝因陶仲文示警在先，没有住在行宫，避免了一起意外事故的发生。此后不久，皇帝就封他“神宵保国高士”，并在邵元节死后不久再进封他为“忠孝秉一真人”。 1540年，一个叫段朝用的方士通过陶仲文、郭勋的介绍向皇帝进献了百余件白金器皿，吹嘘说，只要用这种器皿在斋醮时盛饮食物，神仙立马可致，如果深居修炼，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皇帝闻言大喜，决定采纳陶仲文等人的意见，把政务交给才五岁的太子以“监国”的名义处理。举朝文武心知皇帝此时已走火入魔，却谁也不敢阻谏，太仆寺卿杨最说，陛下春秋方壮，听信方士的话竟然想服食求神仙，可是神仙都是住在深山不食人间烟火的，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兖衣玉食，而能白日飞升的？皇帝大怒，把杨最打入诏狱责以重杖，杨最竟被活活打死。一些官员在上疏言事时只因稍稍提及“日事祷祠”等语，就被下狱拷掠，吏部尚书熊浃甚至为此罢官削藉。第一个献祥瑞进官的，是以右副都御使巡抚南赣的汪宏，皇帝登基后不久他就首献甘露媚上，立马进为刑部侍郎，不久，进为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宠眷不在张、桂之下。礼部侍郎顾鼎臣称，皇上设醮时，先一日阴云解散，再一日云物一色，天降瑞雪，此乃是皇上的精诚感动上天所致，进《步虚词》七章以进。顾马上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此后，进献祥瑞者越来越多，皇帝在收下这些兆示着吉祥消息的白色的乌龟或白鹿之类后，照例命翰林院或礼部官员撰写祝颂贺表。胡宗宪巡按浙江办理平倭事务，一直劳而无功，受到朝廷斥责，怕皇帝怪罪，在舟山捕获了一只白鹿献至京师，出于才子徐渭之手的贺表写得文采斐然，传诵一时。皇帝告于太庙，接受百官祝贺，立马给胡宗宪加官进爵。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讲了一则故事：皇帝养在西苑永寿宫的一只狮猫死了，非常伤心，用黄金打了一只棺材，安葬在万寿山麓。他还要求在值的官员写祭文超度。这文章不好做，皇帝都不满意，唯有浙江慈溪人，侍读学士袁炜文中有“化狮成龙”等语，最称他心意。不久袁就被迁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时人称“青词宰相”。陶仲文在扶乩作法、配制春药等方面比乃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引导下，皇帝对道教奥秘的探索兴致越来越高。随后的两年中，陶仲文的地位越抬越高，升到少保兼礼部尚书。皇帝有疾，既而痊愈，也全都归因于陶仲文的祈祷之功。其后，再升为少傅，仍兼少保，又其后，升为少师，仍兼少傅少保。明朝官制，少保、少傅、少师为三孤官，一人兼领三孤，在本朝历史上陶仲文是空前绝后。 1542年秋天，杨金英等十六名宫中婢女决定刺杀皇帝。一个深夜，她们趁皇帝熟睡之际用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拿布塞住他的嘴，数人爬上御床用力绞紧绳索。黑暗中宫女们手忙脚乱，打的竟是一个死扣，孝烈皇后闻声来救，以致功成垂败，已经人事不省的皇帝又悠悠醒转。在皇帝还没有彻底恢复意识之前，皇后处决了这十六名宫女，这个妒火中烧的女人还以追查幕后黑手为由处死了皇帝宠幸的几个嫔妃。皇帝把他的大难不死视为上天对他的无上恩典，等他恢复了意识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朕晨起至醮朝天宫七日。皇帝在这次未遂的谋杀案后完全退出了朝廷和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他的疑心更重了，总以为有人要暗中对自己下手。他带着皇后和几个宠幸的嫔妃搬到了皇城西苑的万寿宫，撤换了所有内侍，自此再也没回大内寝宫居住。事实上，三年前章圣太后去世后皇帝就已不再出席惯常的朝觐活动，除了一小批被信赖的大臣外，他和帝国的官僚已很少再有直接的接触。但皇帝不会放弃手中的任何权力，他通过几个亲信及发布充满愤激之词让大臣们莫知所指的谕旨牢牢地控制着整个朝局。陶仲文是少有的能时常见到皇帝的人之一，皇帝很少直呼其名而称之为师，且在谈话时给予赐坐的礼遇。还有一人则是严嵩，他以虔奉焚修和一手漂亮的青词正越来越得到皇帝的信任。

第三十五章　纷争对张璁的首辅位置构成更大威胁的，是皇帝的另一位新宠夏言。如同十五岁那年从湖广安陆来到京城即位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嘉靖皇帝对一切跟“礼”有关的细节充满着先天的热爱。1529年，他改变了朝臣出席典礼的正式服饰，到了1530年初，他又提出要改定朝廷主要的大礼，对天、地、日、月进行四种单独形式的献祭。张璁婉言拒绝了皇帝实行朝廷仪礼的这一改革，包括詹事霍韬在内的一班在大议礼中站在皇帝一边的官员也都反对这一改革。但皇帝很快找到了愿意支持他这样做的人，此人就是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夏言，他在一份上疏中把皇帝的礼仪改革解释成王朝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示赞成。皇帝陡然发现这个性情警敏的监察官员还是一个不错的代言人，命他就朝廷事务直接向皇帝本人汇报意见。4月7日，反对礼仪改革最激烈的霍韬遭到逮捕。4月8日，礼部上报了朝廷的舆论：192名官员赞成某种形式的分别献祭，206名反对，198名没有发表意见。皇帝立刻批准了夏言对天、地、日、月单独献祭的建议，命在南北郊建圆丘、方丘二坛，在东西郊建朝日、夕月二坛，并敕命礼部官员赶紧与夏言商议祭祀的相关细节。郊坛的建设工程，也交给了夏言监管。 1530年12月，皇帝在新建的南郊圆形祭坛主持了首次对天的献祭。1531年6月，在北郊的方形祭坛主持了对地的献祭。夏言由此开始大蒙帝眷，以区区七品一给事中，获玺书奖言，又赐四品服俸。他虽官秩不高，自恃有皇帝作靠山，并不把颐指百僚的首辅张璁放在眼里，张璁更是欲把这颗政坛新星除之而后快。帝国向有成宪，都给事中的责职乃在纠察风纪，夏言于是用这朝廷公器抗疏弹劾张璁及吏部尚书方献夫，张璁不得不疏辩求去，后经皇帝亲自调解，张璁没有去职，但敢与公卿叫板，明摆着夏言的地位已扶摇直上。为把这次礼仪改革的文件编纂成书，皇帝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夏言，把他擢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纂修官，还任命他为经筵日讲官，仍兼吏科都给事中。不久，又擢升他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夏言长得眉目疏朗，颏下一部美须髯更给他添了不少俊逸神采，史传他在经筵上讲解典籍时，吐音弘畅，一点也不带江西贵溪乡音。每次进讲，皇帝总是久久地望着他，这份喜爱之情任谁都能看出来他将要获得大用。这怎不让首辅张璁既妒且恨，他想设计陷害，可自己也正被朝臣们的交章围攻弄得应接不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政敌一天天坐大。1531年秋天，四郊的祭祀工程建设完工，夏言进为礼部左侍郎，仍掌院事。不出一个月，又代李时出任为本部尚书，才一年多的功夫，就由谏官升为六部堂官，这份荣耀真是前所未有。

第三十四章　新贵平心而论，嘉靖皇帝即位后想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也是人子常情，杨廷和、毛澄等一班文官却要嘉靖称孝宗为皇考，武宗为皇兄，改称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亲生母亲为皇叔母，确实有违人伦，没有顾及皇帝的内心感受。当然，到后来追封无休无止，嘉靖皇帝明显是走火入魔了，但如果文官们从一开始不那么过分拘泥于传统，事情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结果？然而文官集团持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他们这么做也不是有意与皇帝过不去，在皇帝的屡次压制下他们少有退缩，可见自有其观念的支持在。文官集团所秉持的“礼”，乃是本朝的立国之基，它不是成文法，但来自于历史深处的这一传统的力量比成文法有着更大的威力。所以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此要求皇帝，甚至像首辅杨廷和那样，强硬地封还皇帝不恰当的敕令。所以，议礼在表面上虽为皇帝与群臣们意志的较量，究其实质，乃是皇权与传统力量的对抗与较量。十六世纪初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对皇室内部礼仪有一份详细的记述，从中可以见出传统如何物化为行为的准则。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这种皇权与传统力量的对抗和较量，在前一任皇帝朱厚照身上发生过，现在也落到了嘉靖皇帝的身上。所不同的是两任皇帝在较量中的策略和姿态，前者以近乎无赖的手段戏弄了他的大臣们，后者则步步为营，不惜动用高压手段，迫使他的大臣们就范。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将明史重新梳理为七个章节讲述，以议礼一章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史家心目中这一事件对明朝历史影响之深远。表面看来，议礼无关国家大政，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正是这一事件把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推至了本朝开国以来的最高临界点，自此以后，政坛将重新洗牌，本来同进共退的文官集团也将逐渐趋向分化和斗争，这种永无止尽的分化、斗争与相互扯皮将耗尽明朝的有生力量，直至它走向灭亡。所以有论家认为，明朝灭亡种子并不是始于万历，而是于更早的嘉靖初年的大议礼就埋下了。议礼促使了一批新贵的出现，张璁和桂萼成了皇帝最为亲信的文臣。论出身和履历，张璁七试不第，四十七岁才取得进士资格，桂萼不过是正德六年的进士，以知县起家，他们在一班文官中远非翘楚，张、桂二人也明白，能够骤获荣华，位列翰林院这一专门出产台阁辅臣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全都是因为在议礼之争中明智而又坚定地站在了维护皇帝威权的一方。作为这一荣华的副产品，当然他们也收获了文官们的仇恨。张璁、桂萼怎会忘记，当他们从南京召往京城就任翰林学士时蒙受的屈辱，当时连翰林院里最低级的官员都拒绝向他们致意，更不必说杨慎等一班学者以集体辞职对他们入院表示不满。发生在不久后的李福达之狱，就是他们展开报复的一起典型案例。山西人李福达因参加秘密宗教活动被充军，逃脱后更名李午，继续以弥勒教号召起事，事败后改名张寅，混入京师，靠着行贿当上了太原卫指挥使，并且获得了武定侯郭勋的宠信。事情败露，李福达逃回山西，遭到逮捕，他的庇护者郭勋也受到了御史巡按马录、刑部主事唐枢等人的弹劾。郭勋为了自保，上书皇帝自辩是大议礼中触犯了众怒才遭来诬告，又请张骢、桂萼相助。张骢、桂萼于是发布流言称这一案件完全是大臣们内外交结，借端陷害郭勋。只要一牵涉到议礼上面去，皇帝的头脑就发热，当即认定郭勋、张骢、桂萼说得有道理，他提出要亲自审问此案件，经大学士杨一清劝解才罢休。于是重新任命了三法司，命张骢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重新审讯此案。在指鹿为马式的审讯下，这一案件最后被可笑地审结为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恨郭勋以致构成冤狱，所有张、桂的政敌全都列入了黑名单，而此案中的小人物张寅，也就是李福达，不仅无罪释放，还官复原职。案件审结后还编定了《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从1527年开始，张璁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曾经带给他屈辱的翰林院。他建议皇帝对翰林官进行考察，把一些不合要求的人到发送到地方任职。有二十多个官员被贬黜，一些不听话的庶吉士则被派到各部任下级属员，或任命为最基层的知县，一时翰苑为空。重入翰林院的自然都是张、桂二人信得过的官员。摆平了翰林院，张璁又把手伸向了科道言官，钳束巡按御史。就在这年冬天，张璁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此时距他取得进士资格不过六年，晋升速度之快在明代官场也算是个奇迹了。此时的内阁首辅一职，在杨廷和致仕后，已由蒋冕而费宏。费宏是个正人，其人没有杨廷和的政治能量和胆识，但出于道德上的鄙视，他竭力抑制张、桂二人参与到内阁的重要事务上来。为了把费宏逐出内阁，张、桂二人策动让赋闲在家的前大学士杨一清重回内阁。在他们看来，杨一清年长资深，是把费宏排挤出阁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首辅和其他阁臣职权的分限，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沿袭习惯，因此在首辅和其余阁员之间时常波涛暗伏。阁臣中的不甘被压制者（往往是次辅）觊觎首辅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要去除威胁，也要驱逐次辅。但为了维护内阁的整体形象，往往外表波涛不惊，内里则狂澜深潜。阁臣的任命出自皇帝，这种暗斗的第一步，不外是攻击对方，使之失去皇帝的信任，对之加以贬斥或降调，因此这种政争的背后，总是充满着诬蔑、谗毁、阴谋和杀机，嘉靖一朝之后，内阁总是飘荡着挥之不去的血腥之气。杨一清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深政治家，为官持重，又惯于耍弄手段，重回内阁当上首辅之初，与张璁、桂萼有很好的合作，但时日一久，与张、桂难免生隙，以至龃龉不断。但以张璁在皇帝那里“受知特深”，每回都是压着对方一头。久而久之，杨名义上虽为首辅，内阁的权力却实际上控制在张璁的手里。皇帝赐给他两枚章，一为“忠良贞一”，一为“绳愆弼违”，还这样谕示张璁：“朕有密谕毋泄，朕与卿帖悉亲书。”可见圣眷之隆。 1529年秋，一个叫孙应奎的给事中弹劾杨一清、张璁和吏部尚书桂萼，把他们三人的言行一一罗列，请皇帝和列位大臣鉴别三臣贤否。证据对桂萼尤为不利，因为他接受一个江湖游医的贿赂荐举为御医一事，经太医院等部门调查实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张璁上疏乞休，却在辩白中把好多责任都推给了杨一清，皇帝相信了他的一番话，特旨褒谕，对桂萼则勒令马上致仕。然而这次弹劾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当张璁还在为侥幸逃过暗自高兴时，另一个叫陆粲的给事中再次上疏，弹劾其擅作威福，报复恩怨。皇帝似乎明白过来了什么，把张璁的职务也给罢免了。这时，张璁的同党霍韬出场了，上疏力言御医案是杨一清与司法部门一手策划的冤案，并竭力为张璁洗刷罪名。皇帝命把此案发还三法司会同锦衣卫镇抚司重审，也不知霍韬施展了何等手眼通天的手段，会审推翻了第一审时的结论，结果杨一清被允准致仕。皇帝手敕召张璁速回京城。此时的张璁已心灰意懒踏上南归的途程，只想早日回到浙江温州老家，当那道改变了他的命运的手敕送到时，他已行至天津地界。那一刻，他一定对皇帝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他终于战胜了对手，出任帝国名符其实的内阁首辅。出于感恩，他请求皇帝允许他改去名字中犯了御讳的“璁”字，于是赐名孚敬，字茂恭。当张璁召还时，一班热中之徒已预见到桂萼也将重获起用，在皇帝面前纷纷争颂其功，搞得皇帝也不胜其烦，愤愤地说：“大臣进退，幺么敢与闻耶？”桂萼于第二年春天回到朝中，仍任原官，预机务。但经此摧抑，桂萼性情已大变，不再像当初那样锐意功名，不恤物议，而变得畏畏葸葸有如惊弓之鸟，到任没几个月就引疾辞归，皇帝的优旨慰留也没有让他改变主意。1531年2月，桂萼被恩准致仕，没几个月后就在老家去世。张璁的行径不无一个政坛投机客的嫌疑，但在继杨一清为首辅后，却颇有一番整顿朝纲的决心。史传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对于皇帝并不唯唯诺诺，“时进谠言”，这自然触犯了皇帝刚愎自用的心理。再者，张璁以议礼骤荣得罪了许多朝臣，他虽可凭一时权势将他们压服，但一有机会，这些沉默的怒火还是会反噬过来伺机将他吞没。是以，张璁虽为首辅，日子却也不好过。1531年后，张璁渐渐失去皇帝的宠幸，李时、翟銮在阁对他牵制颇大，后来又有方献夫等相继入阁，张璁再也不能像他刚任首辅时那样专恣了。这年秋，彗星见东井，疑心颇重的皇帝心疑大臣擅政，首辅张璁只得象征性地提出致仕请求，却不料都给事中魏良弼、给事中秦鳌等一批言官纷纷交章攻击，张璁抗辩称言官们是在挟私报复，言官们则攻击他“强辩饰奸”。张璁不得不暂时离开首辅的位置归家养病，虽然皇帝又很快起用了他，但朝臣们对他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1532年秋天，他被迫二度致仕回乡。在他离任的时候，一度由吏部尚书方献夫代行首辅职权。

