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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三国时期东吴的简牍书法 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发掘出一批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地的墓葬，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南方简牍。如1981年湖北鄂城东吴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鄂城史绰墓木牍》，牍上书有“童子史绰再拜，问起居。广陵高邮字浇瑜”。字体为当时流行的楷书，这种楷书的横画中，还保留着长长的波挑，但除这种来自隶书母体的用笔外，其他用笔已是楷书的规范了。又如1979年，在江西南昌市东吴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高荣墓刺简牍》(东吴嘉禾年间，即232-238)，书有“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缓”。1984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出土的《朱然墓刺渴》木牍(东吴赤乌十二年，即公元249)上，也有几乎相同的文字:“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故掷字义封。”(图96)与《史绰墓木牌》相比较，横画的波势明显地削减了。毫无疑问，这说明隶书在向楷书演化的过程中，横画波挑的舍去至关重要，横画波挑的舍去改变了隶书原有审美定式，犹如章草在演化为今草中，最后舍去波挑一样。1974年在江西南昌出土的东吴末期(相当于西晋初期)的《吴应墓刺、简牍》中，我们除见到了与上述相同的文字“弟子昊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外，还在同墓出土的一遣策木方上看到了流畅而熟练的行书。从笔法看，较之汉代的行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已与后世东晋时代的行书十分近似了。与同期楼兰出土的简腆相比，其行书笔法的纯熟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6年7月11日至12月间，长沙走马楼古井窖中出土了十徐万件三国时代东吴的简牍，这些简腆所记年号，最早的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最晚的为昊孙权嘉禾六年(237)。简牍文字内容，包括符券、簿籍、书檄和信札等。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也为中国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大量的简腆上可以看到隶书、章草、楷书和行书，展现了多种书体并存的时代特征，以及楷书和行书已成为当时普遍通行文字的史实，说明了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更证实了文献所载这一时期钟繇、胡昭善写楷书和行书的可靠性。

【披坚执锐】三国时期东吴的简牍书法 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发掘出一批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地的墓葬，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南方简牍。如1981年湖北鄂城东吴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鄂城史绰墓木牍》，牍上书有“童子史绰再拜，问起居。广陵高邮字浇瑜”。字体为当时流行的楷书，这种楷书的横画中，还保留着长长的波挑，但除这种来自隶书母体的用笔外，其他用笔已是楷书的规范了。又如1979年，在江西南昌市东吴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高荣墓刺简牍》(东吴嘉禾年间，即232-238)，书有“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缓”。1984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出土的《朱然墓刺渴》木牍(东吴赤乌十二年，即公元249)上，也有几乎相同的文字:“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故掷字义封。”(图96)与《史绰墓木牌》相比较，横画的波势明显地削减了。毫无疑问，这说明隶书在向楷书演化的过程中，横画波挑的舍去至关重要，横画波挑的舍去改变了隶书原有审美定式，犹如章草在演化为今草中，最后舍去波挑一样。1974年在江西南昌出土的东吴末期(相当于西晋初期)的《吴应墓刺、简牍》中，我们除见到了与上述相同的文字“弟子昊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外，还在同墓出土的一遣策木方上看到了流畅而熟练的行书。从笔法看，较之汉代的行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已与后世东晋时代的行书十分近似了。与同期楼兰出土的简腆相比，其行书笔法的纯熟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6年7月11日至12月间，长沙走马楼古井窖中出土了十徐万件三国时代东吴的简牍，这些简腆所记年号，最早的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最晚的为昊孙权嘉禾六年(237)。简牍文字内容，包括符券、簿籍、书檄和信札等。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也为中国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大量的简腆上可以看到隶书、章草、楷书和行书，展现了多种书体并存的时代特征，以及楷书和行书已成为当时普遍通行文字的史实，说明了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更证实了文献所载这一时期钟繇、胡昭善写楷书和行书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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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秦汉的“羁縻”和“移民虚其地”政策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其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格局。当时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越发牢固，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发展。但在西汉时，由于朝廷的移民虚其地政策，瑞安此前二三千年的进化历史被强行中断，从而使东瓯与中原经济社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秦王朝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中国前，东瓯早已建国。《史记》称：“闽越(境今福建)王无诸及越东海(境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区)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武林顾氏家乘》云：“驺摇先世，同时世王东瓯。”均可证。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秦朝难以顾及，故秦朝对东瓯采取了“羁縻”政策。秦废东海国、闽越国，设闽中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郡治在冶县(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但闽中郡仅是虚设，不列入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中(其中只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既未委派郡守，郡以下也未建立县级政权，仍以原首领为君长，仅仅起秦王朝统治的象征作用，并未实行有效管理。这种“羁縻”政策，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有正、反两面作用。一方面减轻了秦王朝租税徭役的负担。秦王朝租税徭役的繁苛是我国历代少见的，这也是它仅仅统治短短10多年便垮台的根本原因。由于秦王朝未能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实行有效管理，相对中原而言，瑞安先民的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因而有利于他们的生息休养，有利于瑞安经济的发展。西汉东瓯迁国时，臣民就达4万余人，说明当时东瓯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羁縻”政策也延缓了瑞安经济与中原经济的融合。由于瑞安与中原的交流有限，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瑞安传播较慢，瑞安的渔猎经济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袁康《越绝书》称：“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班固《汉书》也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便是证明。　汉王朝的“移民虚其地”政策　　汉初，朝廷对佐汉有功的宗室和将相实行分封制。闽越、东瓯由于参与了反秦助汉的斗争，西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都东冶。惠帝三年(前192)，立刍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但是，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东瓯、闽越与汉王朝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不向朝廷纳贡，发展到武装反抗；同时，东瓯、闽越之间，又互相争斗，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西汉王朝对东瓯的两次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建元三年(前138)，吴楚七国叛乱时，东瓯与闽越亦支持，但吴败走东瓯时，东瓯计杀吴王以降汉，于是闽越与东瓯交恶。这年在吴太子驹怂恿下，闽越兴兵围东瓯，东瓯则向汉王朝求救。当汉发兵浮海救东瓯时，闽越已引兵而去，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今安徽西南舒城一带)。”东瓯国除，其地为闽越所占。第二次发生在元鼎六年(前111)，当时闽越王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汉遣四路大军征讨，闽越王部下杀余善以降汉，汉王朝乘军事胜利之机，对包括原东瓯在内的闽越采取更严厉的“移民虚其地”政策，并强令迁后分散，实行种族强制同化的政策。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险，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代对东瓯、闽越实行“移民虚其地”政策，既是其充实江淮，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统治阶层对越人偏见的因素。建元三年，汉朝廷在讨论是否救东瓯时，太尉田蚡便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以上可见，当时汉朝廷对东瓯、闽越的偏见是很深的。汉代东瓯、闽越的相继内迁，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复相群聚，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此后因逃逸者颇出，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后改为章安县，属会稽郡，由会稽郡南部都尉管理。“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今永嘉县罗浮境内)，这是温州自东瓯国除民徙以后，置县的开始。孙诒让认为，“稽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其实，这样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范晔《后汉书》称，东汉时，县级“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据《三国志·贺齐传》，直至建安元年(196)韩晏、贺辅、贺齐平定山越时均为“永宁长”，可见其时仍“户不满万”。　从建元三年东瓯内迁至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东瓯国除地虚，长期置于“一统”之外。至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包括今瑞安在内的永宁县农业生产才正式重新起步。但是直至东汉末，仍“地广而民稀”，“火耕而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说明其时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水稻种植方法仍是原始的火耕水耨。正如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所言：“从东瓯、东越内徙至东汉末年，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它在大致上维持着相似的发展水平。”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也指出：“原来已经放射出文明曙光的东瓯地，从此又变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这一政策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而言，其破坏作用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就是人口逃散、土地荒芜、经济破坏，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

【披坚执锐】秦汉的“羁縻”和“移民虚其地”政策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其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格局。当时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越发牢固，社会经济呈波浪式向前发展。但在西汉时，由于朝廷的移民虚其地政策，瑞安此前二三千年的进化历史被强行中断，从而使东瓯与中原经济社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秦王朝的“羁縻”政策　　秦统一中国前，东瓯早已建国。《史记》称：“闽越(境今福建)王无诸及越东海(境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区)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太平寰宇记》所引《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武林顾氏家乘》云：“驺摇先世，同时世王东瓯。”均可证。秦统一中国后，由于这里地处偏远，秦朝难以顾及，故秦朝对东瓯采取了“羁縻”政策。秦废东海国、闽越国，设闽中郡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郡治在冶县(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但闽中郡仅是虚设，不列入秦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三十六郡之中(其中只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既未委派郡守，郡以下也未建立县级政权，仍以原首领为君长，仅仅起秦王朝统治的象征作用，并未实行有效管理。这种“羁縻”政策，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有正、反两面作用。一方面减轻了秦王朝租税徭役的负担。秦王朝租税徭役的繁苛是我国历代少见的，这也是它仅仅统治短短10多年便垮台的根本原因。由于秦王朝未能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实行有效管理，相对中原而言，瑞安先民的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因而有利于他们的生息休养，有利于瑞安经济的发展。西汉东瓯迁国时，臣民就达4万余人，说明当时东瓯经济已有一定规模。另一方面，“羁縻”政策也延缓了瑞安经济与中原经济的融合。由于瑞安与中原的交流有限，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瑞安传播较慢，瑞安的渔猎经济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袁康《越绝书》称：“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司马迁《史记》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班固《汉书》也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便是证明。　汉王朝的“移民虚其地”政策　　汉初，朝廷对佐汉有功的宗室和将相实行分封制。闽越、东瓯由于参与了反秦助汉的斗争，西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都东冶。惠帝三年(前192)，立刍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但是，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方向。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东瓯、闽越与汉王朝的矛盾日益加剧，从不向朝廷纳贡，发展到武装反抗；同时，东瓯、闽越之间，又互相争斗，长期不和，终于导致西汉王朝对东瓯的两次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建元三年(前138)，吴楚七国叛乱时，东瓯与闽越亦支持，但吴败走东瓯时，东瓯计杀吴王以降汉，于是闽越与东瓯交恶。这年在吴太子驹怂恿下，闽越兴兵围东瓯，东瓯则向汉王朝求救。当汉发兵浮海救东瓯时，闽越已引兵而去，于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今安徽西南舒城一带)。”东瓯国除，其地为闽越所占。第二次发生在元鼎六年(前111)，当时闽越王余善谋反，自立为帝，汉遣四路大军征讨，闽越王部下杀余善以降汉，汉王朝乘军事胜利之机，对包括原东瓯在内的闽越采取更严厉的“移民虚其地”政策，并强令迁后分散，实行种族强制同化的政策。汉武帝认为，“东越狭多险，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迁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代对东瓯、闽越实行“移民虚其地”政策，既是其充实江淮，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统治阶层对越人偏见的因素。建元三年，汉朝廷在讨论是否救东瓯时，太尉田蚡便认为：“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建元六年(前135)，淮南王安上书武帝：“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以上可见，当时汉朝廷对东瓯、闽越的偏见是很深的。汉代东瓯、闽越的相继内迁，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复相群聚，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此后因逃逸者颇出，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后改为章安县，属会稽郡，由会稽郡南部都尉管理。“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今永嘉县罗浮境内)，这是温州自东瓯国除民徙以后，置县的开始。孙诒让认为，“稽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其实，这样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因为范晔《后汉书》称，东汉时，县级“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而据《三国志·贺齐传》，直至建安元年(196)韩晏、贺辅、贺齐平定山越时均为“永宁长”，可见其时仍“户不满万”。　从建元三年东瓯内迁至始元二年(前87)东瓯故地立为回浦县，东瓯国除地虚，长期置于“一统”之外。至顺帝永和三年，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包括今瑞安在内的永宁县农业生产才正式重新起步。但是直至东汉末，仍“地广而民稀”，“火耕而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说明其时渔猎还占有重要地位，而水稻种植方法仍是原始的火耕水耨。正如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所言：“从东瓯、东越内徙至东汉末年，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它在大致上维持着相似的发展水平。”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也指出：“原来已经放射出文明曙光的东瓯地，从此又变成萧条冷落的穷乡僻壤。”这一政策对包括瑞安在内的东瓯而言，其破坏作用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就是人口逃散、土地荒芜、经济破坏，社会重新回退到“草昧蒙翳”时期。

