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此怀悲戚的个人资料

张大可：建国三十五年来《史记》研究综述　　建国三十五年来，学术界对《史记》的整理和研究极为重视。粗略统计，撰写史记论文和论著的作者累计一百八十余人，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有八百余万字。这是任何一部历史名著的研究所不可比拟的。　　一　　从总的情况看在出版读物中，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对《史记》进行多层次的整理和评价，成绩显著。在整理出版方面，出版了多种普及性、学术性选本，对《史记》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专著象陈直的《史记新证》，贺次君的《史记书录》，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点校本《史记》，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对《史记》原文及“三家注”作了全新的断句、标点和分段整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新点校本不仅给广大读者提供了精善的读本，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是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史记》整理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建国三十五年来，国内近百种报刊及大学学报发表了三百余篇《史记》论文。旧时代传统的《史记》研究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其研究方法是罗列材料，引证甲说乙云，缺少新意，对《史记》所熔铸的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研究十分零碎，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探索。而建国以来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从学术研究的方法上，还是从内容和水平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二　　三十五年来《史记》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５１到１９５７年为第一阶段，文史工作者开始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方法研究《史记》，但有关论文多为对《史记》的一般性评介，且有拔高司马迁思想的倾向，如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等。但这个时期，由于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思想活跃，有良好的争鸣气氛，提出了许多新问题。１９５５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六期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发起了一场围绕司马迁生卒年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在解决司马迁生卒年上没有形成定论，但以此为契机带动了《史记》研究的开展。郑鹤声、季镇淮两先生对司马迁行年和传记的研究，陈直先生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两先生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齐思和先生对《史记》产生历史条件的研究，程金造先生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都独具新见，另外翦伯赞、金兆梓、荣孟源、汪籛、高亨、尚钺、吴晗等前辈都撰写了通俗性的评介论文，也大大推动了《史记》的研究工作。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５年底是《史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开始对《史记》进行综合研究，也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１９６２年程金造先生在《文史哲》第五期发表《〈史记〉“正义”“索隐”关系证》一文，继续就三家注的关系问题与黄烈先生展开争论。程文列举十例证明三家注中《正义》对前出的《索隐》是进行了疏通的，从而解决了清代学者钱大听所提出的“二书不相称引”的疑案。这对于考证司马迁的生年以及对三家注的评价都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期文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史记》放在产生它的广阔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司马迁与班固》和《史记新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把唯物史观与丰富史料相结合，研究司马迁思想。传统的观点是马班并提，《司马迁与班固》一书研究了两汉历史及史学的发展，正确地指出了司马迁的《史记》是“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的，拿出的是“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进步的异端思想，即人民性的成分；而班固的《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的，只是把两汉的历史写出来，“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妥贴讲通”，维护汉室的正宗思想。所以无论从体裁的创造上，还是历史的识见上，班固都不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史记新论》是与《司马迁与班固》蝉联完成的姊妹篇，１９８１年求实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上溯西周共和以来七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探索《史记》的写作背景，第一次将司马迁自己揭示的《史记》要旨三题，即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了贯通的评述。

曹道衡:汉代的“经今古文学” 　　凡是研究我国古代典籍的人，不论从事文学、历史、哲学或语言文字等学科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十三经”，而只要涉及这些儒家的“经典”，就会遇到一系列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尚书》，《左传》、《周礼》等书就存在着真伪问题与成书年代的争论；《诗经》也存在着对《毛传》以及许多首诗的篇义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确因各家所据材料及个人观点不同引起的；有些则主要是门户的偏见。例如：从西汉末年以来时起时伏的“经今古文之争”，就属于后一类。这种争论说来似乎无聊，却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以致我们今天不能不对此作一番简要的叙述。　　什么是“今文”和“古文”　　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大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年来出土的楚国竹简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曰“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名之曰“古文”。　　在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那就是“隶书”。在案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等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所谓“今古文”的区别，在其本来意义上说，只是字体不同。那些传授“经典”的人所持底本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家”，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家”。　　“今古文之争”的由来　　“今古文”既然只是两种不同的字体，开始当然不存在什么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而且从本质上说，“今文家”和“古文家”也不可能有截然的区别。举例来说，传《诗经》的今文家有齐、鲁、韩三家，像申培、辕固生和韩婴所用的经文虽是“隶书”，但据《汉书·艺文志》说，《诗经》所以“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他们的故乡在秦以前均属六国故地，而他们的祖先或老师是否当过秦博士，已无可考，至少他们的《诗经》底本，已是口耳相传，经历了好几代，至于最先的本子究竟是籀文还是六国古文所写，已难确考。即使他们祖先或老师有一个籀文或隶书的写本，然其根据大约也是古文本。因为《诗经》开始时主要在六国境内流行。传《春秋》的今文家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像《公羊传》是齐人公羊子（颜师古注：“名高”）作。但在汉代传《公羊春秋》较早的经师却是景帝时博士胡母子都。（见《汉书·儒林传》）那么《公羊传》的成书当在景帝以前，而《公羊传》中也常引“公羊子”的话。即使此书是汉初或秦代人作，但《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这一学派在初起时所据的《春秋》，也必然是古文本。至于“古文家”，其实也只指所据底本而言。因为到了汉代，一般人久已不识先秦古字，古文经师自然也不可能叫弟子们完全照古文去缮写经籍。《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又如《左传》的流传，早在汉初张苍、贾谊时已有，只是未立学官，在民间传授。那些经师教弟子，也未必要求仍据六国时古字缮写。所以“今文”和“古文”之间，本来不会有什么截然分隔的鸿沟。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实际上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其起因则在于刘歆向朝廷建议为“古文经”设立学官。刘歆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那些身居官职的“今文家”抱残守缺，不愿让“古文经”列于学官，使人们得到学习的机会。这篇文章在当时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但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们都是今文家，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学“今文”经得官的。据《汉书·刘歆传》记载，刘歆此文因“其言甚切”，“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从此刘歆就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几年以后才回去。