第三十三章　议礼（二）不久，首辅杨廷和引疾辞职。有关首辅大人突然去职的原因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皇帝想要派遣宦官提督苏杭织造，首辅以苏杭诸府连年旱涝为由提出反对，劝说皇帝爱民节财，据说首辅与皇帝争执时还说了这些不中听的话，我们举朝大臣、言官的话，陛下都不愿听，对几个邪佞之徒倒是言听计从，陛下难道可以和这些小人一起共治天下吗？即位之初，陛下削减宫中内侍职数，裁抑内廷权力，举天下都称颂圣德，怎么一下子就出尔反尔呢？有官员提出，既然大礼已定，就不必让张璁、桂萼来京了，皇帝同意了。这时张、桂二人已至凤阳，见邸报敕加尊号，又听说皇帝不让他二人来京了，赶紧又上一疏，认为应该只认兴献王为皇考，去掉尊称中的“本生”二字，这样才能让继统之义明明白白。皇帝接到此疏，又改了主意，遣使让张、桂二人即刻来京。张璁、桂萼二人抵京后，愤怒的文官们商议仿照正统年间击杀马顺的故事，把他二人击杀于朝堂。刑部尚书赵鉴甚至在私下里说，只要旨意一下，他就会马上行动。闻知这一消息，桂萼害怕了，好几天都不敢外出。张璁也是躲藏了一些日子才去朝见皇帝，出来时怕被人跟踪，从东华门跫至武定侯郭勋家里，密议的结果是郭勋表示会站到他们一边来。郭勋是开国后因军功封为武定侯的郭英的六世孙，后来他因附会议大礼得宠后还想进爵，竟想出了一个妙法，他写了一本有关本朝开国历史的通俗演义作品《英烈传》，内中称其祖战功可与常遇春、徐达媲美，鄱阳湖一战陈友谅中流矢而死，那致命的一箭也是其祖所射。郭勋买通了宫中负责平话演出的太监，让他们拿这个唱本演给皇帝看，说这是流传下来的旧本。因郭勋的力争，其祖郭英终于“侑享太庙”，再加郭勋的青词也写得不错，于是进为国公。谁说小说家言都是稗官采于道听途说，郭勋就以小说的巨大影响力来为自己谋得了进爵的机会。皇帝要求在奉先殿侧别立一祠进行祭祀，以尽追慕之思。本以为听招呼的礼部尚书汪俊却提出反对，说既然皇上入奉大宗，就不得祭小宗，再说为本生父立庙大内，从古所无，他虽愚昧也不敢奉诏，妥当的做法应该是在安陆特建献皇帝百世不迁之庙，让日后袭封的兴王子孙世世奉享，至于皇上本人，只要每逢岁时遣官祭祀，就足以显示至情了。皇帝坚持己见，汪俊就上书提出辞职。皇帝同意了他的辞职，还指斥他放肆散漫，令席书代为礼部尚书。席书此时被派到江淮督赈，在他到任之前，主持礼部事务的是侍郎吴一鹏。吴一鹏也是和汪俊一样的态度，反对在大内建庙，他同时提出要把散布邪说的张璁、桂萼二人按照国家法律处置。皇帝指斥吴一鹏这么做是欺他年小，既败父子之伦，又伤君臣之义，他愤怒地责问道，皇考陵园远在安陆，你们做臣子的就安心吗？邹守益等翰林院官员也出来支持吴一鹏，皇帝命锦衣卫镇抚司逮捕了他们中叫嚷得最凶的两个，拷掠后发配到外省任微末小官。吴一鹏则被派遣和司礼监太监一同前往安陆，迎接皇考神主。

第三十一章　继位 1521年春天，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时，并没有留下关于皇位继承人的明确指示。他没有生下一个儿子，也没有过继皇室中的任何一人为嗣，一切事情都交托给了他的大学士们。内阁首辅杨廷和援引《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力主让大行皇帝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入续大统继承皇位。得知皇帝晏驾消息的第一时间，他让掌司礼监的太监们去请张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作已故皇帝的合法继承人。这一提议获得了张太后的赞同，一切便以她的懿旨的名义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此时，朱厚照生前的亲信江彬（他的爵位是平虏伯）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他在皇帝重病期间矫旨改西官厅为威武团营，自任提督军务，计划以武力作后盾，拥立封地在大同的代王为帝。但这一承诺尚未来得及实施皇帝就驾崩了。一日之内，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以雷厉风行之势控制了京城局势，以大行皇帝遗旨的名义令各边军归镇，撤销了直接听命于江彬的威武团营，并指挥京军各营兵控制了皇城四门、内城九门及各南北要冲。江彬见罢遣了他恃之为后援的边军，惶恐不安之下，派人到内阁探听消息，杨廷和等阁臣们却总是温语劝慰。同党都督佥事李琮认为这只是雷霆发作之前短暂的宁静，劝他不可坐以待毙，应率家奴兵丁火速发动政变，即使不成功也可以北走塞外，再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跟朝廷讨价还价。江彬犹豫不决，只是称病不出，一边密遣心腹时常关注局势变化。文官们为拘捕江彬设下了一个圈套。当然这一拘捕计划是在太后的支持下，由文官和内侍共同配合实施的。他们以坤宁宫安兽吻入祭为由，骗江彬入宫祭祀。仪式完成后，司礼太监张永留饭款待，这一故意拖延使得江彬完全地孤立了起来。江彬这时也感觉到了异常，想从西安门而出，却宫门紧闭，再走北安门，守卫齐喊，有旨留提督！江彬说，今天这日子哪里来的圣旨？宫中守卫不由分说已将他拿下，江彬稍作挣扎，连颏下的胡须都给拔尽，只得放弃无谓的反抗。不一会儿，李琮等党徒也被拿获，李琮一见江彬就气得大骂：奴早听我，岂为人擒？江彬以引诱大行皇帝渔猎声色、阴谋颠覆政权、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妇女等罪名被起诉，等待着他的是帝国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处死。从他家中抄出了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胜数，所有财物都被充入了国库。 1521年4月21日，即在朱厚照去世两天后，一个由内阁大学士梁储率领的由司礼监、吏部、勋贵、皇室代表等四十余人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安陆，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考虑到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不久前刚去世，首辅杨廷和已事先请得皇太后懿旨，要他缩短为父亲服丧的时间，并尽快承袭兴献王爵位。

抗明英雄张献忠是怎么死的？死法很窝囊，但是死得不窝囊张献忠和李自成同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但是历史对于两人的评价却似乎大相径庭，李自成是救苦救难的“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而张献忠则是杀人如麻的“杀人魔王”。甚至连两人的死亡都遭遇到了不同的待遇，李自成虽然死于地方团练之手，但是很多人并不希望他就此死去，还为其编织了一个“出家为僧”的“美好结局”，而张献忠则不同，很多人可能连他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为其的死亡而感到惋惜或者感慨了。那么张献忠究竟是如何死去的呢？本文将从时间、地点和致死原因三方面为大家一一释疑。首先，看张献忠的死亡时间。记录张献忠死亡的史料很多，见诸于官方文件的第一手资料则是清军统帅豪格给清廷的奏报，当时豪格正奉命进剿张献忠大西政权。豪格在奏报中写道：“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战兵据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从奏折中可以得知，豪格大军于（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张献忠所在的西充县，并将其击杀。至于张献忠的死法，奏折有所夸大（后文详述），但是对于日期，豪格并没有作假的动机，因为日期作假并不能为其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这个日期是具有很高可信度的。另外，关于日期还有另外的旁证，张献忠在四川抓捕了一些在当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之后这些传教士跟随张献忠行动，并且记载下了一些关于张献忠的史料。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中记载：“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向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所谓西历1647年正月初三，即农历164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豪格奏报所载日期仅差一天。因为《圣教入川记》为民间记录，且历经数次转抄，不排除出现讹误的情况，所以豪格奏章所载之十一月二十七日更加可信。其次，关于张献忠的死亡地点，则有三处争议。第一种，如《明史》记载：“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是根据盐亭县志记载，盐亭县内并无凤凰坡。第二种，根据《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死于盐亭县与西充县交界处的凤凰山，但是盐亭、西充两县交界处也没有凤凰山这个地名，反倒是西充县有凤凰山。而第三种说法则正是西充县凤凰山，而记载“张献忠死于西充县凤凰山”的史料颇多，如《蜀难叙略》、《南疆逸史》、《罪惟录》和《西充县志》等，而且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充县知县高培谷写了一首名叫《凤凰山》的诗，其中写道：“共说元凶此就刑，何因载笔误盐亭？”相信高培谷身为西充的父母官，对于本县发生的历史事件应当比较确信，而且同治年间相比现在更加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张献忠死于西充县凤凰山。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张献忠是如何死的？关于张献忠的死亡方式也有“病死”、“自刎而死”和“中箭而死”等多种说法，那么张献忠究竟“选择”了哪种死法？