【深明大义】后汉书中关于交州的资料《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D875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六年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B77C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BD3C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服蛮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聪紫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唐涓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馕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徵侧者，B44C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珪人诗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阯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斩徵侧、徵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帝永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CD35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便金印紫绶。背だ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杨无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士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桃椋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千余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阯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桓帝永寿二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式战死。诏赐钱六十万，拜子二人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诏复拜夏方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元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朱俊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披坚执锐】后汉书中关于交州的资料《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D875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六年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B77C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BD3C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服蛮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聪紫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唐涓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馕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徵侧者，B44C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珪人诗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阯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斩徵侧、徵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帝永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CD35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便金印紫绶。背だ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杨无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士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桃椋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千余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阯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桓帝永寿二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式战死。诏赐钱六十万，拜子二人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诏复拜夏方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元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朱俊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深明大义】武夷山（崇安）非闽中郡及冶都辨【宁德】谢学钦读完本文论题，许多人或许会嘲笑说，这是肆言如狂，耸人听闻。因为，打从小学起，中国人就受到“福建的最古名称叫做闽”，“闽是福建的别称”之类“常识”的灌输。翻开辞书，扑面而来的也尽是“闽是古民族名。聚居于福建省境。后因简称福建为闽”；“闽中郡，秦置。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辖境相当今福建省和浙江省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秦末废”等释义。认为现福州是原闽越国都，那是根据汉以后文献史籍记载作出的学术判断。然而，这个学说据说已“过时”了。“目前考古学界多认为武夷山（崇安）城村故城为闽越国都。这主要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充足的考古资料能证明福州是西汉闽越国都……也未见规模超过城村故城宫殿的遗址”（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读完本文论题，许多人或许会嘲笑说，这是肆言如狂，耸人听闻。还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新旧志书和充栋汗牛的有关著述，也异口同声说武夷山（崇安）自古就是“闽中”地。譬如，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崇安县，本晋建阳县地”；“建阳县，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三国吴析建安县之桐乡置建平县，晋太元元年（钦按：应作太元四年）改为建阳”。此说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有点相似。该书云：“建阳本建安县地。至十年，平东校尉贺齐讨上饶之城，兼置桐乡置建平县”。查梁沈约《宋书·州郡志》“建安郡”条，确实也有“建阳男相”的记载。该志还称：“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你看，档案完整，沿革清晰，资料详实。错在哪儿啊？　　错在哪儿？错在唐以后编纂的那些志书上。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汉建安）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同书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侯官（今福州市）既平，而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今南平西南）复乱，齐进兵建安，立（南部）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也。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今建阳县治西南），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今建阳县南二十五里），同出馀汗（今属江西省）。军讨汉兴，经馀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今属浙江遂昌县）长丁蕃留备馀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二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十年，转讨上饶（今属江西省），分以为建平县（今福建建阳、武夷山等地）。　　这两则史料说得很清楚，古建阳地区只有“盖竹”、“大潭”等地名，并无“桐乡”之称；汉建安“十年”时，是“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以属南部都尉府（治建安），而不是“析建安之桐乡置建平县”。也就是说，建阳本上饶县地，而不是建安县地。因此，所谓“本建安县地。至十年，贺齐讨上饶之城，兼置桐乡置建平县”等说法，皆于史无据。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也说：“建阳县，本上饶县地，吴分置建平县，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改为建阳；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省入建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重置。”其实，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建阳又省入建安。因此，所谓“析建安之桐乡置建平县”，实是重置建阳县，时间在“武德四年”，而不是建安“十年”；原建阳县之所以成为“建安之桐乡”，因为它在隋时“省入建安”。　　考古上饶地，莽时属“乡亭”（《汉书》），汉属豫章郡番阳县（《舆地广记》）。如果再寻根究底，那末，秦时它属“九江郡番县”（番县在西汉改名番阳，由于番通鄱，故东汉时加邑作鄱阳字），战国为楚东境，春秋为百越的干越地。古鄱阳地并不属于闽中郡，还有《史记》为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 　　这段话告诉我们，鄱阳是鄱阳，闽中是闽中，两者不能混淆。然而，陈胜吴广起义后，以无诸、摇为“君长”的闽中郡“越人”，曾“归附”鄱阳县令吴芮，起因是参与反秦。这种“归附”所造成的亲密关系，似乎直到楚汉战争结束后还持续下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江南西道五》载：“饶州，汉为鄱阳县，属豫章郡，郡即吴芮为番君时所筑。淮南王安陈伐闽越之利上书云：‘越人欲为变，必先由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淮南王刘安这几句话，原见于《汉书·严助传》。据此，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五“江西三·饶州府”及“贵溪县”条推论道：“璩岭在贵溪县南八十里，亦曰据岭，以闽越偏据时，以此为界也”；近人朱维干在《福建史稿》中也臆测道：“足见馀汗在当时，必有一部分为闽越疆土”。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太平寰宇记》同卷“鄱阳县·吴臣庙”还载：“在郡郭内县北一里，有庙神与闽越王无诸同坐，梅?配享。《汉书》云：臣即吴芮子成王也。《鄱阳记》云：有长沙王芮之孙二庙，梅?配享此庙。近代来，芮庙久远，遂祭其子。”按照顾祖禹等人的逻辑，那“长沙国”也成了“闽越国”的疆土？　　如果再细细琢磨《史记》那段话，你还会发现，“闽越”是闽越。“（东海）越”是（东海）越，两者也不能混淆。然而，所谓“秦闽中郡”，它又由原无诸统治的“闽越”国和原东海王摇管辖的“越”地合成的。它不包括秦鄱阳地。既然如此，那末，由古鄱阳县分化而来的今福建省建阳、武夷山（崇安）等地（即所谓吴建平县域），当然也不属于秦闽中郡地了。　　《史记·东越列传》还说：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因佐汉有功被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闽粤传》作“冶”）。也就是说，汉初时的闽越国比先秦时的“闽越”大，大就大在它是秦“闽中（郡）故地”，多了东海王摇所管辖的那块“越”地。　　正如前述，今福建省建阳、武夷山（崇安）等地，并非秦“闽中故地”。既然不是“闽中故地”，哪怎么会是“闽越国”；既然不是“闽越国”，哪怎么会有“东冶都城”（或“冶都”）啊？因此，即使在武夷山（崇安）城村故城，“发现大型宫殿基地和大量铁器、陶器和鎏金铜车等器物”，其“规模”数量不管怎样地“超过”福州，它也不可能成为“闽越王无诸受封于汉时的都城‘东冶’，汉灭闽越国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基于上述的同样原因，《八闽通志》称建阳大潭城系越王所筑以拒汉，这和清同治《广信府志》将早时也属秦九江郡的铅山县，说成“春秋时属闽越，秦属闽中郡”一样，都是于史无据的。因此，我提醒同好们，要“慎用”志书，要对唐宋以来从志书资料中产生的各种“结论”进行重新审视。

【披坚执锐】武夷山（崇安）非闽中郡及冶都辨【宁德】谢学钦读完本文论题，许多人或许会嘲笑说，这是肆言如狂，耸人听闻。因为，打从小学起，中国人就受到“福建的最古名称叫做闽”，“闽是福建的别称”之类“常识”的灌输。翻开辞书，扑面而来的也尽是“闽是古民族名。聚居于福建省境。后因简称福建为闽”；“闽中郡，秦置。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辖境相当今福建省和浙江省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秦末废”等释义。认为现福州是原闽越国都，那是根据汉以后文献史籍记载作出的学术判断。然而，这个学说据说已“过时”了。“目前考古学界多认为武夷山（崇安）城村故城为闽越国都。这主要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充足的考古资料能证明福州是西汉闽越国都……也未见规模超过城村故城宫殿的遗址”（杨琮：《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读完本文论题，许多人或许会嘲笑说，这是肆言如狂，耸人听闻。还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新旧志书和充栋汗牛的有关著述，也异口同声说武夷山（崇安）自古就是“闽中”地。譬如，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崇安县，本晋建阳县地”；“建阳县，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三国吴析建安县之桐乡置建平县，晋太元元年（钦按：应作太元四年）改为建阳”。此说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有点相似。该书云：“建阳本建安县地。至十年，平东校尉贺齐讨上饶之城，兼置桐乡置建平县”。查梁沈约《宋书·州郡志》“建安郡”条，确实也有“建阳男相”的记载。该志还称：“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你看，档案完整，沿革清晰，资料详实。错在哪儿啊？　　错在哪儿？错在唐以后编纂的那些志书上。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汉建安）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同书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侯官（今福州市）既平，而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今南平西南）复乱，齐进兵建安，立（南部）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也。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今建阳县治西南），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今建阳县南二十五里），同出馀汗（今属江西省）。军讨汉兴，经馀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今属浙江遂昌县）长丁蕃留备馀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二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十年，转讨上饶（今属江西省），分以为建平县（今福建建阳、武夷山等地）。　　这两则史料说得很清楚，古建阳地区只有“盖竹”、“大潭”等地名，并无“桐乡”之称；汉建安“十年”时，是“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以属南部都尉府（治建安），而不是“析建安之桐乡置建平县”。也就是说，建阳本上饶县地，而不是建安县地。因此，所谓“本建安县地。至十年，贺齐讨上饶之城，兼置桐乡置建平县”等说法，皆于史无据。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也说：“建阳县，本上饶县地，吴分置建平县，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改为建阳；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省入建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重置。”其实，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建阳又省入建安。因此，所谓“析建安之桐乡置建平县”，实是重置建阳县，时间在“武德四年”，而不是建安“十年”；原建阳县之所以成为“建安之桐乡”，因为它在隋时“省入建安”。　　考古上饶地，莽时属“乡亭”（《汉书》），汉属豫章郡番阳县（《舆地广记》）。如果再寻根究底，那末，秦时它属“九江郡番县”（番县在西汉改名番阳，由于番通鄱，故东汉时加邑作鄱阳字），战国为楚东境，春秋为百越的干越地。古鄱阳地并不属于闽中郡，还有《史记》为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 　　这段话告诉我们，鄱阳是鄱阳，闽中是闽中，两者不能混淆。然而，陈胜吴广起义后，以无诸、摇为“君长”的闽中郡“越人”，曾“归附”鄱阳县令吴芮，起因是参与反秦。这种“归附”所造成的亲密关系，似乎直到楚汉战争结束后还持续下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江南西道五》载：“饶州，汉为鄱阳县，属豫章郡，郡即吴芮为番君时所筑。淮南王安陈伐闽越之利上书云：‘越人欲为变，必先由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淮南王刘安这几句话，原见于《汉书·严助传》。据此，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五“江西三·饶州府”及“贵溪县”条推论道：“璩岭在贵溪县南八十里，亦曰据岭，以闽越偏据时，以此为界也”；近人朱维干在《福建史稿》中也臆测道：“足见馀汗在当时，必有一部分为闽越疆土”。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太平寰宇记》同卷“鄱阳县·吴臣庙”还载：“在郡郭内县北一里，有庙神与闽越王无诸同坐，梅?配享。《汉书》云：臣即吴芮子成王也。《鄱阳记》云：有长沙王芮之孙二庙，梅?配享此庙。近代来，芮庙久远，遂祭其子。”按照顾祖禹等人的逻辑，那“长沙国”也成了“闽越国”的疆土？　　如果再细细琢磨《史记》那段话，你还会发现，“闽越”是闽越。“（东海）越”是（东海）越，两者也不能混淆。然而，所谓“秦闽中郡”，它又由原无诸统治的“闽越”国和原东海王摇管辖的“越”地合成的。它不包括秦鄱阳地。既然如此，那末，由古鄱阳县分化而来的今福建省建阳、武夷山（崇安）等地（即所谓吴建平县域），当然也不属于秦闽中郡地了。　　《史记·东越列传》还说：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因佐汉有功被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闽粤传》作“冶”）。也就是说，汉初时的闽越国比先秦时的“闽越”大，大就大在它是秦“闽中（郡）故地”，多了东海王摇所管辖的那块“越”地。　　正如前述，今福建省建阳、武夷山（崇安）等地，并非秦“闽中故地”。既然不是“闽中故地”，哪怎么会是“闽越国”；既然不是“闽越国”，哪怎么会有“东冶都城”（或“冶都”）啊？因此，即使在武夷山（崇安）城村故城，“发现大型宫殿基地和大量铁器、陶器和鎏金铜车等器物”，其“规模”数量不管怎样地“超过”福州，它也不可能成为“闽越王无诸受封于汉时的都城‘东冶’，汉灭闽越国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基于上述的同样原因，《八闽通志》称建阳大潭城系越王所筑以拒汉，这和清同治《广信府志》将早时也属秦九江郡的铅山县，说成“春秋时属闽越，秦属闽中郡”一样，都是于史无据的。因此，我提醒同好们，要“慎用”志书，要对唐宋以来从志书资料中产生的各种“结论”进行重新审视。