芝麻通鉴　　盖吴人以芝麻点茶，鬻者必以纸裹之。有一鬻家，藏旧书卷，旋摘为用。市人有得所授，积至数页，视之乃《通鉴》也。遂取以熟读，每为人谈。或扣其蕴，则曰：“芝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　　——《笔记小说大观》　　吴人用芝麻点茶，出售的芝麻一定用纸包好。有一个卖芝麻的人，收藏几卷旧书，就随手摘下书页来包芝麻。有个顾客得到了包芝麻的书页，积攒了几张后，取出一看，原来是《资治通鉴》于是拿来反复阅读，还常常给人家谈起。有人问他前因后果，他便说：“包芝麻的纸上只写了这么多，其余的情况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袁国庆）

韩兆琦: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谈《史记》三家注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前１４５—９０？）所写的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杰出的文学著作。它的原名叫《太史公书》，从东汉后期开始，被人们叫成《史记》。　　关于《史记》的注本，最有名的是“三家注”，即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注本。　　给《史记》作注，早在东汉时就开始了。当时有个人叫延笃，曾作过《史记音义》一卷，还有不知什么人曾作过《史记章隐》五卷。这些书早已失传。到了晋代，中散大夫徐广又作了一部《史记音义》，裴骃的《史记集解》就是在徐广这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扩充起来的。随着《集解》的流行，徐广的《音义》也不久就失传了。　　裴骃《史记集解》　裴骃，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东北）人，字龙驹，官至南中郎参军。其父裴松之，是有名的《三国志注》的作者。裴駰所以要作《史记集解》，是因为他嫌徐广的《史记音义》太简略，因此他这部书除基本上都引入了徐广的旧说外，还广泛地吸取了前人对《史记》有关诸书的研究成果，如贾逵、服虔、杜预给《左传》作的注，如淳、张晏给《汉书》作的注，韦昭给《国语》作的注，高诱给《国策》作的注，孔安国、何晏给《论语》作的注等等。由于他是兼采诸家，并下己意，所以他称自己这部书为“集解”。凡用前人的旧注，一律引出原作者的名字，一丝不苟。　　裴骃在为《史记》作注时，一般是谨守着“注不破经”的汉儒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这与后来的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恰成鲜明对照。当《史记》叙事出现明显错误时，裴骃也往往只是客观地引出他说，而自己不下按断。如《鲁仲连列传》叙邯郸解围之后说：“其后二十余年，燕将攻下聊城……齐田单攻聊城。”这时《集解》引徐广曰：“按年表，田单攻聊城，在长平后十年也。”《集解》只在极其个别的情况下正面订正《史记》原文的谬误，如《楚世家》写太子商臣想摸清楚王是否真想废弃自己时，其傅潘崇给他出主意说：“享王之宠姬而勿敬也。”这时《集解》说：“姬，当作妹。”这是裴骃根据《左传》杜预注得出的结论。《左传》记潘崇这句话是：“享江芈而勿敬也。”杜预注：“江芈，成王妹，嫁于江。”　　《集解》的主要缺点仍是简略，也有不少错误。如《吕后本纪》：“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集解》引张晏曰：“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明人董份驳之曰：“六乘传者，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传赴，不多备耳，张说非是。”　　继裴骃《集解》后，齐、梁时期的邹诞生又撰有《史记音义》；到了唐代的贞观年间，刘伯庄又撰有《音义》二十卷。前者“音则尚奇，义则罕说”；后者“音乃周备，义则更略”。真正能够上继裴骃的《集解》，而在《史记》研究中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司马贞《史记索隐》　司马贞，唐开元间人，曾为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后来又作过润州别驾。　　《史记索隐》的体例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相似，它既为《史记》的原文作注，同时又为裴骃的《集解》作注。如《屈原贾生列传》：“《易》曰：井渫不食，令我心恻。”《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污泥也。”《索隐》曰：“向秀，字子朗，晋人，注《易》。”　　司马贞学识广博，才情横溢，他不守汉儒“疏不破注”的旧例，他攻驳、纠正了裴骃《集解》的许多错误。如《东越列传》：“令诸校屯豫章梅岭以待命。”《集解》引徐广曰：“（梅岭）在会稽界。”《索隐》曰：“徐广云在会稽，非也。今按，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厓山足，当古驿道。此文云‘豫章梅岭’，知非会稽也。”又如《晋世家》：“荀林父将中行，先縠将右行，先蔑将左行。”《集解》引杜预曰：“三行无佐，疑大夫帅也。”《索隐》曰：“据《左传》，荀林父并是卿，而云‘大夫帅’者，非也。不置佐者，当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备耳。”这些都是极中肯綮，确定不移的。司马贞不仅攻驳徐、裴旧注，亦且攻驳司马迁《史记》原文，对原文提出辨正。如《儒林列传》：“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索隐》曰：“按，后之记者失辞也。按《家语》等说，云孔子历聘诸国莫能用，谓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纵历小国，亦无七十余国也。”发语警辟，使人耳目一新。