第三十章　终点这场战争游戏结束后，朱厚照决定结束他的南巡，打道北归了。1520年9月23日，他带着朱宸濠从南京出发，坐船沿运河向北行进。驻跸扬州时，他在一次钓鱼时捕到了一条大鱼，他戏言值五百金，要扬州知府蒋瑶买下。蒋瑶把他妻子女儿的所有首饰全都交给皇帝，说库里没钱，他能给的就这么多了。朱厚照大笑着让他走人，竟然没有发作。不知怎的他想起了隋炀帝下扬州观琼花的传说，让蒋知府取来一看，蒋知府说自从北宋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掳掠北去，此花已绝。他又让蒋知府说说扬州有什么特产好进贡，蒋知府报上名来的全都不是扬州所产。皇帝说，苎白布总是扬州产的吧。面对皇帝明目张胆的勒索，蒋知府无奈，只得献上五百匹搪塞过去。江彬想强占民居为威武副将军私第，蒋知府没有答应，皇帝车驾北上时故意扣着他不放，一直到临清才放他回去。这次快乐的旅行因一桩突发事故于10月25日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过临清不久，到了一个叫清江浦的地方，喝醉了酒的皇帝坐在一只小船上独自捕鱼，船翻了，惊慌的侍卫们赶紧把皇帝从水中拽上来，他已淹了个半死。这次落水事件后，皇帝的身体就时时感到不适。当他感到恢复得好些了又能上路时，已是意兴阑珊，只想早日回到京城了。1520年12月，皇帝銮驾抵达北京东面大运河的终点城市通州。在这里，他处死了叛王朱宸濠和他的一些主要随从者们。并把交通宁王的朝中官僚自吏部尚书陆完以下数十人悉数拘捕。此前在临清，钱宁已被江彬告发逮捕，另一个被宁王策反的内侍臧贤则已被钱宁杀人灭口。对这些他素来亲信的官员和近侍的背叛行为，他尤为愤恨，命剥去衣服，全都裸体反绑，把他们的姓名写在身后的小白旗上，1521年1月18日，一身戎装的皇帝耀武扬威地骑马自正阳门进入京城，在京的文武官员全都赶往正阳桥南迎驾。在皇帝身后，辇道两侧，则是被卫兵们严密看守的数千俘虏及其他们的家属，生者标其姓名，死者则拿竹竿挑着首级，都标以白帜，放眼望去，连绵数里不绝。这是朱厚照最后的表演了，三天后，当他在北京正南的天坛献祭时突然病发，吐了一大滩血，连仪式都没来得及完成，他就被紧急送往了斋宫。有人提到皇帝回京之日正阳门外的一片白帜遮天蔽日，认为正是不祥之兆。新年在即，皇帝依然病重，无法主持国祀，更遑论上朝视事。整个1521年的春天，他都卧病在床，体重急遽下降，他那副形销骨立的样子与先前的生龙活虎判若两人。为了防止他看到自己的模样受到惊吓，内侍们撤去了寝宫里的所有镜子。事到这个地步，皇帝仍然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或许他以为自己马上就会痊愈，又可以骑马驰骋于西北的大漠或优游于江南的烟花丛中。 1521年4月19日，即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二日，二十九岁的朱厚照于深夜时分死于曾带给他无尽欢乐的豹房。两个在场的司礼监太监记下了他临终的话：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当生命一点点地退出他那具已被无休止的性爱和酒精淘空的身体时，或许他是真的幡然悔悟了？他终于承认了从前的政事之“误”，但却不大包大揽地把责任揽于一身。如果天假以年，他会回到文官们所期望的传统的“礼”所规定的道路上来吗？他应该感到快慰的是，在这场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沉默的对抗中，他是胜出者。这场对弈的高潮，就是他用死亡抛弃了他们，也嘲弄了他们。他到死都是个胜者。

第二十九章　献俘事情要是如此收场也算是个不坏的结局。然而远在京城的皇帝坐不住了，刚在年初，他的出游之兴因文臣们强谏不得不中止，眼下江西叛乱，正好以率师亲征为名巡幸南方了。不顾大学士杨廷和等人的反对，一帮内侍和武官拟定了皇帝御驾亲征的方案。皇帝自封为“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穿上厚重的甲胄，乘坐六匹马拉的战车，在江彬等扈从的簇拥下祭告了太庙后，带着上万京军兴致勃勃地上路了。当王阳明奏凯的捷报送达皇帝跟前时，他带领着这支打秋风的队伍刚好开到涿州附近。这封来得太过不识时务的捷报引得皇帝老大的不高兴。既然前线已经大捷，天宇肃清，他还急巴巴的赶去干什么呢？皇帝身边的亲信们为讨他欢心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让王阳明把已经俘虏的亲王重新放回到鄱阳湖中，然后乖乖地等着皇帝去捉拿，以显天威浩荡。于是，作为先头部队，副将军许泰和提督军务太监张忠提了数千人马溯江先往南昌而来。朱厚照自率中军不紧不慢地前进。驻跸保定时在府堂大摆筵席，朱厚照与一个随驾的官员玩藏阄的游戏，输了竟然使起小性子，直到把那名官员灌醉方才开怀大笑。为了爱情他还做出一件疯狂的事来。当初他离开京城时，他最宠爱的一个姓刘的宫女因小恙在身没有随行，他让她在张家湾养病，临走拿走了这名宫女的一柄玉簪，相约等刘姬病好了以玉簪相召。但在过卢沟桥时，皇帝快马驰骋不慎失落了这件爱情信物，等他到了临清地界，派人去张家湾接刘姬，刘姬竟以没有信物说什么也不肯前来。一个晚上，皇帝带着几个贴身内侍又是骑马又是坐船赶到张家湾，带上这名宫女又随即赶回军营。除了极少数几名亲信，随驾文武官员谁也没有发觉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往返了数百里地。开始，王阳明还不无天真地以为，只要把俘获的朱宸濠献给朝廷，就可以阻止皇帝继续南下。江西百姓刚经一场战事，再也受不起圣驾惊扰了。他押着朱宸濠前脚刚离开南昌，张忠、许泰派来索要俘虏的就到了。张忠、许泰以威武大将军檄命令他在广信待命。王阳明佯作不知，说，威武大将军算什么玩意儿？我奉皇上圣命以右副都御使身份巡抚赣南，论官秩也不比这个大将军低，凭什么要我听他的！他亲自押着朱宸濠连夜过了玉山、草萍驿，向着杭州进发。张忠、许泰的人一路追到广信，眼看追不上，就转而向皇帝诬陷，说王阳明开始是与宁王一伙的，因为事情败露才把他擒获。后来王阳明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阻挠他向皇帝献俘，因为宁王早就用巨金贿赂把他们策反为内应了。按照与提督赞画机密军务的太监张永的秘密约定，王阳明与他在杭州相见。王阳明对张太监说，江西的百姓经历了那么大的祸乱，又赶上罕见的旱灾，还要供奉军饷，已经困苦至极，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大军入境，必然承受不住，跑到山上去当土匪，他们过去助宸濠还是胁从，要是现在再为穷迫所激，到时就真的很难收场了。张永听了这番话深以为然。他劝解王阳明，现在皇帝被一群小人包围，如果顺着皇上的意，多少还可以挽回一些，如果惹恼了他，只能激发群小的过激行为，也无补于天下苍生。临别时他再三告诫王阳明，不可径自去向皇帝陈奏。俘虏已交了出去，圣驾会不会回转京师呢？王阳明还是没有把握。探知皇帝已到扬州，他决定抛开张永的警告，只身前往，恳请游玩了一路的皇帝回驾。这时，命令他巡抚江西的旨意下达了，军情紧急，他不得不疾驰南昌。此时的南昌城已乱作一团，张忠、许泰因王阳明没有把俘获的宁王交给他们，憋了一肚子气，就挑动京军扰乱地方，向地方部队寻衅滋事。他们还诬陷平叛有功的吉安知府伍文定，及曾往南昌城以讲学为名刺探军情的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给他们扣上通敌的罪名下了狱。将士们问王阳明该怎么办？王阳明说，谁也不准与京军发生正面冲突，病的给药，死的给棺，但以仁爱之心待之。京军们都说“王都堂爱我”，不再为乱地方，张忠、许泰不死心，还要继续找碴。他们以为王阳明一介文臣，肯定不惯骑射，强拉他到军营比箭，存心看他笑话。史传记述王阳明的临场状态，“徐起，三发三中”。连围观的京军都欢呼叫好。两人问，听说宁王富甲天下，你攻下南昌城后，把那些金银财宝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王阳明说，据我所知，宁王的财宝大多送去贿赂京师要人了，可笑的是他还要把这些人约为内应呢！转眼到了冬至，此地民间习俗，这一日要祭祀祖宗和亡灵。战事刚过，城中又添不少新丧，一时哭声震野，北军将士离家久了，听着这样的悲音无不泣下思归。这时张永押着朱宸濠也到了南昌，催促张忠、许泰和他一起去朝行在，这两人才不得不下令班师。离开临清，皇帝銮驾继续向东南的扬州进发。从徐州起，朱厚照便舍马下船，悠闲地走起水路。随路不时停下来打猎、捕鱼，在致仕的官员家里宴饮。他经常把猎获的飞鸟和动物赏赐给各级官员和随从，他们则回报以无穷无尽的赞颂。只要合他的心意，他便接见朝臣，否则一律拒见。冬至的朝觐是在一个退休太监的住所举行的，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在御船上接受了随驾官员们对他生日的祝贺。当抵达大运河西岸的繁华城市扬州，朱厚照玩得更加不亦乐乎。他把威武大将军的府第设在了民居里。江彬等人遍索城中处女寡妇，以满足皇帝越来越古怪的性嗜好。

第二十四章　“八虎” 正史和种种野史记载中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以私生活的极度糜乱而著称，在世时他就被公认为是一个荒淫失道之君。1505年即位之初，在他还是太子时就开始服侍他的宦官刘瑾就伙同内臣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以旧恩得宠，结成了一个时人称为“八虎”的强有力的宦官势力集团。这些人但知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来迎合朱厚照荒嬉的本性，以博新帝欢心。老皇帝朱祐樘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他的继承人把他遗诏里的一切嘱咐全都抛诸脑后，即位都快两个月了，却还日日耽于享乐。这年夏天，京城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经久不歇，没有排水系统的都城数处内涝。华盖殿大学士刘健趁机告诫皇帝说，这都是因为没有认真落实先帝遗命，致使遗诏成为一纸空文，所以阴阳不调，天象示警。他进而责问：内廷内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牙增置数倍，为什么不裁汰？文武官员领着一份廪禄却不认真做事的冗员那么多，为什么不退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的多达数百人，为什么不罢斥？内廷承运库历年支出数百万两，却没有登记在册，司钥库贮钱数百万量，也不知道这笔钱还在不在，国家财政混乱至此，为什么不审计？陛下辜负了四海之望，也辜负了先帝期望，难怪上天震怒了。朱厚照收敛了一阵子后，在一帮内侍的唆使下又放任如故了。宫中内侍越来越多，内府各监局任职最多的时候竟超过百人。提供后勤保障的光禄寺每日的供给都增加了数倍，还是不敷于用。皇帝出行时，宦官们带刀披甲，前呼后拥，直似狐假虎威。他们还掌握了一套让皇帝终日颠倒迷乱的方法，那就是让他终日酗酒，或待他醉而后醒时再进美酒，或故意不温酒让他喝冷的，使酒性发作更甚。在朱厚照迷迷瞪瞪之际，军政大权不知不觉间滑入了宦官们手中。据说开始时刘瑾总是在皇帝玩兴正浓时拿各司章奏来请裁决，皇帝不耐烦了，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干嘛老是拿这些破事没完没了地来烦我啊？刘瑾要的就是皇帝这句话，自此以后事无大小全都恣意而为了，而皇帝对国家事务似乎也一点不感兴趣。他更喜欢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太监而不是外廷的官员们。 1506年11月，皇帝大婚。这是一场豪奢的婚礼。户部的账册上记录送银三十万两，但实际耗费高达金八千五百二十余两，银五十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余两。婚礼如此隆重，并不说明皇帝对皇后的感情多么挚笃，而只是因为他性喜铺张，一切都要操办得兴兴头头的才开心。事实上，婚后不久朱厚照就很少与皇后住在一起了。他更喜欢的是在太监们的陪伴下在皇城里到处游乐，骑马、射箭、歌舞、角牴、斗鸡、掷骰子，每一样都对这个大孩子有着持久的吸引力。婚后第二年，皇帝开始于西华门别构禁苑，建造宫殿，使一间间相互勾连的密室如同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王隋炀帝所设计的“迷楼”一般，极尽幽深曲折之能事，他把这片建筑名之为“豹房”，专门用来养藏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他总能找出借口，不是母亲病了就是祖母病了，以取消那些年老的大学士们规定的每天的学习时间。他还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说出一些与身份不相符的让人惊讶万分的话。不久，在全权操办他的娱乐生活的刘瑾的唆使下，他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北京的街道上闲逛。