【深明大义】浅谈汉魏的“司马” 作者：老子骑牛司马是古官，过去有所谓“六卿”之说，司马即其一。六卿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司马这一职务和权力也有过几次变化，到了明清，都习惯于把兵部尚书称为“大司马”，而其变迁沿革因手头无资料，无法祥述，这里仅就东汉三国的建制来谈几句。司马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大司马，自汉武为尊崇卫青设置以来，这个职务便在两汉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司马其实是大将军的加号，每不并立，到了三国就出现了各自为官的现象，这当然是权力分配的产物。而东汉以来，大司马大将军的朝班屡有变迁，以后逐渐定格在三公之上、太傅（上公）之下，又与这四大官职并称“五府”，享有“开府”的特权。大司马大将军开府，长史、司马各一人，千石（魏为六品，魏在长史、司马之上又设立军师，第五品）；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还赐官骑三十和鼓吹。大司马大将军于汉纪多为“录尚书事”的权臣，也就是武职的宰相，这个职位比太傅三公更为强势，因为它还掌管着京畿的武装。有意思的大司马一旦没了“大”字，权位就一落千丈了！最高的司马也就是三公及大将军的“府僚”了，待遇一千石。司马主兵，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首席军事秘书”，或是“主管军事的办公厅副主任”，这个位置懂不懂军事不重要，但需要懂政治，而且最好还要是“名士”，因为大佬们还要向天下展示自己多么的爱才啊！这么做双方也都有“面子”，从公府里混到这个份儿上鲜有不得清显之位者。按汉之常规，其他将军皆非常设，事讫皆罢，是不具开府辟召之权的。而残汉混乱，大小诸侯拥兵蜂起，凡有将军号者都“罢”不掉了，他们各自招贤纳士，虽假僚属的称号，实为辅弼的大员，到了这时，一路诸侯的长史、司马如同一国的宰臣！当然有的是因为名气大，被拉来装点门面的，但更多的还是真材实料的。而诸侯经过兼并和提升了地位以后，这些人也自会水涨船高成为真正的宰辅了。还有就是普通将军的司马，这个司马的工作自然只是围绕这个将军的权力范围，比起前两种“司马”来差远了。魏杂号将军以上基本都有长史、司马。但品级不同，中领军、中护军的司马七品，一般四品将军、郡尉和五品杂号将军的司马八品。这一类司马的前程一般都不会超出军届范酬，混得好的也能位至上将，但一转身就进入朝庭就不那么容易了。另外汉魏五校也有司马，叫军司马，纯粹的武官，比千石，五校在汉魏往往爱参用文臣，所以这个司马才是真的营官。也有其他军、假司马、别部司马之类，这些都是直接统领部队的军官。解读残汉的司马要因其具体情况，荀文若为奋武将军司马时与郭淮为征西将军司马时相比，在各自集团中的地位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披坚执锐】浅谈汉魏的“司马” 作者：老子骑牛司马是古官，过去有所谓“六卿”之说，司马即其一。六卿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司马这一职务和权力也有过几次变化，到了明清，都习惯于把兵部尚书称为“大司马”，而其变迁沿革因手头无资料，无法祥述，这里仅就东汉三国的建制来谈几句。司马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大司马，自汉武为尊崇卫青设置以来，这个职务便在两汉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司马其实是大将军的加号，每不并立，到了三国就出现了各自为官的现象，这当然是权力分配的产物。而东汉以来，大司马大将军的朝班屡有变迁，以后逐渐定格在三公之上、太傅（上公）之下，又与这四大官职并称“五府”，享有“开府”的特权。大司马大将军开府，长史、司马各一人，千石（魏为六品，魏在长史、司马之上又设立军师，第五品）；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还赐官骑三十和鼓吹。大司马大将军于汉纪多为“录尚书事”的权臣，也就是武职的宰相，这个职位比太傅三公更为强势，因为它还掌管着京畿的武装。有意思的大司马一旦没了“大”字，权位就一落千丈了！最高的司马也就是三公及大将军的“府僚”了，待遇一千石。司马主兵，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首席军事秘书”，或是“主管军事的办公厅副主任”，这个位置懂不懂军事不重要，但需要懂政治，而且最好还要是“名士”，因为大佬们还要向天下展示自己多么的爱才啊！这么做双方也都有“面子”，从公府里混到这个份儿上鲜有不得清显之位者。按汉之常规，其他将军皆非常设，事讫皆罢，是不具开府辟召之权的。而残汉混乱，大小诸侯拥兵蜂起，凡有将军号者都“罢”不掉了，他们各自招贤纳士，虽假僚属的称号，实为辅弼的大员，到了这时，一路诸侯的长史、司马如同一国的宰臣！当然有的是因为名气大，被拉来装点门面的，但更多的还是真材实料的。而诸侯经过兼并和提升了地位以后，这些人也自会水涨船高成为真正的宰辅了。还有就是普通将军的司马，这个司马的工作自然只是围绕这个将军的权力范围，比起前两种“司马”来差远了。魏杂号将军以上基本都有长史、司马。但品级不同，中领军、中护军的司马七品，一般四品将军、郡尉和五品杂号将军的司马八品。这一类司马的前程一般都不会超出军届范酬，混得好的也能位至上将，但一转身就进入朝庭就不那么容易了。另外汉魏五校也有司马，叫军司马，纯粹的武官，比千石，五校在汉魏往往爱参用文臣，所以这个司马才是真的营官。也有其他军、假司马、别部司马之类，这些都是直接统领部队的军官。解读残汉的司马要因其具体情况，荀文若为奋武将军司马时与郭淮为征西将军司马时相比，在各自集团中的地位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深明大义】汉末魏晋六朝诗的人本精神作者阳建雄来源：中国作家网在长达３００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多少安宁的时候，征伐和分裂成了汉末及魏晋六朝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汉魏六朝的诗人认真“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并以其滚烫的躯体拥抱冰冷的现实，为寻求人生的价值和幸福而不停的拷问他们生存的时代和社会；而且还推己及人，心系天下。于是在他们的创作中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对生命不常的痛惜、对挥霍践踏生命的谴责、对生活陷阱和生命危机的忧惧、对生命价值无法实现的愤懑、对弱小生命和民生疾苦的同情、对享受生命自由和乐趣的欣喜等，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一汉魏六朝特定的时代背景上，凸显出强烈的人本精神。　　一、“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汉末六朝诗的人本精神首先表现在对生命本身的珍惜和热爱上。　　汉末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杜预、挚虞、刘琨、卢谌等稀里糊涂地死于战乱之中，孔融、杨修、嵇康、陆机、谢灵运、王融等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政治斗争而惨遭杀戮。诗人们在经受苦难和折磨、特别是面临死神的威胁时，诚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就会倍感生命的短暂与可贵，以超乎寻常的敏感和迫切去探究死与生的奥秘，去追索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正因为如此，叹惋生命的脆弱、珍惜短暂人生自然也就成了从汉末到晋宋这一历史时期诗歌创作中突出的共同主题。汉末魏晋时期的动荡和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封建士人本应该具有的修齐治平的传统理想，使得几代知识分子从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开始注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它与后世效颦者的醉死梦生有着质的区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无奈感喟声里，回荡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悲歌！也就是在这样的生命悲歌中，凸露出了强烈的人本精神。　　二、“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汉末六朝诗的人本精神其次表现对生命永恒的探索与追求。　　汉末剧变，人命如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整个社会陷入了极度的生命忧惧之中。为了消释这浓烈的生命悲愁，以“三曹”等为代表的建安诗人，既不主张及时行乐，也不认同服药求仙，而是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积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珍爱，这种方式就是积极探寻生命的意义，希图在有限的时光里建立无限的功业，从而被后人永远歌颂、纪念，以实现对死亡的超越，获得生命的永恒。　　渴求建功立业其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和追求，但在建安之前，这一传统的儒家理想明显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和功利色彩，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渴求建功立业，主要是缘于个体对社会的强烈责任，而不是出于其他的什么目的如个体的生命主体意识等。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便是明证。而曹操、曹丕、曹植等一生念念不忘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则主要是缘于对短暂生命的珍惜和热爱，带有一种明显的个性特点和人本特征。　　三、“抗身青云中，纲罗孰能制”——汉末六朝诗的人本精神还表现为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向往。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治世原则的。深受儒家人文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令人肃然起敬；但同时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自觉地依附于政治，终身克己、恭、忍、敬、俭，甚至还把人身外的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一点也不敢放纵自己，丧失了人本应该具有的主体意识，又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悲。所幸的是这种非常重视人的社会性、带有强烈政治伦理色彩的儒家学说，在牢牢禁锢人们思想多年以后，终于在魏晋之际彻底地暴露出了它的虚伪欺骗性，遭到了以阮籍和嵇康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猛烈攻击。阮籍和嵇康继承了先秦庄子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怀个体的人的生命及精神的本体论学说，将自然之性视作人的本性，并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破坏了人类社会那种“不虑不营”的自然和谐，扭曲了人的本性，践踏了人的尊严。为此，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方面“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束缚、削割、打压人性的社会存在和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和揭露；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拒绝外在名利和内在嗜欲的诱惑，以一种淡泊宁静、少私寡欲的心境去追求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自由和人格的完全独立。纵观阮、嵇的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表达的主要内容就是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即所谓的“任自然”。　　四、“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百姓命运的关怀与同情，也是汉末六朝诗歌人本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生活于汉末魏晋之际的不少诗人，在目睹了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惨痛社会现实后，“喟然伤心肝”，自觉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其诗歌创作中真实地记录下了一幕幕令人惨不忍睹的情境：“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并对老百姓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曹操的《蒿里行》被人们视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钟惺说是“汉末实录，真史诗也”。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作者还表现出了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深切关注：“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悲怆愤懑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让人怦然心动。

【披坚执锐】汉末魏晋六朝诗的人本精神作者阳建雄来源：中国作家网在长达３００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多少安宁的时候，征伐和分裂成了汉末及魏晋六朝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汉魏六朝的诗人认真“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并以其滚烫的躯体拥抱冰冷的现实，为寻求人生的价值和幸福而不停的拷问他们生存的时代和社会；而且还推己及人，心系天下。于是在他们的创作中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对生命不常的痛惜、对挥霍践踏生命的谴责、对生活陷阱和生命危机的忧惧、对生命价值无法实现的愤懑、对弱小生命和民生疾苦的同情、对享受生命自由和乐趣的欣喜等，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一汉魏六朝特定的时代背景上，凸显出强烈的人本精神。　　一、“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汉末六朝诗的人本精神首先表现在对生命本身的珍惜和热爱上。　　汉末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杜预、挚虞、刘琨、卢谌等稀里糊涂地死于战乱之中，孔融、杨修、嵇康、陆机、谢灵运、王融等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政治斗争而惨遭杀戮。诗人们在经受苦难和折磨、特别是面临死神的威胁时，诚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就会倍感生命的短暂与可贵，以超乎寻常的敏感和迫切去探究死与生的奥秘，去追索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正因为如此，叹惋生命的脆弱、珍惜短暂人生自然也就成了从汉末到晋宋这一历史时期诗歌创作中突出的共同主题。汉末魏晋时期的动荡和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封建士人本应该具有的修齐治平的传统理想，使得几代知识分子从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开始注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它与后世效颦者的醉死梦生有着质的区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无奈感喟声里，回荡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悲歌！也就是在这样的生命悲歌中，凸露出了强烈的人本精神。　　二、“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汉末六朝诗的人本精神其次表现对生命永恒的探索与追求。　　汉末剧变，人命如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整个社会陷入了极度的生命忧惧之中。为了消释这浓烈的生命悲愁，以“三曹”等为代表的建安诗人，既不主张及时行乐，也不认同服药求仙，而是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积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珍爱，这种方式就是积极探寻生命的意义，希图在有限的时光里建立无限的功业，从而被后人永远歌颂、纪念，以实现对死亡的超越，获得生命的永恒。　　渴求建功立业其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和追求，但在建安之前，这一传统的儒家理想明显带有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和功利色彩，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渴求建功立业，主要是缘于个体对社会的强烈责任，而不是出于其他的什么目的如个体的生命主体意识等。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便是明证。而曹操、曹丕、曹植等一生念念不忘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则主要是缘于对短暂生命的珍惜和热爱，带有一种明显的个性特点和人本特征。　　三、“抗身青云中，纲罗孰能制”——汉末六朝诗的人本精神还表现为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向往。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治世原则的。深受儒家人文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令人肃然起敬；但同时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自觉地依附于政治，终身克己、恭、忍、敬、俭，甚至还把人身外的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一点也不敢放纵自己，丧失了人本应该具有的主体意识，又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悲。所幸的是这种非常重视人的社会性、带有强烈政治伦理色彩的儒家学说，在牢牢禁锢人们思想多年以后，终于在魏晋之际彻底地暴露出了它的虚伪欺骗性，遭到了以阮籍和嵇康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猛烈攻击。阮籍和嵇康继承了先秦庄子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怀个体的人的生命及精神的本体论学说，将自然之性视作人的本性，并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破坏了人类社会那种“不虑不营”的自然和谐，扭曲了人的本性，践踏了人的尊严。为此，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方面“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束缚、削割、打压人性的社会存在和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和揭露；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拒绝外在名利和内在嗜欲的诱惑，以一种淡泊宁静、少私寡欲的心境去追求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自由和人格的完全独立。纵观阮、嵇的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表达的主要内容就是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即所谓的“任自然”。　　四、“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百姓命运的关怀与同情，也是汉末六朝诗歌人本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　　生活于汉末魏晋之际的不少诗人，在目睹了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惨痛社会现实后，“喟然伤心肝”，自觉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其诗歌创作中真实地记录下了一幕幕令人惨不忍睹的情境：“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并对老百姓遭受的灾难和痛苦表示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曹操的《蒿里行》被人们视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钟惺说是“汉末实录，真史诗也”。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作者还表现出了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深切关注：“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悲怆愤懑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让人怦然心动。

【深明大义】京口——六朝长江下游军事重镇六朝长江下游军事重镇。原属扬州丹阳郡丹徒县。东汉建安(196～219)中，孙权治此，称为"京城"；及迁建业，改名"京口"。东吴建国，隶典农校尉。西晋属扬州毗陵郡。东晋南渡，曾为侨徐州及侨东海等郡治所。义熙六年(410)，收复徐州旧地；宋永初二年(421)，改侨徐州为南徐州，侨东海郡为南东海郡，仍为治所。刘裕发迹于此，宋时称为"北京"。故城在今江苏镇江市。京口地处长江下游，北临大江，南据峻岭，形势险要，为兵家所重。其地为江南运河的北口，过长江与江淮运河相联。东吴在此置卒戍守。东晋南渡，征北、镇北、安北、平北等将军府及北中郎将府常设于此，因有 "北府"之称。东晋末年北伐，疆土扩至淮北，京口的军事地位始渐下降。南齐永明二年 (484)桂阳王萧铄为南徐州刺史，罢京口军府，梁末侯景之乱,江北沦陷,在京口复置重兵。东晋之初，京口居民多为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民风勇悍，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京口、晋陵侨民常征战于江淮间，桓温谓京口"兵可用"。太元 (376～396)初，谢玄镇守广陵，召募江淮劲勇，京口及晋陵郡侨民纷纷应选,组成著名的北府兵。肥水之战,东晋依靠北府兵，大败前秦。京口扼水陆津要，交通便利。《隋书地理志》说： "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都城建康所需生活物资，主要由之转运而来。京口作为军事重镇，其安危常决定偏安朝廷的存亡，统治者极为重视。东晋镇守京口者多为朝廷心腹，但仍难防止王恭、刘牢之的倒戈。刘裕自京口起兵，消灭桓玄，篡晋建宋（见宋武帝刘裕），遗诏规定："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外戚，不得居之。"齐、梁、陈沿以为制。京口居民从军者多，户口减少，宋元嘉二十六年 (449)，徙民数千家，以保证繁荣。南朝帝王即位之初，多亲临京口，安军抚民，因而南朝时京口局势比较稳定。

【披坚执锐】京口——六朝长江下游军事重镇六朝长江下游军事重镇。原属扬州丹阳郡丹徒县。东汉建安(196～219)中，孙权治此，称为"京城"；及迁建业，改名"京口"。东吴建国，隶典农校尉。西晋属扬州毗陵郡。东晋南渡，曾为侨徐州及侨东海等郡治所。义熙六年(410)，收复徐州旧地；宋永初二年(421)，改侨徐州为南徐州，侨东海郡为南东海郡，仍为治所。刘裕发迹于此，宋时称为"北京"。故城在今江苏镇江市。京口地处长江下游，北临大江，南据峻岭，形势险要，为兵家所重。其地为江南运河的北口，过长江与江淮运河相联。东吴在此置卒戍守。东晋南渡，征北、镇北、安北、平北等将军府及北中郎将府常设于此，因有 "北府"之称。东晋末年北伐，疆土扩至淮北，京口的军事地位始渐下降。南齐永明二年 (484)桂阳王萧铄为南徐州刺史，罢京口军府，梁末侯景之乱,江北沦陷,在京口复置重兵。东晋之初，京口居民多为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民风勇悍，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京口、晋陵侨民常征战于江淮间，桓温谓京口"兵可用"。太元 (376～396)初，谢玄镇守广陵，召募江淮劲勇，京口及晋陵郡侨民纷纷应选,组成著名的北府兵。肥水之战,东晋依靠北府兵，大败前秦。京口扼水陆津要，交通便利。《隋书地理志》说： "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都城建康所需生活物资，主要由之转运而来。京口作为军事重镇，其安危常决定偏安朝廷的存亡，统治者极为重视。东晋镇守京口者多为朝廷心腹，但仍难防止王恭、刘牢之的倒戈。刘裕自京口起兵，消灭桓玄，篡晋建宋（见宋武帝刘裕），遗诏规定："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外戚，不得居之。"齐、梁、陈沿以为制。京口居民从军者多，户口减少，宋元嘉二十六年 (449)，徙民数千家，以保证繁荣。南朝帝王即位之初，多亲临京口，安军抚民，因而南朝时京口局势比较稳定。