第十八章　拱卫一个叫于谦的浙江钱塘人，此时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于谦是永乐十九年进士，最先担任的官职是帝国的监察官员——都察院御史。性子刚烈的他在出巡山西时曾重核了数百起冤狱，到了陕西，又疏奏官府和驻军中的民害极大者予以制裁。这使他树立了良好的官声并获得了顶头上司都御史顾佐的好感，以为此人才干远在自己之上，他日成就未可限量。宣德年间，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布政使、按察使、兵马司之上增设巡抚，由各部右侍郎简任，宣德帝朱瞻基亲笔提名于谦擢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在地方军政事务的处理中，于谦的才略开始为更多人所知，土木堡事变前一年，于谦以兵部左侍郎调任回京，当兵部主官邝埜随驾北征时，他留驻京城主持兵部。土木堡发生惊天剧变时，京城军民尚不知道他们的皇上已成瓦剌骑兵的俘虏。次日，在也先胁迫下，朱祁镇命校尉袁彬写信给怀来城的守将，告知自己留在了瓦剌部落，让他们献金帛财物赏赐也先部众。怀来守将不敢怠慢，火速派人把这封信送至京师。夜色沉沉中，满脸风尘的信使从西长安门入报，到十七日早晨，举朝文武官员齐集阙下，获悉土木堡大败的消息，一时惊惧交加。出得城门，但见溃退的伤兵从北边蜂拥而至，问他们，谁也说不清皇帝此刻在哪儿。皇太后这下相信来信是真的了，急忙派遣使节满载着珍宝礼物前往也先大营，皇后把自己的私房钱都献了出来，请求瓦剌放还皇帝。此时，朝堂上文官们早就乱作了一团。许多人哭得如丧考妣，似乎除了哭他们都不知道干什么了。瓦剌大兵逼近京师，而京师劲甲精骑大多已在土木堡一战中覆灭，留下能战的兵卒满打满算不足十万人，且还都是疲卒羸马，根本没什么战斗力，是战是守，议论汹汹，却谁也拿不定一个主意。翰林院侍讲徐珵大声说，星象有变，天命已经更改，只有南迁才可以避难。在

第十六章　“王先生” 最先给予文官集团沉重打击的是宦官王振。这个在日后的正统年间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他的出身问题一向显得神秘莫测。官方史书只作如是交待，“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但据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查继佐的《罪惟录》等私家史籍记载，王振并不是少年入宫，在正式净身入宫做宦官前，他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的是一条科考之路，并取得了微薄的功名担任州县一级学校的教官。但这个教官业绩平平，九年考满连一两件值得称耀的事都派不出来，按律是要充军边关的，然在永乐末年出了一条新政，这些不合格的教职人员如果已有子嗣又自愿净身的，可令入宫教女官识字。“振遂自宫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当时和王振一起接受这一耻辱性职业的共有十余人，时间当在永乐末年。史传对王振曾任学校低级教官一事讳莫如深，然其洵有文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以王振这般的才干再加早年混迹官场的经历，在一班“不许读书识字”的宦官群中当属翘楚了，所以才会受到朱瞻基的重用，让他陪太子朱祁镇一起读书。朱祁镇还是个髫龄小儿，对这个由父亲指派，来自成人世界的陪读者总是又敬又怕。这种复杂的感情一直主宰着朱祁镇的心灵世界，直到多年以后他被这个太监害得做了蒙古人的俘虏了还是没有改变。当王振陪侍太子时，他已经掌握了号称内官最贵重者的司礼监的大权。而起因只是时掌司礼监的刘宁竟然不认得字，秉笔太监不识得字如何代皇帝批红？于是受命代笔的王振得以逐渐排斥刘宁、金英诸辈，掌握这一内廷最重要部门的大权。司礼监掌皇城内一应礼仪刑名、关防门禁，作为皇帝的秘书部门还有权知闻内外章奏文书及参与御前勘合，尤以秉笔太监更见重于皇帝，不仅不离左右，有代皇帝朱笔票旨的机会，还经常被宠信提督东厂，管理帝国的特务部门，王振在宣德年末得以代笔司礼监，为他后来一手遮天提前埋下了伏笔。 1435初春，朱瞻基病死，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是为明朝历史上唯一两度出任皇帝的明英宗。正统初年政治，延续的还是仁、宣时期政策，太皇太后张氏（朱祁镇的祖母）委政内阁，对阁臣信赖有加，有事遣中使诣阁谘议，然后裁决，三朝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也都信心十足，杨士奇等奏请的练士卒、严边防、蠲租税、慎刑狱等建议都得到了施行，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遣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侦事校尉，严核百司等吏治方面的新政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中。此时的王振虽因侍奉东宫之功正式掌管司礼监，被小皇帝恭恭敬敬叫做“王先生”，但还不敢公然与大臣们叫板。《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张皇太后甚至对王振动过杀机，最终却没有付诸实施。那日，皇太后召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李荣、杨溥及尚书胡濙入便殿觐见，指着他们对朱祁镇说，这五人都是先皇留下来辅佐你的，国家有什么大政必得与他们先行商量，取得了他们全体的赞同才可以施行全国。不一会又宣太监王振，王振一进来见太后脸色铁青就赶紧跪伏在地上，太后说，你平时服侍皇帝起居多有不律，今天就赐你一死吧。话罢，两边女官已拔刀架在王振颈上。这时朱祁镇跪下求情，众大臣也跟着下跪。太后叹息道：皇帝年纪还小，怎知道留着这样的人总会祸人家国！以王振之狡黠，足以巧施权术玩弄冲龄幼主于股掌。其树立个人威权之手段，一是拉拢，一是打压。王振初掌司礼监，正是内阁建议开设经筵的时候，他却领着小皇帝登上阅武将台，去检阅京师各营的武官比赛骑射，最后他还把从居庸关调回京城的一个叫纪广的亲信兵卒奏为这场比武的第一名，超擢为都督佥事。众将没有一个服气的，但谁都奈何不了这个太监。利用小皇帝对外廷的顾虑以严御下，借机打压大臣，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正统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骥无故入狱旋又开释，就是他让朝臣畏惧自己的第一着棋。兵部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奏边务，王振教唆朱祁镇召尚书王骥责备说，你们隐匿不报是欺我年幼吗？不由分说就把王骥下了狱，过几日再把他放出来。在王振指使下，又有御史劾张辅回奏稽延，并劾科道官员监察失职，张辅位居国公免予追究，御史、给事中有二十多人为此受到杖责。言官们受此暗示纷纷举报大臣，一时被劾下狱的官员无数。当时在内阁辅臣建议下，经筵已开，此为数朝未有之重大典礼，但有官员认为，皇帝已受宦官蒙蔽，这一切不过虚应故事，粉饰太平，竟至挂冠而去。有小皇帝作后盾，司礼监很快就与内阁分庭抗礼了。王振到东阁会议公事，“公卿见振皆拜”，可见其焰之炽。有一次他还欺凌到了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头上。某日，太后遣他到内阁问事，杨士奇说拟议未下，王振就指手划脚起来，杨士奇为此气得三日不出。太后不知究竟，问是什么原因让阁老如此生气，杨荣据实以告，太后气得用鞭子狠狠抽了王振一顿，完了还让军士把王振绑到内阁谢罪，警告说，以后再敢这样，必杀无赦。尽管张皇太后对王振时存戒心，还不忘经常敲打，但狡黠的王振还是会伺机寻找漏洞，让太后默认了他的行为又无话可说。1439年秋天，一个福建按察佥事打死了一个驿丞，本来这只是一桩寻常的刑事案件，但这两人的身份却有些特殊，按察佥事是杨士奇的同乡，驿丞又是杨溥的同乡，这一下把两个阁臣也给牵涉了进去。杨溥认为这个按察佥事按罪应论死，杨士奇又想为之开脱，坐他一个因公杀人。大理寺不好判决，把这事捅到了太后那里，太后问王振有什么建议，王振说，这两人在内阁都有关系，委实不好判，让按察佥事抵命太重，判他因公又是太轻，应对品降调。太后虽没说什么，却认为王振的处置意见还是很有道理，不久，这个按察佥事就被降为同知。宦

第十四章　脆弱的尊严当仁宣时期的君臣们陶醉于短暂的太平景象，阿谀、粉饰之风也随之泛起。而一些躁进之徒更是时刻揣摩着皇帝的喜好，皇帝谒陵途中“执耒三推”，马上有臣工炮制出《耕夫记》大赞其德，天下起了雨雪，便有人献《喜雨诗》、《喜雪诗》记其祥瑞。就是大臣们的奏疏和政府发布的公文中，也充斥着诸如“圣德隆盛”、“仁思覃霈、海宇晏宁”这样的歌功颂德的废话。而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也如同辅政大臣们擅长的“台阁体”一样浮泛不实。诚然，仁宣时代的君臣关系在大明十六代中最为融洽，但系连这一关系的纽带却是脆弱、多变的，君臣相得的表象终究掩饰不了两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大学士杨荣说的“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可谓曲尽其妙。也正因为懂得这样的官场谋略，杨荣这样的官员方能够历事四朝而“其恩遇亦始终无间”，成为政坛不倒翁。皇帝的从善如流也是有限度的，谏议的如果是皇帝的亲信大臣，被采纳的几率就会多一些，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切须在不触犯皇权和皇帝本人尊严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违反了这一点，再忠实的建议也会被拒之门外，甚至遭受非常手段的打压。性格梗直的李时勉因言获罪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的经历在他活着时就已成为一个传奇。永乐十九年，时为翰林侍读的他反对迁都北京，有人诬陷把他下了狱，朱棣倒没拿他怎么样。一年后，在杨荣的荐举下李时勉复任旧职。朱高炽一上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他又要上疏言事了。这次，他把朱高炽这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皇帝当庭气得不轻。皇帝把他召到便殿问话，他还是梗着脖子那几句话，惹火了的朱高煦命殿前的大汉将军拿金瓜捶击，肋骨打折了三根他还是不吭声，拖出去时连气息都快没了。皇帝把他降职为交趾道御史，都这样了他还要再次上章，于是被关进了锦衣卫狱。幸亏有一个锦衣卫千户是他以前庇护过的，私下请来医生为他疗伤，这才保住了一条命。朱高炽临终了还以没杀李时勉为憾事，对陪侍的夏元吉等人说，“时勉廷辱我”。话说着，奄奄一息的人又挣扎着要坐起来，可见仇恨会鼓动起一个人多大的力量。多亏夏元吉等人劝解安慰，皇帝的怒火才稍稍平息，总算没有死不瞑目。朱瞻基即位后，听说李时勉曾经把先帝气得如此，非常震怒，下令把李时勉速速捆缚前来，他要亲加审问然后处决。使者刚领命而去，他连审问的心思都没有了，令锦衣卫王指挥径直前往，把李时勉押赴西市斩首，不用来见了。王指挥领命从端西旁门出，先前派去的使者已经押着五花大绑的李时勉从端东旁门进来了，两路人路正好错开。朱瞻基远远地望见李时勉就大骂：你一个芝麻大的小官竟敢冒犯先帝，真是好大胆子！你当时到底说的什么话快快奏来。李时勉背诵了当时上疏中的一条，大意是皇帝不能与妃嫔过多交接，皇太子不能长时间离开身边的讲官。朱瞻基听了这话，阴沉着的脸色稍稍好转。李时勉一口气一直背到第六条，朱瞻基让他索性把上疏的条文全都背将出来，李时勉说，臣适才过于惊惶，已经不记得全文了。朱瞻基此时的脸色已全然转晴，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是不是太难听怕说不出口啊，把这份上疏的稿本拿来吧。李时勉答，稿本已烧掉了。朱瞻基一边叹息一边夸赞李时勉的忠诚，当场赦免了他，复官翰林侍读。等到王指挥空着手回来向皇帝复命，李时勉已经重新穿起大臣的冠带立在阶前了，搞得这个锦衣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时勉后来参与了修撰《成祖实录》、《宣宗实录》等工作，这是本朝学问道德俱佳的学者才有资格参与的工作。除了这两部国家史籍，李时勉一度还担任了为皇帝讲解典籍精要的经筵官，并一度代为国子监祭酒。当他与修的《成祖实录》完工时，朱瞻基亲自来到史馆看望工作了数年的学者们，为示皇帝恩典他派内侍撒金钱赐给学者们。钱币在地上骨碌碌地转，学者们全都俯下身来满地寻找，只有李时勉一个人站立着，不肯低头捡钱。朱瞻基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不领恩赐，李时勉直截了当地说，皇帝这样撒钱让学者们满地去找可能并无恶意，但他受不了这样的轻慢与人格污辱，所以宁愿不要赏赐，也不会满地爬着去找钱。说得朱瞻基讪讪的，只好单独拿出一份直接交到他手里。同样是在朱瞻基时代，都察院御史、先后巡按福建江西的陈祚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瞻基是个对物质享乐有着浓厚兴趣的皇帝，即位不久就扩大教坊司规模，派人频繁征购各种玩物和珍禽异兽，陈祚上疏劝谏皇帝罢弃这些不健康的爱好，他要皇帝勤于帝王实学，为政之余暇多读读《大学衍义》这样的书。一向自负文学的朱瞻基勃然大怒，骂他“竖儒”——“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幸得内阁学士陈循巧妙斡旋，这才让朱瞻基消了气。最终陈祚和他的家人十余口长期关在了牢里，五年时间不得相见，他的父亲也在关押期间瘐死了。朱高炽之于李时勉，朱瞻基之于陈祚，在听到谏议时的反应之强烈，拒谏态度之坚决，说到底，都是因为皇帝认为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了，这或许就是独裁者的“本色发露”吧。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为政得失不论，仅就对儒家经典的领会而言，也大不如其父其祖。所以孟森先生讲明史时说，“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

第十二章　杀藩皇室的权力争夺愈演愈烈了。这壁垒分明的两大集团，一边是太子朱高炽和儿子朱瞻基，以及文臣杨士奇、杨溥、杨荣、夏元吉、蹇义、黄淮等一班东宫僚属。他们都是朱棣为太子挑选的当代最知名的学者。一边是皇帝宠爱的汉王朱高煦，他的支持者主要是一批将领。从两大集团的势力消长来说，因太子失宠，东宫一派暂处劣势。解缙已被构陷至死，杨士奇反对废储改立一再建言止谤，两次受牵入狱，杨溥、黄淮等为此入狱更是长达十年之久（作为对他们忠诚的报答，朱高炽即位后这些人都获得了重要职务）。力量的天平在1415年开始出现倾斜，这年5月，改封汉王之国青州（山东益都），朱高煦又不想去，提出迁都后要继续留守南京，朱棣这才察觉到这个儿子有些不大对劲，他已经听说了汉王阴谋夺谪的一些传闻，特召蹇义和杨士奇来问。蹇义保持沉默，杨士奇则颇为机智地回答说，自己和蹇义都是皇帝选定为东宫服务的，外人肯定不会在他们面前谈论有关汉王的事，但两次遣汉王就藩都不肯行，眼下迁都在即，又提出留守南京，其莫测的用意不能不防。朱棣听了这话若有所思，不久就下了决心，下敕文敦促朱高煦动身：既然受了藩封，怎么可以长久居住京师？以前让你之国云南，你嫌路远不去，这次把你的封地改到青州，你又托故不去，这恐怕不是你的真实意图吧？皇命已下，不可能再有更改，你就准备动身吧。朱高煦极不情愿地去了封地，他怎会甘于承认已被淘汰出局，他私自招募了三千兵士，在封国内纵横来去，为所欲为。这支不隶属于兵部的军队实际成了他的私人武装。离开了天子脚下，再也没有了什么忌讳，举凡车乘、仪仗等的配备也都大大僭越了一个藩王应有的标准。朱棣闻讯非常恼火，再加上第二年十月他听说朱高煦回京来朝之际，又做下了数十桩不法之事，更是忍无可忍，气急败坏的朱棣把儿子痛责一顿，褫夺了王爷冠服，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还准备将他废为庶人。为人仁厚的太子跑到朱棣面前哭着哀求，才保住了朱高煦的封位。为示戒惩，皇帝削去了朱高煦两护卫，杀了他左右一些唆使他不法的官员，于次年三月，把他改封到了乐安州（山东广饶），并令他接到命令即日动身前往，一刻也不能拖延。被仇恨和愤怒的火焰灼烧着的朱高煦已然失去了理智，到了封地后，怨恨更深，密谋更加急迫，太子多次致书提醒，他都没有当一回事。对太子的威胁并不只是来自汉王朱高煦，他的三弟赵王朱高燧也在蠢蠢欲动。1418年，朱高燧的亲信黄俨检举太子擅赦罪人，多名官员被革退，皇帝派侍郎胡濙调查此事，调查报告显示太子诚敬孝谨，所说全是不实之词，朱棣才不再追究。1423年6月，圣躬欠安，护卫指挥孟贤、钦天监官王射成等密谋毒死皇帝，并伪造了一份废太子立赵王的诏书。事发后，犯事官员全被处决。皇帝知道这事肯定有人指使，他对朱高燧说，这事是你做的吧？朱高燧听了吓得话都说不上来。太子又一次显示了他的仁厚，为之辩解说，这是下面人胡乱做下的事，高燧并不知情。 1425年，朱棣亲征漠北，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了，派儿子朱瞻圻在北京刺探消息，最多的时候一昼夜信使往返达六七次之多。8月，朱棣在榆木川去世，随军的杨荣与另一位大学士金幼孜为确保太子顺利继位，封锁了皇帝去世的消息，秘作二诏，一为遗诏入朝，二是派人火速赶往留都南京护送太子入京即位。朱高炽终于渡过险关坐上了帝位，是为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但朱高炽这个皇帝的运气实在不太好。即位前屡遭谗谄数度险遭不测不说，等到做了皇帝，还有朱高煦这样的强藩时时威胁着，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虽对乃弟抚慰有加，增加了近一倍的岁禄又赏赉数以万计的财物，但朱高煦就是不买他账。他在位不到一年就突然死去。有关皇帝的死因有着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纵欲过度等等，不一而足。也有一份宫内太医传出的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似乎更为可信。也幸亏他去世早，兄弟之间的矛盾尚来不及全面爆发。但他儿子朱瞻基的即位，也是惊险万状。朱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并接登大位时，必须途经山东，他那位怀有二心的叔父曾预谋在半路设伏偷袭，终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而没有得逞。朱瞻基即位之初，朱高煦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表面顺从，他连上几件奏章，所奏都是利国安民的事，朱瞻基对大臣们说，永乐年间，皇祖父曾告诉父皇和我，这个叔叔怀有异心，要时刻戒备他做出什么事来，我今天看他奏事态度诚恳，看来旧心已经革除，对他这些合理的建议当然要吸取。以朱瞻基之少年早慧，他怎不知本性难移，这个叔叔是成心要和他拧着干的。总有一天，他多年被压抑的怒火要像火山一样爆发。朱瞻基不会忘记，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曾发生这样一幕，那时还没有迁都北京，他的皇祖父带着庞大的家族去孝陵拜谒，他父亲因为身体过于肥胖，双腿不利索，需两个内侍搀扶着才能慢慢地拾阶而上时。一不留神，父亲滑了一跤，差点从台阶上滚下来。按照仪式时的伦序，他的叔父朱高煦跟在后面，见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前面一个人跌了跤，后面跟着的人知道出了事会引起警觉（“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为皇太孙的他跟在祭祀队伍的更后面，见了父亲的窘态，想也不想就脱口而出：更有后人知警也。叔父吃惊地转过脸来，他记住了这张脸上惊惶不已的神色。果然他登基还不到一年，这位桀骜不驯的叔父就兴兵叛乱了。1426年9月，汉王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自己亲率中军，准备趁朱瞻基立足未稳把他赶下台。同时派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忠诚于皇帝的张辅把这个说客绑缚交了上去，报告了朱高煦要作乱的消息。家在乐安的一个御史以全家人的性命为代价，冲破封锁秘密潜至京城，传讯示警。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朱瞻基还没有开仗的打算，他派了一个叫侯泰的太监前往汉王封地宣谕旨意。朝中规制，皇帝亲使传旨，藩王理应跪接，朱高煦接旨时却带着一大帮护卫前呼后拥着，他让这个太监跪着，要他回去如此这般向皇帝传话，靖难之战，要不是我出力死战，怎么会有今日，说不定燕王还只是燕王吧，可恨的是太宗皇帝听信谗言，削去我的护卫，又把我赶到乐安，后来即位的仁宗还假惺惺地拿金帛财物来堵我的嘴，我想动手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你让他速速把夏元吉这些奸臣绑来见我，再来谈下一步怎么办吧。侯泰怎敢把如此忤逆的话传给皇帝，但朱瞻基通过与侯泰同行的锦衣卫还是获知了这些话。他怀疑这个太监首鼠两端怀有异心，发狠话说以后一定好好收拾他。一边是侄儿皇帝，一边是做着藩王的皇叔，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二十多年前那一幕。朱瞻基决定派阳武侯薛禄率军征讨，英国公张辅也自告奋勇要求领兵二万出征，生擒朱高煦，“献俘阙下”。廷议时，大学士杨荣认为要是皇帝此刻还畏葸深宫，一旦战事失利就极有可能重演建文年间那段故事，见皇帝还在犹豫，他大呼，陛下难道忘了当年李景隆误国的事了吗！夏元吉也认为，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只派大将率师出征恐怕已无济于事了，应是皇上御驾亲征，威之以天下之力，兵贵神速，一鼓平之。皇帝采纳了大学士们的建议，宣德元年八月十日，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大典，通过一套繁复而庄严的仪式把朱高煦的罪行上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如此大逆不道、人神共愤之辈，怎能容于天地之间？以握有庙堂宗器之便利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礼毕，大军从京城开拔，逶迤数里，如同一根鞭子挥向汉王的巢穴。开始朱高煦听说是薛禄领兵前来，心中暗喜，等到御驾亲征的确凿消息传来，他被无边无际的恐惧淹没了。僚属建议他离开封地，南下夺取留都南京，像历史上的那些枭雄一样，以长江天险为凭先成划江而治的既成局面，这果是一记妙着，若朱高煦真能依计而行，鹿死谁手还真是说不定呢。但朱高煦麾下的这支地方武装，护卫军士大多从乐安本地招募，谁也不愿跟随汉王弃家南下踏上一条前景莫测的道路，何况说不定那还是一条不归路呢。8月19日，前锋薛禄抵达乐安城下，皇帝命明日即可出战，一边催令大军星夜兼程赶路。次日，大军赶至，把个小小的乐安城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朱瞻基把中军大帐扎在乐安城北，汉王的守军在城上发炮，因距太远，构不成威胁。皇帝亲率的部队装备精良，在城下发神机铳箭，一时声震如雷，吓得城门上的人都缩头不出。为瓦解敌方意志，朱瞻基命人把招降书绑在箭上射入城中，果然乐安城内人心惶惶，甚至一些军士密谋把汉王抓起来献给皇上。朱高煦彻底绝望了，他派人出城称愿意归降，希望再给他一夜时间，也好与家人妻女好好话别。是夜，乐安城笼罩在一片末日般的恐慌之中，朱高煦命把武器、文档、信件等一应谋反证据尽行销毁，一整个晚上城中都是火光烛天。护卫军统领王斌竭力主张突围，“宁一战死，无为人擒”。但朱高煦已万念俱灰，只想投降乞得一条生路，所以他在皇帝面前的认罪态度也好得出奇，“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群臣要求明正典刑，皇帝没有应允，让朱高煦把他几个儿子都招回来，一并擒拿回京，除了王斌等几个主犯，城中军民胁从者一概不问。为庆祝皇帝文韬武略奏此大捷，乐安城也被改名成了武定州。杨荣等人建议，不如趁此机会挥师赵王朱高燧的封地彰德，把他也一并拿下算了，但杨士奇和杨溥认为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赵王同这次谋反之间的直接联系，再说皇上也就这两个亲叔叔，一个已因不法事被囚，为仰慰皇祖在天之灵，也就不要再把事态扩大了。皇帝亲制《东征记》表彰了这次军事行动，事后，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一些参与谋反的官员被诛杀达六百四十余人。朱高煦父子则被废为庶人，监禁在西安门内，号为逍遥城。有明一代，虽对藩王一向宠遇甚厚，一旦威胁到了皇权，剪除起来确也是毫不手软。三年后，宁王朱权找了一个机会请求皇帝赦免朱高煦父子，朱瞻基没有答应。有关朱高煦的最后结局，史传上只说“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并无详细记述，《明史纪事本末》和《史窃》上记载了他惨酷的死法：一日，朱瞻基去西内逍遥城看关押的朱高煦，当他进入囚室时，朱高煦居然出言戏侮，还出其不意伸出一脚故意把皇帝勾倒在地，朱瞻基大怒，命卫士将三百斤重的铜缸覆扣在他身上，朱高煦孔武有力，竟然把这铜缸顶了起来，这陡地激起了朱瞻基的杀机，他命人把一大堆木炭堆在铜缸上点燃，火势熊熊，不一会把铜缸都熔化了，三尺尸首尽皆化为墨炭。