【深明大义】两汉粮食基地与长沙商业的新进展汉代几百年间，我国封建经济得到的快速而普遍的发展，长沙地区在“楚之粟也”的基础上，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湖南地区的户、口数分别为12.6858万和71.7449万，其中长沙国，户4.347万，口23.5825万。这比文帝初年贾谊所说的“长沙国乃二万五千户耳”，已是大大增加。到了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即138年后，湖南地区所辖4郡，户数达64.9839万，口281.3266万，其中长沙郡户25.594万，口105.9372万。这说明，前后相距138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6倍，人口数增加近4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汉长沙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考古材料证明，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铁器的普遍使用，长沙汉墓中出土的铁器已比战国时代明显增多。长沙地区发掘的200多座东汉墓，出土了大量铁器，其中以生产工具和兵器占绝大多数，常见的铁制工具有凹口锄、铲、斧、锯、刀等。另外，长沙西汉晚期203号墓还出土了耒明器、木明器。1975年，长沙西汉中期曹妃墓则出土了木实物一件，长约65厘米，是一种由木柄和宽平木叶组成的取土工具。木柄为一圆棍，木叶前端磨损呈凹形。木工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第二，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农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第三，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了许多稻谷，而且种类齐全，经鉴定，有梗型和籼型，有粘稻和糯稻，有带芒的和无芒的，有长粒的、中粒的、短粒的等等。长沙阿弥岭西汉墓出土有“万谷仓”粮仓模型，说明当时已有大型粮仓的出现，这“应是同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庄园经济相联系的”，同时也表明当时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于是才有可能囤储大量的粮食。第四，农业有了多种经营。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农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类如甜瓜、枣、梨、梅、柿、橙、批把、芋、姜、笋、藕、芥菜子等等。第五，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畜有猪、羊、狗、马、兔、黄牛以及家禽鸡、鸭等。第六，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白酒、米酒、温酒、肋酒8坛。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粮食产量有了提高。由于农业的发展，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有外调。l13年（安帝永初七年）9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湖南粮食外调最早的文献记载。作为湖南主要产粮区的长沙地区，楚时已是重要粮食基地，到两汉成为粮仓应没有疑问了。西汉政治上的大统一和稳定的政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长沙地区商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指的就是汉初统一政治环境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全国商业普遍兴起，如关中地区，“多大贾”，邹鲁“好贾趋利”，楚越之地亦“多贾”，并已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如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可见，汉初的“抑末”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到汉武帝时反而全面接纳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农商并重”论，在全国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官营商业和民间商业大为发展，而投机商业有所抑制。长沙地区的商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而发展的。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已相当普遍。长沙汉墓出土了大量泥质（或陶制）冥钱，其中以“半两”钱和“郢称”（楚国金印）最多。西汉中期以后汉墓，则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以及“货泉”、“大泉五十”、金饼等汉代货币。如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泥“郢称”300余块，泥“半两”40篓左右。长沙9座东汉墓有4座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个别有“货泉”、“大泉五十”出土。第二，长沙是最早使用铁钱的地区之一。1960年长沙砂子塘5号西汉墓，出土铁“半两”钱33枚，每枚重2.8克。第三，与各地的商业往来大为增加。前引《汉书·两粤传》，说明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汉书》载长沙国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等，更表明长沙国与南方各地贸易往来的密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作坊标志。据考证，“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还有大量滑石器出土，而广州、南昌出土的滑石器（时间稍晚），与之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受长沙的影响而仿制的。另外，长沙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玻璃器和精美的石珠，考古学界“估计有一部分是从南海诸国经由广州传入的”。由上可见，西汉长沙地区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豫章（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披坚执锐】两汉粮食基地与长沙商业的新进展汉代几百年间，我国封建经济得到的快速而普遍的发展，长沙地区在“楚之粟也”的基础上，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湖南地区的户、口数分别为12.6858万和71.7449万，其中长沙国，户4.347万，口23.5825万。这比文帝初年贾谊所说的“长沙国乃二万五千户耳”，已是大大增加。到了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即138年后，湖南地区所辖4郡，户数达64.9839万，口281.3266万，其中长沙郡户25.594万，口105.9372万。这说明，前后相距138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6倍，人口数增加近4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汉长沙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考古材料证明，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铁器的普遍使用，长沙汉墓中出土的铁器已比战国时代明显增多。长沙地区发掘的200多座东汉墓，出土了大量铁器，其中以生产工具和兵器占绝大多数，常见的铁制工具有凹口锄、铲、斧、锯、刀等。另外，长沙西汉晚期203号墓还出土了耒明器、木明器。1975年，长沙西汉中期曹妃墓则出土了木实物一件，长约65厘米，是一种由木柄和宽平木叶组成的取土工具。木柄为一圆棍，木叶前端磨损呈凹形。木工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第二，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农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第三，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了许多稻谷，而且种类齐全，经鉴定，有梗型和籼型，有粘稻和糯稻，有带芒的和无芒的，有长粒的、中粒的、短粒的等等。长沙阿弥岭西汉墓出土有“万谷仓”粮仓模型，说明当时已有大型粮仓的出现，这“应是同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庄园经济相联系的”，同时也表明当时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于是才有可能囤储大量的粮食。第四，农业有了多种经营。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农产品，以及瓜果、蔬菜类如甜瓜、枣、梨、梅、柿、橙、批把、芋、姜、笋、藕、芥菜子等等。第五，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家畜有猪、羊、狗、马、兔、黄牛以及家禽鸡、鸭等。第六，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白酒、米酒、温酒、肋酒8坛。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粮食产量有了提高。由于农业的发展，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有外调。l13年（安帝永初七年）9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湖南粮食外调最早的文献记载。作为湖南主要产粮区的长沙地区，楚时已是重要粮食基地，到两汉成为粮仓应没有疑问了。西汉政治上的大统一和稳定的政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长沙地区商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指的就是汉初统一政治环境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全国商业普遍兴起，如关中地区，“多大贾”，邹鲁“好贾趋利”，楚越之地亦“多贾”，并已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如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可见，汉初的“抑末”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到汉武帝时反而全面接纳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农商并重”论，在全国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官营商业和民间商业大为发展，而投机商业有所抑制。长沙地区的商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而发展的。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已相当普遍。长沙汉墓出土了大量泥质（或陶制）冥钱，其中以“半两”钱和“郢称”（楚国金印）最多。西汉中期以后汉墓，则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以及“货泉”、“大泉五十”、金饼等汉代货币。如马王堆l号汉墓，出土泥“郢称”300余块，泥“半两”40篓左右。长沙9座东汉墓有4座出土大量“五铢”铜钱，个别有“货泉”、“大泉五十”出土。第二，长沙是最早使用铁钱的地区之一。1960年长沙砂子塘5号西汉墓，出土铁“半两”钱33枚，每枚重2.8克。第三，与各地的商业往来大为增加。前引《汉书·两粤传》，说明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汉书》载长沙国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等，更表明长沙国与南方各地贸易往来的密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作坊标志。据考证，“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还有大量滑石器出土，而广州、南昌出土的滑石器（时间稍晚），与之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受长沙的影响而仿制的。另外，长沙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玻璃器和精美的石珠，考古学界“估计有一部分是从南海诸国经由广州传入的”。由上可见，西汉长沙地区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豫章（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资料】雅典娜神級&哈帝斯神級

【深明大义】佯狂避世的诗人阮籍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上，“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蝉联相继；“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遥相辉映。不过，由于时代政治与风尚的不同，建安作家那种激昂慷慨的积极进取精神，到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时期，一变而为倜傥不羁、任性使气的疏狂情态。“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且能代表正始文学旷达、雄秀、玄远、幽深的特色的作家，首推诗人阮籍。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城里）人。生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年），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的儿子。陈留阮家，当时虽不是门第显赫的望族，却是声名素著的文学之家。阮璃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曾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以“书、檄”擅名当世。“七贤”中的阮咸是他的侄儿，同族中的阮武、阮修、阮侃及其子阮浑等也颇负盛名。而诸阮当中，尤以阮籍为皎皎者。据《晋书》本传载，阮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志气宏放，胸怀高阔，博览群书，才藻艳逸，而且喜欢饮酒，善于弹琴。年轻时代的阮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咏怀》三十八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可谓气魄宏大，胸襟广阔。他曾登广武山，观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喟然长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把叱咤一时的刘邦、项羽简直不放在眼里，其雄心壮志于此可见一斑。志气宏放，加以喜爱老庄著作，这就形成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性格特点。表现在行动上，他闭门读书，数月不出户牖；有时外出游览山水，又经日忘归。他这种奇特的行为不易为一般人理解，所以“时人多谓之痴”。阮籍这种独往独来的“非常”之处，本传及《世说新语》多有记载。一次阮籍的嫂嫂回娘家，他特以与之相见作别。这对“嫂叔不通问”（《曲礼》）的封建礼教来说，无疑是一种胆大妄为的举动。有人讥笑他，他不以为然地说：“礼岂为我设耶？”再如一位才貌出众的兵家姑娘，未出嫁而天亡。阮籍与这位姑娘虽然素不相识，也不认识姑娘的父兄，但他却前往吊唁，悲恸大发，哀尽而还。这些古怪的性情与狂放行为，在一般人看来，的确难以思议。阮籍的这些表现，好象是病态的反映，其实是苦闷的象征。当时正处于司马氏篡取曹魏政权的前夜，统治俯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司马氏利用“名教”（封建的等级名分和礼教）蛊惑人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一些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阮籍崇尚老庄哲学，又不满司马氏的统治，就必然鄙弃礼俗，在行动上唱反调。当时一般人只看到他“痴”的一面，而对他的才学、志气不大了解，只有那位以“鉴识”著称的族兄阮文业了解他。经过阮文业的“品评”，人们才“咸共称异”，逐渐对他另眼相看。阮籍的文名也日渐为人所知。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阮籍曾随叔父游于东郡（治洑阳，辖鲁西及豫北一带），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但阮籍对这位大官僚的礼遇很冷淡，终日不开一言。王昶对此颇为赞叹，以为莫测其高深。后来，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华出众，便派人前往召请。阮籍不愿出仕，就作书拒绝，结果惹得蒋济大怒。在亲友们的劝说下，阮籍才勉强应召，前往洛阳。但不久就称病辞归。之后，又被征为尚书郎，旋即又以“病”免官。曹爽辅政时，曾征召阮籍做参军，他仍然托病谢绝。一年后，曹爽被杀，人们对阮籍的政治远见大为惊服。这时，阮籍早已移家洛阳，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经常聚会于嵇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东南）竹林之中，酣畅痛饮，倾心接谈，世称“竹林七贤”。间或往苏门山（今河南辉县）访隐者孙登，与之论道，相对长啸。这大概是阮籍一生中最逍遥适意自在坦荡的时候。然而，名重当世的阮籍，已成为司马氏争取的对象，他想要继续逍遥下去，已是不可能的了。司马懿做太傅时，就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又被大将军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任命为从事中郎。以后，还被封为关内侯，徒散骑常侍。表面看来，诗人在仕途上似乎是顺利的。实际上，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在他的内心深处正卷起无限忧惧的波涛。司马懿于嘉平元年（２４９年）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击败政敌曹爽，不仅诛灭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团的名士何宴、李胜、丁温、邓飏、毕轨、桓范等同日诛戮，因而时人有“名士减半”之叹。司马师于嘉平六平（２５４年）废掉齐王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又于景元元年（２６０年）杀掉曹髦，改立曹奂。曹魏政权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他们为了扩充实力，以达到篡位的目的，就以优厚的待遇笼络政治实力强的士族和名望高的名士，同时也残酷地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正元元年族灭时负重望的夏侯玄、李丰、许允等）。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政治局面，使得整个士族中的人们都感到生死莫测、祸福无常。恐怖的现实，使阮籍“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咏怀》三十三）。充满了忧生念乱之情、远祸避害之想。他在政治淫威下做官，只是“避世金马门”的“禄仕”而已。阮籍不得已而做官，又不愿去夤缘势利，就只有走上消极反抗的道路。他首先对权贵们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次，他趁机向司马昭表示：他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愿意去那里做太守。司马昭一听很高兴，以为阮籍愿意为司马氏政权效劳，便马上拜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任，游览已过，便折毁官府屏障，使内外相望，并删简法令，十日而还。他用老庄“无为而治”的主张和行动，对政令繁苛的司马氏统治进行嘲讽。他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就辞去从事中郎的职务，求为步兵校尉，与刘伶等逐日酣饮，借酒解愁。但蕴藏在他内心的感情有时仍不免流露出来。一次有司对司马昭说，有个人把自己的母亲杀了。阮籍在一旁听到后，不由得“嗨”了一声，说“杀父亲也罢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在座的人惊恐起来，以为阮籍公开发表与“孝道”相抵牾的狂悖言论，将遭杀身之祸。司马昭也乘机追问所以，阮籍自悔失言，便从容地圆转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一番随机应变的辩解，不仅解脱了危险，而且使人们大为佩服。但这次风险却给阮籍敲了警钟，此后他“言语至慎”。司马昭再与之接谈，他总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其无隙可乘。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阮籍说话困难，做人也更不易。《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酣饮、醉酒不仅是阮籍的嗜好，也是他麻醉自己的方法，更是诗人逃避政治斗争远祸避害的手段。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借助于阮籍，阮籍不愿，又不能明拒，就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没有机会提出，只好作罢。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时事，企图借机陷害，也被阮籍用长醉的办法应付。即使万一说错了话，也可以借醉求得谅解。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标榜“孝道”，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他们自己何尝认真奉行！在阮籍看来，那实在是亵渎礼教，毁坏礼教，不平之极，但又无计可施，于是“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语）然就其本心而论，阮籍对礼教的态度要比司马氏们执着得多。“性至孝”（本传）的阮籍，母亲死时正和人下棋，他闻丧不哭，弈棋如故，棋罢一恸，吐血数升。母丧中，他依然饮酒食肉，等到临葬之时，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阮籍居丧期间，中书令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散发箕踞，直视裴楷，不为哀礼。阮籍又善为青白眼。“青眼”表示赞许、喜悦；“白眼”则表示厌恶和蔑视。见礼俗之士，即以白眼对之。嵇喜前往吊唁，阮籍白眼冷对，嵇喜十分难堪，只好不怿而退。他的弟弟嵇康闻知，便提酒挟琴前往，阮籍才青眼迎视，表示欢迎。至今常用的“青睐”、“垂青”等词，便是由此而来。因为阮籍“居丧无礼”，之后在司马昭处赴宴又饮酒又食肉，深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所不满。在酒筵上，这些司马氏的鹰犬们便杀气腾腾地向阮籍兴师问罪，要司马昭以“不孝”、“败俗”的罪名，把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对此不屑一顾，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用沉默对礼法之士表示极度的轻蔑。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宽容阮籍，是因为还要利用诗大的名望来维系人心，装点门面。对险恶的现实，诗人观察得锐敏，也感受得深刻。他把内心的愤懑凝聚在笔端，流泻在诗文中。诗人通过《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诸文和《洪生资制度》（《咏怀》六十七）等诗篇，无情地批判了虚伪的儒学，由衷地赞赏老庄哲学的无为与逍遥。他把礼法之士比做钻在破棉裤里的虱子（见《大人先生传》），对他们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阮籍和“竹林名士”们的谈玄论道、蔑视礼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具有追求思想解放和反抗恐怖政治的现实意义。这对司马氏的统治与谋篡野心大为不利，为翦除异己，便杀鸡吓猴，借“不孝”罪名，把“刚肠疾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杀了。“竹林”的其他人，在司马氏的威胁利诱下，有的变节，有的妥协。阮籍虽然坚持着韧性的消极反抗，但在强权面前，个人的消极反抗毕竟是无力的。在司马昭集团制造晋王加“九锡”的劝进丑剧中，诗人躲也不行，醉也无用，终于在司马昭的爪牙郑冲的剑光下，违心地代为醉草《劝进牋》。之后，就愁思佛郁，于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冬病死于家。时年五十四岁。阮籍的文章与辞赋，都能独出机抒，持见新奇，理精词切。然诗人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遗产，要推有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非一时之作的五言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有对社会离乱的喟叹，有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有对友情无常的伤心，有对身家性命横遭不恻的忧惧，有对美丽仙境的羡慕而又感到虚无等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个时代留在诗人身上的印记。

【披坚执锐】佯狂避世的诗人阮籍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上，“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蝉联相继；“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遥相辉映。不过，由于时代政治与风尚的不同，建安作家那种激昂慷慨的积极进取精神，到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时期，一变而为倜傥不羁、任性使气的疏狂情态。“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且能代表正始文学旷达、雄秀、玄远、幽深的特色的作家，首推诗人阮籍。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城里）人。生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年），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璃的儿子。陈留阮家，当时虽不是门第显赫的望族，却是声名素著的文学之家。阮璃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曾任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以“书、檄”擅名当世。“七贤”中的阮咸是他的侄儿，同族中的阮武、阮修、阮侃及其子阮浑等也颇负盛名。而诸阮当中，尤以阮籍为皎皎者。据《晋书》本传载，阮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志气宏放，胸怀高阔，博览群书，才藻艳逸，而且喜欢饮酒，善于弹琴。年轻时代的阮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咏怀》三十八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可谓气魄宏大，胸襟广阔。他曾登广武山，观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喟然长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把叱咤一时的刘邦、项羽简直不放在眼里，其雄心壮志于此可见一斑。志气宏放，加以喜爱老庄著作，这就形成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性格特点。表现在行动上，他闭门读书，数月不出户牖；有时外出游览山水，又经日忘归。他这种奇特的行为不易为一般人理解，所以“时人多谓之痴”。阮籍这种独往独来的“非常”之处，本传及《世说新语》多有记载。一次阮籍的嫂嫂回娘家，他特以与之相见作别。这对“嫂叔不通问”（《曲礼》）的封建礼教来说，无疑是一种胆大妄为的举动。有人讥笑他，他不以为然地说：“礼岂为我设耶？”再如一位才貌出众的兵家姑娘，未出嫁而天亡。阮籍与这位姑娘虽然素不相识，也不认识姑娘的父兄，但他却前往吊唁，悲恸大发，哀尽而还。这些古怪的性情与狂放行为，在一般人看来，的确难以思议。阮籍的这些表现，好象是病态的反映，其实是苦闷的象征。当时正处于司马氏篡取曹魏政权的前夜，统治俯级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司马氏利用“名教”（封建的等级名分和礼教）蛊惑人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一些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阮籍崇尚老庄哲学，又不满司马氏的统治，就必然鄙弃礼俗，在行动上唱反调。当时一般人只看到他“痴”的一面，而对他的才学、志气不大了解，只有那位以“鉴识”著称的族兄阮文业了解他。经过阮文业的“品评”，人们才“咸共称异”，逐渐对他另眼相看。阮籍的文名也日渐为人所知。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阮籍曾随叔父游于东郡（治洑阳，辖鲁西及豫北一带），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但阮籍对这位大官僚的礼遇很冷淡，终日不开一言。王昶对此颇为赞叹，以为莫测其高深。后来，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华出众，便派人前往召请。阮籍不愿出仕，就作书拒绝，结果惹得蒋济大怒。在亲友们的劝说下，阮籍才勉强应召，前往洛阳。但不久就称病辞归。之后，又被征为尚书郎，旋即又以“病”免官。曹爽辅政时，曾征召阮籍做参军，他仍然托病谢绝。一年后，曹爽被杀，人们对阮籍的政治远见大为惊服。这时，阮籍早已移家洛阳，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经常聚会于嵇康寓居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东南）竹林之中，酣畅痛饮，倾心接谈，世称“竹林七贤”。间或往苏门山（今河南辉县）访隐者孙登，与之论道，相对长啸。这大概是阮籍一生中最逍遥适意自在坦荡的时候。然而，名重当世的阮籍，已成为司马氏争取的对象，他想要继续逍遥下去，已是不可能的了。司马懿做太傅时，就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又被大将军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任命为从事中郎。以后，还被封为关内侯，徒散骑常侍。表面看来，诗人在仕途上似乎是顺利的。实际上，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在他的内心深处正卷起无限忧惧的波涛。司马懿于嘉平元年（２４９年）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击败政敌曹爽，不仅诛灭曹爽兄弟三族，而且把曹魏集团的名士何宴、李胜、丁温、邓飏、毕轨、桓范等同日诛戮，因而时人有“名士减半”之叹。司马师于嘉平六平（２５４年）废掉齐王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又于景元元年（２６０年）杀掉曹髦，改立曹奂。曹魏政权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他们为了扩充实力，以达到篡位的目的，就以优厚的待遇笼络政治实力强的士族和名望高的名士，同时也残酷地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正元元年族灭时负重望的夏侯玄、李丰、许允等）。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政治局面，使得整个士族中的人们都感到生死莫测、祸福无常。恐怖的现实，使阮籍“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咏怀》三十三）。充满了忧生念乱之情、远祸避害之想。他在政治淫威下做官，只是“避世金马门”的“禄仕”而已。阮籍不得已而做官，又不愿去夤缘势利，就只有走上消极反抗的道路。他首先对权贵们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次，他趁机向司马昭表示：他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愿意去那里做太守。司马昭一听很高兴，以为阮籍愿意为司马氏政权效劳，便马上拜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任，游览已过，便折毁官府屏障，使内外相望，并删简法令，十日而还。他用老庄“无为而治”的主张和行动，对政令繁苛的司马氏统治进行嘲讽。他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就辞去从事中郎的职务，求为步兵校尉，与刘伶等逐日酣饮，借酒解愁。但蕴藏在他内心的感情有时仍不免流露出来。一次有司对司马昭说，有个人把自己的母亲杀了。阮籍在一旁听到后，不由得“嗨”了一声，说“杀父亲也罢了，怎么能杀母亲呢？”在座的人惊恐起来，以为阮籍公开发表与“孝道”相抵牾的狂悖言论，将遭杀身之祸。司马昭也乘机追问所以，阮籍自悔失言，便从容地圆转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一番随机应变的辩解，不仅解脱了危险，而且使人们大为佩服。但这次风险却给阮籍敲了警钟，此后他“言语至慎”。司马昭再与之接谈，他总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其无隙可乘。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阮籍说话困难，做人也更不易。《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酣饮、醉酒不仅是阮籍的嗜好，也是他麻醉自己的方法，更是诗人逃避政治斗争远祸避害的手段。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借助于阮籍，阮籍不愿，又不能明拒，就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没有机会提出，只好作罢。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时事，企图借机陷害，也被阮籍用长醉的办法应付。即使万一说错了话，也可以借醉求得谅解。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标榜“孝道”，完全是用以自利的手段，他们自己何尝认真奉行！在阮籍看来，那实在是亵渎礼教，毁坏礼教，不平之极，但又无计可施，于是“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语）然就其本心而论，阮籍对礼教的态度要比司马氏们执着得多。“性至孝”（本传）的阮籍，母亲死时正和人下棋，他闻丧不哭，弈棋如故，棋罢一恸，吐血数升。母丧中，他依然饮酒食肉，等到临葬之时，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阮籍居丧期间，中书令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散发箕踞，直视裴楷，不为哀礼。阮籍又善为青白眼。“青眼”表示赞许、喜悦；“白眼”则表示厌恶和蔑视。见礼俗之士，即以白眼对之。嵇喜前往吊唁，阮籍白眼冷对，嵇喜十分难堪，只好不怿而退。他的弟弟嵇康闻知，便提酒挟琴前往，阮籍才青眼迎视，表示欢迎。至今常用的“青睐”、“垂青”等词，便是由此而来。因为阮籍“居丧无礼”，之后在司马昭处赴宴又饮酒又食肉，深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所不满。在酒筵上，这些司马氏的鹰犬们便杀气腾腾地向阮籍兴师问罪，要司马昭以“不孝”、“败俗”的罪名，把阮籍“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对此不屑一顾，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用沉默对礼法之士表示极度的轻蔑。而司马昭之所以能宽容阮籍，是因为还要利用诗大的名望来维系人心，装点门面。对险恶的现实，诗人观察得锐敏，也感受得深刻。他把内心的愤懑凝聚在笔端，流泻在诗文中。诗人通过《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诸文和《洪生资制度》（《咏怀》六十七）等诗篇，无情地批判了虚伪的儒学，由衷地赞赏老庄哲学的无为与逍遥。他把礼法之士比做钻在破棉裤里的虱子（见《大人先生传》），对他们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阮籍和“竹林名士”们的谈玄论道、蔑视礼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具有追求思想解放和反抗恐怖政治的现实意义。这对司马氏的统治与谋篡野心大为不利，为翦除异己，便杀鸡吓猴，借“不孝”罪名，把“刚肠疾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杀了。“竹林”的其他人，在司马氏的威胁利诱下，有的变节，有的妥协。阮籍虽然坚持着韧性的消极反抗，但在强权面前，个人的消极反抗毕竟是无力的。在司马昭集团制造晋王加“九锡”的劝进丑剧中，诗人躲也不行，醉也无用，终于在司马昭的爪牙郑冲的剑光下，违心地代为醉草《劝进牋》。之后，就愁思佛郁，于景元四年（２６３年）冬病死于家。时年五十四岁。阮籍的文章与辞赋，都能独出机抒，持见新奇，理精词切。然诗人留给后世的最珍贵的遗产，要推有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非一时之作的五言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有对社会离乱的喟叹，有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有对友情无常的伤心，有对身家性命横遭不恻的忧惧，有对美丽仙境的羡慕而又感到虚无等等。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个时代留在诗人身上的印记。