第十一章　“缙犹在耶？” 此时的解缙因介入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已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以解缙之少年高才，又自负匡济大略，他怎不知皇家的情谊比不得世俗，随着时日的推移不可能一成不变？看来在与皇家的关系中自身如何摆正位置，他一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盲点。而“好臧否，无顾忌”，得罪一大批廷臣的背后，则是他书生意气过重，不通世故的人格缺陷所致，而不是故意要跟谁过不去。接踵而来的报复是，他被贬广西即将动身时，又遭落井下石者检举，改贬交趾，去一个叫化州的僻远地方催督军饷。官场如戏场，官场亦如战场，一处小小的差失都可能致命，这个人身上那么多的缺陷，简直可说是空门大开，正好用来作权力斗争的牺牲，如同史传所说，“彼其动辄得谤，不克令终，夫岂尽嫉贤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欤”，实在也怨不得别人的。早在朱棣登上皇位前，世子朱高炽和二子朱高煦的权位之争已是公开的秘密，导致兄弟之争愈演愈烈直至骨肉相残的，始作俑者还是朱棣自己。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朱棣可能更喜欢第二子朱高煦，而不太喜欢已在洪武二十八年封为世子的长子朱高炽。“高煦长七尺余，轻趫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一看就是担当大事的人，而朱高炽呢，“体肥重，且足疾”，连跪拜都需人搀扶，不说不能上马统兵，简直就是残废一个，且又为人忠厚，大异于乃父的尚武性格，故“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1402年，朱棣率靖难之师南下时，朱高炽的表现总算不赖，他留守北平，抵挡住了李景隆数十万部队的疯狂进攻，确保了北军后方无虞。但在接连几年的战争中，他的弟弟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表现，更获朱棣的欢心。朱高煦是靖难之师的前锋。白沟河之战，朱棣差点被南军大将瞿能抓获，关键时刻，朱高煦率精骑数千杀出，斩瞿能父子于阵前。东昌之战，北军主将张玉战死，朱棣被追得只骑逃跑，又是朱高煦引兵击退南军。到了建文四年，北军已攻到长江边，在燕子口为徐辉祖所败，朱棣心灰意懒都打算议和北撤了，朱高煦带着数千蒙古骑兵突然杀入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朱棣见了大喜，对着这个儿子喊：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他还按着朱高煦的背，暗示自己早有易储的打算：“勉之！世子多疾。”“性凶悍”的朱高煦听了这话愈加卖命，就是这一战，奠定了朱棣夺取皇位的基础。朱棣好几次濒于危难，都因朱高煦奋勇前来而转败为胜，内心里他认为这个儿子的英武和谋略都像自己。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朱棣登基后，讨论建储的事，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等人与朱高煦关系好，经常在成祖面夸奖朱高煦功劳卓著，尤其一些武官勋臣更是主张由能征善战的朱高煦接替文弱迟讷的朱高炽为皇储，朱棣几乎有些动心了。本来，长子朱高炽早已是燕王世子，燕王既得登大宝，例应是世子进为皇储，连讨论都可以免去的。之所以“储位未定”，实是朱棣内心踟踌，委实决定不下。立长吧，心中不喜；立幼吧，怕不合伦序招致议论，乃至摇动根基。朱棣召解缙入宫，想听听大臣对此事的意见。史传就此事的记载仅三十余字，却一锤定音解决了朱棣的这个难题：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朱棣本意是想立次子高煦为太子的，解缙的第一句回答并不称他的意。解缙主张立长，说皇长子德行仁孝，天下归心，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这样的大道理在理论上绝没什么错。朱棣听后不悦，只是因为这话尚没有足够的力量说服他。随后的“好圣孙”三字才是其中关键。被解缙称作“好圣孙”的，是朱高炽出生还不满周岁的儿子朱瞻基（即后来的明宣宗），这孩子长得聪慧异常，深得朱棣喜爱，据说孙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朱棣还梦见过死去多年的父亲朱元璋，在梦里朱元璋把一枚大圭交给他，嘱咐他传之子孙则永世其昌，孙子一满月，朱棣就曾这样说过，孙儿长得英气溢面，跟我梦见过的一模一样啊。听了解缙这话，再看朱高煦，功劳既高，过失也不小，朱棣就拿定了主意。第二年初，立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命大学士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内阁及六部官员各有封赏。东宫既立，朝堂之上自然得有一番喜庆，朱高炽能顺顺利利做上太子，大学士解缙功不可没，但他已经被一个人深深嫉恨了。自此以后，这把愤怒的火焰将烧得他东奔西窜，直至凄惨去世，做了皇家权力博弈的一个陪葬。那个浸泡在仇恨的毒汁中的人是朱高煦——“高煦由是深恨缙”。就在朱高炽被册立太子不久，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之国云南。朱高煦不服气，抗辩说：“我何罪！斥万里。”说什么也不肯去云南。正好朱棣巡视北京，他也就跟着去了，一路吵着闹着要留在京师。朱棣向来疼这个二儿子，见他这样子，也就随他去了，继续让他留在南京。朱高炽个性懦弱，不似乃弟强悍，虽已居东宫之尊，其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和政治势力却常常受到朱高煦的威胁和挑战。留在京师的朱高煦，先是以天策营为护卫，复请益两护卫，所用仪仗都快赶上太子了，属严重超标准。仗着父皇宠溺，朱高煦愈加张狂，不把东宫放在眼里，在很多场合，他都在以秦王李世民自诩了。解缙认为，藩王仪仗竟然超出东宫太子，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越礼行为，应予以制止。况且，朱高煦既已就封汉王，按祖制就要尽快动身之国，这么长时间赖在京师不走算什么呢？朱棣接到谏书，异常恼怒，扣给他一顶“离间骨肉”的大帽，自此就很少给他好脸色看了。随着朱高煦在朱棣面前愈益得宠，谗言交加之下，解缙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再加上他反对朝廷出兵征讨安南的计划，使得朱棣更加不满。1406年，朱棣赐给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惟独不颁给解缙，嫌恶和羞辱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不久，淇国公丘福将一些朝廷机密故意泄密，朱高煦趁机构陷，诬解缙“泄禁中语”，朱棣明知是他二儿子蓄意栽赃，竟也没说什么。自洪武开国，皇家之刻薄寡恩已不是一回两回，于是人们看到这位当年的皇室第一宠臣迅速蜕变成了一个零余者的角色。到了永乐五年二月，眼看编了三年多的大典也快编纂完成，留着此人也是无用，就找了个“廷试读卷不公”的蹩脚理由把他赶出京师，去广西就任布政司参议。可能是他在任时与朝臣结恶太深，有人竟然认为贬得还不够远，于是再一贬改到了极南之地交趾（今越南）。 1410年，解缙得到了一个入京奏事的机会，这对一个谪臣来说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在此期间解缙竟然做了一件极不明智的事，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解缙抵京时，正遇成祖北征未归，作为东宫旧人的他竟然不知避嫌，私自去拜见了太子朱高炽，尔后也不等皇帝御驾回京，就径自回去了。一直苦于找不到机会的朱高煦趁机出手，待皇帝回京立即报告了此事，告发解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实在有失做臣子应有的礼仪。朱棣闻讯果然极为震怒，猜疑解缙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企图，但对要不要逮捕解缙尚在犹豫之中。此时的解缙正在回返途中，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场风暴正从京师向自己逼近。他偕同检讨王偁到广东地面后，看到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引水灌田。本来朱棣大概已差不多忘了这个小小的谪臣，奏疏一上等于是提醒了他，愤怒的皇帝急下诏令，将解缙逮捕入狱。解缙在诏狱遭到了严刑拷问，根据他的部分供词及调查，这个所谓的案件还牵连进了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等多名中高级官员，其中李贯、王汝玉、朱纮、萧引高等人都在严刑拷扑之后瘐死狱中。回顾自己从才子到阁臣再到囚徒的经历，解缙可能至此才明白过来，在皇家的眼里，自己连同外面那些风光一时的大臣们，都不过是随意驱使的狗。用你是为了皇权永固，杀你也是因为这个政权已不再需要你，生杀予夺全在皇帝一己之私念。他随时准备着去死。可是这个世界好像把他给遗忘了。五年过去了，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锦衣卫纪纲向朝廷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时找到了解缙的名字，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话：“缙犹在耶？” “缙犹在耶？”——这是一句语意暧昧模棱两可的话，当皇帝自言自语着轻轻说出，那是表示一种关切，一种对生命意志的钦佩和赞许。当它加上重重的疑问语气说出来，则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气：他还活着？他怎么还可以活着？！锦衣卫纪纲亲耳听到了皇帝的这句话，他明白这话的意思，是要他在正月的这个大雪天里做一个刽子手：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时年，解缙四十七岁。明史专家黄云眉考证说，修明史的写到这一节时，征引的是王世贞家乘考引野史，在“缙犹在耶？”之后的几句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而是：“纲退而与缙对泣，沃以烧酒，埋雪中立死。” 像锦衣卫纪纲这样惨刻少恩的人，在杀解缙前还与他相对流泪，并且让他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文人——在大醉中埋于雪地里结束生命——黄云眉说，“则狱之冤可知”。冤与不冤，解缙已无语。这个以直谏著称的才子，他的舌头劳碌了一辈子，在漫天的飞雪中永远地噤声了。

第八章　清洗记忆虽说是因为大臣们屡声“劝进”才即位，但明摆着是打进了京师才做成皇帝，要摆脱篡夺之嫌疑，堵天下人之口，首先要做的是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坐上了帝位的朱棣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甚至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这个帝位不是从建文帝那里继承来的，而是直接继承自太祖高皇帝。他甚至还暗示，老皇帝在世之日，就很喜欢他，和大臣动议过易储一事，想让他燕王取代皇孙承续大统，考虑到秦、晋二王在世，且比他年长，这才没有坚持。其次是改出身。皇位继承，讲究嫡长之分，为了让自己的得位显得合法，他将建文帝时代所修的《太祖实录》修改了两次，称自己是太祖高皇帝的元配马皇后所生，与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二王同母，因他的这几个兄长已经亡故，诸王中自己居长，所以从伦序上说，入续大统是理所当然。修《永乐实录》时，更是直接把“高皇帝生五子”写了进去。但后来修《明史》者不知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在好几处都透露出朱棣并非嫡出。他要让人们的大脑彻底洗去建文朝的一切记忆，于是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被大量销毁，宫廷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等被涂写和修改，一切记载这一政变的私家记述和文献都被禁止，事实情形就像后世历史学家所说：“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成祖以为罪则罪之，既篡之后，谁与抗辩？”