【深明大义】最古老的瓷器——魏晋南北朝青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除西晋得到短暂统一外，我国的北方和南方长期陷于分裂和对峙的局面。但在这一时期，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陶瓷器没有停滞，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距今3000年前的夏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烧制出了“原始青瓷器”。而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青瓷器出现在东汉晚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合材料制成，在1200—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而且制瓷原料充足，烧制成本相对较低，瓷器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三国时，因瓷器刚兴起不久，瓷器造型和装饰基本仍保留着汉代的许多特征，纹饰简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两晋时，金华婺州窑在粗质瓷胎上首先应用了化妆土，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整洁，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西晋的瓷器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腹部。到了西晋后期，青釉瓷上出现了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瓷器印花装饰减少，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腹、口沿部位。南北朝时期，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刻划莲花瓣纹开始流行起来。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南方瓷业中出现了最早的匣钵烧造，匣钵是瓷器焙烧时置放坯件，并对坯件起保护作用的匣状窑具。它的封闭性好，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它的承重力强，提高了瓷器的产量，使瓷器的质、量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青瓷发展到极高水平，为隋唐瓷器“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襄樊历史鼎盛时期，并一度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襄樊地区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属于这个时期的瓷器，有瓷碗、罐、瓶、烛台、盘口壶、仓、虎子、熏炉、鸡首壶、三足炉等日用生活器皿。如三国青瓷虎子：通体施青釉，口部饰张牙露齿的虎首，背上有一昂头子虎作提梁，尾端有铺首装饰，腹部两边各有虎纹作装饰，线条流畅，深浅适中，清晰可见。束腰、前后腿部鼓出，并刻有虎纹，四足作蹲状，显示出精悍凶猛。西晋青瓷熏炉：是从汉代博山炉演变来的，熏炉体呈球形，顶有环钮，上部分透雕三角烟孔，下承圆盘。西晋瓷盘口壶：盘口，粗短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附四系。肩部饰花蕊纹一周，体旋有褐色点彩。西晋青瓷鸡首壶：盘口微侈，短颈，溜肩，鼓腹，平底。肩部前端贴塑一鸡首，后端有一尾，左右有对称环钮。肩腹间饰弦纹、联珠纹和斜方格纹。鸡首壶是当时仿动物时尚的一种表现，塑造的鸡头活灵活现，装饰效果极佳。东晋青釉龙柄鸡首壶：身内外施青釉。盘口，细长颈，鼓腹，平底。肩腹部有龙形柄，鸡首流，鸡首昂立，肩部有两个桥形耳。上腹饰三道凹弦纹，腹中部有刻划纹饰。此种龙首柄是东晋晚期新出现的形式，以后逐渐流行。南北朝青釉瓷瓶：敞口，长颈，丰肩，腹圆鼓，实足微凹。肩部饰有一道弦纹等。襄樊地区没有发现瓷窑，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些典型的瓷器多是通过交流或交换而来。该时期提倡薄葬，战乱频繁、盗墓成风等原因，因此能保留如此多的瓷器是弥足珍贵的，是研究襄樊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披坚执锐】最古老的瓷器——魏晋南北朝青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除西晋得到短暂统一外，我国的北方和南方长期陷于分裂和对峙的局面。但在这一时期，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陶瓷器没有停滞，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距今3000年前的夏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烧制出了“原始青瓷器”。而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青瓷器出现在东汉晚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合材料制成，在1200—130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瓷器工艺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成型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雕、堆和模制等技法。由于瓷器性能优于陶器，而且制瓷原料充足，烧制成本相对较低，瓷器逐渐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三国时，因瓷器刚兴起不久，瓷器造型和装饰基本仍保留着汉代的许多特征，纹饰简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两晋时，金华婺州窑在粗质瓷胎上首先应用了化妆土，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整洁，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西晋的瓷器以印花为主，主要有弦纹、方格纹、菱形纹、网纹等，并组成条带状，装饰在器物的肩部、腹部。到了西晋后期，青釉瓷上出现了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瓷器印花装饰减少，多为褐色斑点，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腹、口沿部位。南北朝时期，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刻划莲花瓣纹开始流行起来。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南方瓷业中出现了最早的匣钵烧造，匣钵是瓷器焙烧时置放坯件，并对坯件起保护作用的匣状窑具。它的封闭性好，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它的承重力强，提高了瓷器的产量，使瓷器的质、量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青瓷发展到极高水平，为隋唐瓷器“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襄樊历史鼎盛时期，并一度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襄樊地区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属于这个时期的瓷器，有瓷碗、罐、瓶、烛台、盘口壶、仓、虎子、熏炉、鸡首壶、三足炉等日用生活器皿。如三国青瓷虎子：通体施青釉，口部饰张牙露齿的虎首，背上有一昂头子虎作提梁，尾端有铺首装饰，腹部两边各有虎纹作装饰，线条流畅，深浅适中，清晰可见。束腰、前后腿部鼓出，并刻有虎纹，四足作蹲状，显示出精悍凶猛。西晋青瓷熏炉：是从汉代博山炉演变来的，熏炉体呈球形，顶有环钮，上部分透雕三角烟孔，下承圆盘。西晋瓷盘口壶：盘口，粗短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附四系。肩部饰花蕊纹一周，体旋有褐色点彩。西晋青瓷鸡首壶：盘口微侈，短颈，溜肩，鼓腹，平底。肩部前端贴塑一鸡首，后端有一尾，左右有对称环钮。肩腹间饰弦纹、联珠纹和斜方格纹。鸡首壶是当时仿动物时尚的一种表现，塑造的鸡头活灵活现，装饰效果极佳。东晋青釉龙柄鸡首壶：身内外施青釉。盘口，细长颈，鼓腹，平底。肩腹部有龙形柄，鸡首流，鸡首昂立，肩部有两个桥形耳。上腹饰三道凹弦纹，腹中部有刻划纹饰。此种龙首柄是东晋晚期新出现的形式，以后逐渐流行。南北朝青釉瓷瓶：敞口，长颈，丰肩，腹圆鼓，实足微凹。肩部饰有一道弦纹等。襄樊地区没有发现瓷窑，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些典型的瓷器多是通过交流或交换而来。该时期提倡薄葬，战乱频繁、盗墓成风等原因，因此能保留如此多的瓷器是弥足珍贵的，是研究襄樊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深明大义】魏晋南北朝的邸阁邸本为邸舍，由来已久。“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音丁礼反。他皆类此。”（《汉书·文帝纪》师古注）“诸侯王及诸郡朝宿之馆，在京师者谓之邸。”（《汉书·卢绾传》师古注》且有邸狱。《汉书·丙吉传》：“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言‘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孟康注曰：“郡守丞也，来诣京师邸治狱，姓谁名如。” 阁本作阁道，《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汉书·高祖纪第一上》师古注曰：“栈即阁也，今谓之阁道。”由此引申，阁又谓垣，同书《王莽传（下）》：“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 东汉始见阁有储藏之义，《后汉书·刘向传》师古注：“三辅旧事云石渠阁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据学者考证，邸阁开始时主要为储存军粮之用，先见行于边地，自三国之后，军事频仍，邸阁遂见于内地。无庸讳言，这一时期邸阁的军事性是主要的，惟其如此，它与城市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邸阁的最大容量会有多少呢？《三国志·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毋丘俭、文钦作乱，基以为，“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三国志·王基传》）。是所谓“大邸阁”之规模。那么，王基所说的“计足军人四十日粮”究竟为多少人呢？本传称是役“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慓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此话是王基在自许昌开赴淮南的途中与司马景王说的，因此其所指军人应该包括王基所统许昌军和景王所统中央军，两军总数当不低于50万，以每人日食7升计，则50万人40日食为140万斛。即令王基所指军人数量仅为25万，也有70万斛之巨。就邸阁的选址来看，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一为战略要冲。《三国志·后主传》：“（建兴）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邸阁。”夏侯茂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三国志·魏延传》注引《魏略》）同书《吴主传》：“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二为水次河滨。如巨桥仓，“衡漳又东，经巨桥邸阁西。旧有大梁横水，故有巨桥之称。……服虔曰：巨桥，仓名。……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状若丘墟，盖遗囤故窖处也。”（《水经注·浊漳水》）宿留邸阁，“泗水又经宿预城之西，又经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水经注·泗水》）巴丘邸阁，“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也。”（《资治通鉴·晋纪十六》成帝咸和四年条引《水经注》）又《梁书·昌义之传》：“义师起，板为辅国将军、军主，除建安王中兵参军。时竟陵芊口有邸阁，高祖遣驱，每战必捷。”案邸阁城在河滨，盖为方便漕运故也。邸阁分布相当广泛，三国以降，郡县皆有邸阁。《三国志·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晋书·周处传》：“璯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如《水经注》：“北岸有新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河水》）“济水又经升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济水》） “清河又东北，经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淇水》）“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江水三》）“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 （《赣水》）大约邸阁建于城之内或其周围者，号为邸阁城。《晋书·赵王伦传》：“许超等与成都王颖军战于黄桥，杀伤万余人。泓径造阳翟，又于城南破齐王冏辎重，杀数千人，遂据城保邸阁。”同书《刘元海传》：“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糓，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此亭便是城也。同样地，是城便有居民，故《三国志·吴主权传》曰：“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如所周知，由于魏晋南北朝的频仍战乱所导致的持续的社会动荡，粮食供应的形势非常严峻，故通常情况下，为保证军国所需，一地之邸阁甚众。如西晋“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大风折木，发坏邸阁四十余区。”（《宋书·五行志五》）北魏“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代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通典·食货十》）如此多的邸阁，恐不仅为军事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邸阁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进行军事管理，邸阁普遍设督。如《三国志·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另一方面也具有普通仓储的意义，如《晋书·成都王颍传》载其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既久，百姓疮痍，饥饿冻馁，宜急振救。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 邸阁督的秩位如何呢？以西晋李含为例，李含“被贬，退割为五品。归长安，岁余，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诏停。后为始平令。”（《晋书·李含传》）李含被削为五品，被光禄差为邸阁督，后因司徒王戎不以为然而罢，而为始平令。又，前引《邓芝传》载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是由邸阁督先迁为郫令，后为太守。据此可知，邸阁督的官秩应在五品以下，大体与县令相仿或略低。

【披坚执锐】魏晋南北朝的邸阁邸本为邸舍，由来已久。“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音丁礼反。他皆类此。”（《汉书·文帝纪》师古注）“诸侯王及诸郡朝宿之馆，在京师者谓之邸。”（《汉书·卢绾传》师古注》且有邸狱。《汉书·丙吉传》：“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言‘臣少时为郡邸小吏，窃见孝宣皇帝以皇曾孙在郡邸狱。’”孟康注曰：“郡守丞也，来诣京师邸治狱，姓谁名如。” 阁本作阁道，《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汉书·高祖纪第一上》师古注曰：“栈即阁也，今谓之阁道。”由此引申，阁又谓垣，同书《王莽传（下）》：“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 东汉始见阁有储藏之义，《后汉书·刘向传》师古注：“三辅旧事云石渠阁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据学者考证，邸阁开始时主要为储存军粮之用，先见行于边地，自三国之后，军事频仍，邸阁遂见于内地。无庸讳言，这一时期邸阁的军事性是主要的，惟其如此，它与城市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邸阁的最大容量会有多少呢？《三国志·王基传》：“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毋丘俭、文钦作乱，基以为，“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三国志·王基传》）。是所谓“大邸阁”之规模。那么，王基所说的“计足军人四十日粮”究竟为多少人呢？本传称是役“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慓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此话是王基在自许昌开赴淮南的途中与司马景王说的，因此其所指军人应该包括王基所统许昌军和景王所统中央军，两军总数当不低于50万，以每人日食7升计，则50万人40日食为140万斛。即令王基所指军人数量仅为25万，也有70万斛之巨。就邸阁的选址来看，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一为战略要冲。《三国志·后主传》：“（建兴）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邸阁。”夏侯茂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三国志·魏延传》注引《魏略》）同书《吴主传》：“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二为水次河滨。如巨桥仓，“衡漳又东，经巨桥邸阁西。旧有大梁横水，故有巨桥之称。……服虔曰：巨桥，仓名。……今临侧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状若丘墟，盖遗囤故窖处也。”（《水经注·浊漳水》）宿留邸阁，“泗水又经宿预城之西，又经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县也……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水经注·泗水》）巴丘邸阁，“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也。”（《资治通鉴·晋纪十六》成帝咸和四年条引《水经注》）又《梁书·昌义之传》：“义师起，板为辅国将军、军主，除建安王中兵参军。时竟陵芊口有邸阁，高祖遣驱，每战必捷。”案邸阁城在河滨，盖为方便漕运故也。邸阁分布相当广泛，三国以降，郡县皆有邸阁。《三国志·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晋书·周处传》：“璯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如《水经注》：“北岸有新台，……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河水》）“济水又经升城北，城际水湄，故邸阁也。”（《济水》） “清河又东北，经邸阁城东。城临侧清河，晋修县治。”（《淇水》）“故侧江有大城，相承云仓储城，即邸阁也。”（《江水三》）“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 （《赣水》）大约邸阁建于城之内或其周围者，号为邸阁城。《晋书·赵王伦传》：“许超等与成都王颖军战于黄桥，杀伤万余人。泓径造阳翟，又于城南破齐王冏辎重，杀数千人，遂据城保邸阁。”同书《刘元海传》：“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糓，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此亭便是城也。同样地，是城便有居民，故《三国志·吴主权传》曰：“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如所周知，由于魏晋南北朝的频仍战乱所导致的持续的社会动荡，粮食供应的形势非常严峻，故通常情况下，为保证军国所需，一地之邸阁甚众。如西晋“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大风折木，发坏邸阁四十余区。”（《宋书·五行志五》）北魏“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代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通典·食货十》）如此多的邸阁，恐不仅为军事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邸阁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进行军事管理，邸阁普遍设督。如《三国志·邓芝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另一方面也具有普通仓储的意义，如《晋书·成都王颍传》载其表称：“大司马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既久，百姓疮痍，饥饿冻馁，宜急振救。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 邸阁督的秩位如何呢？以西晋李含为例，李含“被贬，退割为五品。归长安，岁余，光禄差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诏停。后为始平令。”（《晋书·李含传》）李含被削为五品，被光禄差为邸阁督，后因司徒王戎不以为然而罢，而为始平令。又，前引《邓芝传》载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是由邸阁督先迁为郫令，后为太守。据此可知，邸阁督的官秩应在五品以下，大体与县令相仿或略低。

【资料】10月27日魂展展品

【深明大义】东汉·王粲《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表顿首顿首将军麾下，勤整六师，芟讨暴虐，戎马斯养，罄无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当路，虽遣驿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领，告而异。初闻郭公则辛仲治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协，奸衅并作，闻之谔然，为增忿怒。校尉刘坚、皇河、田买等前后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书，又得贤兄贵弟显雍及审别驾书，陈叙事变本末之理，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纵，忘《棠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死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书传，思与古比。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军，皆所以翦除灾害而定王业者也，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是故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也。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责，当惟曹氏是务，不争雄雌之势，惟国是康，不计曲直之利，虽蒙尘垢罪，下为隶圉，析入污泥，犹当降志辱身，方以定事为计。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若使金与金相迕，<与火>火相烂，则ㄡ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见。仁君智数弘大，绰有馀裕，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归是于此，乃道教之和，义士之行也。纵不能尔，有难忍之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门为主。是以众寡喁喁，基不乐袁氏之大也。今虽分裂，有存有亡，向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谬，克已复礼，以从所?，则弱者自以为强，危者自以为宁，诚欲戮力长驱，共奖王室，虽亡之日，犹存之愿，则伊周不足参，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则戎狄蛮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则是太公坟垅，将有污池之祸。夫人弱小，将有灭族之变。彼之与此，岂可同日而论之哉！且行违道以自存，犹尚不可，况失义以自亡，而遗敌之禽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也。昔齐公孙灶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表与刘左将军及北海孙公佑共说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今整勒士马，愤踊鹤立，冀闻和同之声，约一举之期，故复遣信，并与青州书。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若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临书怆恨，不知所言，刘表顿首。（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韩元吉本无。又见《后汉·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章怀云：「书见《王粲集》」。又见《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并有删节。）

【披坚执锐】东汉·王粲《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表顿首顿首将军麾下，勤整六师，芟讨暴虐，戎马斯养，罄无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当路，虽遣驿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领，告而异。初闻郭公则辛仲治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协，奸衅并作，闻之谔然，为增忿怒。校尉刘坚、皇河、田买等前后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书，又得贤兄贵弟显雍及审别驾书，陈叙事变本末之理，知变起辛、郭，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纵，忘《棠棣》死丧之义，亲寻干戈，僵死流血，闻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书传，思与古比。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公有商、奄之军，皆所以翦除灾害而定王业者也，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是故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也。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责，当惟曹氏是务，不争雄雌之势，惟国是康，不计曲直之利，虽蒙尘垢罪，下为隶圉，析入污泥，犹当降志辱身，方以定事为计。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若使金与金相迕，<与火>火相烂，则ㄡ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见。仁君智数弘大，绰有馀裕，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归是于此，乃道教之和，义士之行也。纵不能尔，有难忍之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门为主。是以众寡喁喁，基不乐袁氏之大也。今虽分裂，有存有亡，向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谬，克已复礼，以从所?，则弱者自以为强，危者自以为宁，诚欲戮力长驱，共奖王室，虽亡之日，犹存之愿，则伊周不足参，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则戎狄蛮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则是太公坟垅，将有污池之祸。夫人弱小，将有灭族之变。彼之与此，岂可同日而论之哉！且行违道以自存，犹尚不可，况失义以自亡，而遗敌之禽哉。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也。昔齐公孙灶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表与刘左将军及北海孙公佑共说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今整勒士马，愤踊鹤立，冀闻和同之声，约一举之期，故复遣信，并与青州书。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若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临书怆恨，不知所言，刘表顿首。（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韩元吉本无。又见《后汉·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章怀云：「书见《王粲集》」。又见《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并有删节。）

【当麻生贺】无背景贺图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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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低谷中的曹魏道教至东晋，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其表现之一是，道教的神仙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并初成体系。这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葛洪（283—363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药学家。他一生著述不缀，养生修道，以丹鼎生涯终老。葛洪最有代表的著作是《抱朴子》一书。全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又继承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巍晋炼丹术之大成，所举仙经神符，多达282种。当代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在《抱朴子内篇校释》的序言中谓：“总的来说，《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多种方术的包罗万象的重要著作。”《内篇》充实和发展了神仙道教的学说，促使道教转向以追求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在道教思想教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内篇》的问世，标志着金丹道教神仙理论体系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上层神仙道教勃兴的开始。表现之二是，继葛洪之后，又出现了传授经系而形成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教经箓派。《上清经》系是由巍华存（252—334年）创始，由杨羲（330—387年）、许谧（？—376年）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经书为《上清大洞真经》及《黄庭经》等；《灵宝经》系是由葛巢甫（葛洪的族孙）所撰作而成，其主要经书为《元始无量度人经》；《三皇经》系是由西晋鲍靓传《三皇文》至东晋而显于世的，道教所说的《三皇经》，包括《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上清经》系的问世是杨羲和许谧、许翙继葛洪之后对神仙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发展，它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上清派其修行理论认为人身中各部位均有真神镇守，修道者思神服气、叩齿咽液、固精安神，辅以诵经念咒，便可以内保脏腑，外却灾邪，飞生成仙。上清派着重个人修炼，开创人物又均系高门士族出身，有教高的文化修养，因而易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和赞赏，这是此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灵宝派以重视符箓科教和斋戒仪轨，注重劝善度人，宣称“普度一切人”。灵宝派在修持方法等方面，吸收了天师道和上清派的长处，使它的宗教活动能吸引群众，成为晋末宋初很有社会影响的大道派。后衍变为阁皂宗。巍晋时期，除上述葛洪金丹派神仙道教、上清派、灵宝派外，还有李家道、帛家道、于君道等较有影响的道派。另外，有显于后世的楼观道、龙虎宗、净明派，都可以追溯的巍晋时期。

【披坚执锐】低谷中的曹魏道教至东晋，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其表现之一是，道教的神仙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并初成体系。这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葛洪（283—363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药学家。他一生著述不缀，养生修道，以丹鼎生涯终老。葛洪最有代表的著作是《抱朴子》一书。全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又继承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巍晋炼丹术之大成，所举仙经神符，多达282种。当代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在《抱朴子内篇校释》的序言中谓：“总的来说，《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多种方术的包罗万象的重要著作。”《内篇》充实和发展了神仙道教的学说，促使道教转向以追求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在道教思想教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内篇》的问世，标志着金丹道教神仙理论体系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上层神仙道教勃兴的开始。表现之二是，继葛洪之后，又出现了传授经系而形成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教经箓派。《上清经》系是由巍华存（252—334年）创始，由杨羲（330—387年）、许谧（？—376年）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经书为《上清大洞真经》及《黄庭经》等；《灵宝经》系是由葛巢甫（葛洪的族孙）所撰作而成，其主要经书为《元始无量度人经》；《三皇经》系是由西晋鲍靓传《三皇文》至东晋而显于世的，道教所说的《三皇经》，包括《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上清经》系的问世是杨羲和许谧、许翙继葛洪之后对神仙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发展，它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上清派其修行理论认为人身中各部位均有真神镇守，修道者思神服气、叩齿咽液、固精安神，辅以诵经念咒，便可以内保脏腑，外却灾邪，飞生成仙。上清派着重个人修炼，开创人物又均系高门士族出身，有教高的文化修养，因而易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和赞赏，这是此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灵宝派以重视符箓科教和斋戒仪轨，注重劝善度人，宣称“普度一切人”。灵宝派在修持方法等方面，吸收了天师道和上清派的长处，使它的宗教活动能吸引群众，成为晋末宋初很有社会影响的大道派。后衍变为阁皂宗。巍晋时期，除上述葛洪金丹派神仙道教、上清派、灵宝派外，还有李家道、帛家道、于君道等较有影响的道派。另外，有显于后世的楼观道、龙虎宗、净明派，都可以追溯的巍晋时期。

【深明大义】贾逵两改进兵方向兼论贾逵石亭之战援救迟缓问题作者：柴门一柳贾逵两改进兵方向 ----兼谈贾逵援救迟缓问题三国志贾逵传记载魏明帝太和二年魏吴石亭之战，有“帝使逵---从西阳直向东关”一语（注1），其中东关所在何地，曾读燕京晓林《魏吴石亭之战》一文，辩正传统误说，认为此处东关非位于濡须之东关，而应位于武昌附近或夏口一带。此论很有道理，对于解读贾逵在此次战役中行动和功绩，至关重要，阅读时的疑惑豁然开朗。本文对贾逵两改进兵方向的分析，即以“此东关非彼东关”高论为前提。（注2）所谓的第一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最初按战役计划南向进击东关，途中得到明帝的新指示，要求贾逵东向与曹休合兵，共同进军。而此时贾逵根据侦查所得情报，知东关无备，估计曹休受骗，“深入与贼战，必败”，但王命不可违，仍然必须执行东向会合的指令。第二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东向会合曹休途中，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兵败。为了保住曹休败军退路，不待指示，果断处置，再次改变攻击方向，攻占夹石。这第二次改变，尤其是贾逵功劳之关键。 1.贾逵根据变化的战场态势，果断改变原有作战计划，轻军勇往，占据关键地点，避免了曹休全军覆没。“及夹石之败，微逵，休军几无救也”（贾逵传）。实际上，如果贾逵及时按照明帝指示赶到会合地点，共同深入，则豫州军亦同样是全军覆没。 2.根据战场紧急事态，不待新的王命，不等待后军，果敢轻兵疾进，更表现了贾逵的机智和胆量。正因为如此，贾逵传对这次战役给予详细叙述，而战役主帅曹休的传记，对此次战役的记载则惜字如金。另外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贾逵增援是否及时。我以为该问题应表述为；贾逵根据战场态势，采取了正确策略，不但避免了我军安全，也为援助友军创造了条件，理由如下： 1.对于当时的曹休来说，立功心切，他是希望贾逵所部快一些再快一些行动，立即归自己节制的。所以，对于贾逵是否行动迅速，当事人曹休的感受最急切。贾逵传注引魏略：“休嫌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遂与休更向表奏”。此事只能发生于曹休兵败之前。曹休兵败后赖贾逵而逃得生命，似不再有脸面表奏贾逵进迟。即使曹休有此厚脸皮，依然不依不饶地上表要求治贾逵进迟之罪，也无从令其“往拾弃仗”。 2.贾逵在第一次改变方向之前，已经根据侦查，“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那么，他必定也能料到，自己所率的豫州军如果也共同深入，后果亦将不堪设想。作为一个大军统帅，是不会孤注一掷地率部进入包围圈，最佳方案应该是相机处理。最起码他不会带领全军，昼夜兼程，火速往明知已有的口袋里钻。他也定会将情报以及自己的判断上报朝廷。当时作此类判断并表报明帝者，并非仅贾逵一人。（注3） 3.贾逵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战败，决定做第二次改变方向时，曾发生有关是否轻军往攻夹石的争论：“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这个“后军’一词，颇值得玩味,所指者何部呢?只能是贾逵属下的豫州军主力。如此看来，前此贾逵是以少量兵力在前，主力军在后，向曹休缓缓靠近的。如此作法，也是为了避免全军与曹休一同钻入敌方布下的口袋。贾逵的作法是应当肯定的。因此，贾逵只是在第二次改变方向后，奇袭夹石，才“兼道进军”，才“疾进，出其不意”的；而在第一次改变方向，去和曹休会军途中，则是谨慎行事，分兵前后渐次行进的。总结一下贾逵援救迟缓有无的问题：在尚未兵败的曹休看来，至少是未按预定时间或未如曹休所期望的的那样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而从贾逵方面看，或自整个战场局势论，恰是对突发事态的妥当的应对之举。注1：见三国志贾逵传。注2：也曾读到《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一文，确指此贾逵所向的东关乃武昌，论述亦详尽而精当。文见宋杰著《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注3；见满宠传和蒋济传。

【披坚执锐】贾逵两改进兵方向兼论贾逵石亭之战援救迟缓问题作者：柴门一柳贾逵两改进兵方向 ----兼谈贾逵援救迟缓问题三国志贾逵传记载魏明帝太和二年魏吴石亭之战，有“帝使逵---从西阳直向东关”一语（注1），其中东关所在何地，曾读燕京晓林《魏吴石亭之战》一文，辩正传统误说，认为此处东关非位于濡须之东关，而应位于武昌附近或夏口一带。此论很有道理，对于解读贾逵在此次战役中行动和功绩，至关重要，阅读时的疑惑豁然开朗。本文对贾逵两改进兵方向的分析，即以“此东关非彼东关”高论为前提。（注2）所谓的第一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最初按战役计划南向进击东关，途中得到明帝的新指示，要求贾逵东向与曹休合兵，共同进军。而此时贾逵根据侦查所得情报，知东关无备，估计曹休受骗，“深入与贼战，必败”，但王命不可违，仍然必须执行东向会合的指令。第二次改变进兵方向：贾逵东向会合曹休途中，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兵败。为了保住曹休败军退路，不待指示，果断处置，再次改变攻击方向，攻占夹石。这第二次改变，尤其是贾逵功劳之关键。 1.贾逵根据变化的战场态势，果断改变原有作战计划，轻军勇往，占据关键地点，避免了曹休全军覆没。“及夹石之败，微逵，休军几无救也”（贾逵传）。实际上，如果贾逵及时按照明帝指示赶到会合地点，共同深入，则豫州军亦同样是全军覆没。 2.根据战场紧急事态，不待新的王命，不等待后军，果敢轻兵疾进，更表现了贾逵的机智和胆量。正因为如此，贾逵传对这次战役给予详细叙述，而战役主帅曹休的传记，对此次战役的记载则惜字如金。另外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贾逵增援是否及时。我以为该问题应表述为；贾逵根据战场态势，采取了正确策略，不但避免了我军安全，也为援助友军创造了条件，理由如下： 1.对于当时的曹休来说，立功心切，他是希望贾逵所部快一些再快一些行动，立即归自己节制的。所以，对于贾逵是否行动迅速，当事人曹休的感受最急切。贾逵传注引魏略：“休嫌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遂与休更向表奏”。此事只能发生于曹休兵败之前。曹休兵败后赖贾逵而逃得生命，似不再有脸面表奏贾逵进迟。即使曹休有此厚脸皮，依然不依不饶地上表要求治贾逵进迟之罪，也无从令其“往拾弃仗”。 2.贾逵在第一次改变方向之前，已经根据侦查，“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那么，他必定也能料到，自己所率的豫州军如果也共同深入，后果亦将不堪设想。作为一个大军统帅，是不会孤注一掷地率部进入包围圈，最佳方案应该是相机处理。最起码他不会带领全军，昼夜兼程，火速往明知已有的口袋里钻。他也定会将情报以及自己的判断上报朝廷。当时作此类判断并表报明帝者，并非仅贾逵一人。（注3） 3.贾逵得俘虏口供，知曹休已经战败，决定做第二次改变方向时，曾发生有关是否轻军往攻夹石的争论：“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这个“后军’一词，颇值得玩味,所指者何部呢?只能是贾逵属下的豫州军主力。如此看来，前此贾逵是以少量兵力在前，主力军在后，向曹休缓缓靠近的。如此作法，也是为了避免全军与曹休一同钻入敌方布下的口袋。贾逵的作法是应当肯定的。因此，贾逵只是在第二次改变方向后，奇袭夹石，才“兼道进军”，才“疾进，出其不意”的；而在第一次改变方向，去和曹休会军途中，则是谨慎行事，分兵前后渐次行进的。总结一下贾逵援救迟缓有无的问题：在尚未兵败的曹休看来，至少是未按预定时间或未如曹休所期望的的那样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而从贾逵方面看，或自整个战场局势论，恰是对突发事态的妥当的应对之举。注1：见三国志贾逵传。注2：也曾读到《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一文，确指此贾逵所向的东关乃武昌，论述亦详尽而精当。文见宋杰著《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注3；见满宠传和蒋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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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血雨腥风的东汉末期宦祸

【披坚执锐】血雨腥风的东汉末期宦祸

【深明大义】怎样谋害董卓袁绍得了冀州, 成为关东最大的一路诸侯。此时的东边, 虽然各路大小诸侯林立, 但名义上还是听从袁绍这个盟主的。而西边的董卓方, 看起来平静得很, 其实暗流涌动, 一场谋杀案正在酝酿之中。司徒王允一直都想暗杀董卓, 只要干掉了董卓, 王允就是五府中资历最老的人了, 就该轮到他来把持朝政, 成为下一个重新分配新秩序下的最大受益者。由于王允的司徒身份是个虚职, 实力不够, 无法与董卓正面相争, 因此, 他只有采用暗杀这一种手段。王允曾经暗中联络多人暗杀董卓, 合作均没成功。主要原因在“曹操为什么刺杀董卓没成功”一篇已讲明, 是因为王允并不具备合作的条件。王允做为“乙方”角色, 在联合丙方的情况下, 却不能主动攻击甲方, 完全指望丙方去单独行动, 当然就难于成功了。可王允一直不肯放弃暗杀董卓的计划, 一定要坚持到成功, 那么, 王允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 王允继续寻找“死士”, 只要找的人够多, 说不定就会有一个脑子进了水的死士愿意和董卓同归于尽。但是, 愿意当死士的这个人, 必须是董卓身边的人, 才可能接近董卓。但天天和董卓见面的那些人是不会为王允无偿卖命的。再者, 王允找的人若太多, 则会走漏消息。因此, 受到这两个方面的限制, 王允的这一条路就显得很困难。第二条路: 王允想干掉董卓, 又不便于自己动手, 那么, 他就应该像袁绍对付韩馥那样, 自己处于丙的位置, 再找一个有条件攻击董卓的人出来充当乙的角色。这个人是谁呢? 王允找的是吕布。吕布是董卓的义子, 如果由他来杀董卓, 一定要比任何人的成功率都高。可是, 吕布为什么要杀董卓呢? 以吕布的地位, 即使杀了董卓, 也不能取代董卓的相位, 所以吕布要做这件事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王允为了促使吕布去杀董卓, 实施了貂禅连环计: 1. 王允先把美女貂禅以“女儿”的身份, 许配给吕布。吕布此时还不可能知道王允要他去杀董卓, 但一定知道王允是在主动拉拢自己。并且, 王司徒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董太尉的义子,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对大家都有好处, 看不出有任何阴谋。如果吕布不接受, 则无利无害。如果吕布接受了, 则有利无害。有什么利呢? 他可以成为王司徒的女婿, 如果娶了貂禅, 吕布就是董卓义子加司徒女婿的身份了, 这可以保证吕布成为晚辈中最有前途的一个人, 将来一定会进五府把持朝政。而且, 吕布娶了貂禅, 确实看不到有什么害处, 吕布当然是选择接受了。至此, 吕布对王允这个未来的岳父相当尊敬, 不断地和王允主动搞好关系, 二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2. 王允再把美女貂禅以“歌妓”的身份, 送给了董卓。董卓得到一个绝色歌妓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他只会认为王司徒是在主动和自己搞好关系而已。可以选择接受, 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 董卓接不接受貂禅, 就很难说得准, 因此, 貂禅的容貌在这个时候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结果是董卓接受了。 3. 王允再对吕布说: 我的女儿已被董丞相帮你接回去了, 正准备择日为你办喜事成亲。吕布高兴地回去, 却发现貂禅并不是准备嫁给他的, 而是被董卓霸占了。至此, 吕布恼恨董卓, 二人由此生怨, 貂禅再乘机与吕布偷情, 故意使董卓发现, 导致吕布失去了董卓的信任, 董卓恼怒之下, 声称要杀了吕布。吕布失去了董卓的信任之后, 如果继续与董卓合作, 可以肯定是有害无利, 如果选择与王允合作, 则是有害有利的可能性都有。在“有害有利的可能性都有”与“有害无利”这两者之间, 当然应该选择前者。所以, 吕布很被动地选择了与王允合谋, 干掉董卓。在这一局中, 促成吕布愿意杀董卓的根本原因, 还是由利益关系决定的, 并非小说中描写的仅仅只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披坚执锐】怎样谋害董卓袁绍得了冀州, 成为关东最大的一路诸侯。此时的东边, 虽然各路大小诸侯林立, 但名义上还是听从袁绍这个盟主的。而西边的董卓方, 看起来平静得很, 其实暗流涌动, 一场谋杀案正在酝酿之中。司徒王允一直都想暗杀董卓, 只要干掉了董卓, 王允就是五府中资历最老的人了, 就该轮到他来把持朝政, 成为下一个重新分配新秩序下的最大受益者。由于王允的司徒身份是个虚职, 实力不够, 无法与董卓正面相争, 因此, 他只有采用暗杀这一种手段。王允曾经暗中联络多人暗杀董卓, 合作均没成功。主要原因在“曹操为什么刺杀董卓没成功”一篇已讲明, 是因为王允并不具备合作的条件。王允做为“乙方”角色, 在联合丙方的情况下, 却不能主动攻击甲方, 完全指望丙方去单独行动, 当然就难于成功了。可王允一直不肯放弃暗杀董卓的计划, 一定要坚持到成功, 那么, 王允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 王允继续寻找“死士”, 只要找的人够多, 说不定就会有一个脑子进了水的死士愿意和董卓同归于尽。但是, 愿意当死士的这个人, 必须是董卓身边的人, 才可能接近董卓。但天天和董卓见面的那些人是不会为王允无偿卖命的。再者, 王允找的人若太多, 则会走漏消息。因此, 受到这两个方面的限制, 王允的这一条路就显得很困难。第二条路: 王允想干掉董卓, 又不便于自己动手, 那么, 他就应该像袁绍对付韩馥那样, 自己处于丙的位置, 再找一个有条件攻击董卓的人出来充当乙的角色。这个人是谁呢? 王允找的是吕布。吕布是董卓的义子, 如果由他来杀董卓, 一定要比任何人的成功率都高。可是, 吕布为什么要杀董卓呢? 以吕布的地位, 即使杀了董卓, 也不能取代董卓的相位, 所以吕布要做这件事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王允为了促使吕布去杀董卓, 实施了貂禅连环计: 1. 王允先把美女貂禅以“女儿”的身份, 许配给吕布。吕布此时还不可能知道王允要他去杀董卓, 但一定知道王允是在主动拉拢自己。并且, 王司徒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董太尉的义子,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对大家都有好处, 看不出有任何阴谋。如果吕布不接受, 则无利无害。如果吕布接受了, 则有利无害。有什么利呢? 他可以成为王司徒的女婿, 如果娶了貂禅, 吕布就是董卓义子加司徒女婿的身份了, 这可以保证吕布成为晚辈中最有前途的一个人, 将来一定会进五府把持朝政。而且, 吕布娶了貂禅, 确实看不到有什么害处, 吕布当然是选择接受了。至此, 吕布对王允这个未来的岳父相当尊敬, 不断地和王允主动搞好关系, 二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2. 王允再把美女貂禅以“歌妓”的身份, 送给了董卓。董卓得到一个绝色歌妓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他只会认为王司徒是在主动和自己搞好关系而已。可以选择接受, 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 董卓接不接受貂禅, 就很难说得准, 因此, 貂禅的容貌在这个时候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结果是董卓接受了。 3. 王允再对吕布说: 我的女儿已被董丞相帮你接回去了, 正准备择日为你办喜事成亲。吕布高兴地回去, 却发现貂禅并不是准备嫁给他的, 而是被董卓霸占了。至此, 吕布恼恨董卓, 二人由此生怨, 貂禅再乘机与吕布偷情, 故意使董卓发现, 导致吕布失去了董卓的信任, 董卓恼怒之下, 声称要杀了吕布。吕布失去了董卓的信任之后, 如果继续与董卓合作, 可以肯定是有害无利, 如果选择与王允合作, 则是有害有利的可能性都有。在“有害有利的可能性都有”与“有害无利”这两者之间, 当然应该选择前者。所以, 吕布很被动地选择了与王允合谋, 干掉董卓。在这一局中, 促成吕布愿意杀董卓的根本原因, 还是由利益关系决定的, 并非小说中描写的仅仅只是为了争一个女人。