第七章　靖难之役就像十八世纪历史学家赵翼的“气运”说所指出的，国家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生儿子也特别的多。在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中，朱棣居第四，胆识谋略远在诸王之上。他于1370年封燕王，1380年，亦即胡惟庸被诛杀的那一年之国。1390年，燕王会同晋王征讨元将乃尔不花部，晋王胆怯，不敢进兵，燕王于是千里奔袭，全胜而还。这一军事行动的成功曾经得到朱元璋的褒扬，以后多次命他出征，并节制沿边人马，一时威名大振。建文帝削夺诸王，唇亡齿寒，燕王要不要起兵反了呢，他又踌躇未决。他手下的一个谋士（此人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和尚）姚广孝密劝他赶紧起事，再不动手就迟了。燕王说出了他的担心，民心都向着他那边，怎么办？姚广孝说，臣知天道，都这个时候了还谈什么民心，有天道就足够了。姚广孝，又称道衍和尚，江苏长洲人，十四岁就出家当了和尚，可他后来拜的师父却是一个道士，学了一身阴阳术数的本事。洪武十五年起他就跟了燕王。那年朱元璋为诸王选高僧随侍，诵经荐福，有大臣把姚广孝荐给了燕王。据说他见燕王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王上冠白，乃一皇字，燕王岂能不懂，于是引为心腹。后来做到太常寺丞的袁珙，早年游嵩山时与姚广孝相遇，曾经这样形容他，“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姚广孝不以为怒，反而大喜。跟燕王到了北平，他住在庆寿寺，却不念经诵佛，经常出入王府，行踪诡秘。燕王府即元故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建筑群，房屋一进一进的非常深邃，姚广孝就在王府的后花园里练兵，铸造兵器，为了防止泄密，这些兵器铸造作坊都建在了地底下，外面用高高的土墙围起来，恐怕外面行人听见，还在周边养了一些鹅和鸭，呷呷地乱叫，遮住刀剑声。姚广孝深知燕王禀性，推荐了两个占卜的，让他不妨召这两人来问问，看看起兵是否合乎天意。这两人，一个叫袁珙，相术大师；一个叫金忠，占卜高手，两人都是浙江鄞县人。据说袁珙的相人术是这样练成的：先仰视太阳，等到晒得头昏眼花了，来到一个暗室，地上撒满了红黑两色豆子，飞快地把它们区分开来。到了夜晚，在窗外垂挂五色布条，遥遥地对着月光看，分别指出它们的颜色。他相人习惯在夜晚，点起两支蜡烛，照着对面的人脸，再参以出生年月和时辰，“百无一谬”。前面说到，姚广孝与他是旧识，早年游嵩山时就彼此惺惺相惜。这回把他带到北平，用了一个法子来试他的眼力。说不定这也是两人早就串通好，来蒙燕王的呢。他把袁珙带到一家酒肆，事前燕王挑了九个和自己差不多身高的卫士，跟自己一起，十人穿了同样的服饰，挎着弓箭，坐在酒肆喝酒，袁珙一进来，就直楞楞地跪在了燕王跟前，说，殿下何轻身至此？其他九人都笑他认错了人，可是袁珙的言语愈加迫切。朱棣把他带到王府，让他好生看看自己的面相，袁珙看了半天，说燕王这相实在是贵不可言，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另一个叫金忠的，也是袁珙的朋友，熟读《周易》这本上古朝代流传下来的符号学著作，并自信发现了许多天机。他是在袁珙的帮助下来到北平的。起先，他的一个兄长在通州服役，兄长死后他补替，但家中太穷，连个盘缠都凑不齐，袁珙知道后就出资助他北上。到了北平，金忠一边做他的小卒，一边得空就去北平城卖卜算命，亏他巧舌如簧，渐渐地竟也混出了一些名堂。燕王对起兵一事犹豫不决，姚广孝把他找了来，称燕王病了，让他给占上一卦，金忠搞了半天，告知占卦结果：“此象贵不可言。”以后燕王就把他召置左右，有什么疑惑的先找他占上一卦，“遂拜右长史，赞戎务，为谋臣矣”。虽说早就觊觎大宝，但纲常有序，做臣子自有做臣子的规矩，他都以为这一辈子只能做个藩王了。但朝廷寡情如此，不到一年连削五王，自己这个藩王怕也是做不下去了。道衍的劝说，两个术士强大的心理暗示，祛除了他内心深处的罪孽感。天道如此，他又有什么办法？于是迅速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一路势如破竹，直指京师而来。建文帝“仁柔少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的经验，他倚为肱股的齐泰和黄子澄，兵事更非所长。洪武时期大诛功臣武将的恶果这时显露出来了，当日跟随太祖皇帝平定天下的诸将领中，仅剩长兴侯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二人了。建文帝无将可使，只得命年已六十五岁的耿炳文将军重新披挂上阵，率军十三万进攻北平。耿炳文遭到了意料之中的惨败，被阻于滹沱河一线。

明朝百姓为何支持“杀人魔王”张献忠？至少有五个原因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6天前张献忠以“杀人魔王”的面目而留存于历史之中，固然不排除清朝统治者抹黑张献忠的因素，但是相比于其他农民领袖，张献忠的性格确实存在着暴戾的一面。然而，张献忠最终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而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显然是无法做到的。那么，明末的百姓们为何要支持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呢？第一个原因并不难预见，肯定是明朝自己做得不好，明末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富裕阶层享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却依然还不满足，还想着如何继续剥削百姓，而贫困阶层已经贫困到民不聊生了，却依然还要负担极其重的税负，所以一旦李自成、张献忠等扯旗起义大旗，贫苦百姓们自然会拥护。第二，明军对待百姓的态度恶劣，更加衬托出起义军的军纪，使得百姓们更加支持农民军。到了明末，很多明朝官军军纪败坏，不但不能成为百姓们的“守护神”，反而成了祸害百姓们的“急先锋”。《罪惟录》记载道：“汉东之人恶左兵，焚香牛酒迎贼。”“左兵”是指平贼将军、南宁伯左良玉的部队，左部军纪败坏，甚至烧杀抢掠，百姓对其深恶痛绝，官军无法依靠，百姓们自然选择了农民军。第三，张献忠还提出了一些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在湖广地区，张献忠提出了“三年免征，一人不杀”的政策，这无疑又和明朝横征暴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个政策并没有执行到三年，但是张献忠却对地主阶级毫不留情，这些举动无疑又进一步团结了百姓。第四，在明朝末年，剥削百姓们的除了官府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团体也对百姓们盘剥严重，他们就是明朝庞大的藩王和宗室。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明初朱元璋分封的诸王以及后代陆续分封的藩王，到了明朝末年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团体了，他们拥有和侵占大量的土地，并且剥削依附于他们的佃户和农民，很多藩王经过百年的发展积攒了庞大的财富，而这些藩王又大多为富不仁，所以在百姓们心中印象极差。而张献忠在攻下一些城池之后，都会镇压这些明朝藩王和宗室，这无疑也赢得了百姓们的心。最后一条，张献忠虽然出生于行伍，但是他却十分注意团结知识分子，让他们来为农民军服务。史料记载，张献忠曾对读书人说道：“天下大乱，我老爷应运而兴，相公可同我等共成大事。”虽然张献忠性情比其他农民军领袖暴戾，也杀了不少人，但是却“文士多不杀……见文士，则询其策略”。所以，张献忠麾下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为其效力的，比如潘独鳌等人。综上所述，有了这五点，虽然张献忠比较暴戾一些，但是却能够为百姓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自然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自古如此。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罪惟录》、《明季北略》

抗明英雄张献忠出身底层，为何却善用兵？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5天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出身军籍，这样的家庭将世世代代从军，但是张献忠在参加起义之前却命运坎坷。张献忠的父亲不知道何故脱离了军籍，成为了一个农民，张献忠成人后曾经做过捕快，但是很快被革职，后来又误打误撞地参加了明朝的军队，还差点被判死罪，幸好被陈洪范救下一条命，被投入监狱之中。出狱后的张献忠加入了农民军，从此走上了一条轰轰烈烈之路。张献忠虽然出身底层，但是他用兵却十分灵活，时人评价“张献忠用兵最狡”，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赞扬，说明张献忠很有指挥艺术，能够抓住对手的弱点，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比如，崇祯八年，张献忠和高迎祥、李自成等人利用明军和百姓庆祝元宵节之际，派遣一部分士兵化妆成游街串巷的算命先生、小商贩等混入凤阳城，最终趁大家庆祝时四处放火，然后里应外合，顺利夺取了明朝的中都凤阳，并且最终焚烧了朱元璋的祖陵，让崇祯皇帝大为头疼，一大批明朝官员也受到惩罚。崇祯十五年攻打庐州时，张献忠的战术则更加大胆了，这一次他的部队假扮的对象则是明朝的政府官员。当时庐州防守严密，号称“铁庐州”，如果硬攻，肯定会造成农民军的惨重损失，于是张献忠又故技重施。他的部队侦察到有明朝的学政官员即将到庐州视察（当然，这个学政官员也是十分没有眼力见），于是张献忠派人到半道截住了明朝的官员，然后用自己的军队假扮明朝官员和随从，骗开了庐州城门，又一次兵不血刃地攻陷了明朝的重镇。崇祯十四年攻陷重镇襄阳时，张献忠也是采取的类似的策略，他派农民军伪装成明军，混入襄阳城内，然后趁张献忠大军攻击襄阳时，里应外合。这样的策略张献忠屡试不爽，而明军则一次次地踏入张献忠的陷阱。那么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张献忠出身草莽，从来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培训，那么他是如何学会这些计谋的呢？这固然和个性有关，也与日常战斗生活的积累有关，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张献忠也在从书本中汲取这些军事和谋略知识。据明末清初的笔记体史料《明季北略》记载，张献忠经常认真钻研孙子兵马，而且张献忠还有一个习惯，“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其埋伏、攻袭咸效之。” 张献忠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是他能够从自身的特点出发，让人为其解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通俗小说，并且从中学习用兵之道，从埋伏到攻击城池，逐一效仿，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的作战之中，这才有了“张献忠狡猾”之说。可见，这三本书对张献忠的作战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你认为张献忠还有其他的表现是效仿这三本书的情节吗？参考文献：《张献忠传论》

抗明英雄张献忠为何能在明末立足？战略层面一特质也帮了他原创：苏昊天涯看点 3天前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讨论了张献忠的作战特点，而这些特点就是其能够从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并且建立了政权的原因。张献忠特别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军队具有高速移动的能力，而且在扎营和侦察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在起事之后的十余年中很少被人偷袭，也保证了部队的休息，防患于未然。而在进攻城池时，也并非一味地使用蛮力，而是力克加智取，总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即使不幸战败，也有一些计策来减少部队的损失，比如在战败的路上丢下金银财宝，延缓官军的追击速度。这些特质都是张献忠得以在明末乱世之中立足的因素，然而除了上述的这些特点之外，张献忠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特质，而这个特质从战略层面上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明末那种复杂的局势。这个特质就是他会利用明朝官军的弱点，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矛盾来分化敌人，从而分散官军对自己的压力。崇祯末年，“平贼将军”左良玉在督师杨嗣昌麾下效力，共同剿灭农民军，张献忠一度被二人打得很惨，甚至连妻子、家属都被明军俘虏了。但是，作为将帅的左良玉和杨嗣昌二人却是面和心不和，左良玉自恃功高，不将杨嗣昌放在眼里，而杨嗣昌也因此对左良玉不能完全信任，而这就给了张献忠以可趁之机。杨嗣昌认为左良玉难以节制，便想将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改授另一个大将贺人龙，不料杨嗣昌的打算被左良玉得知了，左因此对杨嗣昌更加嫉恨，二人的隔阂进一步加深。此时，左良玉的大军正将张献忠团团围困，张献忠侦察得知左、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便派人带着金印财宝找到左良玉，对其进行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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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在明朝不受重用，在清朝都得以重用被要了解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顺王为什么在清朝受重用，不妨先看看这三人的传奇经历。一、苦逼的孔有德和耿仲明大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孔有德生于辽东，早年是一名矿工。孔有德当矿工的年月，正值后金崛起、辽东战端开启的年月。辽东虽大，已容不下一把安分的镐头。孔有德和矿工兄弟们被迫转行，参军入伍。耿仲明与孔有德是老乡，生年不详，其经历与孔有德差不多。 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大举进犯辽东，明军一触即溃，后金席卷了辽阳、沈阳等辽东大小70余城。队伍溃散后，孔有德和矿工兄弟们逃往皮岛，投奔了皮岛练兵游击毛文龙；耿仲明则随众人投降了后金。这年七月，毛文龙率领197名敢死队偷袭后金镇江堡，俘虏了后金守将佟养性。在这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孔有德骁勇善斗，一马当先，勇冠诸将，毛文龙大喜，收了孔有德当孙子，取名毛永诗。耿仲明投降后金之后，虽然混成了千总，但过得并不如意，当听说毛文龙皮岛整军抗金后，毅然率部来投。毛文龙见耿仲明处事果断，富有谋略，也收了耿仲明当孙子，取名毛有杰。就这样，孔有德和耿仲明成了毛姓两兄弟，二人同为毛文龙孙子兼亲信将领。在毛文龙的领导下，皮岛的盘子越搞越大，战略地位和影响力也节节高升。手握几万大军，又孤悬海外，毛文龙难免自行其是，对领导袁崇焕不尊重。袁崇焕无法容忍部下挑战自己的权威，于是亲自登临皮岛，用计逮捕了毛文龙，宣布其十二大罪状，斩杀之。毛文龙是皮岛奠基人，在皮岛很有人望，毛文龙被杀后，皮岛人心涣散。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孔有德虽然性情粗悍，但为人中介耿直，知恩图报。毛文龙对孔有德有知遇之恩，孔有德自然视毛文龙为人生导师。毛文龙被杀，孔有德感到很心寒，很绝望，很恐惧，人生没了靠山，没了方向，没了希望。与孔有德把愤愤不平写在脸上不同，耿仲明把不满和仇恨深深埋在了内心。失意的孔、耿二人合计后，渡海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是一个奇人，用现在的话说，此人像一个穿越人物，对西方科学很来感，精通几何学和西洋火器，是当时中国罕见的火炮制造和弹道学专家。