【资料】(2016.06.19)日本TO記30周年展-EX邪神洛基

【披坚执锐】袁绍之败曹操冒充蒋奇，以身试险，亲入敌后，做最后的殊死搏斗，终于烧尽了袁绍的粮草。但这仅仅只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转机，还并没有获得胜利的决定权。袁绍醉卧中惊醒，魂都吓掉了，怎么办？必须临时作出应急决策。已知条件是：这么多兵马只要三天没有吃的，就一定会分崩离析。所以，此时的最佳选择就为：必须抢在军心涣散之前，利用现有的兵力优势把曹操方彻底消灭干净！如果能够得逞，则袁绍方依然还是最后的胜利者！所以，袁绍也不能拖了，他也被逼到了“若不能侥幸取胜，就必定坐着等死”的局面上了。不得不倾其所有孤注一掷，与曹操赌命，做最后的殊死搏斗。但是，袁绍的盲点为：曹操的主力究竟在哪边？ 1. 在袁绍的前面，曹营里。 2. 在袁绍的后方，乌巢附近。袁绍不知道敌人的位置，所以他无论选择打哪边都是可以的，这个不为错，因为你不知道嘛！那就只有赌，赌对了是运气好，赌错了也很正常。袁绍力排众异，坚决攻击前面的曹营。事实证明，这个方向是赌错了。但是，在决策上，袁绍并没有什么错，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略倾向于理性的。这是因为：当猜不中“两种结果”的时候，可以按“两种结果所分别产生的利润”来倒推。 1. 打后方乌巢。在打赢的情况下，只能消灭来偷袭的部队。消灭之后，还要再次费力，攻击曹营。 2. 打前方曹营。在打赢的情况下，可以消灭、占领曹营，导致偷袭部队无家可归，围在里面必被打死！也就是说，打后方乌巢最好的结果，不一定全胜，只有半胜。而打前方曹营最好的结果，乃是全胜。在这一局的决策中，袁绍不先打乌巢，直攻曹营，从策略上讲，完全正确无误！他派张郃率兵去打曹营。结果，张郃没有攻下来，而曹操又已经带着他的五千精兵回来了，这样，里应外合，夹着张郃打。张郃回去害怕袁绍杀他，而曹操封张郃为偏将军，那么，张郃该怎样选呢？当然投降是正选。曹操对张郃说，你真是我的韩信啊！这样，张郃一反水，派来打曹操的人，却变成了曹操的人。从这个时候起，袁绍大势已去，曹操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强势方，夺得了主动权。在这一回合中，袁绍的决策既然没有问题，那么，他究竟是败在哪儿呢？ “决策”的下一个环节是“执行”。决策的要领在于“正”，执行的要领在于“狠”。既然决策是正确的，就应该去狠狠地执行！要坚决执行到位！袁绍派张郃去执行，错误的！当曹操烧了他的粮草时，双方都没有粮了，袁绍的持久优势瞬间消失。而在兵力上，袁绍的多，曹操的精，各有长处。以纯粹的战斗力论：要么双方是均势，要么袁绍还略有占优。总之，曹操并不占便宜。双方都迫使自己必须在三天内消灭对方。那么，到了这个最后的“赌命”阶段，取胜就靠“或然率”（即天意）。其中，谁的执行力更强硬，谁就更占优！我们假如张郃坚决地执行下去，那么，可以肯定曹操没有好日子过！张郃就算拼到全军覆没，全部死绝，那曹操也几乎快完蛋了，总比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打袁绍要好。可张郃凭什么要非理性地选择拼死呢？前面我们说过，人的主观愿望都是为了收益，不是为了亏损。当人有多个选择的时候，千选万选，都会拣自己认为好的选，不会往火炕里跳。这是常态。张郃作为一代名将，高级技术人才，走哪都是吃香的。现在：他回去，袁绍要杀他；他投降，曹操给他加官。他当然要选择投降。所以，张郃投降，责任还是在于袁绍。当袁绍和曹操誓要决一死战，以命相搏的时候，袁绍不该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会真的为他卖命送死。不合人性的逻辑，就是一个天大的漏洞！袁绍最正确地做法应该是：拼了一死，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也和曹操一样，亲征！带头死战！这个选择不一定赢，（因为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但当时曹兵已经分散了，赢面应该还是比较大的。），但这个选择是唯一不吃亏的！对手已经勇敢地押进去了，你也必须押进去，无论输赢，都是在扼制对手，总之，决不能让他轻易占优！！！变数如下： 1. 说不定一鼓作气就拿下了曹营。 2. 或许拼到最后，十分艰难地拿下了曹营。 3. 或许真的技不如人，最后被打败了。就算是被打败了，也必须尽最大气力狠狠地赌上这一把！否则，后面连赌命的机会都没有了！再者，无论怎样，若袁绍带头死战，总不至于发生像张郃那样，还没有大规模火拼就已经投降了的事情。（这是对袁绍最致命地一击。）所以，在这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中，袁绍输在了“执行力”上。凡是“搏命”，在决策没有大的错误的情况下，执行力越强越狠则越占优！对于袁绍来说，他必须实施最最强硬的执行力才不至于白吃亏。而袁绍军方，最最强硬的执行力，来自于他本人这个最高统帅，并不是其他任何将领。他无论派哪个将领去，都不是实施的最最强硬的执行力！只有他去！但是他没有去。错就错在这一步软招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他这个“帅”，没有拿出来用，闲置在家里憋死了，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已致功败垂成，无力回天，铸就了曹操千古英名。

【深明大义】袁绍之败曹操冒充蒋奇，以身试险，亲入敌后，做最后的殊死搏斗，终于烧尽了袁绍的粮草。但这仅仅只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转机，还并没有获得胜利的决定权。袁绍醉卧中惊醒，魂都吓掉了，怎么办？必须临时作出应急决策。已知条件是：这么多兵马只要三天没有吃的，就一定会分崩离析。所以，此时的最佳选择就为：必须抢在军心涣散之前，利用现有的兵力优势把曹操方彻底消灭干净！如果能够得逞，则袁绍方依然还是最后的胜利者！所以，袁绍也不能拖了，他也被逼到了“若不能侥幸取胜，就必定坐着等死”的局面上了。不得不倾其所有孤注一掷，与曹操赌命，做最后的殊死搏斗。但是，袁绍的盲点为：曹操的主力究竟在哪边？ 1. 在袁绍的前面，曹营里。 2. 在袁绍的后方，乌巢附近。袁绍不知道敌人的位置，所以他无论选择打哪边都是可以的，这个不为错，因为你不知道嘛！那就只有赌，赌对了是运气好，赌错了也很正常。袁绍力排众异，坚决攻击前面的曹营。事实证明，这个方向是赌错了。但是，在决策上，袁绍并没有什么错，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略倾向于理性的。这是因为：当猜不中“两种结果”的时候，可以按“两种结果所分别产生的利润”来倒推。 1. 打后方乌巢。在打赢的情况下，只能消灭来偷袭的部队。消灭之后，还要再次费力，攻击曹营。 2. 打前方曹营。在打赢的情况下，可以消灭、占领曹营，导致偷袭部队无家可归，围在里面必被打死！也就是说，打后方乌巢最好的结果，不一定全胜，只有半胜。而打前方曹营最好的结果，乃是全胜。在这一局的决策中，袁绍不先打乌巢，直攻曹营，从策略上讲，完全正确无误！他派张郃率兵去打曹营。结果，张郃没有攻下来，而曹操又已经带着他的五千精兵回来了，这样，里应外合，夹着张郃打。张郃回去害怕袁绍杀他，而曹操封张郃为偏将军，那么，张郃该怎样选呢？当然投降是正选。曹操对张郃说，你真是我的韩信啊！这样，张郃一反水，派来打曹操的人，却变成了曹操的人。从这个时候起，袁绍大势已去，曹操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强势方，夺得了主动权。在这一回合中，袁绍的决策既然没有问题，那么，他究竟是败在哪儿呢？ “决策”的下一个环节是“执行”。决策的要领在于“正”，执行的要领在于“狠”。既然决策是正确的，就应该去狠狠地执行！要坚决执行到位！袁绍派张郃去执行，错误的！当曹操烧了他的粮草时，双方都没有粮了，袁绍的持久优势瞬间消失。而在兵力上，袁绍的多，曹操的精，各有长处。以纯粹的战斗力论：要么双方是均势，要么袁绍还略有占优。总之，曹操并不占便宜。双方都迫使自己必须在三天内消灭对方。那么，到了这个最后的“赌命”阶段，取胜就靠“或然率”（即天意）。其中，谁的执行力更强硬，谁就更占优！我们假如张郃坚决地执行下去，那么，可以肯定曹操没有好日子过！张郃就算拼到全军覆没，全部死绝，那曹操也几乎快完蛋了，总比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打袁绍要好。可张郃凭什么要非理性地选择拼死呢？前面我们说过，人的主观愿望都是为了收益，不是为了亏损。当人有多个选择的时候，千选万选，都会拣自己认为好的选，不会往火炕里跳。这是常态。张郃作为一代名将，高级技术人才，走哪都是吃香的。现在：他回去，袁绍要杀他；他投降，曹操给他加官。他当然要选择投降。所以，张郃投降，责任还是在于袁绍。当袁绍和曹操誓要决一死战，以命相搏的时候，袁绍不该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会真的为他卖命送死。不合人性的逻辑，就是一个天大的漏洞！袁绍最正确地做法应该是：拼了一死，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也和曹操一样，亲征！带头死战！这个选择不一定赢，（因为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但当时曹兵已经分散了，赢面应该还是比较大的。），但这个选择是唯一不吃亏的！对手已经勇敢地押进去了，你也必须押进去，无论输赢，都是在扼制对手，总之，决不能让他轻易占优！！！变数如下： 1. 说不定一鼓作气就拿下了曹营。 2. 或许拼到最后，十分艰难地拿下了曹营。 3. 或许真的技不如人，最后被打败了。就算是被打败了，也必须尽最大气力狠狠地赌上这一把！否则，后面连赌命的机会都没有了！再者，无论怎样，若袁绍带头死战，总不至于发生像张郃那样，还没有大规模火拼就已经投降了的事情。（这是对袁绍最致命地一击。）所以，在这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中，袁绍输在了“执行力”上。凡是“搏命”，在决策没有大的错误的情况下，执行力越强越狠则越占优！对于袁绍来说，他必须实施最最强硬的执行力才不至于白吃亏。而袁绍军方，最最强硬的执行力，来自于他本人这个最高统帅，并不是其他任何将领。他无论派哪个将领去，都不是实施的最最强硬的执行力！只有他去！但是他没有去。错就错在这一步软招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他这个“帅”，没有拿出来用，闲置在家里憋死了，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已致功败垂成，无力回天，铸就了曹操千古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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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坚执锐】徘徊汉魏间——小议荀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