2019年清明节辽宁海城尚氏祭祖活动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它不仅仅是祭祀祖先、缅怀先祖的活动，更是中华民族寻求情感慰藉和情感需求的纽带。人们在祭祀活动中感悟先辈遗留的精神价值，修正自身，带动后人，世世代代，薪火相传。 2019年4月6日—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尚氏族人，齐聚海城八里镇小新村尚王陵园，共同祭祀尚氏先祖尚可喜，并举行了一场盛大隆重的祭祖仪式。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金丹妮、赵志浩二人前往尚王陵园进行清明节俗的调查，与族人们共同参加了这场肃穆壮观的祭祖仪式活动。尚氏家族的祭祖仪式起源于清朝初年，已经持续三百多年，并于2012年进入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张图说明为何不能斩抗明英雄毛文龙

抗明英雄永垂不朽抗明英雄永垂不朽

抗明英雄张献忠身世及形象演变史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府柳树涧堡（今陕西省延安定边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王死后改投高迎祥。据考，一开始“八大王”是贬义，“八”实际是“疤”或“巴”，指无赖的意思，既“无赖大王”。后来逐渐成为尊称，既“八门大王”。学者王纲自然不同意以上考证，他强力赋予了“八大”的伟大内涵：“八”是“八方”，即敢“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意。以此命名，表示起义战争将取得全面胜利，权力将遍及四面八方，将治理整个中国。在我看来，“八大”意义的变化，也表明“八大王”价值准则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再看看他极不平凡的成长史，似乎可以进一步发现一个结论，经历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相貌。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堡一户农家，肤施县隶属延安府，到清雍正九年，设榆林府，以定边、砖井、盐场、安边、柳树涧五堡之地设立定边县，定边县划归榆林府。柳树涧堡是明代逶迤长城区间的一个重要堡垒，始筑于明代天顺初年，成化九年弃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延绥巡抚董威复建，隆庆六年（1572年）增高，万历六年（1578年）砖砌。作为军事要塞，当时属延绥镇西路十四营堡之一。据清嘉庆《定边县志》记载：“柳树涧堡城……周围凡三里七分，楼铺一十八座，牌墙垛口边垣三十三里二百三十步，墩台四十八座，开东门、西门。”柳树涧因涧内多植柳树而得名。城堡雄踞于平缓的山坡上，三面临壑，只有北边与山相接。浑圆的山包上，长城直冲而下，到涧底又急转向上，气势恢宏。清初抱阳生笔记《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了“张快的儿子”的一桩小事——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沽，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长，益无赖。屠沽之辈的出身并不低贱，倒是让人一再联想起“自古英雄出屠沽”的古训。但“此地人亦如鸡”的“一视同仁”法则，足以显示少年张献忠的卓尔不凡。明朝黄溥《闲中今古录》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种子就此埋下，会长出怎样的荆棘刺丛呢？

尚氏王孙祭祖大会

抗明英雄朱由检怀念抗明英雄洪承畴

乾清宫失火事件一五一四年，大明正德天子朱厚照已24岁。他任性贪玩，春节刚过，就惹出了一件祸事——元宵节期间，他不顾北京城天干地燥，在大内玩弄烟花，引发火灾，将乾清宫荡为灰烬。本年九月，皇帝又因逗惹老虎受伤。翰林院编修王思上疏责之道：“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当为天下万世自重。臣闻陛下狎虎被伤，且骇且惧。陛下即位九年来，不勤理朝政，不亲拜祖宗，不向两宫问安，经筵懒于听讲。究其原因有二：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由是戒惧之心日忘，纵恣之欲日进，好恶由之喜怒，政令出于多门，纲纪积弛，国是不立。荒志废业，唯酒为甚。” 正德天子朱厚照是什么来路？他的个性及学识如何？大明朝为何不找位稳重一点的皇族子弟当家？

“九千岁”魏忠贤魏忠贤，原名进忠。隆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568年，出生在北直隶肃宁。他从小因为家庭贫寒，没有读过书，练过武功，左右手都能够挽弓搭箭，箭法很不错。后来，他从继父改姓李，17岁的时候娶了冯氏为妻，生了一个女儿。他十分贫穷，却非常喜欢赌博，由于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21岁的魏忠贤为赌债所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己净身，进宫当了太监。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因为这里有些油水而逐渐富裕起来。善于钻营的魏忠贤通过太监魏朝的介绍，辗转投入秉笔太监王安的门下，并很快赢得其信任。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神宗的长子朱常洛与王氏生下皇长孙朱由校，魏忠贤被委派前去侍候王氏，并兼管小皇孙的伙食。那个时候，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但是，却不得他父皇的喜爱，神宗迟迟不肯将他册立为皇太子。所以，除了王氏被册封为才人外，她和小皇孙的命运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魏忠贤进宫十六年后才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自己的新主子自然感激涕零，而且忠诚有加。虽然那个时候王才人与皇孙不被人看重，但是，他却自始至终地精心侍候。小皇孙朱由校生性好动，爱看武戏，也爱舞刀弄枪、骑马射猎。他骑马、射箭的时候，魏忠贤总是紧跟在身边，小心谨慎地照料。小皇孙想要什么玩具，魏忠贤都会千方百计地帮他弄来。朱由校少年之后，因为父亲朱常洛的地位未稳，因此不受父亲、祖父的重视，迟迟没能出阁就学，此时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做木匠活的时候，魏忠贤就是他最得力的下手，总能将朱由校侍候得高高兴兴的。长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一种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魏忠贤也正是凭着这一点博得了王才人的欢心，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叫魏进忠。魏忠贤早在侍奉太监魏朝的时候，就结识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魏忠贤后便移情于他，与其“对食”。当时，在宫中值班的太监不能在宫内做饭，只能吃自己带来的冷餐，而宫女则可以生火，于是，太监们便拜托与自己熟悉的宫女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宫女与太监结为相好，称作“对食”，与民间夫妇一样。

南宋恢复的无成语云：“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绝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决谈不到恢复之计。然以中国的广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为宋朝计，是时理宜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兵蹂躏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使之团结自守，而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恢复之谋，就可从此开展了。苦于当时并没有这种眼光远大的战略家。而且当此情势，做首领的，必须是一个文武兼资之才，既有作战的策略，又能统驭诸将，使其不敢骄横，遇敌不敢退缩，对内不敢干政，才能够悉力对外。而这时候，又没有这样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的话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而南走扬州。公元1129年，金宗翰、宗望会师濮州(在今山东濮县)，分遣娄室入陕西。其正兵南下，前锋直打到扬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县)。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独松关入(在今安徽广德县东)，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县)。金兵再进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还。自此以后，金人亦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宗弼语)，不能再行进取了。其西北一路，则宋朝任张浚为宣抚使，以拒娄室，而宗弼自江南还，亦往助娄室。浚战败于富平(今陕西兴平县)，陕西遂陷。但浚能任赵开以理财，用刘子羽、吴玢、吴璘等为将，卒能保守全蜀。利用傀儡，以图缓冲，使自己得少休息，这种希冀，金人在此时，还没有变。其时宗泽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刘豫于汴，畀以河南、陕西之地。刘豫却想靠着异族的力量反噬，几次发兵入寇，却又都败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体国的，挞懒却骄恣腐败(金朝并无一定之继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觊觎之心。其时握兵权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为太祖从子，挞懒则太祖从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挞懒最老寿，在熙宗时为尊属，故其觊觎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孙)。秦桧是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率领朝官，力争立赵氏之后，被金人捉去的。后来以赐挞懒。秦桧从海路逃归。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当其南还之时，就说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1137年，刘豫为宗弼所废。秦桧乘机，使人向挞懒要求，把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允许了。明年，遂以其地来归。而金朝突起政变。1139年，宗弼回上京(今吉林阿城县)。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倘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在陕西宝鸡县南)；岁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宋高宗称臣于金，可谓屈辱极了。于是罢三宣抚司，改其兵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而设总领以司其财赋。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绝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太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传》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慑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同族中的小国，颇受其压迫。(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有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丘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685至前643年。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638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632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624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597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591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589年，为晋所败。前575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鄢县)。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561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复霸。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八十七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506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借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496年，阖伐越，受伤而死。前494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前473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333年而为楚所灭。六国会盟

爱屋及乌，小杆子皇帝升赏“王先生”家人正因为出于这样的认知，在重用、赞赏王振的同时，正统帝还爱屋及乌地对王公公家人及其同类“活宝”进行大加升赏。仅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庚辰日这一天，包括王振在内的5个宫廷重量级太监都受到了重赏。那天朱祁镇“赐司礼监太监王振并各监太监钱僧保、高让、曹吉祥、蔡忠白金、宝楮、彩币诸物”（《明英宗实录》卷137）。王振有两个侄儿：一个叫王山，由于王振的关系，很早起就在朝廷里混着，当了锦衣卫千户。正统七年（1442）六月，明英宗将他擢升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明英宗实录》卷93）明朝“中官世袭，实始于此”（【清】夏燮：《明通鉴》卷23）。另一个叫王林，朱祁镇于正统十一年（1446）授予其锦衣卫世袭指挥佥事之职。（《明英宗实录》卷137）与此同时，大明天子还对他们大加赏赉。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皇帝恩宠和特别关照，王振家的两个侄儿胡作非为，作恶多端，“淫乱暴横，强抢良家子女，夺占邻家地基”，甚至还将朝廷官物抬出朝门，守卫官军竟然不敢过问。（《明英宗实录》卷181）诚如前文所述，正统中期，王山听说有个死去的军官家里有个美貌的小妾，顿时就动了邪念，企图迅速占有。不曾料到那军官的“大奶”说啥也不同意。王山便仗着王振的权势，诬以谋害亲夫罪，将其下狱论死。（【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明英宗实录》卷106）王山的活宝兄弟王林被提升为锦衣卫中高级领导世袭指挥佥事后一年不到，即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就与武功中卫指挥使华嵩为争夺一个妓女大打出手。为了彻底征服风月场上的“情敌”，让**吞噬了的王林随即告发华嵩宿娼。朝廷相关衙门官员听说王公公侄儿来告状了，哪个敢怠慢！他们假模假样地审理一番后判决华嵩“坐宿娼当杖”，即说华指挥使犯了嫖娼宿妓罪，应处以杖刑。正统帝获悉后认为，这样的判决不过瘾，特命将华嵩剃光脑袋，在上面涂上彩漆，然后再令他上官方妓院——教坊司大门前去枷号示众，最后又将他谪充大同军。（《明英宗实录》卷152）

正统帝：我的眼里只有你（们）——王公公（们）可明英宗却将这两起匿名诽谤事件的“案犯”都给处以了磔刑，这要么说明尽管当了10多年的皇帝，但他对国家政务、法律制度尚不清楚明了，或者说其内心有着十分阴暗的残忍兽性；要么说明明代这个首位由冲龄登基的帝国主子已将迷幻中的当代“周公”王振真的当成了帝国第一人的“父师”。若换成现在人们熟悉的一首歌曲的歌名来说，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正统年间小杆子皇帝朱祁镇的眼里只有“父师”王振等他所熟悉和喜欢的内官了，我们不妨从正统中后期他颁给王公公王振的诏敕里窥豹一斑：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庚辰日，朱祁镇敕王振曰：“朕惟旌德报功，帝王大典。忠君报国，臣子至情。此恩义之兼隆，古今之通谊也。尔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指朱棣）时，特以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指朱高炽）。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实多。兹特赐敕给赏，擢为尔后者以官。《诗》曰：‘无德不报。’《书》曰：‘谨忠惟始。’朕眷念尔贤劳，昕夕不忘，尔尚体至意，始终一致。我国家有无疆之休，尔亦有无穷之福。”（《明英宗实录》卷137）明英宗在这个敕文里除了回顾王振与大明第一人家四代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史外，还高度赞誉了大明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重量级宦官大腕，说他“性资忠厚，度量宏深”，“勤诚弥笃”，“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实多”。由此可见王太监“深见眷爱”，不仅为“先帝所器重”，而且在明英宗眼里几乎还是“我国家有无疆之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